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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利党议员威廉·格拉斯顿，发表了一篇其职业生涯中重要的演说，指责鸦片贸易。格拉斯顿的热情来自于个人对鸦片危害性的认识。他亲爱的妹妹海伦，24岁，因为病痛接受鸦片酊的治疗，渐渐对这种万灵药上了瘾。后来她对鸦片酊的依赖被公开了，并且成为敬畏上帝、憎恨毒品和滥用鸦片酊的维多利亚时代英格兰的一桩丑闻。在做这番演说的时候，他是刚刚从意大利看望妹妹回来——她在那里接受戒毒治疗，但没有成功。演讲之后，他感到情绪低落，但很快就恢复过来，参加到国会的辩论中来。
再来说说陆军大臣麦考雷。他敦促将对华战争升级，他说：
“我请求申明我最真诚的愿望，这场最正义的争论将会有一个胜利的结局，这不仅将鼓舞英国人的士气，而且英镑的名气也将得到提升。”【11对此，格拉斯顿这样反驳道：
他（麦考雷）是否知道走私到中国的鸦片全部都来自英国的港口、孟加拉和孟买全境？难道我们不应该采取什么限制性措施来制止这种非法贸易？我们只要阻止走私船只的航行…如果我们阻止孟加拉出口鸦片，摧毁伶何（广州附近）的窝点，遏制马尔瓦（Malwa，印度一个省）种植鸦片，并且对那些参与此事的人予以道德的谴责，我们肯定可以大大削弱这种贸易，即使无法彻底根除。
他们（中国政府）警告你们放弃走私贸易，你自己不愿停止，他们便有权把你们从他们的海岸驱逐，因为你固执地坚持这种不道德的残暴的贸易……在我看来，正义在他们（中国人）那边，这些异教徒、半开化的蛮族人，都站在正义的一边，而我们，开明而有教养的基督徒，却在追求与正义和宗教背道而驰的目标……这场战争从根本上就是非正义的，
这场处心积虑的战争将让这个国家蒙上永久的耻辱，这种耻辱是我不知道，也从来没有听说过的。现在，在贵族老爷（麦考雷）的庇护下，我们的国旗成了海盗的旗帜，她所保护的是可耻的鸦片贸易。1】
巴麦尊在下议院发表了演讲，对其予以驳斥。他指责中国鸦片泛滥，其罪在购买者，而不在出售者。“这些中国人心甘情愿地购买其他人心甘情愿出售的东西，如果我提议增加海军预算，添加几艘巡洋舰……目的是为了维护中国人的道德观念，下院将会对我说些什么呢？”121巴麦尊还说，如果英国停止向中国出售鸦片，那么土耳其和波斯就会兜揽这个生意，把鸦片卖给几百万
“心甘情愿”购买的中国人。巴麦尊在演讲中还引用了他最近接到的一份请愿书中的话，这份请愿书就是由查顿拟定、同行们联名的那份：“除非政府的政策能够得到强有力的执行，否则对华贸易就得不到生命和财产的安全保证，也无法给英国带来荣誉和好处。”巴麦尊的现实主义击碎了格拉斯顿的道德谴责。皮尔反对政府发动鸦片战争的投票在下议院以262票对271票告败。
巴麦尊在加尔各答准备对中国发动战争，这个消息在1839年3月被泄漏给了英国的媒体。《泰晤士报》宣布：“向中国宣战。”英国主战派放飞了一个实验性的气球，大力鼓吹通过战争让中国臣服，迫使它接受英国的统治，中国将是英国王冠上一块巨大的宝石等等论调。《孟买通讯》也就此勾勒了对未来的幻想，许多人相信这将带来丰厚的回报：“想想看，太阳和月亮的儿子（中国皇帝）将成为我们政府的资助人，每年给我们50万，而只要一位英国大臣处理他的事情就可以了。”天子将成为又一位顺
从的马哈拉雅（Maharajah）或者阿加汗（Aga khan）。如果说印度是英国的金矿，许多人希望中国成为英国的白金矿床。这种自我陶醉是家长政治和对利润追逐的一个混合体。
在辉格党摆脱了不信任案后一个月，1840年4月，“中国问题”又在下议院引发了一场辩论。反对党议员詹姆斯·格拉汉爵士参加了这场对首相在备战过程中的所作所为所进行的激烈押击，但是他并没指责战争本身。议会并没有在战争这一问题本身上发生分歧，但是，对于如何进行这场战争，托利党做了一番凶猛的攻击。他们注意到公众的情绪，意识到如果采取一种和平主义的立场将会削弱本党的势力，以后也无法掌权，因为迈尔本的政权正在动摇，看来托利党很快就可以掌权。格拉汉对外交部进行了格外恶毒的抨击，认为他们在商馆被围困以及林则徐缴没鸦片期间，任由义律滥用职权。格拉汉说，禁止英国同中国进行鸦片贸易，但却允许美国等其他国家抢走英国的生意，使得国库每年损失了几百万美元的鸦片税收，这是不公平的。
格拉汉对议会进行了长达三天的连篇累牍的指责，却对鸦片贸易本身的道德问题充耳不闻，只有格拉斯顿仍然在为鸦片的毒害而深感忧虑，他再次强调了商业利益和侵略主义背后的丑恶。格拉斯顿指出，每个人都知道这种毒品能使人上瘾，并能够摧毁人的一切。中国禁止并没收鸦片并不是侵犯英国的权威或者损害了其财政收入，而是行使中国主权的正当行为；对印度进行的军事准备，格拉斯顿感到非常震惊，再三重申他此前的言论，断言他们将挑起“一场从根本上就是非正义的战争，这场处心积虑的战争将给这个国家蒙上永久的耻辱。”1
看起来，格拉斯顿当首相会比做一个预言家要好得多，他在走向一个将会扼杀他冉冉上升的职业生涯的危险方向，他甚至对
中国人在广州饮用水源头的水井投毒表示支持，认为那是为了驱逐鸦片商人所采取的正当手段。但是托利党站在另一边，他们认为军事行动在公众的头脑中已经生根了。格拉斯顿当机立断，要求立即停止印度的军事准备。
巴麦尊的回答是，格拉汉指责政府处理中国问题不力，但那与政府在处理上是否失误毫不相干，其目的完全是为了推倒辉格党政府，因为辉格党只占有微弱多数。他还说，格拉汉的指责表面上是对一个无能政府的正义押击，实际上是明目张胆的夺权。巴麦尊指出，中国反对鸦片贸易的真正原因是财政，与道义或健康没有关系。他强调，中国政府允许在自己国家种植鸦片，但是这位外交大臣没有指明：与印度运输的鸦片比起来，那些在庭院里种植的鸦片简直微乎其微。巴麦尊说，中国真正关心的是：为了支付鸦片，大量白银从中国流到了英国。他的这番话彻底抵制了格拉汉的反对提案，托利党也没有取得胜利——只得了9票。
这番辩论在上议院也进行过。站在人数少得可怜的少数派的立场上，斯坦贺布议员重复了格拉斯顿旗帜鲜明的观点，谴责鸦片贸易，谴责政府对此所采取的默许态度。但是，同一党派的威灵顿公爵却站在与格拉汉相反的立场上。这位70多岁的滑铁卢英雄仍然坚持好战立场；这位“铁腕公爵”年岁已高，但并没有因此心慈手软，他曾投票反对解放天主教徒和扩大投票权，即使心脏病发作也没有让这位老兵心中的火焰熄灭。他在上议院议员中站起来发表了一篇演讲，赞扬义律在拯救广州的英国国民时勇敢出色的表现，他认为那些都是诚实的商人，他们在中国人手中遭受了非人道的待遇，现在他要支持对其进行惩罚。
迈尔本发现自己处在十分少有的支持反对派的立场，认为鸦片烟不比饮用一瓶优质葡萄酒更加危险，这种立场是非常少见
的。但是，他很快又反对自己的观点，承认如果鸦片的确是一种痛苦，但中国人已经上了瘾，即使英国不出售，别人也会这么做。至少迈尔本一半的观点是正确的，这就足够让人信服，使上议院在投票时反对格拉汉禁止鸦片贸易的提议。在辩论过程中，《伦敦时报》创造了一个容易招来中国敌意的词汇“鸦片战争”——这也为两次冲突赋予其历史性的命名。
《泰晤士报》没有注意到另一场鸦片战争正在自己的国家发生着。这是一场人类灵魂（和健康）的战争，而不是致使中国陷入困境的金钱战争：并不是所有来自印度的鸦片都卖到了中国；每年也有300箱鸦片进入英国，并和“中央国家”一样，给英国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鸦片是英国那些严酷、肮脏的城市中下层阶级的麻醉剂，在那里，工人们在工资发放日里在药店外排队，以每袋一或两便士的适度的价格购买那些对于他们的工业地狱来说廉价的麻醉剂，这就好像是马克思那句名言——宗教是大众的鸦片——的提前预示。虽然近来酒精依赖者在减少，但是禁酒运动并不乐观，因为主张禁酒的人士了解到，鸦片已经成为酒精替代品。
但是，对于这种毒品让人产生的依赖性，公众并不关心。尽管鸦片在劳苦大众中非常流行，但看起来它只是一种温和的毒品。
医生用这种毒品治疗各种疾病，从牙痛到生姐。就像在英国一样，在中国吸食鸦片烟并没有什么可耻的，可耻的是鸦片烟馆，那里才是罪恶的温床，它的罪恶并不在于让人上瘾，而是卖淫、性病以及在毒品致醉情况下强奸白人妇女的“黄祸”。鸦片酊成了街边小药店都有卖的处方药品。和蔼可亲的老太太在茶匙里面放上一些，就像喝药一样，在一种安乐舒适的晕眩中度过她们的晚年时光。他们从来不觉得自己是鸦片烟鬼，但其实他们中许多人的确
是。随着他们体内抗毒性以及鸦片剂量的增加，有的时候他们会饮用过量，上个世纪印度伟大的罗伯特·克里夫就是最著名的由吸食鸦片而导致死亡的例子。
同时，印度的企业家们找到了解决鸦片问题的办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鸦片在印度造成的问题，比这些企业家们希望解决的问题多得多。从中国福建偷偷带走的茶树种子在加尔各答种植之后带来了辉煌的收获。如果英国能够在英属印度种植茶叶，他们就不需要通过鸦片来平衡对中国茶叶的贸易差额，印度茶叶就能够把英国从对中国茶叶的依赖中解放出来。不幸的是，生产茶叶是一项劳动密集型产业。虽然在温室般的加尔各答，茶树在勤劳的植物学家们的精心照料下长势良好，但在阿萨密（Assam）
的田野里，茶叶的种植简直是一场灾难。那些采摘茶叶的工人都因为吸食鸦片而丧失了劳动力，根本不能完成这项采制茶叶的复杂任务。中国的问题转移到了印度，一个人的毒品也是另一个人的毒品。
即使是出于合理的财政考虑，议会的立场也没能动摇，也没有使它们对鸦片的种植进行立法。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前的一年，在印度种茶的退休船长C.S.普鲁斯曾警告说，鸦片正在摧毁采茶工人的劳动。普鲁斯明智的警告传到了印度农业和园林协会，但从来没有传到过英国。或许，在英国，这个事实可以支持格拉斯顿和斯坦贺布的废奴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