同样的罪过，
为什么一个得到宽恕，
而另一个却罚？
同样的人，
为什么一个站着，
而另一个却不？
――E.Annie Proulx:《船的消急》
1992年夏天，当我在乳房上感觉到一个硬节时，我没采取任何措施，只是在心理上欺骗自己，在行动上顺其自然。多少个不眠之夜，我辗转反侧地想：好好过吧，谁知道你还能活多久？
死神要来了，我更加热爱生命，更加爱我的亲人，我贪婪地向生活索取着，爱情、享受，我尤其痴迷我的孩子们。虽然，我也担心这种过分的爱会让他们察觉到秘密，
但我还是这样做，我实在无法控制自己，我任由情不自禁的爱和享受来填满余生的分分秒秒。
冷静下来，我也去找一些资料和书籍，希望通过它们，也许能得到一些对自己的帮助。我找到一本书：《我得了癌症――怎么办？》，作者是吉泽拉・弗里伯一吕灵。
在书中她介绍了一种玛丽亚・特雷本的草药疗法。像弗里伯一吕灵女士一样，我也全神贯注地阅读玛丽亚・特雷本的书。
作为一个接受过护士培训、在医学上已受过熏陶的人，我心里很明白：“这么简单就治好癌症当然是不可能的，但尝试一下那些草药，肯定没坏处。”我给自己储存了大量的草药，完全变成了一个草药依赖者。在所有的草药中我十分信服玛丽亚・特雷本推荐的瑞典苦菜的作用，我每天都吃。通过这种方式，我至少还有一种感觉，无论有没有用，我总是采取了一些治疗措施。
对外一切都照旧，我继续扮演着公主。虽然丈夫对我突然对草药的热爱感到奇怪，但他觉得草药毕竟是一种好东西，也就没说什么。没人觉察到我内心的煎熬，甚至自己都没觉察到。直到1994年夏天，实在坚持不下去了，我才知道，这种排斥和隐瞒行为耗尽了我的精力。现在我很清楚，要是1992年我去看医生，就可以免除所有一切的后果，因为那样我的病就会像我母亲的那样痊愈。另一方面我却坚信，一切就应该是这样的，这样做也有这样做的意义和好处。
我乳房上的硬节越来越大，尽管我努力不去管它。
就连在我丈夫面前，在最隐秘的时刻，我都成功地隐瞒住了。直到1993年冬天，我都还没感觉到痛苦，以致于我有时就认为这一切只不过是一场恶梦而已。
事情严重起来是在1993年的一次滑雪旅行中，一辆雪地赛车把我撞了。这次滑雪事故造成的后果是我无法再正常行走了。我的膝盖处总是痛，吃止痛药也没有用。
就连我自己也没有料到，剧痛的原因并不是那次滑雪事故留下的后遗症，尽管我已有了不样的预感。
我走路越来越不稳，多次摔跤，或脚下踉跄，状况越来越糟。由于长期服用止痛药，我变得越来越虚弱，总是昏昏沉沉的。家里人和许多朋友一再送我去看一位矫形外科医生。这位医生给我的膝盖拍了片子，什么也没发现，他推测是韧带撕裂。他开的所有药当然不怎么管用。
这种状况从1月一直持续到6月底，直到我丈夫哈尤决定换一个医生。新的矫形外科医生要有经验得多。当他看我走路时，他说：“您知道吗，如果您的疼痛是来自膝盖，我会感到十分奇怪，因为您的步态在保护您的髋部，我认为您的髓部可能有问题。”
他让我做了一次髋部X光检查。在这张片子上可以看出，我的大腿骨的一大部分就好像被腐蚀了一样。
我感觉到，他完全惊呆了，他几乎什么也没说。他建议我第二天进一步做放射检查，以便确定骨骼的病情。
第二天，我按照约定的时间去了，那是1994年7月
5日，一个星期二。我现在还能准确地回忆起那天在去做检查路上的感觉。那天是一个美好的、炎热的一天，我却对即将来临的灾难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仿佛走向一条幽暗的隧道，隧道的尽头，有一缕明亮的光线。这位放射线医生的诊室位于一座60年代建的楼房的地下室，一进去就让我打了一个寒噤，这种经历我后来和许多做放射线检查的病员都有过。还有第二个也这么糟的地方：放射室。
还有那位放射医生，一个中年的、非常刻板、冷漠的人，我也不喜欢。我的矫形外科医生与他相反，是一个十分活泼、富有同情心、有魅力的人，对比的悬殊，更让我感觉到这两位医生的差别。从那以后，我得出了经验，在职业上与癌症病人打交道的医生或总是看到人类痛苦的医生，总是用冷漠来当自己的保护牌。他恰好是在病人最需要人类的温暖和亲近时，与病人保持感情上的距离，或在不经意间对病人流露出冷漠。
这位放射医生与我进行了短暂的交谈，告诉我他要做哪些检查，我得到一份X光造影用溶剂，3个小时后一位放射医生助理做出了放射片。他们让我在走廊里等了半个小时，然后一个医生把我叫进了诊室。他根本没有兜圈子，而是直接告诉我，他在我全身的骨头上都发现了转移――他这祥说，这些转移的癌细胞肯定是从一个原发病灶来的，但他还没有找到这个原发病灶。我现在得马上去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
因为他在整个或简短的谈话中根本没有看我，让我有了一种不真实的感觉。我想，他说的不是你。因为我几乎没有反应，也没哭。我对他说的一切就是：“但是，我有两个小孩儿。”
他说：“那么，您现在就得去做点儿什么。”他给了我两根拐杖，因为他认为我的大腿骨有极大的折断的危险，我可以回家了。
回家时，孩子们还在幼儿园和学校。静静地躺在花园的阳光下，我才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眼泪涌了出来，我抱怨命运，我一再问自己：“为什么是我？”“为什么现在？”“我现在该怎么办呢？”关于病情的严重程度我还不知道，我已决定从现在开始公开一切事情，并寄予希望。
我不由得一次次地想起我的两个孩子，那时他们一个3岁，一个7岁，无论如何我不想丢下他们。同时我也意识到，是我自己使自己陷入了这种状况，这一瞬间突然清醒了，我认识到我的行为对自己、对我的孩子们、对我的丈夫是多么的不负责任。
我的丈夫在瑞士的一家大联合企业做事，只在周末才回到慕尼黑的家。我给他打电话，但没找到他，就给我的父母打去电话，我非常需要人说说话。母亲不在家，是父亲接的电话。我尽可能小心翼翼地把一切事情都告诉他，他震惊得说不出话来，只是结结巴巴地说等我母亲一回来就马上打电话过来。很快我就联系上了我的丈夫，他正在开一个为期两天的管理部门会议。他的反应完全
不同，非常轻松地对我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们一起去战胜它。”事后我才知道，他当时表现出的勇气要比他身上实际有的勇气多得多。
他告诉我他会马上回家，我顿时感到轻松了不少，我可以把事情交到他手上了。
丈夫很久以后才告诉我，在我放下电话后，他马上首先给我的矫形外科医生打了电话，然后又给我一个当医生的非常要好的朋友打了电话，又给一个很有名的外科医生朋友的妻子打了电话，她本人也是医生。
这三个人都向他保证，情况不会太严重。矫形外科医生向我的丈夫解释说，由于大腿骨有骨折的危险，必须马上动手术，他已经为我预约了一个医院床位。
那位当外科医生的朋友在一家大医院做事故抢救外科医生，我丈夫与他的妻子通完话后就与她约定，我们第二天到她丈夫的医院作一次全面检查，并带上X光片。
我丈夫在与这些人通过话后他原本的乐观主义精神丧失了很多，尽管他并没有马上向我承认这一点。他向他的上司作了汇报，他的上词表现得很大度，马上让他回家来。
我从学校和幼儿园接回了孩子们，度过了一个“平常”的下午。我母亲给我打来电话，她鼓励我，对整个事情只是轻描淡写。然后她问我，如果我第二天必须得去医院，孩子怎么办。我向她解释：“我会把钥匙交给老大，
这样他放学后就可以自己进家门；老二从幼儿园放学时，我们已经从医院回来了。”
母亲什么也没说，但第二天早上就坐上了从威斯特法伦直飞慕尼黑的飞机。
晚上，丈夫回来了。我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我们两人都很清楚。我们到目前为止的生活就要面临崩溃了。
我们和孩子一起度过了一个在我记忆中非常亲密的晚上，尽管有了白天发生的事情，或者也正是因为白天发生的事情。
第二天早上我们去拿诊断结果，早早就动身去了医院。
在医院接待我们的是朋友的助理医生，我们的朋友还在进行手术。助理医生是一个热心的年轻人，他已经得知了情况，并做好了准备。此外我们还得知，我们的朋友已经动员了整个医院，以便原本还要过好几天才能进行的检查在今天一天就都做完。
年轻的医生首先观察了一下诊断结果。尽管他是擅长事故抢救的创伤科医生，他还是根据放射科医生备注的文字向我们解释这些片子。
X光片在白色底板上用黑影显示出人体，也就是我的身体的模糊的轮廓。放射科医生在我的身体上用红笔标出了他判定的细胞病变的位置。
实际上红笔标出的位置在我身体上到处都有，除了四肢的外部。红色的标记在大腿骨、髋部、脊柱、头部和
肋部尤其密集。放射科医生在他附着的文字诊断中推断，原发病灶很可能在乳腺。至于是不是乳腺癌，只有医院检查后才可以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