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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语言学和哲学教授，杰出的语言学家、哲学家、思想家和政论家，被誉为当代“最伟大的持不同政见者”。数十年来，他一直出于知识分子的良知，坚持批判西方的新自由主义和民主制度的伪善，尤其是批评西方大国（特别是美国）的霸权主义行径。每当国际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时，西方知识界往往率先关注他的表现。例如“9·11”事件之后他接受了几乎所有世界著名媒体的专访，对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予以严厉的批评。他对时事精辟独到的见解、对美国政治入木三分的批判，一直受到西方政治界和知识界的极大关注，他的著作也在西方知识精英群体中拥有广泛的读者和支持者。

本文集所译介的几部著作分别成书于不同时期，均为乔姆斯基政治评论的代表作，基本上涵盖了作者政治理论的核心内容，探讨了美国自越南战争、海湾战争、“9·11”事件以来的对外政策走向，尤其是对于一向自我标榜为“价值中立”的美国媒体和舆论界进行了强有力的批判，并进而对当今世界的最大热点问题之一——国际恐怖主义——的现状和成因进行了深刻的分析。

本文集有助于国内学人及广大读者更深入地了解和研究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政治、外交、军事、文化政策，这也是我们引进这套丛书的初衷。当然，作为一位特立独行的西方学者，作者对某些问题的观点和提法同我们有一定差距，相信读者是会理解和把握的。

序言

陆建德

所有这一切终将导致语言的核心染上致命的疾病，语言最后变成了永远的假面具，一张用谎言织就的大网。……

语言的结构和事实的结构（我是指真正发生过的事实）能否真正的相应？事实是否还能超脱于语言之外，独立、执着、客观而不受语言的描绘所左右？我相信正是我们使用语言的方式使自己陷入了一个可怕的圈套，在这圈套中自由、民主、基督教精神等等词语仍然被用来替可耻的政策与野蛮的行径作托词。

哈罗德·品特①

（一）

作为当今美国最著名的知识分子，语言学家、麻省理工学院终生教授诺姆·乔姆斯基也在警惕地关注着英国剧作家品特所说的现象：语言被系统地用来遮掩、扭曲事实，从而服务于美国官方的意识形态以及动辄诉诸暴力的外交政策。在乔姆斯基的政论著作中，形容词“Orwellian”（奥威尔风格的）出现的频率很高。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在反乌托邦小说《一九八四》里描写了一种“新语”，它以模棱两可、颠倒黑白为基本特征。乔姆斯基屡屡发现美国政治话语中奥威尔式的“新语”。比如，美国把那些关押在关塔那摩军事基地的数百名战俘称为“敌方战斗人员”。这些数年前就放弃武装抵抗的中亚l山

穆斯林是名副其实的战俘，但是有了“敌方战斗人员”之名，他们就被美军强行剥夺了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1949）所规定的种种权利。

揭开“新语”的假面具，诊断并治疗语言的核心已染上的顽疾，这是乔姆斯基数十年来锲而不舍的事业。世有“无多言，多言多败”的古训，但是乔姆斯基早已置个人的得失与安危于不顾，直言无隐。这位洞察时务的不识时务者已77岁，著述之余仍时常发表演说，参加辩论，接受采访。他像中国古代的圣哲一样，忙于公共事务，不遵宁处。

难怪U2乐队的主唱博诺把他称作“永不停息的叛逆者”②。奇怪的是，在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享有巨大影响力的乔姆斯基在我国只为少数语言学家所知晓。上海译文出版社这次一起推出他的五部著作，堪称今年人文社科图书出版的一件大事。《恐怖主义文化》（1988）、《反思肯尼迪王朝一—肯尼迪、越南和美国的政治文化》

（1993）、《宣传与公共意识》（与戴维·巴萨米安合著，2001）、《海盗与君主——现实世界中的国际恐怖主义》（1986，2002）和《霸权还是生存——美国对全球统治的追求》（2004）基本上反映了作者政论的主要方面和他一以贯之的立场、渊博的学识、雄辩的风格。

乔姆斯基半个世纪前在语言学上的贡献对很多传统和新兴的学科（如哲学、心理学、教育学和计算机科学等）都有重大的理论和IT

实用意义，据说人机对译系统的开发也得益于他的学说。早在上世纪60年代，他在当代思想史上的地位就被普遍认可。在由弗兰克·克莫德主持的“冯塔纳现代大师”系列里就收有英国著名语言学家约翰·莱恩斯撰写的《乔姆斯基》（1970），这套丛书介绍的“大师”包括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不必说，乔姆斯基在这批现代思想家里是最年轻的。

那么，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transformational generative grammar）是不是与他的政论著作（例如这五本书）有某种内在联系呢？我倾向于给出一个肯定的答案。要准确介绍他的语言理论不是我力所能及的，但我们可以粗略地看一看他与当时流行美国的行为主义者的差别。乔姆斯基划时代的《句法结构》问世那年（1957），美国行为主义者、心理学家斯金纳（B.F.Skinner，1904-1990）发表《言语行为》一书。乔姆斯基写了言辞激烈的负面书评。斯金纳当时是哈佛的知名教授，乔姆斯基虽有天才之名，毕竟只是麻省理工的一名三十岁不到的年轻教员。斯金纳相信，人的行为可以通过一套精心设计的程序操控，即使是知识的获得，也可由所谓的“学习机”的强化和奖励机制来主导；人与动物其实没有本质的差别（经训练后连鸽子也能打乒乓球），人类自由、尊严之类的语言无助于人类对自身的了解。基于这种信念，斯金纳把语言行为也解释成对环境或外部刺激的机械反应。然而乔姆斯基把人的语言能力视为心智天生具有创造活力的象征。婴儿的心智在学说话的时候并不是白板一块，因此他（她）不简单重复，创新是他（她）的固有天性，这就是人的本质。行为主义者以科

学的名义贬低人性，驳斥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因为他们眼中的心智没有独立性可言，它不是被动的容器就是实验室里的小狗。乔姆斯基始终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他赞赏的是笛卡儿和洪堡的语言观，认为每个人都有天赋潜能，使这种潜能不受拘碍地发展是社会和教育的长期目标。

对行为主义语言观的批判也许使乔姆斯基对美国政治文化的背景中某种无所不在的权势力量特别警觉，这股力量靠语言符号控制美国人的思想感情，犹如斯金纳的激励机制训练他的乖乖的动物。美国意识形态的大氛围是不是会像斯金纳设计的护理婴儿的空调柜子那样无微不至地养育并决定美国民众的好恶？

越南战争和美国主流媒体为之正名的宣传更使乔姆斯基意识到，美国普通百姓知道的信息有限，他们掌握的“事实”是经人选择、描述的，于是久处“一张用谎言织就的大网”而不自知，稍稍受到一点点拨和刺激，他们就会作出预料中的理想反应。在冷战、古巴导弹危机和越战过程中，这种旨在操纵人们思想的“新语”都在积极运作。但民众一旦觉醒，也可以改变历史进程，美国国内的各种反战活动是最好的证明。1967年，乔姆斯基因参加向五角大楼进军被警察拘留，一同。

被临时关押的是小说家诺曼·梅勒。参与反战的经历触发了乔姆斯基对美国政治文化的研究兴趣。《美国权力与新官僚》（1969）和《对亚洲作战》（1970）两本书预示了美国社会一位古代以色列国耶利米式的批判者的诞生。

1970年，罗素逝世。英国剑桥大学三一学院为纪念本院这位杰il群

出的学生和院士，决定设立罗素讲座并推选乔姆斯基为首位演讲人。罗素晚年发起禁止核武器运动，反对越南战争，他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世界最重要的社会活动家之一。可以断定，乔姆斯基得到这一荣誉的原因是剑桥学者在他上述两部政论著作中看到他继承了罗素和平主义的精神。这次演讲名为《有关知识与自由的问题》分两部分，分别为“论解释世界”和“论改造世界”。乔姆斯基说的解释世界、改造世界就是他所理解的知识分子的责任：“说出真理，戳穿谎言。”在演讲涉及越南战争的部分，乔姆斯基提到“东京湾事件”纯系捏造，这一指控已为2005年10月31日的《纽约时报》证实。③

（三）

乔姆斯基是出生于美国的犹太裔，父亲是美国颇知名的希伯来语学者。乔姆斯基研究语言学，也算是克绍箕裘了。年轻时乔姆斯基曾在以色列生活学习，他从来未曾因自己的族裔原因而放弃对以色列强硬外交政策的批评，这并不意味着他在所有方面对巴勒斯坦都是一味祖护。他指出“以一巴冲突”这种说法掩盖了事实真相，应改为“美/以一巴冲突”。以色列始终以美国为后援（或者说美国外交由犹太院外游说集团所左右），中东和平迟迟不能实现就是因为美以联合起来对付巴勒斯坦人。乔姆斯基的《致命的三角：美国、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是了解中东问题缘起的必读书，也值得介绍给中国读者。犹太民族确曾是受压迫的少数民族，但令乔姆斯基失望的是，当一些

犹太移民到达巴勒斯坦，成为不受压迫的少数民族时，种族主义就在他们中间大行其道。很多犹太裔人士（包括爱因斯坦）对自己的同胞在巴勒斯坦欺压本土阿拉伯人的行为是痛心的，以色列修正学派史学家、海法大学的伊兰·帕泼博士的新著《现代巴勒斯坦史：一块土地，两种人民》（2004）试图从巴勒斯坦人的视角来看以色列立国前后的历史，这表明以色列国内也存在批评政府的声音。在《霸权还是生存》一书里乔姆斯基简略地谈到以巴和平进程。他强调，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或者说阿拉法特）在压力下不断作出违反巴勒斯坦人民根本利益的重大让步。当乔姆斯基捍卫巴勒斯坦人的合法权益时他引用的是来自以色列学界和政界的观点。例如：以色列史学家、后来继列维任以色列外长的什洛莫·本-阿米的话道出实质：“实际上，奥斯陆协议建立在一个新殖民主义的基础上，建立在一方的生活永远依赖于另一方的基础上。”乔姆斯基把这种彻底处于依附状况的“巴勒斯坦国”比为南非在实行种族隔离时期政府为黑人族群圈定的“班图斯坦”

（黑人家园）。令人遗憾的是以往中国读者只是从美国主流媒体的角度来看这协议，仿佛它是外交解决的典范。

既然提到乔姆斯基严厉批评以色列，还得一提2005年11月29日乔姆斯基和哈佛法学院讲席教授艾伦·德肖维兹就中东和平进程在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进行的公开辩论。如果有人以为乔姆斯基在外交事务和国际问题的研究上只是业余水平，真正的专家不会重视他的论证，④那就大大地错了。这位德肖维兹是美国的明星学者律师（曾为辛普森辩护），他的《为以色列一辩》（2003）一书竭力以律师的语l

言解释以色列的所作所为⑤，在支持以色列的美国学者中已很难找出比德肖维兹更能言善辩的斗士了。我相信，乔姆斯基敢于就他曾讨论过的议题（越南战争、古巴导弹危机、中美洲的战争与和平等）与美国有关领域的任何“职业选手”辩论。对纷繁复杂的细节的透彻了解，对各类原始材料的驾驭引用，再加上严密的逻辑和敏锐的识别力，所有这些使他成为被他批评为“现实主义知识分子”的可畏而又可敬的对手。

（四）

有一种宣传是标语口号式的，目的直截了当，一目了然。宣传者强聒不舍，效果恰得其反。另一种宣传作用于无形之中（说得肯定一点就是“润物细无声”），并像躲避瘟疫一样远离“宣传”的名号。美国多游说集团和公关公司，它们为了取得实效非得小心翼翼地隐瞒真正意图，也不让有些话题背后的推动者露出马脚。一些对所谓“事实”的讨论后面往往潜藏着利益。政府为推动某一政策也制造舆论，引导舆论，一般不命令受众全盘接受，有关部门会通过隐匿的权力网的徐徐引导之手“制造赞同”。⑤问题的形成、它之所以被提出来公开讨论，其根源并不是澄澈透明的。我们可以通过下面这一实例来了解乔姆斯基如何透过现象看本质，如何揭露所谓“事实”背后的利益和意识形态。

上世纪末，美国媒体不断传来消息：建立于30年代“市场失灵”

期的美国社会保障体系将面临破产，政界人物也提出雄心勃勃的拯救计划。该体系的基金管理人预测，到2032年，基金将严重不足，工人保障金只能拿到应得数额的四分之三。乔姆斯基坦然说道，要预测今后数十年的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几乎是开玩笑，发出警报的人所依赖的数字本身并不可靠。基金管理者假定的美国今后经济年增长率为1.7%，这数字远远低于近二十年来的平均水平。它居然会被用来作为讨论问题的前提，像是别有用心。乔姆斯基乐观预言，将来的美国工资和社会保障税款都将有可观的增长（这已被证实）。“狼来了”的呼声之所以出现，乃因基金管理人和金融资本家想把这笔巨款投入股市，它将成为华尔街的财源。当时投资股市的收益要比购买政府国债高。但乔姆斯基反对把社保基金用来投机冒险。他坚持，如何管好基金并不是一个单纯的金融问题、经济问题。反之，它牵涉到一个国家的公民能否互相扶助，团结一致。如基金真的遇到麻烦，调高甚至不设社保基金征税最高限额（当时为72600元，年收入中高于此数的部分不必付社保税），就可解决。乔姆斯基作这番分析时道·琼斯和纳斯达克指数正在疯涨，第二年股市急转直下，当时若动用社保基金购买股票，美国中下阶层受害最大。预言危机者实际上想把美国的公共事业私有化，他们先要说这些事业机能失常，然后交给私营企业去管理。在分析美国外交政策和媒体对国际问题的报道、评论时，乔姆斯基不断显示出类似的犀利眼光。

我国的拉美研究是较薄弱的，对墨西哥以南、哥伦比亚以北的与我国尚未建交的中美洲各国（有的被称为“香蕉共和国”）的历史文化1l山

与政治我们更是所知不多。乔姆斯基的这几部作品（特别是《恐怖主义文化》》中牵涉中美洲的内容很多，对我们的帮助不言而喻。上世纪80年代，欧美知识分子对中美洲政局议论之多，远远超出我们的想像。英国小说家格雷厄姆·格林甚至还是尼加拉瓜桑地诺政权奥特加总统的朋友。

1979年7月，独裁统治尼加拉瓜多年的索摩查家族被推翻，美国担心根据门罗主义早被圈定为自家后园的拉美会继古巴之后再出现一个左翼政权，于是就突然对尼加拉瓜的人权与民主状况深表关切。

后来美国国会竟直接干预尼加拉瓜内政，表决通过支持该国反政府军的法案，其内容几乎与宣战相去无几。反政府军在美国支持下袭击教育设施和农场，桑地诺政权的社会建设规划无法正常付诸实施。美国一次次制造紧张局势和冲突，但是罪魁祸首总是有碍于它实现霸权的一方。1984年，美国以桑地诺政权拒绝签署孔塔多拉集团诸国提出的和解协议为由，要求欧共体各国向尼加拉瓜施压。不料尼政府出其不意地接受协议，美国羞怒交加，立即另找借口展开新的一轮宣传攻势。此事个中细节读来虽然有趣，传达出来的信息却让人寒心：

美国对通过外交途径、和平手段解决争端不感兴趣。1986年年底，“伊朗门”事件浮出水面，致使里根政府在国际社会面前出丑（但在美国国内，诺思上校成了家喻户晓的爱国英雄）。翌年8月5日，亦即国会伊朗门事件听证会结束两天后，里根政府抛出中美洲“和平方案”，以此作为次日召开的中美洲国家首脑会议的指导性文件。方案要求尼加拉瓜改变政治制度，交战双方都停止输入武器。乔姆斯基如此评il：

论这一方案：

尼加拉瓜想要接受这些条件，美国就可以很方便地对它是否遵守协定进行监控。此外，华盛顿还能轻而易举地编造出尼加拉瓜不遵守协议的罪名，而且有把握让这些无中生有的消息登在头版头条一—过去常常如此。……相反，里根政府对协议是否遵守则完全无从验证……因此，尼加拉瓜应该解除武装、受到严厉制裁；而美国只要自己愿意就可以继续甚至加紧对尼加拉瓜的进攻，不必理会协议有什么规定；实际上，这个协议只要求尼加拉瓜一方遵守。⑦

幸好这方案在首脑会议上未获通过，但乔姆斯基上面这番经验之谈何其准确地概括了美国将国际条约服务于本国利益的手段。其实肯尼迪的国家安全顾问迪安·艾奇逊早就在对美国国际法学会发表演讲时明言，涉及美国利益的时候，合法与否的问题便不复存在，美国的行动不受国际法的约束与限制。也许在艾奇逊说这番话的时候美国还需要为违反国际法的行为精心制作合法性的幌子，近年来则是对外界的反应毫不在意，何时何地使用武力，尽由美国自由选择。乔姆斯基不无感叹地写道，正是通过赤裸裸的炫耀武力，或以压倒性的优势摧毁没有防御能力的敌人，美国尝到并迷恋上做“人类的老爷”⑧的甜头：

悲惨的事实是高压发挥了作用；那些向他们的伙伴施以暴行的人获得了服从，从服从中获得了多重好处，如金钱、货物、顺

从以及获得愉悦的权利，凡此种种皆非较为弱势的民族所能享有。

以武力为后盾的经济制裁同样残暴不仁。为了更易一国合法政权，“解放”所谓受压迫的人民，先对该国实行严厉制裁，借饥饿和疾病之手夺去数以万计（甚至数十万）妇孺的生命，然后将一切灾难归罪于受害国政府及其政策。乔姆斯基追溯了这一符合所谓“法律程序”的毒计的渊源，发现早年英国的北美殖民者和后来的美国人清除印第安人的手法也讲“人道”。《美国的民主》作者托克维尔早在19世纪30年代就写道，美国人“以非凡的巧妙手段，冷静地、仁慈地、在不流血和不违反世人眼中任何一条伟大的道德原则的情况下”，完成了西班牙人未竟的事业：完全剥夺印第安人的权利，灭绝印第安种族。实际上对印第安人的镇压、征服要比托克维尔所知道的血腥得多，当今的美国史学界已无意为自己国家与生俱来的污点遮遮掩掩。

（五）

比较或对比，这是乔姆斯基在批判美国外交政策中用得特别频繁的方法。他会将两次事件突地并列，让读者意识到两者如此类似，然后指出美国政府或奥论对两者截然不同的态度。1918年1月，新成立的苏维埃政权解散立宪议会，为此受到冷战设计者之一乔治·凯南的责难；同年几个月之后，占领海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解散l1

了海地的国民大会。1972年慕尼黑奥运上一些以色列运动员被绑架后惨遭杀害，这次恐怖行为受到广泛的谴责，最近还有电影强化人们的记忆；1976年10月，一架古巴客机在飞行时被恐怖分子安放的炸弹炸毁，机上73人罹难，其中包括获奥运金牌的古巴击剑队全体队员，此事已被人们扔入记忆的空洞。在80年代，波兰一宗教界人士被暗杀，美国不依不饶，波兰政府严惩凶手；在中美洲的萨尔瓦多，广受教民爱戴的罗梅洛大主教被害（1980年），六位耶稣会教士遭暗杀（1989年），美国不加顾问，歹徒逍遥法外。胜利的人侵者追究萨达姆部下使用毒气的责任；美国自己在越南打了一场化学战，橙剂、脱叶剂的大量使用造成巨大的生态灾难并致使很多婴儿畸形；英国于1919年入侵阿富汗时，国防大臣丘吉尔下令使用毒气，在阿富汗人中“散布活生生的恐怖”，借此“迅速结束前线普遍的无序状态”。这样的比较事例，乔姆斯基可以举出很多。现在的国际社会对非法入侵和古领已经习以为常。乔姆斯基指出，如果三十年代的国联默认德国的侵略，我们就会谴责可耻的绥靖政策。易位思维导致惊人的结论：“如果日本法西斯能够虚伪到我们这种程度，他们就会说自己袭击珍珠港完全合情合理：这是因为他们必须强迫美国纠正国内罪恶的种族主义现象，并采取切实步骤走向真正的民主。”

对类似的问题持不同的态度，这是美国实施双重标准吗？乔姆斯基告诉我们，其实美国有多重标准，所有标准自始至终都为一个宗旨服务：谋求美国利益（特别是艾森豪威尔总统在1961年年初的《告别演说》里提醒美国人警惕的“军事一工业联合体”的利益）的最大化。

使他感触尤深的是美国媒体紧密配合政府，实行自我审查十分积极。

长期以来，美国媒体热衷于制造“威胁论”，引起民众恐慌，这或许是维持政府权威的良策。乔姆斯基写道：“白宫只要打个响指，全国的媒体就立即上蹿下跳，猪翁狂吠。”一人传虚，万人传实。美国政府情报部门时常利用媒体“制造共识”，从而赢得大众对外交政策的支持。②

美国式宣传的成功来自精心培养的民众心中的“必要的幻想”和

“情绪上十分有效的过分简单化”。美国政策往往得到民众的大力支持，这是与美国打交道的国家不能回避的事实。1987年，英国《卫报》

驻华盛顿记者布鲁默在评前面提及的美国版中美洲和平方案时说：“全世界都认为里根提出这个方案完全是为了拆美洲各国和平努力的台，惟独美国国内对这个方案推崇备至。这实在让人大感惊诧。”这几本书中有很多分析美国媒体、揭穿美国宣传的内容。乔姆斯基研究媒体的著作还有《媒体控制》、《必要的幻觉》和《制造共识：大众媒体的政治经济》00。

尽管乔姆斯基对美国媒体的洗脑功能极其警觉，他自己仍不免受害。美国宣传的渗透力之强由此可见。例如他在反对入侵伊拉克的文章里警告，萨达姆掌管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战后将被卖到非正规武器市场，而伊拉克的“核设施”会在战争中遭到抢劫。这些反战理由的前提无意中默认了美国的指控：伊拉克确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构成了对联合国有关规定的实质性违反。这样一来，美国政府为发动侵略而作出的无端指责反而得到认可。乔姆斯基心目中的萨达姆是美国媒体描绘的萨达姆。根据中央情报局的结论性调查报告，伊

拉克并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应该问的问题是：如果伊拉克在海湾战争后为维护本国人民最大的利益履行承诺，切实按照联合国的有关文件销毁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伊拉克官员一次次在联合国和其他场合交代了相关的各种细节，以联合国的名义对伊拉克实施的旷日持久的制裁有何合法性可言？

近十几年来发生在两河流域的悲剧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我们演示了“窃钩窃国”或“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丛林法则如何不折不扣地贯彻，在这过程中，国际组织也常为强权提供方便。在《海盗与君主》的1986年初版序言里，乔姆斯基转述了一个故事，其主旨与这两条中国成语十分相似。亚历山大大帝曾问被他俘虏的一个海盗说：“你凭什么敢横行海上？”海盗反驳道：“你凭什么横行世界？就因为我只有一条小船，人们骂我是贼；你有一支强大的舰队，你被尊为君主。”强权即公理，所以恶人、战犯都是被打败的。只有崇拜权力和胜利的人才相信历史是公正的；失道多助、得道寡助的事例绝非鲜见。

假如亚历山大大帝的统治是一个现实，在他所制定的整体秩序框架里不失尊严地生活还是可以容忍，当然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需要非凡的耐心、勇气和智慧。如果亚历山大大帝在征讨波斯人的军旗上点缀起民主、自由等“普适价值”的迷人符号，世人不免感到自己的智力受到侮辱，也会挺身而起，好意劝说：“这又何必？”上帝之友来到为战火所踩躏的别国领土，向当地那些无法正常生活的居民表示祝贺，祝贺他们终获“自由”。语言学大师乔姆斯基当仁不让地纠正道：“没有机会的自由是魔鬼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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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美国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超级大国，乔姆斯基的这套书将大大加深我们对美国的认识，同时又提升我们与美国对话的能力，这是毫无疑义的。以往我们经常凭一些简单概念、抽象名词来为一个国家定性。说到美国，我们想到的是“小政府、大社会”，“市场经济”之类空洞无用的套话。其实美国国家政府的影响之大远远超出我们的想像。乔姆斯基在六十年代末的科研项目大都是为国防部做的，实验室经费来自三个军工部门，而且当时麻省理工学院的预算的90%来自五角大楼。后来，随着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的拨款在预算中比例的扩大，名为私立的麻省理工学院实际上成了政府（或公共）机构。国家主导了美国的研究开发系统，那些富有开创性、

风险高而且又不会带来直接商业回报的研究领域都在使用国家的资助。计算机、卫星、晶体管都先由公共部门开发，然后转交私人企业。

假如研究没有经济回报可言，那么它的成本和风险是社会化的，亦即由纳税人大家来承担。如果研究取得成功，国家机构就会把成果转让给私营公司开发，收益是私有化的。乔姆斯基因此称美国为“军事化的国家资本主义”。

阅读乔姆斯基，我们也得知美国的贸易保护政策绝非始于中国纺织品冲击美国市场之时。里根经济学是所谓放任自由的经济学，然而乔姆斯基指出吊诡的真理：里根政府是最反对市场自主作用的政

府。为挽救本国工业，里根政府大大增高贸易壁垒，市场并未充分向外开放。正是这些措施防止价廉物美的日本产品一拥而入，冲垮美国工业基础。令人不解的是当时社会上却流行“消费者选择”一说。也许是出于远见，里根政府一面限制进口，一面将公共资金注入工业和高科技，取得惊人成就，因特网开发的费用最初也由政府提供①。近年来美国政府和国会对商业活动的干预更无所顾忌，中海油和迪拜港口公司海外业务受控就是明显的例子。

乔姆斯基和他的挚友爱德华·萨义德一样，用战斗性的修辞和不屈不挠的博学对美国的权势中心发出愤怒的声音。但是作为教师、同事和朋友，他却是和蔼温良之人。罗素曾描写的理想的世界也是乔姆斯基追求的目标。那是一个和谐互助的社会，创造的精神生机勃勃，“生活是一次充满乐趣和希望的冒险，其基础不是占有欲和控制欲，而是积极的建设性的冲动”。这位永不停息的叛逆者也是孜孜不倦的知识和情感的养育者，不少中国学生曾受他亲灸。乔姆斯基相信人类文明的基石是同情、团结和互助，因此激烈反对学校和社会灌输并崇尚竞争意识。他认为争强好胜是社会刺激的结果，而非人的天性。他曾说教育体系不应建立在优良差的分级制度上，这是“极端反社会行为的训练方法”。如果连小学也要以公布考试分数的形式来激励学生，那更是一种野蛮的措施。他深刻认识到这样的教育制度暗中鼓励幸灾乐祸的心态，培养出来的学生不会欣赏别人的成就，只喜欢看到别人被比下去，他们相互之间也无法精诚合作。

1l：

这种教育思想所反映出来的社会理想不正是他一切政论的出发点吗？

2006年3月15日写毕于东夷小舍

永不停息的叛逆者——代序

①摘自200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哈罗德·品特于1990年5月31日在英国广播公司（BBC）所作的演讲《啊，超人》。该文即将在《世界文学》2006年第3期发表，译者肖静。

②英文是“Rebel without a pause”，由詹姆斯·迪恩主演的《无因的反叛》（“Rebel without a Cause”，直译是没有原因或事业的叛逆者）演变而来。

③《有关知识与自由的问题》（纽约万神殿书局，1971），第103页。正是这“东京湾事件”导致越战全面升级。乔姆斯基在后来的论著中一次次指出美国发动侵略或实施轰炸的借口都是编造的，即使谎言被截穿，当局还是若无其事。他引用塔西陀的名言：“罪行一旦

“被揭露就无所遁形，惟有厚颜无耻。”

④萨义德曾就此抨击美国那些所谓的“专家”。见《论知识分子》（三联，2002）中关于业余精神的部分。

⑤美国史学家芬克尔斯坦在《超越无耻》（2005）一书中暗示德肖维兹的著作涉嫌剩窃。

⑥这是由著名新闻工作者、作家李普曼首先提出来的，也可译成“制

：

造共识”。

⑦《恐怖主义文化》，第15页。此前（尼加拉瓜1984年选举后），美国媒体曾炒作米格战斗机进驻尼加拉瓜的虚假消息。美国对国际协议的态度让我想到拉·封丹寓言诗《裕链》（远方译）：

对人家，我们的眼睛像野猫，

对自己，我们的目光象鼹鼠。

我们原谅自己的一切，对别人却毫无宽怨。

看自己是一种眼光，对别人则是另一样。

最近的所谓“伊朗危机”反而提醒世人注意美国自己是否遵守《核不扩散条约》。

③英国18世纪作家哥尔德斯密斯诗作《漫游者》中用语。英国史学家基也南一部出版于1969年的研究帝国主义的著作也以此为名。

④在伊拉克受制裁的时期，美国媒体上登载了大量虚构的有关伊拉克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报道。

①这本书系与爱德华·S·赫尔曼合著，1988年出版。书中的个案研究写得透彻精湛。赫尔曼是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学院（全美最优秀的商学院之一）教授，他还与乔姆斯基合写了《人权的政治经济学》（1979）。他在二十几年前就研究“恐怖主义问题”，著有《真正的恐怖网络：事实上的和宣传中的恐怖主义》（1982）。2005年9月他在《Z杂志》上发表文章《伊朗“危机”：侵略的前奏》，很值得一读。美国全方位的跨国宣传的效果也十分惊人，详见谢·卡拉-穆

尔扎著《论意识操纵》（2000年），中译本于2004年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

①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于1969年建ARPA网，后来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建类似的NSF网，采用了ARPA的一些关键技术，建立因特网，并负责维护网络主干网。

卷8

前言 轮廓和背景

本书以下各章讨论的是现代史上的一个关系重大的时刻，即1961年至1964年末美国在越南的战争从国家恐怖升级到侵略，从而为后来发动更具毁灭性的进攻作了准备。这些章节原本是为了另一本书撰写的，该书书名为《501年：征服在继续》，它所涉及的是1992年10月12日人们纪念欧洲征服世界500年的中心主题，以及在未来岁月中征服可能采取的形式。印度支那战争的筹划十分清楚地体现了哥伦布时代的某些主要的特点。它可以被视作某种类型的案例研究，一种异常有趣和重要的案例研究。然而，其内容似乎又极为特殊，值得分出来作单独处理。但为了使这一讨论多少能独立地顺利进行，我将首先对一些相关的背景略作叙述，它们的内容部分取自《501年：

征服在继续》这本书。①

除了对该地区本身带来了骇人听闻的后果以外，印度支那战争对世界的秩序和总的文化气候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它们加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全球经济体系的崩溃和向一种“三极”的全球经济的转移；加速了那种经济的国际化及它连同带来的自然的结果，即随着生产向高度约束的、低工资的区域的转移，第三世界的双重社会模式向工业社会本身的延伸。它们还大大地推进了20世纪60年代的那次文化复兴，自那以来，这个复兴的势头一直还在延伸和深化之中。道德和文化气候的显著改善是构成“民主的危机”——民主的威胁的专门术语——的一个因素，社会各界精英无一例外都为之大为1.i

惊慌，导致种种异乎寻常的努力出现，以图重整正统，但其效果却得失难分。

可以直接归功于印度支那战争的一个明显变化是民众日益不愿容忍暴力、恐怖和颠覆。当20世纪50年代美国在南越经营一个穷凶极恶的恐怖国家的时候，当1961-1962年期间肯尼迪将暴力升级为赤裸裸的侵略的时候，或者以后当他和他的继承者把对那里平民百姓的攻击步步升级，直至1964年年末的时候，并没有任何抗议示威出现，也没有任何人表示关心。假如总统要派美国空军去轰炸某个遥远国家的村庄，用凝固汽油弹去烧死正在抵抗美军进攻的或碰巧阻挡了他们的人，或者发动化学战毁灭那里的庄稼和森林的话，那不关我们的事。肯尼迪的战争几乎没有激起民众的热情，我们将会看到，虽然在高层的筹划中，这也是一个要考虑的因素，但实际上民众并没有什么抗议。直到1964年末，乃至更晚，关于战争的讨论会经常——确确实实毫不夸张——还都是在某个人的客厅里，或五六个人在一个教堂里，或稀稀拉拉的一群与会者在一间教室里举行的，他们都是受到了关于越南和其他几个国家形势宣讲的宣传诱惑而聚拢来的。

新闻界自始至终是支持国家暴力的，虽然因为在策略问题上有所批评和抱怨，而被肯尼迪视为敌人。在以后的岁月里，人们编造了许多关于正义凛然的新闻记者揭露政府谎言的故事，它们全是些荒诞不经的想象，记者们所揭露的是在达到他们完全拥护的目的上的策略失误。观点保守的《纽约时报》曾经有过的说法是，进攻南越的美国军队正在领导“自由世界作战，抑制侵略成性的共产主义”（罗伯Is：

特·杜鲁布尔，Robert Trumbull），保卫南越“反对苏维埃俄国的代理人军队”，就同法国殖民主义者曾经试图保卫印度支那免受“外国唆使和供给的共产党的踩躏”一样（汉森·鲍德温，Hanson Baldwin）。但就如政府的专家们悲哀地承认的那样，美军及其附庸力量试图“抵抗”的越共——“渗透”进入他们自己家园并“正在千方百计颠覆（他们居住的）这个国家”的南方农民（戴维·哈泼斯坦，David Halberstam），拥有的民众支持胜过当年乔治·华盛顿所能拥有的。肯尼迪的旨在将千百万的农民赶进集中营的、野蛮的战略村计划是一种值得称道的努力，为他们提供了“更好的保护，以抵抗共产党”——他们广泛支持的当地人——仅仅是因为执行中的瑕疵而遭到失败（霍默·比加特，Homer Bigart）。在诸如此类的种种办法都已失败之后，约翰逊总统于1965年初决定，“加紧抵抗越共在南越的渗透”（汤姆·威克，Tom Wicker）——而按各方面都承认的说法，“越共”是南越人。直到最后（事实上，直至今日），媒体还如本能反应一样只是在政府的宣传框架内作些官样文章，容忍甚至最离奇的谎言和谬论。例外倒也确有其事，但他们实在是凤毛麟角。②

1965年初，随着约翰逊总统将轰炸扩大到北越，急剧加紧进攻南越，并引入美国作战部队，曾经一度出现过一系列的抗议骚乱，虽然它们的规模有限，并激起了强烈的对抗。以波士顿为例，这个或许可以称为美国自由主义的中心，第一次公开的反战抗议示威于1965年10月发生在波士顿公园，有大批警察到场。这次抗议活动遭到了反示威者的暴力阻拦。媒体愤怒地谴责那些反战者竟敢如此胆大妄为，企图il：

发出（令人害羞的胆小的）抗议声音，幸亏它们被压制下去了，喧嚣之外就一个字也听不到了。另一个公开的大活动被安排在1966年的3月举行，也就是当几十万美军正在南越肆无忌惮地横行之时。组织者们决定在教堂里分散举行会议，以减少遭到暴力的可能。但这些教堂遭到了攻击，它们的外墙被污损，而警察却若无其事地袖手旁观一直至他们自己也沦为猛烈攻击的对象为止。在郊区的城镇里，当母亲和儿童以静默的站立抗议战争升级时，他们遭到了杂物投掷的攻击和辱骂。这种情况直到1966年末才开始改观。

在1966年年末以前，与上流阶层不同，大量的公众反战是基于原则性的理由之上的，而上流阶层基本上仍在坚持基于（对于我们的）成本之上的“实用主义”的理由反战。“民主的危机”中的这种成分被认为具有足够的严重性，值得冠以一个特别的名称——“越南综合征”，一种其症状为厌恶战争罪行和暴行之类的疾病。在刚上任的头几周，当罗纳德·里根试图效仿肯尼迪，准备在整个中美洲直接向“侵略成性的共产主义”发起进攻时，媒体一如既往，紧紧地跟上配合，但是，公众的抗议却迫使美国政府马上缩手了，因为它害怕它的更加紧要的计划受到损害；至于说媒体对于美国政府捏造事实提出批评，则是几个月以后的事了。迫于无奈，里根当局只能以前所未有的程度诉诸秘密的国际恐怖主义，以逃避众目睽睽的监督。

美国地面部队在海湾发起攻击的那天透露出来的、一份早期的

《布什政府国家安全政策回顾》得出结论说，“弱小得多的敌人”（意即脂

任何可以接受的目标）都必须被“决定性地和迅速地”击溃，因为任何推迟或抵抗都将“削弱政治支持”，这种支持已经被公认是薄弱的了。

在国内的基础已被侵蚀掏空之后，过去经典的干涉形式就不再是可行的选择了。多少年了，像威尔逊总统时代靠海军陆战队四处劫掠和恐怖胁迫就能得逞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了，肯尼迪一约翰逊总统式的用空军战机轰炸南越乡村也一样。现在，选择的范围已被局限于利用外国代理人实行秘密的恐怖了，这样媒体就能够装作没看见，而公众却能被蒙在鼓里；或者对于过于弱小的、在一阵巨大的宣传攻势将他们描绘成行将毁灭我们的恶魔后就再无回手之力的敌人，则实施

“决定性的和迅速的”打击。

尽管有了某些变化，但重要的主题依旧未变，并值得我们注意和思索。自然，随着情况的改变，变化总是有的，今天世界的复杂已远非任何三言两语就能简单描述了。然而，当我们把当代事务放进一个更大的、有着长期持续的文化和制度根源的政策、目标和行动的框架背景中来考虑时，我们的理解必将获得飞跃，得益匪浅。

1.军事科学和精神

在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描述中，哥伦布和华士古·达伽马的航行为欧洲征服西半球和亚洲开了路，同时也为非洲遭浩劫准备了条件，所以他称之为“人类历史所记录的两件最伟大和最重要的事件”。虽然写于1776年，他已经非常清晰地理解了这些成就对于欧i

洲迅速发展的“至关重要的贡献”，他同样清楚的是，它们对于遭到“欧洲人野蛮的不公正”的人口的打击是“灾难性的和毁灭性的”，给他们带来了“可怕的不幸”。在他们所到达的那些遥远的国家里，欧洲人依仗着他们所掌握的“武力优势”，能够施行种种不公正，为所欲为而不受惩罚。

当代的学术研究已经证实了欧洲掌握暴力的手段和文化所起到的这种至关重要的作用。亚洲和西半球的居民“为欧洲式战争无所不摧的狂暴所震惊”，军事史学家杰弗里·帕克（Geoffrey Parker）评论道：“正是由于他们的军事优势，而非任何社会的、道德的或自然的优势，世界的白人民族才得以创造和控制了”他们的“全球霸权”，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欧洲连绵不断的战争”是“刺激军事科学和精神发展，使它达到当他们真的与其他人相遇交锋时，欧洲将占据压倒性的优势的地步”的根子所在，历史学家V·G·基南（V.G.Kiernan）作了贴切的评价。③

欧洲文化的这些传统特点在印度支那战争中极其清晰地显现了出来。从通过采用了“比当年墨西哥和秘鲁征服者征服印第安土著时的所作所为更具毁灭性的手段”，“在联邦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对所有印第安人实行彻底灭绝”（战争部长亨利·诺克斯将军，Gen.Henry Knox，1794年）的英国殖民者，到“大陆种族清洗”，到残忍地征服菲律宾和在加勒比地区为非作歹，再到对越南、老挝和束埔寨的大举进攻，它们都是一脉相承，直接传承下来的。④

在印度支那战争中再次显示出来的、欧洲文化见长的“军事科学糖

和精神”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特点就是，如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目睹美国军队将印第安人驱赶出家园时所写下的那种天才诗句，“隆冬时节”，“雪在地上被冻得死硬”，一个谋杀和屈辱的

“蔚为壮观的场面”，“文明穿越沙漠的胜利进军”。尤其使他震惊的是，征服者竟然可以剥夺人的权利，将他们“以无比的幸福、平静地、合法地和人道地灭绝，滴血不流，并且在全世界的眼睛里不违反任何一条伟大的道德原则”。不可能再有“更加尊重人道原则”的毁灭人的方式了，他这样写道。

更人道者认为使野蛮人“幸福和有用”，以便省却“驱逐和毁灭他们的痛苦和费用”是可取的（杰斐逊的地方长官们，一边为几乎灭绝北美印第安人准备着下一个舞台，一边在托克维尔的眼光下继续着这件事，半个世纪以后，它终于被自封的“慈善家们和人道主义者们”至善至美地完成了）。将土著人驱逐出他们的家园，“我们实际上成了他们的恩人”，当杰斐逊“的《印第安人迁移法》的基础工作还在准备之中时，门罗总统”就作了这样的解释。施暴作恶者们是知道他们在干些什么的，如果他们愿意知道的话。战争部长诺克斯就警告说：“未来的历史学家可能会给这样的人种灭绝事业涂上阴森可怖的色彩”，他蔑视他同胞的灭绝种族的做法。治理这个国家的“有德之士”偶尔也表示不安，在卸任很久以后，约翰·昆西·亚当斯“成为奴隶制和土

*美国第三任总统，1801-1809年。——译者

**美国第五任总统，1817-1825年。——译者**美国第六任总统，1825-1829年。——译者违：：

著居民政策的直言不讳的批评者一他称这些政策为“这个国家的滔天罪行之一，我相信，总有一天上帝会对它加以审判的”。他希望他的来得太迟的立场或多或少可以帮助“那个不幸的土著美洲人种族，我们正在以如此毫无仁慈的和背信弃义的残酷灭绝他们”。但是“上帝所命”（Manifest Destiny）的理智之父的正式悔过认错和把对这个半球的控制已经收于自己的囊中并未对这种种族灭绝行为产生任何影响，它继续极其残酷无情地继续着。⑤

亚当斯是根据他的第一手经验说话的。有一个例子甚为明显，其深远的后果直接影响到了印度支那，它就是被称为“第一次西米诺尔*战争的杀人和抢劫展览，……也是美国旨在从东南部迁移和消灭土著美洲人的政策的一部分”。在威廉·威克斯（William Weeks）对亚当斯外交所作的研究中，按照他关于安德鲁·杰克逊将军（General Andrew Jackson）1818年对西班牙的佛罗里达西米诺尔人的“恐怖、

劫掠和威吓战役”的描述，他作了如上的评论。这位西班牙部长得出结论，“对西米诺尔人的战争只是杰克逊将军，作为征服者，攫取这些西班牙省份的借口……为的是在可憎的暴力和流血的基础上，在那儿确立这个共和国的统治”—“虽然出自一个外交官口中此言言之甚重”，威克斯写道，“但是却痛苦而精确地描述了美国最初是如何获得对于佛罗里达这个州的控制的。”

作为国务卿，为杰克逊将军所取得的成果进行辩护本是亚当斯西米诺尔人为美国印第安人中的摩斯科格人的一部分。—一译者

的任务。他这样做了，并利用这个机会确立无须经过国会批准的行政战争的信条，这在印度支那战争中更被延伸扩大到了新的境地。在被著名的当代历史学家塞缪尔·弗拉格·比米斯（Samuel FlaggBemis）赞许为他的“最伟大的国务公文”中，亚当斯提出了这种辩解和新的信条，给托马斯·杰斐逊总统留下了深刻印象，称它为“我所见过的最才智洋溢的文件之一，无论是在其逻辑性或在其风格上”。这篇种族主义的长篇攻击文字充满了离奇的弥天大谎，旨在“化未得到正式授权的对外国领土（佛罗里达）的征服为一种爱国的自卫行为，使美国从侵略者变为怨恨难平的受害者”，威克斯评论说。他示意亚当斯也许是从“他最钟爱的历史学家”塔西佗（Tacitus）那里获得的灵感，塔西佗曾十分尖刻地说过，“罪行一旦被揭露就无所逃遁，惟有厚颜无耻”。浸淫于这种古典传统之中的共和国的创始者们欣赏这种观点。

步亚当斯的后尘，杰克逊试图保护美国人免受“所有的逃跑的黑人、所有野蛮的印第安人、所有海盗和所有背叛了他们国家的人的危害”，因为他们正被英国人动员起来，对这些无辜之人“进行一场灭绝的战争”，一—威克斯证实了这纯是“半真半假的事实，谎言和漫无边际的夸大的大杂烩”。事实上，杰克逊违背宪法的“嗜血手段”和侵略的目的是为了征服西班牙占有的领土和灭绝试图逃脱殖民者野蛮束缚的奴隶和印第安人——用使杰斐逊和现代学者印象深刻的那一篇宏文的话来说，就是“对美国”正在进行“野蛮的、卑贱的、灭绝战争的无法无天的印第安人和黑人的乌合之众”。因为阴谋煽动这些野蛮I期

人，两名无辜的英国人被征服者处决，由于这一行动“对于恐怖和榜样的有益的效能”，亚当斯对之赞美有加。20年以后，威克斯继续道，这个故事随着对西米诺尔人的“第二次灭绝战争”终结了，“在这场战争中，部落的剩余人员要么向西迁移，要么被杀害或被迫避难，躲人佛罗里达稠密的沼泽群中”，今天只有“作为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吉样物”才在国民的意识中幸存下来。当初，要是纳粹获胜的话，或许犹太人和吉卜赛人也将作为慕尼黑大学和弗赖堡大学的吉祥物幸存至今。⑥

威克斯的文章写道，“为杰克逊辩护，亚当斯毫无疑问就是在为迁移印第安人、为奴隶制，和为没有国会批准就使用军事力量辩护”，在上述的最后一种情况中，这还确立了一个重要的先例，并延续有效至今。

灭绝较弱种族而又完全尊重人道法则，是充斥于欧洲征服全过程的一个特点。屠杀完全没有防卫的人被认为是英雄主义的一个特别标志，就如我们在1991年的海湾屠杀中再次目睹的一样。伴随那次屠杀产生了一个标准用语，“X的英雄”，指的是当他的部属在艰难跋涉穿越丛林和沙漠，千方百计躲避着敌人的火力，打着X之战之时，或者更加理想的是，当他的部属从老远的地方就将死亡和毁灭铺天盖地地降临下去之时，坐在某个安静的房间内翻弄文件的那个战争当家人。通过经济战，借饥饿和疾病之手谋杀婴儿，多年来美国的这一拿手好戏，则被认为有所不及而不值得称道，因而被恪守此信条的机构所隐藏掩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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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下无法形容的暴行还要能够自我歌功颂德大吹大播，这种能力受到了高度重视，实际上还成了进入受尊敬的知识分子文化圈子的敲门砖。这种做法已是家常便饭，因为司空见惯而习以为常，就像我们呼吸的空气一样。举例说，当晚间新闻的制作者将乔治·布什的告别演说在电视上推出时，他们几乎不可能会有丝毫的扭捏难堪，尽管画面上布什一边擦一颗泪水，一边在回忆美国军队向哀求的伊拉克士兵伸出同情之手，但头脑里在想的却或许是巴士拉公路上的“射活靶比赛”或B-52轰炸机对躲藏在沙漠里的伊拉克应征士兵的轰炸一—或者几星期以后，布什在新闻界和评论界的点头和清醒的赞许之下，为了“稳定”，恢复支持他的老朋友，而任由萨达姆·候赛因去宰割的什叶派教徒和库尔德平民。他们也不会有任何一个会粗鲁到如此地步，竟会对在布什和萨达姆玩他们的小小游戏时死去的千万个儿童的生命提出质疑。⑦

一个相关的任务也就由此而生，它就是重塑历史，以展示我们在将“可怕的不幸”带给那些有足够幸运落入我们的摆布之中的人时，指导我们的想法之高尚和理想之崇高。头脑更实际的则警告说，随着冷战结束，我们不应该“回归形式”，在忽视“国家利益”的同时，不假思索地滑退回到我们的世界恩人的角色时，“让理想主义几乎独自控制了我们的外交政策”；世界是一个太严酷的场所，不容我们只受这么久以来一直为我们指引道路的“威尔逊理想主义”的一家指导（《纽约时报》

首席外交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获准引用的一位高官的话）。这个明智的忠告也有其深刻的根源。当这个国家在1783年庆祝一次更早的I

胜利时”，一个委员会就警告国会说，“在满足他们的人道行为的良知时”不要走过了头；“铺张的大方使慷慨变成破产，使其自身的计划归于失败”，该委员会在建议进一步掠夺印第安人的土地时这样解释说。⑧在表示对于我们人道主义干预印度支那的恭敬敬畏时一—它可以凑成许多巨著，我们一样也一直在听到时时伴随而起的警告声，我们也许慷慨过头了，这可能对“国家利益”有害。

正如那些从征服的早期年月以来就遭到“欧洲人的野蛮不公正”对待的人的命运所证明的，篡改历史记录，并且常常达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程度，可以持续长达许多个世纪。但是，对抗某些现实，甚至在学术研究中，是直到20世纪60年代的那次文化复兴才成为可能的，罕见的和主要是被忽略了的例外除外。

如果这么说的含义是，对有用的历史经常篡改是在完全不受注意的情况下得逞的，那是有失公平的。在1992年年中，《纽约时报书评》就针对这种令人深恶痛绝的行为专门发了一篇社论，其横贯头版头条的大标题为：“你不能谋杀历史”。即使说得客气一点，社论的思想也十分刺耳，当500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之时，它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历史能够像人一样被同样“无比幸福地”谋杀；仅《纽约时报》一家的档案资料就拿得出足以说明问题的记录了。然而，人们不必担心。

这篇社论咬紧的是一个合适的主题：“旧苏联”的谋杀历史。文章说，在那里历史“就像人体里的癌症一样，一个看不见的存在，尽管它的存

*英国于1783年签署《巴黎和约》承认美国独立。——译者i】

在被勇敢地否认了，但一切可以想象得出的武器都被动员起来去对抗它”。社论作者回忆了“那些权势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的苏维埃官员，他们的职责就是压制公众对于谋杀沙皇和他的家属这段可怖插曲的记忆”，但到头来，他们终究也“不能阻止潮流”。④

不幸的政委们，他们的权力基础已经崩塌的政委们！

2.更深层的根源

也许因为停留在过于表面的层次上，而忽视了更深层的政策根源，所以以下关于政策设计档案记录的评论可能是错误的。这样说是很公平的。政策出自政府机构，反映了其内部的权力和特权需要，因此，只有在这些因素得到承认后，它们才能被正确理解，包括目前正在进行的案例研究也不例外。

人类历史的每一时代，亚当·斯密还是有点公正地论述说，都暴露出有“人类主人的无耻格言”在作祟：“一切为我们自己，一点也不为他人。”在半个世纪的欧洲征服史中的“人类主人”包括欧洲的“商人一武士”，紧随他们之后的工业家和金融家，正在创造商业新闻现在称之为“新帝国时代”的超国家的公司和金融机构，以及已经被动员起来为它们牟利的各种形式的国家权力。今天随着种种新的管理形式联成一体，服务于“事实上的世界政府”里的主人们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G-7集团、关贸总协定和其他行政协议——的需要，这个过程仍在继续。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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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无耻格言指导下的机构结构自然倾向于双重层次的社会：

主人及其代理人为一层，和或是为他们服务、或是多余的平民百姓为另一层。国家权力通常使这些区别永世存续下去—一个被亚当·

斯密再次强调的事实，他谴责重商主义和殖民主义，认为它们对于英格兰人民总体上是有害的，但对于作为政策“主设计师”的“商人和制造商”，却极其有利。国家政策常常带来重大的社会成本，但是，就如本案例一样，“主设计师”的利益总是得到最精心的照顾，罕有例外。当我们继续前进到现代，这个教训依然有效，在国际化的经济中，甚至在军事失败后也经常适用。例如，我们可以看一看，纳粹合作者们在企业和金融界的利益，在美国占领恢复他们的合适地位时，是如何得到“最精心的照顾”的。①

在“新帝国时代”，贸易正越来越成为特定的跨国公司内部的、在一只高度“有形的手”指导之下的、一种集中管理的交换的形式，这些现象本身就具有极太的重要性，同时对思想的外部标志也产生了影响。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赫尔曼·戴利（Herman Daly）和罗伯特·

戈德兰（Robert Goodland）指出，在流行的经济理论中，“在一个市场关系的大海中，公司是集中规划的岛屿”。“在岛屿越来越大时”，他们继续指出，“确实没有理由宣称就是市场原则的胜利”——特别在岛屿们接近这个大海的规模时，大海就急剧地离开自由市场原则，并历来就如此，因为强者不愿屈从于这些破坏性的规则。？

人们在描述当前阶段的全球征服时，用上了各种委婉的说法：世界被分成了“北方和南方”，“发达的和发展中的社会”，等等。但与此1

同时，世界的基本轮廓依旧，甚至反而随着主人和受害者之间的差距扩大——近年来速度极快——而更见明显。迄今为止，在富裕社会中间，效果最为明显的是在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这三个国家都与它们所鼓吹的新自由主义的学说（有限地）调过情，并带来了可以预计的有害结果。在国际上，这个差距——更确切地说，鸿沟—一自1960年以来，在一次资本主义的重大灾难横扫大半个传统的殖民地领地的过程中，已经扩大了一倍，外围的日本除外，因为在那里标准的经济学说并未被认真看待，国家拥有足够强大的权力不仅控制劳工而且控制资本。在很大的程度上，“南方”情况的恶化可归咎于当工业化世界在高唱完自由市场的高调之后，走上相反的道路，变得越来越保护主义（里根时代的美国明显如此）的时候，实际存在的世界政府却将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强加于它。？

新自由主义的神学理论，肯定地说，在第三世界的新闻界很叫好。在准能从使他们发财而使普通老百姓则坠入了悲惨和绝望深渊的政策中得益的上流社会中，它颇得人心。但是，普通老百姓不会写文章诉说命运。因此，西方的理论家可以吹嘘，我们所维护的思想学说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对于其他思想，则任由我们随意拒绝排斥）。

这些过程有时也产生令人欢呼雀跃的宏观经济统计数字，在此情况下，其结果被欢呼为“经济奇迹”。在肯尼迪一约翰逊政府支持下上台取得政权的新纳粹将军统治下的巴西即为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同时，随着第三世界模式向富裕的工业世界延伸，我们再次观察到，斯密的教训在发挥作用：财富向富有者聚积，而商业新闻界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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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所谓的“92年的悖论”：虚弱的经济，强劲的利润，而百思不得其解。

斯密的教训直接适用于印度支那战争。通常，这些战争被描绘成是美国的一次失败，一个代价昂贵的好高骛远的经典例子。在企业界因为它的代价过于昂贵而提出要求对这一伟业做出清算以后很久，越南战争才最终在学术界和媒体评论界的持不同政见者中间被视作是一个“灾难”，“主要是由于正义和无私的仁慈过头”（约翰·金·费尔班克，John King Fairbank）和“做好事鲁莽犯错”（安东尼·刘易斯，Anthony Lewis）而引起的；鹰派则采取了更强硬的路线，他们谴责和平运动、媒体，以及将一项所有人视作为“崇高的事业”的努力变成一次代价昂贵的失败的其他罪人。

这些代价是真实的，其中包括了数万名美国士兵阵亡在内的无法计算的代价。但是，现实的评价需要有斯密认为理所当然的，也是今天的商业新闻界认为理所当然的、阶级分析的视角，假如没有他犀利的目光和直言不讳的坦率的话。1973年，《远东经济评论》的编辑把美国的这场战争说成是一次胜利，它“为东南亚赢得了时间，使得相邻的国家能够逐步建立它们的经济和身份感，达到一种稳定的程度，这就为它们准备好了对付颠覆的实力，并为农民提供了比在夜间从山上或丛林中溜出来的恐怖分子的承诺更有吸引力的一种选择”，因此，这个地区正在成为世界上通过“美国商人”和他们的日本及欧洲同行而发财致富的最大的机会之一。

尤其令这样的更为现实的观察家欢欣鼓舞的是，用《时代》杂志的热情洋溢的话来说，印度尼西亚的“热血沸腾的血洗”，数十万人陈尸iii；

全国各地一—大部分都是无地的农民，消灭了惟一的以群众为基础的政党，将印度尼西亚的财富开放给西方掠夺。这一缕“亚洲光芒的闪现”（詹姆斯·雷斯顿，James Reston，《纽约时报》）在西方唤起了无限的兴奋和对于美国在越南的坚定立场的大量欢呼喝彩，这为将军们带来了鼓励，并在他们执行即便必要也是可怕的任务时，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保护他们的“盾牌”。只有一丝还不够令人满意的是，在菲律宾建立了暴君和杀人凶手马科斯统治的军事政权和在泰国等地取得了类似的成就，对投资者，如果不是对农民，“提供了一种更有吸引力的选择”——与他们在一个独立的越南所建立的令人畏惧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模式相比。？

美国在印度支那达到了它的基本目标，尽管没有达到复制出像印度尼西亚一样的胜利的最高目标。在此后的岁月中，这个成绩已经得到了巩固，以一种我们返回去的方式。让我们回到斯密的教训上来，虽然这一个特定的“欧洲人的野蛮不公正”插曲对于美国人民来说可能是代价昂贵了点，但再一次，政策的“主设计师”的利益得到了“最精心的照顾”。

综观历史，平民百姓一直在寻找更多的自由和公正，并常常赢得生活条件的改善。对于这些发展，“品质最优秀的人”历来就一点都不高兴。在他们中间向来就存在着广泛一致的看法，不能允许平民百姓干预公共事务的管理：他们应该是旁观者，而不是参与者，就如现代民主理论所认为的那样，他们应该受“必要的幻想”和“情绪上十分有效的过分简单化”的约束（赖因霍德·尼波尔，Reinhold Niebuhr，表1i

述的标准观点）。在平民百姓获得了政治权和公民权后，他们就会变得越来越难以用武力控制了；因此，就有必要控制他们的思想，隔离孤立他们，破坏可能为资源有限的人以有意义的形式进人政治舞台提供途径的民众组织（工会等）。在美国，在这个或许是世界上最自由的社会中，随着一个有高度阶级意识的公司阶层已经在力图“控制公众的思想”，这些措施已经被精炼到异乎寻常的程度。正在兴起之中的事实上的世界政府则为达到他们的这种梦寐以求的理想一—剥夺民主结构任何实质性的意义——提供了新的途径。它的决策机构基本上都不受公众的干预，甚至是不为他们所知的。

国内“稳定”需要上流社会精英分子被灌输以正确的思想，同时要让平民百姓成为一盘散沙，使他们边缘化，用简化的形式喂养他们必要的幻想。过去30年的一个重大的发展就是思想机构在达到这些目的方面的失败。可以预见，随着第三世界模式在国内的扩展，控制平民百姓将是一个越来越难的问题。

3.坚持既定的道路

我们在越南的“正义和无私的仁慈过头”通常被归咎于是冷战造成的，套用一句因使用得太多而已成为陈腔滥调的话来说，是那种被感觉到的“抵制苏联扩张的一切迹象的需要，不管它发生在何处，甚至在与我们的利益并无生死攸关关系的地方”。⑤这种信条并非完全虚假，但必须从“新闻语”译成普通语言。在整个冷战时期，“苏联扩张”题

这种说法都是被当作不能找出合理理由解释的政策动因的借口的，不管它们的真实理由是什么。

印度支那战争提供了揭露这种普遍做法真相的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1950年，在决定支持法国镇压越南独立的民族主义威胁时，华盛顿就指派任务给情报机构，要它们证明胡志明是莫斯科或北京的傀儡（任何一个都行）。此后，尽管情报机构做出了不懈努力，但任务依然看来毫无完成的希望。“克里姆林宫指挥下的阴谋”的证据“几乎可以在所有国家”发现，但越南除外，它似乎就是个“异类”。同样，与中国的联系也没能找到。但并非一切都失败了。分析家得出结论说，这是因为莫斯科认为“越盟”“有足够的忠诚，可以放心地让他们独立决定他们的日常政策，不需监督”。苏联的扩张于是就这样被确定下来了，并成了每一个清醒的评论家手中随时都可取用的公式——尽管日后回想时，说当时恐惧被夸大了总是容许的。《五角大楼文件》披露的极少数真正惊人的事实之一是，在一份长达25年的情报档案中，分析家甚而只能发现一份文件——一份未提交的工作文件——提出过河内是否正在追求自己的民族利益，并没有执行外国主子的命令的问题。在强制推行一种制度性愚蠢行为时，信条需要的有效性怎么强调都不会过分。

恐怖、颠覆和最终侵略的实际理由均衍生自战后初期异常清晰地形成的北一南关系这个基本逻辑。认识到他们手中拥有前所未有的权力，美国的政策设计者们着手按照主人们的利益来组织这个世界，据中央情报局的首席历史学家，杰拉德·海恩斯（Gera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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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ines），在一份受到高度重视的美国拉丁美洲政策研究中对此事的说法，“出于私利，承担起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利益的责任”。南方的每一个地区都被分配了合适的位置。拉丁美洲将由美国接管，后者的竞争对手，英国和法国，一概被排斥在外。海恩斯解释说，那儿的政策旨在“为美国的经济开发更大的和更有效的供应源，以及为美国的出口创造更大的市场和为美国资本创造更大的投资机会”，即一种只有在“不影响美国的利润和统治称霸”的前提下，允许当地发展的“新殖民主义的、新重商主义的政策”。这个门罗主义也被有效地延伸用于中东，那儿庞大的石油资源，关键是它所产生的巨额利润，将由躲藏在顺从的“阿拉伯门面”的家族独裁后面操纵的美国及其附庸英国控制。

正如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及其国务院政策设计班子所说的，非洲将为了欧洲的重建“遭到盘剥”，而东南亚则将“履行其作为日本和西欧的一个原材料供应源的重要作用”，帮助它们克服“美元亏空”，使得它们有能力购买美国出口的制成品，为美国投资者带来赚钱的机会。

总之，第三世界将保持其传统的仆人角色，为主人提供廉价的劳工和资源、市场、投资机会和其他的便利，而当地的上流社会，只要他们合作，则被允许分享掠夺的成果。根据同样的逻辑，对美国利益的主要威胁始终被认为是响应民众要求“立即改善群众的低生活水平”和发展国内需求的压力的“激进的和民族主义的政权”。这样的“极端的民族主义”是不能接受的，不论其政治色彩如何，因为它与一个“有利于私人投资的政治和经济气候”的要求相抵触，与充分的利润返回1山

和“保护我们的原材料”相抵触。

如果一个“极端的民族主义”政权似乎在或许对其他贫穷的和受压迫的民族也会有意义的方面取得了成功，那么它就成为更大的威胁了。在此种情况下，它就成了可能会“感染”他人的一个“病毒”，一个可能“毁坏整筐苹果的烂苹果”。它是“稳定”的威胁，也就是说，对肆无忌惮地身体力行那个无耻格言而言。病毒必须被消灭，周围地区必须打预防针，以确保疾病不扩散。那就可能需要采取极端野蛮的措施了，因此，它们是可接受的，甚至是可赞美的。对于1965年苏哈托将军上台时上演的“热血沸腾的血洗”的欢欣鼓舞的反应正是一个生动的例证；对20世纪80年代美国在中美洲精心策划的血洗的自我捧场则是另一个。例子实在太多，太容易找了。南一北关系，以及它们的思想意识外表，常常都逃不脱这个定式。

印度支那战争也绝非例外。从一开始，大家就理解“共产党人胡志明是印度支那最强的，或许还是最能干的人物，任何将他排除在外的方案建议都是结果不确定的权宜之计”（国务院，1948年）。任何时候，美国的政策设计者们都没有自欺欺人，以为他们已经能够拼凑出一个东西来替代共产党领导的越南民族主义了；在越南南部出现一个“第三势力”的可能性也一点也没使他们少气馁，因为它也将是独立的。民族主义的呼声尚且不说，情报机构在1959年又警告说，美国在南越的附庸国家无法与河内政权在经济上竞争，那儿的经济发展速度更快，并且将继续这样下去，因为那里“举国一致的努力都集中在建设未来之上”，而非集中在使殖民主义的遗产继承者发财之上。而更i：

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则是共产主义的“思想意识威胁”，即按肯尼迪的顾问沃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所说的，“中国的共产党人可能通过他们在中国取得的进步，向亚洲人证明，共产主义的方法比民主的方法更好、更快”。由于采纳了这种传统的观点，国务院建议，美国应该设法阻遏亚洲共产党国家的经济发展。①

在印度支那，要在其北部制造贫穷和痛苦，在其南部保护美国的附庸，按肯尼迪对抵抗他的侵略行径的行动所称，使其免遭“来自内部的攻击”，其惟一的办法是增加暴力。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的“做好事鲁莽犯错”没有其他道路可取。一如既往，这同样的逻辑指挥美国支持该地区其他穷凶极恶的恐怖国家，保护它们免受病毒的侵袭。这些就是南一北关系的标准特点，在印度支那的情况中只是表现得尤其清晰而已，但它们被列为了X级，不能向一般受众开放。

用拉丁美洲人权方面的主要学术专家拉尔斯·舒尔茨（Lars Schoultz）的话说，“通过取消数量上多数的政治参与，永久性地摧毁一个已被察觉的、对现存的社会经济特权结构的威胁”，极端的国家恐怖通常是必需的……他是在描述“新纳粹国民安全国家”的目标时说这些话的，“新纳粹国民安全国家”的根子就出在肯尼迪政府的旨在防止古巴骚乱蔓延的政策之上。美国在南越的附庸政权被驱赶走上这同一条路。

尽管他们作出了最大的努力，但是负责的知识分子还是常常发现，他们难以掩盖美国政府给予这些措施的支持。这是一个问题，因为按照他们教条的谕旨，美国的领导人都是仁慈、人道、忠于民主、自i！

由和人权的，并且在其他品性方面也都是圣人一般高尚，白玉无瑕的。

当他们一心一意实施的野蛮的暴行被揭露得太清楚之时，就需要有新的手段来解决真理和“更高的真理”之间的矛盾。一种技巧就是“改弦更张”之说。是的，坏事发生了，就在我们为了不幸但可以理解的目的离开我们的崇高的道路之时；现在一切都已事过境迁，我们可以忘记历史，向着宏伟的未来骄傲地阔步迈进了。而那些不能做到不动声色地就把这样的例行公事安排得妥妥帖帖的人，最好就此舍弃成为受人尊敬的公共事务评论家的任何幻想。

这种标准方法当前的变形版本就是将美国及其附庸犯下的罪行归咎于冷战。随着美德最终取得胜利，我们现在可以回到我们的人道主义的使命上去了，将和平、欢乐和丰裕带给每个地方的受苦的人。

我们可以再次为我们自己披上“威尔逊理想主义”的外衣了，虽然我们在心里牢牢记着，这是一个充满凶险的世界，许多坏人随时将会发起攻击，如果我们不提高警惕的话。

随便选一个例子，1991年11月，在东帝汶的帝力，印度尼西亚犯了在电视摄像机面前进行大屠杀和野蛮殴打两名美国记者的错误，这以后，令《华盛顿邮报》的编辑们脸上增光的是，他们建议美国“应该能够利用其影响，对此问题施加压力”，需要指出的是，此前的16年中，华盛顿一直在支持已经杀死了“高达三分之一人口”的印度尼西亚对东帝汶的太侵和武力并吞。这里的理由，《华盛顿邮报》解释说，是“美国政府正处在越南剧痛的煎熬之中，未作好准备，竭尽全力支持一项”可能有损“它与其雅加达坚定的反共盟友关系的事业。不过，那是

：

当初。今天，随着东西方冲突的烟消云散，几乎每个人都更愿意考虑自决的合法要求了。”⑧

《华盛顿邮报》对印度尼西亚的入侵与东西方冲突之间的关系没有任何的提及，绝对是个零。他们没有解释，为什么处在越南剧痛的煎熬之中，美国仍发现有必要在印度尼西亚1975年入侵东帝汶的时候，增加对其附庸的武器供应，并且使联合国为对抗侵略，“不论采取任何措施都归之无效”，按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骄傲地描述他成功地执行国务院命令获得胜利的话来说。他们没有解释，为什么1978年当印度尼西亚的军需品正在消耗枯竭，而屠杀正在接近于真正的种族灭绝程度之时，卡特政府会感到有义务急剧加快武器供应。他们也没有解释，为什么随着屠杀的升级，“自由的新闻界”会感到，责任要求它减少对于这些事件的报道，以至于1978年在屠杀发展达到巅峰时，关于这方面的报道甚至降到了零，无论是很容易采访到的难民，还是受人尊敬的教会组织、人权团体和此问题上的专家的声音他们一概都不理睬，反而去帮着印度尼西亚的将军们说话和帮着我们的国务院支吾搪塞。他们也还没有解释，为什么今天他们拒绝告诉我们，西方石油公司一窝蜂抢着加入印度尼西亚对东帝汶的石油掠夺的真相。所有一切全都被“冷战”一笔带过，就算解释清楚了，现在，既然冷战已经成为过去，我们可以将过去的错误丢弃在记忆的空洞中，回到我们的正义的道路上来了。

荒唐姑且不论，只要看一看冷战之前的和紧接着冷战的情况，这

种论点立即就可以被驳倒；从伍德鲁·威尔逊“和他的前任起，一直到冷战结束和以后，人们察觉不到他们在乐意诉诸镇压、颠覆、暴力和恐怖上有任何变化。然而，历史记录对于“更高的真相”没有影响。这个论点始终屹立不动，不管事实如何；信条的必须就是这么回事。

更有趣的是，这个论点搞错了冷战的性质，由于它对理解在这段长达70年之久的时期一—包括1945年至今的印度支那战争——中发生的事件，以及理解旨在为他们提供一个可以接受的角色分派的信条框架的重要性，这是另一个至少值得简略回顾一下的题目。

4.克里姆林宫的阴谋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冷战本身可以被理解为“南北对抗”的一个阶段，其规模之大是如此非同寻常，以致它具有了自己的生命，但其根基仍然扎在人们熟悉的逻辑之中。

东欧是原先的“第三世界”，是沿着甚至在哥伦布时代前就存在的穿过德国的一条断层线，从西方游离出去的，西方开始发展，东方成了它的服务区。到20世纪初，这个地区的很大部分是西方的一个准殖民地附属物。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上台接管政权马上就被认为是

“极端民族主义”，因此是不可接受的。此外，它还是一个“病毒”，对第三世界有足够大的吸引力。

*Woodrow Wilson，美国第28任总统，1913-1921年。——译者i：

西方入侵苏联因此被合理地辩解为，防卫“对于资本主义秩序生死存亡本身的……革命的挑战”，首屈一指的外交史家约翰·刘易斯·盖迪斯（John Lewis Gaddis）今天如是评价说，重申了20世纪20年代美国外交的基本立场：对于承认苏联的“根本性障碍”，国务院东欧司司长认为，“在于该国统治者的世界革命的目标和实践”。当然，这些“实践”并不涉及事实上的侵略；而是干扰了西方的构思，这也就等同于侵略。克里姆林宫夺取世界的阴谋因此就被确定下来了，以后的年月中，随着其他极端民族主义者和病毒被指定归入这个“苏联扩张”的范畴，这个老调一再被重弹。

工业化的西方同样被认为是易于受到这个瘟疫感染的。布尔什维克企图使“无知和无能的人民大众一统天下”，伍德罗·威尔逊的国务卿罗伯特·兰辛（Robert Lansing）警告说。他们正在“向各国的无产阶级，向无知的和智力不足的人，那些因为其数量而被驱策要当主人的人”，发出呼吁，“……考虑到全世界的社会不安定的变化，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危险”。当士兵委员会和工人委员会短暂亮相于德国时，威尔逊担忧它们将在“正从国外返回的美国黑人【士兵】”中间激起危险的思想。此前，他已经听说，黑人洗衣女工在要求得到高于市价的工资，说什么“钱是你的也同样是我的”。如果布尔什维克病毒不被根绝，除了其他的担心以外，他还担心，实业家或许不得不适应在他们的董事会里有工人董事出现了。

因此，在国内同样也必须保卫西方免受“革命的挑战”。如兰辛所解释的，必须使用武力防止“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无政府的领导人”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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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组织或鼓吹反政府”。威尔逊政府发动的镇压成功地破坏了民主政治、工会、新闻自由和独立的思想，从而保卫了实业的利益和他们对于国家权力的控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个故事再次重演，又是在克里姆林宫阴谋的托辞之下。

按照官方的版本，是苏联的罪行激起了西方的敌对。乔治·凯南在他的苏美关系史的学术著作中写道，1918年1月，解散立宪议会“以一种断然决断的姿态”开创了与西方世界的决裂。凯南又写道，英国驻彼得格勒的大使乔治·布坎南爵士（Sir George Buchanan）“深为震惊”，并主张武装干预，惩罚罪行。理想主义的伍德鲁·威尔逊特别心烦意乱，这反映了美国公众“对于合宪性的强烈恋情”，对于一个除了“赤卫队的刺刀”以外，没有任何授权的政府的出现，他深为恼怒。但几个月以后，在被占领的海地，威尔逊的军队解散了“国民大会”，以海军陆战队指挥官斯沐特莱·巴特勒（Smedley Butler）少校的话说，“用的是货真价实的海军陆战队的方式”。其理由是，海地的立法机构拒绝批准入侵者强加的宪法，这部宪法给予入侵者买光海地全部土地的权利。一次海军陆战队导演的公民投票弥补了这个问题：

在华盛顿的枪口下，这个美国设计的宪法以99.9%的多数被通过，有5%的人口参加了投票。威尔逊的“对于合宪性的强烈恋情”并未为出现一个“除了海军陆战队占领者的刺刀以外”没有任何授权的政府而有所感动，凯南也一样。恰恰相反。至今，这些事件仍出现在“历史”标题下的有趣历史的重新编造中，作为美国“人道主义干预”，及其（对于我们的）困难程度的一个例证。与此插曲一起背离了历史的是实际i

上的奴隶制恢复、海军陆战队的大屠杀和恐怖、废除立宪制度，和海地被美国公司接管，就和邻国多米尼加共和国发生的情况相差无几，在那儿威尔逊的侵略军只不过稍稍少了点破坏性，或许是因为他们的种族主义的野蛮在遇到“操西班牙语的美洲人”，而非“黑鬼”时，还不至于达到如此的极端程度。

因此，威尔逊被尊为伟大的道德导师，自决和自由的使徒，为此我们现在可以考虑回归到令人激动目眩的威尔逊理想主义的日子去了。相比之下，布尔什维克违背了我们的崇高理想，是如此的大逆不道，必须用武力打倒。

遵循这同样的崇高原则，美国热情地欢迎1922年贝尼托·墨索里尼在意大利进行的，按美国大使描述这次法西斯主义强行上台的话来说的“漂亮年轻的革命”。进入20世纪30年代很久以后，用那个（虚妄地）从强加给海地的宪法上沾光的人，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的话来说，墨索里尼还是那个“令人敬佩的意大利绅士”。法西斯的暴行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它们阻挡了第二个俄国的威胁，国务院如是解释说。因为相同的理由，希特勒被当作一个“温和派”而得到支持。1937年，国务院认为，法西斯主义和美国的经济利益是可以相容的，并且它也是在“不满的群众，有了俄国榜样的前车之鉴，发生左倾时”，“富有的阶层和中产阶级出于自卫的”、自然的反应。因此，法西斯主义“必须成功，否则，群众，这一次得到了幻想破灭的中产阶级

*美国第32任总统，1933-1945年。—一译者

的增援，将再次左倾”。1936年，美国外交家威廉·布列特（William Bullitt，凯南的导师）在他离开就任的驻莫斯科大使职位时“相信，只有纳粹德国才能够阻止苏维埃布尔什维克主义进军欧洲”，丹尼尔·

尤金（Daniel Yergin）评论说——当然，不是用征服。美国的企业界对此心领神会。主要的美国公司深深地卷入了德国的战时生产，有时甚至通过参与希特勒的雅利安化计划下的掠夺犹太人的资产而使自己发财（大名鼎鼎的就有福特汽车公司）。“希特勒上台后，美国对德国的投资迅速加速”，克里斯托弗·辛普森（Christopher Simpson）在文章中写道，“在1929至1940年间，增加了大约48.5%，而同期在欧洲大陆的其他地方的投资却急剧下降”，在英国勉强持平。

目前，右翼的德国历史学家正在使类似的概念复活，他们辩称，希特勒入侵俄罗斯可以被看作“客观上的一次预防性战争”，因为“受到被另一群人灭绝的威胁而保卫自己一群人，不论他们是一个阶级还是一个民族，具有一种保卫自身的基本权利”；“希特勒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的敌人（布尔什维克人和犹太人）要灭绝他的决心”（恩斯特·诺尔特，Ernst Nolte）。鉴于其对强权利益有用，这种画面的片断完全有理由成为未来公认的信条，尽管我们可以推断，我们不会再回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回到那个布列特将外交问题都归咎于他所悲叹的那个事实的时代。那个事实就是，俄国外交部“最近已经清洗了其中所有的非犹太成员，并且我们或许只不过很自然地发现了，那个种族的成员竟比俄罗斯人自己还更难对付”，特别是有“一个该死的犹太佬”，他的影响之大尤其令他悲叹。我们也可以预期，有人可能会1

进一步重新考虑，为什么没有将与希特勒单独婧和的机会走到头，那样的话本来是可让德国人和俄国人双方互相残杀，而美国和英国则可退居一旁作壁上观，直到时机成熟才出来收拾残局。@

正如盖迪斯（Gaddis）跟其他严肃的历史学家都承认，冷战始于1917.

年，而不是1945年。不管人们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时期的看法如何，在较早期的年份中，没有人把苏联看作一个军事威胁，尽管大家都同意，病毒必须被抑制，并且如果可能，被消灭——与此几乎完全一致的政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立即就被采用了。到那个时候，那只“烂苹果”已经扩展到把东欧也包括在内了，这就破坏了西方对传统资源的取得。它的

“毁坏整筐”的能力也已增加了，而且再一次，不仅仅在“南方”。共产党能

“直接笼络群众”，艾森豪威尔总统抱怨说。他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

杜勒斯悲叹，共产党“有控制群众运动的能力”，“某种我们没有能力复制的本领”。“穷人是他们要笼络的对象，他们历来就一直在想掠夺富人。”

1945年7月，国务院和战争部所作的一份重要研究发出警告，“全世界正在兴起一个潮流，普通人都渴望登得更高走得更远”。俄国在“过去的几年中的行动没有为我们提供任何有把握的基础来假设，她还没有”通过和这些危险潮流的联合，与扩张“她在全球影响的想法调情”。俄国“还没有证明，她完全没有（这种类型的）扩张主义的野心”。

此外，苏联已经成为重要的军事力量。尽管美国的政策设计者们预期，苏联决不会无缘无故就发起进攻，但他们担心，对她传统的敌人——德国和日本——的重建，作为构成一种严重安全威胁的敌对军事同盟的一部分，苏联可能会作出反应，西方分析家们认识到。那个姑且不1l；

论，苏维埃政权就是美国及其盟友行使武力的一个威慑；而出于她自身卑劣自私的理由，苏联还频频支持美国进攻和颠覆的对象，因此干扰了“稳定”。作为一个大国存在的本身，她在第三世界就为不结盟和一定程度的独立提供了一定的空间。小一些的“烂苹果”不构成这样的威胁。

应该强调的是，对于斯大林的可怕罪行，杜鲁门和其他高官完全没有放在他们的心上。杜鲁门喜欢并赞赏斯大林，觉得只要让美国在85%的时间里遂心如意，他就能同他打交道。美国其他主要人物也都同意。就像杀人犯和凶手在对待其他一群小杀人犯和凶手那样，不服从才是不可饶恕的罪行；对待鼓吹“穷人优先选择”的牧师，阿拉伯世界世俗的民族主义者，伊斯兰原教主义者，民主社会主义者和任何类型的独立人士，同样如此。

如果我们能够摆脱省事的方法论的束缚，印度支那的情形就会变得清晰起来了。是胡志明的“极端民族主义”才使他不能被接受，并非是他为“克里姆林宫的阴谋”或“苏联扩张”服务，除非我们以奥威尔风格来解读这些词语。

5.耻辱种种

除了那些明显的机会以外，500周年庆典也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机会来审视这种“谋杀历史”的情况。有些机会被抓住了。1991年10

*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1903-1950年，著有《动物庄园》和《1984》等。—一译者I糕

月，500周年庆典以一连串关于日本12月.7日攻击珍珠港50周年的评论文章开始了。按《纽约时报周刊》驻东京记者斯蒂文·威士曼（Steven Weisman）为该杂志撰写的“日本人心目中的珍珠港”的封面故事中所勾勒出来的问题是，日本异常不情愿为“将会遗臭万年的这一天”认罪，人们对此感到惊诧和沮丧，他们在清醒地反复思考日本不光彩的“自怜”和它的拒绝赔偿受害者，它的“笨拙地洗清过去”，和“不肯站出来为战时的责任说句肯定的话”。这些精心斟酌的评议文字可谓用心良苦，它们要突出的就是日本的主要罪名：“偷袭”珍珠港。而美国在臭名昭著的那一天之前对日本令人毛骨悚然的猖獗行径的态度，以及隐藏并不很深的大国间的互动，则都谨慎地归入被删除问题之中了。至于在暴行的天平上，对于这个位于美国一个殖民地上的一个海军基地的一次袭击（这个殖民地是50年前美国刚刚以武力和狡诈从其居民手中偷来的一—实际上，这是从人们眼皮底下偷偷溜了过去的另一部分背景情况，与1993年1月这后一事迹100周年庆典时发生的一样）作一个恰当的评价的讨论，人们不得不花上大力气去搜索才行。

更令人惊叹的是，另一个周年纪念日竟在同一时刻无声无息地就过去了：约翰·F·肯尼迪下令美国干预南越升级13周年。在美国大举进攻印度支那的历史上，1961年秋季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是500年征服史上最可耻、最具破坏性的插曲之一。

1961年10月11日，肯尼迪下令向南越派遣一个美国空军“农场

门”中队飞机”，12架特别配备了反叛乱战装备的飞机，不久，他又授权它们“与越南的人员执行协同的飞行任务，支持越南的地面部队”。

12月16日，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肯尼迪指定的负责管理这场战争的人，授权它们参与针对反抗美国强加的恐怖国家的暴力的或生活在不受政府控制的村庄里的南方人的作战行动。这些就是从1962年起，美国军队在北越执行破坏任务的同时，在南越直接从事轰炸和其他作战行动所迈出的头几步。1961一1962年的这些行动为以后年月中战争的大规模扩大奠定了基础，带来了可怕的代价。

自从1954年华盛顿直接接手战争以来，国家恐怖在越南的南部已经夺走了大约75000人的生命。但是，即便如此，1954-1961年的罪行仍还在一个不同等级上：它们仍属于华盛顿在它的各个恐怖国家中，或是直接或是通过代理人间接，所犯的常规的罪行范畴。而在1961-1962年的秋冬季，在这份已经污秽不堪的记录上，肯尼迪则又添加上了侵略的战争罪行，同时也将军事进攻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6.罪行种种

并非所有的罪行都是一个等级，因此，值得我们将恐怖与侵略加以区分，不管对于受害者来说这种区分似乎是多么纯学术性的。为说

*越战时美国派往越南的秘密空军部队。——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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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问题，我们举一个当代的例子，那些几乎得不到任何关注，但再一次证明，当公众对于犯罪行动的担心必须缓解时，历史的谋杀者们端出来的传统的冷战借口完全是不相干的例子之一。我们来看一看哥伦比亚，拉丁美洲仅次于萨尔瓦多的美国军事援助的受援国。国务院的1990年《国情咨文》说“军队和警察的成员和单位参与的违反人权事件，包括违反法律程序的死刑、折磨和屠杀之多，达到了令人不安的程度”。“但是，安全援助没有因为受援者（安全部队）的广泛的违反行为而有任何保留”，《美洲观察》（Americas Watch）这样评论说。在1991财政年度中，哥伦比亚收到了2710万美元军事援助，2000万美元治安援助，以及5000万美元“经济支援基金”，用于反毒品援助——根据广为流传的报告，这些基金通常被用于镇压，而与反毒毫无干系。

1990年3月，两名哥伦比亚的高级将领告诉国会说，“在原先划拨的1990财政年度4300万美元的反毒品援助中，将军们将把3850万美元用于不存在毒品买卖地区的反叛乱支援”，《美洲观察》引用一份国会报告这样指出。

至于1992财政年度，哥伦比亚按计划将收到5800万美元军事援助，2000万美元治安援助；而1993财政年度要求的援助金额与此相同。从1988年到1991年，美国对哥伦比亚的军事援助增加了7倍，与治安部队所犯的暴行增长同步。那儿的117名美国军事顾问是国会允许向萨尔瓦多派出数量的两倍多（不论实际派出的人数可能达到了多少）。根据哥伦比亚司法部长的一份调研报告，从1990年1月到1991年4月，共报告了3000多起警察和军方滥用权力的事例，

1！：

包括68起屠杀、560起谋杀、664起酷刑折磨和616起失踪。这还不包括，即使不是政府直接参与也是在政府容忍下的、准军事集团展开的行动中实施的暴行。与在美国支持下的恐怖国家的通常情况一样，恐怖的主要目标是政治异己分子、工会领袖、以及其他试图把平民百姓组织起来，因此干扰了分配给“南方”的服务作用的人。？这些就是人们在美国的领地里熟悉的生活条件；哥伦比亚的国家恐怖已经超标了，但在情况需要时，其他附庸国家也被期望做出相同的行动，并且常常也确实如此。在哥伦比亚的例子中，肯尼迪政府将标准程序升了级，帮助它更加坚实地建立了国家恐怖的政权，作为它在整个拉丁美洲加强镇压机器计划的一部分。

这种背景“哥伦比亚人权常设委员会”主席，艾尔弗雷多·法斯凯兹·加里索萨（Alfredo Vasquez Carrizosa），已经有过论述。他说，

“在立宪政权的外表下，我们有一个围城状态之下的军事化的社会，它是由”1886年宪法施加的，该宪法赋予了广泛的权力，但与现实毫不相关。“在此情况下，贫穷和不充分的土地改革已经使得哥伦比亚成为拉丁美洲最悲惨的国家之一。”土地改革，这“实际上至今是一个神话”，在1961年已经通过立法成为法律，但“仍必须有待于付诸实施，因为遭到地主们的反对，他们已经掌握了阻止它的权力”。悲惨苦难盛行的结果是暴力，包括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使数十万人丧生的暴力（La Violencia）。“这个暴力并非任何大规模的思想灌输所引起，而是由一个富裕发达的少数人群体和一个贫困不堪、遭到排斥的多数人群体组成的，在财富、收入和参政机会上差别巨大的双重社会1l海

结构造成的。”

“暴力已经因为外部的因素而加剧，”法斯凯兹继续写道。“20世纪60年代，在肯尼迪政府时期，美国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将我们的正规军改造为反叛乱突击队，接受了行刑队的新战略。”这些肯尼迪倡导的新政策“引入了在拉丁美洲所谓的国家安全主义……它并不是对于外部敌人的防御，而是一种使得军事机构成为游戏主人的方式……

（具有）向内部的敌人开战的权力，就如巴西主义、阿根廷主义、乌拉圭主义和哥伦比亚主义中所规定的那样：它是向社会工作者、工会委员、不支持这个机构的和被认为是共产主义极端分子的男男女女开战并将他们斩尽杀绝的那种权力。而这可以意味着任何人，包括像我这样的人权积极分子”。③

哥伦比亚人权委员会主席在回顾的是，在整个拉丁美洲都耳熟能详的事实。通过暗杀、酷刑、失踪，有时甚至通过大规模屠杀，专事于“内部安全”的“军方控制的‘国民安全’国家”构成了肯尼迪政府遗留给拉丁美洲的两大遗产之一，这另一份遗产就是“进步联盟”，统计学上的一个成功，但却是社会的一个灾难（对外国投资者和国内上流社会除外）。

在艾森豪威尔时期，南越这个美国附庸国家的行为还属于一般范畴的美国支持的国家恐怖。但是在这一事例中，他的继承者肯尼迪并没有简单地延续这些手段就算完了，如同他在拉丁美洲所干的那样。相反，肯尼迪变本加厉升级到了武装进攻，升级为一种不同范畴的犯罪行为。

1焦

接下去的大举进攻给三个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浩劫，数百万人惨死，不计其数的人致残，成为寡妇和孤儿，至今儿童仍在惨遭未爆炸弹的杀害，南部医院里畸形胎儿——并非北部医院里，因为它幸运地被免去化学战这个特别的暴行的蹂躏一—和按照纽伦堡审判纳粹战犯国际法庭的标准，一个馨竹难书的可耻野蛮记录。到了1967年，极端反共的法国军事史学家和印度支那专家贝纳特·福尔（Bernard Fall）

警告说，“越南作为一个文化和历史的实体……正受到灭绝的威胁……（因为）……在这样一点大小的面积上，在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大军事机器打击下，它的乡村实际上在死亡”。1968年1月新年攻势以后，这种攻击变得更加猛烈了，与此同时，对老挝，以及稍后对柬埔寨，也进行了“秘密的轰炸”，又增加了数十万人伤亡——“秘密的”，因为媒体拒绝找出正在发生的真相，或者拒绝公开他们所知的真相。

不光是人，而且土地本身也成了摧毁的目标。大片区域遭到破坏，变成月球表面一样，光秃秃寸草不生。“对南越田地和森林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和持久使用化学战除草剂……结果造成大规模的庄稼荒芜绝收，内陆和沿海的森林生态系统广泛和直接的破坏，以及接触人群的各种健康问题发生”，美国生物学家阿瑟·威斯汀（Arthur Westing）总结道。这种效果是长期的。河内大学国家资源管理和环境研究中心主任，生物学家沃夸伊（Vo Quy）写道，大面积热带丛林毁灭，结果留下的是草地，草地里老鼠的数量急速膨胀，它们毁掉庄稼，带来疾病，包括1965年以来在南越流传的腺鼠疫。落叶剂消灭了这个国家的一半红叶林，留下“一片清一色的灰色死亡景象”，美国生物ili

学家E·W·普法夫（E.W.Pfeiffer）在一次访问越南后说。美军在湄公河三角洲地区反叛乱军事行动排放的污水使该流域的硫酸含量升得太高，不再适宜作物生长。“在作为一种军事策略，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有意破坏了环境以后”，VoQuy写道，“曾经是凉爽、湿润、温和与肥沃的大片区域，现在却变成了以土地板结龟裂、保不住水分和气候干燥、炙热为特点的了。”在最好的情况下，要“治愈被这场战争弄得满目疮痍的国家”也是一件艰巨的任务。②

7.罪行一旦被揭露

1991年10月，布什总统通过再次出面干预，阻止了欧洲和日本为终止美国对越南强加的禁运所作的努力——1975年，美国为确保这个极端贫困和已成为废墟的国家不能从它已经遭受的“可怕不幸”中恢复过来，对它强加了这个禁运一—以此来庆祝肯尼迪的战争升级13周年，巧合的是，它也揭开了欧洲征服世界第500周年的序幕。

可以设想，他这样做还另有其他理由：惩罚越南不肯屈从于美国暴力，给其他受到诱惑可能效仿这种不轨行为的人以合适的教训，或许纯粹就是为了报复。国防部长狄克·切尼（Dick Cheney）向国会报告说，我们还没有做好准备，同意越南进入文明世界。其理由是，就像邪恶的日本人一样，越南人仍然不愿勇敢地面对他们对我们所犯下的罪行。

印度支那战争还没有从历史的记忆中被完全抹去。根据这些令

人恐怖的记录，有一个问题依然存在：我们在越南蛮子手中所受的苦难，他们在南越向正在崇高地保卫它不受它的居民所害的我们发起进攻后，又在罪上加罪，拒绝以足够的热情，倾全力报告他们恶毒地从越南和老挝的上空击落的美国飞行员残骸的下落。在战斗中失踪人员问题上取得“实质性进展”，这是我们要求的与越南关系正常化的一个条件，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宣布说，一个可能需费时数年的过程。

“尽管合作有了进步”，越南人仍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我们才能结束一直以来扼住他们的咽喉、阻止其他不愿意冒犯这位“教父”的国家对它的援助和投资，并堵住来自美国在里面行使有效否决权的国际放贷组织的援助。

这个信息在大量的文章和舆论报道中被紧锣密鼓大肆宣扬，几乎没有一篇文章偏离严格苛刻的信条。多少年来，“新闻自由”一直在报道美国对于欺骗成性的、逃避他们对我们所犯罪行责任的越南人的义愤填膺，却从没有过一点隐隐约约的暗示，有些事情会不会搞错。

我们不仅保留了当年令托克维尔留下如此深刻印象的那些能力，用绝对的“尊重人道的原则”毁灭人，而且我们还大大地进步了，将被我们折磨的受害者变成了加害于我们的凶手。

必须承认，这绝非创新发明，而只是历史的惯例，这种惯例可以追溯到《独立宣言》的作者们谴责他们正在斩尽杀绝和驱赶的“冷酷无情的印第安野蛮人”的那些日子，是一种极其容易被吸收进自我捧场的官方文化的行为。我们只要回忆一下“罪行一旦被揭露，惟有厚颜无耻”的那个传统原则，我们就会明白不少。

I：

如前所述，那个原则当初在约翰·昆西·亚当斯确立行政战争的信条之际，也许就已在他的脑子里了，这个信条在越南再次得到贯彻。事实上，亚当斯还不止将灭绝描绘成对“无法无天的印第安人和黑人乌合之众”的自卫。他知道，杰克逊是“一个野蛮人”，他私下就这样称呼他，而侵略就是侵略。正如他日后的坦白所揭示的，他也知道到底是谁在进行一场“灭绝战争”。但他同样也清楚，美国有枪炮；于是，他依据他所最钟爱的历史学家解释的原则，向西班牙提出了要求，支付“一笔正义的和合理的赔款给美国，以补偿由于西班牙没有履行其约束印第安人的承诺，而使他们已经被迫承受的沉重和必要的开支”。⑧

塔西佗的原则是每一个将手伸进人家口袋里当场被捉，但还晓得大呼“抓小偷！抓小偷！”的下三滥的偷儿老手都懂得的。它是一种标准的宣传伎俩，常常被大国用来惩罚它们的受害者。法国要求海地支付巨额赔偿，以补偿奴隶的成功起义，即为另一众所周知的例子，两个世纪之后，其后果仍然阴魂不散。在主流媒体的分析文章中，这种技巧也是惯常使用，屡见不鲜的。使用它，人们只需手腕一抖，就可以一举推翻揭露媒体对国家和私人权力卑躬屈膝、甘作附庸的排山倒海的证据：只要不理证据，并义正词严地发问，进行正义讨伐的媒体的敌对立场是否走得太远了，或许他们的极端的反机构的偏见甚至已威胁到了民主的过程。⑥

然而，在国家恐怖和知识分子背信弃义的历史上，我们怀疑，我们还能否找到一个堪与美国在印度支那的战争相媲美的罪责颠倒的能：：

例子。

任何一个恋恋不舍地相信，甚至一丝的原则或人性关怀也许就可以使一心在“战斗中失踪人员”问题上做文章，激起人们愤怒的思想意识当家人脑袋开窍的人，只要考虑两个关键的事实，就能够轻易地克服那种错觉了。第一个事实是，他们对数量大得多的、更早战争中的“战斗中失踪人员”完全没有兴趣，这些人的遗骸在欧洲战场和甚至在加拿大（来自1812年美国入侵），在那些历来无人阻碍搜寻的地区里，至今碰巧偶尔还有发现。第二个决定性的事实是，战俘/战斗中失踪人员（POW/MIA）运动的历史。它是经过精心策划操纵的，目的在于克服日益增长的、已经无法压制的公众对于美国暴行一—塔西佗原则——的关注，以及将尼克松和基辛格力图逃避的谈判引入歧途。1975年以后，这个问题则被利用为通过其他手段继续进行战争的工具。

20世纪80年代这个问题死灰复燃，这是越南从束埔寨撤出的一个完全可以预料的结果。在残暴的红色高棉进攻越南边境后，越南于1979年12月发动了入侵，赶走了波尔布特，结束了他的暴行，这被美国的领袖们和政治评论家们描绘为对他们敏感感情的一个沉重打击。自然，对于这些甘地和马丁·路德金的使徒们来说，由于他们是如此地忠诚于国际法，所以只能作出惟一的反应：在边境帮助重建红色高棉，给予波尔布特政府外交承认，坚持任何解决方案中的红色高棉的一种核心作用。为了惩罚这侵略罪行的罪人，他们还不得不维持那个一直以来“使得越南失血”的禁运，《远东经济评论》就是这样评述

|l：

这种信条的。当越南已经根据“巴黎协议”从柬埔寨撤军的事实不再可能被否定时，文化管家们不得不又重新捡起原先的借口：越南人没有开放他们的领土和档案馆供我们毫无障碍地检查，并在其他方面倾注全力解决战争遗留下来的仍未解决的惟一道德问题。

与此同时，可敬的民意代表们却完全没有因为“自由新闻”未作报道的“联合国柬埔寨临时权力机构”（UNTAC）的研究而感到问心有愧，该研究揭露，“确实有巴黎协议含意范围内的外国军队在束埔寨作战，但他们来自泰国”，而非越南。UNTAC报告说，美国的这个长期附庸的军队单元在帮助活跃于红色高棉控制的柬埔寨各个地区从事宝石和木材出口的泰国商人的同时，“在DKZ（民主柬埔寨区域）或红色高棉控制的领土上自由行动，并被指责在军事上支持（红色高棉）”，他们在以出色的资本主义方式使自己发财致富的同时，帮助红色高棉筹集战争资金。④

我们或许还可以添加以第三个事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以后，美国和英国对德国和意大利战俘的非法的、常常是野蛮的（甚至是凶残的）处置，在战时它一直被保守着保密，因为害怕德国的报复。这一令人遗憾的记录在20世纪70年代末，正当对于背信弃义的越南人的愤怒被煽动达到狂热之时，被揭发出来了，在美国的评论界引起众多的赞美。不过，我们不妨还是将这些事情省却不提为好；虽然它们明显地具有相关性，但是它们是没有可能进入主流媒体的讨论，甚至没有可能被理解的。⑧

1975年强制实行的禁运“达到了华盛顿想要的效果”，《纽约时

报》记者菲利浦·谢依（Philip Shenon）报道说：“营养不良状况在越南北部和中部继续恶化，不管许多胡志明市的居民突然暴富带来了什么，来这个城市访问的人常常被无家可归的乞丐家庭团团围住”，这是对美国打败了这场战争的断言的一个何等生动的驳斥。在美国“不仅切断了美国货物的合法供应，而且切断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国际放贷机构的援助”长达17年之久后，“越南被战争粉碎了的经济现在仅仅开始恢复”。“大多数越南人现在是赤贫如洗”，《远东经济评论》报道说，“但是，一旦禁运被解除，经济繁荣将期望在即”，越南能够成为“制成品出口商的一个低工资的平台”，制成品出口商即外国投资者，那些能从美国对越南首先摧毁，然后放血的政策得益的人。该刊报道了美国公司的担忧，说其他国家的竞争者可能击败他们而胜出。“美国公司在越南已经蒙受了不可挽回的市场份额损失”，一家贸易和投资公司的经理抱怨说，因为竞争者已经开始打破美国所加的禁运。美国公司希望华盛顿继续

“关紧国际金融机构进入越南的大门”，以防止任何复苏开始，直至取消禁运，这样他们就能得到他们的恰当份额，因为按《金融时报》

报道的说法，他们认识到，如果想要有任何可观的复苏一—或利润出现，“目前被美国阻断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亚洲开发银行的资金都是迫切需要的”。⑧

嗜血残忍固有其利，但金钱威力更大。禁运明显已经过时，失去了用处。

“日本人并不掩盖他们对越南工人的技能、忠于职守一—和低工i：

资——的热情”，维克托·马列特（Victor Mallet）在《金融时报》上报道说。他们正准备投资，以便从美国的战争和战后的经济扼杀的这些有用的后果中得益。但是“教父”并未完全失势：“日本政府和日本公司仍然渴望不要因为在越南承接十分显眼的项目而得罪美国”，马列特在报道中说，并且仍然“十分、十分谨慎”，一名三井的代表补充说。

但是，他们正在缓慢地向前移动，令美国公司心惊胆战。

“在20世纪整个80年代，美国官员都在强调越南应该首先结束占领柬埔寨，美国才可能解除禁运”，罗伯特·格林贝格（Robert Greenberger）在《华尔街日报》上报道说，“在越南撤走军队后，美国然后强调必须解决战斗中失踪人员和战俘问题，才可能恢复关系”，而且，现在华盛顿“处在美国公司要求解决（战斗中失踪人员）问题的压力之下，这样，他们.…（就不会）……在争相取得越南市场和资源，包括潜在丰富的近海石油储藏的竞赛中被遗忘”。从这个荒唐可笑且显而易见的托辞中，没有得出任何结论。

就像一名出色又忠诚的警察，史蒂文·霍尔姆斯（Steven Holmes）在《纽约时报》上报道说，布什政府正在采取动作缓和贸易禁运，以“回应政府所认为的越南在寻找越南战争中仍然失踪的战斗人员上的更大合作”。文章的大标题是：“河内在战斗中失踪人员问题上的帮助导致禁运的缓和”。确实，“企业和贸易组织也一直在游说政府，放松禁运”，因为害怕“它们会在越南市场上彻底输给日本公司”；与中国相比，它们“相信，未来的10年中，在越南有更多的钱可赚”。

但是，信条的真理是决不可动摇的：是越南更多地愿意勇敢面对对于

我们所犯下的罪行，才导致布什先生缓和贸易禁运，一个“标志着在时隔数十年的因为河内入侵柬埔寨，及其不愿意主动提供失踪的美国人的命运和挥之不去的对越南击败美国的仇恨而播下的怨恨憎恶和不信任之后，对越南的态度明显变暖”的行动——但最不可能的是，对老规矩的一次有趣的背离。

虽然政府官员“已经表扬河内满足了总统在去年设定的若干条件，”帕米拉·康斯特布尔（Pamela Constable）仍报道说，“对许多美国人来说……这些理由中没有任何一条具有足够的分量，足以克服”对于“一个多年来耽误、欺骗和抵抗美国关于失踪的战斗人员合法要求的敌人挥之不去的、根深蒂固的怨恨，不信任和敌意”。因为急于与美国恢复关系，越南政府“明确地表示，越南家庭付出的代价大于美国家庭，小心翼翼不去得罪来访的美国人”，菲利浦·谢依补充说。@

这出戏一直演到了1992年年底。在布什总统以扩大美国的禁运来庆祝肯尼迪入侵一年后，他以十足的政治家的语言宣布，“这是一场痛苦的冲突，但是，河内今天知道了，我们只寻求不含惩罚过去的威胁的答案”。我们永远不能原谅他们对我们已有的所作所为，但“我们可以开始书写越南战争的最后一章了”，如果他们对于寻找失踪的美国人不再另有所图的话。那天头版紧挨在一起的新闻报道日本天皇访问中国，在那里他没有“毫不含糊地”接受对“（日本）战时侵略”的指责，再次暴露了日本人性格中令美国评论家们如此迷惑不解的根深蒂固的缺陷。④

编行

8.稳定的指导方针

以下的两章专门用于记录越南战争关键的1961-1964年这段期间政策规划的演变（第一章），及其随着条件的变迁而对它们做出的重新解释，一件极具独立意义的事情（第二章）。

我们有几个来源的证据需要考虑：（1）历史事实；（2）公开的陈述；（3）有关内部政策规划的记录；（4）肯尼迪知情人的回忆录和其他报告。就资料而言，上述每一个来源都有充分的资料提供。尤其是有关内部政策审议的记录，自从两个版本的《五角大楼文件》，以及随后的其他一些文件公布以后，其资料的可获得程度已远远超出常规的标准了。最近公布的数千页关于1961-1964年期间国务院的正式历史文件则又额外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军事史研究，尤其是专题性的研究，也为深刻理解这些事件及其幕后背景提供了很多深刻的见解。

尽管历史从来不允许有任何确定的结论之类的事情，但依我看，在本案例中，由于其历史记录之丰富翔实及前后的连贯一致，我们可以得出某些异常自信的结论来。简言之，就我而言，这些历史和文献记录所勾画出的基本的真相似乎就如以下所述。③

越南政策属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政策规划的总体框架以内，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总体框架被修改之前，它几乎从未受到过挑战，这种修改一部分就是印度支那战争的后果。@由于充分意识到

它要反对的是民族主义的力量，而它的附庸们不可能经得起政治竞争，美国迅速做出决定与法国共命运。因为这些原因，采用和平手段解决从未进入过选择的视野；相反，却是作为一种威胁而被规避。同时政策制定者们也理解，诉诸战争和颠覆的手段，在国内获得的支持甚微。因此，行动必须没有多少耽搁并尽快结束，在可行的程度内，将印度支那留给附庸政权去控制。

从1950年起到20世纪70年代初，基本政策得到了坚持，尽管到了期末时，它们的可行性和代价的问题已变得日趋紧迫，亟待解决。

1954年的日内瓦协议墨迹未干就立即被推翻了。美国将一个附庸政权强加在以后被称作“南越”的地方。由于缺乏民众的支持，这个政权诉诸大规模恐怖以控制其居民，最终招致民众抵抗，以致达到它不能控制的程度。在肯尼迪上台时，美国地位的崩溃似乎已是迫在眉睫之事了。所以肯尼迪在1961-1962年使战争升级。军事指挥部对于暴力升级所取得的胜利欣喜若狂，以为战争马上就能结束，结果将是美国在军事上大获全胜，美军班师回国。肯尼迪有保留地赞同了这些预言，但对他的顾问提出的撤军建议，他从未完全心甘情愿地作过承诺。

无一例外，所有的撤军建议都是以军事胜利为条件的。已知的政府的每一项计划在这一点上都十分明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63年10月的“在不损害战争努力的条件下，以训练有素的越南人代替美国人员的计划”，以及总统的“提高战争努力的有效性”，以确保“我们胜利的基本目标”的指示（斜体强调乃本人所加）。

到1963年中期，暴力强制手段似乎在乡村取得了成功，但是内部

！：

镇压在城市里招来了大规模的抗议。此外，那个附庸政权还在要求削减美国的作用，甚至要求美军撤走，并正在向北越做出和平解决的姿态。因此，鉴于其对于“我们胜利的基本目标”的不可动摇的承诺，肯尼迪政府下决心推翻那个附庸政权，转而支持将对这个目标做出坚定承诺的军人集团当政。所计划的军事政变发生在1963年11月1日，把将军们送上台控制了政权。

如美国军事指挥部所预言的，政变导致政权的进一步分化瓦解，并且随着前政权的官僚机构的解体，它使得人们为时已晚地认识到，军事进展的报告全是建筑在沙滩之上的。更可怕的是，将军们也证明不愿意接受美国的目标；所有方面的越南人都在寻求某种类型的避免这场毁灭性战争的和解，而如果美国坚持它的军事胜利要求的话，战争正在变得越来越有可能。③

11月1日政变后，鉴于两个新的因素：（1）一个扩大军事行动的稳定基础最终已被确立的希望的出现；（2）认识到农村的军事形势一团糟，策略有了修改。第一个因素使升级成了可能，而第二个因素又使它成了必要，而以前这上面的种种希望都已被看作空中楼阁了。随着前提条件的崩溃，撤军的计划不久就不得不被抛弃。随着美国军队不可能在“不损害战争努力的条件下”就撤退变得明朗起来，明确建立在此条件之上的撤军计划也就全部落空了；接下来的事件清楚地表明，要实现“胜利的基本目标”，事实上美国军队的数量还不得不增加，事情被转交到了约翰逊政府手中，情况并没有变化。到1965年初；惟有一次大规模的美国人侵才能防止政治解决了。

！：

这些政策假设，它们从未受到过严重挑战，允许的也只是极为有限的选择：1965年初，对南越的进攻飞速升级，并且战争还扩大到了北越。

到1967年，军事指挥部又一次开始看见了“隧道尽头的曙光”，并提议撤军。这些希望被1968年1月的新年攻势击得粉碎，它表明这场战争不可能很快能赢下来。至此，国内的抗议和相对于其他的工业化竞争者的美国经济形势的恶化使得国内的上流精英们相信，美国应该采取行动脱身了。

这些决定启动了与对南越——至此，已是对整个印度支那一的另一次军事攻击猛烈升级结合在一起的美国地面部队的撤出，以期那些基本目标仍能够得到挽救。谈判继续在尽可能地被推迟，而当美国最终被迫在1973年1月签订了巴黎协议后，华盛顿马上用最清晰和最明确的语言宣布，它将在每一个关键的方面推翻这个协议。它确实就着手那么做了，尤其是通过违反协议，增加在南方的暴力，在国内赢得了大量喝彩，因为这个策略似乎是成功的。持不同政见的记者们是有可能告诉人们真相的，但是主流媒体对于这样的异端真相是视而不见的，而且至今仍是如此，真是一项维持严厉得令人难忘的禁令。③美国及其附庸的这些行动再次激起反应，附庸政权再次垮台。

这一次美国再也没能拯救它。到1975年，战争结束了。

如前所述，美国取得了局部的胜利，但就不过如此而已。在消极的方面，附庸政权已经倒台了。不过，黑暗之中总算还有一线光明：印度支那已成了一片废墟，不用担心成功发育的“病毒”会使其他人I雄

“感染”，而且，几个凶残的军事政权已把这个区域与任何残余的危险隔绝开来了。另一个结果是，这是数年前就可以预见到的，南越和老挝当地的武装力量，由于经不起美国的猛烈进攻，已经大伤元气，留下北越一枝独秀，成为印度支那的主导力量。0至于说，如果这些力量都生存下来，并且让这些国家都按自己的方式发展，那里本该是怎样的一种局面，只能留给人们去猜测了。权力的仆人们倒是乐意提供所要的答案的，但是，这些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们只反映信条的需要。

基本政策在实质性问题上保持始终如一：尽可能快地从一场不得民心和代价昂贵的冒险中解脱出来，但是，只是在病毒被摧毁、胜利得到保证以后（不过到20世纪70年代，对于美国的附庸政权能否扶得住的疑问已越来越大了）。随着情况和看法的改变，策略发生了改变。但是，政府更迭，包括肯尼迪被暗杀，对政策并没有任何大的影响，甚至对策略也没有任何重大的影响，如果考虑到客观的形势和形势是怎样被看待的话。

对我来说，以上似乎就是对总体情况的一个很好的初步概括。下面我们将直接进入1961-1964年期间的各种具体细节。

9.肯尼迪复活

为被遗忘的肯尼迪侵略周年做纪念的不只是布什总统的恢复越南禁运，以及对越南野蛮虐待无辜美国人的义愤重又燃起。对肯尼迪时代的迷恋死灰复燃，甚至对就在30年前刚刚将越南战争从国家恐

怖升级到侵略的这位已故领导人的吹捧，也是以此为契机的。这种令人奇怪的巧合建立在那种得到大张旗鼓宣扬的主张基础之上，说肯尼迪打算从越南撤军；并且甚至还有人断言，正是因为那个原因，他被暗杀了。肯尼迪复活是由奥利佛·斯通（Oliver Stone）的电影《刺杀肯尼迪》引发的，电影当时带给广大观众的信息是，肯尼迪正在秘密计划结束越南战争，但这一计划因为他被暗杀而胎死腹中。

对于这位孤独的英雄的敬仰，他是正在为了（或许还正是因为他）试图防止美国在越南卷入一场战争而被击倒的，以及对于各种变形的相关主题的更为含蓄的褒扬，在肯尼迪的战争30周年，以及它作为其中尤其丑陋的一部分的欧洲征服500周年之时，为一个文明社会中本该发生的问题增添了一点意义。这类思想姑且不论，其所提出的事实的问题就十分有意义了，远远超出了印度支那政策这一特定的事务了。

肯尼迪复活涉及到几个迥然不同的集团。其一由肯尼迪圈子的主要的知识分子组成。这里有意思的倒不是他们群起为肯尼迪辩护，而是他们抓住肯尼迪正在计划从越南撤军的这个说法的方式，提出这个论点的时机，以及他们现在的说法与战争在上流精英中变得不得人心之前，他们为这些事件所提供的说法的比较。在这一集团中，即使有也只是极个别的人相信所说的撤军计划，或其他计划的政策扭转，是暗杀的一个因素的。

第二个集团包括了很大程度上是在反越南战争中成长起来的民众运动的方方面面。他们对于这个将战争从恐怖升级到侵略的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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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或许更加令人瞠目结舌，尽管人们应该记得，肯尼迪作为一个即将领导我们走向光明的和平和正义的未来的领袖形象，在肯尼迪政权时代就在被精心培植了，并取得了非同小可的成功，而在对“华伦报告”（Warren report）的批评和努力塑造一个不同形象的过程中，它又被反复激活，多少年来已经深入并影响了广大的受众。

这两个集团一样，内部都有一些人采取了这样的立场，认为肯尼迪在政治上是真正离经叛道了，他已经（或者始终）坚定地决心实行影响深远的政策改变；他不仅在计划从越南撤军（核心论点），而且还打算解散中央情报局和军事一工业联合体，结束冷战，及在其他方面实施改变，把追求目标转向在权力走廊内将肯定极不得人心的方向去。

其他人则拒绝这些评价，而认为肯尼迪被右翼分子视为一个危险的改革者（这毫无疑问是对的，因为实际上每个人在公共生活中都这样）。在这一点上，推测和关于暗杀的疑问与理论交织在一起。有些人持有这样的观点：肯尼迪是被铁了心要确保他们的自己人，鹰派的林登·B·约翰逊，上台执政的人策划的一场高级阴谋所杀。那样的话，就必须进一步假设，一场惊天动地的阴谋将这可怕的罪行掩盖了。

这个观点还有其他的诸多变种。

在所有这些理论中，只有那些假设了一次大规模的掩盖行动和需要那次行动的一场高级阴谋的理论才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兴趣。在那种情况中，暗杀才是一件具有真正的政治意义的事件，能使得政治和权力的行使脱离常轨，发生急转直下的改变。但这个命题几乎没有任何意义，除非再有肯尼迪正在进行，或者被政策的局内人认为正在i菌

进行，激进的政策变化的论点作辅助证明。

这个假设之中的阴谋的规模是应该正确鉴定一下的。在浩如烟海的内部档案记录中，我们没有发现片言只字的任何痕迹，提及到有这一想法。那么，一定是对数量庞大的人员实施了异乎寻常的个人纪律，或者整个档案已经被审慎地消毒处理了。但30多年了，至今还未有一点泄漏，虽然一场暗杀肯尼迪及随后掩盖罪行的高级阴谋势所必然地不仅要涉及到大量的政府机构和媒体，而且还要涉及到历史、

科学和医学行业的很大部分。一项如此巨大的成就不仅将是绝无先例的，甚至略微可以与之比拟的都是不会有的。

在基层运动中和在左派的知识分子中，人们广泛坚信，肯尼迪是被一场高级阴谋所杀，而此后这个罪行又一直被一个规模大得可怕的阴谋所掩盖。确实，它常常被当作既定的真理，作为进一步讨论的出发点被提出。③

在这一大批的人群中，一个共同的信念是，历史在1963年11月肯尼迪被暗杀后急剧改变了航向。许多人相信，这一事件在后来的一切之上投上了一个阴影，开创了一个政治不合法的时代，国家落入到黑势力手中。

鉴于这些问题已经引起的强烈反应，也许值得首先澄清一下，到底什么是在下文中要考虑的，什么不是。本文讨论的仅仅是政策层面上的肯尼迪暗杀问题：是否有任何理由相信，肯尼迪摆脱了一般的定式，打算从越南撤军，即使那将导致“损害战争努力”并破坏“胜利的基本目标”？这就连带引出了有人进一步相信的，政策改变是否就近在il：

咫尺了的问题。这些将是下面要讨论的问题。

在讨论这些问题时，暗杀的问题仅有间接的涉及。它们绝非暗示对于肯尼迪系黑手党或右翼古巴人所杀，或其他诸如此类的理论的支持。它们只与肯尼迪是用一次规模空前的掩饰行动紧随其后的、一场高级阴谋所杀的论点有关。这类论点的严肃的支持者已经承认他们仍缺乏可信的直接证据，因此他们试图以间接的证据求证，典型的是认为，肯尼迪从越南撤军的计划（或者某些更广义的政策主张）为政治阴谋集团提供了动机。如果是严肃的话，这种主张的必然推理为，这些高级阴谋者了解了某些非公开可以获得的信息，或者具有某些基于这些信息之上的信念；因此，内部政策规划设计的记录档案对这些论点的鼓吹者极其重要。这一论证思路在过去几年中一直是肯尼迪复活的核心。但当前可得的证据已经证明，它完全没有根据，实际上还与大量的证据相抵触。因此，这一论点的鼓吹者似乎将不得不转移视线去另寻证据了。

与通常一样，可以获得的事实引导我们去寻找政策决策及它们的稳定性的传统的机制根源。毫无疑问，个人和个人的一时心血来潮就不是一回事；例如，或许人们可以推测，臭名昭著的肯尼迪的大男子脾气也许导致了印度支那战争的危险升级，或者，也许他会倾向于他的亲密顾问，麦克斯威尔·泰勒将军，所主张的一种海外飞地的战略，或者倾向于一种尼克松式的战略变种，强化轰炸和凶残的“加速绥靖”，但大大减少美国地面作战部队；而在国内，对“伟大的社会”和民权问题，他或许不会做出像约翰逊那样程度的承诺。或者，人们也许

还可以做出其他的猜想。它们全都是没有根据的，几乎没有任何意义。在本案例中，我们有着丰富的档案记录，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政策及其实施的根源。依我所见，想要理解和改变世界的人不妨把工夫花在这上面，而不要沉湎于毫无根据地无端猜这个或那个领导人本来也许会怎么做为好。

卷8

1：

|目录|

前言轮廓和背景……1

第一章从恐怖到侵略……1

第二章解释……95

注释……160

参考文献……182

第一章从恐怖到侵略

1.思想的框架

要理解肯尼迪的战争及其后果，就必须探索其政策选择背后的思想。肯尼迪的政策设计者们选择了既定的思想原则。太多的独立（“激进的民族主义”）是不能接受的；可能到手的成功的“烂苹果”效应更增加了在“感染”扩散前就将它消灭的必要性。印度支那战争只是一个特例，它碰巧失去了控制。在此总背景下，独立的民族主义对他们是不可想象的，所以从未被他们认真作为一种选择，纳入考虑范围。

到1948年时，华盛顿的政策设计者们就认识到，越南的民族主义运动是胡志明和越盟领导的。胡志明渴望与美国合作，但不是在美国所要求的条件之上，从属于美国。此外，最高层的决策者们还担心，越南独立可能煽起“该地区的反西方的泛亚细亚倾向”，从而破坏了“新自治的民族与长期以来负责他们福利的大国之间的密切联系”；在印度支那，那个负责的大国当局就是法国，它温柔的关怀使得那里的国

家陷入毁灭和饥懂之中。相比较起来，中国的影响是必须排除的，“这样印度支那的各民族将在没有一个外来的民族和外来的利益压力下，不受阻碍地得到自然的发展”；这与美国和法国的影响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美国与印度支那恢复“密切联系”的权力是不能质疑的公理。自然而然，如果有任何问题产生，那都可以归结为是非法的民族主义的野心所造成的。根据这些推断，中央情报局在1948年9月就警告说，

“对美国最严重的危险是由【反殖民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所点燃起来的摩擦可能驱使所谓的殖民地集团与苏联结盟”：第三世界民族主义，而非帝国主义的忧虑，才是“摩擦”的根源。如果“摩擦”妨碍了美国的全球计划，那么工业化国家传统的“殖民地经济利益”必须优先考虑。东南亚将不得不继续保持其“传统的从属性”，在回顾学术界在此问题上的广泛一致的意见时，梅尔文·莱弗勒（Melvyn Leffler）如是评论说。①

这里主要的忧虑是日本，这个“超级多米诺骨牌”（约翰·道威尔，John Dower）。在其国内，它的旧秩序必须得到恢复，日本必须得到保护，以免遭国务院所说的俄国人“隐蔽的侵略”，这指的是有可能威胁其商业统治的内部政治发展。并且，必须遏制日本走向独立的外交和经济政策，走向“自杀的中立”（奥马尔·布拉德利将军，General Omar Bradley）和与中国和解。实现这些目标的惟一希望，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论述说，在于日本恢复为“某种南向的帝国”。事实上，美国必须为日本提供它战时的“共荣圈”，好在它现在已经安全1掘

地纳入了美国主宰的世界体系之中，不用担心美国的商业利益会被拒绝它们应得的合适地位。②

这些主要的担忧在公开的记录中也记载分明。1954年4月7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概述“倒塌的多米诺骨牌”理论时警告说，如果共产主义在印度支那的成功“在经济意义上取走了日本作为一个贸易区域必须要有的那个地区”，日本将不得不转而“倾向共产主义地区，以图生存”。其后果“对于自由世界来说将实在是无法估量的”。沃尔特·拉法伯（Walter Lafeber）在1968年评述说，“这种命题变成了一种一面倒的推断：失去越南将意味着经济破坏，如果不加控制，或许还将把日本输给共产主义市场，并最终将其置于共产主义影响之下。”艾森豪威尔的公开陈述表达了国家安全委员会（NSC）5405决议（1月16日）的结论，“失去东南亚，特别是马来半岛和印度尼西亚，有可能在日本造成巨大的经济和政治的压力，以至于极难再防止日本与共产主义的最终和解”。共产主义“不论通过何种手段”主宰东南亚都将“决定性地危及”人们在通常意义上理解的美国的“安全利益”。因此，“失去越南”的影响将非同小可；“失去的”将是我们的利益，这再一次成为不能质疑的公理。③

鉴于这样的思想，为什么1954年日内瓦会议提出的外交解决被当作一场灾难就很清楚了。华盛顿做出了激烈的反应。条约签订才几天，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发布命令，即使在“并不构成武装进攻的当地共产主义的颠覆或叛乱”的情况下，美国也将考虑使用军事力量，包括进攻中国，如果她被确定为是“颠覆”的根源所在的话（国家安全委员

|群

会5429/2决议，引文中的强调为本人所加）。

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这种措辞始终一字不差地重复出现在每年的政策设计文件中，它之所以被选择，是为了毫不含糊地表明美国违反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的权力，该宪章禁止任何威胁或使用武力，除非在抵抗“武装进攻”中（直至联合国安理会采取行动）。这同一份文件还要求日本重新军事化，将泰国改造成为“美国在东南亚隐蔽战和心理战的中心”，承担起在整个印度支那“有效地进行大规模隐蔽战”的任务，以一切可能的方式破坏日内瓦条约。

这一份至关重要的文件被“五角大楼文件”的历史学家们严重篡改，已基本从历史中消失了。④

我们回忆一下，与“隐蔽的侵略”一样，“颠覆”只是一个涵盖任何形式的不受欢迎的内部政治发展的技术性概念。因此在1955年，参谋长联席会议概括了“三种基本的侵略形式”：跨边界的武装进攻（确实意义上的侵略）；“从各主权国家区域内部发起的公开武装进攻”；“武装侵略以外的侵略，即政治战，或颠覆”。反对美国强加的警察国家，或者反对证明已走上了歪路的选举的国内起义都在此“侵略”的形式之列，美国都有权以专横的暴力与其斗争。此类想当然的推断在人们头脑中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当自由主义的英雄，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的驻联合国大使，阿德莱·斯蒂文森（Adlai Stevenson）宣布，在越南，美国正在捍卫一个自由的民族免遭“内部侵略”时，竟未引起任何注意。斯蒂文森将这种崇高的事业与1947年发生在希腊的，战后第一次重大的反起义战役，相提并论，当时，美国指挥的行动以大约

|：

16万条生命和酷刑室中的数万名受害者，以及一份至今仍然有待克服的破坏遗产的代价（外加美国公司的巨大利益），成功地摧毁了反纳粹的抵抗力量及政治制度，使旧秩序，包括主要的纳粹合作者，得以复辟。类似的假定在国家暴力的辩护士们手中被任意使用，犹如家常便饭一样；因此，西德尼·霍克（Sidney Hook）谴责土生土长的南越抵抗力量的“入侵”，同时却为美国使用武装力量反击这些罪行大唱赞歌，尽管在人口密集的湄公河三角洲，在用B-52轰炸机进行饱和轰炸等诸如之类的行动中，有“不幸的意外生命损失”。⑤

诸如此类思想的反应反映了这种知识分子文化的特性。

根据国家安全委员会5429/2决议制定的计划，华盛顿马上着手行动，颠覆日内瓦和解方案，在越南南方扶植了一个附庸政权：南越政府【（南）越南共和国】，该政权自始至终将自己视为全越南的合法政府。在美国的撑腰和指导下，南越政府对本国人民发起了一次大规模的恐饰进攻，并禁止了计划之中的1956年关于统一的选举，而抵抗力量正是在这个条件之下才接受的日内瓦条约。这次颠覆活动被认为是成功的；按肯尼迪掌管战争的大管家，罗伯特·麦克纳马拉，1964年3月再次拒绝外交解决方案时所说，“1954年后，只有美国的存在才使越南南方在很有利的情况之下团结在一起，并使得吴庭艳能拒绝履行1954年的条款所要求的1956年的全国性‘自由’选举”。⑥

美国军方情报机构对此事实的描述颇为精确。一份1964年的研究说，在“分隔”越南的1954年日内瓦协议之后，越南民主共和国（北越）把10万人调动到北越重新安置，其中包括4万名军事人员，留下

！

了“数千名政治宣传员和积极分子”，以及一些“得到蛰伏静待命令”的军事力量。“1956年，美国支持的南越共和国总统一—吴庭艳——阻止了日内瓦协议所要求的将决定统治一个统一后的越南政府形式的公民投票。共产党眼见着合法接管整个国家的希望因为这一动作而成为泡影，于是命令他们蛰伏静待的‘敌后留守人员’开始宣传活动，对（南）越南共和国的没有经验的新政府施加压力”，他们或许是希望

“不必诉诸军事活动就推翻政府”。到1957年，也是遵循“标准的渗透和颠覆合法政党的共产党策略”，他们“实施了一个劝诱（南）越南共和国武装力量的军官和士兵投诚到越共事业中来的计划”。1958年一1959年，“在农村地区通过压力、说理、恐怖和颠覆”，得到一定程度的民众支持后，越共开始在当地老百姓中组织游击小组，以后直到1963年底为止，它们一直得到了从北方归来的南方人的支持【他们全部是渗透进来的军事人员，作为“法国一印度支那战争中的老兵，他们都曾经在现在为（南）越南共和国统治的该地区服役过”，MACV（越南军事援助指挥部）的《情报渗透研究》报告说】。⑦

对此我们只有必要添加几个微小的修正。日内瓦协议并没有“分隔”越南，而只是用“决不应该以任何方式被解释为构成了一条政治或领土边界”的一条临时分界线划分了两个军事区，等待作为协议核心的1956年的统一选举的到来。情报部门是在采用“标准的美国策略”，把控制不了的政治行动谴责为颠覆。美国的附庸政权当时正在实行大规模恐怖，以阻止这样的“颠覆”，并摧毁反法的抵抗组织，最终迫使后者不得不诉诸暴力自卫。在1961-1962年期间，肯尼迪将美i制断：

国进攻的水平从国际恐怖提升到赤裸裸的侵略。除了美国人以外，在南越的惟一的非南越部队是美国的雇佣军，即主要是南韩人和（蒋介石的）中国人的军队。除了上述这些以外，美国情报部门的报告倒多少还是真实的。

在1965年2月美国开始正式轰炸北越以后很久，北越的部队才被发现在边界附近或跨过了边界，虽然直到1966年3月，仅南韩雇佣军一家的数量就远远超过这些北越人，而他们的数量达到两边相当则更要等到新年攻势之时（同时顺便说一下，雇佣军为南韩提供了20%的外汇收入，因此也帮助引发了它日后的经济奇迹）。当时还有中国军队在那儿，也就是由肯尼迪和约翰逊引入的、来自蒋介石军队的雇佣军，截至1965年4月，共有6个连的步兵作战部队。据五角大楼的估计，到1968年为止，那儿的北越正规部队大约为5万人，基本上都部署在外围地区；相比之下，美国的雇佣军和美国军队本身一样，都在心脏地带横行霸道。韩国雇佣军特别残暴，到1969年，那里的人数已经达到5万，另外，在那里的还有2万“自由世界”军队和超过50万的美国军队。③

华盛顿原则上反对政治解决的立场在继续着，没有任何改变。从20世纪60年代初起，人们就在强烈关注法国总统夏尔·戴高乐提出的中立化建议以及由各方面的越南人，包括吴庭艳政权和取代该政权的将军们在内，所作的和平解决冲突的各种主动行动。按照民族解放阵线（即美国宣传中所称的“越共”）的主张，政治解决或许本可以扩展达到像老挝、柬埔寨和南越的中立化的地步。但如前所述，美国是腾

坚定不移地反对任何这样的可能性的。肯尼迪唆使发动政变，推翻吴庭艳，内中害怕中立化正是一个因素，因此美国施加了不少压力，要戴高乐收回他的倡议，因为如果放到肯尼迪所担心的、戴高乐正在起的促进欧洲“中立主义自杀”的作用的背景中来看，这个倡议似乎又更多了点威胁性。

法国外交部长德穆维尔（Couve de Murville）在应要求（1964年4月）澄清法国关于“中立”一词到底什么含义时，解释了法国在越南问题上的立场。他的解释是：“很简单，1954年的日内瓦协议”，按他的解释就意味着，“在双方承诺不接受外界的军事援助和不缔结军事联盟的条件下分割越南（原文如此）——这实际上就是中立”。“南越人民置身在这游戏之外了”，他又补充说。“你们所有的就是一支外部支持的职业军队”。④

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都非常清楚地知道，将军们是“我们的全部所有”，并且“政治上，我们目前已经被压倒性地胜出”（亨利·C·洛奇大使，Ambassador Henry Cabot Lodge，1964年1月）。这正是为什么华盛顿始终对外交解决深恶痛绝的原因：由于缺少政治支持，美国不可能提出可以令人称道的谈判立场。所以，故事就循着老套继续，不到头不结束。①

他们关于外交的基本思维，在这些内部档案记录中说得很清楚。

1964年，当美国的地位正在崩溃和要求对北越进攻的呼声日趋上升之时，威廉·邦迪（William Bundy）写文章说，“在我们已经确立了使越南民主共和国感到伤痛，并对我们在南越的决心不再留有丝毫怀H；

疑的清晰的压力模式后，但也只有在此之后”，外交才可能被考虑（强调号为他本人所加）。首先是武力，然后才是外交—一作为最后的选择，如果我们确信我们足够强大，有把握赢。①

因为相似的原因，反对谈判和外交解决也一直是美国在拉丁美洲和中东的一种特有的政策立场，并且坚持至今，其他方面文件的详实记载见证了这一点。评论家们也理所当然地推断，外交是一种需要避免的威胁。这条原则被当作了无可争议的，不言而喻的道理，或许今天比以往更为强调。1993年1月，当西方断言伊拉克正在其领土内，违反美国的意愿（但与联合国决议相符）移动导弹时，美国就要求将它们撤除。作为回应，伊拉克要求就所有存在争议的问题举行谈判，“令人回想起海湾战争前军事动作的一次交锋”，《纽约时报》报道说，并给这些字加了着重号。“最后通煤和伊拉克今天的答复令人想起波斯湾战争前的军事动作，盟国设定了伊拉克必须遵守的确定的期限，而巴格达却不成功地试图以外交手法规避军事行动”，该报的头版文章报道说。按照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要求寻求和平手段解决是一种犯罪，华盛顿必须坚决反对，坚持暴力的武器，在这方面美国占有至高无上的优势；那就是不容置疑的信条。

自然，那些军事上强大但政治上虚弱的人都会喜欢暴力的竞技场。明显的例外也有，但一般都表现在武力失败或没有看到优势之时。在国家事务中，追求和平手段的严肃义务之所以引人注目，就是因为它的缺失。每一个社会的文化管理者的部分责任就是用关于领导人的高尚理想和崇高品格的虔敬语言来包装这一个事实，重新装

扮事实供公众消受。

国家并非道德的代理人；那些把理想和原则归功于它们的人只是在误导他们自己和他人。？

在公开场合为这种主导性的政策信条的大肆鼓噪，夸大其词，有时甚至还上升到了近乎歇斯底里的程度。1956年6月，参议员约翰·F·肯尼迪说：

越南代表了自由世界在东南亚的基石、拱门拱顶的楔石、堵住大堤漏洞的那根手指。如果共产主义的赤潮泛滥进入越南，那么缅句、泰国、印度、日本、菲律宾，以及显而易见的还有老过和束埔寨，都将在那些安全受到威胁的国家之列…。更要紧的是，自由越南的独立在军事以外的领域中对于自由世界也是至关重要的。它的经济对于东南亚整体的经济是不可或缺的；它的政治自由对亚洲所有地区的——事实上还是对全世界的—那些正在竭力获得或维护他们的自由的人都是一个鼓舞。这个国家外交的基本主旨，简言之，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一个强大和自由的越南民族。

一而当时在吴庭艳的独裁专政统治（一种拉丁美洲式的专事谋杀和折磨矢志于日内瓦解决方案和其他形式的“隐蔽侵略”的人的恐怖国家）之下，这个越南民族正享受着“令人鼓舞的政治自由”。？肯尼迪坚守着这些极端主义的思想。1961年末，在他准备将战争升级到美国的直接侵略时，他警告说：“我们在全世界都面临一个主

要依靠不公开的手段扩张势力范围的、僵化死板和冷酷无情的阴谋的反对”，如果这个阴谋在老挝和越南得逞的话，“大门将会被敞开”。

“自满自足的、自我放纵的和软弱可欺的社会都即将与历史残骸一起被扫走，（而）惟有刚强者……才有可能存活下来，”肯尼迪抱怨说，说这话时他是被古巴竟然昧着良心击退猪湾入侵而气昏了头。直到最终，他一直认为在“维护国家独立的战斗中”，我们必须支持南越政府；

“对我们来说，撤回那种努力将意味着不仅是南越的崩溃，而且是东南亚的崩溃。因此，我们将留在那里”（1963年7月17日）。“我不赞成那些说我们应该撤军的人的意见，”在9月2日的一次电视采访中他对节目主持人沃尔特·克朗凯特（Walter Cronkite）说：“那将是一个巨大的错误……说什么‘那好，我们为什么不回家，将整个世界就留给那些是我们的敌人的人算了’，对我们没有一点好处……我们将履行我们的责任。”一个星期以后（9月9日），在全国广播公司的一次电视采访中，肯尼迪直截了当地拒绝了撤军：“我想，我们应该留下”，他说。

我们不应该撤军，因为“撤军只会使得共产党轻松了”，他们将横扫东南亚。又过了三天，他更加清晰地阐明了他的立场：

一切有助于赢得战争的，我们都支持；一切妨碍战争努力的，我们都反对。我已经清楚表明，任何可能不利于赢得战争的随便哪一个政府的行动都是与我们的政策和目标不相一致的。我想，这就是美国政府的每一个机构和官员对我们所有的行动必须采用的试金石……但是，在那个地区，我们有一项十分简单的政il脑

策….我们要把战争赢下来，要让共产主义得到遏制，使美国人回家……但我们不是在那里去目睹一场战争失败，我们将执行今天我已表明的、推进那些有助于我们赢得战争的事业和结果的政策。

9月12日的这些讲话于是成了“一项政策指南”，罗杰·希尔斯曼（Roger Hilsman）在1967年指出。希尔斯曼在一份应总统的要求由他和他的同事准备、并在9月16日送交肯尼迪的越南计划中就是这样提出的（见下文）。

9月26日，肯尼迪对此又有了进一步发挥。我们在越南和其他地方保持军队，他说，是因为“我们的自由是与他们的自由捆绑在一起的”，所以“美国的安全会因此而被危及”，如果他们走进“铁幕之后”的话。“如此说来，所有（以任何方式）建议我们撤军的人，我决不能同意他们”。“如果美国都要犹豫不决了，那么，依我看，整个世界都将不可避免地开始走向共产主义集团了”。？

而不能考虑减少援助，则是因为按肯尼迪1963年3月6日的说法，胡乱干预“南越、柬埔寨和泰国的经济计划和军事计划”将引起“那个地区的垮台”，导致共产党控制“整个东南亚，其势必带来的后果”是威胁到印度，或许甚至中东。那时，就将不存在“任何美国在东南亚的负担将在下一年得到减轻的真正前景，如果我们是准备尽责，满足我所认为的十分清楚的国家需要的话”。我们的“目标”是确保“来自内部的，而且是来自北方操纵的进攻，得到终结”（1963年11月12日）。

这样，自然而然的结论是，我们必须追根溯源，惩罚操纵者，如果我们不能遏制住南越农民对美国军队和他们的代理人的“来自内部的进攻”的话。

1963年11月1日吴庭艳政权被推翻以后，“那儿有新的形势”出现了，肯尼迪告诉新闻界，“我们希望，战争的努力有所增加”（11月14日）。他又补充说，我们的政策现在应该是“强化斗争”，以便“我们能够将美国人从那里撤出来”——在胜利之后，就如他的上下文已经不容置疑地清楚表白的一样。

在福特沃斯市，就在暗杀前的几个小时，肯尼迪作了关于越南问题的最后一次讲话：“没有美国，南越将在一夜之间垮台”。在他按计划将在达拉斯发表的演讲中，他打算说，在古巴、老挝、刚果和柏林“我们成功捍卫了自由”，它所能归功的“并非我们所说的话，而是我们随时作好准备使用的力量”；他为他在第三世界“捍卫自由”所选择的证明，选得太公平了。肯尼迪大肆吹捧他庞大的军事力量集结，说它是承担了挫败“国际共产主义野心”的重任的。作为“世界自由城墙的看守人”，美国不得不承担起任务，尽管它们是“痛苦、危险和代价昂贵的，就像今天东南亚正在发生的。但是对此任务，我不敢有所倦怠”。B

在内部的讨论中，肯尼迪的一贯不变的立场是，每一个人都必须

“集中精力于赢得战争”。不存在不胜利就撤军的可能；这个赌注实在太大了。总统立场是如此的首尾一贯，人们甚至都可以指责他不会口是心非。他的公开言谈与他在内部讨论中的立场密切吻合。

菌

肯尼迪的最密切的同事在他被暗杀后坚持了这同样的立场。“除非我们能够在南越达到（我们的）目标，”，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在1964年3月的一份备忘录中告诉林登·约翰逊说，“几乎整个东南亚也许都将陷落到共产主义的控制之下”，其威胁将超越缅甸、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直达菲律宾、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中国、

台湾地区、韩国和日本。“赌注是巨大的”。在6月11日的一份给约翰逊的短信中，罗伯特·肯尼迪表示了他完全的支持，说越南“显然是美国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如果您觉得我能帮得上忙，我愿为您效劳”。作为支持的一个标志，他表示愿意替代洛奇出任美国驻西贡的大使。1965年5月，在大规模强化轰炸南越后和同时进行的首次正式轰炸越南北方后3个月，在美国作战部队已经登陆以后，罗伯特·

肯尼迪谴责撤军“是对三届政府做出和肯定的承诺的否定”，它将“严重地——也许将不可弥补地——削弱美国在亚洲的民主地位”。西奥多·索伦森（Theodore Sorenson）追溯到的罗伯特·肯尼迪与约翰逊的政策的最初决裂是1966年2月，当时罗伯特·肯尼迪提出了谈判解决的呼吁（但不是撤军，这从来就不是一个选择）。？

麦克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在数年后指出了这战争后面的基本思维。在回顾中，他感到1965年10月以后，在越南“我们的努力”是“过头了”，当时，“一个新的反共政府在印度尼西亚夺取了政权，并将共产党一举摧毁”，在此过程中，连带着屠杀了数十万农民，为外一国公司确保了印度尼西亚的财富。正如邦迪现在承认的，在越南已经成为废墟一片和印度尼西亚已经得到保护未受到传染的情况下，再

继续以对于我们自己来说极度的成本，去毁灭印度支那，或许是“过头了”。美国支持的泰国和菲律宾的军事政变，印度支那大部分地区的实际上的毁灭，以及随后的经济扼杀和孤立政策给美国带来了至少局部的胜利，确保了该地区将继续“完成其主要的功能”，免受“激进民族主义”的任何威胁。对于国际商业社会和其他人来说，美国赢得了相当大的胜利，在20年前是再清楚不过的，尽管按那些除非达到最大目的否则就是不可思议的灾难的人的标准来说，并非如此。因此，这些问题仍然基本上与知识分子文化格格不入。①

随着对于美国成本的上升，限定条件这个问题开始进入画面，而当灾难若隐若现时，有些“多米诺理论”的支持者退缩了，或者甚至嘲笑它了。但是，只要胜利似乎还是可望而且可及时，肯尼迪和他圈子里的人对他们的极端主义从未动摇过。知识界的舆论也是如此。·所以，当麦克乔治·邦迪在文章中写道，只有“隐藏在一侧的疯子”才对肯尼迪一约翰逊战争的基本推断发出过疑问，在可行性和成本的问题上提出了超出策略方法以外的问题，他几乎没有任何的夸大。此外，在上流精英中，那个判断今天仍然基本有效。

2.肯尼迪的战争

由于缺乏民众的支持，艾森豪威尔建立的附庸政权转而对反法抵抗力量（越盟，以后被冠以“越共”的标签）实施了广泛的恐怖。“毫无疑问”，为五角大楼准备的1972年的一份研究结论说，我们“在真正

的共产党和共产党嫌疑犯以及同情他们的村民身上，犯下了无数的罪行和绝对毫无意义的镇压行为。效率在形式上变成残暴野蛮和全然不顾死心塌地的敌人和可能的朋友之间的差别”。杀戮和镇压是马上就开始的，到1957年已有1万人被杀害。贝纳特·福尔（Bernard Fall）估计，在1957年和1961年间，大约有6.6万人被杀害了，在1961年至1965年4月间，又有8.9万人被杀害，实际上他们全都是南越人—国家恐怖或“美国的装甲、凝固汽油弹、喷气轰炸机和最后还有呕吐性毒气的势不可挡的重压的牺牲品”。⑧

军事史专家艾力克·伯杰鲁德（Eric Bergerud）评述说，到1956年，“许多最容易暴露的干部已经被囚或被杀”。虽然吴庭艳的日内瓦协议之后的恐怖“使得（共产）党陷于发炭可危的境地”，但直到1959年底，“该党坚持了政治的而非暴力抵抗的方针”，并且“大体上是尊重日内瓦协议的”，因为它已经“拆除了其军事机器的大部分”，使其干部

“相对解除了武装”。最后，它决定“以牙还牙”，尽管一直到1960年，还只是“小规模和秘密地”。结果，这种反应在美国招致对于共产党背信弃义的歇斯底里的暴跳如雷。

在暴力垄断，它的惟一的资产，已经失去以后，南越政府当即面临着迫在眉睫的崩溃。就在肯尼迪上台之时，美国在老挝和越南的地位似乎都已经陷入了绝望之中。截至1961年，《五角大楼文件》报道说：

在西贡和华盛顿都已变得清楚，越共的黄色的星正在冉冉升起……越共继续在农村掌握主动，控制了大多数老百姓，正在

日益收紧对西贡的包围。对吴庭艳政府来说，按照它当时的走势，关键的问题并非它是否能够击败造反者，而是它能否拯救自身。

肯尼迪接受了一次外交解决，至少是在纸面上，即在老挝，但在越南，他选择了用军事升级作为回应。但

在艾森豪威尔掌权时，《五角大楼文件》报告说，美国部队遵循拉丁美洲恐怖国家的标准，一直是“严格的顾问性的”。但是，随着肯尼迪在1961年上台，根据肯尼迪10月授权展开的美国空军“农场门行动”指示，到1962年1月，美国已经额外提供了诸如直升飞机和战术空中支援之类的军事力量。1961年11月22日，总统授权使用美国军队，用“明显增强的努力，避免南越形势的进一步恶化”，这包括了“增加直升飞机、轻型航空和运输飞机对南越政府的空运”和增加“用于空中侦察、指导和执行空对地支援和特殊情报”的设备和美国人员。列入“这些美国军事单位”的有3个陆军直升飞机连，一个32架运输机和战斗机的军事人员运输中队、一个侦察机队和6架装备用于喷洒植物脱叶剂的C-123飞机。11月11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已经授权调动“飞机、人员和化学除草剂灭杀越共的粮食作物和在经选择的边境和丛林地区实施脱叶”，截至11月27日，据报道“喷洒设备已经在越南的H-34直升飞机上安装就绪，并已作好对粮食作物使用的准备”。截至1962年6月30日，美国的军事人员已从841人增加到了5576人。派遣MAAG（军事援助顾问团）小组的单位已经扩大到了Il：

营级水平，并“开始更直接地参与向越南部队的指挥员提出制定和执行军事行动计划的建议”。约翰·纽曼（John Newman）引用一份军队历史资料写道，截至1962年2月，美国空军“已经执行了数百次飞行任务”，他们常常带上一个低军阶的越南士兵装样子掩饰。在1962年5月的一个星期里，越南空军和美国直升飞机部队就飞了大约350架次（攻击、空运等）。④

美国的升级导致“明显的改善”，希尔斯曼写道。尤其是，“直升飞机真的了不起……他们掠过树顶轰鸣而来，令疑神疑鬼的越共农民不寒而栗”，他们“只是转身逃窜”，变成“容易打击的目标”。肯尼迪还授权使用凝固汽油弹，这使得军事援助顾问团的司令保尔·哈金斯将军（General Paul Harkins）尤其高兴；在被问到用凝固汽油弹轰炸村庄所产生的影响时，他回答说，它“实实在在地教会了越共畏惧上帝”。到1962年年中时，中央情报局已经在进行针对北方的情报和破坏活动了，同时在南方实施“反恐”（即“我们的恐怖”的技术术语）。肯尼迪的1961-1962年的升级的意图是借助各种手段，“通过摧毁它的经济基地和破坏‘阵线’势力最强大的地区的社会结构，打击造反叛乱”，以后，这又被扩大为“脱叶，空袭和不分青红皂白地炮击后来被称作为‘自由火力区’”的区域（伯杰鲁德，Bergerud）。@

随着1962年的军事行动的强化，美国军方变得担心起来，“（对于南越军队，即南越政府的军队来说）支援的飞机和大炮是一种引诱，会诱使他们依赖于用狂轰滥炸来代替侵略性”。不久，国务院就有情报报告传递过来说，“农村中的狂轰滥炸正在驱使无辜的和动摇之中的1la

农民倒向越共”，已经有超过10万蒙塔格纳德人（居住在越南中南部的一个山区民族——译注）逃离越共控制区，其部分的原因就是“南越政府军队和安全部队大肆滥用大炮和飞机轰炸，以及其他明显过分的和没有区别的措施”，这一切“毫无疑问杀死了许多无辜的农民，并使其他许多人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愿意与越共合作”。大量使用空中力量和毁灭庄稼可能激起“农民的激烈反对和对于越共的积极认同”，而越共正在本地人中招募人员，并依靠本地居民作隐蔽和支持（1962年12月）。英国顾问团的超级鹰派丹尼斯·邓肯逊（Dennis Duncanson）报告说，对“开放区域”（没有限制的区域）的村庄随意轰炸的政策是“1962年夏季部落人员大量迁移的主要原因”，他引用的估计迁移人数达到了12.5万至30万。

“增加侵略性”所带来的问题，包括使用大炮和空中力量在内的、

使隐藏在居民中的“敌人‘软化’”所带来的问题，被肯尼迪的鸽派色彩的顾问希尔斯曼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迈克尔·弗雷斯特尔（Michael Forrestal）注意到了，他们评论说，“没有人真正知道……在去年（1962年）被杀死的2万名‘越共’中，有多少只是无辜的或至少是可以说服的村民”，而“在可以说服的村民中被这些不可避免的事故激起了多少憎恨是无法估量的”（例如，攻击错了村子）。同样的问题以后在老挝和在柬埔寨再次出现，美国政府的和独立的学术研究都已证实，对那里的农民社区发动的全面空战在动员红色高棉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②

到1962年时，在动用直升飞机的数量和空中火力上，肯尼迪的战题

争已远远超过了法国在战争的最高峰时的规模。至于说人员数，1949年时，在整个印度支那作战的法国国民总共有2万人（在肯尼迪时代，美国军队的水平达到了1.67万人），在最高峰时增加到5.7万人。③

肯尼迪的侵略绝非秘密。1962年3月，美国官员公开宣布，美国飞行员正在从事作战使命（轰炸和扫射）。到10月份，在2天之中就接连有3架飞机被击落后，《纽约时报》的头版刊登的一篇文章报道说，“在越南空军飞机执行的所有作战飞行任务中，有30%是美国人在驾驶控制”，尽管“国徽已从许多飞机上被抹去了，不管是美国的还是越南的……以避免涉及到的棘手的国际问题”。新闻界还进一步报道说，利用HU-1A直升飞机，美国陆军的飞行员和枪炮手正对南方的游击队采取主动的军事动作，作为一种攻击性的武器，这种直升飞机比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任何战斗机的火力都更猛。武装的直升飞机正经常性地在支援（南）越南共和国军队的行动。记者罗伯特·谢普林（Robert Shaplen）报道了1962年美国在南越南部地区的湄公河三角洲的军事行动，其他的报道也还有。②

肯尼迪战争的性质也绝非秘密。在1963年的一本书中，记者理查德·特里加斯基（Richard Tregaskis）向人们报告了他对直升飞机驾驶员的采访，他们向他描述了直升飞机部队的“疯人们”会如何以枪杀“铁杆的越共区域”的平民取乐。在描述遭到美军凝固汽油弹和密集轰炸的空中打击中的小村子时，自1961年起就任合众国际社记者的马尔科姆·布朗（Malcolm Browne）说，“毫无疑问，其结果是令人憎恶反感的。不幸的是，越共修建的掩体是如此的巧妙，空中轰炸和I熊

凝固汽油弹对它几乎毫发无损，除了直接命中的以外。但是，茅屋被夷为了平地，一般来说老百姓的伤亡严重。在有些地方，烧焦儿童和婴儿的尸体在已成废墟的市场中央堆成一堆，惨不忍睹。”@肯尼迪战争的性质在罗杰·希尔斯曼笔下则更进一步被揭示。

在他1967年的一本书中，他引用了他的“情报和研究局”的1962年12月19日的一份报告，该报告明确提出了几个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在和敌人没有地面接触的情况下，过分使用的空中打击在继续杀死许多无辜的农民”。另一个问题是绥靖计划——将大约700万农民赶进“战略村”的计划——的核心要素并未得到很好的实行。“这些措施的目的在于将农民和共产党隔离开来，保护他们”，但是“过度使用的空中力量和毁坏庄稼”，以及其他的恐怖手段，“完全可能激起农民的一种激烈反对，以及他们对于越共的积极认同”。

在回顾那段历史时，希尔斯曼同样也表达了他对植物脱叶的不满，它“实在太让人回想起毒气战了”，而凝固汽油弹则是有“充足储备”的“一个标准的问题项”；使用凝固汽油弹的斗争，在1962年年中时，“就早已输掉了”。他在1967年写道，“轰炸据报是越共的茅屋、

‘结构’和村庄，平衡下来，到底是得还是失，这是一个仍有争议的问题”。它之所以有争议，是因为两个理由：首先，情报错误，所以有可能攻击错了村庄；其次，“不分青红皂白的轰炸，或者甚至就是轰炸中的粗心大意，都会使人民反戈倒向越共”。正是这些保留才确立了希尔斯曼作为一个主要的鸽派人物的地位。

为了说清楚这些问题中的某一些，希尔斯曼描述了1962年1月I业i

21日的一次行动。策划这次行动的美国高级顾问要求“农场门”中队的B-26轰炸机清晨发起攻击，它们将轰炸和扫射柬埔寨边境附近的一批茅屋；“但是，由于阅读地图时的一个令人悲哀的错误”，希尔斯曼写道，“它们实际上攻击了就在边境那一边的一个柬埔寨村庄，杀伤了一些村民。幸运的是，这个错误迅速得到了纠正。5分钟以后，在发射T-28火箭进行攻击的同时，美国轰炸机用500磅重的炸弹轰炸了目标预定的那个村子。那里的茅屋被轰炸和扫射了45分钟，伤了11名平民，并杀死了另外5名，包括2岁、5岁和7岁的儿童在内。一个空降营然后跳伞降落下了。“除了导致误炸柬埔寨村子的错误以外，整个计划执行得完美而且高效一—但是，它更适合于二次大战的欧洲前线，而并非游击战。”“最大的问题是，”希尔斯曼继续写道，“轰炸茅屋和村子会杀死平民，将居民进一步推向积极支持越共的这一边”；

他们的确一般都支持越共，而南越政府只能通过武力控制他们，这对于国务院情报部门的头子原非秘密。

希尔斯曼赞成反叛乱行动，而不赞成二次大战式的军事行动。因此，他支持英国顾问罗伯特·汤姆逊爵士（Sir Robert Thompson）的战略村的概念，用武力或狂轰滥炸将南越人驱赶进村。希尔斯曼解释说，这些集中营旨在“创造村民能够在越共和政府之间作出一个自由的选择之前必须拥有的人身安全”，一个使他不能在生于斯长于斯的村子中生活的“自由选择”。但是，这个计划以失败而告终。希尔斯曼引用了汤姆逊的话说，“一直以来并不存在任何真正的努力，通过消灭战略村内的越共代理人和支持者，和通过强制实行人员和物资移动

：：

的控制，来使居民和越共隔离开来”。“越共的代理人依然故我”，而

“有些越共的支持者和代理人……则毫不费力地重新渗透进村，并继续进行颠覆”。正确的策略原本应该必须确保，在所有这样的支持者和代理人都被“消灭掉之后，才把部队和民事行动队继续转移到下一个地区去”。“似乎十分明显的是，在一个村子的周围设防并没有任何好处，如果防御只是把越共的代理人围了起来”，但他们仍可以自由地与他们的兄弟姐妹亲朋好友交谈的话。所以，“自由的选择”只有在用铁丝网封闭起来的营地里，在占领军的武装警卫下，和在政治反对派

“被消灭”的情况下才能得到。《五角大楼文件》的分析家还说，要取得不得不“被武力驱赶出他们的家园”或被炸弹炸出家园的人的忠诚并不容易，他们由于某种原因，对这些即将来临的、为他们提供一种“自由的选择”——美国式的一—的人的努力，表示了“憎恨，如果不是积极的抵抗的话”。⑥

在肯尼迪王朝各式各样的观点中，希尔斯曼的观点是鸽派这一端的标志。在另一极端的则是沃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和柯蒂斯·勒梅将军（General Curtis LeMay）等人，他们要求美军继续做好这件工作。

京特·莱卫（Guenter Lewy）写了一本关于道德-历史的小册子，顺便说一下，此人仅仅在他认为“无辜的农民”是没有类别之分这点上离开了正式的政党路线，他在书中记述说，到1962年底，美国已经部署了149架直升飞机和73架固定翼飞机，它们已经执行了2048架次攻击任务。“政府军队不能渗透达到的地区被宣布为‘开放区域’，

那里的村庄遭到了大炮和飞机的随意轰炸，以便将其居民驱赶进安全的战略村里去”，他们的想法是，“将农村人口集中到设防的村子中去，以提供他们人身安全免遭越共之害”，而他们却大多数是支持越共的，按美国政府的研究说。所以，惟一的问题是，“这些强迫措施进一步疏远了人民”，因此是不明智的。曾经帮助编写反叛乱手册的纳粹德国国防军的军官们无疑是充分理解他的这种感情的。

著名的人道主义者采取了几乎相同的立场，例如，利奥·丘尼（Leo Cherne），自由议院（Freedom House）的执行委员会和国际拯救委员会董事会主席。这位受人尊敬的（某些）难民的人权鼓吹者在1965年12月写道，“额外又有超过70万难民最近逃离了越共控制的乡村，用他们的逃离行动选择了南越政府提供的微不足道的避难所”。

但就在他这样写的时候，一份美国政府资助的研究发表评论说，美国飞机和大炮的轰炸迫使村民“迁移到将使他们安全地远离这些攻击的地方去……，不管他们对于南越政府的态度如何”，这些事实，当时只要稍微识点字的人几乎都不会不清楚。④

还在此前很久。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对南越的进攻，以及越来越严重的暴行，并未引起可以觉察得到的兴趣和关心，它们就像美国导演的20世纪50年代的恐怖运动一样悄然无声地过去了，几乎没有人表示任何吃惊。而希尔斯曼和其他鸽派人物——即选择集中营和消灭政治反对派而不是狂轰滥炸的人物——的更加人道的想法得到了高度的赞扬，他们受到批判，那只是因为这些为我们“保护”的南越农民提供一种“自由的选择”的努力不力。《五角大楼文件》中透露出来

的更为惊人的信息之一是，对于在越南南方实施的恐怖和屠杀的完全无动于衷的态度，它之所以受到了质疑，只是因为它可能在目标居民中给我们造成的问题，以及如果B-52的袭击“没有显示出明显的效果”可能给我们带来的窘境，有可能使我们“看上去很傻，并招来批评”（威廉·邦迪，William Bundy）。人们对于轰炸北方和派出美国作战部队的决定已经有过很多的深思熟虑。但实际上还没人注意到贝纳特·福尔（Bernard Fall）所认识到的，同时作为1965年初的基本政策决定的那个决定：“改变越南战争性质的”，他写道，“并非轰炸北越的决定；也不是在南越使用美国地面部队的决定；而是以实际上将这个地方击成粉碎的代价，在这个国家内进行没有限制的空战的那个决定”。总之，南方的居民被当作了无论美国选择如何做，都可以追逐杀戮的对象了。

这种理解在国内的知识分子文化界中基本是共有的。在轰炸北方和派遣美国作战部队的问题上，是存在有争议的。但在轰炸南方和其他暴行问题上，则是没有争议的，直至事后很久。《五角大楼文件》

显示的政策设计的这种令人吃惊的不对称同样悄然无声地过去了，没有引起任何注意，大概是被当成平淡无奇，不值注意的了。8理由是很清楚的。轰炸北方和派遣美国作战部队可能对我们有损害。在南方的屠杀则可以畅行无阻完全逃脱惩罚，至少在民众反抗最终开始形成之前。与20世纪80年代里根在中美洲的战争作一比较，它为我们评价最后兴起的民众运动给文化所带来的变化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尺度，并且对它们为何在许多圈子里激起了如此的恐惧作了注解。

|题

3.共有的立场

关于战争性质的看法，在专家的著述中到底达到了多大的一致性，这是有必要弄清楚的。他们观点的一致性被详实丰富的专题研究显示得清清楚楚。这些研究中首屈一指，并且至今仍是最重要的，当是1969年杰弗里·雷斯（Jeffrey Race）所作的隆安省研究。雷斯是南越的一名美国陆军顾问，他编纂了最重要的档案记录之一。最新出现的是艾力克·伯杰鲁德（EricBergerud）1991年所作的一份关于厚义省的研究。这些研究都集中于西贡附近湄公河三角洲的两个极其重要的省份，在众多的造反区域中，它们是很有代表性的；两份研究同样都回顾了更大的背景情况，它们得出的结论在别处没有受到过严重的质疑，技术性判断除外。②

两位分析家都承认，美国强加的政权在占80%人口居住的农村并不具备合法性（在城市区域的合法性也是够小的）；因此，惟有武力才能够弥补这种欠缺。两份报告都说，到1965年，即当美国对南越的战争转变为纯粹的彻底毁坏时，在他们作研究的省份中，越共在极少的外部支援的帮助下，已经赢得了战争。雷斯观察到，“政府制造的恐怖远超过了革命运动——例如，通过对‘共产党村子’使用大炮和地面进攻，以及通过围剿‘共产党同情者’和通过肃清前越盟等。然而，导致1960至1965年期间隆安省革命运动力量持续不断壮大的正是这些做法”。在1960年以前，吴庭艳政权几乎垄断了暴力，并在冲突

的处理中采用了“通过对任何反对的无情报复，使用酷刑折磨”，以及其他严厉手段的办法来解决，而共产党，“以巨大的代价”，坚守着“一种近乎完全防御的角色”。但在使用暴力自卫被批准后，越共就迅速占领了该省，1964年，该省的部分地区被宣布为自由打击区。1965年，美国军队接手并大大增加了暴力。这里的第一支北越部队在1968年出现了。

南越政府官员知道“共产党干部和群众很接近，而我们的却不”，但他们从未弄明白为什么。与革命力量相比，他们完全没有解决农村群众的需要，而革命力量却“对在农村人口中占实质性份额的人的日常问题提出了具体而且实际的解决方法……”于是，他们惟一可求助的只有暴力了，然后就是侵略者的无可比拟的更大的暴力。

伯杰鲁德的结论与此相似。政府“缺乏对于乡村农民的合法性”，而“……在农民中享有广泛支持的……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阵线的巨大力量挫败了联合努力”，一样挫败了这些努力的还有，无论是南越政府还是美国都不愿意提出任何“南越社会和经济结构根本变革”的建议。这里的基本问题是，民族解放阵线的“极端可怕的政治机器”，他们“极得人心”的纲领为“越盟赢得了数十万穷苦农民的忠诚和感激”，他们中许多人支持“越盟”已经有几代人的历史了，并“从幼童时代开始，就已经学会通过越共思想、信仰和偏见的棱镜来观察现实”，人类学家兼顾问吉拉德·希凯（Gerald Hickey）1962年时这样评论说。美国和南越政府的恐怖和暴力只是增加了对于附庸政权的“农民的深刻仇恨”。

I期

“在严酷的现实面前，愿意‘帮助建设一个有效的地方政府系统并支持和保卫那个系统’（如美国顾问所鼓吹的那样的）的越南农村积极分子，几乎一面倒地全部站在了‘阵线’这一边”，因为“阵线”提出的建设性纲领是美国和它的附庸政权不可能效仿而不侵蚀到他们自己的权力基础的。“不容置疑的是……阵线实际上牢牢掌握了农村青年中

‘最优秀和最聪明的’”，得到了“农民中最有政治觉悟和最坚定了决心的那部分人的支持”，所以，惟有“阵线，而不是南越政府，才在越南农村广大地区拥有合法性”。到1965年底，“民族解放阵线已经赢得了厚义省的战争”。中央情报局在那儿的代表下结论说，“该省的98%的造反者都是本地人，他们既未得到也不需要河内的大量援助”，他们甚至就地生产他们自己的武器。当美国25步兵师在1966年1月接手战争时，“厚义省已经几乎全部都在民族解放阵线的控制之下，而且已经有一些时日了”。

随着美国接手战争，阵线的合法性只是有增无减。到1966年时，它的追随者们就“似乎可以非常有理地声称，他们正在捍卫国家主权”—一反对美国侵略者，虽然不能就这样作出推论。“阵线所需的人力和食物就来自这些小村庄本身”，而当时在该省各处横行肆虐的美国25步兵师当然“不得不进口一切”。（南）越南共和国的军队充其量只是一支雇佣军。“鉴于当地的情感，”美国经营的“引向经济改善的计划必须来自外部”，而且是“一个凄惨的失败”；根据对某些目标区域所作的估测，人口中大约70%是亲民族解放阵线的，只有1%是公开支持政府的，其余则是中立的，出现这种情况也就毫不足奇了。

：

老挝的情况与此相似。那儿的问题是，希尔斯曼写道，“共产党巴特察正忙于在北部的两个省份大力争取民众的支持，人们担心他们将发起一次军事攻势—尽管回想起来，威胁似乎更可能来自建筑在赢得村子里农民支持基础上的政治控制的膨胀”。这种“威胁”在1958年的选举中就暴露了出来。尽管美国花费了巨大的力气去败坏颠覆他们，但是还是有9名巴特察（老挝爱国战线）的候选人和4名

“左倾中立分子”当选（与5名右翼和3名无党派代表一起），老挝爱国战线的领导人，苏发努冯亲王，得票超过其他任何一名候选人。美国于是不得已被迫推翻这个政府，将极端右翼扶上台，而且将所操纵的选举进行得如此拙劣，以致甚至最亲美的观察家都大为震惊。与此同时，国务院也承认，到1961年时，因为他们有效的组织，老挝爱国战线已“有能力接管整个国家”。希尔斯曼认为，“亲西方的、反共的中立”——文献中标准的说法，一个充分说明问题的概念—“或许是对一个像老挝这样的国家的最大的期望了”。@

面对着南越的这些痛苦的现实，伯杰鲁德继续写道，美国惟有一个选择：暴力。对肯尼迪及其圈子里人来说，暴力最多引起的是对于所采用的策略的质疑；而其附庸政权则明白，除此之外它别无选择，尽管吴庭艳的代理人“在邻村砍下嫌疑人的脑袋”，以及用其他手段的杀害，折磨和摧残在村民中产生了负面的影响。“从一开始起，在厚义省进行的绥靖活动基本就是强迫性质的，尽管其‘革命的’纲领和CORDS（“公民行动和革命发展支持”，即绥靖）【“攻心”小分队】或南越政府的种种花言巧语。武力—大量的是来自美军的——始终是

关键的部分。”“几乎所有的‘进步’都是胁迫性的”，而且“本质上是消极的”，目的只是使土生土长的抵抗力量发生“军事消耗”。1965年2月，美国开始正式轰炸厚义省的民族解放阵线控制区域，使它们“成了早期的B-52轰炸机频繁轰炸的目标”，给它们带来了巨大的和全面的毁灭。等到美军25师到达时，“大多数的自由火力区都已经基本上成了无人居住区”。毁灭庄稼和其他的植物脱叶行动是从1962年起实施的，对它们寄予的希望是“将迫使村民离开‘阵线’控制的地区，迁移到有南越政府存在的地区，安全地远离药物喷洒”。从一开始起，“所完成的所有重要事情……都是靠的胁迫和暴力，而它们的大部分又是美国军队施加的”。

胁迫和暴力有过它们的成功。毁灭庄稼和其他的暴行使得农民纷纷逃往“安全地区”。“数量巨大的‘阵线’追随者的被杀、被伤、被俘或被迫投降极为严重地动摇了‘阵线’”。美国的军事战役确实造成

“巨大的毁坏和大量无辜生命的丧失”，这样，随着“小村庄在越共挑起的小事件和美国的大规模报复下缓慢地被蚕食”（民事顾问奥利·戴维森，Ollie Davidson），大量的人口终于被迁往“安全地区”去了。新年攻势后的绥靖，以其实际上毫无限制的恐怖，最终产生“有利的趋势”。（“盟军的高潮：1970年。”是该章的标题。）但是，它来得太晚了。“令美国不幸的是，削弱民族解放阵线所需的长期的消耗战，对于美军同样也是一个不堪承受的重负，并不可避免地（在美国国内）导致公众对战争努力的支持的持续下降”，同时也使附庸政权的残余分化瓦解。

正如他的长论所指出的，这些并非一个鸽派的反思。伯杰鲁德是从告诉读者他接受“越南战争……的道德的有效性”开始的。他对它的信奉是如此坚定，对他而言，任何其他的立场甚至都是不可想象的。

因此，在他评论“关于美国进行越南战争的方式……的大量有趣的书籍和文章”时，无一例外，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他对于美国所作努力的“道德的有效性”的不可动摇的坚定信念，有差别的只是在这个崇高的事业本应该如何来实现这上面。

“阵线”在越南已经“赢得了道义优势”，可以公平地声称它正在

“捍卫国家主权”，反对美国侵略者，它已经可以轻易地赢得它所追求的政治胜利，甚至能够在入侵的超级大国全面接手战争之前就赢得军事胜利，致使超级大国只能以超常的恐怖和暴力来回应它的政治力量和民众支持，这一切可能都是真实的。但是，美国事业的“道德的有效性”却是不容置疑的。在阵线已经赢得了对于该省的控制之后，

“惟有美国的军事干涉才提供了未来的希望”，伯杰鲁德得出结论，侵略者和他们强行扶植的当地恶棍的胜利才被确认为是“希望”的所在。

再说，美国附庸所施加的大得多的恐怖和暴力是用在进行一场正义事业的，从这一事实出发自然得出的一个结论必然是，“阵线采用的策略手段是残酷无情的，毫无疑问比南越政府的还有过之而无不及”；而美国，按定义，不可能是“残酷无情”的，不论它多么穷凶极恶、破坏成性，就因为它无论做什么，都不可能缺少“道德的有效性”。

尽管有这样的公理——在500年的征服史中，它们始终耳熟能详，并能够方便地在斯大林和纳粹的历史档案中复制出来一—伯杰

鲁德仍不失为一名诚实的历史学家，他的贡献的价值不仅在于彻底驳斥了他自己的判断，而且在于以极高的清晰度将现实揭露了出来。

要是这样就此给人留下印象，在对这些问题的态度上，伯杰鲁德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那将是有失公正的。他还难以与京特·莱卫（Guenter Lewy），尽管他对后者赞叹有加，或西德尼·霍克（Sidney Hook），或利奥·切尼（Leo Cherne）等国家恐怖和暴行的真正的极端鼓吹者媲美。如已指出，并在其他场合已经有了远为详尽的证明，即使知识分子中意见最自由和人道的那些阶层，也并未在根本意义上背离这些假设。“很清楚”，《纽约时报》宣称，“越南的教训是美国力量的一种极限感”。“很清楚”，并且无需任何讨论。相比之下，阿富汗的教训就并非“苏联力量的一种极限感”，或许，对于某些完全僵化的斯大林分子除外。在怀着极大的赞许讨论一个越南合作者和法国帝国主义及他们的美国继承者合作的“英勇故事”时，《纽约时报》的评论家描述了他在1962年发明的摧毁南越革命者的“政治组织”的方法。他最成功的发明是派遣“回击恐怖的小分队追踪并俘获或杀死顽抗的越共官员”——回击恐怖的小分队，因为就如大家都一致承认的那样，是美国及其附庸正在不光彩地刺杀平民百姓，以破坏他们在政治舞台上无法与之较量的土生土长的政治组织。④鉴于他们的传统和文化的根深蒂固，毫不奇怪，吸纳了纳粹德国国防军顾问所教授的功课的远非仅仅是美国陆军的反叛乱手册而已。

儿童必须被严格灌输这些传统，以保证“政治正确性”将稳据统治地位，不受挑战。对中学历史课本所作的最广泛的研究发现，“在

1979年和1990年检查的48本课本中，在提到与美国或其附庸相关的行为做法时，恐怖此词一次也没有在任何一本书上出现过。而且研究也适时地注意到了，是越共在实行杀戮和恐怖；人们只能惊诧，他们怎么可能恐怖超过了吴庭艳的有美国支持的部队”。那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十分简单：它按定义就是千真万确的，就是那个将大得多的美国恐怖，及它的侵略本身，从历史的编年史中一笔勾销了的同样的发明。@

后越南战争时代以来，恢复大众思想信条的正统性一直不是一件容易完成的任务。对业已发生的过去，为了牢固确立一种正确的理解，根除那种离经叛道的，认为美国的战争是“根本性错误的和不道德的”，而非仅仅“一个错误”的看法，为之付出的力气已经够大的了。但是到了1990年，“越南综合征”这个恐惧因素仍在影响着71%的人口（1982年是72%，1986年是66%），尽管为了克服这一病症已经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好在受过教育的上流精英们对它的抵抗力已远远超出了其他人。失去了光彩的国家政策被可敬的知识分子在反思中描绘为一次“失败的十字军远征”，是为了“高尚的”，但是“幻想的”目标而进行的，并且是“为最崇高的意图所推动的”（斯坦利·卡诺，Stanley Karnow，在其与PBS关于战争的一个电视连续剧配套的畅销书中的评价）。历史杀手的责任就是将罪行描绘成“失败”，只是一次“越轨”，仅仅是一次似是而非地偏离了我们制度的高尚和完美。而所产生的不幸后果则是误解和天真，或者甚至是无法解释地取得了超常权力的坏人的过错的结果，他们将很快从这个国家被驱逐E

出去。③

这许许多多已经接近于一种文化的普遍特征了，倘若被发现在敌国的话，它早已是众多冷嘲热讽的话柄了。对于更加极端和缺乏幽默的斯大林主义党派的惟命是从的工作人员来说，不能理解这样的

“更高的真理”正证明了歹徒的“反苏维埃主义”—构成一种极权主义文化的货真价实标志的一种罪名，除了斯大林俄国，将军们统治下的巴西，纳粹德国以及其他几个例子以外，它在其他地方都是闻所未闻的，在这些例外中间就包括了美国的知识分子主流以及他们的英国同道，在他们中间，关于“反美主义”的书籍都会得到高度的赞扬，并由同行政委们认真加以评论。⑧但在这些圈子之外，可比的想法只会显得那么的滑稽可笑；例如，想一想，在罗马和米兰，对“反意大利主义”可能有的反应吧——也就是说，后墨索里尼时代的。

历史已经被如此有效地改写，以至于左翼自由主义一端的一个见多识广的新闻记者可以报道说，“美国军方对（伊拉克）停火的不信任似乎源起于越南战争”，因为当时，共产主义敌人——显然，绝对不是美国侵略者—“利用这个（轰炸暂停的）机会休养生息，而得以继续战斗下去”（弗雷德·卡普兰，Fred Kaplan）。在接近学术界异议分子的一端，哈佛大学欧洲研究中心主任可以告诉我们说，尼克松1972年对河内的圣诞轰炸“将北越人带回到会议桌上来了”（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mann）。虽然这样的寓言很久以前就已经被彻底驳倒而沉寂下去了，但现在它们又活了过来，并且还活跃得很，因为宣传系统已经优雅地将它们复活了；在受过教育的阶层中并不存在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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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他们极少离开“政党路线”。美国人一般估计越南人的死亡人数为10万，这个事实就是宣传取得的成绩的很好证明，一份最近的学术研究显示，它仅仅为正式数字的大约5%。这就好像德国公众将二次大战之前及期间纳粹对犹太人大屠杀的死亡人数估计为只有30万人一样，该文的作者们这样评价说。③

假如公众相信这样的一种估计的话，那么，在他们的道德和知识的领袖们宣布他们的正义时，我们将对德国的政治文化得出怎样的结论？随着501年的临近，这是一个我们或许可以深思的问题。

4.肯尼迪的计划及其含意

肯尼迪的侵略在以后升级到了对整个印度支那的全面进攻，成为500年征服史上最具破坏性的战争之一。这场战争对于美国的和全球的经济，以及对于政治和文化生活，也产生了一种长期的影响。公众对于美国罪行的义愤，虽然在出现的时间上延迟了很久，并且在程度从未与罪行的规模达到稍稍相称的程度，但还是扩展到了人口的很大部分。战争刺激了20世纪60年代的民众运动，在整个里根时代，它们一直都在扩散和膨胀之中。这种动荡不安将原先边缘化的阶层带上政治舞台，他们提出了他们所关心的问题，从而引发了“民主的危机”，这被自由主义的上流精英们发现为极其凶险。为此，西方的思想意识机构已经投入了相当大的精力，以便将纪律重新强加到正在失去控制的公众头上，但其成败参半。这些都已经成为后越南时代的1i：

具有高度重要性的特点。

在此意义上，1963年到1964年的肯尼迪一约翰逊政府过渡，因此也就特别令人感兴趣。看一看越南政策在当时被肯尼迪的知识分子是如何描绘的，然后在这项伟业出岔，并且这个灾难不得不被定格到1963年11月23日以后，又是如何被他们重新解释，以便保持肯尼迪皇朝的形象和及其朝臣们的名声的，特别给人以启迪。这是文化史上饶有兴味的一章，它仍在展开之中。

因为有人断言这个问题与肯尼迪的被暗杀有关，所以它的意义就更加大了，成为一个已经引起众多关注，或者实际上是已经引起众多狂热的话题，1991-1992年，它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在此案例中，如前所述，大抵都是基层的成员（常常被称为“左派”⑧）奋起保卫肯尼迪总统，他们所依据的理论为，肯尼迪是被发觉他是一个危险的“激进改革者”的势力强大的集团暗杀的。在各种不同的场合，这些黑暗的势力分别被认定为是中央情报局、极右派、默武主义者等等。

许多左派的人士都视这一观点为正确，他们认为肯尼迪是在准备从越南撤军，结束冷战和军备竞赛，将中央情报局砸个稀巴烂，拆散军一工联合体，将国家纳入走向和平和正义的发展轨道。其他人则只认为，暗杀者夸大了他的改革者的热忱。有一些受到大众欢迎的变种说法还将其他一些暗杀的动机，真实的和想当然的，也掺和了进来。这个阴谋还和一个“秘密的分队”已经“劫持了这个国家”，将我们带进了当前令人遗憾的困境的理论纠缠到了一起。

十分粗线条地概括的话，暗杀被描述为在对历史常轨的一次急

剧背离中，它不是结束了一个较早的清白无邪的时代（至少，就政治的合法性而言），就是使肯尼迪领导我们走向那种状态的计划归于流产。

按任何一种解释，权威的合法性都随着暗杀在根本上丧失殆尽，永远恢复不回来了，所以是一件有重大关系的事。这些倾向性的看法得到了主要的肯尼迪知识分子的强力支持，并已经逐渐消耗了左派有限精力和资源的一大部分。

1963-1964年的越南政策在这些概念中起了关键的作用。鉴于暗杀发生的时机和随后的战争升级，那倒也并非似乎不合情理。这是历史的一个转折点，这种感觉因为其他的一些因素又被加强：肯尼迪偶像的吸引力，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人口中很大一部分的生活条件的恶化，人权运动未能实现其早期的承诺，以及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政治和经济制度并未对一般大众的需要和关心做出响应。在肯尼迪被暗杀时，战争仍处在极端的国家恐怖但有限的侵略的水平之上。我们于是面临的中心问题是：肯尼迪当时是否计划不胜利就撤军了？当前，在肯尼迪知识分子及大片的左翼阶层中流行的论点是，肯尼迪确实是在执行这样的一个计划，但计划因暗杀而流产，约翰逊上台后立即逆转了这个政策，使得战争升级；两个集团然后在这与暗杀有什么关系的问题上，就各持己见走不到一起了。@人们对这个论点的理解是，它暗示了肯尼迪不愿像他的顾问和战争管家那样，对变化中的情况做出响应。

如果果真如此，那么这个论点就重要了，它无疑为肯尼迪即使不是独一无二的，也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的信念增添了分量。如果i

是无稽之谈，那么就有理由去追究出现那种失去清白或美好前景被毁的局面的根源又在哪里？

从20世纪60年代末起，通过与肯尼迪同事的人及暗杀理论家的书籍，这个论点的种种版本已经流传到了广大受众那里。而随着1991年奥力佛·斯通（Oliver Stone）的电影《刺杀肯尼迪》的发行放映，它更成了一个重大的国家问题。按照斯通和他的同事们的说法，他们关于越南问题的主要历史资料来源是约翰·纽曼（John Newman）的一项“十年研究”，该研究在1992年已由出品这部电影的同一家企业集团出版。虽然是作为一件重大的历史作品呈现给大家的，但纽曼的研究不愧为捍卫“不胜利就撤军”论点的一次最野心勃勃的努力，无论是他本人还是其他人都认为，正是通过他的研究，该论点才得以确立的。电影在经过一阵强大的宣传造势之后发行了，由罗伯特·肯尼迪的前竞选负责人，公关专家弗兰克·曼基维兹（Frank Mankiewicz）负责与华盛顿新闻界的关系，电影的观众达到了庞大的数量。

斯通的电影激起了有力的反响，包括严厉的攻击和好听的评论，各个阶层纷纷发表意见，各种信件交换往来不绝，有的还达到了激情洋溢的程度。自由主义的批评家倾向于支持斯通关于肯尼迪的论点，同时谴责他杜撰了暗杀阴谋和“【逃】离开那个严肃的问题，即：为什么美国的政策精英们，以及还有美国的政治阶级及新闻界，尽管他们各个出于良好的意愿，竟然都会如此出错，干出了这么多的坏事”（威廉·普法夫，William Pfaf）。该电影的报道十分罕见地登上了《纽约1i

时报》的头版，反应了观众对于“有史以来跨越美国政治星空的惟一闪亮明星”的敬畏之情，以及他们在了解到“【肯尼迪】本来所可能做的，和他们所阻止了的事情”之后的惊——“他们”的头上已经戴上了想要给他们加上的不详的光圈。其他的观众则问，“这为什么被忽略了？”，暗示国家机构竭力掩饰暗杀的真相，因此与此有染。鉴于大众媒体给予这个指责的大量宣传报道，所以，大多数人都认为“华伦委员会报告”（Warren Commission Report）是一个骗局，几乎也就毫不足奇了。甚至就连当圣地亚哥因电视信号发射机故障，使有线电视服务中断，延迟了一部关于“刺杀肯尼迪阴谋”的电影播出时，有数十名观众竟会致电电视台，谴责中央情报局的阴谋，也是不足为奇的了。在1992年初的畅销书榜上，谴责“华伦委员会报告”的书籍也占据了主导地位，与此同时，该报告的批评者们还抗议国家机构压制他们的怀疑。

斯通的电影将暗杀肯尼迪寻根溯源到了一个高层的阴谋：中情局、军一工联合体等等，甚至可能还包括约翰逊在内。斯通告诉全国新闻俱乐部说，这部电影指出了肯尼迪是被暗杀的，“因为他决心从越南撤军，并再也不派作战部队去越南”（他“正从越南撤军”并“已经坚定地承诺…….反对美国作战部队进入越南”已经被“毫无疑义地”证明了，斯通还引用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和约翰·纽曼的话作为证明）。在《国家》（Nation）杂志主办的“市政厅”（纽约）论坛上，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告诉热情的听众说，“如果肯尼迪要结束越南战争，他必须被替换下台。林登·约翰逊就是替换他的人。”

1l

斯通的电影为暗杀事件的所有进一步调查提出了“支配的模式”，梅勒接着说，尽管它没有完全解开围绕着这个“巨大的和骇人听闻的事件”的谜团，“在这个事件中，众神进行了战斗，一位神明倒下了”，一个天大的悲剧，它使以后的整个历史都笼罩在阴影之下。这种观点在其他许多人中觅得了知音，并被一流演员，在影片中扮演男主角新奥尔良地区检察官吉姆·加里逊的凯文·科斯特纳（Kevin Costner）演绎得清清楚楚：“我们全都成了我们国家的哈姆雷特，被杀害了父王的孩子，而杀害他的凶手仍然占据着王位”。@

纽曼的书得到了好评，值得一提的是，肯尼迪的一位密友和历史事件记录者，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一篇令人瞩目的评论，他对纽曼的学术成就赞扬有加，并与他在其他场合所表达的一样，表示同意他的主要结论。其他评论家也发现纽曼的论证是有说服力的。⑧这样的热情洋溢的反应，再加上纽曼自己的媒体的推波助澜，终于促成了1991-1992年的肯尼迪热。从左派开始一直到主要的肯尼迪自由主义者，所有人都把纽曼的书当作了“不胜利就撤军”论点确立的基本根据，包括它所含的全部广泛含义在内。这样一来，我们就有了很多的理由，值得我们去密切关注一下总统的过渡和撤军一升级的问题了。不过，我们尽可以把肯尼迪本来或许会做些什么，或者埋藏在他内心隐秘深处的到底是什么想法的问题，留给占卜者和神秘主义者们去想象好了。倒是查一查他确确实实做了什么和说了什么，反而是我们力所能及的，好在丰富的文件资料也为我们做这些探究工作提供了方便。④

5.前景一片光明

一开始，肯尼迪1961-1962年的侵略似乎是一次极大的成功。如前所述，希尔斯曼的热情是大家广泛共有的。到了1962年春季，

《五角大楼文件》的分析家评论说，“前景看来一片光明”，并且“对许多人来说，叛乱的结束似乎已经看得到了”。无论是在越南的或在华盛顿的美国领导人员“都是满怀信心和审慎的乐观”，而“在有些军营里，甚至还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喜气洋洋”。

在肯尼迪总统任期的半官方历史记录中，阿瑟·施莱辛格所观察到的是，到了1961年年底时，“总统无疑感到，美国在亚洲的撤退或许会推翻全世界的平衡”。由于赌注过于巨大，所以他按前面已经描述过的方式使战争升级。这样，在南越，“在1962年所产生的结果是将主要的重点放到了军事努力之上”，施莱辛格写道，“随着顾问们带着从打字机到直升飞机的现代化武器的蜂拥进入”，帮助计划他们甚至“有时自己也参与其中”的军事行动，带来了“令人鼓舞的效果”。这些成绩使得肯尼迪能够在1963年1月的国情咨文中报告说，“在南越侵略的矛头已被磨钝了”。用施莱辛格自己话来说：“1962年是一个不错的年份……侵略在越南被抑制住了”。①

大家回想一下，肯尼迪和他的历史学家密友是在描述1962年，在这一年，肯尼迪从极端的恐怖主义升级到了赤裸裸的侵略。

对侵略成功的这个乐观估计导致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开始计划

|1

从越南撤出美国军队，而将收拾残局的脏活留给附庸政权自己去完成。肯尼迪和麦克纳马拉认识到，国内对肯尼迪的战争的支持是微弱的，如果战争真的拖延太久的话，问题可能就会出现。军方虽然意见分裂，但对胜利后继续留下，大家都全无兴趣。相似的是，1967年11月，威斯特摩兰将军（General Westmoreland）也宣布，随着胜利临近，美国军队可以在1969年开始撤退（到时候是撤了，虽然并非在所预期的情况之下）；但那个建议并不证明他是一个秘密的鸽派。@在胜利确定无误后撤军的主张，在当时，并非一个有争议的立场。

相比之下，不胜利就撤军的主张，是一定会引起高度的争议的。

当时，在国内的主流中，那个立场得到的支持是屈指可数的：就我所知，第一篇主张此观点的社论胆小地出现在1969年末，远远晚于企业和政治精英们已经作出决定，战争应该得到清算，因为代价太高了。

1967年，当霍华德·津（Howard Zinn）出版一本书，呼吁美国撤军时，这个想法还被认为太异想天开了，甚至都不值得讨论。？

那么，要讨论的问题就是，尽管肯尼迪1961-1962年的战争升级和他好战的公开立场，当时他是否就在为不胜利就撤军作计划了—一个因为暗杀而流产了的计划，而计划的流产又为林登·约翰逊和他的战争贩子同伙发动一次重大的战争扫清了道路。

6.肯尼迪和撤军：早期的计划

撤军的重大决定迅即在新闻中报道了，但是，直到20年之前，在

《五角大楼文件》出现后，隐藏在它们背后的有关内部审议的种种基本事实才变得为人所知。在按照1962年7月的眼光对“越南问题”进行讨论时，该分析家写道，“根据总统的旨意，国防部长着手重新审查那儿的形势，并将他的注意力集中到它的未来之上一—希望能在合理的时间内，使它确保成功结束”。7月23日，在檀香山的一次“正式会议”上，麦克纳马拉对已经取得的“惊人的进展”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本人的话）。他要求“分阶段撤出主要的美国顾问和后勤支持活动”。

越南军事援助指挥部（MACV）司令保罗·哈金斯将军（General Paul Harkins）估计，在当时正在接受训练和装备的越南部队变得“完全能够用于作战”以后大约1年，越共应该“作为一支重要的力量已被消灭”。然而，麦克纳马拉坚持了“一种保守的观点”，即计划应该建立在

“它将花费3年而不是1年的时间，也就是说，在1965年下半年以前”的假设基础上。他同时也“评论说，要无限期保持公众对美国在越南的军事行动的支持可能是困难的”——一个永恒的忧患。因此，有必要“分阶段撤出美国卷入的军事力量”。7月26日，参谋长联席会议下达命令，准备一份南越的“全面计划”，以贯彻麦克纳马拉的决定。

其开宗明义的目标就是，保证在1965年年底前，西贡政府将“在无需继续美国特别军事援助的情况下”就接手过去。这里起作用的关键性假设是，在1965年年底前，“叛乱将得到控制”。

1963年1月25日，“全面计划”提交到参谋长联席会议。哈金斯将军的计划说，“分阶段撤出美国特别军事援助预计总体上将发生于1965年7月至1966年6月的这段时间内”，但只要可行就提前。？

几天后，一个以陆军参谋长厄尔利·惠勒（Earle Wheeler）将军为首、包括主要的军方鹰派在内的参谋长联席会议调查小组所写的一份报告使参谋长们再次确信，这是一条正确的路线。这个小组事先已被“要求，对在合理的时间周期内，成功地结束冲突的前景形成一个军事判断”。调查小组的报告总的来说既明朗又乐观：在美国指导下的军事攻势中，“越南政府正在取得稳定的和令人鼓舞的进展”，而“老百姓”也表现出更多的自信，“政府将取得胜利”。“一个新的全国性战役计划”（“爆炸行动”）已经准备就绪，与以往相比，它将给予西贡的军队“更大的主动性”，这是与越南军事援助指挥部（MACV）的“全面计划”对等的一个计划，其目的在于使南越的武装力量在1965年年底以前，作好在没有我们的帮助的情况下自己行使对他们的领土控制的准备。这两个计划的前景都充满了希望，它们预期之中的成功将允许

“同期逐步撤出美国的支援人员，只留下大约为1600人的一支军事援助顾问团（MAAG）”。以上所有一切都被美国最高军事指挥部认为是可行和合适的。

为了实施这些计划，调查小组提出了一些技术性的建议，包括一项放松美国武装直升飞机参加交战规定的建议，这些飞机已经被部署用于“护送任务一—在战斗条件下”；该建议说，它们应该被允许进攻“越共的机会目标一一在战斗的情势中”，即使它们未遭到射击。此前，根据肯尼迪的战争指令，在越南空军标志伪装下的美国农场门行动，已经拥有这样的授权。另一条建议是走出“小型的情报和破坏突袭的限制（此处有一行字仍未销密）”，采取“一种针对北越的、破坏、摧ii

毁、宣传和颠覆的使命协调一致的计划”，在将美国“完全隐藏在背后的同时，把针对北越的战役当作一种有力的军事尝试，而非一种辅助的手段来进行（此处有一行字仍未销密）”。惠勒的小组还建议，为了这些使命，美国应该“强化”越南军事力量的训练，“并鼓励他们在北越执行袭击和破坏的使命，与其他军事行动相协调”（此处又有二行半字未销密）。

惠勒随后在2月1日又直接向总统报告，告诉他“在军事上，越南的情况进展得很不错，但是‘胡志明正在为这场战争付出很小的代价，如果我们真指望在那儿把那件事彻底赢下来，我们不得不让他出点血’”。总统“对此颇感兴趣”，惠勒将军在其口授的历史中回忆说（1964年7月）。他的鸽派色彩的顾问也都被打动了。1963年4月，在就任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时，罗杰·希尔斯曼建议，对北越应“按照一些月份以来我们一直在执行的总方针，继续不公开的，或至少是可否认的行动”，目的是“使最终毁灭的威胁活生生地保持在河内的头脑里”。但是，鉴于策略的理由，“对北越采取重大的行动”是不明智的：它应该被推迟到直至“我们已经在我们的反叛乱计划中证明取得成功”。对北方采取“过早的行动”还可能“使我们的朋友和盟国，以及国内舆论的相当部分大受震惊，以致中立化的压力将变得难以对付”；一如既往，令人惧怕的外交威胁必须被引开。希尔斯曼说，有了明智的政策设计，“我相信我们能在越南取胜”。

我们于是了解到了，1963年1月，在一种极为乐观气氛中，撤军的军事动议与在南越内部使战争升级和可能对北越强化战争行动的

；语

计划一起出笼了。根据肯尼迪的国家安全顾问麦克乔治·邦迪的一些说法，我们还进一步了解到，深入到北越内部的“情报和破坏突袭”行动其实已经是在进行之中了——自1962年年中以来。1963年12月11日，在新一届政府上台时，弗雷斯特尔还证实，“有一些时间以来，中央情报局一直与（南）越南共和国军队一起，从事对北越的秘密的联合行动”。新闻记者威廉·普法夫（William Pfaff）报道说，1962年夏天，在西贡北面的一个特种部队的营地里，他观察到一支中央情报局的“侦察小队正在装载一架没有标志的C-46，机上坐着一个身着便装的华人飞行员”，起飞到北越执行任务（“有可能进入中国领土”）；“有些人是亚洲人，有些是美国人或欧洲人”，他们“当然不是去北方作顾问的”。⑤

撤军和升级之间的联系不难理解：成功的军事行动将使南越政府把任务从美国人手中接手过去成为可能，而那时，美国人也能在胜利已得到确保的情况下撤军，使得极端的鹰派、战争管家麦克纳马拉以及肯尼迪的共同意愿一起得到满足。

1968-1969年，在正式启动撤军时，这同样的自然联系也得到确立。撤军是与美国远征军有史以来最具破坏性和最穷凶极恶的大规模谋杀战役结合在一起进行的，尽管它被文化管家们轻描淡写地贬低为能够当作战场上美国兵的“失常”处理的事情。撤军也还同时伴随了对老挝和柬埔寨平民社会进攻的极度扩大，这件事同样被忠诚的媒体压制下去了，尽管在理查德·尼克松失宠后，他们虚伪地指责，在这次屠杀和美国在其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的问题上，他欺骗了他

们。再一次，我们看到这种联系是一种自然的联系：撤军是以胜利为条件的。①

但是，并非所有人都如军事指挥部那么乐观。就在总统听取惠勒的乐观的报告几天以前，他从希尔斯曼和弗雷斯特尔那里收到了一份更加节制的备忘录（1月25日）。在那份备忘录中，他们谴责新闻界的不适当的悲观主义和贬低美国的成功，并认为“南越的战争明显进行得比一年前好”。他们称赞美国军事升级导致了（南）越南共和国军队的“侵略性增加”，报告了南越政府的控制现在已经扩大到超过半数的农村人口（与越共控制的8%相比），截至1962年年末为止，这是一个很大的成绩。但是，“账单的反面仍然令人不寒而栗”。越共已经扩大了他们的正规部队，他们就地招兵买马，就地取得补给，并且“极其有效力”。“所以，结论似乎是不可避免的，越共将能够以目前的水平，继续其战争努力，或许还能增加这种努力，即使渗透路线被完全封闭”。“我们总的判断，概括起来说，就是我们或许正在取得胜利，但是，肯定比我们所希望的慢”。他们提出了各种技术性的建议，以更直接的美国介入，来更加有效地实施反叛乱计划；改进美国使团的效率，以加速“走向赢得战争的步伐”。

在美国支持的11月1日政变取代了吴庭艳一吴庭儒政权以后，

1963年所作的种种假设注定将逐渐遭遇远为更加严重的问题。文职的和军方的高官终于逐渐认识到，他们的乐观是建筑在骗人的报告基础上的。他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实现撤军计划的关键条件胜利得到保证——今后再也得不到了。整个1964年，形势在继续恶1l

化。要求对北越采取行动的呼声于是增大了起来，但是，理由已与1963年初的不一样了：随着美国在越南南方的地位正在发生崩溃，剩下来的最后希望就是迫使越南民主共和国命令南方的叛乱者停止抵抗。从1965年起，美国直接接管了南方的战争，并将它扩大到对印度支那的其余部分也展开全面进攻的程度。鸽派当时的另一个选择是采用一种“飞地战略”，将美国军队的人数冻结在10万人以下的水平。

我们再回到那个乐观的时期，1963年4月18日，国务院越南工作组组长，钱墨斯·伍德（Chalmers Wood）建议，“只要情况进展顺利，我们就应该否决任何增加（驻军水平）的后续要求……不动声色地支持麦克纳马拉实现其年底前明显裁减人数的打算”。他感到，“明天就能从西贡撤出1000名军事人员，而且情况还将会变得更好”。他建议，“相当数量的美国军事人员应该在今年年底前就从越南撤出，只要我们取得汤姆逊（罗伯特·汤姆逊准将，Brigadier RobertThompson），那位受人尊敬的英国军事顾问团负责人，提出的进展”。

汤姆逊此前曾向麦克纳马拉建议，“如果1963年的进展继续保持良好”，撤走1000来人也许是明智的。

5月6日，麦克纳马拉说，军事顾问应该是撤走的最后一类人，并要求制定一份“如果形势允许，在今年年末（1963年）使1000左右人员”撤出的计划。国务卿迪安·腊斯克（DeanRusk）批准了该计划（5月13日），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肯尼迪最信任的军事顾问，马克斯威尔·泰勒，同样也批准了（8月20日）。“根本的目标”依然没变，迈克

尔·弗雷斯特尔在8月27日告诉总统说：美国必须“全心全意地支持对越共恐怖主义者进行的战争”，并“继续支持表明自身有能力坚持这种努力的南越的任何政府”。④

这里提到了“任何政府”，这与肯尼迪政府对吴庭艳政权日益增加的担心有关。一个问题是，它实行的镇压正在激起内部的抵抗，这种内部的抵抗正在对战争努力产生干扰。另一个问题是，吴庭艳和被认为是“王位后的真正的掌权人”，他的兄弟吴庭儒，正在日益急切地敦促美国，要求它撤军。4月22日，中央情报局报告说，吴庭艳和吴庭儒“对于‘越南主权最近遭到的侵犯’表示关切”，“在证据确实之后，

（吴庭艳）准备以美国负有责任的不可辩驳的证据，与诺尔汀大使（Ambassador Nolting）及美国越南军事援助司令部的司令哈金斯将军直接摊牌，以部队数量太大和无法管理为由，要求削减在南越的美国人员的数量”。一周以后，有一个消息来源（未销密）报告说，在4月12日的一次谈话中，吴庭儒“重复了他的观点，从500人起，到3000或4000人，美国人的人数不管削减多少，都将是有用的”。5月12日，在《华盛顿邮报》头版的一篇采访中，吴庭儒说，“南越愿意看到驻扎在这里的12000名到13000名美国军事人员中的一半离开这个国家”。0

美国政府的政策设计者们担心，南越政府要求美军撤出的压力将会变得难以抵抗，而南越政府所作的与北越达成外交解决的探索性努力，使得这一危险变得更加严重。肯尼迪战争本来就捉襟见肘的政治基础到时候将会被侵蚀干净，美国将被迫不胜利就撤军。对于肯1非！

尼迪和他的顾问来说，那种选择是难以接受的，所以西贡政权要么与美国同舟共济，要么滚蛋。

7.肯尼迪和撤军：结局

到8月底时，肯尼迪和他的鸽派色彩最浓的顾问们（埃夫里尔·

哈里曼、罗杰·希尔斯曼和乔治·鲍尔，Averell Harriman，Roger Hilsman，George Bal）都已同意，南越的附庸政权应该被推翻。8月28日，总统“吩咐国防部拿出在西贡建立反吴庭艳的军队的办法来”。他要求采取“将使造反的将领们得到最大机会”的行动，并说，“我们应该请教洛奇大使和哈金斯将军，我们如何才能建立将完成一次政变的军事力量”。哈里曼说，没有一次政变，“我们就不能赢得战争”，并且“必须撤退”。希尔斯曼则“同意，除非除掉吴庭艳，否则我们将无法赢得胜利”，这个看法与鲍尔的一样。而罗伯特·肯尼迪也要求作出努力，加强造反将军们的实力。国务卿腊斯克警告肯尼迪说，“吴庭儒可能会呼吁北越帮助他赶走美国人”。希尔斯曼敦促说（8月30日），如果吴庭艳和吴庭儒“对越南民主共和国”做出任何“政治动作（诸如开启中立化谈判等）”，或者，甚至暗示要做这样的动作，我们就应该

“鼓励这些将军们及时采取政变行动”，并承担起“军事行动”的责任，如果越南民主共和国试图对抗我们的行动的话，就让他们“毫无疑义地知道，我们将以一切必要的力量打击越南民主共和国，迫使它停止下来”，如果有必要，还要引进“美国作战部队，帮助政变集团达到胜i趣！

利”。“重要的事情是赢得战争”，希尔斯曼告诫麦克乔治·邦迪；而那就意味着甩掉西贡政权，因为它正在故意拖拉，寻找出路。总统同意

“我们的首要目标仍然是赢得战争”，腊斯克打电报给大使馆说。

中央情报局数月来就一直在报告说，“吴庭儒的政策是一种使越南最终中立化和统一的政策”，是与1954年日内瓦协议一致的，并继续警告说，“最近，南越政府、越南民主共和国和法国人可能已经就某种北一南友好关系恢复的可能性，进行了探索”，这可能导致南越政府要求美国撤军（9月26日）。在9月30日的一份备忘录中，威廉·沙利文（William Sullivan）回顾了他与法国驻西贡的代办，以及加拿大和印度的国际控制委员会（ICC）的官员所作的一次时间很长的讨论。

他们对市面上流行的北一南交易的谣言并不在意，但是，“大家一致坚持，我们不应该不在意将来会有这样的一种交易的可能性”，消息灵通的法国代办觉得，或许就在“3个或4个月以后”。这样的报告只能增加华盛顿的恐慌，强化他们对于和平解决的恐惧。①

特别扰人心绪的是8月29日法国总统夏尔·戴高乐发表的一篇公开声明，表达了他对越南人“在内部和平统一，以及在与他们的邻国和谐相处的问题上，能够脱离外界独立地进行他们的活动”的希望。

在为肯尼迪总统9月2日接受沃尔特·克朗凯特（Walter Cronkite）

的电视采访准备的一份备忘录中，麦克乔治·邦迪在劝告他继续“不要理会好管闲事的夏尔”的同时，却仍将肯尼迪的注意力集中到戴高乐的声明上。在回顾了戴高乐明显的“使越南中立化”的信仰以后，他对“中立主义解决的幽灵”发出警告，并劝说肯尼迪要表示出不理解，I语：

要反过来呼吁法国“分担抵制共产主义在越南侵略的工作”。肯尼迪照着邦迪的劝说做了。当克朗凯特问到戴高乐的声明时，他回答说，美国已经“听了”，但是没有兴趣，事实上，还带着恼怒：当然，使得美国有点不耐烦的是，在挑起这个担子18年以后，我们很高兴得到忠告，但是，我们愿意得到多一点的帮助，真正的帮助。不过，不管怎样，我们将履行我们的责任。对于我们，说一声“那好，为什么我们不都回家去，就将世界留给是我们的敌人的那些人好了”，于事无补。

肯尼迪在私底下重申了他的气愤。第二天（9月3日），在白宫的一次会议上，他问“在帮助越南人上，法国人在做些什么”。在看了人们给他的关于这一主题的一份文件后，“总统评论说，法国人正设法为越南取得在老挺已经做成的事，即中立化”，中立化“在老挝并不管用”，所以绝非越南的榜样。他还对为什么连沃尔特·利普曼（Walter Lippmann）也会建议老挝的榜样感到不解。在被问到法国是否会抗议他在接受克朗凯特的采访中对戴高乐总统的评论时，“总统说，他怀疑（法国）大使阿方德（Alphand）会有此胆量，提出抗议”。肯尼迪依然坚定不移地坚持反对将使不胜利就撤军成为必需的外交解决。@尽管有不和谐的声音发出，但“农村中的战争正在顺利进行之中”

（洛奇大使，9月1日），在这一点上，大家的意见依然一致。不过，城市中骚乱已经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吴庭艳政权已被认为不再值得信任。9月11日，希尔斯曼在一份文件中写道，“美国的政策目标1

应该继续是，在南越维持一个能够维护它的独立，成功抵制共产主义的侵略和容易接受美国的影响的，能独立生存、强大和自由的地区”。相应地，“我们应该告诉吴庭艳，我们准备实行我们的计划，以全新的活力肃清越共的威胁，同时，我们还期待在此努力中得到他的全面合作”——否则后果自负。希尔斯曼在9月16日的一份备忘录中还补充说，吴庭艳必须“集中精力于赢得战争”。

这份备忘录概述了总统鉴于吴庭艳的不听话而已要求准备的一份计划的梗概。此计划是在同日呈报给总统的，希尔斯曼在计划中说，“美国撤军对于战争努力将立即就是灾难性的”。为了达到我们的

“总目标”，即“赢得对于越共的战争”，我们必须支持“一切有助于赢得战争”和“反对”一切“妨碍战争努力”的事情，与总统在9月12日所陈述的“政策指南”保持一致。③

当时，普遍的估计是，战争是不可能赢下来的，“如果吴庭儒继续当权的话”（约瑟夫·曼登霍尔，Joseph Mendenhall，也被认为是鸽派的一个人物）。更糟的是，吴庭儒“已经频频宣称，美国在越南的军事力量必须减少”，中央情报局报告说，并正继续着他与北越的交易，这可能导致和平解决，从而破坏肯尼迪的战争政策。

很清楚，基本的原则是，我们必须“集中精力赢得战争”，没有人对它提出过质疑。9月14日，哈里曼写信给洛奇，将这一点说得明白无误：“我能向你保证，从总统起往下的每一个人都决心支持你和国家的这个团队打嬴对于越共的战争。虽然在如何去做的看法或在重点上可能存在着某些分歧意见，但是，这里没有一个人虎头蛇尾。”③

尤其，肯尼迪绝非虎头蛇尾之人。在内部的档案记录中，没有片言只语可以提示，应该对这位处在鸽派这一端的、受肯尼迪信任的高级顾问的这一判断，以任何的方式提出质疑。

现在我们已接近肯尼迪总统任上的最后几个星期了，也是我们对他的真实意图做出决定的最后机会了。因此，我们将密切地关注他

（有限的）介人的讨论和决策。

9月17日，在与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顾问们开了一次会，讨论了希尔斯曼准备的争取军事胜利的计划后，肯尼迪总统指示洛奇大使向吴庭艳施加压力，“使得每一个人都回到工作上来，使得他们集中精力于赢得战争上”，同时重复了他对胜利的常规性强调。尤其重要的是，要显示出军事进展，因为“必须在国会提出继续进行此种努力的有效的理由”，总统补充说，这表达了始终存在于他心头的担忧，国会对于他取得军事胜利的承诺的支持是微弱的。“为了满足这些必须”，他告诉洛奇，他正派遣他的顶级助手麦克纳马拉和泰勒去越南。他们的使命是对“打败越共的军事和准军事的努力做出评估”，肯尼迪这样指示麦克纳马拉，并确保“竞赛的进展”，这是“头等重要的”大事。直至最近，一直有“令人鼓舞的结果”传来，但是，要取得“未来预期的结果”需要南越政府和华盛顿采取新的行动。目标依然是“赢得战争”，总统再次强调，并补充说，“使新闻界哑口无言的办法就是赢得战争”。

与国会一样，新闻界也是敌人，因为它缺少将战争进行到胜利的热情，偶尔还要求外交解决。

泰勒建议，他和麦克纳马拉向吴庭艳提交一份不能变更的确定1罐！

的时间表，在此期限内“战争必须嬴下来”。按照麦克乔治·邦迪的记录，“对此建议，总统没有说‘同意’或‘不同意’”，显然是不愿意使自己被任何撤军的承诺束缚死。⑤

麦克纳马拉和泰勒为他们的发现而感到鼓舞。泰勒告诉吴庭艳，他“相信在1964年年底前，北部和中部的越共叛乱能够减少到最多不过是偶发的事件而已”，而所有地方的战争努力都应在“1965年年底前完成”。10月2日，泰勒和麦克纳马拉将有关此分析的报告呈送给了总统，他们在报告中特别指出，“军事战役已经取得重大进展，并继续在取得进展”。根据这些认定，他们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其中有3项建议后来在“国家安全行动备忘录第263号”（MSAM263）上被批准认可（略加修正删节后）：

·在整个国家“加快军事节奏”，以便使中部和北部地区的军事战役在1964年年底前结束，南部地区（湄公河三角洲）的在1965年年底前结束。

·应该训练越南人在1965年年底前接手“现在由美国军事人员执行的基本功能”，以便“到那时，应该可能撤出美国人员的大部分”。

·按照第二点，“国防部应该在非常近的将来宣布目前已经准备好了的、在1963年年底前撤出1000名美国军事人员的计划。

这一行动应该被低调地解释为，在不影响战争努力情况下，以训练有素的越南人代替美国人员的一个长期计划的起步。”

1菲！

他们的报告再次强调，“压倒一切的目标”是胜利，这是一件“对美国的安全生死攸关”的事情。他们重申，撤军不能耽误得太久：“进展速度的任何明显降低都肯定地将严重影响民众对于美国努力的支持”。他们表示相信，“任务中的美国部分能够在1965年年底前完成”，届时军事胜利将已经得到确保。按常规的方式，这些撤军计划设定了至关重要的限定条件：“不应作出任何进一步的削减，直至1964年的战役需要成为确定不变”，也就是说，直至战场胜利得到确保。⑧

请注意，肯尼迪和他的顾问们自始至终未将缺乏民众对战争的支持和南越政府对政治解决采取的主动行动视为撤军的一个机会，而相反却将它们视为对胜利的一种威胁。

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同一天开会讨论这些建议。一如往常，总统的角色是游走在边缘之上的。他重复了“主要的问题还是在于美国公众的舆论”，并再次在时间表面前踌躇不决。他反对作出在1963年撤出一些部队的承诺，“因为假如我们在今年年底前不能采取这一行动，我们将被斥责为过于乐观”。形成对比的是，麦克纳马拉“为了迎合参议院富布赖特（Senator Fullbright）等人我们永远陷在越南的泥潭里了的观点，看到了这句话的重大价值”。于是，这句话就被留了下来，但只是“作为麦克纳马拉一泰勒报告的一部分，而不是作为总统的预言”，因此，在他本人的坚持之下，总统依然未作出撤军的承诺。

此后，一份公开的声明发给了新闻界，将麦克纳马拉一泰勒的判断呈现在世人面前说：“美国军事任务的主要部分能够在1965年年底前完成，虽然届时可能继续需要有限数量的美国训练人员存在”，并说

训练计划“应该已经进展到了那种程度”，使得1000人能够在年底前就被撤出。该声明重复了美国的标准立场，将与南越政府合作，“阻止共产主义取得这个国家的政权和尽快平定受到外部唆使和支持的越共叛乱”，继续“有分量的美国援助，以支持这种军事努力”，但它“仅仅在叛乱被平定之前或南越政府的国家安全部队能够平定它之前，才是需要的”。60

10月5日，在白宫的一次会议上，总统指示，撤走1000名美国顾问的决定“不应正式向吴庭艳提出。相反，这个行动应该按照常规惯例来执行，作为我们在不再需要人员时就将他们撤走的一般姿态的一个部分”。

这次会议的结果正式成文以后成为国家安全行动备忘录第263号（10月11日），即一份简短的声明，就在这个声明中“总统批准了上述的3个军事建议……”，只有一处修改使它们有所削弱：“不正式宣布在1963年年底前实施撤退1000名美国军事人员的计划”。

NSAM263的最后一条是说，肯尼迪亲自批准了一份电报，指示洛奇大使在训练和武装新的部队的同时，“增加战争努力的有效性”，以增大以撤军为条件的胜利的前景。电报接着还说，必须克服“越南人民中间的信任危机，这种信任危机正在侵蚀着对于胜利起着生死攸关的作用的、民众对南越政府的支持”，以及必须克服“美国民众和政府方面的信任危机”，他们也不明白怎样把“我们的行动和我们胜利的根本目标联系在一起”。8

请注意，就字面而言，NSAM263所言甚少。它批准了麦克纳马

拉一泰勒的建议，强化战争和军事训练，以便在1965年年底前“应该可能撤出大部分美国人员”，它还包括了肯尼迪本人对洛奇大使的指示，强化军事行动，以实现“我们胜利的根本目标”。它并未要求实施一项撤军1000人的计划，而是批准了麦克纳马拉一泰勒关于这些撤军计划的建议的第三点，即“在不影响战争努力情况下”进行的、作为“一个长期计划的起步”的撤军计划，但删除了他们提出的正式宣布这些计划的要求。

可以推断，其意图是，如果军事条件许可，就实施撤军计划，但是，那个意图并未说出来。鉴于以后为了从措词造句的细微差别之中读出它们的重大意义，以证明随着肯尼迪总统过渡到约翰逊总统所发生的政策巨变，必须付出的努力之精妙辛苦，我们不妨先将这一事实铭记心中。采用这些解读技巧，我们将会得出的结论是，NSAM263几乎就是空洞无物的。我要强调，那并非我的解释；我假设了那个明显未说出来的意图，只是在于提示大家，其他的文件应以同样合理的方式处理——这样的话，人们广泛持有的观点就将迅速烟消云散。

如前所述，那些基本的决定迅即就被公布于众了。而且，当时提供给人们的情况并不需要根据目前可以获得的数量庞大的文件作任何重大的修正，虽然这些文件使得情况变得清楚得多了：总统不愿意对由他的战争管家推荐的撤军建议做出承诺，他担心国内舆论也许不会始终如一地支持他到最后，他坚持撤军必须以军事胜利为条件，他命令加紧军事努力和“使造反的将领们得到最大的机会”，以便用一个“将集中精力于赢”和不怀有要求美国撤军和和平解决想法的政权

取代吴庭艳政权。

罗伯特·肯尼迪对公开撤军计划也有保留。他觉得我们对于我们“在越南的努力的支持是如此坚定不移，吴庭艳是不会受到（公开宣布撤军计划）很大的影响的”（撤军计划的目的之一就是迫使吴庭艳继续其战争努力）。在10月7日的一次白宫工作人员会议上，邦迪注意到已经有人对撤军发表了保留意见，他对“有些人认为麦克纳马拉一泰勒的我们能在两年内撤出越南的声明过于乐观了”的看法表示吃惊。他说对于即将到来的一次总统记者招待会的“总方针将是，两年后，越南人将能够在没有美国军事力量在场的情况下完成任务一个被会议桌边上的每一个人都认为合理的立场”（提到的人有邦迪、

弗雷斯特尔、泰勒将军和克利夫顿【Clifton，肯尼迪的军事助理】）。9整个10月，与南越政府的问题继续在增加。吴庭儒公开要求美国人离开，说他和他的哥哥在1961-1962年的“最危险时期”就已经反对美国的干涉了，现在则希望美国军队完全离开。美国应该只提供援助，他要求说。洛奇大使因此警告说，“我们应该将一个撤军的要求考虑为一种日益增大的可能”。

另外一个问题是“南越政府在处理与它自己的人民的关系上有效性”的缺乏。在被问及此事时，洛奇以一种“眼睛里只有总统”的交流方式回应说，“越南不是一个地道强大的警察国家……因为，与希特勒的德国不同，它的效率并不高”，因此，不能够平定“大规模的和组织良好的、被深刻的仇恨强烈地和经久不衰地推动的地下反对者”。越南人“似乎前所未有地要急于自己做主而不被人所左右”，尽管他们I排

“据说偶尔也能够干出极大的暴力事情来”，但“目前尚看不到它的任何迹象”，这对于美国的努力是另一个障碍。在这同时，对于印度尼西亚的将军们，有人也表露了同样的担心，尽管他们证明是能够胜任他们的任务的，并且还因为他们纳粹式的残酷无情而赢得了很多的尊敬。然而，就西贡的将军们来说，他们从未能够达到过美国的标准。⑥

难怪肯尼迪不愿意对麦克纳马拉一泰勒的撤军建议做出承诺。

请注意，肯尼迪鸽派对战略村计划的批评，也是基于美国附庸的这些同样的缺点。

情报在继续报告说乐观的预测是靠不住的，而统一和中立化的压力却依然强大，鸽派边缘的保罗·凯藤伯格（Paul Kattenburg）这时报道了又一个问题：“喷洒化学落叶剂及毁灭庄稼的行动是对付越共的有效武器”，但是，“目前的批准程序过于烦琐”，并且“此种行动在心理和公益作用方面并非特别好”。所以，需要有更高的效率和更出色的公共关系人员。⑥

华盛顿的政变计划继续在执行之中，由洛奇大使负责行动的指挥。惟一让人举棋不定的是对失败的恐惧。肯尼迪认为，如果政变计划失败的话，我们“可能在一夜间就失去我们在东南亚的全部地位”。

当政变最终在11月1日发生，用一个军人政权代替了吴庭艳和吴庭儒后（两人均被杀），总统十分动情地称赞洛奇的“出色的工作”和“领导”，取得了一个“具有最重大意义的……成就”，它“在这里得到了政府里里外外的一致承认”。现在，随着将军们的上台，“我们的首要重点应该放在有效性上，而非外表上了”，总统补充说。我们必须帮助政1

变政权直面“赢得与共产党竞赛的胜利和获得它自己的人民的信任的真正问题”。总统希望，由于洛奇的富于灵感的领导和政变安排，以及它给我们带来的令人快意的结果，“没有效率、失去民众信任和在确定我们与吴庭艳政权的关系时起决定性作用的那种失败的前景”，现今都已一起成为过去的往事了（11月6日）。⑧

在肯尼迪被暗杀前的两周中，在浩如烟海的内部档案记录中，甚至都没有一句话是提及不胜利就撤军的。肯尼迪敦促每一个人“集中精力于赢得战争”；撤军是以胜利为条件和以平息国内对肯尼迪的战争的不满为动机的。赌注被认为是巨大的。在权力传递给约翰逊的过程中，任何实质性的变化都没有发生。

从总统及其顾问的观点出发，政变后的形势有好的方面也有不好的方面。就好的方面来说，他们希望至少如总统所要求的，上台统治的将军们现在终于将集中精力于赢得胜利和取得民众的支持上，并不再提出令人恼怒的要求美国撤军和做出走向和平解决的举动。

但另一方面，在各个层面上又都存在着混乱，同时在美国国内，主张外交解决的声音也并未静寂下来。鸽派色彩的顾问们强调必须反击这些倾向。曼登霍尔（Mendenhall）还就《纽约时报》刊登的建议（11月6日，第10版）所带来的危险，向希尔斯曼发出警告，因为该建议说“美国应该着手国际谈判，解决越南问题”。他建议与编辑们举行一次私下的会议，“设法矫正他们关于越南形势的和关于美国对越南政策的看法”。11月13日，弗雷斯特尔告诉《纽约时报》编辑罗伯特·克莱曼（Robert Kleiman）说，考虑谈判解决“将是愚蠢之举”：“南越还未足iW！

够强大到有任何希望在走向谈判桌后仍能够全身而退”，并说：“越南的负责任的越南人”或许将视这样的观点为“被美国的完全出卖”。他规劝邦迪，我们应该准备“反击”在媒体上“贩卖”这一想法的进一步尝试。③

与此同时，破坏乐观估计的证据正变得越来越难以让人置之不理。政变后一个星期，在中央情报局完全赞同之下，国务院情报部门报告说，到10月末为止，军事形势已经急剧恶化，并代替该局的统计部门预测了“不利的1963年年末数字”。而新政府也证实了，南越政府“一些时间来，在湄公河三角洲地区，对越共的战争一直在输，因为它一直在失去人民”。11月20日，在檀香山召开了一次最高级会议，讨论以后的步子怎么走。美国在越南的使团建议，撤军计划应该维持不变，而新政府则“对美国热情有加”，并提供了“我们过去从未有过的利用机会”。随着一个稳定的政府的最终上台，肯尼迪对南方抵抗力量的攻击升级的计划现在终于能够执行了。麦克纳马拉，他永远是小心翼翼的，则强调说，“南越处于越共的巨大压力之下”，他注意到了政变后与越共有关的交火事件大幅度增加了，并敦促“我们必须作好准备，在赢得战争这一任务上投入足够的资源，以确保有把握完成它……”在11月22日上午8点的一次白宫会议上，邦迪被告知，“总算第一次，”军方所报告的“三角洲的形势是现实的”。0在继续下去以前，让我们回头看看，在同一时间，从新闻上可以公开找到些什么情况。鉴于以后出现了关于媒体压制消息的说法，这一题目是值得简短回顾一下的。媒体压制和歪曲消息是屡见不鲜的事，

1：

这是绝无疑问的。但在这个案例中，结果证明，情况并不是这样。我将仍以《纽约时报》为例。

在NSAM263中（基本）得到批准的、麦克纳马拉一泰勒10月2日的军事建议的梗概第二天就作为头条新闻登上了《纽约时报》。这条新闻对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决定作了正确的描述，并随同刊登了白宫声明的文本。与内部记录一致的是，撤军计划也是被算在麦克纳马拉和泰勒，而非肯尼迪的头上。

在内容于次日发表的10月31日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肯尼迪继续保持了他在内部讨论中所表现出的谨慎，使自己与撤军建议保持着距离：

你们知道，在麦克纳马拉部长和秦勒将军回来后，他们宣布，我们期望在年底以前将从南越撤出1000名军人……如果我们能够做到，那就将是我们的时间表。我想第一个单位，第一支分队，将由并不参与也许可称之为前线作战的250人组成。我们的希望是，随着在南越的训练的强化和持续进行下去，使得那儿的美国人数量减少1000名，……至于其他的单位，我们将不得不在可能出现的军事力量之间相互关系的基础上，再作出那种判断。

他继续吹捧他的军事集结，说这种集结将使得美国武装部队不久就能够迅速作好7个师的兵力的部署，这是“军事力量之间相互关系”的一个关键因素。

：

同一天，一条头版新闻报道，肯尼迪希望随着南越人训练的强化，在年底前撤出1000人。11月13日，杰克·雷蒙德（Jack Raymond）

报道说，国防部官员说1000人的撤军计划依然未变。两天以后他报道说，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在维持“10月2日宣布的、在1965年年底前撤出大部分军队的官方目标”的同时，肯尼迪弱化了撤军计划，将1963年的撤军估计人数缩减到“几百人”，具体将取决于檀香山会议的结果。肯尼迪再次强调必须“强化斗争”。第二天的一条头版新闻报道了查尔斯·蒂姆斯少将（Major-General Charles Timmes）的声明，“从南越撤出1000名美国军人将从12月3日开始”。11月21日，报纸报道了檀香山会议的官方声明，再次肯定了在1月1日前撤出1000人的计划。12月2日的一则新闻报告说，哈金斯将军宣布，

300人将于第二天离开。12月4日，一条头版新闻宣布有220名美国兵撤离，这是圣诞节前撤出1000名美国军人的第一步。⑤总之，当时马上就公布的消息准确并大张旗鼓地反映了现在已被公开的内部档案所记录的实情，包括肯尼迪本人对于他的顾问们建议的撤军计划的犹豫不决也是有所反映的。

8.从肯尼迪总统过渡到约翰逊总统

在11月20日的檀香山会议上，与会者准备了一份日后成为NSAM273号文件的草稿（由麦克乔治·邦迪签字），虽然它是在肯尼迪被暗杀后才被采纳成为正式文件的，但当初却是为他而准备的，并脂：

期待他将批准其要点，就像通常的惯例一样。他的顶级的顾问们都已同意了这个草稿；希尔斯曼仅仅作了些“小小的修改”。根据国务院年鉴，草稿“几乎与最终的文件完全一致”，差别仅在第7段。

NSAM273号文件在1978年5月解密；那份11月20日的草稿在1991年1月31日解密。那份草稿并未在国务院年鉴中刊登，但它对这份草稿的评价却是相当精确的。这两份文件都重申了10月初的文件的基本措词，要求将军事和经济援助至少维持在以前的水平上。在撤军这个问题上，约翰逊所批准的NSAM文件与为肯尼迪准备的草稿完全一致。其文如下：“在撤退美国的军事人员问题上，美国的目的依然如1963年10月2日的白宫声明所述”，这指的是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所作的美国政策声明，这个声明后来未经本质修改，正式成文后成为NSAM263号文件。至于第7段，草稿和最后文本分别如下：

草稿：关于对北越的行动，应该制定一项详细的计划，开发额外的越南政府资源，特别是用于远洋活动的政府资源，并且，这样的计划还应该指明，在这一领域的活动中达到一个全新的有效性水平必需的时间和投资。

NSAM273：计划应该囊括不同水平的可能增加的活动，并在每一种情况下，都应该有情况的估计，例如：

A.对北越造成的损害；

B.否定的理由；

量

C.北越可能的报复；

D.其他国际反响。

计划应该及时报送上级批准。

（行动：国务院、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

上述最后的一行是附在其他段落后面的。⑥

在这两份文件之间，并不存在具有相关性的差别，约翰逊的文本较弱，更加躲躲闪闪，丢弃了“在这一领域的活动中达到一个全新的有效性水平”的要求；将进一步的行动降格为“可能的”除外。第7段为什么要提出了“额外的”或“可能增加的”活动这样的说法，它们的理由我们已经看到了：自从1962年的肯尼迪攻势以来，这样的行动就已经在进行之中了，并明显有美国的人员和外国雇佣军直接参与其间。

如前评述的，在希尔斯曼以及据说还有总统的同意之下，军方在1963年1月就已经主张，作为鹰派胜利后撤军计划的一个对应计划，对北方的行动应该继续下去（或许是加强）。在NSAM237号文件中，并没有提出政府直接介入的建议，除了肯尼迪领导时就已在进行的行动。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随后制定的计划要求“强化越南人员在北越的破坏行动”，将美国的介入也仅仅限于情报收集（U-2飞机，电子手段）和“心理战”（撒传单、“鬼怪机掩护行动”、“黑白无线电广播”）。⑥

这两份NSAM文件（10月的NSAM263和带有11月20日为肯尼迪写的草稿在内的11月26日的NSAM273）是肯尼迪计划不胜利

！：

就撤军——一个立即被约翰逊撤销的决定（或许还是他被暗杀的起因）——的论点的核心论据。它们已经成为许多主张和指控的主题。

1992年肯尼迪复活的典型之举是奥力佛·斯通在全国新闻俱乐部的演讲，他断言约翰·纽曼的研究“使得肯尼迪总统以各种方式发出了从越南撤军意图的信号，并在1963年10月将那个意图在国家安全行动备忘录263号上明白无误地记录在案，变得十分清楚”，而约翰逊以NSAM273“撤销了那个NSAM”。阿瑟·施莱辛格声称，在暗杀发生后，“约翰逊总统，由于听从了肯尼迪总统的鹰派色彩较浓的顾问的意见，并相信他自己正在做肯尼迪总统本来就会做的事，所以发布了国家安全行动备忘录273号，要求将美国的军事计划维持在与以前‘同样高的水平上’——从而撤销了肯尼迪的撤军政策”。电影剧本《刺杀肯尼迪》（斯通的）合著人，扎卡里·斯克拉（Zachary Sklar），也援引纽曼的书，更进一步地声称，为肯尼迪准备的草稿“说，美国将训练南越人执行对北越的秘密军事行动”，而“在约翰逊签字的最后文件中却说，美军本身将执行这些秘密军事行动”，结果导致东京湾（即北部湾一—译者）事件的发生，这“恰恰是美军所承担的那种秘密军事行动的一个例子”（重点为他本人所加）。8

这样的断言，虽然屡见不鲜，却都是毫无根据的，事实上已为这些内部档案记录所驳斥。纽曼的书并未为已经可以公开的档案记录增添任何相关的信息，同时这些档案记录也没有给出丝毫的信息，证明肯尼迪有任何不胜利就撤军的打算一—倒是恰恰相反——反而是揭示了在NSAM273中并不存在任何“撤销”。维持援助的要求写进了排i

为肯尼迪准备的NSAM273的草稿中，它同样也是他的以胜利为条件和以“重大的援助”作为其保证的、试探性撤军计划的核心。此外，肯尼迪的鸽派色彩较浓的——而非鹰派色彩较浓的——顾问们也赞同并继续鼓动约翰逊遵循他们所理解的肯尼迪的政策，拒绝任何不胜利就撤军的想法。NSAM273的最后版本并未说，美军将以任何新的方式执行秘密军事行动；在接下来的月份中，他们事实上也没有这么做。就在北部湾事件前，发生了秘密进攻北越的设施的事，但是据内部档案记录，它们是南越军队干的。

这两个版本的NSAM273，除了在最后的版本中对第7段弱化了以外，并无任何相关的区别。此外，它们与NSAM263的相去也是很细微的，可以轻易地用对形势的估计发生了变化来解释。那些花在寻找它们的细微差别和隐匿含意上的努力事实上都是凭空而来，毫无依据的，如果硬要这么干的话，只能轻易地得出一个（毫无意义的）“证明”，约翰逊减弱了肯尼迪的侵略性。

第7段要求，考虑进一步用（南）越南共和国军队对北方展开军事行动，这很容易用政变后形势的两个基本特点来解释：在肯尼迪的战争设计者中间盛行的那种感觉，认为随着吴庭艳政权倒台，美国至少有了一个坚定不移地支持肯尼迪在南越的战争的政权，从而提供了新的“利用机会”；对南越军事形势的日益增长的担心，因此破坏了早先的乐观。前一个因素使得考虑扩大（南）越南共和国军队的军事行动成为可能；而后一个因素则使得扩大它们变得更加重要。在接下去的月份中，肯尼迪的战争设计者们（现在则在指导约翰逊的战争）越来

越倾向于对北方展开军事行动，作为解决他们无法在南方赢得战争的一个出路，从而最终导致了1965年的战争升级。升级主要是为了“压迫越南民主共和国，使之不再承担增援的角色，并取得它的合作，结束越共叛乱”，利用“它的指挥权，使越共停止抵抗”（泰勒，1964年11月27日）。⑥

9.约翰逊和肯尼迪鸽派

肯尼迪的鸽派色彩较浓的顾问们推荐了约翰逊所执行的政策，并且直到1965年的升级以前，常常还更长久一些，他们一般都是赞成这些政策的。他们在第一时间就清楚表明了肯尼迪对于胜利的承诺不会被放弃。12月10日，弗雷斯特尔、鲍尔、哈里曼和希尔斯曼在重申肯尼迪的一贯立场的同时，向洛奇保证，“我们是反对中立，希望赢得战争的”。这同样坚定的承诺后来在乔治·鲍尔的嘴中再次得到重申，而鲍尔也许是他们中最始终如一的鸽派了。12月16日，他告诉洛奇说，“没有任何东西比‘越南的中立方案’离开美国政府的想法更远了。我们打算赢”。一年以后（1964年11月），在回到越南政策设计中的一个更为活跃的角色位置后，鲍尔认为，西贡政权必须继续接受美国的援助，直至越共被击败，并同意“即使越南民主共和国置身局外，这场斗争也将是一次长期的斗争”。1965年7月，他为约翰逊出主意，“保卫湄公河流域的安全在任何长期解决方案中都将是决定性的，不论是通过用泰一美军队占领西半部，分隔老挝，还是用某种隐秘i曲：

的安排”。这些建议昭示了在肯尼迪王朝中“鸽派”到底在意欲何为。@

鲍尔和其他肯尼迪鸽派继续支持约翰逊的政策，他们将它们视为肯尼迪政策的继续。1964年5月31日，在写给国务卿的信中，鲍尔称赞了“总统明智的谨慎”和“拒绝匆忙行动”。就在那种背景下，鲍尔还补充说，他和阿力克斯·约翰逊（AlexisJohnson）已经“显著地放慢了使一个扩大战争的计划贸然具体化的步伐”，这个计划是其他顾问制定的，包括某些被认为是鸽派的顾问。⑥

鲍尔日后对于肯尼迪的态度的回顾也值得我们注意。他写道，他曾“强烈反对”肯尼迪的1961年11月派遣美国军队去越南的决定，并向他预言，这将把美国拖进泥沼，使“30万士兵深陷在稻田和丛林之中”。这些悲观的预言“并非总统所想听到的话”，所以，他“带着一种刺耳的弦外之音”，用鲍尔说的他从未完全理解的措辞作了回答。“肯尼迪的反应吓住了我，使我一直不敢表示反对战争，直至北部湾事件之后”（1964年8月），鲍尔又接着说。鲍尔还特别指出，假如他还活着的话，“几乎可以肯定，肯尼迪将得到来自说服约翰逊加深美国介入的、这同一批顾问的相同建议和压力”。对于肯尼迪将作何反应，他并没有清楚表述他的看法。鲍尔还进一步特意指出，“某些历史学家举出一些零零碎碎的证据，来证明肯尼迪总统在自己的头脑里保留了撤军可能性的一席之地”，对此他写道，他所能做的就是“不敢妄作评论”。请注意，他的考虑是，最多，肯尼迪在头脑里或许有过那个可能性。@

排

得政治和军事的支配地位，是对美国和西方的利益的最好服务”，并且他还反对“大幅度增加承诺”。在评论曼斯菲尔德的立场时，麦克乔治·邦迪告诉总统说，“在他和我们之间”只有“重点上的差别，但肯定没有根本目的上的差别”。那个说法似乎颇为精确。几周以后（1965年1月3日），曼斯菲尔德公开支持“总统的既不撤军也不将战争进行到北越的愿望”，《五角大楼文件》分析家评论说。在开始轰炸北越和部署了庞大的远征军后，曼斯菲尔德马上就要求大家服从。1965年10月，在第一次大规模抗议反对轰炸北越的活动出现时，他谴责了那些胆敢对国家暴力提出疑问的人的“毫无责任感”。④

曼斯菲尔德的反应几乎没有任何不同寻常的。再举一个头面人物的例子，众院发言人，后来被描绘为战争的强烈反对者的、马萨诸塞州的托马斯（蒂普）奥尼尔（Thomas（Tip）O’Neil），1965年4月，甚至都拒绝允许来自他的选区的一个大学教授代表团进入他的办公室，对他的领导人的战争政策提出疑问。

1964年1月，肯尼迪的顶级顾问（麦克纳马拉、邦迪和腊斯克）向

、约翰逊进言，拒绝曼斯菲尔德的建议，坚持肯尼迪的更加好战的政策。

麦克纳马拉认为，美国任何犹豫不决的迹象都“将不可避免地意味着在西贡出现一个新的政府，使得西贡在短期内就将被共产党所控制”，给美国在亚洲“和实际上在世界的其他关键地区”的地位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其赌注是“如此巨大”，以致“我们必须继续引导一切努力去赢得胜利”。仍在白宫班子里的肯尼迪的密友西奥多·索伦森（Theodore Sorenson）同意说，“今天使南越分割或中立化，或者甚至l：

的）“利益无关紧要”的地区，将是危险的。曼斯菲尔德因此建议，“华丽的夸张”应该被抛弃，“我们应该强调的并非模糊的该地区对美国的

‘生死攸关的重要性”，而是它的“相对有限的重要性”；而作为对于吴庭艳的一个警告，因为他并未卓有成效地在打嬴这场战争，我们应该撤走1500名左右军事顾问，“当作一种象征性的姿态，以清楚表明，当我们说，在有些情况下这一承诺将不再继续时，我们是当真的”。对这些建议中的第一个，肯尼迪直截了当地拒绝了；我们已经看到，自始至终，他一直强调胜利的“生死攸关的重要性”。至于他是否接受了第二个建议，则就成了如何解读他隐藏着的意图的这回事了：即便如此，它也几乎不会给撤军论点带来任何的宽慰。

在暗杀发生后，曼斯菲尔德告诫约翰逊，“以与美国利益相当的代价”，寻求全面停火。他建议作“一次努力，加强西贡政府对现在它所控制的南越的那些部分的占领”，以替代毫无希望的“在全国各地到处追逐越共”。曼斯菲尔德对约翰逊继续执行肯尼迪的政策特别满意。

1964年4月3日，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约翰逊拒绝了参议员莫尔斯（Senator Morse）的建议，“利用北约和联合国实现和平解决”，并对他说，这届政府接受麦克纳马拉的观点，撤军或中立化将导致共产主义接管，因此仍是不可接受的。曼斯菲尔德表示赞同，并力主“总统的对越政策是我们惟一能执行的政策”。他坚定地拒绝了撤军的选择和莫尔斯提出的外交动作。

然而，曼斯菲尔德继续保持着他在策略问题上的保留意见。1964年12月，他劝告约翰逊，“节俭地使用美国资源，预防中国对该地区取

得政治和军事的支配地位，是对美国和西方的利益的最好服务”，并且他还反对“大幅度增加承诺”。在评论曼斯菲尔德的立场时，麦克乔治·邦迪告诉总统说，“在他和我们之间”只有“重点上的差别，但肯定没有根本目的上的差别”。那个说法似乎颇为精确。几周以后（1965年1月3日），曼斯菲尔德公开支持“总统的既不撤军也不将战争进行到北越的愿望”，《五角大楼文件》分析家评论说。在开始轰炸北越和部署了庞大的远征军后，曼斯菲尔德马上就要求大家服从。1965年10月，在第一次大规模抗议反对轰炸北越的活动出现时，他谴责了那些胆敢对国家暴力提出疑问的人的“毫无责任感”。④

曼斯菲尔德的反应几乎没有任何不同寻常的。再举一个头面人物的例子，众院发言人，后来被描绘为战争的强烈反对者的、马萨诸塞州的托马斯（蒂普）奥尼尔（Thomas（Tip）O’Neil），1965年4月，甚至都拒绝允许来自他的选区的一个大学教授代表团进入他的办公室，对他的领导人的战争政策提出疑问。

1964年1月，肯尼迪的顶级顾问（麦克纳马拉、邦迪和腊斯克）向

、约翰逊进言，拒绝曼斯菲尔德的建议，坚持肯尼迪的更加好战的政策。

麦克纳马拉认为，美国任何犹豫不决的迹象都“将不可避免地意味着在西贡出现一个新的政府，使得西贡在短期内就将被共产党所控制”，给美国在亚洲“和实际上在世界的其他关键地区”的地位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其赌注是“如此巨大”，以致“我们必须继续引导一切努力去赢得胜利”。仍在白宫班子里的肯尼迪的密友西奥多·索伦森（Theodore Sorenson）同意说，“今天使南越分割或中立化，或者甚至l：

就是我们提出这样的分割或中立化的建议，在当前的条件下，将导致共产主义接管那个国家，我们的威望和整个亚洲安全的削弱，以及我们在该地区重大的军事介人可能性的增加”。在索伦森的眼里，在全越南实现中立化或停火建议的惟一可取之处是，共产党的拒绝将为美国的战争努力提供方便。他也力主约翰逊重申那个标准的主旋律，即：赢得战争取决于南越人，这样，即使事情搞糟了，责任也在他们身上，而不在我们身上。⑥

总之，肯尼迪的顶级顾问们，包括他们中的鸽派色彩最浓的，在总统职位过渡中并未察觉出有任何的变化，并且他们还将他们的支持转移给了约翰逊。有些人称赞了他“明智的谨慎”，而另一些人，如我们所直接看到的，则要求更有侵略性的行动。鉴于他们对于内部档案记录的熟悉，那种反应是自然的，这表示，就肯尼迪而言，他没有从哈里曼所作的那个判断——“这里没有虎头蛇尾之人”——有过任何的偏离。

当然，在成千上万页文件中，人们偶尔也可以发现一些措辞的变化和细微差别。再说，这终究是历史，而不是量子物理学：判断始终必须证明合符条件。但是除了这类的保留以外，在撤军的问题上，这些内部档案记录证实了1963年秋季所公开那些情况基本上属实，并且它们也告诉了我们，与他的顶级顾问们相比，肯尼迪只有更加不愿意承诺撤军——当然肯定更不愿意不胜利就撤军。再就是，这些档案记录在这方面的连贯性，从每一个角度来看，都是让人印象深刻的。

10.“一片敌对的领土”

内部档案记录继续进入到了约翰逊政府时代，11月27日，希尔斯曼告诉西贡政府的一名代表说，撤军计划继续有效，虽然“在越南我们将保持胜利所需的所有部队”。12月2日，哈金斯将军宣布第二天撤走300名军事人员，在接下去的几周里再撤走700人，“使得1963年年底前部队总人数的减少达到1000人”（如已说明的，这在新闻中已有报道）。

国防部1964年3月2日的一份内部备忘录称，“在12月，有1000名军人回到国内”，包括“两个宪兵单元，他们执行的机场警卫任务已由为此目的接受了专门训练的越南人接管”。它还呼吁继续培训工作，以便使美国军队都能够撤回。究竟发生了什么，具体的详情依然笼罩在朦胧之中，并未澄清。不过，鉴于对军事形势的估计已作了彻底的修正，而这种修正又导致了撤军计划赖以建立的那些假设的废止，这个问题还是有学术研究意义的。

为约翰逊准备的第一份报告（11月23日）是以以下的“估计概述”开场的：“前景是有希望的。与吴庭艳统治时相比，战争能够赢下来的把握性更大了。我们将在1963年年底前撤出1000人的美国军队。”除了严重的预算赤字外，“主要的担心是，将军们能否撑得下来，直至取得胜利”。但是，第二天，中情局局长约翰·麦科恩（John McCone）却告诉总统，随着“11月1日（政变）以来越共活动的继续增断：

加”，中情局现在对形势的看法比原先所想的“多少更加严峻一些了”。

以后继续送来的报告只是使这阴暗的前景越发阴暗。⑥

12月6日，中情局报告自1963年年中以来，越共的活动在增加，“自政变以来达到了创记录的高峰”和变得“更加有效了”。国防部证实了这一“令人不安的当前军事形势分析”，因此极力主张对北越施加压力。对于过去成功的估计一下子大大缩水了。弗雷斯特尔告知总统说，最近的报告“十分令人震惊”，尽管当权的将军们为我们展现了优于吴庭艳政权的前景。以前的报告“过于乐观”了。

五角大楼情报部门（DIA）告知麦克纳马拉说，“越共总的来说保持了对大片农村的事实上的控制，并已经稳步增加了总活动强度”（自1963年2月以来），在11月1日政变以后，在“敌对行动和武装进攻”方面，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虽然“在1963年期间，已知被引入（南）越南共和国的越共人数只有914人”，在1963年，到11月底为止，越共的估计伤亡人数为27000人，但越共的部队水平依然保持稳定，表明其伤亡“通过大量的就地招募”得到了补充。中情局还补充说，“越共无疑取得了进步”，战略村计划“在某些省份中，受到尤其严重的打击”。中央情报局吃不准，这些问题“究竟只是到了现在，在这个国家新的管理体制下才开始露出端倪，还是因为目前在地方和国家的层面上都缺乏坚定的领导所致”（12月16日）。在西贡附近的至关重要的隆安省，在“原先报告已完成”战略村计划的村子中，实际上起作用的只有几乎不到10%。到了12月21日时，克鲁拉克将军（General Krulak），一位原先的乐观主义者，

也向参谋长联席会议发出了形势严重的警告，据他判断，南越政府的地位“现在已远远虚弱于2至6个月以前”，即撤军的选择对他们似乎还是可行的时候。@

克鲁拉克是在报告12月19-20日的麦克纳马拉西贡之行时发出的警告。助理国务卿威廉·沙利文（William Sullivan）补充说，美国军事顾问和省级顾问的报告“清一色都令人沮丧，并指出越南前政权对数据大肆作假”。“这次访问是一次使人清醒的访问，”他又说。

在向总统汇报时，麦克纳马拉把形势描绘为“非常的伤脑筋”：“当前的趋势，除非能在接下去的2-3个月内被逆转过来，否则将导致的最好结果是中立化，更可能的是将导致一个共产主义控制的国家”。形势

“自从7月以来，在农村中一直在恶化，达到了远远大于我们所意识到的地步”，而自政变以来越共的进展“是巨大的”。鉴于他对形势估计发生了这个急转直下的改变，麦克纳马拉这次对于撤军只字未提，只是建议，“美国的资源和人员不能有益地作实质性的增加了”，尽管我们应该“准备采取更有力的动作，如果形势不显示早期改善迹象的话”

（重点为他本人所加）。

麦科恩同意说，1963年7月前后，“关于战争进展方面的指数已经开始变得不利于南越政府了”，在政变后，则“非常迅速地朝着不利于南越政府”的方向变动了。他报告说，1963年，估计从北越来了1550名渗透者（大致与麦克纳马拉的估计相当）；越南军事援助指挥部估计的渗透人数为，从1961年1月以来“超过7600人”，在1963年锐减到大约1000人，大多数是“政工干部”，他还说，“外部的武器供排；

给并非一件了不得的事情”。最严重的问题是，麦科文报告说，“鉴于政治上的理由，越共对于南越人民的吸引力一直非常强大”，这是美国决无法匹敌的。沙利文报告说，“有一个越共人民共和国存在”，其疆界从西贡直达湄公河三角洲的多半地方，这是“一个根基扎实的、也许是靠着自力更生而存活的生存实体，即使是它从外部世界进口的战争物资也是自己出钱买的”。南越政府的总司令陈文敦将军说，“我们就像一支身处一片敌对领土的远征军，只占领了几个据点，只维持了几条主要道路的交通”。“在整个国家已经形成的真实形势的骤然曝光，出乎许多越南人和美国人的意料，并使他们震惊”，另一名国务院的官员在12月31日报告说。⑥

11.北进

时间继续进入到1964年，我们发现肯尼迪时代同样的政策设计和辩论模式在延续着，所不同的只是1962-1963年时的那种战争胜利近在眼前的乐观主义已被舍弃，因为军事形势的真实情形最终被揭穿了，同时美国也没有能够扶植起一个愿意放手投入“大暴力”所需的资源的，并以希特勒式的效率控制其人民、因此克服了令洛奇惊骇的缺点的政府。随着新年的到来，洛奇报告约翰逊说，尽管推翻吴庭艳政权预防了“某些灾难”的出现，但我们“现在正开始看到越南政府的那种内部腐败和身心俱疲的全部，以及我们被给予不准确的情报所达到的程度”（1月1日）。麦科文报告说，军方的战地军官从他们

的越南同事那里“得到了极其错误的情报”，他敦促美国情报部门从此以后要绕过他们，作自己的估计（1月7日）。麦克纳马拉等人同样也了解到，他们一直以来据以建立他们计划的这些“严重不准确情况”的更多的事实（弗雷斯特尔，1月8日）。②

几周以后，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美国“促使越南政府在老挝展开足够规模的、公开的地面军事行动，以阻碍南向的人员和物资的流动”，以及“在越南政府对北越的关键目标进行空中轰炸和对进入该国的海上通道布设水雷时，为它提供武器、装备、顾问和支持”。他们还进一步建议，美国本身“对关键性的北越目标进行空中轰炸”，“如必要，投入额外的美国军队，支持南越境内的战斗行动”，和“如必要，投入美国军队直接参加对北越的行动”（泰勒，1月22日）。@麦克纳马拉的国防部拒绝了这个进言，建议美国只“继续我们目前的为南越军队提供训练和后勤支援的政策”，而不作直接介入（3月2日）。约翰逊志忑不安地拖延着不作决定。3月4日，在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他表明“他既不想在下一个11月到来前失去南越，也不想将这个国家拖入战争”（泰勒备忘录）。3月17日，他否决了参谋长联席会议“投人更多的美国军队”的要求，甚至拒绝授权

“在北越上空进行侦察”。④

截止到那时，肯尼迪鸽派中的某些人已开始向升级倾斜了。弗雷斯特尔在3月18日说，“使我多少更加担心的是那些主张撤出东南亚的人，而不是那个超级鹰派罗斯托夫（Rostow）的信徒”；他还说，这些就是替代的选择，这个观点正在成为我们的一致意见。随着美国在南

越地位的恶化，弗雷斯特尔越来越赞成在强化反叛乱计划的同时，将对北越的军事行动升级，以后他还支持参谋长联席会议对老挝的空中和地面军事行动。@

希尔斯曼的立场与其相似。在离开政府时，他写了一份秘密备忘录（3月14日），他在备忘录中强调要使亚洲人，不论是敌人还是朋友，确信“美国使用合适的、按本质上有限的政治目标度身定量的武力的决心……”的必要性。我们必须表明，“我们决心在东南亚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保护那些反对共产主义的人，并维护我们在该地区的力量和影响”，因此，“必须以能够清楚表明，我们正一个心眼地在改善我们的能力，以便采取一切可能必要的军事步骤，阻止共产主义在该地区侵略的方式（至关重要的是越共的侵略），紧急开始加强我们在东南亚的总体军事态势”。我们或许会借口保护对美国有依赖的人员，在西贡驻扎一个海军陆战队营。对北越的进攻或许是“一个有效的反叛乱计划的有用的补充”，但并非它的“一个有效的替代”。我们必须对北越“继续不公开的，或者至少可否认的，军事行动”，以便“使最终毁灭的威胁活生生地保持在河内的头脑里”。③

回忆一下，希尔斯曼在1963年4月也曾作过同样的建议，用的实际上是同样的措词，包括“继续”对北越实施正在进行之中的不公开的、带有隐含的毁灭威胁的行动建议；他曾建议万一吴庭艳和吴庭儒有任何寻求政治解决的表示，就调派美国作战部队去支援造反的将军们，和如果越南民主共和国试图“对抗我们的行动”，就对他们无限制地使用武力；在暗杀肯尼迪事件发生后，他还曾向南越政府保证，

“我们将在越南保持胜利所需的一切力量”。

到了3月30日，“除泰勒将军以外的所有参谋长都想北进了”，白宫被告知说。弗雷斯特尔支持参谋长们的“美国不公开支持下的南越的公开行动”的要求，但他希望，暂且将“美国直接的行动作为一种应急手段”。不过约翰逊还是继续拒绝，不管是撤军还是升级。如已指出，曼斯菲尔德对此是赞成的。我们必须“帮助越南人自己救自己”，约翰逊告诉洛奇，仅此而已，没有一点多余（4月28日）。④

5月末，麦克乔治·邦迪建议，“对北越（使用）有选择的和小心累进的军事力量”，而弗雷斯特尔在对南越作了两周访问后，报告了他的“非常强烈的个人意见”说，在南方最终“增加美国在农村中的军事和民事存在”的同时，“美国还必须马上对北方走出相当惊人的一步”。6月2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再次要求采取“军事行动，完成对于北越人的意志和能力的摧毁，这是迫使（越南民主共和国）停止（向老挝和越南的叛乱活动）提供支持所必需的”。约翰逊继续按兵不动。在两架美国侦察机在老挝被击落后，他只是在“持极大的保留”的情况下，批准了对一个防空设施进行一次报复性的打击。

8月2日，美国驱逐舰马多克斯号（Maddox）在北部湾遭到攻击，弗雷斯特尔极力主张美国海军部队应该进入北越“或许”声称的12海里的界限范围内作战，并建议考虑“热追踪”至3海里的距离，以及对港口实施空中布雷和“对这些港口中的一个或更多实施无确定目标的空中打击”。他同时承认“北越人以及也许还有中共”或许以为，马多克斯号是在为同一时间正由“南越部队执行的、对越南民主共和国

沿岸的两个岛屿进行骚扰的‘作战计划34A’（OPLAN34A）”保驾护航。中情局局长麦科恩告知国家安全委员会说，“对于我们进攻他们的沿海岛屿，北越人正在作防御性的反应”。国务院持有相同的看法，虽然在同时它对“无缘无故的进攻”发表了一份措词强烈的公开谴责，而政府则起草了国会决议，谴责以后被用作升级理由的“无缘无故的武装进攻”。③

至8月末，参谋长联席会议呼吁美国直接介人的声音变得愈加急切刺耳。他们告诫麦克纳马拉，“加快对北越采取有力的行动是防止美国在东南亚的地位完全崩溃所必不可少的”。邦迪告知总统，“登陆有限数量的海军陆战队保卫特定的设施”，正在考虑之中，虽然麦克纳马拉“非常强烈地反对”那条路线。邦迪认为，“在我们放手让这个国家走之前，我们应该好好斟酌一下”使用“实质性的美国武装力量”的那种“严峻的选择”（8月31日）。③

请注意，这时已经是暗杀后的差不多1年了，而据称，暗杀给了鹰派以接管政权并使战争升级的充分自由（或者，甚至暗杀就是他们所为，以便把他们的人，鹰派的约翰逊，送上台）。

随着情报报告称（9月8日），“当前的形势远比1963年11月时的严重了”，总统顾问们的一致意见是，在老挝南部展开“有限的南越政府的空中和地面行动”的同时，有必要恢复美国海军的巡逻和“南越政府的34A行动”，虽然它们只应在一个稳定的基础已在南越建立了之后。约翰逊同意了，但他同时反对“那些主张对北方采取立即的和广泛的行动的人”的意见。在约翰逊的坚持下，NSAM314（9月10

日）批准了美国海军在“远远超出12海里界限（之外）”的巡逻，和“与南越政府的34A海上行动清楚地割断关系”，对于由南越政府进行的空中打击它也暂且不作考虑，而把强调重点放在“经济的和政治的行动”上。一周后，在另一次所谓的北部湾事件发生以后，总统表示“对证据极为怀疑”，并拒绝了“迅速升级”的建议，事实上是拒绝了做出任何反应的建议。乔治·鲍尔的对于海军巡逻的疑虑引起他的共鸣，从中他“再一次发现了（很大的）力量”，使他再一次与更为极端的肯尼迪鸽派站到一起。

10月1日，情报报告南越形势进一步恶化，参谋长联席会议重申了他们的要求，采取“强大的军事行动……以防止美国在东南亚地位的崩溃”（10月27日）。泰勒，他已经取代洛奇出任大使，继续反对使用美国军队（见下文）。11月23日，参谋长们提出了一个“对于越南民主共和国实施有控制的极度军事压力的计划”的建议。泰勒告诉华盛顿，“一年以前还被认为几乎没有越共的南越的北部省份，现在已经深深地陷入麻烦之中了”，只有“英雄式的处理”才或许可能复活那个反叛乱计划，它现今已在各地都“陷入泥潭”。除了逼迫越南民主共和国“使越共停止抵抗”外，已没有其他可供选择的余地留下。在南方进行了一阵目的归属不明的轰炸以后，泰勒和军事指挥部建议，对越南民主共和国作“40架次的空中打击”，作为“报复”，这对提高“在南越的美国人员的士气将产生奇迹”，麦克乔治·邦迪则力劝总统接受建议（12月28日）。但总统拒绝了这些建议，相反却提议，别动队、特种部队和海军陆战队也许可以用来“加强越南军事单位的攻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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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就这样结束了，随它结束的还有新近开放的内容广博的内部档案记录。这些内部档案记录的贡献在于，它们给那个已经似是而非的论点—肯尼迪打算不胜利就撤军和暗杀造成了政策的剧变（或者，事实上对它们产生了无限的影响）——带来了更损根基的打击。正如档案没有任何的蛛丝马迹表明肯尼迪本人有任何这样的意图一样，档案也没有任何记录表明他的顾问们，不管他们的鸽派色彩有多么浓，感觉到了约翰逊总统在极力主张一条过于侵略性的路线，或者已经离开了肯尼迪的立场。相反，它们证明，约翰逊自始至终对美国的军事行动保持了怀疑和不情愿，因此赢得了鲍尔和曼斯菲尔德对他的“明智的谨慎”的赞许，而其他的肯尼迪鸽派们所极力主张的则是美国采取更强硬的军事行动。那种认为在1962-1963年的那些乐观的预测崩溃时，肯尼迪本来也许会做出不同的反应的信念仅是一种信仰的行为，除了它所基于那个相信总统具有某种他周围的每一个人都不具备的、且没有留下任何可以察觉的痕迹的精神品质的信念之外，它是建立在完全的虚无之上的。

12.军事强大，政治虚弱

对于麦科恩在1963年12月就强调过的那个基本问题，大家都是有深刻理解的。越共“信仰某种东西”，1964年1月洛奇报告说：“共产党已向这些人传达了（一幅）清晰的纲领图像，他们认为这将使他们生活得更好，而我们却还没有。他们在政治上也是组织有方；而我们1罐i

却不是”。虽然美国的附庸政权拥有压倒性的军事优势，但是，遵照

“熟悉的毛泽东的座右铭”，“越共只是简单地从军事策略转移到政治策略，并正在政治上打败我们”。“目前，我们在政治上是绝对被胜出了”。我们必须“阐明一个政治纲领”，并组织好分管区域的工作者。

美国是军事上强大，但政治上虚弱，无法为其第三世界的政策设计赢得支持，在印度支那如同在所有地方一样，这是一个持久存在的、对政策设计者始终是一个谜的问题。

在他的6月出访中，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发现了一个更使得美国的劣势雪上加霜的问题：“不能认为，重武器和凝固汽油弹的相对来说不分青红皂白的使用赢得了人民的支持”，他发现。

而且，“一个政治基础是必需的，以便支持所有旨在争取胜利的其他行动”，我们应该“引导越南人形成这样一个基础，但与越共不一样，这正是越南人所极其缺乏的”。他也拒绝任何不胜利就撤军的考虑或允许

“一种“中立主义的’解决方案”的存在，因为这将是对“东南亚人民发出的我们已经对他们失去信心和游戏已经失败”的信号。对美国自由主义的这缕闪光来说，“人民”才是我们最有希望获胜的将军。③

1964年11月，泰勒大使就这些政治问题写了一份时事短评，充分显示了他那引起肯尼迪注意的精明狡诈，当时他就曾给肯尼迪留下了既是“一个能从修昔底德（Thucydides，约公元前460一前395年，古希腊著名的历史学家，曾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耗费30余年心血，写成了军事历史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那里引经据典的知识分子”，又是一个精通“非常规战”的专家的印象，纽曼在他的书中是这样1

写他的（127页，是他引用大卫·哈伯斯坦，David Halberstam的话）。

泰勒哀叹越南人中间的那种“倾向于宗派性的和限制了一种真正的民族精神形成的民族属性”，或许这种属性就是他们“天生的”，或者是他们在法国统治下遭受“政治压制”历史的结果。这种“民族属性”使得越南人难以与越共抗衡，因为越共“具有惊人的保持士气的能力”，并且能够“持续不断地重建他们的部队和补充损失”，展现出“那种凤凰浴火重生的力量”。这就是“这场游击战的神奇之一”，肯尼迪的政治战专家为之悲叹，并又说，对此“我们至今仍未找到似乎说得通的解释”。既然“我们在南越玩的是一场正在失败的游戏”（政治游戏），“现在是我们改弦更张，寻找一条更好出路的时候了”：逼迫越南民主共和国下令结束南方的抵抗。③现在惟有北越的命令才能迫使越共侵略者——无论在先天天生的还是后天获得的特性上，他们均与越南人迥然不同一—结束（肯尼迪）所说的，他们“从内部的进攻”，和拆除那个我们无法复制的政治基础。

这样的思想在这整个内部档案记录中随处可见，如同在公开的评论中一样。对于这些政策的设计者们来说，就像对于整个政治阶级一样，从来就很难理解，为什么我们给予施舍的落后民族不理解我们的高尚伟大，为什么“他们那边的”看上去都有10英尺那么伟岸高大；

而“我们这边的”尽是些骗子歹徒，还沾上了可能甚至是“天生的”缺陷。在考虑这些神秘问题时，他们会很容易就陷入到沉思冥想，甚至是自我矛盾之中，如果受害者遭受的后果并不那么可怕的话，倒反而是滑稽可笑的了。这些都是500年征服史的历久不息的主题，它们肯

定还将持续下去。

13.军方的观点

人们或许会问，为什么军事指挥部没能认清农村中形势的真相。

这个问题被纽曼极其信赖的军事史学家安德鲁·克雷皮尼奇（Andrew Krepinich）解开了。他解释说，最高指挥部受到一种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信条中总结出来的“概念”的引导，尽管它遭到来自现场的负面报告的挑战；这些报告顺理成章地都被弃置了，所有熟悉军事史——或者托尔斯泰小说——的人，对这一事实均不会感到惊奇。0在吴庭艳被杀后（军方对此是反对的，他们精确地预计到，这将使得军事形势恶化），官僚结构遭到侵蚀，真相开始慢慢败露，最终导致修正政策设计。但是军事指挥部的错误的报告还在继续误导最高文职领导，直至1968年的新年攻势。在那些年中参加了最高级的政策设计会议和同时也定期得到校级的军官和中情局人员简报的、约翰逊的一位密友私下告诉我说，下级迎合他们所知的上级所好修改他们的报告，而人们又只听他们所想听的报告，经过这样一个自然的过程，来自战场的悲观的报告就被有规则地篡改，而发生了质变，所以当它们到达总统的最高级顾问那里时，它们已成为进步的令人鼓舞的征兆了。

正如常有的那样，最高军事领导在这场战争问题上是尖锐分裂的。1961年4月，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Douglas MacArthur）警i

告肯尼迪说，在东南亚作战将彻头彻尾是一个“错误”，他还说“我们的战线应该是日本、台湾和菲律宾”。麦克阿瑟的陆军参谋长职位的继承人马修·李奇微（Matthew Ridgway）将军也采取了这相同的立场，他“在一系列连续的备忘录中论证说，美国应该避免一场在亚洲的地面战争”，马库斯·拉斯金（Marcus Raskin）注意到。李奇微在1954年时就已强烈反对美国的干预。1956年他在文章中写道，在东南亚，美国的即使有限的一点存在都会“有一种不祥的意味”，因为它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地面部队的投入。关于空中支持，李奇微在回顾了朝鲜战争后，结果使他发觉“不可思议的是……我们竟站在犯同样的悲剧错误的边缘上了”，但肯尼迪不久还是就这么干了。以后，他也“激烈反对干预越南”，军事史学家罗伯特·布赞科（Robert Buzzanco）这样写道。陆军计划部长詹姆斯·加文将军（General James Gavin）也发出过警告，反对美国干预，并在整个艾森豪威尔时期自始至终继续批评美国卷入印度支那，再以后他成了“飞地战略”的拥护者。在李奇微批准的1954年的一项政策设计研究中，加文发现干预将需要投入巨大的军事资源。他还对军种之间的竞争在驱动政策中所起的作用发出警告，因为在上世纪50年代末他就注意到了，“似乎是军种之间的激烈竞争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在本质上都是工业的竞争”。J·劳顿·科林斯将军（GeneralJ.Lawton Collins）是另一名干预政策的批评者，他在晚些时候曾经说过，他不“知道有任何一个高级指挥官是赞成在亚洲大陆板块上作战的”。

1949年7月，参谋长们警告说，“属国人民中间政治意识分歧的

日益扩大和好斗的民族主义的兴起”是不可能用武力粉碎的，并还警告说，越南的民族主义“不可能被逆转”，从那时起，“确实，美国武装部队比其他任何一个机构——不论政府内的或政府外的一—都更卖力地反对军事上卷入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布赞科这样下结论说。参谋长们“一致反对投入任何军队”，国防部长罗伯特·洛维特（Robert Lovett）1952年写信给北约总司令艾森豪威尔说。相比之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文职领导却赞成投入军队。参谋长联席会议“坚持，美国决不可作财政、军事，或经济承诺”，干预东南亚，《五角大楼文件》分析家得出结论说。1954年的一份参谋长联席会议报告得出结论，没有一个民众支持的强大基础，“再多的外部压力和支援都不能长期推迟共产党在南越的全面胜利”。陆军计划人员在1950年就已经作出估计，80%的越南人支持胡志明，而他们中的80%并非共产党员，这是一个没有发生变化的估计。15年后，美国政府对越共变节分子和俘虏的研究发现，“他们中很少有人认为自己是共产党员，或者能够对共产主义下一个定义”，或者知道北越在战争中所起的任何作用，“除了作为一个宝贵的伙伴除外”。①

尽管肯尼迪的“行动知识分子”带来了一些变化，这些态度并没有消失。越南的美国最高军事指挥官，军事援助顾问团团长莱昂内尔·

麦加尔将军（General Lionel McGarr）1962年2月22日告知肯尼迪说，“在提供工具给南越政府去完成这项工作时”，美国“一定不可以提供太多，以至于他们都忘掉了，拯救这个国家的工作是他们的工作一一只有他们才能完成它”。罗伯特·布赞科是在学术上已对这个排：

主题给予最密切关注的人，他得出的结论是，“尽管约翰·纽曼的最新论点说，是参谋长联席会议迫使约翰·F·肯尼迪不顾他的严重保留，对（南）越南共和国政府做出了更进一步的承诺，但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即使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军方仍未觉得非干预印度支那不可。”@

肯尼迪最信任的军事顾问，泰勒将军，与其他高级指挥官一样，对派遣作战部队一事心存疑虑，太平洋舰队司令海军上将亨利·费尔特（Admiral Henry Felt）也一样。1963年9月，正当推翻吴庭艳一吴庭儒政权的计划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之时，泰勒表示“不愿意考虑在越南的作战中使用美国部队”，尽管在“我们惟一的目标是赢得战争”这一点上，他与总统和他的其他高级顾问的观点一致。1964年9月，即暗杀发生一年后，泰勒解释说，越南军事援助指挥部“不考虑”投入作战部队，因为驻越美军总司令威斯特摩兰将军附和麦加尔的观点，觉得使用美国军队“将是一个错误，这是越南人的战争”。泰勒本人也是同意这一观点的，所以继续力主，美国应该坚持

“越南人在南越打他们自己的仗的原则”（1964年11月3日）。因此，他反对派遣后勤部队发放洪水救济，因为那将需要派遣“一定数量的美国作战部队作近距离保护”。他还争辩说，形势根本无法与远为严重的1961年洪水相提并论，当时他曾建议派遣“有作战部队保护的美国后勤部队”，用于“洪水救济行动”。两周后，他告诉约翰逊总统，他现在“十分肯定【美国作战部队】是不需要的……因为洪水损害的估计减小了”。他反对派遣作战部队的立场在继续着。

1965年2月，他反对威斯特摩兰将军的派遣海军陆战队保护蚬港的美国空军基地的要求，他再次力陈，这样将很难“在将来守住部署部队这条线”，而美国应该坚持“避免在南越投入地面作战部队的长期政策”。在他的建议被拒绝以后，他转而支持极端鸽派提出的“飞地战略”。③

在以后的岁月里，就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肯尼迪在他的1963年声明中公开重申了麦加尔一威斯特摩兰一泰勒“原则”的这件事被赋予了重大的意义，这个原则就是：“归根结底，这是他们的战争。他们不得不去打赢它或者输掉它。”因此，值得强调的是，这条“原则”在整个内部的和公开的讨论中，始终被公认是有权威性的。麦克纳马拉一泰勒给总统的10月2日报告说，“然而，美国的顾问工作并不能确保终极的成功。这是一场越南人的战争，说到底，这个国家和这场战争必须完全由越南人来管理和进行。如果我们将我们的顾问驻留的时间长得超过了他们的真正需要……，这就将有损他们的独立和他们的主动性发展”。只要按照这些条件的胜利希望似乎仍然存在，高级官员们就要坚守那个立场。1964年1月末，在众院武装部队委员会作证时，麦克纳马拉说，“这是一场越南人的战争。他们将不得不承担赢得它的首要责任。我们的政策是将我们的支持限制在后勤和训练的支持上……”。在这场“反游击战”中一一它“只能靠越南人自己去赢下来”——“我们的责任并不是用我们自己去代替越南人，而是训练他们去进行他们自己有能力进行的行动”。他重申了他的期望，希望撤军能按计划进行。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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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随着胜利的前提被发现是不现实的以后，麦克纳马拉等人改变了他们的策略立场。再一次，在对形势的估计改变以后，认为肯尼迪做出的反应会与他最信任的、他已向他们托付了战争责任的顾问们的反应不一样，也仅是一种信仰的行为。

1965年3月当西贡军事当局发发可危时，泰勒也是“强烈反对”要求派遣作战部队的决定，并继续反对作“匆忙的和考虑不周的”更大承诺的建议。伯杰鲁德注意到，在1965年年中时，“马克斯威尔·泰勒大使和乔治·鲍尔主张大幅度限制美国军队水平和在战略‘飞地’

及周围使用美国军队”。然而，泰勒的“越南人打他们自己的战争的原则”只是在策略判断上的见仁见智而已，是建立在一种即使背离这个原则也“不会得到任何明显的收获”的估计之上的（1964年，11月3日）。在这一点上，他是与肯尼迪完全一致的，现有可查的记录就证明了这一点。

1963年，在与他的同事军官们的讲话中，新任海军陆战队司令的华莱士·格林（Wallace Greene）警告说，美国军队“陷进了南越的泥潭……而我们似乎对此并不能有多大的作为”。海军陆战队“不希望在南越再有任何更多的卷入”，他告诉他们。越南军事援助指挥部的计划负责人理查德·史迪威将军（General Richard Stillwell）1964年3月的一份报告证实了格林的判断，他建议采取种种行动，但不建议派遣美国作战部队。1965年1月，经泰勒的同意，越南军事援助指挥部的所有成员继续反对美国作战部队介入，他们认为这“将至多买来了时间，但将导致越来越增加的承诺，直至与法国人一样，我们将占领

的是一个根本上敌对的外国”。1965年5月，格林再次警告，这一场

“不想要的、不愿要的和悲惨的战争”正在变得更糟，他特别提出至少有半数的美国人“不想与它有任何相干”。

格林的前任大卫·索普将军（General David Shoup），在肯尼迪的整个任期内，他都就任海军陆战队司令，并是众所周知的肯尼迪的“最喜欢的军种首脑”，报告说，在参谋长联席会议考虑部署军队时，“每一次…我所认识的每一位高级军官……都说，我们应该永远不派地面作战部队进入东南亚”。索普是那场战争的特别强烈的反对者。在文职人员中，很难发现一个持有接近于他1966年5月在初级学院世界事务日（Junior College World Affairs Day）演讲中所发表的那些观点的：

我相信，假如我们不曾并将不用我们肮脏、血腥和被金钱扭曲的手去插手这些有着如此多的受压抑的和受剥削的人的国家的事务，他们将达成他们自己的一种解决办法。那是他们自己设计和想要的。那是他们为之战斗和努力的。（并非一种）被美国人塞进喉咙的（解决办法）。

肯定地说，以后将自己描绘成升级的反对者的阿瑟·施莱辛格等人并没有采取过这样的立场；经常在媒体抛头露面的鸽派也没有。③

这些观察为我们基于内部的讨论审议资料之上的结论又增添了更多的分量。资料证明，在这些内部讨论审议中，肯尼迪坚持要取得胜利，并只有在此条件上才考虑撤军。假如他真打算过撤军的话，他

】

本来是可以召集受人尊敬的军方指挥官来为他作为他的后盾的。但他一点都没有这样做，却反而宁可大肆宣扬赌注巨大，需要我们坚定立场，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以此煽动战后的那种情绪。

卷8

第二章 解释

我们已经回顾了关于肯尼迪的战争和政策设计，以及从肯尼迪到约翰逊的总统过渡的头三大类的证据：这些事件的本身，公开的陈述和内部的档案记录。最后的一类证据来源是他的同事的回忆录和其他一些评论。这些证据有两种版本出现在我们面前：新年攻势前的和后的。我们将在以下的两节中加以评述，然后再转到论述1991一1992年的肯尼迪复活上去。这个考察只是增强了我们对已有发现的信念，同时也为我们的文化风景投上了一抹有趣的光线。

1.早期版本

肯尼迪承诺坚持到底，那些最接近他的人都是清清楚楚的。如已所指出的，在关于赌注巨大的看法上和在对于1962年的军事升级彻底扭转了当地游击队的“侵略”形势乐观的估计方面，阿瑟·施莱辛格罐：

与肯尼迪是完全一致的。在施莱辛格所作的肯尼迪的纪年史中，没有片言只字，不管怎样的模糊，提示过肯尼迪有任何不胜利就撤军的打算（1965年出版，1967年再版）。

事实上，施莱辛格没有在任何一处指出，肯尼迪有过任何撤军的想法。在他的洋洋大作中，撤军计划只得到了用一句话带过的待遇。

在描述总统他们就向吴庭艳政权施加压力一事进行的辩论时，施莱辛格写道，麦克纳马拉1963年10月从西贡返回，并“宣布……1000名美国军队有可能在年底前撤回，而美国军事任务的主要部分将在1965年底前完成”。在长达940页的肯尼迪政府实际上的逐日活动记录中，这就是它的半官方历史学家对撤军计划讨论的全部记录。①

这些事实给我们只留下3种可能的结论：（1）这位历史学家在为总统的打算保密；（2）这位肯尼迪的密切知己对他的打算一无所知；

（3）不存在这样的打算。

究竟是哪一个？对于这个问题，只有“不胜利就撤军论”的拥护者们间接地求解过它的答案。其惟一似乎说得通的结论是（3），但它被这些拥护者们拒绝了，因此惟有留下（1）或（2）的结论了。这后者也许太离谱了，使人不敢轻信，除非不惜证明肯尼迪欺骗周围所有人所达到的严重程度。纽曼引用了施莱辛格1978年为肯尼迪为什么“决定隐瞒他的计划”所作的辩解（第324页），暗示正确的结论是（1）—

除非施莱辛格在那期间已经了解到了这些“秘密的计划”，此结论才能成立，可是没有人这样声称过，包括施莱辛格本人。因此，施莱辛格本人也一定采纳结论（1）。再说，他称赞了纽曼的书，没有提出相关的保

留，这也再次提示他认为结论（1）是准确的。对此，人们将会有兴趣听到一个解释。

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肯尼迪的另一个密友西奥多·索伦森（Theodore Sorenson）的身上，1965年他也出了一本关于那一届政府历史的书。索伦森是肯尼迪第一位任命的官员，作为他的特别顾问，并参加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所有会议。他一直留任到约翰逊政府的最初几个月。他在书中很少关注越南。根本没有提到过撤军计划。相当出人意料。书中肯尼迪的“关键性贡献”反而是避免了“那些性急要嬴或撤军的人”所鼓吹的极端主张。他还说，“他的战略本质上是在设法争取时间的同时，避免升级、退却或被局限于在这两者中间择

……”。他反对撤军或“在会议桌上以越南的安全做交易”。索伦森特意提到了肯尼迪的关于赌注很高的观点：如果失去了越南，而东南亚跟着落入“饥饿的中国人”手中的话，那么“自由世界的安全”将受到严重削弱。肯尼迪保卫南越的承诺，索伦森说，“不仅得到兑现，而且……还通过极大增加努力而得到强化”。由于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反对派遣军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肯尼迪宁可选择“一种反叛乱为主的做法”，不过他“在军队问题上从未作过一个最终的否定决定”，而是“命令各部门作好投入作战部队的准备，万一证明他们是必要的话”。与此同时，他“通过派遣作战支援部队，空军作战和直升飞机机队，更多的军事顾问和教官进入，和派遣600名绿帽特种部队对南越人作反游击战术的训练和指导，不断扩大军事援助使团的规模（1961年年底时为2000人，1963年年底时为15500

1能：

人）”。②

与施莱辛格一样，索伦森特别强调肯尼迪1963年1月所说的充满希望的预言，“在越南，侵略的矛头已经被磨钝”。但是，伴随着对佛教徒的镇压和传说的吴庭艳欲“与北方达成一个秘密交易”的动作，以及他执迷不悟，不听美国“回到战争”上来的忠告，“到1963年年中时，局面就迅速恶化”。更坏的是吴庭艳的公开言论，说什么“在越南的美国军队太多了”。即使在吴庭艳一吴庭儒政权被推翻以后，人们“仍然看不到越南战争早日结束的希望”，因此“（肯尼迪）认为，这场斗争完全可能成为对这个国家的忍耐力和耐心的最严峻的考验”：

他只打算坚持着挺过去，这么一个极其恶劣的烂摊子，没有其他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那些放弃这么不可靠的一个盟友或这么昂贵的一个承诺就算了的说法，“只会便宜了共产主义”，总统说。

“我想我们应该留下”。

索伦森的记述到此就为止了。这里同样没有任何不达胜利就撤军打算的蛛丝马迹。再一次，我们也可以在上述同样的3种结论中作选择。

没有人比他的弟弟，司法部长，更接近肯尼迪了。索伦森特别提到了，就如罗伯特·肯尼迪所完全承认的那样，他本人的角色“是一种完全支持美国承诺的角色”，这个承诺他在1962年就已表示过了：“解决的办法在于我们赢下来。这是总统打算做的……我们将留在这里（西贡）直至我们赢”。1964年，在一次口授历史时，罗伯特·肯尼迪

说，政府从未面临过要么撤军要么升级的可能。在被问到，假如南越显得就要完蛋了，肯尼迪应该会怎么做时，他说：“等我们到了它的面前时，我们会面对它的”。按他的传记作者阿瑟·施莱辛格的记述，

“罗伯特本人对他哥哥的立场的理解”是，因为多米诺效应的缘故，“我们应该赢得战争”。罗伯特·肯尼迪还说，到1963年年底时，总统已经对他鸽派色彩的顾问艾夫里尔·哈里曼“非常不开心”，因为他老是对西贡来的乐观的报告表示怀疑。肯尼迪的大为恼火使得哈里曼“在那段时间里看上去苍老了差不多10岁……因为他太泄气了”。如果肯尼迪确实打算不胜利就撤军，那么，这么看来，他似乎不仅是在愚弄哈里曼，而且也在愚弄他兄弟。罗伯特·肯尼迪还说，至于吴庭艳的问题则是，我们需要“某个能够赢得战争的人”，而他并非这个人选。

因此，毫不奇怪，罗伯特·肯尼迪完全支持约翰逊继续他所理解的他兄长的政策，一直到1965年战争升级。到1965年年中以后，他才开始在谴责撤军的同时主张谈判。至于他与约翰逊的战争升级政策决裂，施莱辛格追溯到了1965年7月，而索伦森则追溯到了1966年2月。他自己从未建议过撤军或指出过他的兄长有过这样的一个计划。

按照施莱辛格，直至1965年12月，罗伯特·肯尼迪的立场还是如他以下的这些私下讲话里所说的那样：“我不相信撤出军队是可行的。我们必须向中国人表明，我们决意阻止他们。如果我们能够阻挡他们20年左右，也许他们会像俄国一样出现变化。”③

在早期的记述肯尼迪政府的书中，最后的那一本是罗杰·希尔斯曼写的，他是那届政府中鸽派阵营的一个代表人物（与哈里曼和弗出i

雷斯特尔一起，他自己在书中是这样特别指出的）和一名处于特别有利于了解越南政策的地位的高级官员。他的书是在新年攻势之前不久写的，当时美国派遣军的人数已经达到顶峰，国内反战抗议也已经发展到相当规模，而与此同时，在最高层，包括麦克纳马拉在内，对战争提出严重的疑问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希尔斯曼引用的最近的资料来源日期是1967年8月15日。）由于他的职务和这个时间的关系，所以希尔斯曼的记述特别值得关注。

希尔斯曼丝毫不怀疑，他们自始至终不变的目标是“击败共产主义游击队”，并推测，推翻吴庭艳为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第二次机会”。要是肯尼迪还活着的话，“也许他本来是完全可能将美国地面部队投入越南的——尽管我相信，他不会命令他们从越南人手中接过战争努力，而将会把他们的使命仅仅局限在占领港口、机场和军事基地的任务范围之内，以便向北越人证明，他们也不可能通过升级赢得斗争”——1965年初鲍尔和泰勒鼓吹的，然后又得到加文将军等人公开支持的飞地战略。希尔斯曼觉得，约翰逊“真诚地甚至不顾一切地想要使得现行的政策获得成功”，而不投入美国的作战部队，他引用了约翰逊1964年9月25日的话，“我们不希望我们的美国孩子去代替亚洲孩子打仗”；为了强调这句话的重要性，希尔斯曼也将它作为他此书的越南这一节节首引用的约翰逊的几句话之一。④如我们已经见到的，他关于约翰逊的结论得到了这些内部档案记录的佐证。

关于撤军计划，在当时媒体已公开发表的东西之外，希尔斯曼在书中未再为它们增添任何新的实质性内容。他惟一的评论是，以撤军

为条件的乐观主义的预测将逐渐“像阴魂一样缠绕着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和美国卷入越南的整个历史”。“真正的悲剧”，希尔斯曼写道，

“是西贡和五角大楼的许多美国最高级军官都信了它”。他记述了他当时的感觉，除非吴庭艳政权响应美国的压力，专心一意去赢得胜利，或者被愿意去赢得胜利的将军们所代替，否则“在6个月到一年的时间里，越共就将控制这个国家——或者我们就将不得不以美国地面部队接过战争，肯尼迪总统坚信这将是一个悲惨的错误。但是，真正的麻烦在于，即使（西贡）真的有情况发生，形势仍可能会发展到那样一种选择的地步。”至于如何去回应一种西贡政权崩溃的局面，这个问题的回答被推迟搁置起来了，寄希望于它将不会发生。按罗伯特·肯尼迪1964年的话，“等我们到了它的面前时，我们会面对它的”。⑤

在这本他于1967年末所写的书中，希尔斯曼对于约翰逊的战争的保留已经有所减缓。他记述了他与哈里曼和弗雷斯特尔一起反对罗斯托夫的“逐步升级的充分理由”，包括反对最终轰炸北越，他们的根本理由是，“它或许并不管用”（回忆一下，在1964年3-5月时，弗雷斯特尔已倒向罗斯托夫的立场）。他在书中写道，他向约翰逊送出了那份1964年3月备忘录，“作为我的背离的一种政治证明，其内容集中在反对轰炸北越的警告上”，一个在1967年末已成为有高度争议的问题。他这样说他的备忘录是不准确的。在备忘录的总共19个段落中，只有3个段落提到了轰炸北越。他的备忘录集中在反叛乱上，其次，集中在确保西贡的“政治稳定”上，那儿的关于“中立化”的说法必须被止住，也许可以派一个营的海军陆战队到那里去，以防止另一

！跳：

次政变。至于说轰炸北越，在重复他一年前提出的对北越的隐蔽行动应该继续，“使最终毁灭的威胁活生生地保持在河内的头脑里”的同时，希尔斯曼的备忘录提出的只是策略上的反对，并称这样的行动是反叛乱的一种“有用的补充”。他还建议，在镇压南方叛乱取得足够的进展后，“有选择地进攻他们的渗透基地和训练营地”。⑥

总之，在肯尼迪被暗杀已经4年之后，这位鸽派色彩的越南政策参与者对于约翰逊的已经高度不得人心的战争仍只有有限的反对。

他称赞约翰逊以“真挚的”和“不顾一切的”努力在实施肯尼迪的政策，他并没有在任何地方指出，肯尼迪计划不胜利就撤军，甚至没有任何指出，他有过超出他（不太情愿地）批准的麦克纳马拉建议的、以胜利为先决条件的撤军的考虑。他认为撤军问题无足轻重，以至于在这个问题上，他本质上没有为在暗杀前都已大张旗鼓公开发表的信息增添任何新的东西。只是回想起来，他才感到肯尼迪本来或许会做出有别于他的高级顾问的选择，但他没有提出任何证据来支持这种信念。我们再一次面临这相同的3种选择，而留给我们的只有第3种选择才似乎有说得过去的可能：总统并没有不达胜利就撤军的计划。

1964年的内部档案记录表明，肯尼迪的鸽派顾问们当时对事情的看法与他们在1964-1967年的回忆录中所描述的几乎是一样的，因此，他们继续支持约翰逊的政策，有些人极力主张进一步升级，而另一些人（鲍尔、曼斯菲尔德）则称赞约翰逊在升级和撤军之间选择了一条中间道路。所有这些材料汇总到一起进一步证实了公开言论和内部审议讨论的记录的正确性。

这样至关重要的证据的审查就告一段落了：新年攻势前写的回忆录所提供的证据与其他来源的证据是密切相符的。所以，结论不存在任何疑义，在一件关于当代史的事情上，其确定性达到了令人惊讶的程度：肯尼迪总统坚定不移地信奉他所继承并传递给他的继承者的胜利政策，坚定不移地信奉赋予那个结果以巨大意义的那种信条框架；他并没有计划或打算不胜利就撤军；很显然，他几乎就根本没有考虑过那回事，并且在最亲近他的那些人中间，它也被看作只有微不足道的意义。此外，基本事实在当时就已经被大张旗鼓地公布了，甚至比这些早期的回忆录还更加详尽些。

2.被修改了的记录

到1966年时，事情开始变得明朗起来，越南的情况发展并不理想。阿瑟·施莱辛格表示担心，美国通过扩大战争来“平定抵抗”的前景难以预料，尽管，如果约翰逊的升级成功的话，“我们可能都会向着美国政府的智慧和才能致敬”，即使成功使得“这个悲惨的国家被炸弹彻底毁坏夷为平地，被凝固汽油弹烧成焦土，被化学落叶剂变成草木不生的荒原，成为一片废墟和断墙残垣”，而且它的“政治和机构的结构”也被粉碎成泥。“当约翰逊总统为他面前的黑暗的选择陷入沉思默想之中时，没有一个体贴的美国人能够抑制住他的同情”——同情总统，也就是说，不是同情受害者。在提到约瑟夫·艾尔索普（JosephAlsop）的胜利预言时，施莱辛格写道，“我们大家祈祷，艾尔索普先生1li

将是正确的”，尽管他自己对此持有怀疑。但归根到底，他惟一的疑虑是关于策略方面的：我们的成本将是多少？

在这本1966年写的书中，施莱辛格将自己描绘为对于肯尼迪的忠心始终不减——真是够好听的。他在书中提出了一条“中间道路”：

本地的抵抗力量应该向美国及其附庸政权投降，接受一种在美国管理下的政治过程，例如，“对于自治政府的勇敢尝试”，这“在美国激起了极大的理想主义的希望”，他指的是1966年的选举，在那次选举中所有的反对势力（共产党和中立分子）一概都被排斥在投票之外。至于撤军，他说，这是不可能的：它“将在整个亚洲引起不吉祥的反响”和是“丢脸的”。相反，我们必须对受我们保护的人，一个缺乏民众支持的、“新的……浸透了裙带关系，腐败和玩世不恭的暴发户官吏阶级”，“遵守我们的道德义务”。⑦

再一次，我们有着这几个相同的选择：（1）施莱辛格仍然在隐瞒肯尼迪的不胜利就撤军的打算；（2）肯尼迪成功地向他隐瞒了这个打算；（3）那时根本就没有这种打算，这样的话，他以后声称的都是假的。

12年以后，施莱辛格写道，在1966年1月6日那天，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私下告诉他和其他“新边疆朋友们”，美国将不得不寻求在越南“光荣撤退”。几个月后，这些朋友们“决定尽我们的些微所能，激起民意”。“他本人的贡献”，他说，在于写了《痛苦的遗产》（Bitter Heritage）一书——在这本书中，他为胜利作祈祷，并视撤军为不可思议，而加以反对。③

在1968年1月的新年攻势以后，国内的主要权力阶层得出结论，这项事业正在变得代价过于昂贵，而无法再承受下去了，因此要求它结束。除了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外（不利于美国），民众的反战浪潮越来越高是他们所特别担心的。《五角大楼文件》中有一个部分迄今还很少引起人们的注意，它就回顾了高层的这种担心，进一步升级也许会导致规模甚至可能超过1967年10月五角大楼前的“大规模”游行示威的抗议活动，或许同时还会导致大规模的民间骚乱。在考虑进一步的军队部署时，参谋长联席会议想要确保“仍然有足够的军队可用于控制民间的动乱”，而国防部则担忧，升级也许会导致“违抗征兵令的增加和城市中越来越严重的不安定”，这样就要冒“引起前所未有规模的国内危机”的风险。@

约翰逊总统被事实上解除了职务，政策被确定为脱离接触，终止战斗。

政策转变对思想意识系统的影响是惊人的。结果，实际上每一个人在转眼间就突然变成“早期的战争反对者”了——秘密的，因为没有任何记录可以找到。在坎布里奇，肯尼迪“行动知识分子”的故乡，这成了一件永不乏味的笑料。“极端自由”派的组织“支持民主行动的美国人”的马萨诸塞州分部的态度就是这种情况的一个较为精确的写照。在1967年末的时候，它的领导甚至还不愿意接受他们预期将会用言论支持一个他们已经失控的当地教堂发起的一份反战决议的人的入会申请。①但是经过了几星期，即在新年攻势后，一切就都变了。到了1969年年底时，自由主义的新闻媒体也开始越过策略性的抱怨1i：

界限，向批评性的评论转移了，尽管它们并没有严重偏离国家信条。①

不作太多的过分简单化，我们可以将1968年10月的新年攻势看作是这些文化管家转变的转折点，他们现在面临着几个伤脑筋的任务。一个任务是拆除引爆反对的引信—一个至今仍未被说出的有趣的故事。另一个任务是恢复信仰的基本信条：即这场战争现在必须被理解为是一次走上歧途的崇高努力，之所以走上歧途，其部分原因是国内分子的破坏，从而阻止了“战争早期反对者”的真诚努力。信条最多允许达到的极限是，我们可以说，战争是以“做好事鲁莽犯错”开始的，虽然“到1969年时”，“世界上的大多数人——和大多数美国人都已清楚，干预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而反对这场战争的理由则

“是美国错误地理解了在印度支那起作用的文化和政治势力—一而它却处在一种除非以对它自己来说太高的代价，就不可能强加一种解决办法的地位之上”（安东尼·刘易斯，Anthony Lewis）。

请注意，人民从来就没有接受极端鸽派的教导，而是继续相信这场战争是“根本错误的和不道德的”，不是一个“错误”。

只引用那些已经攀登到独立批评思想顶峰的人的话未免给人误导。在更多的处于主流之中的人中间就有《华尔街日报》的彼德·凯恩（Peter Kann）这个人。他承认说，30年前，在“保卫一个常常并非完美的盟友；支持遥远的亚洲多米诺骨牌；把民主的种子撒在往往是不毛之地的土壤里；用太多的火力，或太少的火力，进行战争”等等的事情上面或许存在过问题。但在今天，“很难想出世界上还有任何一个问题或任何一个地方，比事后诸葛亮更能帮助人清楚地分辨是非

曲直”。当我们将那些“自由、繁荣和稳定的”国家，比如自从1965年以来就在庆祝“个人尊严”的印度尼西亚，与我们撤走后的印度支那的恐怖景象作比较时，“常识”清楚地告诉我们，鹰派是正确的，那些将共产党看作“丛林中刻板的小人”的人是绝对错了。战争的反对者就是共产主义的支持者，这是无需争议的。按照凯恩及其同类，从那个福音的基本教条出发马上就得出的结论是：既然美国的完美是不容置疑的天下公理，而关于“美国侵略和大规模屠杀”的概念都是些毫无意义的胡扯，因此，反对美国的政策自然就是对不共戴天的敌人的支持。

至于其他的，姑且不论他们对暴行和压迫这样的大肆吹捧，人们的好奇之心也会情不自禁地油然而生，不知在俄罗斯的某个阴暗的角落里，是否还有某个政委留在那里，如此的卑鄙可憎和胆小怯儒，还在指着被叛乱分子的火箭搞得人心惶惶的喀布尔人民，宣扬阿富汗的苏维埃事业的崇高伟大。如果真有的话，他倒满可以到任何一家美国的报刊杂志或大学申请一个职位了。

鉴于美国宣传系统的力量，以及他们共有的价值观，其他地方的忠诚分子也毫无批判地接受了它的信条的真实性。伦敦《经济学家》

杂志的华盛顿分局负责人写道，“这次战争是一场悲剧，它在美国国内和国外都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但是说它错了，那就完全不是一回事了，它与证明那些相信战争是必要的人的观点是错误的相差十万八千里。”虽然这场战争甚至可能给某些异教的印度支那人也已经造成了一点伤害，但是数个世纪的不列颠文化和经验的继承者们是不会因为这样的孩子气的担心而踌躇游移，止步不前的。《多伦多环球邮i！

报》（Torono Globe&Mail）的编辑们提醒美国，它在建设一个像天堂一样美好的道德的新世界秩序的理想主义努力道路上不要走过了头：“骑上一匹白色的战马在全世界一股劲地猛冲会招灾引祸。（记得越南吗？）”@而1992年年末的那场关于“人道主义干预”的辩论，用它的对“越南教训”的深刻思索，则甚至可能达到了更低下的道德儒夫的水准，因为这个教训告诉我们的是，这样的事业可能如何艰难，对我们的代价可能何等昂贵。

戈尔巴乔夫的俄国可能会勇敢正视它在阿富汗的罪行？这在我们这里引起了许多自以为是的得意的笑声。但是，对于美国的知识分子阶级，以及他们在其他地方的同行来说，他们必须什么都不承认，什么也不认可。这些都属于权力的前提和责任一部分。

这种占据了支配地位的心态表现在他们为把媒体描绘为是与自由的体制危险地敌对，甚至是对它生存的一个威胁，所作的努力之中，但媒体却历来是忠诚地支持这次远征的，并且还继续在支持。一马当先，以这样的方式来应用塔西佗所教导的教训的，当首推两卷本的“自由议院”（Freedom House）新年攻势研究，该研究旨在证明，在他们反政府的狂热中，媒体错误地将美国的一次胜利描绘为自由势力的一次失败，因此破坏了国内士气；同样的指控也被勃列日涅夫领导下的军方和共产党统治集团用于指向苏联媒体，也取得了毫不逊色的卓著功勋。这项“学术研究”的结论已经成为既定的信条，尽管它马上被证明不过是一个可悲的谎言和编造的大杂烩，并最终只能落到靠宣称媒体在宣传这项崇高的事业时太“悲观”了来为自己圆场（虽然不及L：

美国的情报机构、五角大楼和总统的最高级顾问们悲观，这是“自由议院”的学者们所选择避而不谈的）。？

对于极权主义的思想来说，紧跟国家宣传还是不够的：在游行队伍中行进，你还必须抖撒起精神。

有趣的是，媒体反倒欢迎“自由议院”对他们的刚正不阿的攻击，因为比较起来，他们远为更加喜欢这个而不是那个他们毫不费力就被确立起来的真理：他们干工作一般不缺胜任职业的能力，只有极少的偏离信条纯洁的事发生。他们所喜欢的自我的形象并非那个称职而顺从的专业人员的形象，而相反却是那个反政府的正义斗士的形象，尽管在勇敢藐视权力和机构时他们可能走得太远了点。除了树立自我形象外，这样一来，至关重要的信条的目标也就实现了：这场讨论就被圈定在鹰派和鸽派的界限内了。鹰派说，以更好的策略，更多的承诺，和对破坏它的“反美国人”的恰当的控制，这项崇高的事业本来是能够取得胜利的；而鸽派虽然“原先全都祈祷但愿鹰派是正确的”，而现在则明白了“我们做好事鲁莽犯错”，努力的方向错了，犯了一个基于误解和天真之上的“错误”。

新年攻势以后的高层政策改变要求对早先的记录做出修正。既然现在每一个人都是“早期的战争反对者”了，那么那个伟大的领袖也一定应该一样是的。既然这是一项已经出了毛病的事业；那么约翰·

F·肯尼迪的形象也必须被修改过来。特别注意形象和信条的人在肯尼迪政府所起的作用本来就非同寻常，是能够将他们修正过来的。

知识界与肯尼迪王朝的恋爱，其部分原因就来自他们对于这种飘然i：

而来的、他们所不习惯的一点儿权力（不管是真实的还是想象中的）的一种反应。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自然而然地感觉到“将肯尼迪与美国在东南亚冒险的灾难性后果隔绝开来的必要”，托马斯·布朗（Thomas Brown）在其对肯尼迪王朝形象的研究文章中评论说。“肯尼迪在越南战争中的作用毫不令人吃惊地……就是（他的公众形象和记录）这个方面，它已经经过肯尼迪的崇拜者们最大数量的修正…。重要的是要免除肯尼迪越南惨败的责任；当开脱罪责的必要如此紧迫之时，任何障碍——包括道德和真理—都不应该挡道。”@重要性同样毫不逊色的还有布朗（Brown）在讨论肯尼迪的战争管家关于升级问题的分裂时提出来的另外一个因素：“在此讨论中的

‘鸽派’”，他特别指出，“并非从越南全面撤军的鼓吹者，而是更多地依赖于反叛乱措施的鼓吹者”。终止对南越的进攻是不可接受的一—实际上是不可思议的，因为美国侵略的概念是被知识分子文化禁止在外的。为了保卫这个信仰，重要的是，要确保关于这场美国战争的辩论被控制在鸽派一鹰派的范围内：可想象的政策选择就在于美国支持的恐怖（据称是肯尼迪）和将肯尼迪的侵略扩大到全面进攻整个印度支那（约翰逊，留任的大多数肯尼迪的顾问）之间。而且所有选择都必须经过消毒：它们是，用肯尼迪的话来说的话，对“来自内部的进攻”的防御，—土生土长的游击队对一个外国强加的、不可能在政治竞争中生存的恐怖主义政权的“进攻”。如果口水仗就局限在这些界限以内，那么宣传系统就算尽到职责了。

关于诸如“道德”和“真理”等诸如此类障碍的评论，布朗具体指的

就是新年攻势后修正形象的早期努力之一：白宫助理肯尼斯·奥唐纳尔（Kenneth O’Donnell）1972年的回忆录。奥唐纳尔回忆录中的两个故事占据了新年攻势后的重塑形象工作的中心舞台。⑤他的第一个故事是，肯尼迪已经告诉曼斯菲尔德参议员，“在从越南作全面军事撤退的必要性上”，他同意他的观点。但是他解释，“如果他在1964年大选之前就宣布从越南撤出美国军事人员，保守派就会狂呼滥叫，反对他重新当选再连任一届总统”。第二个故事发生在这以后，肯尼迪与奥唐纳尔的一次私下议论，他说他在书中一字不差地照搬了：

1965年，我将成为历史上最不受欢迎的总统之一。我将到处被人诅咒为一个姑息共产党的人。但是我不在乎。如果我现在就设法从越南全面撤军，我们将面临另一次乔·麦卡锡恐慌，需要我们去对付，但是，我可以等到我再次当选后再去做。所以，我们最好还是确保我再次当选万无一失为好。

1975年，曼斯菲尔德告诉专栏作家杰克·安德森（Jack Anderson）说，肯尼迪“准备命令逐步撤军”，但是“从未得到将这个计划付诸实施的机会”，尽管他已经“明确和毫不含糊地”做出了那个决定；到1978年，曼斯非尔德则更进了一步，他说肯尼迪已经告诉他，军队的撤退将从1964年1月开始。@布朗注意到了曼斯菲尔德对奥唐纳尔记述的（部分）证实，他指出“人们不必不假思索地拒绝这个故事……而去怀疑它是否就是肯尼迪在越南的打算的确实陈述。像许多政客一样，肯尼迪也有专挑人们爱听的话说的倾向。”鉴于同样的理

！排：

不愿如肯尼迪要求的那样，“集中精力于赢得战争”。索伦森还说，肯尼迪“表白得十分清楚，来自西贡政府的任何示意，说我们的部队不受欢迎，将启动他们“走上回老家的路……就在这种示意的第二天”。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肯尼迪说了这些话是确有其事的；他和他的同事们对西贡这样的示意极为惊愕沮丧，并试图以一切方式加以阻止，也是确有其事的。？

阿瑟·施莱辛格以其所写的罗伯特·肯尼迪的自传，在1978年也加入了这一修改历史记录的行列。与索伦森不同，他没有将自己仅仅限制在推测肯尼迪的打算上。相反，他自己构造了一份新的历史，大刀阔斧地修改了自己老版本的说法。？

在他的新年攻势前写的历史中，麦克阿瑟将军的观点，只值得作为向总统提供的一种“意见”，一句话就带了过去。书中没有任何的指出，肯尼迪对它有过最起码的留意；而在接下去的600页书中，它们再也没有被提起过。而在新年攻势后的版本中，我们读到：

4月末，肯尼迪发现了一个预先没有料到的盟友——道格拉斯·

麦克阿瑟将军，他使他确信，在东南亚作战将确确实实是一个“错误”。“他认为”，总统在一份不寻常的备忘录中命令说，“我们的防线应该是日本、台湾和菲律宾……他说，艾森豪威尔时代的‘咒语应验了’，我就是中了咒的人。”

到了1992年4月，我们发现，《一千天》（A Thousand Days）这本书已经作了这样的记载，肯尼迪“很高兴，麦克阿瑟将军反对在亚洲的1i

的军方人物寻求支持的，包括向最受尊敬的极右人物。

新年攻势后的奥唐纳尔一曼斯菲尔德的版本是，肯尼迪打算在1964年1月就开始撤军，但是只有等到他当选后才完成它，以此来规避“另一次乔·麦卡锡恐慌”。即使抛开它完全没有证据的支持不论（相反，反证据倒是很丰富的），这一故事也是几乎不可信的。要想煽起右翼歇斯底里，本来就没有任何比在这些吉凶未卜的天大问题上蛊惑人心夸大其词，将公开承诺坚持到底与1964年随着附庸政权的崩溃撤销承诺结合在一起使用，用庄严的保证不管发生什么都将坚定不移，以此来赢得当选，然后才完成撤军并背叛保证，更加好的办法了。那个计划本来就是纯粹的愚蠢的想法。要是肯尼迪真的打算撤军的话，他本来至少就应该考虑到，或许应该已经走上刚才描述的那条路。但在档案记录中没有一点的蛛丝马迹，表示他对那种可能性动过片刻的念头。相反，他选择了煽起极端爱国主义的狂热的办法。所以再一次，结论似乎是很清楚的。

新年攻势之后撰写的对那些多年前进行的谈话的回忆还须受到更多的质疑。曼斯菲尔德并没有要求“全面军事撤退”，所以肯尼迪不可能在这上面同意他的观点。他向肯尼迪的实际进言是带有严格的条件限制的：美国应该实施极其有限的撤军作为一种“象征性的姿态”，警告吴庭艳认真起来，赢得战争。再者，在约翰逊上台后，他还明确地表示了反对撤军。此外，肯尼迪还拒绝了曼斯菲尔德有案可查的主要建议：停止公开的有关印度支那赌注巨大的夸张之词。新年攻势后的这些回忆与内部档案记录不一致。

i1

如果人们愿意选择认真对待这样一些资料的话，远为更加可信的倒是惠勒将军（General Wheeler）1964年（不是许多年以后在思想意识重建阶段中所作）的回忆中所说的，肯尼迪有兴趣将战争扩大到北越去。

再说，对于奥唐纳尔和曼斯菲尔德的这些迟到记述，即使按它们的字面意思照单全收，实际上也毫无意义。肯尼迪有条件地批准的麦克纳马拉一泰勒关于撤军的建议在当时就马上被公诸于众了。或许，经过了许多年以后，曼斯菲尔德和奥唐纳尔已经将这个被大张旗鼓地公诸于众的撤军计划忘记了；那么就让我们回忆一下，这些计划对于肯尼迪的密友和纪年史记录者似乎是如此地无足轻重，以至于他们对它们的提及，即使有的话，也是极其稀罕的几次。要是肯尼迪说了，他知道那些乐观的估计是错误的，但不管怎样他还是准备撤军，那倒本该成为这些私下的谈话中爆出的惟一的新鲜事的，因为，确确实实，纽曼、施莱辛格及其他的新年攻势后的不胜利就撤军论的鼓吹者们正是这样来解释这些谈话的。但即便如此，如此纤细的一根稻草，也救不了任何人的命。

尽管有这样的明显瑕疵，奥唐纳尔一曼斯菲尔德的故事还是被肯尼迪圣徒传记作者们极其虔诚地当作为真的了。

新年攻势后，肯尼迪王朝的回忆录撰写者们开始着手修改他们早期版本的回忆录，设法使肯尼迪（推而广之，使他们自己）与已发生的事情脱离干系了。索伦森是这当中一马当先的。在他的早期版本中，肯尼迪是在准备，如果必要就投入作战部队的，并打算不管可能发

生什么都“坚持着挺过去”，不放弃他的盟友，没有美国的大规模干预这些盟友本来就该垮台了。他在书中并未提及撤军。而外交解决则被认为是一种威胁，但被推翻吴庭艳政权一举成功地克服了。但是，在新年攻势后的版本中，索伦森“相信”，肯尼迪本来会在1965年寻求外交解决的替代办法的一—按他的注解，在那个附庸政权陷于更加糟糕的窘境的情况下。此外，由于未加说明的理由，肯尼迪本来是会做出一个比他所信任的同事做出的更加现实的成本-效益分析的，正是那些他所信任的同事后来又继续在为约翰逊总统管理战争，就像以前为他管理战争一样。“我相信，在1963-1964年冬季，他本来是会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于……并找到一个答案”，解决如何走出越南这个问题的，索伦森说，但他并未告诉我们，随着美国一南越政府的形势迅速恶化，这个答案本来也许会怎样，并且他也没有去回忆，当他还在白宫当幕僚时，他自己给约翰逊的进言：由于赌注的巨大，在追求胜利的问题上，要避免任何犹豫不决的蛛丝马迹出现（1964年1月）。

1963年10月的撤军计划，在老版本中并没有提到，但在索伦森的新年攻势后的修改本中却成了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了。肯尼迪“确实批准了，作为他的目标的一种表示，麦克纳马拉和泰勒的1963年10月声明，声明预言，大部分美国军事顾问将在1965年年底前撤出，而撤军的开始日期将从1963年年末起”，索伦森写道，但是他忘记再加上，在1965年他【索伦森】已经发现，这些步骤不值一提，肯尼迪拒绝对此计划做出承诺，撤军计划十分明确地是以军事胜利为条件的，这个计划还要求强化战争，并站在取代吴庭艳的努力的这一边，如果他ili

不愿如肯尼迪要求的那样，“集中精力于赢得战争”。索伦森还说，肯尼迪“表白得十分清楚，来自西贡政府的任何示意，说我们的部队不受欢迎，将启动他们“走上回老家的路……就在这种示意的第二天”。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肯尼迪说了这些话是确有其事的；他和他的同事们对西贡这样的示意极为惊愕沮丧，并试图以一切方式加以阻止，也是确有其事的。？

阿瑟·施莱辛格以其所写的罗伯特·肯尼迪的自传，在1978年也加入了这一修改历史记录的行列。与索伦森不同，他没有将自己仅仅限制在推测肯尼迪的打算上。相反，他自己构造了一份新的历史，大刀阔斧地修改了自己老版本的说法。？

在他的新年攻势前写的历史中，麦克阿瑟将军的观点，只值得作为向总统提供的一种“意见”，一句话就带了过去。书中没有任何的指出，肯尼迪对它有过最起码的留意；而在接下去的600页书中，它们再也没有被提起过。而在新年攻势后的版本中，我们读到：

4月末，肯尼迪发现了一个预先没有料到的盟友——道格拉斯·

麦克阿瑟将军，他使他确信，在东南亚作战将确确实实是一个“错误”。“他认为”，总统在一份不寻常的备忘录中命令说，“我们的防线应该是日本、台湾和菲律宾……他说，艾森豪威尔时代的‘咒语应验了’，我就是中了咒的人。”

到了1992年4月，我们发现，《一千天》（A Thousand Days）这本书已经作了这样的记载，肯尼迪“很高兴，麦克阿瑟将军反对在亚洲的1i

地面战争”，令他的早先版本的读者不免大吃一惊。@

在新年攻势之前的版本中，是肯尼迪和施莱辛格为1962年在越南击退“侵略”而兴高采烈。在新年攻势之后的版本中，是《纽约时报》

荒唐地谴责了“共产主义‘侵略’越南”，而“肯尼迪下决心要阻止”。并且，虽然罗伯特·肯尼迪在1962年确实曾经呼吁取得对于侵略者的胜利，但他是受到了蒙骗：他是在遵循“麦克纳马拉和泰勒告诉他的那个政党路线”，而没有理解总统的观点和麦克纳马拉一泰勒的政党路线之间的巨大鸿沟一—但在他的新年攻势前的版本中，施莱辛格已经因为总统的亲自批准，而将这条政党路线归功在他的头上了。可是，对于这些创新的说法，或者对于肯尼迪为什么决定将管理这场战争的责任委派给向他贩卖他所如此不屑的政党路线的人之一，同时将另一人提升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对于他们背叛总统的事业，不可谓不是一个奇怪的反应一—新年攻势后的版本却未作任何解释。

在他的书中，鸽派被确认为是哈里曼、希尔斯曼和弗雷斯特尔，他们主张反叛乱和社会改革，而非战争升级。至于他们的信条：“这里没有一个人虎头蛇尾”，或他在前一版本中评论过的，他们在肯尼迪政府中的实际作用，以及在对于战争的乐观估计改变后的他们的思想变化，书中完全没有涉及。确实，在1978年时，尽管有够多的细节情况已经被公诸于众了，但还非所有的，不过，要说一个政府的圈内人士对总体的情况都没有起码的了解，无论如何都很难令人相信。④在新年攻势后的版本中，参谋长联席会议也作为破坏总统的温出1

和政策的极端分子与《纽约时报》、麦克纳马拉和泰勒并列在一起。在评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莱曼·莱姆尼茨（Lyman Lemnitzer）援引那个“众所周知的承诺，在东南亚采取了直截了当的反共立场”时，施莱辛格冷嘲热讽地写道，“对于参谋长们，承诺可能是‘众所周知的’。

但是，迄今为止他们将它强加到总统身上的努力失败了”—一尽管总统自己经常在用更加刺耳的语言将它表达出来。他在书中引用了许多例子，包括施莱辛格本人记述的总统对于颠覆“全世界的平衡”的担心，如果美国从越南撤出的话。或者，我们可以回忆一下肯尼迪的1963年夏季关于在南越建立一个“稳定的政府”和支持它的“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的必要性的评论：“对于我们来说，撤回那种努力将意味着不仅是南越的，而且是东南亚的崩溃。因此，我们将留在那里。”这些就是施莱辛格早先版本中的“措词温和的话”。人们不妨与莱姆尼茨的比比看。②

在他1992年写的，对纽曼的书作大肆吹捧的那篇评论中，施莱辛格步纽曼的后尘，将脏水泼到军事狂人身上。他俩都引用了施莱辛格所称的“1962年【1月】的一个歇斯底里的备忘录”（纽曼称之为“异乎寻常的”），在该备忘录中，参谋长联席会议预言，“南越落入共产主义的控制将意味着共产党最终控制整个东南亚大陆，亚洲的大部分将向军方至今仍在顽固地称呼的‘中苏集团’投降”。“这样的夸张证实了肯尼迪对于军方的看法不高”，施莱辛格写道。我们再回过头来读读新年攻势前的版本，以便作个校核，我们读到，是肯尼迪的国务院喋喋不休的“中苏集团”，而肯尼迪自己又在1963年将中国看作“对和平

的一个长期危险”，而苏联，相比起来，只是一心一意要征服世界的“僵化死板的和冷酷无情的阴谋”。此外，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参谋长们在南越问题上的“夸张”与肯尼迪本人的夸大其词相比，听上去实在是十分平淡无奇。③

为了说明肯尼迪的温和以及他对于社会改革的关心，以与军方形成对照，施莱辛格引用了前文引用过的肯尼迪1956年的讲话，而删去了它的煽动性的内容，即被乔治·鲍尔称为“【肯尼迪的】较为华而不实的段落之一”，“充满了（关于多米诺骨牌和巨大赌注的）陈腐的比喻”。②

在施莱辛格的新年攻势前的关于肯尼迪的书中（1965、1967年），只有一处提到了撤军计划，但书中没有任何一处指出，肯尼迪曾经考虑过这件事（大家回忆一下，有关的基本事实已是尽人皆知）。书中也没有任何的蛛丝马迹指出，有任何一个人有过不胜利就撤军的考虑。

在他的1966年的，但仍属于新年攻势前的，“反战”书籍《痛苦的遗产》

（The Bitter Heritage）中，施莱辛格还是彻头彻尾地排斥撤军的，他声称他是在维护肯尼迪的旗帜。

在新年攻势后他写的罗伯特·肯尼迪的自传中（1978年），情况就大大地不同了。这时，肯尼迪的所谓的撤军计划已经值得花上一个整章来写了，尽管这本书并非是献给肯尼迪，而是献给他兄弟的。而哥哥的“介人越南也只是严格地限制在达拉斯暗杀之前”，在此后就

“不再存在”了，施莱辛格这样告诉我们。新年攻势前后的版本出现这种惊人差别的理由并非是因为有任何重大的新信息的发现，事实上1！

对此书中甚至根本没有提及。施莱辛格关于为什么要单独写撤军这一章的解释是，“因为【罗伯特·肯尼迪】以后不得不与他兄弟的越南遗产作斗争，所以理解这个遗产为何物是必不可少的”。或许如此。但是，人们然后就希望知道的是，为什么这个遗产在新年攻势前的版本中毫无踪影。

到了1992年，施莱辛格又更进了一步，声称他一贯以来提出的就是肯尼迪打算撤军的论点。⑥

在新年攻势后的版本中，早先的默默无闻的1963年10月的那些决定突然脱颖而出，一下就成了肯尼迪在巧妙地顶住了他的助手们为加重美国的承诺，限制他的灵活性和取消对于撤军的任何提及所下的功夫同时，“肯尼迪的分阶段撤军计划的首次实行”（施莱辛格的资料来源除了富于想象力的阅读以外，就是口头的传说，很少与文件记录发生关系，《纽约时报》的1963年的有关记述更加具有资料性）。

肯尼迪的撤军计划，尽管以前从未提到过，现在却成了他已与两个主要的“派别”——反叛乱的鼓吹者和麦克纳马拉一泰勒“政党路线”的供应者一—分道扬镰的首要证据。“两个赢得战争的派别”他都反对……他在迷茫地寻找非军事的解决方案。“他始终不渝的赢得战争的公开要求显然应被理解为是一种障眼法，以便引右翼上钩；而他在内部档案记录中的同样坚持不舍的胜利要求，他却不提了。”不顾参谋长们的反对，施莱辛格写道，在1962年7月，“肯尼迪指示麦克纳马拉开始制定分阶段撤出美国军事人员的计划”，而在新年攻势前的版本中，我们读到的只是哈金斯和麦克纳马拉在1962年年

中时的乐观，没有提及到任何撤军的计划（896页）。在新年攻势后的版本中，1962年7月的那个指示是1963年10月计划的起因。这个计划，对于总统来说，是给升级加上的一个限制，是“脱身的后备计划”，虽然破坏撤军的将军们仅仅将它看作了“对吴庭艳施加压力的一种手段”——曼斯菲尔德和其他鸽派人物，以及在他的新年攻势前的版本中对麦克纳马拉的建议一笔带过的施莱辛格也一样。

如我们已经看到的，1962年7月的指示是基于胜利已经就要到手和胜利一旦推迟到1965年后就将难以抑制国内的反战的推断之上的预言。总之，肯尼迪的目标是胜利后撤军一—在1965年年中以前，虽然麦克纳马拉认为，要到年底，但肯尼迪继续不愿意做出承诺。最高军事指挥部的不同意见仅在于他们更加乐观，他们预期在一年以内战争就结束了。所有这一切全部都被施莱辛格删除了，尽管这些基本事实在《五角大楼文件》里都有。

在新年攻势后的版本中，施莱辛格继续写道，到1963年时，撤军开始变化，从一种“预防措施……变成了一种优先的选择”。这就是

“证据所指出的”。但证据实际上指出的是，撤军始终是一种优先的选择，但只能是在胜利以后；在1963年时，情况仍然如此。施莱辛格所引用的证据就是奥唐纳尔一曼斯菲尔德的资料，上文中已经讨论过的。他提出的惟一的进一步证据是肯尼迪1963年9月的公开讲话，

“这是他们的战争。他们才是不得不去打赢它或者输掉它的人……”请大家回忆一下，这一点意见是总统的越南的最高军事指挥官，麦加尔将军，在1962年2月向他提出，并在肯尼迪被刺后得到约翰逊、麦语；

克纳马拉及威斯特摩兰将军和泰勒将军等人重申的。依据同样的逻辑，他们必然也已经知道肯尼迪的秘密打算。

到了1963年夏季，新年攻势后的版本继续道，“肯尼迪在仍然继续打他的公开的牌的同时，神不知鬼不觉地在考虑如何脱身”——如此隐秘，以至于在档案记录中没有留下一点蛛丝马迹，并且他的密友知己也对它绝无所知；而这“公开的牌”就是只能起到破坏撤军作用的煽动人心的夸张之词。在11月14日，施莱辛格记述说，肯尼迪“多少有点茫然地”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即将到来的檀香山会议将集中讨论“我们如何才能强化斗争，我们如何才能将美国人带出那里。现在，那就是我们的目标，将美国人带回家”。这个茫然来自“肯尼迪的私下决心，他开始，不论以何种代价，一种脱身的战略了”，于是一个没有得到一丝一毫的证据举证的信条出现了。但是抛开那个信条以后，肯尼迪的话却是不带一点茫然地反映了他对于国内不满，和他对于他的强化战争和胜利后撤军承诺的清醒意识，这些在内部的和公开的记录中都是清清楚楚的。

施莱辛格特别提到，“1963年5月，吴庭艳公开提议美国开始撤退它的军队”，还说，“迟早，我们越南人将解决我们之间的分歧”。他在书中说吴庭艳暗示，与河内的谈判“无论在西贡或华盛顿都没有得到认真的对待”（引自威廉·邦迪），他的这个记述是不正确的；记录证明，它们是得到非常认真的对待的，而且是肯尼迪政府决定推翻这个政府的一个因素。“在当时，没有人知晓这些探索是否有任何现实性”，施莱辛格的这个补充倒是正确的，但是，他没有给出理由：肯尼i

迪和他的顾问们害怕这些探索具有太多的现实性，并采取行动摧毁了那个威胁一—另一个给不胜利就撤军的论点釜底抽薪的关键事实。“吴庭艳一胡志明的交易本可以成为美国在1963年从越南退出的途径”，施莱辛格正确地评论说，因此，“某种形式的机会或许就失去了”一—虽然并非如他所指，是出于无知。相反，十分明白的是，这样的一种交易将迫使美国不胜利就撤军。

在新年攻势后的版本中，施莱辛格采纳了肯尼迪总统被刺杀导致了政策急遽倒转的论点。⑧他的理由是，约翰逊立即抛弃了肯尼迪的撤军计划，向战争升级转移。他的证据是11月26日的NSAM273的开头一段话：

美国在南越的中心目标继续是，支持该国的人民和政府赢得它们对于外部指挥和支持的共产主义阴谋的竞赛的胜利。

施莱辛格特别强调了这些话，以表明约翰逊正在承担的“不仅是肯尼迪历来拒绝的完全承诺，而且是（肯尼迪从未完全接受的）冲突诊断”。这些被特别强调的文字经常出现在公开的和私人的肯尼迪记录中，那个诊断也一样；这方面举过的例子已经多得无数了，包括肯尼迪本人提出的要求，每一个人都“必须集中精力于赢得战争”。肯尼迪的高级顾问在他被刺之前写的、表达了他的政策想法的NSAM273的草稿也是用这段同样的文字开头的。@批准麦克纳马拉一泰勒建议的10月2日白宫的声明也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其隐藏的意思和含意尽在观者的眼中，是清清楚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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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莱辛格还声称，通过强调美国的军事计划“应维持在吴庭艳政权时代时的那些计划一样高的水平上”，NSAM273“使肯尼迪的脱身打算化作为零”。他根据的是《五角大楼文件》分析（II，18页），但该分析说得十分清楚，正在讨论之中的是援助计划，并且此话“用作表明，新总统将继续已经得到同意的政策”。施莱辛格的资料来源继续说：“关于美国在撤出军事人员方面的目标仍如1963年10月白宫声明所述的一样”。如已指出，白宫的公开声明也已经强调了，只要附庸政权需要，“主要的美国援助”就将被维持下去。施莱辛格引用的NSAM273中的话未使任何“脱身的打算”化作为零，事实上它什么都没改变。

施莱辛格对接下去发生的事情的记述几乎同样的没有说服力。

因此，他引用了肯尼迪的一位高官的话写道，肯尼迪兄弟“视越南为一个无比巨大的烦恼和担忧的源泉，而非本身就具有本质上的重要性一—只是一个更大的游戏中的一只筹码”。这些话，施莱辛格再一次为它们特别加了强调，是应该用来证明，“作为文明的、受过良好教育的美国人，他们完全没有在‘强硬路线派’影响之下的、约翰逊总统的那种代表性的执迷不悟的态度”，这样的文字表示了肯尼迪知识分子对这位给肯尼迪王朝的高贵雅致抹黑的、粗鲁的得克萨斯闯入者的无限轻蔑。他所引用的这话出自1970年，已是新年攻势之后；在它的前一页上，施莱辛格已经引用过罗伯特·肯尼迪1964年6月写给约翰逊的一封信，他在信中将越南描述为“明显是美国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⑧至于说出自肯尼迪和他的最高级顾问之口的那种“执迷不

悟的态度”，已经说得够多不用再赘述了。最后，是肯尼迪亲自选择和信任的高级顾问们在影响约翰逊和指挥他的战争，他们得到了他的兄弟的坚定支持，直至情况开始出岔。

在他1962年为纽曼的书所写的评论中，施莱辛格不厌其烦地极尽其赘述之功。为了支持纽曼的“不胜利就撤军”的论点，施莱辛格写道，他本人在他的《一千天》中也已经提出过同一论点。在那本书中他记述了肯尼迪观点，“这是一场越南人的战争。如果我们将它转变成一场白人的战争，我们将会输掉”。他没有提到，约翰逊以后说过类似的话：我们不希望“我们美国的孩子为亚洲的孩子去打仗”，约翰逊是在1964年竞选时这样宣称的——与肯尼迪-施莱辛格的版本并非完全一致，因为对于约翰逊，它是一个原则的问题，而对于肯尼迪一施莱辛格，它纯粹只是权宜之计，一个如何去赢得战争的问题。此外，如已指出，军事指挥部在此前和此后，也提出过同样的观点。新年攻势前和新年攻势后版本的这种尖锐对照再一次没加研究就溜了过去。

在1991-1992年的肯尼迪复活期间，新年攻势前的第三位肯尼迪回忆录作者罗杰·希尔斯曼写过几封信给新闻界，回应对于撤军论的批评。在这些信里，在关于肯尼迪的撤军打算问题上，他采取了比他在新年攻势前的讨论中所持有的更强硬的立场。@但是，只要仔细阅读一下就可发现，希尔斯曼在精心回避关键的问题。他说，肯尼迪想撤军，这自不容否定；但罗斯托和勒梅也想一一在胜利以后。他还说，肯尼迪决心不让它成为一场美国的战争。一般来说，他所有的顾问也同样如此，但是，在情况后来发生剧烈变化，使得他们别无选择1！

余地时，他们恰恰就做出了那件事，他们做出了那个决定，他们所根据的就是他们与肯尼迪都一致同意的那些假定。我们已经看到，当希尔斯曼在约翰逊政府中效劳时，他对它的政策基本上都是同意的。希尔斯曼插足当前的讨论，而对这些问题却都避而不谈，他这样做，只会加重笼罩在这些问题上的迷雾。

我们来看一看希尔斯曼的最近的插足辩论，就在我写此书时。@

这次，他要解决对他为什么要等到1992年他才公开“肯尼迪总统打算从越南撤军”的指责的问题。“不正确”，希尔斯曼回答说。肯尼迪本人已经在它的1963年9月2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把这一点讲得很清楚了，他在那次招待会上说，“归根结底，这是他们的战争。他们不得不去打赢它或者输掉它。”在肯尼迪被刺杀后，希尔斯曼继续道，约翰逊

“对他政府中处理越南问题的人讲得很清楚，他已经把肯尼迪的最后的三个字丢掉了”，也就是说，他不会允许输掉战争。希尔斯曼然后提到了他反对约翰逊的轰炸北越的决定，在他的1967年的书中，对此有

“极其广泛的”提及。他还进一步声称，他“很难使自己的声音被人听到”，以此来指责媒体和历史学家压制了希尔斯曼的努力，他努力要告诉他们，“肯尼迪，在死前，已经开始实施一项从越南撤军的计划”。他的辩护到此为止。

请注意，对于肯尼迪打算不胜利就撤军，这个惟一有争议的问题，希尔斯曼并未举出任何证据为它作证。他的压制之说也不特别令人信服；肯定地说，希尔斯曼找家愿意让他说几句话的报刊应该是可能的。即使那个姑且不论，他也没有任何新的东西可公开：撤军计划的iE

来龙去脉早在1963年10月就已经被大张旗鼓地报道过了，尽管不如他1967年的书中记述的那么完整。此外，在那本书中，他反对约翰逊轰炸北越的提及也几乎谈不上什么“广泛”。事实上，如我们已经见到的，它们是十分苍白无力的；这几乎谈不上什么惊奇，因为他本人在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中效力时就呼吁对北越有节制的升级了。最后，我们再来看一看，他所声称的约翰逊丢掉了肯尼迪讲话中的最后三个字是怎么一回事。肯尼迪的讲话是，“他们不得不去打嬴它或者输掉它”。根据这三个字就声称肯尼迪打算不胜利就撤军，就等于根据约翰逊一年以后所说的、反对派遣美国军队的话，把这同样的意图套在他的头上。或者，根据类似的话语，把这相同的意图套在美国最高军事指挥部的上上下下的头上。这正是为什么希尔斯曼在他的1967年回忆录中没有这样声称的原因，在那本回忆录中，他强调的是约翰逊的话，“我们不希望，我们美国的孩子为亚洲的孩子去打仗”，以表示他是以“真诚的”和“不顾一切的”努力执行肯尼迪的政策的。我们再回忆一下，希尔斯曼在他1967年的书中的观察，在他现在作为他的根据所系的这3个字被删除后10天，肯尼迪的“赢得战争”和不希望“看到一场战争失败”的公开承诺成了“政策指南”，就如他几天后在内部政策设计讨论中所确实看出的那样。

不论它们多么使我们对于了解文化管理的任务大开眼界，但是，新年攻势后主要的肯尼迪知识分子对历史所作的修改，作为历史来说却毫无价值。相反，它们倒是构成了文化史的独特一章，并且我相信，还绝非意义轻微的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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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攻势后的思想重建是高度经久耐用的，因此，很可能会持久存续下去，不管事实究竟如何，至少在从肯尼迪王朝那里取得他们的灵感和想象的人的圈子里。到1993年初，它就已经在开始取得作为背景资料的地位了。因此，在《波士顿环球报》（Boston Globe）上，罗伯特·库特纳（Robert Kuttner）在评论一本麦克纳马拉自传时说，尽管麦克纳马拉“上了哈金斯将军提供的虚假统计的当”，但到1963年年底时，他的“怀疑能力恢复了”。“与肯尼迪一起，他接受了一个增加援助而将演出交给越南人去做的计划，不管到1965年时是赢还是输”。

在上面所说的那本自传中，它的作者黛博拉·夏普莉（Deborah Shapley）则要谨慎多了。麦克纳马拉告诉她，他和肯尼迪已经同意不胜利就撤军，夏普莉这样写道，但她发现自己在怀疑，“他的真诚信仰，肯尼迪本来是会从越南脱身出来的，是以后战争已经成为他和整个国家的悲剧和创伤后他才获得的”。他对“约翰·肯尼迪的崇敬”或许导致了他的“自我欺骗，相信他的英雄和导师本来是会将他们英明地引领出来的”。“至今尚未有有力的证据出现，来证明麦克纳马拉的所说”。“有力的证据”才是要害所在，但如我们所见，它们无一例外地都是与麦克纳马拉的此说唱反调的。夏普莉还写道，麦克纳马拉和肯尼迪“或许是有过一个不同的、私底下的议程表”；但她根据的资料来源是纽曼和施莱辛格的1978年的“有趣的理论”——没有一丝证据，完全是捏造出来的，而且对更加有趣的新年攻势前的沉默只字不提。她所有引用的其他的资料均出自新年攻势之后，部分还是二手的：1970年（吉尔帕特里克，Gilpatric）和1986年（麦克纳马拉）的私人回忆，以i

及当前的采访。⑥

总之，这种信念依然是一种纯粹的信仰而已，而且是不顾来自每一个方面的大量的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持有的。

3.英雄一恶棍的想象

不胜利就撤军的论点一般都被理解为也包含了第二个论点：即约翰逊上台后立即倒转了政策，使撤军变为升级；NSAM263（10月11日）和NSAM273（11月26日，它在肯尼迪被刺杀前还有一个草稿）一般都被举证出来作为它的证据，但是，它们并不支持这样的任何结论。对于这个双重论点的建立，出力最大的当属约翰·纽曼的那本书。如已指出，这本“10年研究”的成果在广泛的阶层中收到了众多的关注和赞扬。它是奥力佛·斯通影响深远的电影《刺杀肯尼迪》脚本的依据，并被左派中许多人认为为那个双重论点提供了明确无误的证明。这本书得到了阿瑟·施莱辛格的强力首肯，他称它用它的

“朴素平淡的和技术娴熟的，相当军事色彩的……组织、色调和风格”和“对于文献的一丝不苟和详尽彻底的研究”，作出了一个“实实在在的贡献”。中央情报局前局长威廉·科尔比（William Colby），他在1963-1964年期间他曾领导中央情报局的远东部，则高度称赞纽曼这些年的研究是，“对于导致美国在越南的长期痛苦的决策过程的杰出的、经过一丝不苟研究得来的和令人着迷的记述”；美国的痛苦，根据那个得到认可的信条，自是不言而喻的。？

这本书也不是全无意义。它包含了一些新的书面文件证明，但只要将它们从混杂了不证明任何问题的强调性的语句，对私人意图和信仰的过于自信的解释，规模和复杂性超出了常理的阴谋和欺骗的社会传言——而且，隐蔽得如此巧妙，以至于在档案记录中竟没有留下一点蛛丝马迹——以及论据在作者的眼前崩溃后反而叫嚣得更加刺耳的结论等等组成的、庞杂繁复的资料丛林中梳理出来，纽曼一施莱辛格的论点的墙脚就将遭到进一步的破坏。在书末，他声称，1961年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不止解决了那个问题”—一在1965年他的顾问们所面临的那种急遽不同的情况下，肯尼迪是否就会派遣作战部队了，这倒是准确地反映争论的层面的一个结论。

纽曼的基本论点似乎是，肯尼迪被千方百计企图破坏他的不胜利就撤军秘密计划的邪恶的顾问们包围了，虽然无法解释的是，他为什么继续不断地授予他们更多的权力，把他们提拔到更高的位置，或许是因为他不理解他们。于是乎，肯尼迪认为，泰勒是“与他自己的观点一致，并因此是他可以托付去执行他的命令的……那一位将军”。

尽管被无耻地欺骗了，他还是将他放到负责那个反叛乱“特别小组”的位置上，提拔他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并一直依靠他直至最后，尽管在每一个转折关头，泰勒都在挖他的墙脚；泰勒成了“白宫第二号最有势力的人”，纽曼说，但他并未作任何努力，解开这个悖论的谜团。

从一开始起，这些“记录就留给读者以这样一种难忘形象—一位总统与在他之下为他服务的顾问们和官僚机构对抗较量”。③

“好人”倒也是有几个的，但是，在这种混乱之中，要确定他们是鞋

谁，倒的确是难事一桩。或许是哈里曼、弗雷斯特尔、希尔斯曼，还有麦克纳马拉，虽然甚至他们也参加到了在每一个方面都包围了我们的英雄的作恶者之中（哈里曼和希尔斯曼“使肯尼迪陷入一个推翻吴庭艳的阴谋的泥潭之中”【该书346页】，等等））。在这些想象出来的历史编造中，麦克纳马拉的作用特别令人迷惑不解。1961年11月26日，纽曼解释说，在“复活节屠杀”中，肯尼迪把官员们纳入了自己的控制之下，实行了一次“人事全面变动”，以便使他的自己人占据要位，贯彻他的计划。“那一天，作为肯尼迪在越南战争问题上的出头人物而崭露头角的便是罗伯特·斯特雷奇·麦克纳马拉”——在3星期前的一次会议上，他已经扮演了一种非常突出的角色，赞成在越南部署美国的军事力量，并在11月13日那天，他“仍然在期待做出一个投入美国作战部队的决定”，就像他所主张的那样。11月26日，麦克纳马拉顺理成章地被指定“个人负责”执行总统的政策。他也确实是这样去做了，我们读到：麦克纳马拉“决心贯彻总司令的意图：从越南真正撤军”（1963年10月）。与泰勒的高升到顶峰的情况一样，对于这些奇怪的变迁和决定，纽曼没有给出任何解释，而对于麦克纳马拉在约翰逊手下的作用，他一样也没有作解释。④

不胜利就撤军论点的基础是建立在推断之上的：肯尼迪意识到那些乐观的军事报告都是不正确的，或者如纽曼声称，是一个精心构筑的欺骗总统的骗局。因此，纽曼对于这个问题的处理是这个故事的中心要害。

在为前面已经讨论过的《五角大楼文件》重新作仔细释义的过程ili

中，他将1962年7月的那些事件描述为“肯尼迪越南撤军计划的漫长公文旅行的开始”。到那时，他在书中写道，“美国已经准备宣布胜利并回家了”，期望着“越南问题‘在合理的时间内得到成功的结束”。

麦克纳马拉给哈金斯下达指示，“提出一个结束收场和回家的计划”

（纽曼）。哈金斯认为战争几乎已经结束，但是麦克纳马拉仍极力主张

“我们必须作最坏的假设”，他显然是采纳了那个“保守的观点”，认为

“它将花费3年而不是1年的时间”，并相应制定计划。毫无疑问，目标就是胜利后撤军，时间是在1965年年底前。

时间进入1962年秋季，纽曼在书中写道，“欺骗在发生作用，而肯尼迪与麦克纳马拉一样，已经逐步相信从越南发出的连绵不断的虚假报告所传递的观点”。但是，到了1963年3月时，肯尼迪已经“盘算明白了……那成功的故事是一个骗局”。这是有“确实的证据”证明的，纽曼宣称，他提出了全国广播公司（NBC）在8个月以后一个纪录片作为证明，该纪录片对乐观的情报报告提出了疑问。他提出的其余的证明则是，“在他的心中，他一定已经知道”，军事计划是一个失败。

与他的顾问们不同（至少，与并未参与各种“欺骗”的那些不同），“当军事神话在1962年年末被鲍尔斯（Bowles）和曼登霍尔（Mendenhall）”，以及被曼斯菲尔德的悲观主义“动摇时”，肯尼迪就“不得不注意了”。

“当惠勒和希尔斯曼一弗雷斯特尔的较量这出戏1963年2月在他的办公室里结尾时，它的含意——这个成功故事是不真实的一—已经不能再被忽视了”（独一无二地，被肯尼迪一个人）；而这出“戏”的分歧只是在对于胜利的时间尺度的判断上，我们早已考察过了。

这些结论都是基于信仰而提出来的。如果再仔细研究一下，这些证据的说服力还将进一步缩小。我们来考虑一下时间关系问题。我们读到，“到1962年秋季时，欺骗在发生作用”，但是，肯尼迪就“不得不注意”鲍尔斯和曼登霍尔“在1962年年末”所作的报告了—事实上，是在1962年8月作的。那个问题姑且不论，这两份报告都是态度暧昧的，而曼登霍尔的报告，据纽曼的注解，“没有送到高于负责远东事务副助理国务卿这一级别”；那么，我们就不清楚，肯尼迪如何“不得不注意”它了。至于说鲍尔斯，他很早以前就已被排除在决策圈子之外了。书中没有提到的还有以下进一步的事实，鲍尔斯1963年7月访问了越南，并向麦克乔治·邦迪送出了一份高度机密的报告，而这一次的报告总统倒是有可能看到的。鲍尔斯在这个报告中写道，“军事形势正在不断改善”，虽然“政治形势正在迅速恶化”，只是将标准观点拿出来老调重弹了一番。他还警告，“只要吴庭艳和他的家族经营越南，我们就不能实现我们在东南亚的目标”。他建议美国支持某个将会“推翻”吴庭艳的人，并派遣“美国特种部队和顾问进入老挝，充实和训练最好的老挝部队”，同时还要利用泰国雇佣军和南越军队，将他们用于这同一目的；他似乎也在呼吁泰国占领老挝西北部的局部地区，尽管该报告的有些句子仍未解密。靠“一点运气”，我们有可能“逆转潮流”并“在东南亚奠定一种比我们几个月前认为似乎可能的远为有利的形势”。③

根据这些理由，纽曼就要求我们应该得出结论：肯尼迪一个人理解了官方的乐观是没有根据的。

1：

十分奇怪，实际上有一条证据倒是支持他们所想要的结论的，但纽曼和这个论点的其他鼓吹者们却都没去利用它。回忆一下，在讨论麦克纳马拉一泰勒建议的那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因为万一军事形势发展使撤军成为不可行的话，他不想被“指责为过于乐观”，所以肯尼迪设法使自己与撤出1000名军事人员的计划摆脱了干系的那件事。他允许保留那句关于撤军的句子，只不过是以它被算到麦克纳马拉和泰勒的头上，未经过他的默许为条件的。我们也都已经看到，在公开场合，在关于撤军的问题上，他的言谈比军事指挥部更加吞吞吐吐。人们或许因此可以争辩说，肯尼迪并没有分享他顾问们的那种乐观，因此不愿使自己做出关于撤军的承诺。这一结论有两条优点，它们是我们所在研究的那个论点所没有的：（1）它有一点证据的支持；（2）它与内部档案记录所提供的肯尼迪关于军事胜利的承诺的一般形象相符。

然而，纽曼却走了另一条道路，断言肯尼迪“使自己与乐观的麦克纳马拉-泰勒时间表摆脱了干系，因为他还不可能知道，他的撤军将是在一种胜利的，还是一种失败的战场形势下进行的”。不管这话的本意是什么，纽曼忽略了肯尼迪实际说出的理由：“假如我们不能在今年年底前采取这项行动，我们将被指责为过于乐观”。对于证据的这一处理方式十分准确地说明了纽曼所采用的论证技术。鉴于肯尼迪计划不胜利就撤军的信条在先，所有相反的证据都证明他那是“才华洋溢……故意口是心非”，聪明地把“他心里”的真实的想法从他的最高级顾问那里瞒了过去。采用这同样的推理程序，纽曼得出结论，“肯尼

。：

迪决定，显然是……在1963年2月或3月，撤出越南，即使这意味着战争将会失败”。证据为零，而反面的证据倒是够充分的，但一切都没关系，因为采用了这种分析技术。

为了使他的论点成立，纽曼无视内部档案记录中记述的肯尼迪的干预，而是严重地依赖（最后则几乎是只依赖）于奥唐纳尔的1972年的报告和曼斯菲尔德的时间更后的评论（1975年、1978年）。奥唐纳尔的故事，纽曼写道，“充分清楚地表明，肯尼迪知道这场战争是一项已经失败的事业，他的麻烦在于如何伪装他的意图，直至大选以后”。纽曼还进一步宣称，“肯尼迪说了（曼斯菲尔德和奥唐纳尔所记述的）这些保密的话，那是没有任何怀疑的”。因此，这些话必须被拿来与肯尼迪公开发表的、纽曼也承认与它们断然矛盾的评论“并列”放到一起来阅读。当我们将他的这些公开的评论和他与奥唐纳尔和曼斯菲尔德的“秘密的谈话”作比较时，纽曼写道，“他在这些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的目的就变得清楚了：它们是被算计用来甩开他的政治反对者和大规模美国干预的支持者的。”③

与这一精妙绝伦的推理相反，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去怀疑在新年攻势后对这些所谓的多年前的谈话所作的重新解释。再说，它们还都似是而非，基本上是没有意义的，因此，历史学家一般都是要对它们打上折扣的。它们的意义根本无法与内容广泛详尽的内部档案记录和肯尼迪总统的公开讲话相提并论，并且这些公开讲话与内部档案记录是一致的—一纽曼的这个研究所缺乏的一个关键性的事实。事实上，它们的意义还远不及新年攻势前的回忆录和口述的历史，而这两排

者纽曼全都忽视了。至于说纽曼一施莱辛格赖以建立他们论点的那个“算计”之说，如已讨论过的，那完全没有意义。

纽曼对参议员韦恩·莫尔斯（Wayne Morse）10年后描述的一次

“与肯尼迪总统的极富吸引力的谈话”（报章上有逐字逐句的报道，报道者纽曼）的深信不疑也一样不能给人留下印象深刻，在那篇记述中，据说肯尼迪告诉参院主要的反战者，他同意他的观点。不管这个故事有多少似乎说得通的理由，它都是没有意义的，其中的道理每一位历史学家都很理解：私下里，一位总统完全可能告诉一位有影响的参议员他所爱听的话，同时却只管去听取其他的声音。@

纽曼的故事是用隐晦模糊的暗示和“阴谋”编织起来的，在每一个层次上他都布下了“欺骗的网”。他的小标题用了：“骗中骗”，“越来越深的欺骗的网”，“骗者和被骗者”，等等。军方在欺骗肯尼迪的同事们，肯尼迪的同事们在欺骗肯尼迪，而肯尼迪又反过来在欺骗公众和他的顾问们，与此同时，许多人在欺骗他们自己。至少，我认为那个故事应该就是这样的；在这想象的迷宫中要串起这样的一个故事殊属不易。

约翰逊在故事中则被描绘成一个十足的坏蛋之一，以便与肯尼迪被刺杀后政策出现剧变的论点保持一致（或者，按照更加阴暗的版本，还要糟）。但是，证据呢？在关于干预老挝的问题上，“只有约翰逊支持【海军上将】伯克（AdmiralBURKE）”，他书中一节的小标题是这样写的，但支持的证据只有伯克6年后在他口述的历史中回忆约翰逊说，“他认为我有点想法，但是，或许那是因为他说话在先了”。⑧

以后，一个因为太复杂而无法理清的阴谋到来了，它被认为应该表明了约翰逊是如何用花言巧语地打动了毫不生疑的肯尼迪，达到了推进那个投入作战部队的邪恶计划的目的的。但当我们发现，约翰逊的建议不过是：“总统先生，不要陷入东南亚的一场地面战争的泥潭时”（约翰逊的军事助理伯里斯上校，ColonelBurris），情况只有复杂起来了。纽曼也承认有“前后矛盾”存在，所以他提供了一种解释，但只能用他需要确立约翰逊是一个刁滑的角色来支持他的这种解释。

他说，使得事情更趋复杂的是，“约翰逊选择使自己与派遣作战部队的主张离得远远的，而同时却鼓吹做出一种完全可能要求他们在将来被派出的承诺”（与他的主子何其相似），或许他是在利用肯尼迪的“冲动的天真”。约翰逊给总统的书面报告“偷偷打出了那张令人棘手的美国作战部队问题的牌，说这个问题或许会在将来‘某个时刻’不得不被面临”，纽曼这样写道。但约翰逊在报告中写的是，“亚洲的领袖们在‘这个时刻’不想要他们。……作战部队不是所需要的或向往的…。”“一个头脑敏锐的流氓，通过将这个问题说成美国的支持和全面脱离之间的一个选择”，“约翰逊于是聪明地避免了在军队问题上作出明确的表态”。

更使事情进一步复杂化的是，首先，“约翰逊并不真正想卷入越南”（伯里斯上校）。

事实上，纽曼评论说，1961年5月以后，约翰逊在越南政策上并没有任何作用。理由是，我们被他以那种通常的自信告知说，他“转入了地下”，因为“他对白宫有他自己的渴望，离开聚光灯下的众目睽腰

！出：

是最谨慎的做法”。或许是，或许不是这样。在他转入地下以前，他得到的是完全轻蔑的对待，他纯粹是被命令去越南的，尽管他大吵大嚷地反对（据称，他在那里实施了他的邪恶阴谋）。③

在1963年8月31日的白宫会议上，约翰逊再次进入这个故事，在会上，他抱怨说他未被告知情况，并表示了对于计划中的政变的怀疑，说了令人心寒的、“严厉和咄咄逼人的话”（实际上，温和的反对），

“没有人发出一点声音作答的事实就是证明”——猜测是，因为肯尼迪知识分子认为他是一个粗陋的得克萨斯汉子。0阴险的阴谋家约翰逊的形象正是纽曼理论的基本部分，这个理论就是在肯尼迪遇刺约翰逊执掌政权后，他“逆转了肯尼迪关于军队问题上的意图”。纽曼提出了以下的关键证据：

林登·约翰逊【1963年】12月的一个评论突出了这种逆转影响的广泛和深刻的性质，证明了达拉斯的悲剧如何影响了越南战争的进程。尽管肯尼迪在1963年春季已经告诉过奥唐纳尔，他不能在再次当选前就撤出越南，“所以，我们最好还是确保我再次当选万无一失为好”，但是在白宫举行的一次圣诞夜招待会上，即约输逊继承了总统职位一个月以后，林登·约翰逊还是告诉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说：“就让我再次当选，你们然后就能得到你们的战争了”。

真是一个历史逆转的戏剧性的证明——直到我们核实了它的出处，即斯坦利·卡诺的受到欢迎的《越南》（Vietnam）一书。就是对这

本书，在卡诺对斯通电影的主题思想提出了疑问以后，纽曼还曾在别的场合贬低过它，给它下了“资料来源不严谨”的评论。我们暂且将关于可靠性的问题，和关于到底“肯尼迪告诉了奥唐纳尔什么”的疑问搁置在一旁，以下就是纽曼的资料来源对于约翰逊和那次白宫招待会的记述：

【约翰逊】知道，五角大楼的议会说客都属于这一行中最优秀的，是能够说服国会的保守分子，破坏他的社会立法的，除非他满足他们的要求。因为他正整装待发准备在1964年的总统竞选大显身手，所以他对于那些或许会给他烙上“对共产主义软弱”印记的极端爱国主义者们特别敏感，假如他从越南的挑战退缩的话。于是，由于他是一个政客，所以他作了或许他本来就从不打算遵守的诺言，来平息高级军官和高级官员的不满。在1963年圣诞夜的一次白宫招待会上，举例来说，他告诉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就让我再次当选，你们然后就能得到你们的战争”。

总之，奥唐纳尔归结在肯尼迪身上的许多特点，卡诺都归结在约翰逊的身上了：平息右派的不满，设法再次当选，然后让你们为所欲为。约翰逊所选择的是与肯尼迪非常相似的拖延。那就是纽曼的改变了历史进程的“这种逆转影响的广泛和深刻的性质”的证据。①纽曼承认，肯尼迪的公开言论驳斥了他的论点，但是，那个并不难处理，就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的解释：肯尼迪在聪明地作假，用向一般大众竭力鼓吹关于高昂赌注的说教来蒙骗右翼——而一般来说，排；

对于战争，一般大众并不关心或感到不安，肯尼迪和他的顾问们对此都很清楚，用这种煽动人心的夸张之词只能反而激起他们反对撤军。

至于内部档案记录，它只显示了肯尼迪主张胜利得到确保后才撤军和他反复告诫每一个人，要“集中精力于赢得战争”。它还显示了吴庭艳一吴庭儒政权没有对那项任务表示出足够的热情，这是肯尼迪和他的顾问们要极力推翻它的因素之一，吴庭艳一吴庭儒兄弟做出的政治和解的姿态和越来越固执坚持的美国撤出的要求只是加剧了这种努力。内部档案记录显示，这些都被当作了一种危险的威胁，而非一种实现所谓的撤军意图的机会。但对这些问题，纽曼全都避而不谈，并且对它们的含意也一概不作考虑。同时，对于肯尼迪拒绝利用军方高层反对战争来抵御极端的爱国主义者右翼的攻击的事实，他也不作考虑。而对于肯尼迪最接近的密友同事要么对他的秘密打算一无所知，要么都在以令人惊叹的一致性隐瞒这些秘密打算（也就是说，在新年攻势前）的事实，他同样一字不提就放过去了。对于肯尼迪政策的基本原则在他被刺杀后能得以继续下去，仅因形势估计的变化才作了策略性的修改，并由肯尼迪最信任的顾问们加以贯彻执行，与此同时，他们中的最极端的鸽派还为约翰逊在拒绝升级和撤军的双重危险中显示的“明智的谨慎”大唱赞歌（曼斯菲尔德和鲍尔）的事实，他同样也一字不提。

纽曼争辩说，撤军政策可以追溯到肯尼迪具有“深刻含意的”1962年4月的一个评论：他告诉哈里曼和弗雷斯特尔，“他希望我们作好准备，抓住每一个有利的时刻，减少我们的承诺，尽管他认识到，这个

：：

时刻也许还有待一些时日才会到来”（强调为纽曼所加）。这个“含意”实际为零。请注意，纽曼是不同意将肯尼迪的撤军计划追溯到导弹危机后的一次谈话的鼓吹者们的意见的。肯尼迪秘密撤军计划的“再三重复的起源”始自1962年5月，纽曼继续写道，当时麦克纳马拉命令哈金斯将军启动将“全部责任转交到越南人身上”，并减小美国军事指挥部的规模的计划——正如纽曼所完全同意的，这是在一个对于前景抱有极大乐观的时刻，因此，他的论点的立足点也就顿时不复存在了。？

纽曼处理那个问题做法并不容易解读。他断言1962年的乐观情绪是越南军事指挥部的有意的“骗中骗”所引起的。军方知道那些军事进展的报告都是虚假的，他声称，但他们是在编织“欺骗之网”，向麦克纳马拉和总统隐瞒战争努力失败的事实。不过所有这一切，他的证据为零。

鉴于我们以前查阅过的内部档案记录，纽曼的声称需要有一点有趣的假设才能成立。也就是说，不仅越南军事指挥部肯定一直在向麦克纳马拉和总统撒谎，而且军方，自战场军官起向上的每一个人员，也在相互撒谎，每一个人都在向中央情报局撒谎，而中央情报局则在向其他每一个人撒谎，国家参与了这件事，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而且在这件事上，纪律之严密已达到了如此令人惊叹的地步，以至于在内部档案记录中，竟没有留下这个庞大的“欺骗之网”的任何蛛丝马迹，并且在此后30年之久的漫长时间中，我们竟然没有见到一个人站出来，用可信的声音揭露它的任何一个局部；非同寻常，至少可以这样说

了。我们还不得不假设，国防部长、中央情报局主任，国务院情报部门的头头以及总统的其他高级顾问的极端愚蠢——所以只有总统，孤家寡人独自一人，才“在他的心中”“一定已经知道了”事情的真相。纽曼发现，哈金斯的乐观预测是莫名其妙的（该书288页），也许其含意是，（很难确定）哈金斯也是欺骗网中的某个人。他这就将他自始至终所依赖的军事史学家克雷皮尼奇给出的解释完全忽略了。鉴于克雷皮尼奇的解释似乎是合理的，纽曼关于邪恶的军事指挥部阴谋欺骗孤立的、热衷于和平的舵手的理论自然也就烟消云散了——更不用说，他从未仔细研究过的军方的观点了（见本书第1章，13节）。

尽管据说肯尼迪在1962年初启动了他的秘密计划，但直到1963年8月26日，纽曼在他的书中记述说，“最基本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回答”，具体地说，就是到底是“把我们的资源调动出来，还是把我们的军队调动进去”（腊斯克），如果推翻吴庭艳一吴庭儒政权的计划失败的话。纽曼评论说，选择是明摆着的：“撤军而失败，或者大规模的美国干预”。8月26日的会议并未做出选择，甚至都没进行讨论。肯尼迪只是提出了几个问题，仅此而已。那个“不可阻挡地给总统留下深刻印象”的问题，据纽曼说，是“政变是否是赢得战争的必须”。总之，胜利仍然是撤军的条件。

纽曼没有记述8月28日的后续会议，在那次会上，肯尼迪对那个

“最基本的问题”给出了他通常的回答。在对纽曼所说的那种明摆着的困境提出的两种选择全都否定以后，肯尼迪极力主张华盛顿和越南应该做好一切准备，“使得造反的将军们得到最大的机会”推翻南越

政权。其理由是，没有政变，我们就“必须撤退”，并且“不能赢得战争”

（肯尼迪、哈里曼和希尔斯曼）——总统和他的鸽派顾问们所不能接受的一种选择。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了1963年8月底，而证明肯尼迪的那个秘密计划的证据依然一个也不存在。我们继续前行，我们发现，截至10月2日，即到麦克纳马拉一泰勒的撤军建议被提出来为止，“迄今为止，它一直使用了表示战场胜利的言辞”。而真相渗透达到最高层是11月1日政变以后的事，“在11月初，报告的口径突然调转头来了”。

“随着檀香山会议的接近，潮流转向悲观之突然和迅速恰如1962年初的乐观插曲的开始一样”，纽曼写道。11月20日会议的参加者们接到了“令人震惊的军事消息”。“檀香山会议的结局是”，他继续写道，

“令人震惊的战争形势恶化的消息被详详细细地摆放到那些与会者的面前，一起的还有一项扩大战争的计划，而1000人的撤军计划则变成了一次毫无意义的纸上演习”。在“突然转向悲观”之前，撤军的整个讨论都一直“使用了表示战场胜利的言辞”的这个事实彻底毁坏了纽曼论点的基础，假如我们再把他所忽视的内部档案记录引入进来一并考虑，结论只会变得更加清楚。④

纽曼处理这些问题的方式，再一次是发人深省的。问题的结论是显而易见的，但他非但没有从中引出明显的结论，反而对于“这个精心编织的、开始于1962初的骗局故事”的讽刺意义惊叹不已，军方“原先设计的”这个骗局意在“预防肯尼迪不顾一切鲁莽撤军”，然后，却被肯尼迪扭转乾坤，“用柔道的方式——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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