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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第一部分古典时代

对欧洲东西部地区的划分早已是历史学家讨论的传统问题。实际上，这个传统可以追溯到现代实证主义史学学派的创始人利奥波德·兰克（Leopold Ranke）时代。在1824年兰克发表的第一部著作《拉丁和日耳曼国家的统一史纲）中，这一传统是全书的基础。在书中，兰克将欧洲大陆东部斯拉夫人排除在他所主要讨论的西方大国的共同命运之外。“这部分不属于我们的国家统一体，他们的习俗和制度与我们的不同。在那个时代，他们不能产生独立的影响，只是以从属的或敌对的方式出现，可以这样说，他们是随着普遍的历史运动的起伏而运动的。”【1】只有西部欧洲人才参与了蛮族入侵、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和现代的殖民征服运动——即兰克所说的是“那个无可比拟的共同体的三次深呼吸”2】。若干年后，黑格尔（Hegel）指出，“在某种程度上，斯拉夫人被笼罩在西方理性之下”，因为“有时，作为欧洲的前沿——中间地带——他们参与了基督教的欧洲和非基督教的亚洲之间的争端”。但是，他的关于东部欧洲地区历史的看法与兰克的看法一致：“目前这部1分欧洲人被排除在我们的视野之外，因为迄今为止，在理性世界的链条里，它还没有以一个独立链节的身份出现。”【3】一个半世纪以后，当代史学家们已不再采用如此说法。地理名词

的含义取代了种族差别的内涵，但是从“黑暗时代”以来的区分本身在事实上没有改变、换个说法，这个名词的应用始于封建主义兴起之时，在那个时代，罗马帝国内部先进的东部和落后的西部之间的古典的地区关系开始第一次决定性地倒转过来了。这个转变的标志从古典时代向中世纪的过渡中的任何一个方面都可找到。因此，在《晚期罗马帝国》中，琼斯

（Jones）研究了近期有关古典时代衰落的文献，将罗马帝国衰落的原因集中在帝国内部东西部地区的结构差异上。东部由于有众多的富庶的城市、发达的经济、小农相对巩固的市民社会以及地理上远离蛮族入侵的直接冲击的位置而存在了下来；而在西部地区，由于人口分散，城市衰弱，造成贵族统治、

农业的高额租金、政治的无政府状态和对人侵的日耳曼人的消极抵抗【4】。古典时代的结束以阿拉伯人的征服为标志，这场征服造成了地中海地区的分裂。东部地区成为拜占庭帝国，其政治和社会体系有别于欧洲大陆其他地区。正是在这个黑暗时代形成的新的地域范围里，东西方对立的内涵改变了。布洛克（Bloch）的权威解释是：“从8世纪以来欧洲中西部地区的社会集团划分十分明显，社会的组成部分，虽然种类不同，却被极端类似和持续的联系牢牢地巩固在一起。”正是在这片土地上，中世纪的欧洲诞生了。“中世纪的欧洲经济——这是一个由古老的、五个‘世界的组成部分’中借用来的地理名词，用于确切地表达一个实际存在的人类现实—

是以一些凯尔特人的孤岛和斯拉夫人的边缘为外围的、拉丁和日耳曼集团的经济，它们的文化逐渐获得认同。……由此理解并由此限定欧洲是早期中世纪的产物。”【5】布洛克明确地把今天的东欧地区排除在他所研究的大陆社会之外：“东部斯

拉夫人的大多数地区不可能归入其中…。从科学研究的角度看，不可能把它们的经济状况与它们西部的邻邦相提并论。

完全不同的社会结构和特殊的发展轨迹绝对不允许类似的混淆：就像19世纪经济史中将欧洲和欧化的国家与中国和波斯混为一谈一样。”【61布洛克的继承者承认他的观点：欧洲的构成和封建主义的形成，一般都限定在欧洲大陆的西半部里，而把东半部排除在外。杜比（Duby）干脆将他的研究9世纪以后早期封建经济的著作命名为《西方中世纪农村经济和乡村生活》7。同一时代由于封建主义而形成的文化和政治结构——这几个世纪的秘密革命8】—是萨瑟恩（Southern）

《中世纪的形成》一书的主要论题。这个标题广泛地表达了一种省略性地、含蓄地将一段特定的时间与空间等同的意思；书中第一句话就是：“从10世纪末期到13世纪早期西欧的结构是本书讨论的主题。”【9】在这里，中世纪完全被用于西欧的世界。东西方的差别，从古典时代后期开始就在近现代史学方法论中显现出来，其源头实际上与封建主义本身是同时的。

任何一个研究欧洲大陆各个历史时期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必须首先思考欧洲封建主义产生的具体发源地。只有确定了这一点，才有可能明确东西部地区历史分歧的程度和造成分歧的历史途径。

注释

【1】兰克（Leopold Von Ranke），（从1494到1514年罗马和日耳曼人的历史》（Geschichte der Romanischen und Germanischen Volker v0n1494bis 1514），莱比锡，1885年，19页。

【2】兰克，同上书，30页。

【3】黑格尔（G.W.F.Hegel），《历史哲学》（The Philosophy of Hisco-

ry），伦敦，1878年，363页。

【4】琼斯（A.H.M.Jones），《从282到602年的晚期罗马帝国》（TheLuter Roman Empire，282-602），牛津，1964年，第2卷，

1026-1068页。

【5】布洛克（Marc Bloch），《历史文集》（Mlanges Historigues），巴黎，

1963年，第1卷，123-124页。

【6】布洛克，同上书，124页。

【7】杜比（Georges Duby），《西方中世纪农村经济和乡村生活》（L’E-

conomie Rurale et la Vie des Campagnes dans l’Occident Midienut），巴黎，1962年；英译本，伦敦，1968年。

【8】萨瑟恩（R.W.Southern），《中世纪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Middle Ages），伦敦，1953年，13页。

【9】萨瑟恩，同上书，11页。

第一章奴隶制生产方式

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用许多篇幅论述资本主义的缘起时开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研究这个问题就成为众多研究者研究的主题。对封建主义起源的研究，在历史唯物主义领域内还没有进行多少：作为新生产方式的一种不同的转化形式，它从来没有被列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现在我们已经看到，它对于整体历史形态研究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向资本主义转化。吉本（Gibbon）对于罗马的衰落和古典时代终结的结论是严谨的，其中也许是自相矛盾地第一次提出了这个今天才被充分认识的真理：“这是一场将被永远记住的并且至今仍然影响世界各国的革命”【1】。与资本主义初期出现的原始积累的特点相反，欧洲封建主义的缘起是“灾难性的”，先前的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同时衰落，衰落中不可融合的因素的重组削弱了正常的封建生产方式的综合，因此始终保持着混合的特点。封建生产方式的双重的祖先自然是：曾经是罗马帝国基石的奴隶制生产方式的瓦解，以及蛮族入侵后日耳曼人的入侵，他们在新家园站稳脚跟，他们原始的生产方式出现扩张和转型。这两个根本不同的世界在古典时代的后几个世纪中缓慢地瓦解，并互相渗透。

要了解它是怎样发生的，首先必须追溯整个古典世界文

明发生的最初发源地。希腊罗马文明一直是各个城市的组成中心。早期希腊城市和后期罗马共和国的自信与辉煌，其耀眼的光芒照耀了以后的多少个世纪，它的城市政体和文化所达到的鼎盛程度是其他任何时代都无可比拟的。哲学、科学、

诗歌、历史、建筑、雕塑、法律、行政、流通、税收、选举、辩论、征募——所有这些都出现并发展到了一种无可比拟的成熟和强大的地步，虽然同时在城市文明的边缘总留给后人一些假象

（trompel’oeil）。在类似的城市文明之后再没有出现过与之相称的城市经济类型，相反，支撑着其知识分子和市民活力的物质资源却被来自农村的占压倒优势地位的冲击所牵制。古典世界的绝大部分基础是庞大的、无所改变的农村。农业经济是全部历史长河中占有绝对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恒久地支撑着城市文明本身的繁荣。希腊罗马的城市，从来没有手工业者、商人和生产者所控制的社团，它们最初是而且通常是土地占有者聚集的城市。无论是实行民主制的雅典（A-

thens），还是实行寡头制的斯巴达（Sparta）或元老院制的罗马，其行政规则必定是被农业占有者控制的。他们的收入来源于在城市周围的农庄中生产的谷物、油、葡萄酒——古代社会的三种主要作物。城市中从事制造业的人是少数的、原始的：一般城市产品不外乎织物、陶器、家具和玻璃制品。技术是简单的、受限制的，运输费用极高。古典时代生产的结果不像后期那样集中发展，而是压缩和分散，因为距离决定着相关的生产费用，而不是劳动分工。有关古典时代农村经济和城市经济所占比重的图示说明，公元4世纪来自罗马帝国各城市的财政收入最终首次归入君士坦丁（Constantine）“五年期纳税”（collatio lustralis）所规定的帝国税收体系，即城市财政

收入总额不得超过土地税的5%。【2】

当然，两种经济产量的统计并不足以削弱古典时代城市经济的重要性。因为在一个正规的农业社会中，城市交换的毛利是极小的，但是它从根本上超过任何农业经济的优越性仍然是决定性的。造成古典文明的这一与众不同的形式的前提是其海洋文明特点3】。希腊罗马文明本质上是地中海文明的精华，因为内陆贸易只能通过水路连接，海上中途和长途运输是实现物物交换的唯一可行的方法。海洋对于贸易的巨大重要性可以从这样一个简单事实看出：在戴克里先（Diocle-tian）时代，在地中海两岸的叙利亚和西班牙之间运输大麦，海上运输距离比陆路运输短75英里【4】。因此，拥有曲折的岛屿、港口和岬角的爱琴海地区成为最早的城邦发源地，并不是偶然的；雅典作为城邦的典范，其建立应得益于它的海上商业运输的优势；当希腊化时代希腊殖民运动向近东地区扩张时，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ia）成了埃及的主要城市，它也是埃及历史上第一个港口首都；位于台伯河上游的罗马成为水边大都市。水是贸易和交往中不可替代的中介，它使城市有可能向更集中和更成熟的方向发展，并远远超过农村经济的发展速度。海洋是古典时代奇异光辉的向导。古典时代城市和乡村的特定结合是可能使用的最后一步，因为这在中心地区是不存在的。地中海是地球上面积最大的内陆海，它拥有最快捷的海上运输速度和抵抗最大风浪的陆地避风港。古典时代在全球历史中独一无二的地位是与它的地理优势密不可分换言之，地中海为古代文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地理环境，其历史内涵和新意却是其中的城市联系的社会基础。奴隶制

的生产方式就是希腊罗马世界的重要发明，它是希腊罗马兴旺和衰亡的决定性特点。对这种生产方式的起源必须加以说明。奴隶本身在整个近东文明中以各种形式存在（其后亚洲其他地区也是如此），但是它一直是一种不纯正的司法形式一—经常采取债务奴隶和刑事劳役的形式——在其他混合的劳役形式中，它只是向前发展的社会等级中带有依附和不自由特点的不定型的社会统一体中的低级形式【5】。它也从来不是希腊化时代以前的各君主政体中残余的血统论占统治地位的形式，它是主要的乡村劳动力的边缘存在的一种残余形式。苏美尔人、巴比伦人、亚述人和埃及人的帝国——与后来地中海世界稀疏的、旱地农业形式相对立的，建筑在集中的、

灌溉农业基础上的大河国家——并不是奴隶制经济，而且它们的司法体系也缺乏鲜明的单独的奴隶所有制的观念。是希腊城邦最早在形式上确立了绝对的奴隶制度并确立了它的统治地位，并由此从一种从属的设施发展成为一套系统的生产方式。古典希腊化世界当然从来没有停留在完全使用奴隶劳动上，自由农民、依附民和城市工匠一直在不同的希腊城邦中以不同的形式结合，而且与奴隶制并存。此外，他们自身在从一个世纪到下一个世纪的内部和外部发展过程中，两者的比例都会有明显改变：每一个具体的社会组织都是不同的生产方式的特定组合，古典时代的那些国家也不例外【6】。但是，古希腊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是奴隶制，它控制着各类地方经济之间繁杂的关系，它给整个城邦文明留下深刻印记。罗马也一样。在古典文明的鼎盛时期——希腊从公元前5世纪至前4世纪，罗马从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2世纪一—奴隶制在劳动体系中是庞大的和普遍存在的。古典城市文化的顶点

以奴隶制的鼎盛为标志；它在希腊化时代的希腊和基督教的罗马的衰落同样以另外一种生产方式的确立为标志。

古风时代之后的希腊作为奴隶生产方式的发源地，其占有的奴隶人口的总数，由于缺乏任何可信的统计，还无法准确地计算出来。那些被认可的数字之间差距很大，但是近来有一种说法认为，在伯利克里（Pericles）时代，雅典的奴隶与自由民比率大约是3比2【7】。在开俄斯（Chios）、艾吉纳（Aegina）

或科林斯（Corinth），奴隶人口在不同时代可能更多；同时在斯巴达，农奴人口要远远多于公民人数。在公元前4世纪，亚里斯多德（Aristotle）很自然地注意到“城邦中必定有大量奴隶”，同时色诺芬（Xenophon）在描述雅典的兴旺景象时写道：

“该城邦应当拥有公共奴隶，而每个雅典公民都能拥有3个奴隶。”【8】在古典时代的希腊，奴隶第一次超越了家务劳动的界限而被用于手工业、工业和农业生产中。同时，当奴隶劳动普遍使用时，它的内涵相应地变得绝对了：它不再是多种劳役中的一种可有可无的形式，而逐渐发展到了一个完全失去自由的极端，与一种新的不受束缚的自由矛盾地并存着。因为它确实是一种完全独立于奴隶人口之外的形式，所以它相应地提高了希腊城市中公民的地位，并使司法意义上有意识的自由达到了一种迄今未知的高度。希腊化的解放制度和奴隶制度是不可分的：一种是另一种的构成条件，这是一种双重系统。在近东诸帝国中，还没有先例和相应的社会等级制度，也没听说过自由公民权的概念或奴隶财产【9】。这种深刻的司法变化本身是在社会上和观念上与由于奴隶生产方式的发展所创造的经济奇迹相关联的。

我们注意到，古典时代的文明体现了在占绝对优势的农

村经济中城市高高凌驾于农村之上的特点，与后来的早期封建世界形成了对照。这种没有地方性工业的繁华的大城市出现的前提是在农村有奴隶劳动的存在：因为它可以使土地所有者阶层从土地中脱离出来，使他们从土地中获取基本财富而转化成为一个实际的城市公民。亚里斯多德运用因果关系表达了希腊古典时代后期社会观念的结果：“那些耕种土地的人在观念上应是奴隶，他们不是全部从一个民族中召集来的，他们在气质上也没有活力（因此能长年不息地工作也不会造反），他们的特性，往好的方面说，类似于次一等的蛮族农奴。”【10】罗马农村的高度发达的奴隶制生产方式是最具特色的，在那里甚至管理工作也授权给奴隶的监管人和管事官，安排各个组织的奴隶下田耕作【l】。奴隶大地产与封建庄园不同，允许居住地与收人永久分离；提供给富裕的有产者阶层的富余产品可以在不居住于该土地的情况下领取。直接的农业生产者与城市的占有者之间的联系不是固定的，也不以土地所在地为中介（如后来的附属于土地的农奴制）。相反，它是城市典型的货物买卖的普遍的商业行为，在那里，是典型的奴隶买卖市场。古典时代奴隶劳动由此体现出两种互相矛盾的特性，在各个统一体中隐含了希腊罗马世界的城市自相矛盾地早熟的秘密。一方面，奴隶制反映了最基本的农村可想象的劳动的堕落——人自身由于丧失了各种社会权利及法律权利而转化为无生命的生产工具，与驮兽无异：根据罗马理论，农业奴隶被认为是“会说话的工具”（instrumentum vocale），与

“半会发声的工具”（instrumentum semi-vocale）家畜处于同等地位，这两种都是可买卖的动产（instrumentum mutum）；另一方面，奴隶制同时也是迄今所知的最严厉的商业化劳动形式：

在大城市的商品交换市场，劳动力整个下降为被买卖的物品。

古典时代大量奴隶的特色在于农业劳动（这一点不是任何地方一直这样，而是总量上的情况）：他们日常的组合、分配和派遣受城市市场的影响，在城市中很多奴隶当然也是受雇用的。

奴隶制因此把城市和农村连接在一起，成为转向城市过分的利益的经济转折点。在城市和农村，战俘农业依然存在，它造成城市统治阶级与农村统治阶级的巨大差别，并作为地中海地区这种农业的补充，促进了城市间贸易的发展。在交通枢纽就是整个经济结构的中心的世界里，奴隶的优势之一是，它是一种卓越的可移动的商品【12】。他们可以毫不困难地从一个地区被运到另一个地区，可以被训练成具有各种技能；另外，在供给富庶的时代，在使用雇佣劳动或自由手工业者的地方，奴隶价格是低廉的，因为他们的劳动是灵活的。古典时代特别是雅典和罗马鼎盛时期，城市有产阶级极尽奢华和享乐一—由于这种劳动体系的普遍存在而造成大量剩余产品，留给了其他不从事劳动者。

但是，这种野蛮的、有利可图的赚钱方式所需要的费用是高昂的。在古典时代，奴隶制生产关系决定了它与古代生产力具有不可克服的矛盾。它最终导致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瘫痪。这期间古典文明的经济技术自然有所进步。没有任何一种生产方式在其上升时不伴随着物质进步，奴隶制生产方式在新的社会劳动分工结构确立的过程中使经济取得了重大进步。其中，被认为比较有利可图的可能是酒文化和油文化的扩展，旋转碾磨机碾磨谷物的引进以及面包质量的改良。螺旋压榨机设计出来了，吹玻璃技术发展了，供暖系统更加完善了，使用联合收割的方式收割谷物，植物学知识和土地灌溉技

术也有可能有所发展【13】。因此，在古典世界，技术并没有完全停滞不前。但是同时，也没有产生出能够推动古代经济向新的大规模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重要的发明。历史上再没有比古典时代全方位的技术停滞更令人震惊的了【14】。将从雅典兴起到罗马覆亡的8个世纪的文献与其后兴起的、时间跨度同样长的封建生产方式相比，足可以理解静态经济与相对的动态经济的差别。当然给人以更深刻印象的是古典世界自身文化和上层建筑的生命力与迟钝的经济基础的差距：古典时代的手工技术不仅相对于后世的外部标准，而且相对于它本身的知识基础来讲，也是微小的和原始的——但毕竟在它自身的知识水平的高度上，在最关键的方面比随后的中世纪的水平要高得多。很少有人怀疑奴隶制经济结构从根本上要为这种不正常的不成比例的现象负责。亚里斯多德用一句话言简意赅地总结了这种社会准则：“最杰出的城邦不会使手工工人成为公民，因为今天手工劳动的主体是奴隶或外国人。”【u5】这类城邦反映了奴隶制生产方式的观念，而在古代世界的实际的社会结构中没有成为现实，但其逻辑一直是古代经济实质所固有的。

一旦手工劳动与失去自由紧密结合在一起，也就失去了自由发明的社会基础。奴隶制对于技术的消极影响不仅单纯造成奴隶劳动本身平均生产率的低下，而且造成奴隶使用总量的低下，他们逐渐地影响到所有的劳动方式。马克思曾试图表达过他们所致力的一种著名的甚或是隐晦的理论模式的行为类型：“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支配着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支配着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一切其他色彩都隐

没其中，它使它们的特点变了样。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切存在的比重。”【16】农业奴隶本身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一旦监督放松，就几乎没有动力去称职认真地完成他们的经济任务；他们最合适的工作是在集约化的葡萄园和橄榄林中。另一方面，许多手工业奴隶和一些耕作奴隶，在有限的流行的技术领域是有很高技术能力的，因此，奴隶制对技术来说并不是基础性限制的直接原因，虽然这对于它自身的权利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但是在包围着古典世界全部手工劳动的社会观念的媒介中，奴隶制以降低身份的耻辱玷污了雇佣劳动甚至是独立劳动【17】。奴隶劳动一般来说不比自由劳动生产率低，特别在某些领域中更是这样；但是它确立了两种劳动的步调，因此在一个排除了文化和发明技术的普遍应用的经济空间中，两种劳动之间并没有产生较大的区别。物质工作与自由环境的脱离是如此严格，以致在希蜡语中没有一个词表达劳动的概念，无论它是作为社会功能还是作为个人行为。农业和手工业基本都相信要“适应”自然，而不是改变自然，它们是服务方式。柏拉图（Plato）也绝对地将工匠排除在城市整体之外，对他来说，“劳动处于人类价值之外，在某些方面似乎甚至与人的本质对立”【18】。预先计划的技术，人所创造的对自然界的先进手段，与整体的人被2吸收为自然界的“会说话的工具”是不相容的。生产力是根据“会说话的工具”的长年不懈的工作确定的，它阻碍了对于节省劳力的任何设计的持久的关心，从而降低了所有劳动的价值。对于任何一个曾经存在的城邦来说，古典时代典型的横向的扩张之路是地理上的征服，而非经济上的扩展。古典文i因而在本质上具有殖民的特点：通过定居和战争，在上升势

头中的城邦细胞一成不变地繁殖它自己。掠夺、贡赋和奴隶是扩张的中心目标，这些就是殖民扩张的方式及结果。军事力量也许比在其他生产方式中都更加紧密地与经济发展相关，因为此前或此后奴隶主要的唯一的正常来源是战争中的俘虏，供养自由的城市作战军队也有赖于奴隶在家坚持生产；战场提供了在农田的劳动力，而反过来，被俘的劳动者则导致了从军公民产生。帝国主义扩张的三个高潮可追溯至古典时代，它们依次以各不相同的特点构成了希腊罗马世界的总体模式：雅典的、马其顿的和罗马的。每一种模式都反映了一种海外征服的政治和组织问题的解决方法，每一种模式都被后一种模式所吸收和超越，但都没有逾越共同的城市文明的基础。

注释

【1】（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

man Empire），第1卷，1896年【伯里（Bury）主编】，1页。吉本在有关他的著作修订本的计划中，曾经对这句话作过修改，将范围局限在欧洲国家，而不是全世界的国家。他问道：（同上书，XXXV页）“难道亚洲和非洲，从日本到摩洛哥，都曾经对罗马帝国有所了解或记忆吗？”他很快又进一步阐述了世界其他地区怎样“感受”到欧洲的冲击以及他所记载的“革命”的基本秩序；但无论是遥远的日本，还是紧邻的摩洛哥，都不可能受到他所论述的地区历史的影响。

【2】琼斯，《晚期罗马帝国），第1卷，465页。税款由negotiatores，即城市中从事各种商业活动的人，如商人或手工业者缴纳。尽管回报极少，它对城市人口来说是强制性的、不得人心的，因而正常的城市经济是脆弱的。

【3】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他的两部伟大的、但被忘却的研究著作（古代农业状况》（Agrarverhaltnisse im Altertum）和《古典文化衰落的社会基础》（Die Sozialen Griinde des Untergangs der An-

tiken Kultur）中，第一个着重强调了这个基本事实。见《社会经济史论文集》（Gesammelte Aufcitze zur Suzial-und Wirtschafts-

geschichte），图宾根，1924年，4页以下，292页以下。

【4；琼斯，《晚期罗马帝国〉，第2卷，841-842页。

【5】芬利（M.I.Finley），《奴役和自由之间》（Between Slavery and 2

Freedom），载《社会和历史比较研究》（Compu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第6卷，1963-1964年，237-238页。

【6】通篇文献中，“社会形态”-般应指“社会”。马克思主义者认为，2社会形态观念的意义就是强调，在已知的任何历史社会整体中可能产生的生产方式的多种多样（heterogeneity）性。相反，“社会”一词不加评论地反复出现，常常充分反映一个历史整体中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内在统一的假设，实际上，这种单纯的统一特性并不存在。而社会形态，除非在特殊情况下，通常指各种不同生产方式在一种占统治地位（dominance）的生产方式的组织下的结合。这个差别，参见波朗查斯（Niccs Poulantzas），《政治权力和社会等级》（Pouvoir Politique et Classes Sociales），巴黎，1968年，

10-12页。清楚这一点后，就可以避免在使用“社会”一词时有所局限，在此不赞述。

【7】安德鲁斯（A.Andrewes），《希腊社会》（Grek Saciety），伦敦，1967年，135页。他指出，在公元前5世纪，当公民人数大约在4.5万人时，全体奴隶的人数在8-10万之间。这种提出量值的方式，可能比确定比例高低的方式会得到更广泛的支持。但是，所有现代2的、有关古典时代的史书，都缺乏关于人口数量和社会等级的可靠信息。根据公元前4世纪雅典人口下降时城市谷物的进口数量，琼斯确定，奴隶与公民的比率为1比1，见《雅典民主》（Atheni-

an Demexracy），牛津，1957年，76-79页。而芬利认为，在前5世纪和前4世纪的鼎盛时期，比率应为3比1或4比1，见《希腊文明是建立在奴隶劳动基础上的吗？》（Was Greek Civilization Based on Slave Labour？），载《历史》（Historia），第8期，1959年，58-59页。

韦斯特曼（W.L.Westermann）的《希腊和罗马古典时代的奴隶制体系》（The Slave Sostems af Greek and Roman Antiquity），费城，1955年，9页，是以古代奴隶制为主题的现代论著中最通俗易懂的一部，他所确定的比率为安德鲁斯和芬利所接受，即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时奴隶数量约为6-8万人。

【8】亚里斯多德，《政治学》，7，iv，4；色诺芬，《方法论》（Ways and Meuns），IV，17，

【9】韦斯特曼，（希腊和罗马古典时代的奴隶制体系》，42-43页；芬利，《奴役与白由之间》，236-239页：

110】《政治学》，7，ix，9。

【11】在罗马共和国和元首制发展的鼎盛时期，奴隶劳动存在的普遍矛盾性的影响是，某些类别的奴隶地位上升，占据了内政和职业的地位，又有利于解放有技术的自由人之子，并随之将其提升至公民阶层。这个过程并不是为古典奴隶制的人道主义辩护，而是罗马统治阶级从任何一种劳动形式——哪怕是行政领域中——完全解脱的另一个标志。

5【12】韦伯，《古代农业状况），5-6页。

6【13】见基希勒（F.Kiechle），《罗马帝国奴隶劳动和技术进步）（Slave-

narbeit und Technischer Fortschritt im rimischen Reich），威斯巴登，1969年，12-114页。莫里茨（L.A.Moritz），《古典时代的谷物碾磨和面粉》（Grain-Mills and Flour in Classical Antiquity），牛津，1958年；怀特（K.D.White），《罗马农业》（Roman Farm-

ing），伦敦，1970年，123-124、147-172、188-191、260一261、

452页。

【14】如往常一样，芬利很有说服力地提出了普遍问题，见《古代世界的技术革新和经济进步）（Technical Innovation and Economic Progress in the Ancient World），载《经济史评论》（Economic History Review），第18期，第1号，1955年，29-45页。关于罗马帝国的专门记载，见沃尔班克（F.W.Walbank），《恐怖的革命）

（The Awful Rexwlution），利物浦，1969年，40-41、46-47、

108-110页。

【15】《政治学》，3，iv，2。

7【16】《《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konomie），柏林，1953年，27页（此处译文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757页一—译者）。

【17】芬利指出，希腊语中penia一词的意思，传统上与ploutos意思相反，即“贫穷“与“富裕”，事实上，它还有更广泛的贬低的意义，指“苦工”或“强制的苦工”，甚至包括富裕的小土地所有者、他们的劳动处在同样的文化阴影的笼罩之下。芬利，《古代经济》

（Ancient Econcnny），伦敦，1973年，41页。

【18】书尔南（J.P.Vernant），《希腊神话和思想》（Mthe et Pensee chez 2

les Grecs），巴黎，1965年，192、197-199、217页。韦尔南的两篇短文《普罗米修斯及技术职能》（Promethee et la Fonction Tech-nique）和《古希腊的劳动及其性质）（Travail et Nature dans la Grece Ancienne）中对“创造性实践”（poiesis）和“一般性实践”

（praxis）的区别，以及耕作者、手工业者和放债人与城邦的关系，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亚力山大·哥瑞（Alexandre Koyre）曾经致力于讨论希腊文明技术停滞的原因，认为，原因不在于奴隶制的存在和劳动的贬值，而是因为物理学没有发展，使数学计算方法无法用于现实世界，见《精密字宙中大概的世界》（Du Monde de1’A Peu Presa 1’Univers de la Precision），载《评论》（Critique），1948年9月，806-808页。他坦言，这样做的目的，是避免这种现象的社会学解释。但是在别的场合，他本人承认，中世纪同样没有物理学，虽然产生了有活力的技术，但这不是科学的进展，而是生产关系的进程造成技术的演变。

第二章希腊

爱琴海地区希腊城邦的出现早于正式意义上的古典时代，它的大致轮廓也只有从现有的一些非文字材料中可见一斑。约公元前1200年迈锡尼（Mycenean）文明衰落后，希腊经历了一段漫长的“黑暗时代”，当时文献散失，经济、政治生活倒退回基本的家庭生活阶段，原始的农村世界在荷马（Homer）史诗中有所描写。紧接着在公元前800一前500年间的希腊古风时代，古典文明的城市格局首先缓慢地明朗化了。在有历史记载以前的一段时间里，地方王权被部落首领所取代，城市在这些贵族的控制下建立和发展起来。与古风时代部落首领的统治同时出现的是长途贸易的重新兴起（主要对象是叙利亚和东方），钱币的绘饰【公元前7世纪在吕底亚（Lydia）发明】，以及字母文字的产生【由腓尼基（Phoenicia）文字发展而来】。城市化的进程是稳健的，向海外地中海地区和黑海地区的扩张，直至公元前6世纪中叶殖民时代结束，海内外大约有1500座希腊城市——值得重视的是，没有一座城市与海岸的距离超过25英里。这些城市必定是农民和土地所有者集中居住的中心，在这个时代的典型的小城市中，耕作者居住在城里，日出时出城耕作，日落时回城——城市范围一般包括城市周围的农田以及全部农业人口在内。这些城市的

社会结构仍然有许多过去的部落特点：他们的内部机构以世袭集团为主要特征，其中血缘术语反映了传统的农村部落在城市的翻版。因此，城市居民依规模和内涵依次被正规地组织为“部落”（tribes）、“胞族”（phratries）、“部族”（clans）。“部族”是排外的部落贵族集团，“胞族”可能最初是他们的民众追随者1】。对于古风时代希腊城市的一般政治结构所知甚少，因为与罗马相应发展阶段的情况不同，它本身并没有在古典时代保存下来，但是有理由相信，他们是建立在血缘贵族凌驾于城市其他人口的特权统治的基础上的，政府统治以排外的部落首领议事会统治城市为特点。

在古风时代的最后一个世纪，这种普遍的秩序由于“懵主”（tyrants）（公元前650一前510年）的兴起而中断了。这些专制者破坏了先辈的部落首领对城市的控制状态，他们代表了新的土地所有者和新兴的富人，他们在上个世纪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积累了财富，并将他们的权力在大得多的程度上建立在没有特权的城市居民的认可的基础上。实际上，公元前6世纪的儒主统治造成了向古典城邦的关键性的转变。因为正是在他们那个时代，希腊古典文明的经济和军事基础得以确立起来。儒主是古风时代希腊城市双重过程的产物。钱币的使用和金融经济的扩展，与希腊贸易和人口积聚的快速增长是同步的。公元前8一前6世纪的海外殖民浪潮，是这种发展的最明显的表现。而希腊葡萄酒和橄榄的产量更高，生产和种植也比同时代的谷物农业更广泛，这也许给希腊在地中海地区的商业交换带来了更多的好处【2】。这种发展所提供的经济机遇造就了一个新兴的富裕的农村所有者阶层，他们从传统的贵族阶层分离出来，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受惠于辅助

的商业活动。这个集团的新的财富与城市的任何相应的权力是不相称的。同时，人口的增长，古代经济的扩张和瓦解，导致在土地上最贫困阶层中产生尖锐的社会紧张局势，他们常常是容易服从或隶属于贵族土地所有者的，现在处于新的过度紧张和不确定性的折磨之中【3】。下层农村的不满者和上层新近富裕者结合起来的压力，迫使城市贵族统治的狭窄圈子崩溃。城市内政治巨变的结果极有特点，即出现了公元前7世纪和前6世纪主的短暂统治。主自己通常是大宗财富的暴发户，他们的个人权力以进人城市中代表名誉和地位的社会集团为标志。而他们的胜利一般是利用贫民的普遍不满，他们最持久的贡献是实行对一般平民阶层有利的经济改革，以此获得他们的认可或容忍以保持权力。实际上，在与传统贵族的冲突中，主客观上阻止了对农村财产的垄断，这是它的无限制统治的最终趋势，并且也是造成古风时代的希腊——仅仅除塞萨利（Thessaly）内陆平原之外——不断恶化的社会贫困的原因。在这个时期，小农农庄被保存下来，并在整个希腊得到了巩固。由于前古典时期文献依据的缺乏，这个过程发生的不同类型，很大程度上是根据它们的后来影响推想出来的。第一次重要的、反对部落贵族统治的斗争，导致了簪主的成功统治，并且受到了下层阶级的支持。这次斗争发生在公元前7世纪中期的科林斯，该地是希腊最早兴起的贸易中心，在那里巴奇代（Bacchiadae）家族对于城市的传统统治被取消了。但是，发生于雅典的梭伦（Solon）改革则是最明确和最好的有记载的例子，可能也是那个时代最普遍的形式。梭伦本人不是主，为了平息公元前6世纪初阿提卡（Attica）爆发的穷人和富人之间的激烈的社会斗争，他被授予最高权力。

他的最重要的措施是废除土地债务奴役，这是典型的使小土地所有者受制于大土地所有者并成为他们的附庸民，或者使租户成为贵族土地业主的俘获奴隶【4】。其结果是阻止了贵族地产的发展，小型和中型地产得以稳定化，并在后来成为阿提卡农村的特色。

这种经济秩序伴随着新的政治分配形式。梭伦剥夺了贵族对官僚职位的垄断，将雅典人口依收入分为4个等级，前两个等级可以担任高级行政长官，第三等级可担任低级行政长官，第四等级，也就是最低等级，拥有公民大会中的选举权。此后公民大会成为这个城市的常设机构。在随后的30年里，伴随着城市货币的产生和地方贸易的增长，雅典经历了商业的飞速发展时期。公民内部的社会冲突迅速产生并加剧，在管主庇西特拉图（Peisistratus）控制政权时达到了顶点。正是在他的统治下，雅典社会结构最终形成了。庇西特拉图主持的建筑计划为城市手工业者和劳动者创造了受雇用的机会，并使皮里优斯（Piraeus）之外的海上交通得以繁荣发展。但是最重要的是机制，他以公共信贷的方式给雅典农民以直接的财政支持，这一方式最终保证了他们在古典城邦形成前夕的自治和安全5】。小农和中农顽强地存在着。这个经济过程——反之，却没有在罗马发生，使后来罗马的社会史形成了完全不同的特色——在整个希腊看来是具有普遍性的，虽然其背后的事件在雅典以外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文献记载。在别处，农村土地占有的平均面积有时更大，但只有在塞萨利，大贵族地产才占有统治地位。希腊公民的经济基础是数量不多的农业财产。大约伴随着这种社会在偕主时代的确立，城市的军事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军队一般由重甲步兵（ho-

plites）组成，重甲步兵是地中海地区希腊人的创造。每个重甲步兵自费配备武装和盔甲，因此，这种军队以一种相应的经济基础为前提，事实上，重甲步兵一般是从城市中等农民阶级中召集而来。他们的军事威力在下一个世纪希腊人对波斯人的战争所取得的重大胜利中显示出来。但他们在城邦政治组织中的中枢地位才是至关重要的。此后，希腊“民主制”或扩大的“寡头制”的前提是自持武器的公民步兵。

斯巴达是第一个体现了重甲步兵在战争中的社会成果的城邦，它的进步使前古典时代的雅典有了一个奇特的对立面。

因为斯巴达没有经历主统治阶段，这个正常的转移阶段的空缺造成后来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具有特殊的特点，它把先进的和古朴的形式混合成为一种独特（sui generis）的模式。斯巴达城原来征服了伯罗奔尼撒地区（Peloponnese）相对广大的内陆部分，最早是东部的拉哥尼亚（Laconia），后来是西部的美塞尼亚（Messenia），两地的居民成为奴隶，称为“黑劳士”

（helots）。对于周围民族的土地扩张和社会征服是在君主统治下完成的。但是公元前7世纪在占领美塞尼亚后或随后镇压了美塞尼亚起义后，一次剧变在斯巴达社会发生了—在传统上，它归功于传奇性的改革者来库古（Lycurgus）。根据希腊传说，土地平均分配，分给斯巴达人的称作“小块份地”

（kleroi），由属于城邦的黑劳士耕种；这种古老的土地占有形式后来被认为是不可出让的，而新近得到的土地作为个人财产则可以买卖【6】。每个公民都必须支付规定数量的实物给一类由黑劳士厨师和侍者服务的同餐会（syssitia），不能自觉执行此项义务的人将失去公民权而成为“下等人”，与此不幸伴随而来的是不可出让的份地有被有目的征用的可能。这套系

统最终在斯巴达人中形成了一种强有力的集体统一体，他们骄傲地称呼自己为“平等的人”（hoi homoioi），虽然完全经济意义上的平等从来没有在斯巴达公民权中体现过【7】。

在那个时代，以份地农业为基础产生的政治体系相对来说，是新颖的，而君主制如同在其他希腊城市那样，从未完全消失。但是在授予两个国王家族时，它却降低为一种世袭的将军职位，受双重义务的限制【8】。另外，在其他方面，斯巴达

“王”只是贵族的成员，参加三十人长老议事会或先前统治城市的元老院（gerousia），而没有任何特权。在古风时代早期典型的君主和贵族之间的冲突，现在由于两者在制度上的互相妥协而得到了解决。但是在公元前7世纪，普通公民组成了一个完整的城市议事会，他们有决定长老议事会所提出的政策的权利，而长老议事会则变为一个选举机构；五个年度执政官或五长官通过全体公民的直接选举而拥有最高的执行权力。公民大会的决议可以被元老院否决，五长官也被授予一种格外集中的专断权力。但是，在古典时代以前形成的斯巴达宪章，在这个时代却仍然是最先进的。实际上，它反映的是希腊第一个重甲步兵获得了公民权【9】。它的首次出现确实是以新的重甲步兵在征服和攻克美塞尼亚附庸民的战斗中发挥作用为开端；此后，斯巴达以其无敌的纪律和勇猛的重甲步兵部队而闻名于世。斯巴达人第一流军事力量的产生应归功于普遍存在的黑劳士的劳动，他们的劳动使公民从直接的生产中完全解脱出来，可以用全部精力训练职业军事技能。结果是创造了拥有约8000-9000名成员的斯巴达公民团体，他们在经济上自给自足，政治上拥有公民权，这比同时期希腊任何一个国家的贵族统治和后来的寡头统治都更广泛、更平等。

斯巴达社会组织和政治结构在古典时代的极端保守的特点，导致它在公元前5世纪显现出停滞和落后的特征，实际上这是公元前7世纪时它率先改变取得了巨大成功的结果。最早确立重甲步兵制度的希腊城邦成为最后一个改变的城邦，古风时代产生的最初的模式保留到500年后斯巴达最终灭亡的前夕。

在别的地方，正如我们看到的，希腊城邦向古典化过渡的进展是缓慢的，主统治往往是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中间阶段，正是它们的农业立法和军事改革为公元前5世纪希腊城市的形成作好了准备。但是，古典希腊文明的发展必须有一次更进一步的、更全面的、决定性的改革。这自然是指奴隶作为财产的大规模使用。小型或中型土地所有制的存在解决了阿提卡和其他地方原有的社会危机，但其本身往往会束缚希腊文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使之停留在“彼奥提亚”（Boeo-

tian）水平上，阻碍了更复杂的社会劳动分工和城市上层建筑的发展。相对平等的农民公社完全集中在城市，它们简单的组织形式不可能创造古典时代首次拥有的灿烂文明。因此，有必要使之普遍化，控制剩余产品劳动，解放统治阶层，建设一个新的公民和知识文化的世界。“广义的奴隶制是希腊文明的基础，任何人若想尝试废除它，用自由劳动代替它，整个社会就会发生错位，雅典和斯巴达悠闲的上层阶级就会被废除。”【10】

因此，在古典时代的希腊，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伴随着拯救自由农民和废除债务奴役的改革，新一轮的、对于奴隶劳动需求的急剧上升并不是偶然的。一旦社会分化的势头在希腊社会组织的内部被阻止，对于统治阶层来说，依赖进口奴隶

就是解决劳动力短缺的有效办法。奴隶的价格——多为色雷斯人（Thracians）、弗里吉亚人（Phrygians）和叙利亚人——极其低廉，不超过一年的供养费用【111，因此，雇用奴隶在整个希腊本族人社会中就得以普及，以至于最底层的手工业者和小农都可以拥有奴隶。类似的经济发展在斯巴达首先提早发生，因为正是大规模的农村黑劳士制度在拉哥尼亚和美塞尼亚的先期产生，才促成斯巴达组织严密的兄弟会的出现，促成希腊古典时代以前首批奴隶人口以及最早的重甲步兵公民权的产生。但是，同别处一样，早期斯巴达首先停止了进一步改进的步伐，黑劳士制度使奴隶制保持着“未成熟形式”的状态【121，因为黑劳士不可以买卖，不可以释放，并且大多属于集体所有，而非私人财产。全面商品化的奴隶制受市场交换的控制，并被引进原来是敌对方的希腊城邦。至公元前5世纪一一古典城邦发展的顶峰时期，雅典、科林斯、艾吉纳以及其他任何一座重要城市所拥有的大量奴隶人口的总数，大多超过了自由公民的总数。正是奴隶经济在矿业、农业和手工业领域的确立，导致希腊城市文明迅速地达到鼎盛。自然，如前所述，它的影响并不是简单地表现在经济领域内。“奴隶制当然不只是一种经济上的必然，它对于整个公民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影响都是极端重要的。”【13】古典时代的城邦由于奴隶制系统组织的建立而发现了新的关于自由的观念，现在，自由公民的身份在奴隶劳动者的衬托下，十分鲜明突出。古典希腊最早的“民主”制度在公元前6世纪中期的开俄斯有所记载，根据记载，正是传统型的开俄斯在希腊城市中率先从东方的蛮族中大规模进口奴隶【14】。在雅典，梭伦改革后，偕主时代奴隶人口急剧上升，随之，克里斯提尼（Cleisthenes）创造了

一种新制度，它废除了传统的、有利于部落贵族保护人与被保护人的关系的人口部落划分方法，公民被重新依地域组成地方“市区”（demes），确立了用抽签方式选举扩大了的五百人议事会，由它与公民大会相结合，决定城市事务。公元前5世纪是希腊城邦类似“审议”（probouleutic）选举的政治形式普及化的时代，一个在公民大会中遴选出来的小一些的议事会提出公共事项，由公民大会决定，公民大会没有创议权（虽然在更加民众化的城邦里，公民大会晚些时候得到了此种权利）。议事会和公民大会构成的差别，以及城邦中掌管行政事务的执政官的选举，显示了各个城邦中“民主制”和“寡头制”的地位高下。众所周知，由独裁的五长官控制的斯巴达制度，与以全体公民大会为中心的雅典模式是完全相反的。但是，基本分界线并没有超出城邦的有选举权的公民，他们却是被划分为组织或阶层的，将公民一—无论是8000个斯巴达人还是4.5万个雅典人——与他们以下的非公民和非自由人划分开来。

古典城邦社会，无论其内部怎样划分，都是建立在构成它整个形式和实质的奴隶劳动的基础之上的。

这些古典希腊的城邦之间不断互相对立和互相侵略，在公元前6世纪后期，殖民化进程中止后，典型的扩张渠道是军事征服和贡赋。随着公元前5世纪早期波斯军队被驱逐出希腊，雅典逐步获取了对爱琴海地区各敌对城市的至高无上的统治权。从太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至伯利克里几代人建立起来的雅典帝国，显示出具有一个城邦统治下的、政治统一的希腊的气象和实力。其物质基础是雅典自身的独特状况和位置，它在领土面积和人口数量上都是最大的希腊城邦——虽然领土面积仅1000平方英里，拥有大约25万人口。

阿提卡的农业体系是当时的普遍形式，可能也是一种突出的形式。根据希腊标准，大土地所有者拥有100-200英亩地产15】。在阿提卡，大地产很少，甚至富有的土地所有者也只是拥有许多小农田而不是集中的大地产。拥有70英亩甚至45英亩土地，就是在一般水准之上了，而最小的土地拥有者所拥有的面积也只是5英亩多一点；至公元前5世纪末期，四分之三的自由公民拥有农村财产【16】。奴隶参与家庭服务和田野劳动——他们主要耕种富户的土地——并参加手工业劳动；在农业劳动中，也许同样在手工业劳动中，奴隶人数可能不及自由劳动者，但是他们的总数超过了全体公民的数量。公元前5世纪，雅典大约有8-10万名奴隶，而公民大约有3-4万名【17】。三分之一的自由人口在城市居住，其余人口大多居住在附近的村庄里。公民由“重甲步兵”和“日佣级”

（thetes）等级组成，比例约为1：2，后者是最贫困的人口，他们无力购置重甲步兵的装备。重甲步兵和“日佣级”的主要区别在于收人，而不是在于职业或居住地，重甲步兵可能是城市手工业者，而半数以上的“日佣级”则是贫穷的农民。在这两类最普通的成员之上是两个人数更少的富裕公民阶层，他们是雅典社会最上层的、约300个富裕家庭的精英【18】。这种社会结构，有明显的阶层，然而公民中间不存在明显的界限，这一点成为雅典民主政治的基石。

到公元前5世纪中叶，监督雅典行政管理的五百人议事会，从全体公民中，通过抽签方式选拔出来，目的是避免有权势者的操纵和裙带关系的干扰。城邦中仅有的、重要的选举职位是10个军事长官，他们可以因此进入城邦的上层。议事会不再给公民大会提供待决的议案，现在，公民大会本身集中

体现着绝对的最高权力和政治创议权，而议事会只准备议事日程和提出需要决定的重要事项。公民大会每年召开不少于40次的会议，平均与会人数大约超过5000名公民，即使审议常规事项，法定人数也是6000人。所有重要的政治问题都在会上直接讨论和决定。辅助城邦立法中心的司法体系由公民中通过抽签选举出来的陪审员组成，他们领取报酬，这使得穷人可以如议事会成员那样履行职责；支付报酬的原则，在公元前4世纪，扩展到公民大会本身的与会者。实际上，无论何种行政职位都不是永恒的，行政职务要通过抽签在议事会成员中分配，而小规模的警察部队则由西徐亚（Scythia）奴隶组成。

自然，在实践中，公民大会中由于受到从城市中传统的富人和出身好的家庭或后来的新富人家庭中选拔出来的职业政治家对雅典政制的非正式的控制，直接的公民民主会有所削弱。

但是，这种社会控制从来没有被合法地确立和巩固，反而经常有被推翻和反对的危险，这是因为政体的民众性质还在发挥作用。两者的矛盾在雅典城邦结构中，在体现着城邦无与伦比的文化的思想家们中间，激起了他们对城市史无前例的民主的一致谴责—他们是修昔底德（Thucydides）、苏格拉底（Socrates）、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伊索克拉底（lsocrates）或色诺芬。雅典从来没有制造出任何一种民主政治理论，实际上，所有上述阿提卡哲学家或史学家都是主张寡头政治统治的【19】。亚里斯多德在其简要而富有想象力的著作中，精选了他们对于理想城邦中全体体力劳动者是否应剥夺公权问题的认识的精华【20】。奠定了雅典文明基础的奴隶制生产方式必然会在城邦中有特权的社会阶层中发现它最初始的思想表达方式，城邦下层深处潜在的剩余产品劳动造就了高水平的

知识。

这样的雅典社会形态结构是不足以在希腊创造帝国霸权的。雅典经济和社会中所具备的两个特点，使得雅典与公元前5世纪时期的其他希腊城邦进一步脱离。首先，阿提卡的劳里昂（Laureion）蕴藏着希腊最富有的银矿。在那里，劳动以大规模的奴隶劳动（约3万人左右）为主，正是这些矿藏的资助，雅典海军才得以创立并为他们在萨拉米斯（Salamis）海战中战胜波斯海军提供了保障。雅典白银是雅典海上力量的源泉。另外，它使阿提卡货币能成为跨地区贸易的中介一一后者是当时在海外被广泛接受的唯一一种希腊货币——为城邦商业财富的积累作出了重大贡献。在雅典，还集中着大批享有部分公民权的外国人，他们促进了城邦财富的增长。他们不被允许拥有土地，却控制了城邦的贸易和工业，使城邦成为爱琴海上的焦点。使雅典获益的海上霸权，因而具有了一种与这个城市的政治发展趋势密切相关的关系。由中农组成的重甲步兵阶层在城邦中的人数约为1.3万名，是公民的第三等级。而雅典海军则从下一等级的、比较贫困的“日佣级”中招募而来；划桨手有工资报酬，一年中有8个月服役。他们的人数实际上与步兵持平（1.2万人），正是他们的存在保证了雅典政体中民主的广泛传播，与那些单独由重甲步兵等级构成城邦社会基础的希腊城邦形成了对比【21】。正是金融业和海军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使雅典的统治更加近似于帝国的统治，同时也促进了雅典的民主化进程。城邦的公民在很大程度上享有各种形式的直接税的豁免权，特别是土地所有者——在法律上限于公民——无论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负担国家财政，这是城邦中农民自治的关键条件。雅典内部的公共

收入来源于城邦财产、间接税（如港口税），以及富人阶层献给城市“祭祀仪式”的无偿的财政资助。这种宽松的财政制度又以公众支付陪审团服务费用和海军全部使用雇佣劳动的形式作为补充，这样的结合有助于加强雅典内部和平的程度，这是雅典人政治生活的特色【221。这种公众和谐的经济代价在雅典的海外扩张中得到了补偿。

在波斯战争中产生的雅典帝国实际上是海洋组织，是为使爱琴海地区的希腊城邦强制服从而设置的。在雅典社会中，正规的移民的作用是次要的，但决不是微不足道的。重要的是，在希腊城邦中，唯独雅典创造了特殊的海外公民

（cleruchs）阶层，他们拥有从海外反叛的同盟者中没收殖民土地的特权，而同时又保留他们在雅典故乡的全部司法权，这有别于其他所有的希腊殖民地。在公元前5世纪，通过赐予海外土地，稳固的海外公民的移民地和海外殖民地已确保城邦中有超过1万个雅典人由“日佣级”阶层晋升到“重甲步兵”阶层，因此极大地加强了军事力量。但雅典帝国统治的首要任务却不是在这样的移民运动上。雅典势力在爱琴海地区的扩张所创造的是一种政治秩序，它真正的作用是协调和剥削已经城市化的海岸和岛屿，通过维持常备海军的金融贡赋体系，以希腊自由保卫者的名义共同抵御东方的威胁，因而它实际上是雅典对盟友实施帝国压迫的主要工具。公元前454年，以抵御波斯为初衷而创立的提洛同盟（Delian League）的中心金库已经被雅典所控制。公元前450年，与波斯达成和平协议后，雅典人拒绝了解散同盟的请求，这时雅典实际上已经转化为帝国。公元前440年，在雅典鼎盛时期，雅典帝国体系包括约150个城市，主要是爱奥尼亚人（lonian）城市，他们每年

上缴现金给雅典的中心国库，无权拥有自己的海军。帝国的全部贡赋实际上占阿提卡内部收入的50%多，毫无疑问，这为伯利克里时期城邦内部城市和文化的高度繁荣提供了财政上的支持【23】。由于财政上的支持，在国内，海军固定雇用了大多数下层公民，公共建筑成为城市中最突出的景象，其中以帕特农神庙（Parthenon）为标志。在海外，雅典警察中队警卫着爱琴海海域，同时，政治驻节使、军事长官和巡回长官的统治保证了附属城邦的地方长官服从统治。对于附属城邦的公民，当他们受到怀疑不忠诚于雅典城邦时，雅典法庭拥有镇压的权力。【24】

但是，雅典对外势力的扩展很快就达到了极限。虽然商业发展的主要受益者是雅典的拥有部分公民权的外国人团体，但是，它也可能刺激了爱琴海地区贸易和手工业的发展，在爱琴海地区，阿提卡货币通过政令得以普及，海上掠夺遭到镇压。同时，帝国统治体系也得到附属城邦中贫困阶层的赞同，因为雅典的监护一般意味着地方民主政体的确立，以便与帝国城市本身保持一致，而财政税收负担则落在上层阶级的头上【25】。但是它不能创造这样一种制度，能够将这些同盟者都囊括在一个统一的政治体系内。雅典公民权在国内十分广泛，而在海外的非雅典人中却一直无法实行，因为一旦实行，它将与公民大会中的直接居住地民主产生矛盾，它只在一个很小的地理范围内，才可以实行。因此，尽管雅典统治具有民众色彩，但是在伯利克里时期，帝国内部统治的“民主”基础必然在爱奥尼亚，它的“同盟者”那里造成“独裁”统治，它们不可避免地被卷入殖民掠夺的统治漩涡中。在那里，没有产生平等和联盟的基础，而只可能产生一种更加寡头化的制度，同

时，雅典城邦的民主本质——其原则是直接参与，而不是代表制——则阻碍着这样一种官僚机器的产生，它可以用行政高压手段维持帝国对于不断扩大的领土的统治。城市中几乎没有任何独立的或专门的国家机构，从本质上来说，其政治结构不赞同将专门的文官或武官的官吏体系脱离于全体普通公民，雅典民主明确表明拒绝任何一种“国家”与“社会”的划分【26】。因此，就不存在帝国官僚体制的基础。雅典的扩张主义之所以随之很快崩溃，不仅是因为其自身机制的相互矛盾，而且还因为以斯巴达为首的、以寡头统治为主的希腊本土城市的抵抗而加快了崩溃的速度。斯巴达同盟的特点是寡头统治的联盟，这是与雅典倾向相反的一面，因而具有优势。斯巴达同盟的势力完全建立在重甲步兵有产者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与平民阶层结合的基础上，因此，斯巴达城市霸权的统一并不涉及金融税收领域和军事垄断领域，从而使得斯巴达同盟所固有的、对于其他希腊城市的威胁一直比雅典小。由于缺少可靠的内陆作为后盾，雅典军队难以补充兵力和物资，因此不足以抵抗陆地上的对手的联盟【27】。伯罗奔尼撒战争紧接着贵族对附属民起义的镇压，有产者阶级从一开始就已经与大陆上的寡头势力联合起来了。尽管如此，波斯帝国必须用黄金资助斯巴达舰队，使斯巴达同盟有能力使雅典帝国在陆地上被来山得（Lysander）毁灭之前，终止雅典的制海权。此后，尽管经济从长期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相对迅速地复苏，希腊城市却再也没有条件从内部诞生一个统一的帝国了，在希腊，各城市中心的实力过于接近，而关系又过于复杂，使它们不能一致协力进行对外扩张。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城市，正如古典时代城邦所经历过的一样，在日益增长的财政危

机和征兵困难中逐渐衰落，显露出日益逼近的时代错误。

注释

【1】安德鲁斯，《希腊社会》，伦敦，1967年，76-82页。

【2】见麦克尼尔（William McNenll）的观点，《西方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West），芝加哥，1963年，201、273页。

【3】弗山斯特（W.G.Forrest），《希腊民主的产生》（The Emergence of Grek Demucracy），伦敦，1966年，55、150-156页，他强调农村新的经济增长点；安德鲁斯，《希腊铎主》（The Greek Tyrants），伦敦，1956年，80-81页，则注重小农阶层的社会地位的下降。

【4】梭伦改革前阿提卡贫农是租户还是土地所有者，这一点尚未确定。安德鲁斯认为可能是前者，但是他们的后代没有从梭伦那里得到实质性的重新分配，因此也许不是前者。

【5】芬利，《古代希腊》（The Ancient Greeks），伦教，1963年，33页，认为，庇西特拉图的政策对于阿提卡农业经济独立的重要性大于梭伦改革。

【6】关于最初土地分配的实际情况甚或后来份地的不可出让性，都存在着疑问、如琼斯，《斯巴达》（Spurta），牛津，1967年，40-43页。安德鲁斯虽然提出疑问，他却更相信希腊的信念，见《希腊社会》，94-95页。

【7】有关支持斯巴达社会军事力量的份地面积的讨论很多，所确定的可耕地面积为20-90英亩，见奥利瓦（P.Oliva），《斯巴达及其社会问题》（Sparta and Her Social Prodlems），阿姆斯特丹一布拉格，1971年，51-52页。

【8】有关体制的结构，见琼斯，《斯巴达》，13-43页。

【9】安德鲁斯，《希腊主》，75-76页。

【10】安德鲁斯，《希腊社会），133页。对比埃伦伯格（V.Ehrenburg），《希腊国家》（The GreekState），伦敦，1969年，96页：“如果没有享有部分公民权的外侨或奴隶，城邦几乎不可能存在。”

【11】安德鲁斯，（希腊社会》，135页。

【12】奥利瓦，《斯巴达及其社会问题》，43-44页。黑劳士还拥有自已的家庭，偶尔还承担军事义务。

【13】埃伦伯格，（希腊国家》，97页。

【14】芬利，《古代希腊》，36页。

【15】弗雷斯特，《希腊民主的产生》，46页。

【16】芬利，（公元前500-前200年古代雅典土地和信贷研究》（Stud-

ies in lund and Credit in Ancient Athens 500-200B.C.），新不伦瑞克，58-59页。

【17】书斯特曼，《希腊和罗马古典时代的奴隶制体系》，9页。

【18】琼斯，《雅典民主》（Atheniun Demxracy），牛津，1957年，79-91页。

【19】琼斯，《雅典民主》，41一72页，记载了这种分歧，但是他忽视了总体上这些思想家与雅典文明结构的密切关系，他本人只限于为城邦民主辩护，因而反对这些思想家、

【20】（政治学》，3，iv，2，前引书。

【21】传统上，人们认为，正是水手在萨拉米斯海战中的胜利，使“日佣级”获得了极大的政治权力，正如美塞尼亚战争曾经可能使斯巴达重甲步兵获得公民权一样。

【22】芬利，《古代和现代的民主》（Democracy Ancient and Modern），伦敦，1973年，45、48一49页；另见他在《古代经济》中的观点，96、

173页。

【23】梅格斯（R.Meiggs），《雅典帝国》（The Athenian Empire），牛津，

1972年，152、258-260页。

【24】梅格斯，《雅典帝国》，171-174、205-207、215-216、220-233页。

【25】德·圣·克鲁瓦（G.E.M.De Ste Croix）令人信服地指出了赞同的原因，见《雅典帝国的特点》（The Character of the Athenian Em-

pire），载《历史》，第3期，1954-1955年，1-41页。在提洛同盟中，有一些寡头统治的联盟，如麦提林（Mytilene）、开俄斯或萨摩斯（Samos），雅典并没有正式地干涉同盟中的城市，但是当地的斗争常常被利用来借机强迫它们建立民主制度。

【26】埃伦伯格认为，这是它的一个大弱点。国家和社会的统一必然是矛盾的，因为国家必须是单一的，而社会，因为被划分为阶级，因而是多元的。因此，国家可以体现这些社会划分（赛头统治）社会也可以吸收国家（民主），任何一种解决方式都不注重那些对它来讲不能改变的制度的差别，因此两者内部都有破坏性的因素，见《希腊国家），89页。当然，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而言，排斥

这种结构正是雅典民主制伟大之所在。

【27】一般来说，“寡头”和“民主”之间的分界，与将希腊占典时期划分为海上势力和本上势力的标准是大体一致的。雅典和爱奥尼业地区所包含的共同的海洋因素，使雅典可以向爱奥尼业地区施加影响，而大多数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和彼奥提亚的同盟者，则被牢固地束缚在土地上。当然最特出的例外是科林斯，它是雅典商业的老对手。

第三章希腊化世界

第二次大规模的殖民扩张浪潮始于希腊文明北部边缘地区的农村，那里人口众多，农民后备力量雄厚。马其顿帝国最初是内陆山区的部落君主国，这个地区一直与后迈锡尼时代的希腊保持着千丝万缕的社会联系。正是因为其城邦形态比南部原始得多，马其顿帝国才没有陷人如希腊城邦那样的绝境，因此才能在希腊城邦衰落时冲破限制。马其顿的地理位置和政治环境已经决定，一旦适时地与极其发达的希腊本土文明结合起来，马其顿对外扩张的条件就成熟了。马其顿的主权是世袭的，但需要王国的、由战士组成的军事大会的确认。名义上，所有土地都是君主的财产，但是实际上，由于部落贵族与君主有亲缘关系，因而是他们控制着土地，组成了一个王室“同伴”的侍从集团，并担任君主的大臣和地方长官。人口中多数是自由农民，奴隶数量相对较少【】。城市化程度不高，首都培拉（Pella）是新建成的，基础薄弱。腓力二世（PhilipII）时，马其顿的势力在巴尔干地区上升，需要吞并色雷斯金矿等先期的和重要的推动力—一色雷斯金块的作用相当于上个世纪的阿提卡白银，为马其顿向外扩张提供了不可缺少的财政上的支持【21。腓力的军队在攻克希腊城邦、统希腊半岛战斗中的胜利应当归功于排力的军事改革，它反映

了希腊北部部落内部的与众不同的社会组织。骑兵——最初附属于希腊重甲步兵的贵族武装一的作用得到改进，可以与步兵灵活地配合，而步兵脱去了部分笨重的重装铠甲，具有了更大的机动性，集群步兵在战斗中充当了长矛骑兵。其结果是，著名的马其顿方阵形成了，以马队作为侧翼，从底比斯（Thebes）到喀布尔（Kabul），马其顿军队屡战屡胜。马其顿的扩张当然不只是依靠指挥官和战士的技术，或是它对贵重金属的优先占有。它进攻亚洲的前提条件是首先统治希腊本土。马其顿君主巩固了他在半岛的成就，他从希腊和其他被征服地区的居民中选出新公民，对马其顿本国的乡村内地实行城市化——这表明马其顿对扩张领土具有管理的能力。正是在这个时代，马其顿对比自己发达得多的中心城市的渗透获得了政治和文化上的推动力，使其有可能在亚历山大统治下，在若干年后横扫整个近东地区。具有象征意义的是，负责运送和补充不可征服的军队的人常常是希腊人，他们的舰队是不可替代的。高加美拉（Gaugamela）之战后兴起的马其顿帝国，它的中央集权的统治从亚得里亚海扩展至印度洋，但亚历山大本人死后，这种统治不复存在，他死之前，任何一种有凝聚力的制度框架都还没有构建完成。亚历山大曾经试图通过官员联姻来弥合马其顿和波斯贵族之间的关系，因此这个时期产生的社会和行政问题，从中可见一斑；但是，这些都留给后人去解决了。相互敌视的马其顿军官们自相残杀，狄亚多西（Diadochi）将帝国一分为四，即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小亚细亚和希腊，才终止了杀戮。在以后的一段时期内，前三个地区在政治和经济上的重要性，总的说，超过了第四个地区。塞琉古（Seleucid）王朝统治着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托勒密

（Ptolemy）在埃及建立了拉吉德（Lagid）王朝；半个世纪后，帕加马（Pergamum）的阿塔利（Attalid）王国成为小亚细亚西部地区的统治者。希腊化文明，本质上是东部这些新的希腊君主国的产物。

希腊化国家是混合体，然而却形成了以后几个世纪地中海东部的整体历史模式。一方面，它们掀起了迄今为止古典时代所仅见的城市建设的壮丽浪潮，在整个近东，主要的希腊城市由于自发或王室的庇护而迅速出现，在古代世界形成了密集的城市区域，并对任何一个城市的地方统治者产生了持久的希腊化影响【3】。虽然这个时期城市建设的数量少于古风时代希腊殖民扩张时建立的城市，但是规模大于后者。古典时代希腊最大的城市是雅典，在公元前5世纪，人口总数约为8万人。希腊化时代最大的三座中心城市——亚历山大里亚、安条克（Antioch）和塞琉西亚（Seleucia）大约拥有50万人。

新建城市的分布是不均匀的，作为埃及中心的拉吉德国家曾被怀疑是否拥有城邦自治权，它没有资助很多新城市的建立，而塞琉古王朝则积极地增建城市，在小亚细亚，地方贵族模仿别处的希腊城市，建立新城【4】。希腊人和马其顿士兵、官员和商人都在这些新建城市里定居。他们的到来培育了狄亚多西的继任君主们的统治阶层。东方希腊人城市数量的激增伴随着国际贸易和商业贸易的繁荣。亚历山大打开波斯王家黄金的宝库，积聚的阿赫美尼德（Achaemenid）王家财富被投入了近东地区的交换体系，因此导致地中海地区市场交换总额的急剧增长。阿提卡货币标准现在在除埃及托勒密王朝以外的整个希腊化地区通行，这有利于国际贸易和航海运输【5】。罗得岛（Rhodes）、安条克和亚历山大里亚的海上三角区成为希

腊化东方所创造的贸易空间的中心点。由于拉吉德在埃及的统治，银行业的发展达到了后来古代从未达到并超过的成熟水平。因此，通过希腊人的移民和示范作用，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城市模式被成功地确定下来。

同时，以前的近东社会结构一—由于极其不同的经济和政治传统的影响——在农村地区不受干扰地抵制着希腊模式，因此，奴隶劳动在东部希腊化地区并没有普及到基层农村。与社会上的传说相反，亚历山大在战斗中的胜利并没有导致大规模的奴隶化进程。奴隶人口的比例看来没有随着马其顿的征服而明显上升【6】。农业生产关系，相对来说，没有受到希腊统治的影响。近东传统的大河文明的农业体系将土地所有者、依附农民和小农土地所有者最终或直接地与王室土地财产结合起来。农村奴隶制在经济生活中从来不占有重要地位。王室对土地的垄断权力已有几个世纪之久。新的希腊化国家继承了这个与希腊本土完全相反的模式，但稍有变化，其中主要的变化在于各个王国的朝廷对王室土地所有权的实际控制程度。埃及的拉吉德王国——新君主国中最富庶的、最严格的、中央集权的中心——确定了在少数城邦外的完全的土地所有权。拉吉德统治者们几乎租借出了全部土地；分成小块短期出租给可怜的农民阶级，国家收取高额租金，他们没有任何使用权，他们要参加灌溉土地等强制劳动【7】。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的塞琉古王朝占有更大的、零散的土地，从来不曾尝试实行非常严格的农业剥削制度。王室土地被赐予贵族和各省官吏，农民的自治村落被允许存在，与占农村人口绝大多数的依附农（laoi）互相支持。重要的是，只是在阿塔利王朝，在位于爱琴海东岸的、新希腊化国家最西端的帕加马，

农业奴隶劳动才被用于王室和贵族地产【8】。在希腊古典时代自发形成的这种生产方式，在地理上仅限于小亚细亚邻近地区。

将希腊模式的城市与东方模式的农村两者结合起来的国家结构，不可避免地是希腊和亚洲形式的混合体，其中亚洲的世俗传统，毫无疑问是占统治地位的，希腊化时代的统治者继承了占压倒优势的、近东大河文明的君主专制传统。如同他们的东方祖先一样，狄亚多西式的君主们喜欢无限制的个人权力。实际上，新的希腊化王朝确立了官方命令下的、对统治者的崇拜原则，在意识形态上超过了该地区原来存在的王权。

王的神性在被亚历山大摧毁的波斯帝国中从来没有成为教义，这是马其顿人的发明，它最初被埃及的托勒密制度化，在埃及，对法老的历史悠久的崇拜早在埃及被波斯吞并之前就已经存在，因此，它为统治者崇拜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君主的神化很快成为遍及希腊化世界的普遍观念。新的君主国最突出的行政模式也显示出类似的发展特性——希腊人改进了以东方结构为基础的模式。国家的军事和行政人员从马其顿人或希腊移民以及他们的后裔中选拔。他们并没有像当初亚历山大提倡的那样，试图与本地的贵族进行种族融合【9】。相当多的官僚机构——在希腊古典时代完全不存在的帝国国家机器——被创造出来，并被赋予巨大的、广泛的行政任务—一特别是在拉吉德埃及，农村和城市经济的大部分管理都有赖于此。一般来说，塞琉古王国是松散的结合体，在它的行政系统中，非希腊化的成分大于阿塔利或拉吉德的官僚系统【10】；在军事上更是如此，因其与帕加马或埃及的书吏们相比，这种体系更适合于它辽阔的疆域。但是，所有国家都以王室官僚体

制为中心，来巩固和统一它们的统治，从而造成任何一种法律体系都没有发展起来。在统治者的专断是所有公共决策的唯一来源的地方，不可能产生非私人性的法律。近东地区的希腊化行政系统从来没有产生过统一的法律，只有从希腊人的、

和地方法律并存的法律系统中临时拼凑的，而且完全服从君主的个人意志【1】。同样，国家的官僚机器本身也是由“国王之友”——不断变化的、由国王的贴身侍从组成的廷臣和司令官集团——统治的，极端的无序和凌乱。希腊化国家制度的最根本的不确定性反映在没有任何领土主权概念，它们仅仅是利用这些土地的王朝，它们仅仅提供了王朝的称号。在这种情况下，希腊化的东方的各个城市保持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独立是不可能的，古典城邦的时代永远地过去了。东方希腊城市的自治解放运动，与强加给它们的专横模式的外部力量相比，并不是微不足道的。但是，这些新兴城市所处的环境与希腊本土是大不一样的，因此，它们从未获得过原来那样的自治权利和生命力。基层的农村和上面的国家构成了一种阻碍其发展并使之适应那个地区方式的长期的社会氛围。它们的命运也许可以以亚历山大里亚为最典型的范例。亚历山大里亚成为拉吉德埃及的新的海上都城后，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成了古代世界最大的和最繁荣的希腊化城市，成了地中海东部地区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但是，在托勒密时代，亚历山大里亚所取得的财富和文明的发展都是要付出代价的。

在依附民居住的农村，找不到自由公民，王国受到无所不在的王室官僚系统的控制。即使在城市里，对于财政和工业的管理——这曾经是雅典古典时代外侨所控制的领域—一由于旧的城邦结构的消失，没有得到相应的解放。城市大多数的主

要产品——油、麻、纸莎草或啤酒——都被王室垄断。税收权承包给了私人，但是受政府严格的控制。自由和奴役的两极化观念，是希腊古典时代城市的特点，但是在亚历山大里亚，这个观念根本不存在。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拉吉德的首都，在古代科学技术史中是最辉煌的城市，亚历山大里亚博物馆是古典世界中少数重要发明的发起者，而它的领津贴者采西比乌（Ctesibius）是古代世界少有的著名发明家之一。但是，即使这样，王室建造这座博物馆并推动它进行研究的动机，还是在于军事和工程发展的需要，而不是基于经济的或节省劳动力的考虑，研究工作大多数反映了这一特点。希腊化帝国——希腊和东方方式的折中混合体——通过淡化其实质，扩展了古典时代城市文明的空间，但是，它们也无法克服当地的东方局限性【2】。从公元前200年开始，罗马帝国军队占据这个地区，并向东推进，至公元前2世纪中期，罗马军团彻底打败了东方所有坚持抵抗的力量。具有象征意义的是，帕加马成为第一个并入新的罗马帝国的希腊化王国，它最后一个阿塔利统治者，依他个人意愿，将帕加马作为个人遗产献给了

“永恒之城”。

注释

【1】哈蒙德（N.G.L.Hammond），《至公元前332年的希腊历史》（A History of Greece to 332 B.C.），牛津，1959年，535-536页。

【2】色雷斯金矿的产量比阿提卡劳里昂银矿的产量高，见莫米利亚诺（Arnaldo Momigliano），（马其顿腓力二世》（Filippo II Mace-

dune），佛罗伦萨，1934年，49-53页。在有关马其顿国家早期扩张情况的研究中，这是最清楚的一篇，但很少被现代研究者所法意。

【3】大部分新建城市由地方土地所有者建立，但是规模最大、最重要

的，当然是新马其顿王国统治者建立的，见琼斯，《从亚历山大到查士丁尼的希腊城市》（The Greek City fronm Alexander to Jus-

tinian），牛津，1940年，27-50页。

【4】拉吉德和塞琉古王朝在政策上的差别，见罗斯托夫采夫（M.

Rostovtsev），《希腊化世界的社会经济史》（The Social and Eco-

nomic History of the Hellenistic World），牛津，1941年，第1卷，

476页以下。

{5】海歇尔海姆（F.M.Heichelheim），《古代经济史》（An Ancient Eco-

nuwnic fHistory），第3卷，莱登，1970年，10页。

【6】韦斯特曼，《希腊和罗马古典时代的奴隶制体系》，28-314

【71罗斯托夫采夫曾经讨论过这一体系，见《希腊化世界的社会经济史），第1卷，274-300页；关于拉吉德埃及劳动使的不同形式，见泽林（K.K.Zel’in）和特罗菲莫娃（M.K.Trofimova），《希腊化时代地中海东部地区的依附形式》（Furmy Zavisimostiv Vostachnom Sredizemnomor’e Ellenisticheskocxo Perioda），莫斯科，

1969年，57-102页。

【8】罗斯托夫采夫，《希腊化世界的社会经济史》，第2卷，806、1106、4

1158、1161页。奴隶劳动还广泛地用于帕加马的矿山和工厂中。

罗斯托夫采夫认为，在希腊化时代，希腊本土仍然有大量的奴隶存在（上引书625-626、1127页）。

【9】亚力山大的世界主义观念常常被夸大，但证据稀少；有关这个观点的最有价值的评论是巴迪安（E.Badian）作出的，见（亚力山大大帝及其人类观念的统）（Alexander the Great and the Unity of Mankind），载格里菲斯（（G.T.Grifith）主编《亚力山大大帝：主要问题）（Alexander the Greal:the Main Problems），剑桥，1966年，

287-306页。

【10】实际上，在塞疏古王国的官僚体制之中，伊朗人可能多于希腊人5和马其顿人，见韦尔斯（C.Bradford Welles），（亚力山大及希腊化世界》（Alexander and the Hellenistic World），多伦多，1970年，87

【11】珀蒂（P.Petit），《希腊化文明》（La Civilisation Hellenistique），巴黎，1962年，9贞；埃伦伯格，《希腊国家》，214-217页。【12】希腊化国家不同信仰的融合很少能证明海歇尔海姆所热烈赞颂5

的合理性，对他而言，它们表现了“经济和行政组织的奇迹”，野蛮的罗马人无意识的破坏使历史停滞了1500年。见《古代经济史》，第3卷，185-186、206-207页。罗斯托夫采夫非常谨慎，但他也贸然确定了罗马征服地中海东部是…个令人遗憾的灾难，罗马毁坏了地中海东部，这个地区被强行地非希腊化，融入罗马文明，见《希腊化世界的政治经济史》，第2卷，70-73页。

这种观点可追溯至温克尔曼（Winckelmann）和德国启蒙运动时期的希腊崇拜，当时那在文化上有一定的重要性。

第四章罗马

罗马的兴起是新一轮城市帝国扩张的标志。它不仅表明在地理位置上，古代社会的中心转向了意大利，而且标志着在希腊首先产生的那种生产方式，在罗马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推动力，与这种生产方式在希腊化时代所创造的成就相比，更加广阔和持久。罗马共和国早期的发展进程延续了以前古典城邦的一般模式，即对立的城邦之间的地区战争，吞并领土，使“盟邦”处于从属地位，建立殖民地。但是，关键在于，罗马扩张主义本身从一开始就与希腊方式不同。城市的基本发展一直坚持贵族的政治权力，并融入城市文明的古典模式。古风时代的君主制，在公元前6世纪末，即在其存在的最初阶段，就被贵族制所取代，这是一次与希腊化模式极其类似的变革。但是，此后与希腊城市不同的是，在罗马，主势力从来没有兴起来打破贵族统治并推动紧随其后的城市中以小农和中农为基础的民主化进程。是贵族通过极其复杂的公民制度才得以保持了完整的权力，并在长期的、严酷的城市社会斗争过程中，经历了重要的民众化变革，而没有被取消或代替。共和国由元老院统治，在其诞生的最初两个世纪里，元老院由一小部分贵族氏族控制；通过本身增选而获得的元老的资格是终身享有的。最高级别的两名年度执政宫由全体罗

马公民组成的“公民大会”选举，但是却导致不平等的“百人队”产生，他们保证了有产阶级占据大多数的表决权。执政官是执行国家最高权力的官员，这个职位在法律上被封闭的贵族集团所垄断，直到公元前366年。

早期的结构使传统的贵族制的政治统治保持着纯洁和单纯。经过斗争，罗马最终形成了与希腊的“簪主”和“民主”模式最近似的形式，但是，与希腊相比，其每一次存在都短暂得多。罗马的结构，在两个主要方面逐渐地改变并磨合着。首先，新富裕起来的“平民”（plebeian）强迫“贵族”（patrician）让出从公元前366年开始就占据的两个年度执政官职位中的一个；直到大约两百年后，在公元前172年，两个执政官职位才首次全部由平民担任。这个缓慢的演变过程，基于前任执政官自动成为元老的原则，导致元老院构成范围扩大。其结果是，社会结构中有了一个庞大的贵族阶层，包括“贵族”和“平民”家族，而不是如希腊簪主统治时期产生的贵族统治体系那样，贵族资格本身是可以被取消的。从年代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与共和国内最富裕阶层内部斗争同时发生的，是平民阶层为争取更多权利而进行的斗争。早期斗争的结果是产生了平民保民官，他是公民中大多数人的共同代表。保民官每年由“部落”大会选举产生。与“百人队”大会不同，“部落”大会在原则上实行完全的平均主义。和希腊古风时代的部落一样，“部落”是按地缘关系而非血缘关系划分的，城内有4个名额，城外有17个名额（这是当时城市化程度的标志）。保民官的管理机构是间接的和相应的执行机构，它保护穷人不受富人压迫。到3世纪早期，选举保民官的部落大会终于获得了立法权，而保民官自己也获得了名义上的对执政官行为的否

定权和对元老院决议的否决权。

这个进化过程的方向与导致希腊城邦民主发展的过程是相似的。但是，在这里，这个过程也在一种新的城市政治制度即将产生之前就被束缚住了。保民官和部落大会只是简单地加入了元老院。在执政官和百入队大会组成的中心体系里，他们并没有从本质上撼动指导着共和国寡头统治的权力系统，而只是附着在其外围，在实际生活中他们的重要性常远远小于他们正常具有的潜力。贫民阶级普遍受富裕平民控制，后者为民众事业斗争的目的是为了扩展他们自身的、暴发户的利益，这个目的在这些新贵已经进入元老阶层以后仍然存在。保民官一般是相当富裕的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了元老的驯良的工具【1】。在共和国内部，贵族的特权并没有从根本上被动摇。富人的财阀统治只是扩大了世袭的贵族阶层，他们运用广泛的“被保护人”体系保护着城市人群中恭顺的追随者，在百入队大会中有大量的贿赂现象，以保证年度执政官的选举。因此，罗马共和国通过合成的宪法，保持着传统的寡头统治，进入了历史上的古典时代。

正因为如此，罗马公民的社会结构，与典型的、古典希腊曾经存在的社会结构相比，不可避免地有所区别。在早期斗争中，贵族集聚了土地，使贫穷的自由农民沦为债务奴隶（如同希腊一样），并占有用于放牧和耕种的共同土地（ager publi-

cus）。通过债务奴役，农民身份降为依附佃农的趋势被制止了——尽管债务问题本身仍然存在【2】—但是，占有共同土地以及减少中小阶层农民数量的趋势仍然无法制止。与雅典或不同于雅典的斯巴达所发生的情况相比，罗马的普通公民没有通过经济地位或政治地位的上升来巩固农村财产。当格

.49.

拉古（Gracchi）终于试图按照梭伦和庇西特拉图的方式实行改革的时候，已经太晚了：根据公元前2世纪的状况，必须实行比雅典当年所实行的措施更激烈的措施，即格拉古兄弟的重新分配土地的要求，来挽救穷人——这使他们压倒贵族对手的机会相应减少了。实际上，共和国并没有持久的或实质性的农村改革发生，尽管在其存在的最后一段时期内，围绕这个问题的动荡和骚乱不断。贵族的政治统治，制止了所有彻底扭转持续的土地所有者两极分化的努力，其结果是造成对曾经是希腊城邦脊梁的小型农民阶级的持久的侵害。罗马的重甲步兵——可以装备步兵军团的盔甲和武器的人—是

“在土地上定居的人”（assidui），他们拥有足够的财产可以置备自己的武装。在他们以下是“无财产的公民”（proletari），他们对于国家的义务仅仅是抚养儿童（proles）。贵族对土地的日益垄断因此转向“小农”，他们的人数在稳步减少，而“无产者”队伍则在不可抗拒地扩大。另外，罗马的军事扩张主义也是导致“小农”阶层人数减少的原因，他们是军队伤亡者和强制征召的对象。结果是，到公元前3世纪末，“无产者”几乎已经成为公民中的大多数，而且还不得不应召入伍以应付汉尼拔（Hannibal）对意大利的突然袭击；而“小农”的财产则急剧减少，到下个世纪其数量已经降至可以维持生存的土地的最低线以下。【3】

小土地所有者在意大利从来没有普及或完全消失，但是他们日益被驱逐进更加遥远和不稳定的国家的一隅，在无任何吸引力的沼泽地区或山区来收买土地所有者。共和国时期罗马的政权结构因此与希腊的任何原有形式截然不同，因为当农村由于大贵族控制而变得多样化时，城市反而充满着被

.50

剥夺了土地或其他财产的无产者。一旦被完全城市化，这个庞大的绝望的下层阶级就失去了任何再次拥有小块土地的希望，并往往受到贵族小集团的操纵来对抗以小农阶层为后盾进行的农村改革【4】。他们在日益庞大的帝国的首都的战略地位最终迫使罗马统治者通过粮食共同配给制度来平衡直接的物质利益。实际上，这是从未发生过的土地分配制度的廉价替代形式：控制着共和国的元老院的寡头统治喜欢的是被动的消费的无产者，而不是不顺从的生产者农民。

现在可以考虑这种结构与罗马扩张主义的特殊进程的密切关系了，因为罗马公民势力的增长在两个基本方面毕竟与希腊模式是有所不同的，这两方面与城市内部结构有直接的关系。首先，罗马人有能力扩展其自身的政治体系，以便把在半岛的扩张中所征服的意大利城市包括在内。从一开始，它就不像雅典那样从同盟者那里索取军队，而不是财产和钱财；因此，在和平时期减轻它所统治地区的负担，并在战争期间将其紧密地连在一起。在这一点上，它仿效了斯巴达模式，虽然它对同盟者军队的中央军事控制要强大得多。罗马还有能力最终将这些同盟者并入自己的政权，而希腊城市就未能做到这一点。正是罗马特殊的社会结构保证了这一点。即使是古典时代寡头统治最严厉的希腊城邦，也基本上依赖有产公民为中坚力量，并预防城市中严重的贫富分化。斯巴达的政治独裁统治——希腊寡头政治的典型——也不意味着公民内部的阶级分化，实际上，正如我们看到的，在古典时代它与典型的经济平等主义相结合，并可能还将不可出让的城邦土地分配给每个斯巴达人，以保持重甲步兵装备，抵御在罗马发生的

“无产者化”现象【5】。在古典希腊城邦，无论其民主与寡头制

·51·

的程度如何，都保持着植根于其邻近地区农村财产的公民集团；由于同样的原因，领土的无伸缩性使其不能在扩张的条件下不失去其统一性。相反，罗马的宪制在形式上不仅仅是寡头制的，在更深层次上更多的是贵族统治的，因为其背后是纯粹的另外一种形式的罗马社会的经济等级。正因为如此，共和国的公民权才有可能延伸至意大利同盟城市中占相对统治地位的阶级。他们的社会地位类似于罗马贵族，并从罗马的海外扩张中获取利益。当他们对于罗马公民权的要求被拒绝时，意大利城市最终在公元前91年起义反对罗马统治—这是雅典和斯巴达同盟者从来没有提出过的要求。即使在那时，战争的目标仍然是建立有首都和元老院的意大利半岛国家，承认统一的罗马统治的模式，而不是回复到一种松散的、

城市独立的状态【6】。意大利人的起义经过长时间的、激烈的“社会战争”，从军事上被粉碎了。但是，在随后爆发的共和国内部马略（Maria）和苏拉（Sulla）派之间的内战中，元老院不得不承认了同盟者的基本政治纲领，因为罗马统治阶级及其法律上的特点使其他意大利城市具有获取广泛公民权的便利，这些城市受到城市贵族的统治，他们与元老院阶级有类似特点，他们有财产和时间参与共和国的政治统治，即使是在远方。意大利贵族不仅满足于只在罗马国家内部获得中央官职的政治抱负，在得到公民权后，它进一步的野心是在今后通过社会变革成为有势力的力量。但是，他们与平民的结合仍然没有对未来罗马帝国的总体结构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在帝国上升时期，它所显示的制度的相对灵活性给予罗马以明显的优势，它意味着，在希腊扩张时两极化的分裂和损失得以避免——以早熟的、软弱的、城邦的封闭性或转瞬即逝的王权的

·52.

胜利为代价。这表明，罗马共和国的政治形式有了相对有效的、明显的进步。

罗马扩张的决定性的改革最终是经济方面的，它在古典时代第一次引进了大规模的奴隶制庄园。正如我们看到的，希腊农业广泛地使用奴隶，但其本身局限在人口不足地区的小范围内，因为希腊文明始终保持着不稳定的、海岸化的和孤立的特点。另外，总体上说，阿提卡和美塞尼亚的奴隶庄园通常规模较小——大多数庄园平均占地面积大约在30-60英亩。

这类土地模式当然与希腊城邦的社会结构有关，因为其间不存在财富的高度集中的情形。相对而言，希腊化文明中，大规模的土地财产集中在朝廷和贵族手中，但广泛的农业奴隶制并不存在。只是罗马共和国才第一次在农村将大地产农业与大量奴隶劳动结合为一种主要的、标准的形式。奴隶制发展为有组织的生产方式，正如它在希腊一样，开创了罗马文明的、真正的古典模式，达到了其权力和文化发展的顶点。但是在希腊，它与小农业的稳定发展同严密的公民团体是一致的，而在罗马，它则被已经控制了城市和社会经济的城市贵族系统化了。其结果是，确立了以广泛的奴隶大庄园（latifundi-

um）为特点的、新型的农村制度。从公元前3世纪后期开始，大土地所有者受到了一系列浩大战争的资助，这些战争使罗马获得了地中海世界的统治权：布匿战争（Punic）、马其顿战争、朱古达战争（Jugurthine）、米特里达提战争（Mithridatic）和高卢战争（Gallic），这些战争导致大批战俘涌入意大利，使罗马统治阶级从中获利。同时，在半岛本土上，持续的残酷的连年征战——汉尼拔战争、社会战争和内战一—使战败者，特别是意大利南部的大土地所有者的权力转入到元老寡头和胜利53

者派别的手中【7】。此外，这些国内外的战争，很明显地造成了罗马农民的衰落，他们曾经是城市社会等级中强大的小土地所有者的基础。持久的战争导致了无休止的战争动员；小农阶层的公民年复一年地被征召入伍，数以千计的小农战死，而那些幸存者则无力保住自己家乡的土地，看着土地不断地被贵族掠走。从公元前200年到前167年，10%甚至更多的自由罗马人被终身征募。这样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只有在国内经济的支柱是大规模奴隶劳动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奴隶劳动将人力解脱出来，保证了共和国的军事力量【8】。战争的胜利使得更多的战俘奴隶被带回意大利的城市和土地中。

最终的结果就是，有奴隶劳动的农业地产以前所未见的规模产生了。著名的贵族，如路西·图密提·埃汉努巴布（Lu-

cius Domitius Ahenobarbus），在公元前1世纪能够拥有20万英亩土地。这些大庄园代表着一种新的社会现象，它改变了意大利农村。当然，他们没有必要或千篇一律地组成固定的土地地主集团，并以划一的方式集体耕种【9】。大庄园最典型的模式是拥有大量中等规模的庄园，有时是紧邻的，但也可能是散布在全国范围内的，如此设计有利于不同的地主代理人和机构的监督。但是，即使是这样，分散的土地占有也要比希腊前人的土地占有量大得多，一般要超过300英亩【500犹格（iugera）】，如小普林尼（Younger Pliny），他在托斯坎尼（Tus-

cany）的那种统一的地产的规模，有可能达到3000英亩或更多【10】。意大利大庄园的兴起导致了大面积草原牧场的产生，并且葡萄、橄榄与谷物等作物的间种技术开始应用。奴隶劳动在共和国后期更多地出现，不仅改变了意大利农业，而且在商业和工业活动中也被大规模使用，大约90%的罗马工匠是

奴隶出身【11】。罗马帝国扩张所导致的社会巨变的本质以及支持它的基本动力，是其彻底的人口迁移。布伦特估计，公元前225年，在意大利的自由人人数为440万人，而奴隶人数为60万人；至公元前43年，大约有450万名自由民，奴隶人数达到300万—一自由人口的总体人数确实在下降，而奴隶人口增至5倍。【12】类似的事情在以前的古代世界中从未发生过。奴隶生产方式的全部潜力第一次被罗马人开发出来，他们组织奴隶劳动，并使之达到一个希腊人从来没有达到过的高度。罗马共和国掠夺性的军国主义是其经济积累主义的杠杆：战争带来了土地、贡赋和奴隶；奴隶、贡赋和土地又提供了战争的物质供给基础。

罗马对地中海地区扩张的历史重要性，当然不能够简单地归结为只是凭借元老寡头统治的运气。军团的远征对于整个古代的历史所引起的变化要深远得多。罗马势力融合到了地中海西部和北部腹地，以至古典世界。与其在东方外交上的谨镇态度相反，从开始发动时，罗马的兼并主义趋向就主要在西方，这是共和国所取得的决定性的成就。如已经提到的希腊殖民扩张，在地中海东部就采取了建立大量城市的形式，首先由上面的马其顿统治者创立，而后很快被下面的地方贵族模仿；而且它发生在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明的地区，比希腊本身要久远得多。罗马对地中海西部的殖民扩张的背景和特点，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同的。西班牙和高卢以及随后的诺里库姆（Noricum）、莱蒂亚（Rhaetia）和不列颠（Britain），都是凯尔特人（Celtic）部落集团居住的边远的原始地区，大多数在历史上同古典世界没有联系。这些地区被并入罗马所造成的问题，与近东的希腊化秩序是完全不同的，这不仅因为它们社会

文化落后，而且因为它们代表着内陆土地类型，这种类型在以前古典时代从经济上是无法组织的。城邦的原始发源地是狭窄的海岸地区和海洋，古典希腊人从未放弃过它。希腊化时代展示了近东地区大河文明的广泛的城市化进程——长久的、以河流灌溉为基础的文明，现在，部分地转向海洋——以从孟斐斯（Memphis）到亚历山大里亚的兴起为标志发生了改变。但是，沙漠距离地中海南部和东部海岸很近，因此在利凡特（Levant）和北非的定居人口从不深入内地。而罗马在地中海西部扩张的边疆，既非海岸，也非灌溉系统。在这里，古典时代第一次面对大面积的、没有原生城市文明的内陆领土。罗马城邦发展了农村奴隶大庄园，并证明它们有能力控制这些庄园。西班牙或高卢的河道有助于这样的渗透活动。但是，带动兵团到塔古斯河（Tagus）、卢瓦尔河（Loire）、泰晤士河（Thames）和莱茵河（Rhine）的不可抗拒的推动力，是土地上没有限制和妨碍的、完全放开的奴隶制生产方式。正是在这个时代，发生了古典时代主要的也许是唯一的一次农业技术的进步——轮转碾磨被发明用于磨碎谷物，其主要的两种形式，在公元前2世纪中期，首次在意大利和西班牙使用【u3】。

伴随着罗马对地中海西部地区的扩张，农业生产推动力形成了。对大规模农村奴隶劳动生产力的成功组织，是对西部和北部腹地实行长久的征服和殖民统治的前提条件。在罗马行省中，西班牙和高卢与意大利一样，直至帝国末期仍然保持着深深的奴隶制的印记【14】。希腊贸易已经渗入了东方，拉丁农业“开启了”西方。自然，罗马也在地中海西部，沿着可航行的河岸建造城市。农村经济中，奴隶劳动的产生建立在牢固树立的城市间纵横交错的关系上，这些城市是剩余产品的终点，

代表着流动的和控制的基本原则。科尔多瓦（Cordoba）、里昂（Lyon）、亚眠（Amiens）、特里尔（Trier）和数以百计的其他城市建立起来了。它们的数目不能与那些古老的、人口密集的地中海东部地区的社会相比，但其规模则远远大于罗马在东方建立的城市。

对罗马来说，向希腊化地带扩张的形式，与其向西方凯尔特人内地扩张的途径是不一样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是犹疑不定的，倾向于封锁性质的干涉，以防止对已经存在的国家体系的瓦解（腓力五世、安条克三世时期），同时建立附庸而不是被征服的行省【15】。因此，造成的后果是，在公元前198年马格尼西亚战役（Magnesia）中塞琉古最后一支强大的军队被击溃后，50年里没有任何一块东方土地被吞并；公元前129年帕加马和平地并入罗马行政统治，这是通过忠诚君主的遗嘱确定的，而不是由元老院的意志决定的。帕加马成为罗马帝国在亚洲的第一个行省。此后在公元前1世纪，东方的富麻已经被罗马人了解，同时军队指挥官在帝国海外的权力也在逐步上升，这时，侵略变得更加迅速和系统了。但是，共和国的各个王国所管理的亚洲行省，一般来说都有利可图，在那里，将军们都已经以最少的社会变化或政治于预，从他们的希腊统治者手中得到了权力，并且声称，把这些行省从王室暴君手中“解放”出来，行省应该用丰厚的税金来回报，以满足他们自己的要求。在地中海东部地区，农村奴隶制没有广泛推广，大量的战俘奴隶被船运往西方意大利本土。王室地产被罗马行政长官和投机者所侵吞，但是，劳役系统仍然完整地发挥着作用。罗马在整个东方统治的重要改进发生在希腊城市中，对城市官员要求具备财产资格——调整他们，以更加接近“永

恒之城”的寡头统治形式的准则；在实践中，这只是对已经控制这些城市的地方贵族实行实际权力的法律性规范【16】。在东方，有些具有罗马特色的城市殖民地是凯撒（Caesar）和奥古斯都（Augustus）创建的，用以安置亚洲的拉丁无产者和退伍老兵。但这些城市很少留下痕迹。重要的是，在元首制时期【特别是安东尼（Antonine）时代】，当新一轮的城市建筑浪潮兴起时，它们基本上保持着希腊的基础，与这个地区从前的文化特色相一致。从来没有人试图将东方行省罗马化，只是西方受到了拉丁化的强烈冲击。语言界限一—从伊里利亚（llyricum）到昔兰尼加（Cyrenaica）——区分了新帝国统治的两个基本区域。

在共和国最后两个世纪，罗马对地中海的扩张以及它所促进的元老经济的大规模扩展，一直伴随着本土的上层建筑的发展，这种发展是古代世界从未有过的。因为在这个时代，罗马民法以它所特有的统一性和特殊性出现。从公元前300年开始逐渐发展，罗马司法体系开始从根本上重视对公民间非正式私人合同关系和交换的规定。其基本定位是基于经济贸易——买卖、雇佣、租赁、继承、担保——以及家庭——婚姻或遗嘱。公民对国家的公共关系以及家长对其依附者的父权关系，对司法理论和实践发展的根本作用则是次要的：第一项关系，对于系统的司法而言，是过于变化不定了，而第二项关系包括的大多数规定则是惩治家庭内部的罪行【17】。真正的共和国司法的强制干预与这些方面是无关的，它不是公法和刑法，而是民法，它管理各方对于财产的争论。这是这个独特领域内值得纪念的进步。类似的基本司法理论的发展，在古代完全是崭新的案件。它既不是国家工作人员，也不是参与

实践的律师创造的，而是专业的和贵族的法学家创造的，他们仍然处于诉讼程序之外，他们在实际法庭调查中，只提供有关司法原则问题的观点，而不就事实本身发表观点。共和国的没有官职的法学家，发展了一系列抽象的“契约性的人格”理论，以用于分析特殊的商业和社会交往的行为。他们的知识倾向是分析性的，而不是系统化的，但是他们工作的成果是显著的，因为在历史上，民法第一次有了这样有组织的文本依据。意大利商品交换经济的成长依赖于罗马帝国体制的建设，并建立在广泛的奴隶使用基础上，因此，在共和国后期，已经显示它对于无与伦比的商业法的产生，具有司法上的影响。“新罗马法的伟大的、决定性的贡献是十分适当的，它发明了

‘绝对财产’的观念——民法所有权（dominium ex jure Quiri-

tium）”【18】。此前，司法体系没有明确提出无条件的私人财产的概念，在希腊、波斯或埃及，所有权都是“相对的”，换言之，都是其他当权者和派别的、更高的或附属权利的条件限制，或负有的对他们的义务。罗马司法规程通过发展单纯的“占有权”——对货物的实际控制和“财产”——对它们完全的法律所有权之间的新差别，第一次将私人财产所有权从任何外在的条件和限制中解放出来。罗马法关于财产的极为实质的部分，自然是针对奴隶的所有权的，这代表着早期产品商业化和一个扩大的国家体系内部商品交换的观念的精华，而共和国的帝国主义则使这种观念成为可能。正如希腊文明第一次将绝对极端的“自由”从一直在它以前流行的、有相对条件和权利的政治连续系列中解脱出来一样，罗马文明也首次将纯粹的“财产”从先于它产生的、含糊的和不确定的占有权的经济系列中区分出来。公民的所有权一—罗马广泛的奴隶经济的

司法成就，是一个重要的新生事物，注定比产生它的世界和时代更加持久。

共和国为罗马赢得帝国，这是由它自己的胜利所导致的时代错误。一个单独的城市寡头统治不能在地中海地区形成统一体——因为其成功的发展规模不再适用。在共和国最后“个世纪的扩张中，罗马军团到达了幼发拉底河和英吉利海峡，并伴随着罗马社会内部不断升温的社会紧张局势—一这是海外胜利的规律性的直接结果。农民对土地要求的运动被格拉古镇压了。但是在军队中该运动以一种新颖的更具威胁性的方式重新出现了。持续不断的征募不断地削弱小土地所有者阶级的力量，但是，他们的经济活力依然存在，并且体现在从马略时代开始的、退伍老兵的土地分配所产生的压力中——他们是艰难地服过兵役而幸存下来的人，这给罗马农民压上了沉重的负担。元老贵族从罗马对地中海的财政掠夺中，获得了极大的利益，同时造成了无尽的贡赋、征敛、土地和奴隶，但是他们并不愿意给曾经为他们作战并嬴得许多前所未闻的财富的士兵哪怕很少的补偿。罗马军团成员领取微薄的工资后便被野蛮地遣散，没有获得任何长期服役的补偿金；

在服役期间他们不仅面临失去生命的危险，而且还有失去在家乡的土地的危险。支付他们退伍的补偿金就意味着向有产阶级征税——虽然是少量的，但这是贵族统治者不予以考虑的。结果是，在共和国后期，军队中产生了一种内在的倾向，军人从对国家的忠诚转向对成功军官的效忠，因为通过他们的个人权力，这些军官能够保证士兵获得掠夺物和赠品。军团和司令官之间的关系逐渐变得与平民生活中保护人和被保护人之间的关系相似了，从马略和苏拉时代开始，士兵期望他

们的军官经济上得到改善，军官则利用士兵作为政治晋升的条件。军队成为得人心的指挥官的工具，而且战争开始成为有野心的执政宫私人的投机活动，如庞培（Pompey）在俾泰尼亚（Bithynia），克拉苏（Crassus）在帕提亚（Parthia），凯撒在高卢，他们各自独立地决定了他们的征服和侵路的战略计划【19】。传统的国内政治的派别斗争随之转向军事斗争，这比狭窄的罗马自身有限的范围大得多，其不可避免的结果是大规模内战的爆发。

同时，如果说农民的贫困是共和国后期军队混乱的苗头，那么城市人群的境况则使元老权力面临极端尖锐的危机。随着帝国的扩张，首都罗马的发展达到了无法控制的规模。农村人口脱离土地的趋势，与大规模奴隶进口相结合，创造出了一个超大规模的城市。在凯撒时期，罗马人口大约有75万人——这超过了希腊化世界最大城市的规模。饥饿、疾病、贫穷，榨干了在首都贫民区里生活的工匠、工人和小业主，他们或是奴隶，或是解放奴隶或自由人【201。在公元前2世纪，城市暴民曾经被贵族利用，去反对农民改革者，因此，他们曾经被有组织地动员起来——罗马平民为抛弃喀提林（Catiline），再次采用了这个措施，他们以存在已久的方式，听信专制贵族的宣传，反对国家的“煽风点火”的敌人。只有埃特鲁斯坎人（Etruria）的小土地所有者才最终保持了对这些人的忠诚，而这是这种情况最后一次出现。此后，罗马无产者似乎已经不可逆转地从元老院的监护下分离出来；在共和国最后的几年里，他们的敌对情绪越来越对传统的政治秩序构成威胁。由于在充斥着75万居民的城市中根本缺少任何巩固的、严格的警察队伍，城市暴乱就使共和国危机重重，直接的大众压力是

可想而知的。由于50年代保民官克劳狄（Clodius）精心安排，武装了部分城市贫民，在公元前53年，城市无产者第一次收到了谷物施舍——此后，这成为罗乌政治生活中固定的活动，到公元前46年，接受施舍的人数上升到32万人。另外，正是公众的呼声给予庞培特别的、对于军队的统辖权，从而导致元老制国家军队的最终崩溃；对于凯撒，大众的热情使他在10年后能够威胁贵族制度，大众的欢迎保证他在越过卢比孔河（Rubicon）后得以顺利地接收罗马。凯撤死后，在继承者空缺时，公众再一次在罗马街头发生骚乱，在公元前22年至前19年，迫使元老院，请求奥古斯都接受更新的执政官和独裁官的权力。这成为共和国最后的坟墓。

最后，也许是最根本的一点是，罗马贵族在统治行省时的自我保护的保守主义和率性而为的治理，证明他们越来越不适合管理一个世界性的帝国。他们排外的特权同他们海外扩张发展中的统一性是不一致的。同样，各行省也无法对罗马贵族贪婪自私的特性作出任何有效的抵抗。但在意大利本土，在上一代猛烈起义后获得正式公民的平等权利的那些行省，却没有发生类似的状况。意大利城市贵族赢得了融入罗马社会的法律权利，但是，他们没有深入元老院官员的内部，拥有后者所拥有的权力。随着三巨头之间最后一回合的内战的结束，政治干预的决定性的机会到来了。意大利行省贵族拥护奥古斯都，自称是传统和特权的守卫者，而反对马库斯·安东尼（Marcus Antonius）及其阵营中不样的和希奇古怪的东方习俗【21i。正是他们对奥古斯都事业的支持以及著名的32年

“泛意大利”（1ota Italia）忠诚誓言，保证了亚克兴（Actium）战役的胜利。关键是，在三次决定共和国命运的内战中，每一次

都伴随着同样的地理模式，它们都是由控制西部的一方获胜，以东方为基地的一方失败，尽管东方更富庶，拥有更多资源，法萨卢（Pharsala）、腓力比和亚克兴都在希腊，就是在前面提到的战胜者一方，决出胜负。罗马帝国统治的强有力的中心再一次确立在地中海西部。但是，因为凯撒最初的基地是在蛮荒的高卢省，而屋大维（Octavian）政治集团则在意大利本土形成，所以他的胜利证明，地方军事执政官的成分越少，就越持久。

新奥古斯都最高权力是通过将共和国后期不满的、未分裂的多种势力收入磨下而积累起来的。他有能力团结绝望的城市贫民和疲惫的被征召农民，来反对受到敌视的、由统治精英组成的小集团，把他们极端的保守主义、傲慢无礼的态度暴露给日益强大的民众。总之，他依赖意大利行省贵族，在由他们帮助建立的新统治体系中，他使他们分享官职和荣誉。稳定的普遍的君主制是从亚克兴战役后产生的，因为只有它才能超越罗马元老院寡头统治的狭隘的都市地方主义。马其顿君主制曾突然统治过一个更广阔的外邦的大陆，但此后（post facto）却没能产生一个统一的统治阶级管理它，尽管亚历山大可能已经认识到这是他所面临的重大的机构性难题。罗马奥古斯都君主制则相反，它一产生就既不早也不晚地正好处于从城邦到统一帝国的关键性和过渡性的时刻——这是在古典时代常有的周期性的变化，它在元首制（Principate）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现在，通过采取一系列精明的政策，共和国晚期最危险和紧张的局面得到了缓解，这些政策企图重新巩固整个罗马的

社会秩序。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奥古斯都将土地分给成千上万个内战后退伍的士兵，并用他个人的财富资助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类似的赠赐——如同苏格拉底曾经做过的一样——可能主要以牺牲其他小土地所有者为代价，他们被驱逐，以空出土地给将要回家的老兵。但是，从总体上来说，这并没有提高农民的社会状况或改变意大利农村财产的总体模式【221；然而这样做确实卓有成效地满足了武装起来的农民阶级中一小部分关键人物的要求，这些人是农村人口中的中坚力量。凯撒已经成倍地增加了现役军人的报酬，在元首制时期仍继续增加。更重要的是，从公元6年开始，退伍军人接受固定的退伍津贴，数额相当于13年的工资，这笔津贴从特别设立的军事金库中支付，金库是从意大利有产阶级手中征收的销售税和遗产税中获得资助的。此项措施，在元老寡头统治时代一直受到抵制，随之被一并取消。随着新体制的创立，遵守纪律和忠诚的信念回到了军队中，军团由50个调整为28个，并成为一支常备的、职业化的军事力量【23】。其结果是，有可能发生非常重要的变化，在提比略时代，征召制度取消，从而减轻了意大利小土地所有者的负担，这样的负担，在共和国时期曾经导致广泛的灾难——这可能是一种比任何一种土地分配计划更实惠的利益。

在首都，城市无产者的骚乱，由于获得了比凯撒时期所获得的更多的谷物而平息下来，而且自从吸纳了埃及谷物后，帝国供应得到了保证。一个野心勃勃的建筑计划开始实行，这给贫民提供了很多的工作机会。由于卓有成效的消防队和供水系统的建立，城市的市政服务设施极大地加强了。执政官的步兵队和城市警察队伍从此常驻罗马，镇压骚乱。同时，在

各个行省中，共和国包税人在旧政权时期最坏的任意无度地勒索的陋习，被逐步清除，以确切的人口财产调查为基础的、

统一的财政体系建立起来，它由土地税和人头税组成一—中央政府的收入增加了，而且边境地区不再遭受税吏的掠夺。

从此，行省长官接受定期工资。通过细致的调查，司法体系扩大了受理上诉的范围，反对对意大利人和行省居民的随意判决。帝国邮政体系的建立，第一次用定期的交通系统将帝国各个遥远行省连接起来【24】。罗马殖民地、自治市和拉丁人社会在边远地区站稳了脚跟，他们主要集中在西部省份。国内的和平，在一代人的破坏性的内乱后，与各个行省的繁荣一起恢复。在边境，征服取得了成功，东西方之间重要的通道连接起来——莱蒂亚、诺里库姆、潘诺尼亚（Pannonia）和伊里利亚——取得了帝国最终的、在地域上的战略统一。特别是伊里利亚，从此成为地中海帝国体系内的中心军事环节。【25】

在新的疆域内，元首制的兴起意味着，意大利自治市家族的地位已经上升而与元老和上层行政官员处在同一等级，他们成为奥古斯都权力的堡垒之一。元老院在罗马国家中占据中心特权的时代结束了，它不是来源于权力和声誉，但是从此成为后继皇帝们的完全服从和附属的工具。元老院的政治权力只有在王室斗争或皇帝空位期间，才有所恢复。但是，由于元老院是一种制度，这成为它前身的一种华丽外壳，元老等级一—现在，通过元首制的改革，已得到整肃和更新——仍然是帝国的统治阶级，仍然根深蒂固地控制着帝国的国家机器，甚至在骑士等级已经普遍被广泛任命为各种职位之后仍然如此。它将新生事物的文化和观念融入自己等级中的能力是非常突出的。在图拉真（Trajan）时代老的共和国贵族中，没有

哪一个人能够像塔西佗（Tacitus）那样，对于一个曾经不大的南部高卢省对这个世界的形势的影响，作出如此有影响的、动人的论述。元老院的对立，在帝国创立后的几个世纪里依然存在，它以沉默或拒绝承认元首制的独裁统治的方式表现出来。在雅典——这个在古代世界中拥有最不受限制的民主制度的城市，没有杰出的理论家和雄辩家。而罗马——这个自相矛盾的也是富有逻辑性的城市，从没有经历过任何形式的民主制度，在狭隘压抑的寡头统治中，却产生了古典时代最动人的、自由的挽歌。在希腊语中，没有与拉了语受崇拜的“自由”（libertas）一词完全对应的词，在西塞罗（Cicero）和塔西佗的著作中，这个词是认真的或具有讽刺意义的（26】，对比一下两种奴隶制社会的结构，其原因就显而易见了。在罗马，文学和政治之间没有社会冲突，权力和文化聚集在共和国和帝国的严密的贵族统治中。享受有特性的、古典时代的自由的空间越小，留给后代子孙的对自由的维护也就越单纯，在一千五百年后，这一点仍然是强有力的和令人难忘的。

元老院的自由观念自然是被元首制的独裁帝国所压制和否定的，同时，意大利有产阶级对新体制的默许，使得这个时代他们的统治以异端的形式出现。但是，自由观念从来没有完全消亡，因为罗马君主制的政治统治覆盖着整个地中海地区，这种情况在从前的希腊化君主国中从未有过。罗马帝国建立在民法体系上，而不是建立在国王的任意行事上，在公共行政管理中，对共和国时期形成的基本法律框架也从未有过巨大的妨碍。事实上，元首制第一次把罗马法学家的地位提高到了国家官吏的位置，奥古斯都选择著名的法学家为顾问，并授予他们解释法律的权力。另一方面，君主自己针对属民

的问题或请求，通过诏书、告示和官方命令的形式立法。通过帝国法令产生的专制公法的发展，当然会导致罗马的法律比共和国时期的法律更加复杂和混乱。从西塞罗的“我们守法为了自由”（legum servi surmus ut liberi esse possimus）到乌尔庇安（Ulpian）的“统治者的意愿具有法律效力”（quod principi placuit legis habet vicem），说明法律自身在政治上的变化有多大【27】。但是，民法的主旨——首先是那些控制经济交易的法律的主旨——通过这次公法权利的改进，基本上被完整地保留下来了，公民内部主权没有受到非法侵入。有产阶级的财产继续受到由共和国制定的法律的保护。其次，刑法一基本上是为下层阶级制定的——仍保持着以往的专断和压迫的特性，它保证了整个社会的统治秩序。元首制保存了罗马古典司法体系，同时附加上公法领域中新改进的皇帝权力。鸟尔庇安后来系统地阐述了帝国统治下的、整体的司法主体和连贯清晰的特点之间的区别：私法—“属于与私人利益有关的”（quod ad singulorum utilitatem pertinet）特别要与公法—“属于与罗马国务有关的”（quod ad statum rei Romanae spectat）分开，前者在后者的扩张过程中没有真正消亡【28】。

在3世纪，帝国真正使强大的民法司法系统化了，塞维鲁（Severan）的著作完善了巴比尼安（Papinian）、乌尔庇安和保罗（Paulus）的成就，将罗马法编纂成集，留给了后世。与希腊化世界完全不同的罗马帝国政体的巩固和稳定，就是以此传统为根基的。

此后，元首制的历史就是大规模的帝国中央权力行省化的过程。一旦罗马贵族享有中央政府的垄断权力被真正打破，权力就开始逐渐扩散，越来越多的意大利以外的西方地主

阶级参与到了帝国统治中291。元首制以后产生的各个王朝都是这种发展的直接结果。罗马贵族朱里亚·克劳迪（Julio-

Claudian）家族【从奥古斯都到尼禄（Nero）】被意大利自治地方官弗拉维（Flavian）王朝【从韦伯梦（Vespasian）到图密善（Domitian）】所取代；继任者又是一批有西班牙和高卢南部行省背景的皇帝【从图拉真到马可·奥勒略（Marcus Aurelius）】。

西班牙和纳尔旁高卢（Narbonensis）是罗马在西方最早征服的地区，因此，其社会结构与意大利最接近。元老院的构成反映了它们之间极其近似的模式，并且逐渐地、越来越多地接纳了来自波河北岸的意大利、高卢南部和地中海岸边的西班牙的乡村显要人物。亚历山大曾经梦想的统一帝国在哈德良（Hadrian）时代象征性地达到了，他是第一个亲自从自己国土的一端走到另一端的君主。正式完成这项成就是在公元212年，卡拉卡拉（Caracalla）的法令将罗马公民权赐给了整个帝国中几乎所有的自由民。政治和行政的统一与外部的安定和经济的富庶相吻合。达西亚（Dacia）王国被征服，它的金矿被吞并；亚洲领土的边境继续延伸，并且得到了巩固。农业和手工业技术在缓慢地发展——螺旋压榨机促进了油料的生产，捏制机器促进了面包的生产，吹玻璃的技术广泛普及【30】。总之，新的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和平（pax romana）景象，与自治市竞争者的激增和城市装饰在帝国全部行省的遍布相呼应—

城市装饰采用了罗马人发明的拱门和拱顶建筑。安东尼时代可能是古代城市建设的鼎盛时期。经济的发展伴随着拉丁文化在元首制时代的兴旺，诗歌、历史、哲学，在共和国早期的相对的知识和美学的停滞之后，繁荣起来。对于启蒙运动来说，这是发展的黄金时代，用吉本的话来说就是：“在世界历史上，

这个时期人类的生活是幸福和富裕的。”【31】

在大约两个世纪的时间里，罗马帝国城市文明的平静和辉煌中一直隐含着它所依据的生产基础的、潜在的局限性和危险。因为与继之而来的封建经济不一样，古典时代奴隶制生产方式没有自然再生产的内部机制，劳动力在系统内部不可能自我平衡，以保持稳定。传统上的奴隶供给大多依靠对外征服，因为古典时代奴隶的主要来源一直是战俘。共和国曾经为获取人力而劫掠了整个地中海地区，并确立了罗马帝国体系。元首制遏制了进一步的扩张，在三个进军的目标地区——德意志、达西亚和两河流域，都有明显保留的部分。

“图拉真时期后，帝国边境关闭了，战俘奴隶之源不可避免地干涸了”。奴隶贸易不可能补充它所造成的来源的匮乏，因为它本身就一直依附于军事行动之上。“帝国周围的蛮族边境地区继续提供奴隶，由中间人在边境买进，但仍不足以解决和平形势下的供应难题。”结果是奴隶价格开始不断上升；在1、

2世纪，价格是公元前1、2世纪的8至10倍【32】。价格的不断上升加剧了奴隶劳动力所有者之间的矛盾和对立。因为对于一个奴隶所有者来说，每个成年奴隶都意味着是一次短暂的、在死亡时完全放弃的资本投资，因此强制劳动的更新（与工资劳动不同），在越来越紧缺的市场中，就需要一笔高额的启动资金。因为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购买奴隶付出的资本，不属于用来从奴隶身上榨出利润或剩余劳动的资本。恰好相反，这是奴隶主已经放弃的资本，是他可用在现实生产上的资本中的扣除额”【33】。此外，奴隶的后代自然是奴隶主不用生产的财政费用，他们不可避免地被减少或忽略了。农业奴隶生活在类似兵营的奴工监狱（ergastula）之中，环境与地方监狱

相似。女性奴隶很少，因为除家务劳动外，适合她们的工作很少，对奴隶主来说，一般是无利可图的【34】。因此，农村奴隶人口的性别组成一直处于极端失衡的状态，并且其中几乎没有婚姻关系。结果必然是生殖率低下，造成劳动力一代比一代少【35】。为了防止奴隶人口的下降，元首制后期，地主开始尝试繁殖奴隶，给生育的女奴奖金【36】。虽然有关帝国繁殖奴隶的数量的记载很少，但在边境关闭后一段时间内，这类措施有可能缓解整个生产方式的危机，然而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同时，农村自由人口的逐渐增加也无法补偿奴隶人数的损失。帝国对农村人口的渴求，早在图拉真时代就已经显现出来，他将公共抚养地方孤儿的费用分摊给地主，劳动力短缺的迹象已经从中显现出来。

生产率水平的上升也不能补偿劳动力总数减少的损失。

在共和国后期和帝国早期，奴隶农业对于地主来说，比其他任何一种开发土地的方式都更明智和更有利可图，其中部分原因是奴隶可以随时使用，而佃农一年中有相当一段时间是不劳动的【37】。加图（Cato）和科鲁麦拉曾经精心排列出所有家内劳动和农闲时期的工作任务的种类，以备奴隶在没有耕种土地、收割谷物的活儿时做。奴隶手工工匠与自由手工业者的技术是一样熟练的，因为他们劳动所得的产品决定着任何一种贸易的总体技术水平。另外一方面，大庄园的效率不只是依赖于奴隶农庄（vilicus）管事的质量【管事一直是奴隶与佃户（fundus）之间微弱联系的中间人】，在十分广阔的田野里，监督奴隶劳动也是十分艰巨的【38】。总的来说，奴隶生产力的固有局限是永远无法克服的。奴隶制生产方式决不意味着没有技术进步，如前所说，它在西方的广泛进步，是以一些主要

的农业技术革新为标志的，特别是旋转碾磨机和螺旋式压榨机的引进。但是奴隶制生产方式的活力仍然十分有限，因为它立足于增加劳动力，而不是立足于对土地的开发和资本的积累，因此，它既不像后来的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也不像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奴隶制生产方式所拥有的技术进步的客观推动力极小，因为其生产的附加劳动方式的构成最终是阻碍技术发展的，虽然在最初并没有排斥它们。因此，在罗马帝国时期，亚历山大里亚的技术对劳动方式的基础并没有任何改变，在其存在的4个多世纪里，没有发明过任何一种节约劳动力的方法，罗马农业经济的发展很快到达极限而处于停滞状态。

无法克服的、进一步技术进步的社会障碍——以及奴隶制生产方式本身的局限——事实上已经从元首制时期的两项重要发明，即水磨（1世纪末在巴勒斯坦）和收割机（1世纪在高卢）的命运中，完全显现出来。水磨的巨大潜力一—基本上对于后来的封建农业而言——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它代表了非生命动力在经济生产中的第一次使用，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它的出现使“罗马帝国以水磨的形式把一切机器的原始形式流传下来”【39】。但是，帝国并没有广泛使用这项发明。元首制时期，水磨在实际应用中没有受到重视；在帝国后期，其影响开始显示出来，但似乎从未成为古代农业生产中正式使用的工具。同样，有轮收割机加快了北方多雨季节庄稼的收割速度，但也从未在高卢以外的地区使用【40】。这里，利益微薄是地中海地区旱地农业改革全面失败的具体体现—与爬犁和二圃制一样——在北欧湿重的土地上，需要全面开发新的劳动工具。这两种情形充分说明，单纯技术本身永远不是经

心

济变革的原始推动力，个人的发明有可能在几个世纪里与世隔绝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只因为可以将它们视为集体的技术应用的社会关系还未出现。奴隶制生产方式给予碾磨机和收割机的时间和空间都很少，罗马农业作为一个整体，直到最后都与这些技术无关。重要的是，罗马帝国流传下来的关于重要应用技术发明的论文，都是军事和建筑方面的一——本质上，是武装构筑堡垒以及城市装饰的全部技艺的结合。

但是，对农村的弊病，城市也没有解救的办法。元首制在地中海开创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地兴建城市建筑的时代。

而帝国的前2个世纪，在大批大中城市的大规模扩张活动中，对全部生产结构并没有任何本质上的改变。工业和贸易都未能积聚资本，或者经历从整体上冲破古典时代经济局限的努力。在制造业领域，运输费用的地方化，阻挠了工业生产的集中和生产力的进一步分工。人口的绝大部分由农民、奴隶劳动者和城市贫民组成，原本狭小的消费者市场愈加狭窄。除去共和国时期包税和公共承包合同（其作用在元首制时期奥古斯都的财政改革后大幅度下降）外，没有其他商业合伙关系发展起来，而且基本上不存在长期信贷，信用系统仍然保持在初级状态。有产阶级保持着传统的轻视贸易的态度，商人是被鄙视的人群，往往来自被释奴隶。行政和家务奴隶的解放广泛实行，定期地减少城市奴隶人口中的高级奴隶人数；同时，外部供给的缩减必然使城市中奴隶工匠的数量逐渐减少。城市经济的生命力一直是有限的和衍生的，显示着对农村经济的补充。两者之间的关系没有城市的生命力来加以扭转。此外，一旦元首制得到巩固，帝国国家机器的特点就开始阻碍商业的发展。因为国家是帝国最大的、唯一的消费者，而且是必

需品大规模生产的真正的中心，这样，有活力的生产部门就有可能产生。然而帝国的供应政策和特殊结构却造成了妨碍。

在整个古典时代，日常的公共劳动一—道路、建筑物、引水排水系统一—都是典型的奴隶劳动的部门。罗马帝国以及大规模扩展的国家机器都展现了这一原则性的、相应的延伸状况，因为全部武装力量以及军事和内政机构的供应中，很大一部分完全由帝国专有的工业部门供应，人员配备来自军事附属人员和家生国有奴隶【41】。因此，真正的、大规模的生产部门与商品交换总量同步地大幅度减少。罗马国家奴素劳动的持久和直接的使用一—这是一种一直沿用至拜占庭帝国的结构特点—是古典时代后期政治经济的中心支柱之一。奴隶制下层基础经常在帝国上层建筑内部有最集中的体现，因此国家得以扩展，但是城市经济从其发展中获益甚少，也就是说，其规格和种类使私有商业的创新精神和企业积极性的发展受到了遏制。一旦对外扩张停止，帝国边境内农业和工业生产力就不再提高，以抵消奴隶人口的下降趋势【42】。

结果是，在3世纪早期，整个经济和社会体系开始出现危机，并很快导致传统政治制度的普遍崩溃，其间，还夹杂着来自帝国外面的、猛烈的攻击。资源的骤然短缺，是3世纪中期危机的标志之一。追溯准确的原因和发生的经过十分困难i43】。似乎是在安东尼时代末期，严重紧张的局势已经开始出现。日耳曼人对多瑙河边境的压力，导致马科曼尼战争（Marcomannic）时间延长；白银第纳尔（denarius）在马可·奥勒略时代的贬值率已达25%；爆发了第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上的土匪暴动，逃亡者马特努斯（Maternus）的队伍武装起来，占

据着高卢和西班牙的大部分地区，在康茂德（Commodus）统治的混乱时期，他们甚至还企图进攻意大利【44】。短暂的内战之后，非洲塞维鲁家族开始掌权，帝国政府的地区性循环模式似乎又一次产生作用了，因为内部秩序和财政开始明显复苏。

但是，很快通货膨胀变得极其严重，货币一再贬值。至3世纪中期，银币完全崩溃，第纳尔的价值仅为原来价值的5%，至世纪末，谷物的价格飞升至元首制早期价格的200倍【45】。货币贬值导致政治局势急剧恶化，从235年到284年的灾难性的50年里，有20多个皇帝在位，其中18个死于非命，1个在海外被俘，其余的死于瘟疫——这些人的命运就是时代的写照。从马克西密努斯（Maximinus）到戴克里先时代，内战和篡位活动从未间断。同时，还有外国人的入侵，他们袭击边境线，甚至部队曾经深入内地。法兰克（Franks）和其他日耳曼人部落不断骚扰高卢，劫掠活动达到西班牙；阿拉曼尼人（Alamanni）和尤桑基人（luthungi）远征意大利，卡尔皮人（Carpi）人侵达西亚和摩西亚（Moesia）；赫留利人（Heruli）窜扰色雷斯和希腊；哥特人（Goths）跨海掠夺小亚细亚；萨珊波斯（Sassanid Persia）占领基里齐亚（Cilicia）、卡帕多西亚（Cap-

padocia）和叙利亚；帕尔米拉（Palmyra）从埃及统治下宣布独立；毛里（Mauri）和布莱明耶（Blemmyes）游牧者控制了北非。

雅典、安条克和亚历山大里亚先后沦陷；巴黎和塔拉贡纳（Tarragona）被付之一炬；罗马必须重建防御体系。内战造成的混乱和外国人的入侵很快引起连锁反应，帝国日益衰弱，由于战争的破坏，人口日益减少。土地荒废，农产品供应日益短缺【461。因为货币的贬值，税收体系崩溃了，财政收入回复到交付实物状态。考古发现证明，整个帝国内，城市建设戛然停

止了；在某些地区，中心城市消亡或缩小了【47】。在高卢，一个独立的帝国，以特里尔为首都，存在了15年，被剥削的民众发动了全面的起义（283-284年），历史上曾经爆发过的巴高达（Bacaudae）起义，在西部行省再次发生。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从235年到284年的大约50年间，罗马社会显露出崩溃的迹象。

至3世纪晚期和4世纪早期，帝国开始有所改变，出现复苏的景象。军事防御体系逐渐恢复，多瑙河和巴尔干地区的军队将领先后当了皇帝，克劳狄二世征讨了摩西亚的哥特人，奥列里安（Aurelian）将阿拉曼尼人驱逐出意大利，征服了帕尔米拉，普洛布斯（Probus）歼灭了高卢的日耳曼侵略者。这些胜利为罗马国家机构的重新组织作了铺垫，284年，戴克里先成为皇帝，从此以后的100年，一个不稳定的复兴时期开始了。首先，由于新征募法的实施，帝国军队迅速壮大，军团数量在一个世纪里翻了一番，军队人数超过了45万人。从2世纪后期和3世纪前期开始，越来越多的士兵驻扎在道路两边的哨所里，保卫国家内部安全，警戒农村【48】。后来，从260年伽里恩努斯（Gallienus）时代以后，精锐的陆军开始向帝国边境纵深派遣军队，加强抵抗外敌入侵的部队的机动性，面第二等级军区（limitanei）的部队则留下保卫帝国外围边境。大量的蛮族志愿者加人军队，组成了众多的精锐兵团。更加重要的是，现在所有的上层军事将领只从骑士等级中任命；从此，元老贵族在政治统治的中枢机构中消失了，而帝国的最高权力日益转向军队中的职业军官。戴克里先本人也有计划地将元老从文官管理体系中清除出去（49】。行省的数量增加了两倍，它们被划分为更小的、更易管理的单位，设置的官职数量

成倍增加，形成了更严密的官僚统治体系。在3世纪中期旧的财政体系崩溃后，新的财政体系确立起来，将土地和人头税合为一体，在新的可靠的人口普查的基础上，计算税额。在古代世界里，第一次采用了年度预算方法，它可以调节税收，以适应当时经常性的支出——可以想象，税收数额在急剧上升。

在戴克里先及其继承者的牢固帝国后期，基层社会结构的观念，在实践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这些矛盾的措施，导致了庞大的国家机器的产生，其规模是超乎想象的、实质性的。将国家的大部分人口局限在种姓式的世袭行会里的法令，在经过半个世纪的混乱后，仍收效甚微501；由于扩大了军队将领和国家内部官僚提升的途径，社会流动增多了【51】。在整个帝国内，经过短暂的努力，发现实行固定行政费用和工资的措施极不现实。另外，帝国独裁统治本身，成功地废除了所有传统的、由元老院观念和惯例对个人权力实施的限制。元首制让位于君主制的统治，因为奥列里安以后的皇帝，将他们自己的形象设计为君主和神（dominus et deus），并强制推行对君主的标准的、屈辱性的东方仪式，即亚历山大曾经在近东的希腊化帝国中创立的跪拜礼（proskynesis）。

因此，君主制的政治倾向常常被解释为，它标志着罗马帝国体系的整个中心向地中海东部地区转移，并很快成为君士坦丁堡一—博斯普鲁斯海峡（Bosphorus）边的新罗马—一兴起的证明。毫无疑问，现在在两个基本方面，东方行省在帝国内部是占有优势的。在经济上，发达的奴隶制生产方式的危机自然打击了西方，因为那里的奴隶制程度更深，处境更艰难，相比之下，造成的后果更加严重，现在，它自身不再拥有可以达到东方所有的富庶的生命力，并且明显地开始倒退，成为

地中海地区贫穷的部分。从文化上看，同样的推动力正在消耗殆尽。希腊的哲学和历史已经从安东尼时代的结束中重新繁荣起来，如马可·奥勒略，更不用说狄奥盖苏斯（Dio Cas-

sius）的书面语言已经不再是拉丁语了。重要的当然是新兴宗教的缓慢发展，它正在征服帝国。基督教从东方兴起，从3世纪开始稳健地逐步占领东方，而西方受到的影响仍然不大。

这些重大的改变，除了表面现象外，并没有在国家政治机构中引起同等的反映。因为作为帝国政体统治顶点的希腊化现象，并没有真正发生，它仍没有彻底地东方化。王朝权力的交替轨迹刚好停在希腊一利凡特东方部分的边缘上【52】。来自非洲的塞维鲁家族似乎反映了帝国政府又一次顺利地向新地区的转变。218年叙利亚家族与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联姻，支持当地年轻的、冒充他孙子的埃拉伽巴（Elagabalus）登基成为罗马皇帝。他青少年时代在异国的文化影响—一宗教的和性的一一使得他的统治时间虽然短暂，但他的行为却鲜明地留在罗马人的记忆中。他与元老院的严重对立，导致他很快被废黜，在他们的监护下，他的平庸的侄子亚历山大·塞维鲁（Alexander Severus）——又一个在意大利接受教育的未成年人——继承了皇位，又于235年被暗杀。此后，只有一个东方人——来自外约旦沙漠的阿拉伯人朱里亚·腓力（Julius Philippus），曾经成为皇帝，这是该地区极不正常现象的代表。

特别是，没有一个来自小亚细亚和希腊本土的希腊人、其他叙利亚人和任何一个埃及人，曾经获得帝国的最高统治权。帝国城市化程度最高、最富庶的地区，在帝国国家机器中却没有获得任何控制权，这是帝国无法消除的罗马特色阻碍的结果，而这一特色是在西方建立和完善的。在文化上，它的一元文

化的特点，远比不规则的东方文化要明确得多，而在东方，至少有三种主要的文化——希腊、叙利亚和埃及——是希腊化文明遗产的争夺者，更不用说还有其他著名的、少数派地区的文明了【53】。在3世纪，意大利人不再是元老院中的多数派了，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元老是来自东方说希腊语的地区。但是，只要元老院拥有选举权和控制皇帝的权力，它的代表就一定是从西方拉丁人地主阶级中选出的。巴尔比努斯【（Balbi-nus）（西班牙）】和塔西佗（意大利）是3世纪最后一批被选为皇帝的元老。

由于同一时期政治权力的中心不在首都，而在边境地区军队的驻地，因此伽里恩努斯成为这个时代最后一个驻罗马的统治者。由于军事指挥官之间的派系斗争，皇帝的废立从此就不再受元老院的影响。这个政治变化的原因是，在帝国的内部构成中，新的决定性的地区性特点制约了朝代的更替。从3世纪中期开始，帝国的权力经常被落后地区的将军控制，皇帝一度由伊里利亚地区指派，是由包括潘诺尼亚、达尔马提亚（Dalmatia）和摩西亚在内的行省构成的集团决定的。这些来自多瑙河一巴尔干地区的皇帝的统治，一直持续到西罗马帝国灭亡时或其后更长一段时间。其中，包括戴克优斯（De-

cius）、克劳狄·哥提库（Claudius Gothicus）、奥列里安、普洛布斯、戴克里先、君士坦丁、伽勒里（Galerius）、约维阿努斯（Jo-

vian）、瓦伦丁尼（Valentinian）和查士丁尼（Justinian）【54】；他们来自同一个地区，但很明显，他们之间没有亲缘关系。至6世纪末，唯一一个重要的、来自该地区以外的皇帝，是来自帝国最西部的西班牙人狄奥多西（Theodosius）。造成这些潘诺尼亚或伊里利亚统治者夺权的最明显的原因是，多瑙河和巴尔

干地区行省在军队兵源的补充上具有重要的作用，它们当时是军团的职业军官和士兵的传统供应地。但是，在这个地区夺权，还存在着更深层次的原因。潘诺尼亚和达尔马提亚是奥古斯都扩张时期重点征服的地区，因为这些地区占据着帝国弥合东西方裂缝的实际的地理警戒线。从此，该地区一直充当着连接帝国两部分领土之间的战略桥梁。沿东西方边境的、所有军队的跨国行动都要经过该地区，因此，该地区成为帝国多次内战的主要焦点，与共和时代海上运输线的激烈争夺形成了对比。能否控制尤里安阿尔卑斯（Alps）通道，成为冲突双方胜败的焦点。韦伯梦在69年占领潘诺尼亚，塞普提米乌斯在193年取得胜利，戴克优斯在249年篡位成功，戴克里先在285年夺得统治权，君士坦提乌斯在351年篡位，都是基于此种目的。除去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外，该地区在帝国内部还具有十分特殊的社会和文化地位。潘诺尼亚地区、达尔马提亚地区和摩西亚地区都是极难控制的，它们虽然邻近希腊世界，却从未融入其中。它们是最后被罗马化的大陆行省，它们向已经确立的庄园农业的转变也大大晚于高卢、西班牙和非洲，而且极不完全【55】。奴隶制生产方式的推行，也从未达到西方大陆上其他拉丁行省那样的规模，虽然在老区逐渐衰退时，那里有可能偶然有所进步——据4世纪后期帝国的调查，潘诺尼亚是一个主要的奴隶出口地【56】。因此，该地区奴隶农业危机的发生并不迅速，也不尖锐，而且自由农民和佃农的人数也是相当可观的，农村的模式接近于东方。在越未越衰弱的西方，该地区的生命力无疑与这一不同的形态有关。

但是，同时它在政治上的中枢作用与它的拉丁特性是密不可分的。从语言学的角度看，它是罗马化的，而不是希腊化

的一—是拉丁文明天然的东部边界。因此，不仅是位于东西方内陆交接处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的重要性，而且也因为它处于文化边界上适当的位置，在仍然保留着深厚的罗马统治特性和来源的帝国体系内，潘诺尼亚确立了意想不到的突出地位。多瑙河和巴尔干等偏远地区王朝的兴起表明，在罗马政治体系所能影响到的东方最远的地区，要维持帝国统一，就要与维护拉丁特点保持一致。

新任的潘诺尼亚和伊里利亚统治者对于军事和行政事务管理的魄力，导致了4世纪早期帝国统治的重新稳定。但是，帝国行政秩序的恢复，却是以权力的主体结构内部的严重分歧日益增长为代价的。地中海地区政治的再次统一，导致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社会分化。在意大利、西班牙、高卢和非洲，当时传统上集中财富的元老贵族仍然是西方最有经济实力的阶层，但是，现在作为帝国政治权力来源的军事指挥机构已经与之分离，落入了赤贫的巴尔干地区的暴发户出身的军官之手，因此，一种结构性的对抗局势在君主制统治中出现了。而在帝国元首制时代，这种局势从未出现过。最终，这种局势导致了致命的后果。戴克里先无情的排斥态度又使之达到顶点：元老候选人不再担任任何高级官职，无论是军职，还是文职。由于这种剧变的形成，这场斗争注定不能持久。君士坦丁扭转了其前任对于西方传统贵族采取的政策，并且通过任命行省长官和给予行政荣誉，在制度上给他们以好处，却不允许他们担任军事长官一—从此，他们被永远排除在外了。元老院的规模扩大了，并且接纳了新任命的贵族显要。与此同时，在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及其在米尔文桥（Milvian Bridge）之役中战胜麦克森尼（Maxentius）之后，整个帝国贵族的构成，因

为帝国体制的重大变化——国家的基督教化一一而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新的东方宗教在西方一且被一个皇帝接受，该皇帝就能够征服整个帝国。一支来自高卢的远征军队接受了缘起于巴勒斯坦的信条，这个标志性的自相矛盾的事件标志着：在拉丁人的故乡，罗马帝国统治体系在政治领域内确立了统治地位。很快地，宗教的改变在体制上最重要的影响大概是，大量“服兵役基督徒”的社会地位上升了，他们通过对新宗教的忠诚宣誓，获得了行政职位，地位上升了到4世纪时期的扩大的“显要者”（clarissimate）阶层157】。他们中大多数来自东方，在那里占据了君士坦丁二世时期发展起来的君士坦丁堡第二元老院。他们与君主制的宽容的国家机器融合起来，新官僚职位的激增反映了罗马社会末期国家规模的稳步扩大。此外，基督教作为国教在帝国的确立，导致了一个庞大的神职官僚队伍的形成一——这是以前从来有过的一—他们加人到已经十分臃肿的世俗国家机器中。在教会内部，一个同样的扩大的过程也有可能出现，因为基督教统治集团多由元老等级承袭而来。这些宗教显贵的工资和津贴，用从教会公共财产中收取的大量租金支付，金额很快就远远超过了同等级的世俗官僚。君士坦丁及其继承者在宫廷中极尽奢侈，他们以这种方式掌管着新的财富；“十五年定额税”和税收额一再提高。同时，最重要的是，君士坦丁大大地扩大了军队的规模，他创建了新的骑兵和步兵部队，并创立了战略储备力量，在4世纪时人数已经达到65万人——大约是元首制早期军队人数的4倍。因此，4世纪和5世纪，罗马帝国在军事、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层建筑领域内，都承受着巨大的不断增加的负担。

另外，国家机构的腌肿却伴随着经济的低迷。3世纪，人口减少的状况没有任何好转，虽然人口的下降率无法统计，但是不断抛荒曾经开垦的土地的现象【帝国后期的抛荒地（agri deserti）】无疑证明了一种普遍衰落的趋势的存在。4世纪，帝国政治的变革造成了短暂的城市建设的复兴，发行金币

（solidus）使经济状况稳步恢复。但两者都是有限的、不可靠的。城市的发展，绝大部分集中在受皇帝直接保护的新兴的军事和政治中心，如米兰（Milan）、特里尔和撒丁卡（Sardica），最重要的是君士坦丁堡。这并不是自发的经济现象，而且不能抵消长期的城市数量减少的损失。寡头统治的自治市体制曾经管辖着自信的有活力的城市，它们屈从于元首制时代早期由罗马任命的、特别的帝国“监督人”对行省城市得寸进尺的监督和干预。但是，从3世纪危机开始，中心和边疆地区的关系微妙地改变了；从此，皇帝总是在努力劝说或强制市区议员等级接受自治市行政管理者的任命，行使他们在城市议会中的世袭义务，而在这些地方，土地所有者则逃避内政方面的义务（及支付相关费用）。由于缺乏公共基金的资助和私人的投资，城市衰落了。典型的“市区议员等级升迁了”，进入了“显要者”或中心官僚系统的最高等级，他们也从地方自治市的义务中解脱出来。同时，社会地位下降的小手工业者和工匠流出城市，去农村贵族的庄园中寻求保护和工作，尽管官方条例禁止这种迁移【58】。庞大的道路网将帝国的城市联系起来——最初，其战略目的要大于商业建设目的——在某些情况下，这确实有可能倒过来，最终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障碍，只作为为安顿士兵和税收目的而设置的渠道，而不是贸易或投资的途径。在这些情况下，流通货币的稳定和税收转化为

现金，在4世纪时并不代表任何意义的真正的城市经济的恢复。更有甚者，君士坦丁发行了新货币，作为国家和富人用的标准金币，与穷人不断贬值的铜币同时使用，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兑换标准，因此，两种完全分离的货币系统建立起来了—

这是帝国晚期社会两极分化的可靠的标志【59】。在大多数行省里，城市贸易和工业不断衰退；帝国在缓慢地明显地进入农村化过程。

在农村，古典时代最后的危机很自然地开始了：城市的发展停止了，数量减少了，农村经济中影响深远的改变发生了，它预示着生产方式将从整体上开始向另外一种生产方式转变。奴隶制生产方式不可逾越的局限，在帝国边境曾经导致了发展的停滞，现在又显示出：正是这些局限性，导致了3世纪政治和经济的混乱。现在，在帝国后期衰退的形势下，奴隶劳动——通常与政治和军事扩张相关联——日益减少，并开始出现问题；因此，地主大规模地将他们转变为依附于土地的农奴。奴隶的价格曲线——如前所见，在元首制时代的第一个200年里，由于供应短缺，导致价格迅速上升一在3世纪开始稳定并出现下滑现象，这是需求萎缩的明显的标志，导致产生巨大的转变【60】。从此，所有者们逐渐停止直接供养为数众多的奴隶，转而将他们安置在小块土地上，让他们自己养活自己，而地主则收取剩余价值【61】。地产的构成趋向于将土地分割成中心家庭农场的形式，仍然使用奴隶劳动，周围是依附民租佃耕种的大片土地。这种变化使生产率有可能提高，虽然由于农村劳动力总量下降并不能提高产量。同时，在小土地所有者和自由佃农的村落——它们在帝国时期与奴隶制并存—一当他们为抵御国家的苛捐杂税和强制征召制度而寻求

保护时，就沦为受大农庄主“保护”的人，其经济地位与那些释放奴隶相似。

结果是，隶农（colonus）—依附农民在大多数省份出现了，并最终占据了统治地位，他们被束缚在地主的地产上，缴纳租金或农业产品，或在分成制基础上（正式的劳役状况是不正常的）耕作。隶农一般保留土地产量的一半。这种新的劳动制度对干剥削阶级收回成本的益处，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土地所有者愿意支出高于市场价格的数目，以免除依附民入伍【62】。戴克里先曾经颁发诏书，规定依附民由于纳税的目的，必须依附于一个村庄；由于君士坦丁、瓦伦斯（Valens）和阿卡狄（Arcadius）相继颁布法令，土地所有者对于隶农的司法权力在4、5世纪稳步上升。同时，农业奴隶开始不再是常见的商品，到瓦伦丁尼一世一西方最后一个伟大的执政官皇帝——时，已经正式禁止将奴隶卖到他们工作的土地之外【63】。因此，通过集中的过程，一个依附的农村生产者阶级一—在法律上和经济上都与奴隶和自由佃农或小土地所有者有所不同一—在帝国后期形成了。这一群体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地主阶级的权力和财富的减少，相反，正是由于它曾经吸收了以前的独立小农，从而缓和了大规模管理和监督所造成的矛盾，它标志着罗马贵族统治所拥有的地产规模的全面扩大。农村大庄园里，财产的总数——在许多省份通常是分散的一—到5世纪时达到了顶点。

当然，奴隶制度本身并没有完全消失，实际上，帝国统治不可能废除它。因为国家机器仍然依靠着用奴隶配备起来的供应和交通系统，奴隶制度以近似于传统上曾经拥有的威力，一直存在着，直到西罗马帝国最终灭亡。如果说奴隶在城市

手工业生产中的作用明显降低的话，那末各地的奴隶仍然在承担着有产者繁重的家务劳动。另外，至少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甚至在可能比我们一直以为的高卢地区的范围更广大的地区，他们还在农村土地上为行省地主的大庄园工作，发挥着相对来说比较重要的作用。女贵族麦拉尼亚（Melania）是在5世纪早期转变宗教信仰的，仅在罗马附近她所拥有的62个村庄中，就有大约2.5万个奴隶【64】。在农村经济中使用奴隶的部门、奴隶劳动人口和由国家管理的使用奴隶的工业部门都充分证明，劳动仍然是社会地位低下的标志，这继续阻碍着劳动领域内的新发明。恩格斯指出，“垂死的奴隶制却留下了它那有毒的刺，即鄙视自由人的生产劳动”，“于是罗马世界便陷人了绝境”【65】。元首制时代仅有的技术发明，在奴隶制生产方式达到顶峰时被忽略了，在崩溃的时代，同样处于不受重视的地位。技术并没有在从奴隶到隶农的转变中汲取动力。古典时代，生产力水平仍然停留在传统的水平上。

但是，随着隶农制的形成，整个经济系统的主线转向别处，基本上沿着农村依附生产者、地主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运行。因为帝国晚期军事和官僚机器的加强，使社会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所拥有经济来源确实在减少。城市财政税收额的提高，导致了城市贸易和手工业生产的衰弱。而税收的沉重负担仍然连续不断地、令人无法忍受地落在农民头上。从324年到364年，年度预算或“十五年定额税”增长了一倍。

到帝国末期，土地税率已经超过共和国后期税率大约3倍，国家收取的税额，占全部农业产量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66）。

另外，为了安抚和供给向臣民勒索的工作人员，臣民的纳税费用比官方税率高出30%【67】。实际上，税款通常由地主自己

收取，他们有办法躲避自身的纳税义务，而将其强行摊派给他们的隶农。国家建立的教会——一种古典时代闻所未闻的、与早期近东文明相反的制度体系——给困境中的农业增加了更严重的多余的负担，90%的租金被抽走。教会讲排场的享乐风气和国家的冷酷、贪婪，与农村私有财产的迅速集中相伴而生，因为大贵族庄园主从小地主手中或以前自由民所拥有的土地中掠取地产。

由于4世纪最后几年呈现的日益加剧的经济问题和社会分化现象的产生，帝国破裂了。但只是在西方这些现象才发展到了顶点，随后在蛮族入侵前，整个帝国体系崩溃了。对于这一最终的、灾难性的后果，传统上人们将其归因于日耳曼人对西部省份的巨大压力，而且实际上西部的战略位置一般来说确比东部省份更易受到袭击。在皮加尼奥尔（Piganiol）著名的墓志铭式的警句中写道：L’Empire Romaine n’est pas mort de sa belle mort；elle a ete assassineel68】。这一论断的优点在于，他严肃地强调了西罗马帝国的衰落是无法避免的和“灾难性”的，否定了许多学者的说法，他们试图说明，帝国的衰落是和平的、缓慢的、很少受到亲身经历者注意的事件【69】。但是，“帝国内部的衰弱并不是衰落的主因”的断言是明显站不住脚的【70】。对于西罗马帝国屈从于5世纪在周围遂巡的原始入侵者部落，而东罗马帝国——最初的进攻更加惊险—

能够逃脱并生存下来的原因，并没有一个系统的解释。答案总体上集中在罗马帝国体系在两个地区早期的发展历史上，正统学者几乎全部认为，原因在于末期的危机，大多数学者只是很简短地论及当时的背景。实际上，导致5世纪地中海东西部地区遭受不同命运的根源，可以追溯至共和国入侵和扩

张开始的时候，当时，这两个地区被纳入罗马国家统治下，它们各自的状况不同。如前所见，西方是罗马帝国扩张程度的真正的检验地，是对整个古典时代地区扩张的真正的、决定性的演示场。正是在那里，共和国的奴隶经济形式在意大利得到完善并成功地传播开去，被移植到完全未开化的社会和地区。正是在那里，罗马城市大规模兴起。正是在那里，后期行省的掌握着政权的统治阶级，与帝国元首一起，一直将那里作为居住地。正是在那里，拉丁语成为基本的交流语言—一最初是官方语言，后来成为通用语言。而在东方，罗马的扩张运动只是占有了并调和着发达的希腊化文明，在那个地区，希腊化文明已经被视为社会基本的“生态化”的文明一—希腊城市、农民或乡村贵族生活的后方基地以及东方王权思想。因此，奴隶制生产方式导致罗马帝国形成强大的、发达的社会体系，但是，从产生之时起，它就主要是在西方采用。因此，该生产方式的内部矛盾在西方产生并导致严重的后果，这是自然而然的、可以预见的；在西方，没有任何以前的或另一种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形式，可以缓和或阻止它的产生。在那些周围环境最单纯的地方，这种症状也最严重。

因此，从3世纪开始，帝国人口下降了，这对于人口密度小得多的西方所产生的影响必然要比东方严重得多。精确的估算是不可能的，虽然可以算出帝国后期埃及人口大约为750万人，而高卢大约有250万人【71】。东方城市的数量要多得多。当然，更大规模的商业活动仍然在进行，君士坦丁堡兴起，成为帝国的第二个辉煌的首都，这是4世纪和5世纪城市发展最成功的范例。相反，如前所述，奴隶大庄园，在意大利、

西班牙、高卢，直到最后仍然高度集中，这些地区是最早推行

这种体制的地区，这并不是偶然的。更明显的是，新的隶农体制的地理模式仍然遵循着同样的划分基础。隶农制肇始于东方，持别是在埃及最早出现，因此更值得注意的是，它扩展到西方主要地区的农村体制中，在那里很快占据了主导地位，比在地中海东部地区希腊农村的程度更高【721。同样，庇护制

（patrocinium）最初是叙利亚和埃及的一种普遍现象，是赋予军事首领为防止国家的小官吏滥用职权而对农村村落提供保护的权力。但是，在意大利、高卢和西班牙，它却意味着农民把他们的土地交给地主保护，地主反过来把土地暂时租借给农民【即所谓临时请地（precario）】【73】。类似的保护手段，在东方从未发生过，在那里，自由村落通常保留着它们自己的自治会议，而且，作为独立的农村社会的时间要长于自治城市【74】；

因此，与西方相比，那里的小农财产与隶属于土地的农奴和依附租佃相结合，保持着更高的水平。同样，在东方，帝国税务负担相对较轻，似乎是在5世纪意大利，土地上的苛捐杂税至少是埃及的2倍。另外，收税人用官方认可的、以服务费的方式，征收额外税款，西方的税率比东方高60倍175】。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两个地区的有产阶级统治者是完全不同的。在东方，农村有产者组成了一个中层贵族阶层，以城市为基础，他们已经习惯于被中心政治权力排斥在外，但也服从于君主和官僚的命令，这是从未产生过帝国王朝的那部分行省的地主阶级。随着帝国后期上层的不断流动，以及君士坦丁堡成为第二首都，东部国家的行政管理人员大部分出自这个阶层。正是他们组成了“服兵役基督徒”阶层，并导致新的君士坦丁堡元老贵族在君士坦丁二世时期扩大到约2，000人，成为希腊语行省中固定的新贵和显贵。他们的财富与罗

马旧的高级贵族相比，要有限得多，他们在地方上的势力更是受到压制，相比之下，他们对国家更加忠诚【70】。在东方，从戴克里先到摩里斯（Maurice）统治时期，几乎没有爆发过内战，而在西方，在大贵族阶级内部，反反复复的篡位和自相残杀的争斗耗尽了他们所有的精力。其部分原因在于，在希腊化时代，对神圣君主统治崇拜的政治传统的影响在这个地区仍然强大，但它也反映了国家和贵族之间保持着社会平衡。没有一个西方的皇帝企图去阻止“庇护制”的扩展，尽管事实上它已经使国家官员控制的领土在减少，但是东部的皇帝们在4世纪就成功地用反复立法的方式，阻止了这个趋势的发展【771。

西方元老贵族还显示了另外一种力量。他们不再组成帝国元首制早期那样的家族网，由于罗马贵族内部出生率极低，以及安东尼时代以后政治局势混乱，因而在整个西方，新家族产生并占据了突出地位。高卢和西班牙的行省地主，在帝国中期已失去了在首都重要的政治地位（781，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时代，唯一一个创造出分离“王朝”的地区是高卢，在那里，一系列地区篡位者——波斯图姆斯（Postumus）、维克托里努斯（Victorinus）和泰特罗库斯（Tetricus）—一在10多年的时间里，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统治，他们的势力扩张到西班牙境内。意大利贵族自然与中央帝国的政治统治保持着密切联系。但是，四巨头的兴起严重剥夺了整个西方有产阶级贵族的传统特权；但并没有削弱他们的经济实力。3世纪，元老等级已经失去了军事指挥权和大半的直接政治影响力，但是，他们从未失去土地，也没有忘记传统一—他们的地产一直是帝国最大的—以及对于过去非帝国统治的回忆。戴克里先本

人出身低贱，来自简陋的兵营，他剥夺了元老阶层对几乎所有行省的统治权，并有计划地将他们从四巨头最高行政管理的职位上排斥出去。他的继任者君士坦丁转变了他的反贵族的政策，并在西部帝国官僚机构内重新使元老等级进入高级职位，与骑士等级结合，形成统一的贵族“显要者”阶层。元老出身的监督（praesides）和代理监督（vicari）的人数，在其统治下的意大利、西班牙、北非和西部其他地区，再次成倍增加【79】。

君士坦丁与西部贵族建立友好关系的动机，从他统治期间的其他重大改变中可以看出，他皈依了基督教。在帝国土地贵族中，西部元老阶层不仅是经济生活，也是政治生活中最具实力的一部分入，他们也是异教传统观念的强有力的捍卫者，对君士坦丁的宗教革新怀有极大的潜在的敌意，在将基督教宣布为帝国国教的艰难过程中，将这一阶级重新融入帝国行政管理的中央集团，其目的可能是出于暂时安慰的考虑【80】。但从长远看，西部大的贵族家庭的财富和相互关系一—内部联姻的阿尼奇（Anici）、贝提提（Betiti）、西皮欧内斯（Scipiones）、

塞奥尼（Ceioni）、阿奇利（Acili）和其他宗族集团——确证了他们政治复辟的结果。

西部元老贵族在四巨头时代的政治活动中被抛弃了，但在经济上却获得了丰厚的补偿。高度的垄断和低下的出生率，促使越来越多的土地财产集中到越来越少的大贵族手中，以致到4世纪时，西部贵族的平均收入达到了他们1世纪祖先的5倍【81】。君士坦了之后的皇帝，多数是来自下层社会的军事将领，从约维阿努斯以后，则越来越多地是来自于宫廷卫士（scholae palatinae）182】；但是，他们每个人，即使是激烈反对元老的瓦伦丁尼一世，都终于向“显要者”委以西部行政管理

的重任。与东部相比，我们发现，在那里，同样的宫僚职位不是由贵族担任的，少数得到任命的贵族，可以十分肯定，是西方人【83】。在西部，帝国军事机构与中心贵族体系相互脱节。

但是，随着375年瓦伦丁尼的逝世，元老贵族逐渐将帝国官员的职位从军队手中夺回，并且，由于贵族自我中心主义的盲目膨胀，导致了整个防御体系的崩溃，而从前在戴克里先时代，防御体系的问题就已经受到帝国军事统治者的特别重视。逃税和抵制征兵的问题，在西部地主阶级中是长期的地方性的弊病。已经巩固的文官至上主义，随着日耳曼军官掌握了西部的军事指挥权，而采取了新的措施，他们的种族导致他们不可能获得帝国的高级官僚职位，如同他们的潘诺尼亚人祖先那样，在他们所率领的士兵中普遍受到仇视外国人观念的影响，而巴尔干军官们则从未经历过这种状况。因此，阿尔博加斯特（Arbogast）或斯提里科（Stilicho），一个是法兰克人，另一个是汪达尔人（Vandal），从未把他们的军事权力变为巩固的政治权力。继任的弱小的皇帝格拉提安（Gratian）、瓦伦了尼二世和霍洛里乌斯（Honorius），被罗马贵族小集团操纵，反对这些孤立的外国军官，而他们的防御责任也不再能够确保他们在国内的统治和安全。因此，西部有产阶级贵族，最终决定性地挽回了帝国政体中的中心影响力。

在这些年里，这种由上层积累而成的贵族政变，与下层民众起义交织在一起。从3世纪后期开始，在高卢和西班牙，不时发生农民起义一—奴隶逃亡，军队叛离，被压迫隶农和农村穷人不断结伙、聚众抢劫，他们被称为“巴高达”，长年不断地与驻防军和行省贵族展开游击战，有时需要皇帝亲自出兵镇压。类似的起义，在东方任何地区，都没有发生过，其特点是，

其间夹杂着反对西方农业最初和最终的农业劳动制度——即奴隶制和隶农制——的斗争。5世纪以来，由于难以忍受的财政和租金的压力，以及元老统治复辟后他们的挥霍和奢靡之风，边境不稳等因素，巴高达起义规模更大，周期更短，在407-417年、435-437年和442一443年，接连发生。起义的中心地区在阿摩里卡（Armorica），从卢瓦尔河流域向北延伸，农民起义者建立了完全独立的国家政体，他们驱逐官吏，没收地主土地，将奴隶主贬为奴隶，创立自己的司法体系和军队【84】。因此，西部帝国的社会分化，最终导致了黯淡的双重结局，帝国在被外部力量灭亡之前，就已经因为其内部上层和下层力量的斗争而分崩离析了。

注释

【1】布伦特（P.A.Brunt），《罗马共和国的社会冲笑》（SocialC，ts in the Roman Republic），伦敦，1971年，58、66-67页。这篇短文，以现代历史研究的眼光，对于共和国内部阶级斗争的情况作了最权威的概括。

【2】布伦特，《罗马共和国的社会冲突》，55-57页。债务奴隶（nex-

um）制度于公元前326年废除，布伦特可能低估了这次废除所造成的后果，他强调，事实上，后来债务奴隶制度以其他非正式的方式死灰复燃。如果共和国时期土地所有者阶级巩固了依附民的法律地位的话，罗马社会结构的历史将会十分不同。在这个事件中，农村解除债务的活动，导致农村财产集中在贵族手中，但是在处理过程中没有造成受束缚的劳动力。奴隶制给予庄园主的劳动力，创造出一个十分不同的社会结构。

【3】布伦特，《罗马共和国的社会冲突》，13-14页。但是，即使在马略已经废除了征召的财产资格以后，军团中农民成分仍然占绝对多数。见布伦特，《罗马革命中的军队与土地》（The Arrmy and the Land in the Roman Revolution），载（罗马研究杂志》（The Joitrnal of Roman Studies），1967年，74页。

【4】提比略·格拉古（Tiberius Gracchus）-《农业法》（I.ex Agraria）

的保民官之首，谴责导致小土地所有者赤贫化的行径：“为意大利而战而死的人，除了空气和阳光之外什么都没有得到……他们战斗、死亡、帮助其他人致富，虽然他们被赞誉为世界的主人，但是他们甚至不能拥有一块属于他们自己的土地。”普鲁塔克（Plutarch），《提比略·格拉古和盖约·格拉古》（Tioerius und Caius Gracchus），IX，5。作为小农的偶像，他被一伙受元老院庇护的、极端仇视他的城市暴民以私刑处死。

15】相反，在伯罗奔尼撤战争后，斯巴达的衰落，在人口减少和战争道德败坏的同时，伴随着公民中贫富差距的迅速扩大。但是军事平等的传统，在公元前2世纪仍然根深蒂固，在激进的国王阿基斯二世（AgisII）、克利奥蒙尼二世（Cleomenes I1），特别是那比斯（Nabis）统治时期，即斯巴达历史行将结束的时期，斯巴达发生了惊人的事件。那比斯复兴斯巴达的社会改革措施，包括放逐贵族、废除五长官制、给予本地居民以公民权、解放奴隶、将没收的土地分配给穷人，也许是占典时代发生过的最系统、影响最深远的革命措施。这是希腊政治生命力的最后一次爆发，却往往被忽略，被认为是古典希腊异常的或不重要的尾声，事实上，它反映了斯巴达政体对其极盛期的本能的回光返照现象。

在古典时代，这是最引人注目的冲突之一，它处在衰落的希腊和呈现上升趋势的罗马之间的交义点上，那比斯对昆图斯·弗拉明尼努斯（Quinctus Flaminnivus）——率领军队去消灭企图颠覆斯巴达势力的榜样——说的话是富有说服力的，他说：“不要要求斯巴达人适应你们自己的法律和制度……你以他们的财产资格和愿望选拔你的步兵和骑兵，让一些人应该在财富上占优，而平常百姓服从他们。我们的法律制定者不想让国家落入少数人手中，你

.称他们为元老，任何阶级都不可以在国家中拥有绝对权力。他相信财富和职位的平等，他们许多人都可以为了国家拥有武器。”李维（Livy），《罗马史》（Histories），XXXIV，xxxi，17-18页。

【6】布伦特，《社会战争时期意大利人的目标》（Italian Aims at the Times of the SocialWar），载《罗马研究杂志》，1965年，90-109页。布伦特相信，打败汉尼拔之后，意大利在一个世纪内的和平是“同盟者”相信政治统一的好处的原因之一。

【7】在汉尼拔战争和社会战争中，与罗易势不两立的两个对手萨莫

奈人（Samnites）和路卡人（Lucanians），都被集中在那里。

【8】布伦特，《从公元前225年到公元14年的意大利人力》（ltalkan Manpowver 225B.C.一A.D.14），牛津，1971年，426页。

【9】在整个帝国也是如此，即使在集中的土地组成“集团”（massae）并得以普及之后。对于罗马大庄园的根本误解，相对而言，是普遍的。最近一例是俄罗斯学者关于帝国后期的主题研究：施塔耶尔曼（E.M.Shtaerman），《罗马帝国西部行省的奴隶制危机）

（Krizis Raboladel’cheskoo Stroya y Zapadnkh Provintsiakh Rinmskvi Inperii），莫斯科，1957年。他所有关于3世纪社会史的分析，都建立在一个不真实的中型庄园（villa）和大规模的大庄园（latifundium）的对立上，前者被定义为“财产的早期形式”，与这个时代的城市寡头统治是一致的，后者则成为“前封建”现象，具有超出城市贵族统治的特点。见《奴隶制危机），34-45、116-117页。实际上，大庄园（latifundia）一直主要由庄园（villae）组成，并且，

“城市”对于土地财产的限制从来不占重要地位；而相反，城市疆域外的跨领地大牧场（saltus），总体来说，在帝国领土中的比例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后者曾被施塔耶尔曼夸张地强调过，见琼斯，

《晚期罗马帝国》，第2卷，712-713页。）

【10】见怀特，《大庄园》（Latifundia），载《古典研究所期刊》（Buletin of the Institule of Clasical Studies），1967年，第14期，76-77页。

怀特强调，大庄园既可能是大规模的混合农耕庄园，如普林尼的托斯卡纳庄园一样，也可能是饲养牲畜的牧场。后者在意大利南部地区极其普遍，前者位于意大利中部和北部土地比较肥沃的地区。

【11】布伦特，《罗马共和国的社会冲突》，34-35页。

【12】布伦特，《意大利的人力），l21-125、131页。有关罗马统治阶级在国外除积聚奴隶外，掠夺大量财宝的情况，见琼斯，《罗马》

（Rome），载《第3届经济史国际研讨会文集》（Troisieme Confer.

ence International d’listoire Eeonomique），慕尼黑，1965年，第3卷，巴黎，1970年，81-82页，这是一篇论述罗马帝国经济特点的文章。

【i3】莫里茨，《古典时代的谷物碾磨和面粉》，牛津，1958年，74、105、

115-116页。

114】琼斯，《古代世界的奴隶制），196、198页。后来，琼斯倾向于排除

高卢而将大规模的奴隶制局限在西班牙和意大利，见（晚期罗马帝国》，第2卷，793-794页。但实际上有充足的理由坚持他最初的论断。我们注意到，从帝国早期开始，高占南部就在政治和经济结构上接近意大利，普林尼认为，实际上，它是半岛的延伸—“比行省更加意大利化”（Italia verius quam provincia）。因此，在纳尔旁有大奴隶庄园存在的假设是正确的。高卢北部，与南部相反，具有更原始、更缺乏城市化的特点。但就是在那里——在卢瓦尔河地区——爆发了在帝国后期巴高达大起义，当时的记录将其描写为农村奴隶起义，见后面注82。似乎可以说，高卢作为一个整体，与西班牙和意大利·道，成为农业奴隶制的主要发生地区。

【15】巴迪安，《共和国后期的罗马帝国主义）（Romun Imperialism in the Late Republic），牛津，1968年，2-12页，对比罗马对东西方所采取的完全不同的政策。

【16】琼斯，《从亚历山大到查上了尼时代的希腊城市），51-58、1606页。

【17】有关这个时期司法制度的形成和性质的明确论述，见劳森（F.6

H.Lawson），《罗马法》（Roman law），载巴尔斯顿（J.P.Balsdon）

主编，（罗马人》（The Romans），伦敦，1965年，102-110页及以

【18】这一成就的重要性，在现代罗马法研究的最经典著作中有专门论述，见雅罗维茨（H.F.Jolowicz），《罗马法研究历史简介》，

（Historical Intraduction to the Study of Roman Law），剑桥，1952年，142-143、426页。完全的私有财产是“公民的”，因为它是罗马公民权的属性，它是绝对的，而不是普遍的。

【19】这样发展的新奇之处，在巴迪安的著作中有所强调，见《共和国6后期的罗马帝国主义》，77-90页。

【20】布伦特，《罗马暴民》（The Roman Mob），载《过去和现在》（Pust and Present），1966年，9-16页。

【21】意大利土地所有者阶级在奥古斯都掌权过程中的作用，在一段7时间里曾是讨论的中心问题。见赛姆（R.Syme），《罗马的革命》

（The Roman Revolution），牛津，1960年，8、286-290、359-365、

384、453页。

【22】凯撒、三巨头和奥古斯都对退伍军人赐赠土地的问题有诸多解7

释。琼斯认为，实际上，确实是重新分配足够的农村财产给农民士兵，以平息意大利农村的不安定因素——因此，在共和国后期发生暴风骤雨般的运动后，元首制国家获得了暂时的安定，见琼斯，《奥古斯都》（Augustus），伦敦，1970年，141-142页。而布伦特则令人信服地指出，土地分配往往只是没收内战中战败方士兵的小块土地或支持者的财产，转而分配给战胜方军队中的普通士兵，并没有打破被土地管理官员占有的大庄园的格局，或者更大地改变农村财产的总体模式“罗马革命可能对意大利农村社会并未产生永久的变化”。见（罗马革命中的军队和土地》，84页；《罗马共和国的社会斗争），149-150页。

【23】琼斯，《奥古斯都》，110-111页。

【24】琼斯，《奥古斯都》，140-141、117-120、95-96、129-130页。

【25】赛姆，（罗马的革命》，390页。在条顿人（Teuton）从波罗的海大规模迁徙到德意志时，奥古斯都发动攻占德意志战争的尝试，是他当政期间最大的一次外交失败；与当时官方所预期的相反，莱茵河边境成了最后的边境。对于该时代罗马帝同战略目标的评价，见威尔斯（C.M.Wells），《奥古斯都的日耳曼政策》（The German Pulicy of Augustus），牛津，1972年，1-13、149-161、

246-250页。

【26】有关这个观念的正在转变的含义，见沃斯祖斯基（Ch.Wirszubs-

ki），《罗马共和国晚期和帝国早期自由的政治意义》（Libertas as aPolitical Idea at Rome during the Late Republic and Eurly Em-

pire），剑桥，1950年。文章探讨了该词的演变，在西塞罗著作中，它是积极的公共理想，至塔西佗时期，逐渐衰减为一种主观的、

清静无为的道德规范。沃斯祖斯基指出，libertas和eleutheria具有对立的含义，13-14页。后者被民众统治败坏了名声，它与前者的、与贵族尊严不可分割的含义是不协调的，因此，在希腊政治思想中不存在对应的光荣含义。

【27】重要的是，在这种发展中，并不早于其后来的阶段。皇帝“不受法律约束”（legibus solutus）这句宪法式的格言，并不意味着，在元首制中他是凌驾于一切法律之上的，但是，他可以超越法律限制，使豁免权在法律上可以实行。只是在君主制（Dominate）u治时期，这个用语才有了广泛的重要性。见雅罗维茨，《罗马法研究历史简介》，337页。

【281个别若主，如尼禄，当然专横地没收了元老的财产。如此勒索足那些被贵族憎恶的统治者的标志；但是，他们没有获得持久的或制度性的统治，而且，也没有真正影响地主阶级的整体本质、

【29】赛姆，《塔西佗》（Tacitus），第2卷，牛津，1958年，585-606页，用文献证明了帝国的第一个世纪中“行省权力的上升”。

130】基希勒，《奴隶劳动和技术进步》，20-60、103-105页。基希勒著作的目的在于，反驳马克思主义的古典奴隶制理论；事实上，他所收集的证据以及夸大的部分，正适合于历史唯物主义范畴。

【31】《岁马帝国衰亡史》，第1卷，78页。

【32】琼斯，《古代世界的奴隶制》，191-194页。

【33】马克思，《资本论》（Capital），莫斯科，1962年，第3卷，788-789页（此处译文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91l-912页——译者）。马克思所指的是19世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奴隶的使用状况，而且，如已经指出的一直接将他的观点用于古典时代是很危险的。但是在这里，他观点的核心，在略作改动（mutatis mutandis）后，适用于奴隶制生产方式。韦伯持同样观点，见《古代农业关系），18页以下。

【34】布伦特，《意大利的人力），143-144、707-708页。

【35】韦伯在《古典文化衰落的社会基础》，297-299页，《古代农业状况》，19页中，非常明确地指出：“供养妻儿的费用，对奴隶主的投资资本，就像积压货物一样”。

【36}科鲁麦拉（Columella）提到，1世纪时，对怀孕奴隶有奖赏，但是，有关有组织地繁殖奴隶的记载较少。芬利曾经认为，19世纪，美国南部种植园主在奴隶贸易废止后成功地实行了奴隶繁殖制度，奴隶人口上升了。没有理由认为，在边境关闭后罗马帝国内部没有采取同样的行动，见《罗马研究杂志》，第48期，1958年，

158页。但是，这样的对比是错误的。南方棉花种植园为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制造工业提供原材料，他们的劳动价值是与国际利益水平相适应的。这是以前没有的，而在19世纪早期的工业革命后才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实现。即便如此，他们的奴隶繁殖的形式，可能使南部融人美国大规模的、有工资劳动的经济体系。在拉丁美洲，没有相应的再繁殖比率，在那里，奴隶的死亡率是完全难以想像的，以巴西为例，至奴隶制被正式废除时，人口减少到了1850年的五分之。见范·伍德沃德（C.Van

Woodward）的有启发性的论文《解放和重建的比较研究》（Eman-

cipation and Reconstruction.A Comparative Study），载（第13届历史科学国际研讨会》（13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莫斯科，1970年，6-8页。古典时代的奴隶制，与美国南部奴隶制相比，当然要原始得多。美国南部奴隶制的经历，没有任何先例可循。

【37】怀特，（罗马农业中的劳动生产率》（The Productivity of L.abour in Roman Agriculture），载《古代》（Antiquity），第39期，1965年，

102-l07页。

【38】在这类可耕地生产中，马克思关于奴隶生产效率的观点，也许是最正确的：“按照古人的恰当的说法，劳动者在这里只是会说话的工具。牲畜是会发声的工具，无生命的劳动工具是无声的工具，它们之间的区别只在于此。”《资本论》，莫斯科，1961年，第1卷，196页（此处译文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222页注17—一译者）。但应当牢记，马克思在

《资本论》中涉及到的奴隶使用情况，基本上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下（美国南部），而不是当时的生产方式。他从未系统地阐述过古典时代奴隶制的作用。此外，现代研究也开始从根本上修正他的关于美国奴隶制度自身特点的许多观点。

【39】《资本论》，第1卷，384页（此处译文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386页—译者）。

【40】占典时代后期水磨的使用情况，见莫里茨，《谷物碾磨和面粉》，

137-139页；琼斯，《晚期罗马帝国），第2卷，1047-1048页。

有关收割机，见怀特，《罗马农业》，452-453页。

【41】关于公共劳动中使用奴隶劳动的传统，见芬利，《古代经济》，75页。帝国的铸币和麻制品工场（从君士坦丁时代开始，制造国家机关的制眼，也如军事部门那样受文官管制）是国家奴隶的工作；大规模的体力劳动，在“公共驰道”（cursu publicus）或负责沟通的帝国中心邮政服务部门中，亦是如此。武器制造业掌握在有军职的世袭工人手中，他们被打上烙印，以避免他们脱离岗位逃跑。实际上，两个社会集体没有明显差别。琼斯，《晚期罗马帝国），第2卷，830-837页。

【42】最近，芬利对元首制末期奴隶制的衰退提出了独特的新见解。

他认为，关闭边境（公元14年正式实行）和奴隶制开始衰落（公

元200年以后）之间的间隔时间过长，无法用前者说明后者。他认为，基本的机制应在于帝国内部公民权作用的衰落：在元首制压榨性的政治和财政重负下，导致“贵族”（honestiors）和“贱民”

（humiliores）两个阶级在法律上出现了差别，自由农民沦为依附民。旦当地劳动力从有足够的自由降至受剥削的依附状态

【后来的形式是“隶农”（colonate）】，进口异族战俘奴隶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因此，奴隶制趋向灭亡，见《古代经济》，85-87页。

这个解释难以说明他否认的论点。因为，任何公众的真正意义上的公民权在政治上的衰亡和自由农民在经济上的衰落，在奴隶制萎缩以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就已经显现了，它们大部分是在共和国后期出现的。甚至最晚在2世纪早期，就存在“贵族”和“贱民”的差别——正是奴隶制经济发生危机前100年，即如同芬利所认为的，是在3世纪。在芬利的论证的背后，也许有种微妙的、对罗马帝国憎恶的成分，认为，帝国的专制对经济的变化负有责任。唯物主义的分析，从奴隶制生产方式的内部矛盾开始，这个方法仍然是比较可取的。芬利准确地注意到了年代的差距，有可能，在这段间隔期，这个差距正是家养奴素和边境购买奴隶的影响减轻的原因。

【43】在罗马帝国历史中，3世纪中期的转折点仍然十分模糊，资料匮8乏，对该阶段的论述较少，大多已有的论述也有许多缺陷，与4世纪末或5世纪的研究状况形成了差别。罗斯托夫采夫在（罗马帝国的政治经济史》（Th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Roman Eupire），牛津，1926年，417-418页中有较深入的论述。

但是，分析观念的、明显的时代错误，导致他的论述具有致命伤：

他将自治市的地主归入“资产阶级”，把帝国军团划归反对它的

“农民队伍”，并且认为，整个危机的发生表现为上述两个集团的两极分化。他的观点前后矛盾。针对罗斯托夫采夫著作中的非历史观念，赖因霍尔德（Meyer Reinhold）曾经撰写一篇有说服力的、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商榷文章——《古代世界史学家：与罗斯托夫采夫商》（Historian of the Ancient World:A Critique of Rastovtsef），载《科学和社会》（Science and Society），1946年秋，第10期第4号，361-391页。另外，这个时代最出色的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的成果一一施塔耶尔曼的《奴隶所有制的危机》，也存在致命弱点，表现在，他将中等规模的奴隶庄园（vil-

la）——“财产的古代形式”——和广阔的大庄园（latifundi-

um）——一种自治市贵族统治下发展起来的“前封建”形态严格对立起来。见上引书，注9.61页。

【44】关于特努斯（Maternus），见马扎（M.Mazza）最近颇有见地的研究——《公元3世纪的社会斗争和专制政体的重建》（Lotte So-

ciale e Restauruzione Auturitaria nel Terzo Secolo D.C.），卡塔尼业，1970年，326-327页。

【45】米勒（F.Millar），（罗马帝国及其周边地区》（The Roman Eompire und its Neighbours），伦敦，1967年，241-242页。马扎的著作中也用大部分篇幅讨论了大幅度贬值的问题，见《公元3世纪的社会斗争和专制政体的重建》，316-408页。

【46】雷蒙东（Roger Remondon），《罗帝国的危机》（l.a Crise del’

Empire Romaine），巴黎，1964年，85-86页。雷蒙东倾向于认为，农村劳动力的危机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是普遍的城市化过程造成的后果；但事实上，这个时代最突出的现象之一是城市建设的衰落。

【47】米勒，《罗马帝国及其周边地区），243-244页，特别强调城市发展的突然停止，把这作为评价危机程度的重要论据。

【48】米勒，《罗马帝国及其周边地区》，6页。类似兵站（stationes）的数量的增加，是从康茂德到卡里努斯（Carinus）时期，社会逐渐进步但不稳定的标志。但是，根据施塔耶尔曼和马扎的简要解释，四头统治（Tetrachy）基本上是恢复国内统治秩序的、一个非常时期的执政团。这个观点有失偏颇。施塔耶尔曼认为，戴克里先的政权，是两种庄园所有制形式之间的一种妥协，它们之间的冲突，是这个时代的特点，在抵制下层等级的社会动乱中，大庄园主占了上风。见《奴隶所有制的危机），479-480、499-501、

508-509页。在其他持不同意见的学者中，有一位俄罗斯学者指出，在施塔耶尔曼的总体结构中，非常奇怪地忽略了大规模的对外侵略活动，这才是四头统治的主要背景，见狄亚科夫，《古史通报》（Vestnik DreuneiIstorii），1958年，第4卷，126页。

【49】特别注意阿恩海姆（M.Armheim）的《晚期罗马帝国的元老贵族统治》（The Senatorial Aristecracy in the Later Roman Empire），牛津，1972年，39-48页。

【50】麦克穆兰（R.Macmullen），《社会流动和狄奥多西法典》（Sucial

Mobility and the Ther xdosian Code），载《罗马研究杂志》，第54期，

1964年，49-53页：传统观点（如罗斯托夫采夫认为，在帝国后期戴克里先推行实质性的种姓式制度的说法，是不可信的，有证据表明，帝国官僚体系尤力贯彻政府法令和管理行会。

【51；霍普金斯（Keith Hopkins）关于国家机器中社会迹象的简要分析，是最好的，见《罗帝国中坚力量的流动》（Elite Mobility in the Roman Empire），载《过去和现在》，第32号，1965年12月，

12-26页。其中，强调了这个过程中必要的界限，帝国后期新贵中大多数是从行省的地主阶级中晋升上来的。

152】这个基本的事实往往被忽略。米勒所列出的枯燥的世界性王朝序列表，实际上是有严重错误的，见（罗马帝国及其周边地区》，3页。后来他认为，埃拉伽巴（Elagabalus）和他的侄子之所以能够成为是来自东方希腊的第一个皇帝，“而不是来自小亚细亚富裕有产者阶级的元老”（49页）的第一个皇帝，是“偶然命运”使然。

实际上，并没有来自小亚细亚的希腊人曾经成为统一帝同的统治者。

【53】因此，在东方，通用四种地方书面语言——希腊语、叙利亚语、科普特语（Coptic）和阿拉米亚语（Aramaic）——而在西方，除拉丁语外，没有一种可书写的语言。

【54】赛姆认为，马克西密努斯——可能来自摩西亚，而不是色雷斯——甚至是塔西忙，也有可能位列其中，见《皇帝和传记，奥古斯都历史研究》（Enm perors and Biography，Studies in the Histora Augusta），牛津，1971年，182-186、246-247页。这个时代其他几个皂帝似乎都来自西方。特里波尼阿努斯·伽鲁斯（Tribo-

nianus Gallus）、瓦莱里安（Valerian）和伽里恩努斯（Gallienus）来自意大利，马克里努斯（Macrinus）来自毛里塔尼亚（Mauretania），卡鲁斯可能来自高卢南部。

【55】奥利瓦，《潘诺尼亚和罗马帝国危机的开始》（Pannonia and the Onset of Crisis in the Romun Empire），布拉格，1962年，248一258、345-350页。

【56】施塔耶尔曼，《奴隶所有制的危机），354页。

【57】关于这个现象，见琼斯，《异教和基督教斗争的社会背景），载莫米利亚诺主编，〈4世纪异教与基督教的斗争》（The Conflict Between Paganism and Christianity in the Fourth Century），牛津，

1963年，35-37页。

【58】韦伯准确地指出，类似的逃亡，与中世纪农民从农村向城市流动的趋势刚好相反，那时是去城市获取自由和工作。见《古典文化衰落的社会基础》，306-307页。

【59】皮加尼奥尔（Andre Piganiol）对货币流通状况，作出了精确的分析，见《基督教帝国（325-395年）》L’Empire Chretien

（325一395）】.巴黎，1947年，294-300页。另见琼斯，《罗马帝国的通货膨胀》（Inflation under the Roman Empire），载《经济史评论》，第5期第3号，1953年，301-314页。

【60】琼斯，《古代世界的奴隶制），197页；韦伯，《古代农业制度》，

271-272页。韦伯过分强调了帝国后期奴隶价格的全面下滑；

如琼斯所示，奴隶价格大约相当于2世纪的一半，除边境省份外，奴隶仍然是一种相对昂贵的商品。

【61】布洛克死后发表的一篇文章，对这一过程有精确的论述，见《古典奴隶制怎样和为什么衰落？》（Comment et Pourquoi Finit 1’Es-

lavage Antique？），载《经济、社会与文化年鉴）（Annales E.S.

C.），第2卷，1947年，30-44、161-170页。

【62】琼斯，《晚期罗马帝国》，第2卷，1042页。

【63】琼斯，上引书，795页。

【64】在坎佩尼亚（Campania）、阿普利亚（Apulia）、西西里（Sicily）、突尼斯（Tunisis）、努米底亚（Numidia）、毛里塔尼亚、西班牙和不列颠，都有属于她的土地；而同时，她的收入在元老家族中仅位列中游。见琼斯，《晚期罗马帝国》，第2卷，793、782、554页。

【6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伦敦，1968年，570页（此处译文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146页一—译者）。

【66】琼斯，《高额税收和罗马帝国的衰落》（Over-Taxation and the De-

cline of the Roman Empire），载《古代》，第33期，1959年，39~40页。

【67】琼斯，（晚期罗马帝国》，第1卷，468页。

【68】“罗马不是自然死亡的，它是被谋杀的。”见《基督教帝国》，

422页。

【69】宗德瓦尔（Sundwall）提出一种极端的观点，他认为：“西罗马帝国没有发生过骚乱，就进入了休眠状态。”（das westromische Reich ist ohne Erschutterung eingeschlafen），见《西罗马研究》（Westre

mische Studien），柏林，1915年，19页；以后特别值得援引的一句名言，是道普什（Dopsch）提出来的，最近斯特罗埃克尔（K.F.Strohek er）对此提出了赞同意见，《日耳曼人和占典时代末期》（CGermanen-

tum und Sputantike），苏黎世，1965年，89-90页。这些对立的观点，还没有从混杂了民族感情的状态中脱离出来。

【70】这是琼斯的著作——《晚期罗马帝国》第2卷1068页中的最后句话。但与他自己提出的论据自相矛盾。莫米利亚诺极为准确地概括了琼斯作为史学家的杰出性和局限性，见《古典研究和古代世界历史的第四项贡献》（Quarto Contribuito alila Storiu degli Studi Classici e del Mondo Antico），罗马，1969年，645-647页。他正确地批判了这个结论。

【71】琼斯，《晚期罗马帝国），第2卷，1040-1041页。

【72】福格特（Joseph Vogt），（罗马的衰落》（The Decline of Roume），伦敦，1965年，21-22页。

【73】阿恩海姆，《晚期罗马帝国的元老贵族统治》，牛津，1972年，

149-152页；福格特，《罗马的衰落》，197页。

【74】琼斯，《从亚力山大到查士丁尼时代的希腊城市》，272-274页。

【75】琼斯，《晚期罗马帝国），第I卷，205-207、468页；第3卷，129页。意大利的税率大约是农民收成的三分之二。地主当然不用支付与收入成比例的赋税。特别是在西方，他们普遍逃避他们应担负的义务。根据宗德瓦尔的结论，帝国无力迫使有产阶级贵族纳税的无能表现，充分说明了西方最终崩溃的原因，见《西罗马研究），101页。

【76】布朗（Peter Brown），《晚期古代世界》（The World of late Antig-

uity），伦敦，1971年，43-44页。

【77】琼斯，《晚期罗马帝国），第2卷，777-778页。

【78】有关西班牙和高卢贵族在帝国后期的作用，见斯特罗埃克尔，

《罗马帝国后期和西哥特王国时期的西班牙元老》（Spanische Senatoren der spatromischen und westgotischen Zeit），载《日耳曼人和古典时代后期》（Germanentum und Spatantike），54-87页；和

《古典时代后期高卢的元老贵族》（Der Senatorische Adel im Sputantiken Gallien），图宾根，1948年，13-42页。斯特罗埃克尔强调，在3世纪格拉提安（Gratian）和提奥多西（Theodosius）统治时期，他们在地位衰落后各自发动了政治复辟运动。

【79】阿恩海姆，（晚期罗马帝国的元老贵族统治》，2l6-219页，提供了统计结果。

【80】阿恩海姆，上引书，5-6、49-51、72-73页。但是应当注意的，是西部元老贵族对帝国基督教化作了抵死反抗，但是在自己等级内，他们还是宽容地、非正式地接受了不同宗教的道德和婚姻形式。见布朗，《圣奥古斯丁时代的宗教和社会》（Religion and Society in the Age of St Augustine），伦敦，1972年，161-182页。

【81】布朗，《晚期古代世界》，34页。在帝国后期，有产阶级贵族获得的农业剩余产品的租金总额，可能要高于国家的税金，这是前所未有的财政剥削时期。见琼斯，（罗马）、载《第3届经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101页。

【82】约维阿努斯、瓦伦丁尼一世、瓦伦斯和马约利安（Majorian），都是

“侍卫”（scholae）军官。关于后期帝国军事中坚力量作用的敏锐的论述，见弗兰克（R.I.Frank），《富廷学校：晚期罗马帝国的宫廷卫士》（Scholae Palatinae.The Palace CGuards of the Later Ro-

nan Empire），罗马，1969年，特别是167-194页。

【83】阿恩海姆，《晚期罗马帝国的元老贵族统治》，167-168页。

【84】关于巴高达，见西拉戈（V.Sirago），《高卢的平定和西方的政治转变》（Gallia Placidia e La Trasformazione Politica dell’Orci-

dente），卢万，1961年，376-390页；汤普森（E.A.Thompson），

（罗马帝国后期高卢和西班牙的农民起义》（Peasant Revolts in Late Roman Gaul and Spain），载《过去和现在》，1952年11月，

11-23页——是最精练的概括。高卢奴隶制的重要性，从当时的报告中可以看出。汤普森认为：“我们的资料表明，这些起义最初起源于农业奴隶，或者，不管怎么说奴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1页）农村贫民的其他阶层——依附隶农——同样毫无疑问地参加了高卢和西班牙起义。相反，北非流浪的“浪人运动”（circumcelliones）的发起人，是较高层次的农村自由劳动者，受多纳图派（Donatism）教义影响；运动的社会和宗教特点决定了它是一个孤立的现象，从未达到巴高达起义那样大的规模，或那样具有威胁性。见沃明顿（B.H.Wauingtorn），《从戴克里先到汪达尔人时期的北非行省》（The North African Provinces from Diocletian to the Vandals），剑桥，1954年，87-88、100页。

第二部分过渡时期

第一章日耳曼人的背景

当日耳曼（Germanic）各蛮族在406年的最后一天跨过冰冻的莱茵河时，他们进入的是一个由奢侈享乐（sybaritic）的寡头们、被毁弃的防卫力量和灰心绝望的农村民众构成的阴暗世界。这些入侵者的社会秩序是什么样的呢？当罗马军团在凯撤时代首次与日耳曼人部落遭遇时，他们是定居的农民，畜牧经济占主要地位。一种原始的公社生产方式在他们中间通行，没有听说过私人土地所有制。每年一个部落的领导人都要决定公有土地的哪个部分要耕种，并将它划分和分配给各个部族，他们集体耕作和占用这片田地；定期重新分配，防止了部族和家庭之间财富上有大的差距，虽然畜群是私人所有的，并为属于领导地位的战士们提供财富【1】。在和平时期没有对全体民众有权威的酋长，非常设的军事首领在战争时期是选举产生的。部族中有许多仍是按母系组织的。这种原始的社会结构不久就由于罗马人来到莱茵河地区而改变了。罗马人在公元1世纪暂时占领了直至易北河（Elbe）的德意志地区。跨越边疆的奢侈货品贸易迅速地在日耳曼入部落内产生

了增长着的内部阶层分化。为了购买罗马的货物，居于领导地位的部落战士出售了畜群，或袭击其他部落，俘虏奴隶以出口到罗马的市场。到塔西佗的时代，土地已不再由部族分配，而是直接分配给个人，再分配也不是那么经常性的了。耕作仍然是经常轮作的，周围是无人的森林地带，因此部落没有大的领地固定性；这种农业体制鼓励了季节性的战争，并使经常的大规模迁徙成为可能【2】。一个有着财富积累的世袭贵族阶层组成了一个常设会议，在部落中行使重要的战略权力，虽然自由人战士的全体大会仍能否决它的建议。朝代性的准玉族世系处于形成之中，它们提供位于常设会议之上的选举性首领。最重要的是，每个部落中属于领导地位的人在他们周围聚集了由战士组成的“扈从”（retinues）作为突击队，他们跨越了亲属部族团体的界限。这些扈从是从贵族中征召来的，由分配给他们的土地的产品来供养，并且脱离了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他们构成了持久的阶级划分的核心，并将这些原始社会结构中的强制性权力制度化了【3】。在普通的战士们和以他们的王家扈从的力量企图算夺部落内的独裁权力的野心勃勃的贵族领袖之间的斗争，越来越多地爆发，托伊托堡森林（Teutoburg Forest）之战的胜利者阿尔米尼乌斯（Arminius）就是这些斗争之一的积极参与者和牺牲者。罗马用外交手段积极煽动这些自相残杀的斗争，通过提供援助和联盟的方式以抵消蛮族对边疆的压力，并造就一个愿与罗马合作的贵族统治者阶层。

这样，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通过贸易交换和外交干涉，罗马的压力加速了日耳曼森林中的社会分化和公社生产方式的瓦解。所有与罗马帝国接触最密切的民族，必然表现出最

“先进”的社会和经济结构，并在最大程度上背离了部落的传统生活方式。黑森林（Black Forest）的阿拉曼尼人，尤其是波希米亚（Bohemia）的马科曼尼人和夸迪人（Quadi），都拥有罗马式样的别墅和以战争俘虏作为奴隶劳动力耕种的地产。马科曼尼人还使其他日耳曼人部落臣属，于2世纪在中部多瑙河创建了一个国王统治的有组织的国家。他们的帝国不久被推翻了，但是它是将要发生的事态的形式的一个征兆。150年后，西哥特人在奥列里安（Aurelian）从达西亚撤出军团后占领了那里，在4世纪早期表现出同样的社会进程更为进一步发展的迹象。他们的农业技术更为先进，他们大多数人是种庄稼的农夫，有着农村手工技艺（使用制陶工的陶轮）和原始的字母表。西哥特人在这个曾是罗马省份有着残存的市镇和堡垒，此时他们的经济是如此依赖于与罗马帝国的跨越多瑙河的贸易，以致罗马人能够成功地凭借商业封锁作为反对它的一种决定性的战争手段。战士们的全体大会已完全消失。权贵者（optimates）组成的一个联合会议对臣属的村庄行使中央政治权力。权贵者们是一个拥有地产、扈从和奴隶的阶级，与他们人民的其余部分是明确划分开来的【4】。事实上，罗马的帝国体系维持得越长，它的影响力和榜样就越吸引它边疆上的日耳曼人部落向更大的社会分化和更高水平的政治与军事组织发展。因而从马可·奥勒略时代起，蛮族对帝国不断增长的压力并不是罗马坏运气遇到的意外灾祸，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其自身存在和成功的结构性后果。这种导致它外部环境的缓慢变化，通过仿效和干涉就会积累起来；当罗马的文明逐渐改变日耳曼边疆地区时，来自那里的危险就增长了。

在这期间，在罗马帝国内部，在帝国军队的士兵中使用日耳曼人战士的数量在增长。罗马的外交手段在传统上企图在任何可能的地方都以同盟者（foederati）的外部缓冲区来环绕帝国边界，结盟式附庸的首领们在罗马边界之外保持着他们的独立地位，但在蛮族世界中保卫罗马的利益，以换取财政援助、政治支持或军事保护。然而在晚期罗马帝国，帝国政府经常性地从这些部落征召士兵到自己的部队中。同时，蛮族的逃亡者或俘虏作为外来定居者（Laeti）被安置在空闲土地上，在军队中服役以回报他们的土地占有权；并且，许多自由的日耳曼人战士志愿加入罗马的军团，这是为在帝国军事机构中得到报酬和提升期望所吸引的【5】。到4世纪中期，精锐的宫廷军队中相当高的百分比的军官和将军是日耳曼人出身，他们在文化上和政治上被结合进罗马的社会整体之中。像西里瓦努斯（Silvanus）或阿尔博加斯特这样的法兰克人将军，在西方达到了总司令（magister militum）的官阶，也是常有的事情。因而在帝国国家机构本身中就有某种罗马人和日耳曼人因素的混合。大量条顿族（Teutonic）士兵和军官被整合进罗马人世界，对日耳曼人世界产生的持久的或暂时的社会或意识形态上的影响是不难设想的；这有力地加强了在边界外的部落社会内部已经在进行的分化和阶层化趋势。政治专制、社会等级、军事纪律和金钱酬报，所有这些从外部学到的东西都被故土的当地首领和权贵们欣然吸收了。

因此，到5世纪民族大迁徙（Volkerwanderungen）的时代，当整个德意志由于从中亚细亚来的匈奴人（Huns）游牧入侵者的压力而陷于动荡之中，各部落开始涌过罗马边界时，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压力已经使日耳曼人社会与其在凯撒时代的形

态有了很大的距离。到那时，一个巩固的扈从贵族阶层和个人土地财产制已经几乎在所有地方取代了粗陋的原始部族平1等。罗马和日耳曼人社会结构在边境地区的长期共存，逐渐缩小了两者之间的差距，虽然差距在最重要的方面仍然是巨大的【6】。正是从它们之间最终的、大变动性的冲突和融合中，封建主义终于产生了。

注释

【1】这个论述是根据E·A·汤普森《早期日耳曼人）（The Early Ger-1

mans），牛津，1965年，1-28页：这是一个对从凯撒到塔西佗时代的日耳曼人社会结构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是一个明晰而优雅的模式。汤普森的著作构成了一个有无比价值的始末，事实上涵盖了日耳曼人社会从古代的这个时期直至西哥特人在西班牙的王国陷落几乎7个世纪的整个发展过程。

【2】M·布洛克，《一处澄清：论入侵》（Une Mise au Point:Les Invan-1

ions），《历史文集》，第1卷，巴黎，1963年，117-118页。

【3】汤普森，《早期日耳曼人》，40-60页。一种扈从制度的形成在各地是从部落制向封建制逐渐转变的一个决定性的最初步骤。因为它构成了与由亲属关系统治的社会制度的关键性断裂；扈从常常作为一个跨越亲属共同体的精英群体而与众不同，取代了传统的血缘上的忠诚义务束缚。它标志着部族制度已接近瓦解。当然，一个完全形成的封建贵族阶层将会有它自身（新的）亲属关系制度，历史学家们只是刚开始对它进行研究，但是这些将不会成为它的主要结构。这个重要论题在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的启发性的文章中有很好的讨论，见《历史上的封建主义》（Feudalism in History），《过去和现在》，第13号，

1957年11月，52页。

【4】汤普森，《乌鸟尔拉时代的西哥特人）（The Visigoths in the Times of Ulfita），牛津，1966年，特别见40-51页；这是又一项明了清晰的研究，构成了他较早著作的续篇。

【5】弗兰克《宫廷学校》，63-72页；琼斯（Jones），《晚期罗马帝国》，1第2卷，619-622页。

【6】在20世纪，在历史学家中有时有一种倾向，即夸大这两个世界先前共存的程度以反对传统的概念。一个极端的例子是，波尔什涅夫（Porshnev）认为，整个罗号上层建筑是完全建立于被俘坊的蛮族奴隶劳动之上的，因此这两种社会体系从开头在结构上就连接在一起；早期日耳曼人各民族的战士大会只不过成为对罗马人掠夺奴隶的远征的防卫性反应。根据这种观念，罗马帝国与它的蛮族边缘地带总是构成一个“错综的和对抗性的统一体”。见B·F·波尔什涅夫，《封建主义和人民群众》（Fedalizami Nrodny Massye），莫斯科，1964年，510-512页。这种观点大大地夸大了俘虏奴隶劳动在晚期罗马帝国的作用和甚至在罗马帝国早期从日耳曼人边疆（limes）掠来的奴隶的比例。

第二章入侵1

日耳曼人蔓延到西部罗马帝国的入侵是分两个连续的阶段进行的，每个阶段有各自的模式和推动力。第一次大浪潮开始于405年12月31日跨过冰封的莱茵河，那是一次由苏维汇人（Suevi）、汪达尔人和阿兰人（Alans）组成的松散联盟的声势浩大的出征。在几年之内，阿拉里克（Alaric）率领的西哥特人在410年洗劫了罗马。20多年后，汪达尔人在429年（原文为439年，误——译者）夺取了迦太基（Carthage）。到480年，蛮族国家的第一套粗陋的体系已经在原来罗马的土地上建立起来：勃艮第人（Burgundians）在萨伏依（Savoy），西哥特人在阿奎丹（Aquitaine），汪达尔人在北非，东哥特人（Os-

trogoths）在北意大利。这种可怕的最初人侵的特点，给后来的时代留下了“黑暗时代”开端的它们的最初典型印象，但在实际上是很复杂和充满矛盾的：因为日耳曼人各民族对罗马帝国西部进行了最激烈的破坏性攻击，而与此一致而同时的，又最明显地保存了它所接受的拉丁遗产。西部罗马帝国的军事、政治和经济统一是无可挽回地被粉碎了。省区（comi-

tatenses）的一些罗马野战军队，在帝国边界（limitanei）的边疆防卫被扫清后仍残留了几十年，但是处于蛮族统治的领土的包围和隔离之中，像北部高卢那样自治的军队袋形阵地，只是

突出地显现了帝国体制本身的完全瓦解。地方省份重又陷于地方性的无秩序与混乱之中。它们传统的行政机构垮掉或脱节了；社会反叛和盗匪在广大地区到处横行；古代的和被埋没的当地文化，当罗马的器物在更遥远的地区被击碎时浮现了出来。在5世纪前半期，帝国的秩序在整个西方被蛮族的涌入毁掉了。

但击溃了西部帝国的日耳曼人各部落本身不能以一种新的或有凝聚力的政治统一体来取代它。这两种文明之间在“水平”上的差距仍然太大了，必须有人为的一系列联结方式将它们联合起来。因为最初一连串进行部落入侵的蛮族各民族，尽管他们中进行着社会分化，但在他们闯入罗马帝国西部时仍然是一些极为不发达而原始的社会。他们都还不知道持久的领土国家为何物；所有的人在宗教上都是原始异教徒；大多数人是文育；很少有人拥有清楚或稳定化的财产体制。对前罗马各省的大片地区的无计划征服，自然给他们带来了直接占领和管理这些难以处理的问题。这些固有的困难由于第一次入侵浪潮的地理模式而增强了。因为在这些真正的民族大迁徙中，通常是跨越整个大陆的无尽流动，每个蛮族的最终定居地距其出发地是非常遥远的：西哥特人从巴尔干地区行进到西班牙，东哥特人从乌克兰到了意大利，汪达尔人从西里西亚（Silesia）到了突尼斯（Tunisia），勃艮第人从波美拉尼亚（Pomerania）到了萨伏依。没有一个蛮族社会只是占领了与它本身最初的居住地区直接相邻的罗马土地。结果是日耳曼人定居者群集在法兰西南部、西班牙、意大利和北非，开始时其数量必然是有限的，因为他们身后留下的漫长旅途，在很大程度上阻断了由自然移民造成的更多的人数增长【1】。第一批

蛮族国家的临时性安排就反映了这种基本上相对是弱小和孤立的状况。他们因而慢慢借用了先前存在的帝国结构，这些结构无论在何时，只要被认为有可能与日耳曼人的类似结构结合，就被似是而非地保持下来，形成一种系统的制度上的二1重性。

因此，对于这些入侵者社会的首要和最基本的问题是，他们在战场上获胜后，要在经济上处置土地。通常采取的解决办法是，立即实行以较早时期罗马人特别为日耳曼人士兵所熟悉的惯例相接近的模式，这是一种从部落的过去向着剧烈分化的社会未来的关键性决裂。“客户法”（hospitalitas）制度被西哥特人、勃民第人和东哥特人强加给当地罗马土地所有者。源自许多日耳曼人雇佣军曾参与的旧的帝国军营分配制度，最终在勃艮第和阿奎丹给予蛮族“客户”以大地产种植面积的三分之二，在意大利给予三分之一，那里较大的整体面积可以使个入的田庄（Villae）以较小的份额分配给他们。在那里，没有划分的他产要交纳一种特别税，以使这种体制显得平等。勃艮第人“客户”（hospes）还接收三分之一罗马人的奴隶和二分之一的林地【2】。在西班牙，西哥特人后来夺取了任何既有地产二分之一的自营农场和三分之二的租佃地。只有在北非，汪达尔人干脆彻底没收了当地贵族和教会的大部分他产，没有任何妥协或让步，这是一种从长远看来付出巨大代价的选择。在“客户法”制度下，土地的分配可能对当地罗马人社会结构的影响相对很小；已知所牵涉的蛮族征服者数量较小，分派给他们的份地（sortes）从来没有超过他们统治下的领土的这一比例。他们由于在占领后害怕军事力量的分散，通常会更为集中：东哥特人在波河（Po）流域的群集定居地是一

种典型的模式。没有迹象显示大地产的划分遇到了拉丁人所有者方面的猛烈抵抗。在另一方面，它对日耳曼人社会的影响只能是强烈的。因为份地并不是全部分给了到来的日耳曼人战士。相反，所有残存的罗马人和蛮族人之间管理土地划分的契约只涉及两个人：地方上的土地所有者和一个日耳曼5人合伙人；随后份地实际上由许多日耳曼人耕种。因而，土地似乎可能为部族权贵所占有，他们然后将部落中的普通战士民众安置在那里作为他们的佃户，或许作为贫穷的小土地持有者【31。前者一举成为地方贵族阶层的社会同等者，而后者则直接或间接地落到了在经济上依附于他们的地步。在那个时代的文献中，只是间接地可以看到这个进程，它无疑被森林中平等主义的新鲜记忆和整个人侵者社会的武装性质所缓和了，这保证了普通战士的自由人地位。最初，份地不是完全的或世袭的财产，耕种份地的普通战士也许还保留着他们大部分的传统权利。但是这种制度的发展逻辑是明显的；在一代人左右的时间内，一个日耳曼人贵族阶层在土地上就牢牢地形成了，并在它之下有了一个依附农民阶层；确实，在某些情况中还有种族奴隶【4】。阶级分层迅速形成，曾经是到处游动的部落联盟转而在前帝国疆界内的领土上固定下来。

日耳曼各民族在人侵后的政治发展，证实和反映了这些经济变化。此时，国家的形成是必然会发生的，它具有对自由人战士社会的强制性中央权威。在某些情况下，从一种制度过渡到另一种制度只是在经历了长期和曲折的内部动乱后才达到的；西哥特人的政治发展是在375年到417年间，他们从阿德里安堡（Adrianople）到图卢兹（Toulouse）的横跨欧洲的曲折前进，就是这样的生动事件的一个结果。其间，专制性的王

权对罗马的影响积极地予以助长，逐步确立了对强横的部落士兵的统治地位，直至到达阿奎丹的一个临时休整地，一个制度化的王朝国家在帝国的框架内最终确立下来【5】。国王的

“宪法书”不久后被新的勃艮第人国家颁布，它是由31个主要贵族的小团体颁授的，他们的权威此时明显地排除了对部落社会法律的任何民众发言权。在非洲的汪达尔人国家成为所有国家中最无情和独裁的，只是在例外的动荡中和反常的继承制度中被削弱【6】。第一批日耳曼人定居者的经济规划是以对罗马人土地的正式分割为基础的，因而新的日耳曼人国家的政治和司法形式也建立在一种官方的二重性上。将国家在行政和司法上分为两个不同的系统，这最清楚地证明，入侵者没有能力控制这个旧的社会和组织—一个与其共存的有凝聚力的新政治实体。这个阶段典型的日耳曼人王国仍然是原始的君主制，它有着不确定的继承规则，建立在王家待卫队或家内扈从的基础上【7】，处于部落制的过去的个人随从和封建制的未来的土地贵族之间。在这些人之下是普通的战士和农民，无论在哪里，只要有可能（特别是在市镇中），他们的居处就与人口中的其余部分隔离开来。

另一方面，罗马人的社会有特色地保持着它自己的行政结构，有公民会议（comital）团体和职员，还有它自己的司法系统，两者都由地方上的土地所有者阶级所操纵。这种二重性在东哥特人统治的意大利最为发展，在那里，日耳曼人的军事机构和罗马人的文职官僚阶层在狄奥多里克（Theodoric）的政府中有效地并列，保持了大部分帝国行政管理的传统。两种分别的法典通常也保持了下来，各自应用于其民族的人口，一种是源自习惯传统的日耳曼人法律（规定金钱数目的惩罚、

陪审制、亲属义务、誓言），一种是从帝国实际上没有改变而存在下来的罗马法。日耳曼人的法律制度本身常常表现出明显的拉丁影响，这在曾经是口传的习惯变为书面的法典时是不可避免的；狄奥多西二世（TheodosiusII）的帝国法典的许多成分在5世纪为勃艮第人和西哥特人的法律所借用【8】。并且，这些借用的精神总的是与植根于较早的蛮族传统中的亲属和部族原则相敌对的；新的王国的权威必须在对抗这些较老的亲属模式的牢固影响中建立起来【9】。同时，几乎没有作什么努力来缓和统治着罗马人生活的严格的拉丁法律，因而在许多方面，罗马的司法和政治结构在这些早期蛮族国家中未受触动；已受到混杂的日耳曼人的相应结构只是附加在它们旁边的。意识形态的模式是类似的，所有主要的日耳曼人入侵者在他们闯入帝国前夕仍然是原始异教徒【10】。部落社会组织与部落宗教是不可分离的。向一种领土国家体制的政治过渡同样一律伴随着对基督教的意识形态的皈依。在每种情况下，这看来都发生在最初跨越边界的一代人之中。这不是天主教教会传教努力的成果，教会是忽视或鄙视这些新来到帝国的人的【11】。这是移民本身改造进程的有目的性的工作，其中信仰的改变是其内心的反映标志。基督教将抛弃部族社会的主观世界视为神圣之事；一种更为广泛的神的秩序是一个更牢固的现世权威在精神上的补充。在这方面，日耳曼人入侵者的第一次浪潮也表现了对于帝国制度既尊重又保持距离的同样的结合。他们一致地采纳了阿里乌斯（Arian-

ism）教派面不是天主教正统派（Catholic Orthodoxy），从而确保了他们在基督教共同的世界中有区别的宗教个性。结果是，在所有早期蛮族王国中一个日耳曼人的教会与罗马教会

“并立”。阿里乌斯教派没有对大多数天主教信仰者进行迫害，除了在汪达尔人统治的非洲，在那里，以前的贵族遭到剥夺，教会也一道被严厉镇压。在其他地方，两种信仰和平共存，两个社会之间改变信仰的事在5世纪一般是很少的。确实，意大利的东哥特人和西班牙的西哥特人实际上在法律上也对罗马人采纳他们自己的阿里乌斯教信仰上制造了障碍，以确保两个民族的区别【12】。日耳曼人的阿里乌斯教派既非偶然产生的，也非侵略性的；它是在一个某种公认的统一体内的隔离标志。

因而，蛮族入侵第一次浪潮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影响在其建设性领域中是相对有限的。在它一旦完成了最初不可逆转的对帝国防卫的毁坏之后就是如此。发觉在他们破坏掉的和他们能够建设的事物之间的差别如此悬殊后，大多数日耳曼人统治者努力尽可能多地恢复他们最初摧毁的罗马人的成就，他们中最伟大的一位——东哥特的狄奥多里克——在意大利精心创建了一种行政共管体制，修饰了它的首都，保护、赞助后古典艺术和哲学，以传统的帝国风格处理对外关系。总的来说，这些蛮族王国在相对有限的程度上政变了晚期罗马世界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结构，它们用的更多的是分裂而不是融合的方式。重要的是，它们保留了大规模的农业奴隶制，还有西部帝国的其他基本农业体制，包括隶农制

（colonate）。因此，新的日耳曼人贵族对巴高达运动没有表现出任何同情，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并且有时他们还被已成为他们的社会合伙者的罗马土地所有者用来镇压巴高达运动。只是最后一位东哥特人领袖托提拉（Totila），在面对胜利的拜占庭军队时，采用最终手段（in extremis）解放了意大利的奴隶

（这本身就证明了他们的重要性），以求重获民众的支持，在他毁灭之前进行最后的拚死一搏【13】。除了这个孤立的例子外，汪达尔人、勃民第人、东哥特人和西哥特人同样都在他们建立的大地产上保留了大队奴隶。在地中海西部地区，农业奴隶制继续是一个主要的经济现象。特别是在西哥特人统治的西班牙，似乎保留了格外大量的这类奴隶，这可以从有关控制他们的惩罚性法律的各项规定中判断出来，还有一个事实也可作佐证，即看来他们为常备军提供了大部分强制征召的兵员【14】。因而当市镇继续衰落时，乡村大体上没有被入侵的第一次浪潮所触动，除了战争和内战造成的混乱，以及依照罗马人的原型引入了与之并存的日耳曼人地产和农民外。这个阶段蛮族渗透的有限性的最说明问题的指标，就是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改变拉丁和条顿世界之间的语言疆界；罗马帝国西部没有一个地区被这些最初的征服者中的任何人在语言上日耳曼化。充其量而言，他们的到来只是瓦解了罗马人在较遥远的行省角落的统治，使当地前罗马时期的语言和文化得以再现：巴斯克人和凯尔特人在5世纪早期比日耳曼人取得了更多的进展。

已创建的各蛮族国家的寿命是不长的。法兰克人的扩张征服了勃民第人，并将西哥特人驱逐出了高卢。拜占庭的远征击溃了非洲的汪达尔人，并在长期的消耗战后消灭了意大利的东哥特人。最后，伊斯兰教徒入侵者席卷了西哥特人在西班牙的统治。他们各自的移民定居者几乎没有痕迹地留下来了，除了在坎塔布里亚（Cantabria））最北端的堡垒。是日耳曼人迁徙的下一次浪潮，深刻而持久地决定了后来西方封建主义的地理分布。蛮族扩张的第二阶段的三个主要事件，当

然是法兰克人征服高卢、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占领英格兰和一个世纪之后伦巴德人（lombard）以其自己的方式侵人意大利。这些迁徙的特点与第一次浪潮不同，也许因此它们的规模也不同【15】。在每个事例中，它们都表现为从一个地理上相邻的出发基地相对适度和直接的扩张。法兰克人在他们向南渗透到北部高卢之前居住在现代的比利时。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住在英格兰对面德意志的北海（North Sea）沿岸。伦巴德人在他们入侵意大利之前聚集在下奥地利（Lower Austri-

a）。因而在新征服地区和新近居住的故乡之间的交通路线是较短的，所以同一个或联盟的部落的更多部分能够继续不断地到来，以加强最初迁徙者的力量。结果就是在高卢缓慢和逐步的推进，在英格兰隐蔽却多过当地的人口的登陆，在意大利逐渐的一系列人口的向南播迁，它们在前罗马省份移入的人口要比匈奴人时代的第一次军事突进要远为稠密得多。只有最初的伦巴德人入侵保留了一个军事性的真正民族大迁徙的时代特点。但是，当他们比在其之前的东哥特人占领者更进一步、更深入地扩张时，甚至这些特点也被减弱和被消除了。虽然伦巴德人的力量像他们的先行者那样集中在北部平原，但伦巴德人移民第一次将蛮族的渗透深入到了意大利南部。法兰克人和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迁徙，是到以前实际上是政治真空的地区军事殖民化的稳步运动。北部高卢是帝国体制在西方其他地方崩溃60年之后，最后被遗弃的罗马驻防军的前哨基地。罗马在不列颠的统治甚至从未在战争中遇到过挑战，它是在其与大陆的生命线失去后平静地消失的，此后这个国家又一次回复到由小组织构成的凯尔特人酋长制。这些第二次浪潮中迁徙的深度可以从它们导致的语言变化来判

断。英格兰在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定居者扩张所及之处，在整体上日耳曼化了，凯尔特人的这个岛的边缘地区对征服者的语言甚至没有提供一种词汇上的混合：一个帝国最北部省份微弱的罗马化标志明显地没有影响到人民大众。在大陆上，罗曼斯语（Romance）的疆界被推回了50到100英里纵深的一条地带——从敦刻尔克（Dunkirk）直到巴塞尔（Basle）—一和100到200英里，直到上多瑙河地区（Upper Danube）以南【16】。

法兰克人遗留给法语大约有500个词，伦巴德人留给意大利语大约有300个词（西哥特人只留给西班牙语约60个词，苏维汇人留给葡萄牙语4个词）。征服的第二次浪潮的文化积淀比起第一次要深入和持久得多。

当然，这主要的原因之一是，最初的浪潮已经将西方帝国体制实际上有组织的抵抗清除得十分彻底。它自己的创造其结果是特别具有仿效性和薄弱性，并且大部分甚至不能说是占领了整个地区，而只是夷平了它。继之而来的迁徙在分量上和空间上都在西方建立了范围更广的和更持久的社会形态。

5世纪僵硬而脆弱的二重性，在6世纪逐渐消失了（除了第一代国家西哥特人的西班牙的最后堡垒，那里在7世纪才逐渐消失）。一个缓慢的融合进程，将日耳曼的和罗马的因素结合为一个新的综合体，并取代了这两者，这种情况逐渐开始出现了。在这些发展中，最重要的发展即一种新的农业体系的出现，不幸对于后来的历史编纂学而言是最模糊不清的。墨洛温（Merovingian）王朝的高卢和伦巴德王国的意大利的农村经济，仍然是西方农业史中最含糊不清的章节之一。但是，关于这个时期的某些事实是明显的。没有再采用“客户法”制度。法兰克人和伦巴德人都没有（当然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更

为彻底地也没有）继续进行对罗马人土地财产任何类似的有规定划分。代之而起的是一种更为混乱的双重定居模式的出现。一方面，法兰克人和伦巴德人统治者直接大规模地没收了当地的大庄园（latifundia），将它们并入王家财库或分配给他们的贵族扈从。甚至在克洛维于476年打败西阿格里乌斯（Syagrius）的军队并胜利地夺得了这块行省土地的占有权之前，高卢北部残留的元老贵族大多数已撤退到了卢瓦尔河以南。在意大利，伦巴德人国王们没有企图抚慰罗马的土地所有者，他们在哪里造成占有土地的障碍就在哪里被压倒和消灭，一些人本身沦落到了奴隶的地位【17】。因而大量农业财产的转换也许在第二次入侵浪潮中要比第一次规模大得多。然面在另一方面，因为后来的迁徙的人口数量要比较早的迁徙大得多，所以它推进的速度通常更缓慢和更稳固，新的农村秩序中民众和农民的成分也更显著。正是特别在这个时期，农村公社这个中世纪封建主义后来非常突出的一个特征，看来首次在法兰西和其他地方广泛地牢固地建立起来了。村庄成1倍增加，面庄园作为生产的组织单位，在这个不安定和无政府的时代中衰落了。

至少在高卢，这个现象可以归因于两个趋于集中的进程。

罗马统治的崩溃动摇了拉丁人农村殖民化的基本手段一—庄园体制的稳定性；此时，从它下面又重新出现了较古老的凯尔特人的土地景象，显现出曾经为高卢的罗马化所掩盖的由茅舍和农民住所组成的原始小村落。同时，当地的日耳曼人社会向南和向西的迁徙（不一定再是以战士队伍的方式），与他们一起带来了许多他们部落故地的农业传统，比起第一次史诗般的“民族大迁徙”时代来，这些传统已不那么为时间和旅

途所销蚀了。因而，自主的农民小块地产和公社的村庄土地这两种直接由北方森林带来的传统，便在新的移民定居地重新出现了。另一方面，在墨洛温王朝时代，随后的战争导致了新的奴隶化，特别是在源自中欧的边疆地区。日耳曼人贵族地产，依附佃农，小农占有地，公社土地，残留的罗马庄园和农村奴隶最终结合的比例，在这个混乱而模糊不清的时代不可能估计出来。但是，在英格兰、法兰西和意大利都很清楚，一个自由的民族性的农民阶层最初是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法兰克人和伦巴德人迁徙者的成分之一，虽然它的分量有多大还不能确定。在意大利，伦巴德人的农民公社以军事驻防地的方式组织起来，有着他们自己自治的行政机构。在高卢，法兰克人贵族以一种与法兰克人农村定居者显著不同的模式，接受了整个国家的土地和官职，清楚地表明平民迁徙者决不是必然要成为以前有权势者阶层的依附佃农【18】。在英格兰，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人侵导致了庄园制度较早在总体上的崩溃，这种制度因为其罗马化的程度有限，要比在大陆上不稳固得多。然而在这里，蛮族的领主和自由农民在迁徙后也以不同的组合方式共存，也有着当更稳固的政治单位出现时，农村的依附制逐步增长的总趋势。在英格兰，罗马和日耳曼秩序之间的突然断裂，也许导致了农业耕作方法本身更急剧的改变。无论如何，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农村定居的模式明显地是与在它之前的罗马农业模式相反的，并预示了后来封建农业的一些最重要的变化。罗马的地产通常位于有着较疏松砂质土壤的山地上，接近于地中海地区的地形，并可以用扒创木犁耕作，而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农地常常位于有着粘重潮湿土壤的谷地，在那里居民们使用铁犁；在罗马的农业有着更大的畜

牧成分的地方，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入侵者更多的是开垦广阔的森林和沼泽地带作为可耕农地【19】。分散的凯尔特人小村落已让位于核心化的村庄，村庄中农民家庭的个人财产和集体共耕的敞田结合在一起。在这些定居者之上，当地的酋长和领主们巩固了他们的个人权力。到7世纪，一个由法律确定的和世袭的贵族阶层已在盎格鲁一撒克逊英格兰形成了【20】。因而，当入侵的第二次浪潮到处产生一个前所未有地被授予更大地产的日耳曼人贵族阶层时，它也以持久的农村公社和密集的小农地产的形式使乡村布满了人口。同时，它经常也以那时的战争俘虏来加强农业奴隶制【2】。然而“黑暗时代”农村经济中这些根本不同的因素，还未能组织成为一种新的和有凝聚力的生产方式。

在政治上，人侵的第二次浪潮标志着或预示着随着罗马法律传统的衰亡，二重性的行政和法律体系的结束。伦巴德人没有作任何努力重复东哥特入在意大利实行的平行并存制度。他们在这个国家所占领的地区中废除了公民法和司法制度，以传统的日耳曼人规范为基础，颁布了一部新法典，但这是用拉丁文写成的，不久它就压倒了罗马法。墨洛温王朝的国王们保留了一种双重的法律体系，但随着他们的统治越来越陷入无政府状态，拉丁文化的记忆和观念逐步消失了。日耳曼人的法律逐步处于统治地位，从罗马继承下来的土地税在民众和教会的抵抗中垮台了，使财政不再与任何公共事业或统一的国家相符合。税收在法兰克人各王国中逐渐完全消失了。在英格兰，罗马的法律和行政制度在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来到之前就实际上已完全消失了，因而这个问题从未出现过。甚至在西哥特人的西班牙，在这个其祖先要追溯到第一

次入侵浪潮的蛮族国家，二重性的法律和行政制度在7世纪后期也趋于结束，当时托莱多（Toledo）的君主完全废除了这些罗马的遗产，使全体人口从属于一种修改了的哥特制度【22】。在另一方面，日耳曼人的宗教分离主义此时却反而衰退了。法兰克人在5世纪末年通过克洛维的受洗礼直接接受了天主教（Catholicism），这是在他战胜了阿拉曼尼人之后的事。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在7世纪由于罗马的传教活动逐渐由原始异教皈依天主教。西班牙的西哥特入放弃了他们的阿里乌斯教派信仰，于587年随国王雷克雷德（Reccared）皈依了天主教。伦巴德人国家在653年接受了天主教。与这些变化同时同步（Pari passu）发生的，是在罗马人和日耳曼人共存的地方，两个拥有地产的阶级稳步地趋于相互通婚和同化。在意大利，这个进程由于伦巴德人的排外性和拜占庭的复仇主义而受到了限制，它们共同阻碍了这个半岛出现任何持久的安定，他们的斗争为后来时代北方和南方的长期分裂奠定了基础。但是在高卢，这个进程在墨洛温王朝统治下稳步进行，到7世纪早期它大体上完成了，随着一个单一的乡村贵族的形成，其外观已不再是元老或扈从了。罗马人和日耳曼人成分在教会中的类似混合，则用了长得多的时间，在高卢的主教们在6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实际上全都仍是罗马人，直到8世纪在教会统治等级中还没有发生完全的民族融合【23】。

然而，抛弃对罗马帝国结构简单的二重性接受，在“黑暗时代”晚期并没有由此产生任何强有力的或持久的新政治模式。如果说发生了什么的话，那就是放弃古典古代的先进传统导致了继起的各国家熟练地履行其职能的水平的下降，这种状况从7世纪早期起由于伊斯兰教徒在地中海地区的扩张

而恶化，这进一步阻碍了贸易并将西欧封锁在乡村的孤立状态中。可能是7世纪气候的改善，在欧洲显示了一种较为温暖而干燥的气候周期，还有人口增长的恢复，都有利于农业经济【24】。但是，这些进步几乎看不出对那个时代的政治混乱有什么影响。金币在650年之后消失了，与拜占庭东部的地方贸易亏空的后果，与阿拉伯人征服的后果是同样严重的。墨洛温主朝的君主表现得没有能力保持对铸币的控制，铸币被降低成色并且分散铸造。公共赋税在高卢被忘却和消失了；外交活动僵化而收缩了；行政管理弱化并地方化了。意大利的伦巴德人国家被拜占庭的飞地所割裂和削弱，一直处于原始和防御性的状态。在这些情况下，应当说这些蛮族国家主要的积极成就是对德意志本部的征服，这是由墨洛温王朝在6世纪进行的直达威悉河（Weser）的战争实现的【25】。这些征服第一次将这些移民们的故土并入到作为前帝国省份的同一政治领域之中，并且将两个其间的斗争造成了“黑暗时代”的地带联合在一个单一的领土和文化的秩序之中。在法兰克人的高卢，伴随着城市文明制度化水平的降低的是在巴伐利亚入（Bavarian）和阿拉曼尼人的德意志地区城市文明水平的相对提高。然而，甚至在这个领域，墨洛温王朝的行政管理也是特别粗陋拙劣的。派遣去统治莱茵河以东地区的伯爵既没有引入文字和通货，也没有引入基督教。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方面，西欧在古代之后的头几十年遗留下了不稳定的二重性；一个粗略的混合进程发生了，但是其结果仍然是不定型和不规则的。无论简单的并立或粗略的混合，都不能产生一种新的普遍性生产方式，使其能够打破奴隶制和隶农制的僵局，并且随之产生一种新的和有内部凝聚力的社会秩序。换言

之，只有一个真正的综合体才能达到这个结果。一些先兆和迹象只是预示着这样一种最终结果的出现。最显著的是，在6世纪已很明显，全新的人名和地名系统出现了，它们将日耳曼和罗马的语言元素结合为有别于这两者的组织化单词，在高卢和德意志之间的边疆地带使用【26】。口头语言远非总是跟随在物质上的变化之后的，有时可以是超前的。

注释

【1】关于第一次入侵规模的唯一可靠的数字是有关汪达尔人社会的，是由其酋长们在跨海到北非之前统计的，数目为8万人，估计其军队为2万一2.5万人，见C·库尔图瓦（Courtois），《汪达尔人和非洲》（Les Vandales et l’Afrique），巴黎，1955年，215一221

。在这个时代冲越帝国疆界的大多数日耳曼民族，其规模可能与此类似，其作战军队很少超过2万人。拉塞尔（Russell）估计到公元500年，在前西部帝国疆界内蛮族人口，至多可能在其1600万人中不超过100万人。拉塞尔，《欧洲的人口，500-1500年》（Population in Europe，500-1500），伦敦，1969年，21页。

12】对各种“客户法”安排的最充分论述是F·洛特（lot），《客户法制度》（Du Regime de I’Hospitalite），《费迫南·洛特历史著作文集》

（Recueil des Travaux Historique de Ferdinand Lot），日内瓦，1970年；也见琼斯，《晚期罗马帝国），第2卷，249-253页，第3卷，46页。

【3】这是汤普森的推测设想，见《从弗里蒂格尔恩到尤利克时代的西哥特人》（The Visigoths from Fritigern to Euric），载《历史），第7编，1963年，120-121页，是近来对这些移民的社会性质最深刻的讨论。布洛克认为，份地在部落社会内部的分配是不平等的，而是按阶层以由所有没收的土地构成的资源分配的，因此最初就产生了日耳曼人大土地所有者和小农而不是依附性的佃农，但是最终结果也许没有很大不同，如果这个设想是正确的话。

《历史文集），第1卷，134-135页。

【4】汤普森，《高卢和西班牙的蛮族王国》（The Barbari an Kingdoms in Gaul and Spain），载《诺丁汉中世纪研究》（Nottingham Medice

walStudies），第7期，1963年，11页。

【5！汤普森，《从弗里蒂挤尔恩到尤利克时代的西哥特人》，105-126页，提供了这个复杂的地理政治旅程的极好论述。

【6】因为汪达尔人从议事会部族制向国王专制的过渡被一种“首领生前由亲属选举继承者制”（tanistry）所阻碍，见库尔图瓦，《汪达尔人和非洲》，234-248页。

【7】传统上相信日耳曼人的扈从制一直到“黑暗时代”都普遍存在，这已受到汉斯·科恩（Hans Kuhn）猛烈抨击，见《日耳曼人扈从制的限度》（Die（Grenzen der germanischen Gefolgschaft），载《萨维尼基金会法律史期刊》（Zeitschrift der Savigny Stiftung fir Rech-

stgeschichte）（德国部）（Germanistische Abteilung），第86期，1936年，1-83页。他主要从语言学的根据论证说，真正的自由人扈从是一个相对少有的现象，最初局限于德意志南部，不应把他们与不自由的军事仆从（Dienstmanner）混淆，他认为后者的分布要广泛得多。然而，科恩本人在部落扈从是否在“民族大迁徙”时期存在这个问题上动摇不定，最终看来是勉强承认他们的存在（比较15-16、19-20、79、83页）。事实上，扈从（Gefolgshaft）这个问题不能依靠语言学获得真正解决；这个词本身实际上是个现代新造的用语。它的形态的驳杂是源自德意志的部落社会结构的不稳定性的本质，不论是在人侵之前还是之后：不自由的仆从——他们后来演化为中世纪的家臣（ministeriales）——可能因变动的社会关系的改变而让位于自由人扈从，反过来也是如此。这个时代的环境通常很少能以词源学或法律上的精确性给围绕着一系列部落领袖的武装团体下定义。自然，入侵后政权的领土化又产生了上面所概述的更进一步混合和转化类型的团体。关于对科恩的修正观点最有力的反驳，见沃尔特·施莱辛格（Walter Schlesinger），《对关于亲属、扈从和忠诚关系的三篇专题论文的批注）（Randbemerkungen zu drei Aufsatzen Sippe，Gefol-

gschaf und Treue），载《德意志中世纪制度史文献》（Beitrdge zur Deutschen Verfussungsgeschichte des Mittelalter），第1编，哥廷根，

1963年，296-316页。

【8】J·M·华莱七-哈德里尔（WallaceHadrill），《蛮族的西方，400一1000年》，（The Barbarian West，400-1000），伦敦，1967年，32页。

【9】汤普森，《高卢和西班牙的蛮族王国），15-16、20页。

【10】这遭到沃格特《罗马的衰落》（218-220页）的辩驳。但是汤普森（Thompson）在他的论文（基督教和北部蛮族》（Christianity and the Northern Barbarians）中列举的证据，（载A·莫米利亚诺编：（4世纪异教与基督教的斗争》56-78页）看来是有说服力的。这个时代唯一的例外是鲁吉人（Rugi）的一小部分，在482年之前在下奥地利（Lower Austria）皈依了基督教。

【11】莫米利亚诺认为，基督教在晚期罗马帝国处于优势的原因之一，是它有计划地通过改变信仰将蛮族结合进来，而古典异教只是排斥他们。《4世纪异教与基督教的斗争），14-15页。这看来是种想像。事实上，在这个时期天主教（Catholic）教会在日耳曼各民族中实际上没有进行过正规的改变信仰工作。

【12】E·A·汤普森，《西哥特人饭依天主教）（The Conversion of the Visigoths to Catholicism），载《诺了汉中世纪研究》，第4期，1960年，30-31页；琼斯，《晚期罗马帝国》，第2卷，263页。

【13】桑托·马扎里诺（Santo Mazzarino），《古代世界结束时有社会革命吗？》（Si puoParlare di Rivoluzione Sociale alla Fine del Mondo Anti-

co？），载《意大利初期中世纪研究中心，斯波莱托周刊》（Centru 1.

taliano di Studi Sull’Alto Medioero，Settimani di Spoleto），第9期，1961年4月，415-416、422页。马扎里诺认为，暴动的潘诺尼亚（Pannonian）农民参加了406年汪达尔一阿兰人（Vandal-

Alan）对高卢的入侵，提供了蛮族人与农民联盟反抗帝国的唯一例证。但是有证据显示，5世纪的原始资料提及的实际上是东哥特人以前的同盟者暂时定居在潘诺尼亚当地人口中间。见拉斯洛·瓦劳迪（Laszlo Varady），《最后一个世纪的潘诺尼亚（376-

476年）》【Dus Latte Jahrhundert Pannoniens（376-476）】，阿姆斯特丹，1969年，218页以下。在另一方面，汤普森认为，西哥特人和勃良第人在某种程度上是被罗马当局移民到阿奎丹和萨伏依的，以减少当地爆发巴高达运动的危险，这也许推测得过分了，见《蛮族在高卢南部的定居）（The Settlement of the Barbarians in Southern Gaul），载《罗马研究杂志），第46期，1956年，65-75页。

【14】汤普森，（高卢和西班牙的蛮族王国》.25-27页；罗伯特·布特昌什（Robert Boutruche），《领主制和封建制》（Seigneurie et

Fxdalite），巴黎，1959年，第1卷，235页。对西断特人奴隶制的法律和军事方面，有汤普森利用文献的论述，〈哥特人在西班牙》

（The Goths in Spain），牛津，1969年，267-274、318-319页；较长的论述见夏尔·韦林丹（Charles Verlinden），《中批纪欧洲的奴隶制》（L’Esclavage dans 1’Europe Medierale）第1卷，布鲁日，

1955年，6t-102页。

【15】关于迁徙的这两次滚潮的一个比较，见吕西安·缪寨（Lucien Musset），《入侵，日耳曼人的各次浪潮》（Les Invusions.I.es Vagues（Germanigues），巴黎，1965年，116-117页及以下。缪塞的书是对这整个时期的综合性问题最有启发性的著作。

116】缪塞，《入侵，日耳曼人的各次浪潮》，172-181页。

【17】1·M·哈特曼（Hartmann），《中世纪意大利史》（（Geschichte Italiens inm Mitelatter），It/ii，哥达，1903年，2-3页。

【18】缪塞，《入侵，日耳曼人的各次浪潮》，209页。

【19】H·R·洛因（loyn），《盎格鲁一撒克逊英格兰和诺曼征服》（An-

glo Saxon England and the Norman Conquest），伦教，1962年，

19-22页。

【20】洛因，（盎格鲁一撒克逊英格兰和诺曼征服），199页以下。

【21】关于奴隶在“黑暗时代”后期继续有着重要性，见乔治·杜比，（战士和农民》（Guerriers et Pasans），巴黎，1973年，41-43页。

【22】关于这个进程可能具有的社会背景，见汤普森，《哥特人在西班牙》，216-217页。

【23】婆塞，《入侵，日耳人的各次浪潮），190页。

【24】这个设想是杜比提出的，见《战士和农民），17-19、84-85页。

但是对于任何确定的结论而言，这个证据是太稀少了。杜比一般倾向予比其他历史学家对这个时代作出更乐观的解释，因而他将黄金货币的消失看作贸易复兴的一个标志，将这个时代较小的银币看作更为灵活和经常的商业交易的一个指标。这与对墨洛温王朝货币状况的通常观点是相反的。

【25】缪塞，《人侵，日耳曼人的各次浪潮》，130-132页。

i26】同上书，197页。

第三章趋向综合

最终产生的历史综合体当然是封建主义。这个明确的用语——“综合体”（Synthese）是马克思和他那个时代的其他历史学家一道提出的【1】。两种瓦解中的先前生产方式，即原始的方式和古代的方式的灾难性碰撞，最终产生了遍布整个中世纪欧洲的封建秩序。西方封建主义是罗马和日耳曼传统的融合的特有结果，这个事实对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们已经是明显的，当时首次对其起源进行了辩论【2】。近现代对这个问题的争论主要始于孟德斯鸠（Montesquieu），他在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中主张封建主义的起源是日耳曼的。从那时起，终于产生了封建主义的罗马一日耳曼因素混合中的确切“比例”问题，激起了一系列民族主义历史学家的热情。确实，对古代末期这段历史本身唱出的调子经常依据编年史家的爱国主义情绪而变化。对于道普什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奥地利写作的人而言，罗马帝国的崩溃只不过是日耳曼人各民族几个世纪来和平吞并的高峰，它是在西方居民的平静的解放中进行的。“罗马的世界从内部被日耳曼人逐渐战胜了，日耳曼人和平地渗透了几个世纪并吸收了罗马的文化，确实经常接管了它的行政管理，因而去除它的政治统治只是一个长期的变化进程的最终结果，就像改正一个企业的命名，而

它的旧名字已经长期与这个财团的实际董事长不相符了……

日耳曼人不是破坏或消灭罗马文化的敌人，相反，他们保存并发展了它。”【3】对于洛特（Lot）这个同一时期在法国写作的人来说，古代的终结是一场难以想像的灾难，是文明本身的浩劫：日耳曼人的法律对后来时代“连续不断的、肆无忌惮的、疯狂的暴行”和“财产的不安全”是负有责任的，他们“可厌的堕落”使后来时代成为“历史上一个真正不幸的时期”【4】。在英格兰那里没有罗马和日耳曼秩序之间的对抗，而只有一段休止期，这场争论转移到了“诺曼征服”（Nornan Conquest）这场相反的人侵，弗里曼（Freeman）和朗德（Round）继续就“盎格鲁一撒克逊”或“拉了”因素对当地封建主义贡献的相对功过进行争论【5】。这些争论的余烬今天仍在闪烁；苏联历史学家在俄罗斯最近的一次会议上对这些争论进行了激烈的交锋【6】。

事实上，罗马或日耳曼的因素一旦混合为纯粹的封建生产方式，其混合的精确比例本身就远没有它们各自在出现于中世纪欧洲的各种不同的社会结构中的分布状况来得重要。换言之，如我们将会看到的，必须有一种欧洲封建主义的类型学，而不只是一种起源上的研究。

特有的封建制度的最初起源经常显得无论如何也难以搞清，这是由于原始资料的模糊难解和在这两个先前的社会体系内发展的并行状况。因而，封臣制（vassalage）的主要根源可能是日耳曼人的侍从（comitatus），或者是高卢一罗马人的庇护制（clientela）：贵族扈从的两种形式在帝国终结之前就存在于莱茵河两岸，这两者无疑都对封臣制度的最终出现作出了贡献【7】。恩地（benefice）最终融合到采邑（fief）的形式中，它同样既可以追溯到晚期罗马帝国教会的做法，也可以追溯到日耳曼人部落的土地分配【8】。在另一方面，庄园（manor）

肯定是源自高卢一罗马人的田产（fundus）或田庄，它没有对应的蛮族起源；巨大的、独立自足的由依附农民隶农耕种的地产，缴纳实物产品给他们的大土地所有者，这是领地（domain）

经济的一个明显雏形【9】。相反，中世纪村庄的公社飞地，基本上是一种日耳曼人的遗产，是蛮族农民通过自主农到依附佃农这个总的发展进程之后，最初森林中的农村制度的残存。农奴制本身可能既源自隶农制的古典时代法规，也源自自由的日耳曼人农民由于半强制性地向部族武士“委身”（commen-dation），而缓慢地趋于地位恶化的结果。在中世纪发展的法律和宪政制度同样是混合性的。一种民众特色的民间法律和在一个共同的部落社会中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形式上相互负有义务的传统，在封建主义的司法结构上留下了广泛的印记，甚至在像法兰西这样正式的民众司法没有存留下来的地方也是如此。在封建君主制内部后来出现的等级制度，更是在很大程度上是源自这后一种传统。在另一方面，罗马人编篆法典和文字法律的传统，对于中世纪特有的法律综合体也具有核心的重要性，而古典基督教会的宗教会议传统同样无疑对等级制度的发展起了关键作用【10】。在中世纪政治实体的顶端，封建君主制度本身最初体现为一种兼具下述两方面的不稳定的混合物，一方面是日耳曼人的军事领袖，它是半选举性质的，并具有原始的非宗教性职能，另一方面是罗马的帝国统治者，它是神圣的独裁君主，并有着无限的权力和职责。

这个下层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合成体，将组成欧洲封建社会总体的一般结构，因而有着深刻的双重根源，并在“黑暗时

代”的崩溃和混乱之后形成。然而，一种唯一的制度，却以其实质上的连续性跨越了从古代到中世纪的整个转变，这就是基督教会。确实，它是从古典世界的文化蓄水库跨越到封建欧洲的新世界的主要的脆弱渠道，在这个世界中读写的学问变成了教士的事情。教会这个特别（par excellence）非同一般的历史客体，它特有的世俗的一面从来不与从一种到另一种经济或政治实体的简单关联相一致，但是却以它自己的节奏与几个经济或政治实体并存且比它们更为持久，而在历史唯物主义中对教会从未进行过理论探讨【111。在这里，不能试图对这种不足进行弥补，但是对它在从古代到封建主义过渡中的重要作用必须作一些简短的评论，因为在对这个时代的许多历史讨论中它不是被夸大就是被忽视。在古代晚期，基督教会正如已论及的那样，无疑对削弱罗马帝国体系的抵抗力量起到了作用。它靠的不是如启蒙运动历史学家所认为的，是败坏士气的教条和超现实世界的价值观，而是完全靠它在现实世界的庞大规模。困为在帝国晚期滋生起来的庞大教士机构是耗竭了罗马经济与社会的寄生性过重负担的主要原因之一，作为一个第二种添加上去的官僚阶层，教士机构已与世俗国家很沉重的负担如此这般地联合起来。到6世纪，在剩下的帝国内，主教和教士的数量实际上要比国家的行政官员和职员多得多，并且得到的薪金也要高得多【12】。这个头重脚轻的结构的难以忍受的负担，是帝国崩溃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吉本的明确论点，认为基督教是罗马帝国衰亡的两个基本原因之一，对这种表现了启蒙运动的唯心主义的总结，在今天可以作一种唯物主义的再度概括。

而这同一个教会，也是从一个建立在奴隶制之上的世界

的局限中解放技术和文化的最初征兆的发生场所。希腊一罗马文明的卓越成就是一小部分统治阶层的拥有物，完全与生产脱离。体力劳动被看作与奴役是一回事，其本身就是可耻的。在经济上，奴隶制生产方式导致了技术的停滞；其中没有节省劳力改进的动力。正如我们已论及的，亚历山大里亚文化的技术在整个罗马帝国时期完整不动地保留了下来：几乎没有作出什么重大发明，没有什么曾被广泛应用。另一方面，在文化上奴隶制使得人与自然万物之间隐秘的和谐成为可能，这是古典古代许多艺术与哲学的显著特征。毫无问题的免于劳动，是它平静地没有与自然的紧张关系的前提条件之一。物质改造的艰苦劳动或甚至是它的管理性监督，作为一种下层基础的事情，实质上被排除在它的领域之外。罗马帝国知识和文化遗产的辉煌不只是伴随着技术上的停滞；由于上述这种前提条件，它就被局限于大都市和行省统治阶级浅薄的一层人之中。它的深度的局限最能说明问题的指标是这个事实：在古典异教的帝国人口中，大众是不懂拉丁文的。这种政府和文学的语言本身为一小部分精英所垄断。正是基督教会的兴起，成为这种模式瓦解和改变的第一个信号。因为基督教斩断了人与自然、精神与肉体世界之间的联盟，潜在地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扭曲到对立的、令人苦恼的方向：禁欲主义和积极行动主义【13】。教会在晚期罗马帝国中的胜利，从直接方面来说并没有做什么改变对技术或奴隶制的传统态度的事情。米兰的安布罗斯（Ambrose of Milan）在他谴责天文学和几何学这类纯粹的理论科学为邪恶的时候，表达了新的官方观点：“我们不知道皇帝的秘密，而我们却宣称知道上帝的秘密。”【14】同样地，从保罗（Paul）到杰罗姆（Jerome），这些教会教

父一致接受了奴隶制，只是劝告奴隶要服从他们的主人，主人要公正对待他们的奴隶，真正的自由，毕竟不是在这个现实世界中可寻求的【45】。在实际中，这几个世纪的教会常常是社团性的大奴隶主，并且它的主教们有时还以超乎…般的惩罚狂热地施行他们对逃跑的所属奴隶的法律权利。【16】

然而，在这些教会机构本身的边缘，修道制度的发展指出了一个不同的可能方向。埃及的农民有在荒凉的沙漠隐居或隐修（anachoresis）的传统，以此作为对税收或其他社会邪恶表示抗议的一种形式；在公元3世纪晚期这被安东尼采用来成为一种禁欲的宗教隐修制。它在4世纪早期被帕科米乌斯发展为在尼罗河附近耕种地区的群居修道院制度，在那里农业劳动和学问与祈祷和斋戒一样，是被告诫应做的事【17】；在公元4世纪70年代，巴西尔（Basil）首次将禁欲主义、体力劳动和知识教导结合为一种统一的修道教规。然而，尽管这种发展回顾起来可以被看作社会对劳动的态度缓慢地重大转变的最初迹象之一，但是在晚期罗马帝国，修道院的发展本身可能只是加剧了教会的经济寄生性，因为它从生产中抽去了更多的人力。因而它也并没有对拜占庭经济起到任何特别的刺激作用，在那里，东部的修道院不久就变得最好的不过只是冥想，最糟的就是懒惰和蒙昧主义了。在另一方面，在6世纪这个阴郁的文明低落期由努西亚的本尼迪克特（Benedict of Nursia）移植到西方并加以改造的修道制度原则，从“黑暗时代”后期起已被证明在组织上是有效的，在意识形态上是很有影响的。因为在西方的修道团体中，知识与体力劳动在向上帝祈祷的事业中暂时结合起来了。农业劳作获得了向神礼拜的尊严，并且由有文化的僧侣进行：“工作就是祈祷”（laborare

est orare）c这样，对技术发明和进步的文化障碍之一就消除了。将这种变化归因于教会内部任何自信的力量，是错误的【481，只有从东部和西方的事件的不同发展进程才足以弄清这是个社会关系中总体性的复杂问题，而不是宗教制度本身并最终只是修道院制度起到的经济和文化作用。它的生产性事业只能在古典奴隶制的瓦解解放出另一种动力的各因素时才能起步，并因封建主义的形成而有所成就。在这个困难的过渡期中，是教会的可塑性而不是它的严格性显得格外突出。

然而在同时，对罗马帝国最后几个世纪中另一个巨大而静悄悄的转变，教会无疑负有更直接的责任。吉本所斥责的古典文化的那种粗俗化和堕落，事实上是它为更广泛的人口所吸收和同化的巨大进程的一部分，这在它的传统下层基础的崩溃中既毁坏它，也拯救了它。这种传播的最显著的表现又是有关语言的。直到3世纪，高卢或西班牙的农民们一直在说他们自己的凯尔特语言，与古典统治阶级的文化相隔离；

这些省份在这个时期的任何日耳曼人征服，对后来的欧洲历史都具有不可估量的后果。但是，随着帝国的基督教化，西部省份的主教和教士们由于企图使农村大众皈依，在4世纪和5世纪期间持久地使他们的语言拉丁化【1】。罗曼斯语言就是这种民众化的成果，是古代和中世纪之间连续性的主要社会结合媒介之一。这些西部省份若没有它们先前的拉丁化，只要想像一下一次日耳曼人征服的后果，这个成就的极大重要性就是显而易见的了。

早期教会的这个主要成就显示出它在向封建主义转变中的真实地位和功能。它自主性的效应是不能在经济关系或社会结构的领域中被发现的，有时有人会错误地在这些方面探

求。而应当是在位于它们之上的文化领域去寻找，在它的一切局限性和无限性之中去寻找。古典古代的文明是由无比丰富和复杂的上层建筑的发展所确定的，并建立在比较而言一直是粗陋和简朴的物质下层基础之上：在希腊一罗马世界中一直存在着在过度膨胀的知识和政治天空与在其下狭隘的经济地盘之间极为显著的不相称。当它最终的崩溃来临时，没有什么比它的上层建筑遗产在不可能与当时的社会现实保持距离的情况下却存在下来这一点更显著的了，尽管是以一种妥协的形式。这必须有一个特别的载体，这个载体足以与古代的古典制度分离，却又是在这些制度中铸就的，因此能够逃过这场总劫难，将过去的神秘信息传递给不那么先进的将来。

教会在客观上扮演了这个角色。在某些关键方面，古代的上层建筑文明在一千年里仍比封建主义的文明优越，直到有意识地称自己为“文艺复兴”，以此标明中间一段退步的那个时代。它具有穿越“黑暗时代”混乱而原始的几个世纪的力量，其条件是教会的持久性。没有其他从一种生产方式向另一种生产方式的有动力的转变能显示出上层建筑发展的同样延伸；同样地，也没有其他转变能容纳这样一种可与之比较的跨越性体制。

教会因而是在两个时代之间，在两种生产方式“灾变性”的而不是“渐进性”的过渡之间（因而它的结构必然在整体上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不同）不可缺少的桥梁。有重大意义的是，它是第一个系统地在西方企图“革新”帝国的加洛林王朝君主的官方教导者。与加洛林王朝国家一起，正式的封建主义历史开始了。因为这场在意识形态上和行政上大规模“再造”旧世界的帝国体制的努力，事实上是一种典型的

颠倒，包含和掩饰着无意识地奠定新体制的基础的实质。正是在加洛林王朝时代，封建主义的形成迈出了决定性的步骤。

这个新的法兰克人王朝规模宏大的扩张却几乎没有对它留给欧洲的传统有什么直接的暗示。它占主要地位的公开主旋律是西方的政治和军事统一。查理·马特（Charles Martel）

于732年（原文为753年，误。一—译者）在普瓦提埃（Poitiers）打败了阿拉伯人，阻止了刚吞并了西班牙的西哥特人国家的伊斯兰教徒的推进。此后在短暂的30年中，查理曼（Charlemagne）吞并了伦巴德人统治的意大利，征服了萨克森和弗里斯兰（Friesland），合并了加泰罗尼亚（Catalonia）。他因而成为拜占庭疆界之外这个基督教大陆的唯一统治者，除了达不到的阿斯图里亚沿海地区以外。在800年，他取了已长期废止的西方皇帝头衔。加洛林王朝的扩张不只是领土的扩大。它的帝国称号与在大陆西部的疆界内整体的行政和文化复兴是相称的。货币制度改革和标准化了，对铸币的中央控制权恢复了。在与教会的密切配合下，加洛林王朝的君主提倡文学、哲学、艺术和教育的复兴。宗教传教士们被派遣到帝国之外的异教地区。德意志大片的新边疆地带，由于征服了萨克森人部落而扩大，第一次被严密地管理和系统地使之皈依基督教，这个计划由于加洛林王朝的宫廷向东迁移到亚琛

（Aachen）这个在卢瓦尔河和易北河之间的中点而得到了促进。并且，一个精心安排和中央集权化的行政网被设置在从加泰罗尼亚到石勒苏益格（Schleswig）、从诺曼底（Normandy）到施蒂里亚（Styria）的整个广阔土地之上。它的基本单位是伯爵领（county），源自旧罗马的市镇（civitatis）。受信任的贵族们被任命为具有军事和司法权力的伯爵（count），以国家当

局明确而牢靠的委任统治这些地区，并可由皇帝撤职。在整个帝国，这些官员大约有250人到350人，他们没有薪金，但接受一定比例的当地王家财政收入和被授予伯爵领中的土地【201。伯爵的职务不限于某一个地区；一个称职的贵族可以不断地被转派到不同的地区，虽然实际上伯爵职务的撤销或转派是不常见的。从帝国各个地区来的拥有土地的家族的通婚和迁徙，为帝国意识形态所鼓吹的“超种族”贵族阶层创造了一定的社会基础【21】。同时，伯爵领的地区体制上添加了一个教俗大贵族的较小的中央群体，主要从洛林和阿尔萨斯召集，通常与皇帝本人的个人近侍有密切关系。这些人充当王家巡按使（missi dominici）这种可流动的人才资源，即以皇帝的直接代理入的身份，作为全权代表，被派出处理边远地区的特别困难或急迫的问题。巡按使从802年起成为查理曼统治的一个常规制度，通常是成对地派遣，他们越来越多地从主教和修道院长中征召，以使他们在执行使命时避免当地的压力。

是他们大体上保证了分布在广大地区的伯爵领地网的有效统一合作。书写文件运用的增加，尽力改进了从墨洛温王朝继承下来的粗陋的无文化教育的传统【22】。但是在实际上，这个机构在运转中有许多缺陷和延误，它的工作效能常常是极为缓慢和笨拙的，缺少任何正规的王廷官僚阶层所提供的一种非个人化的制度统合。尽管如此，就这个时代的状况而言，加洛林王朝的行政目标的范围和规模已是一个巨大的成就。然而，这个时代真正的萌芽中的革新是在别的方面，是帝国政府机构之下封建主义基本制度的逐渐出现。墨洛温王朝的高卢已经有了个人对在位君主的忠诚誓言和向贵族侍从授予工笑上圳相且过此以班进右注么为一种的一的我语重的

制度。墨洛温王朝的统治者们常常将地产彻底分配给王家扈从，借用教会的用语“特恩”（beneficium）来称呼这种赠予。后来，许多以这种方式分配的地产是阿努夫（Arnulfing）家族从教会没收来的，以供养他们军队中增加的部队【23】。而由丕平三世（Peppin III）推行什一税给教会以补偿，此后该税就成为法兰克国家中唯一近于普遍性的税收。但正是在查理曼本人统治的时代形成了土地授予和服役义务之间的关键性结合。

在8世纪晚期的进程中，“封臣制”（个人效忠）和“特恩制”（土地授予）慢慢地融合了，而在9世纪的进程中，“持恩制”又逐渐同化予“授爵制”（honour）（王家授予的官职与司法权）【24】。

统治者授予的土地因而不再是赠予而成为有条件的保有权，即以宣誓履行义务作为占有的交换条件，并且较低的行政官职趋于几乎归他们合法所有。此时，一个王家巡按使阶级——作为皇帝的直接封臣，从查理曼本人那里保有他们的特恩地—一在乡村中发展起来，形成一个地方上的土地所有者阶级，分布在帝国的伯爵领当局之间。正是这些王家封臣提供了加洛林王朝军队的核心，年复一年地被征召来在查理曼不断的对外战争中服兵役。但是，这种制度完全扩展到了对皇帝的直接忠诚之外。其他封臣是王公的特恩地持有者，而王公们本人则是最高统治者的封臣。同时，最初教会特有的法律——“特免权”（immunities），即在“黑暗时代”早期被授予的免除日耳曼人法典不利的司法管辖的权利，开始扩大到世俗的战士之中。此后，这些拥有这种特免权的封臣就有了反对伯爵干涉他们财产的保障。这种趋同化发展的最终结果是

“采邑”的出现，这是一种受委托的土地授予并被赋予司法和的治权利。以军事服得作为交换条件。大约在同时，军事上重

甲骑兵的发展促成了这种新的制度关系的巩固，虽然这对它的出现并无责任。正式的采邑制度用了一个世纪才在西方成型和扎根，但是它最初明显无误的端倪在查理曼统治下就可以看到了。

在这期间，这个朝代连续不断的战争越来越使得农村人口大量下降。传统日耳曼人社会的自由人战士农民阶层的前提条件是，流动耕作和战争是当地的和季节性的，一旦农业定居和稳定化，而军事作战却成为远程和较长期的，战斗和耕种的社会统一体的物质基础就不可避免地被破坏了。战争成为一个骑士贵族的明确特权，而一个定居的农民阶层则在家乡劳动，以维持不变的耕作节律，并被解除武装并负担供给王家军队的各种需求【25】。其结果是农村人民大众地位的普遍恶化。因而也正是在这个时期，由依附农民耕作的特有封建生产单位形成了。加洛林帝国实际上大部分是内陆地域，除了它的地中海和北海疆域外，只有极少的对外贸易和滞缓的货币流通；它对于隔绝的经济反应是一种庄园制度的发展。查理曼统治时的“庄园”已经预示了早期中世纪庄园的结构，即一个由一块自营地和许多小农份地组成的一大片自给自足的地产。这些贵族或教士的领地的规模常常很大，在范围上达2000到4000英亩。农业生产量仍是极低的，甚至1：1的播种收获比例也绝非仅有，因而农作方法是原始的【26】。领主保留地本身，即“领主份地”（mansus indominicatus），可能占总面积约四分之一；其余部分通常由安置在小块“份地”（manses）上的奴隶或所有奴（mancipia）耕作。这些人构成了大量依附性的农村劳动力，虽然他们的法律名称仍然是相当于“奴隶”的罗马词语，实际上他们的地位此时更接近于后来中世纪的

“农奴”。8世纪在使用“servus”这个词汇上的语义学上的变化标志着一种改变。“奴隶囚所”（ergastulum）消失了。加洛林时代的“所有奴”一般是被束缚于土地的农民家庭，向他们的主人缴纳实物租和服劳役，他们被榨取程度事实上也许比过去的高卢一罗马时代的隶农所经受的要更大。加洛林时代的大地产也能容纳自由农民佃户【在“自由人份地”（manses ingenuiles）上】，他们担负地租和劳役，但没有奴役性的依附地位；然而这种情况远非普遍性的【27】。更为通常的情况是，“所有奴”在自营地上的工作由雇佣劳动力和真正的家内奴隶（这还决没有消失）来补充。由于这个时代专门用语的模糊不清，因而不可能在任何严格的意义上确定加洛林时代欧洲奴隶劳动力的真正规模，但估计是在农村人口的百分之十到二十左右【28】。“庄园”制度当然不意味着土地财产完全由贵族掌握。由自由农民所有和耕作的小块自主地产—“庄户”（pagens-

es）或中等阶层（mediocres）—一仍继续存在于领主地产的大块土地之间。他们的相对数量还不能确定，虽然很清楚，在查理曼本人统治的早年，农民人口的很大部分仍处于农奴制状况以上。但是，一个新时代基本的农村生产关系此后越来越获得了它必然会有的地位。

到查理曼去世时，封建主义的主要制度就这样已经呈现在一个仿罗马的中央集权化帝国的笼罩之下了。事实上，不久就变得清楚的是，特恩地的迅速扩展和它们逐渐成为可继承的，促进了整个笨重的加洛林国家机构的基础被破坏；这个机构的野心勃勃的膨胀从未与其行政统合的实际能力相符，这是因为8世纪和9世纪的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帝国的内部统一不久就垮台了，陷于王朝的内战和曾将它结合在一起

的大贵族阶级的逐渐地方化之中。接着，西方就划分为不稳定的三部分。从海上和陆地各个方向而来的北欧海盗（Viking）、萨拉森人（Saracen）和马札尔人（Magyar）入侵者猛烈而突然的外来进攻，又粉碎了剩余下来的保护帝国整体制度的伯爵统治。不存在常备的陆军和海军以抵抗这些猛烈袭击，法兰克人的骑兵的调动是缓慢和笨拙不灵的，加洛林王朝的贵族阶层理想的精华已经在内战中被消灭了。查理曼遗留下来的中央集权化的政治结构消失了。到850年，特恩地在各个地方实际上都已成为可继承的；到870年，最后的王家巡按使已消失了；到880年代，王家封臣已成为地方上有权势者的附庸；到890年代，伯爵实际上已成为世袭的地区领主【29】。

正是在9世纪最后几十年，当北欧海盗和马札尔入团伙蹂躏西欧大陆时，“采邑”（feudum）这个词首次开始被应用了，这是

“采邑”（fief）正式的中世纪名称。也正是此时，特别是在法兰西的乡村，纵横交错着乡村领主们未经帝国许可而建立起的私人城堡和堡垒，以抵抗新的蛮族进攻和护卫他们在当地的权力。这种新的遍布城堡的地貌对于农村民众，既是一种保护，也是一种监狱。农民阶层在查理曼统治的那些货币紧缩，饱经战争破坏的最后年代中，已经落到了越来越趋于从属的地位，而此时则终于被迫落到了普遍农奴化的地步。在地方上，当地伯爵和土地所有者们通过新生的采邑制度将自己保护起来；庄园制地产和对农民的领主权力的巩固，在下两个世纪中，将被证明是遍及欧洲和慢慢巩固起来的封建主义的基础。

注释

【1】马克思在对他的历史方法的主要陈述中，在谈到日耳曼人征服

的后果时，将其看作一个“相互作用”（Wechselwirkung）和“混合”（Verschmelzung）的过程，并产生了-种新的“生产方式”（Pro-

duktionsweise），它是所取代的先前两种生产方式的一种“综合”

（Synthese）：《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导言）》，柏林，1953年，18页（此处所译文句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0页。——译者）。

【2】关于文艺复兴的辩论，见D·R·凯利（Kelley）：《封建制的起源：一个历史问题的开端》（De Origine Feudorum:The Beginnings of a Historical Problem），载《观繁》（Speculum），第39期（1956年4月），第2号，207-228页。孟德斯鸠（Montesquieu）的讨论见（论法的精神》（De L‘Esprit des Lois），第30章和第31章。

【3】阿尔方斯·道普什，《从凯撒到查理曼时代欧洲文化发展的经济社会基础）（Wirtschaftliche und Soziale Grundlagen der Europdischen Kulturentwicklung aus der Zeit von Cuesar bis auf Karl den Grosen），维也纳，1920-1923年，第1卷，413页。

【4】费迪南·洛特，《古代世界的终结和中世纪的开端》（La Fin du Monde Antique et le Diout du Muyen Ase），巴黎，1952年再版，

462、469和463页。洛特是在1921年后期完成他的书的。【5】对于弗里曼面言，“诺曼征服暂时推翻了我们民族的存在。但这只是暂时的推翻。对一个肤浅的观察者而言，英格兰人民也许看来似乎在一段时间中在民族花名册中被抹去了，或只是作为外来统治者的农奴存在于他们自己的土地上。但是在几代人的时间内，我们俘获了我们的征服者；英格兰再度成为英格兰。”见爱德华·A·弗里曼，《诺曼征服英格兰史，它的原因和后果》（The History of the Norman Conquest of England，Its Causes and Re-

sults），牛津，1867年，第1卷，2页。弗里曼对盎格鲁一撒克逊传统的领扬遇到了朗德对诺曼人的到来毫不逊色的热烈赞美的抗辩。在1066年，“长期和平造成的脓疡起了作用。这片土地对于侵略者已成熟到可以动手了，一个社会的救世主即将来临”。

诺曼征服毕竞带给了英格兰“在我们贫乏的本地编年史中比简单无意义的占领要好的一些东西”。J-H·朗德，《封建的英格兰》

（Feudal England），伦敦，1964年再版，304-305、247页。

【6】见《中世纪》（Srelnie Veka）第31分册，1968年的长篇讨论，关于A·D·柳勃林斯卡娅（Liublinskay’a），《西欧封建主义早期类型与罗

马一日耳曼综合体问题）（Tipologiya Rannevo Feodalizma v Zapadncoi Evrope i Problerma Romano-Germanskovo Sinteza），17-44页。参加者有O·L·魏因斯泰因（Vainshtein）、M·Ya·修久莫夫（Siuziumxov）、Ya I.·贝西默特尼（Bessmertny）、A·P·卡日丹（Kazhdan）、M·D·洛尔德基帕尼泽（Lurdkijpanidze）、E·V·古特诺娃（Gutnova）、M·L·艾布拉姆森（Abramson）、S-M·斯塔姆（Stam）、T·I·杰斯尼茨卡娅（Desnitskaya）、M·M·弗里登伯格（Friedenberg）和V·T·西罗坦科（Sirotenko）。特别要注意魏因斯泰因和修久莫夫参加讨论的论调，他们各自是蛮族还是罗马帝国对封建主义形成更有所贡献的拥护者，后者是一个拜占庭史学家，明显无误地有着一种反日耳曼人的民族语调。总的来说，苏联的拜占庭学家显得职业性地倾向于特别强调古代在封建化综合中的重大作用。柳勃林斯卡娅对这场讨论的答辩是平静和理智的。

【7】比较道普什，（经济社会基础》第2卷300-302页和布洛克：（封建社会》（Feudal Saciety）第2卷147-151页。中间的类型是高卢一罗马人的“护！”（bucellari）和法兰克人的“宫廷侍卫”

（autrustiones）或“武装扈从”（leudes）。关于后者，见卡尔·斯蒂芬森（Carl Stephenson），《中世纪诸制度》（MediaeualInstitutions），伊萨卡，1954年，225-227页，他认为“武装扈从”（leudes）是加洛林时代（Carolingian）“封臣”（vasi）的直接祖先。

【8】道普什，《经济社会基础》，第2卷，332-336页。

【9】道普什，《经济社会基础》，第1卷，332-339页。欧洲封建主义的关键词语的语源学也许对它们各种各样的起源提供了模糊的线索，“封臣”（Vassal）来自凯尔特语（Celtic）的kwas，原意是指一个奴隶。另一方面，“村庄”（village）源自罗马的villa（市镇），“农奴”（serf）源自servus（奴隶），“庄园”（manor）源自mansus（份地）。

【10】欣策（Hintze）在他的论文《代表制宪政在世界历史中的状况》

（Weltgeschichtliche Bedingungen der Reprasentativwerfassung）中的论述，见奥托·欣策，《论文全集》（Gesammelte Abhandlungen），第1卷，莱比锡，1941年，134-135页。

【11】源自一个后部落社会的少数民族，在古代晚期获得胜利，在封建主义时代处于统治地位，在资本主义时代堕落和新生，罗马教会已经生存得比与它在历史上同时代的其他文化的、政治的、法律的或语言的制度更长久。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

古典哲学的终结》（Ludwig Fenerbach and the End of German Classical Philosophy）（《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选），伦敦，1968年，

628-631页）中简短地回顾了它的漫长冒险历程；但是他自己限f指出它的转变依赖于生产方式总体历史的转变。它自身的区域自治性和适应性，以任何比较标准而言，都是卓越的，这还要进行认真的研讨。卢卡奇（Lukics）认为，这是基于人与自然、与这种宗教字宙观不可见的基础的关系的相对持久性。但是他除了说些离题的话外，从未进一步对此加以探讨。见G卢卡奇，

《历史与阶级意识》（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伦敦，1971年，235-236页。

【12】琼斯，《晚期罗马帝国），第2卷，933-934、1046页。

【13】这种断裂当然不是这个新宗教所特有的，而是同样扩及到了传统的异教。布朗以特有的风格回顾了它：“在经历了明显地满意于公共活动的几代人之后，仿佛是从人的内心体验平静地过渡到外部世界的进程被切断了。从熟悉的环境中而来的热情枯竭了……古典的外罩不再适合于包装这个字宙万物朦胧莫测、不可思议的内核。”《晚期古代世界），51-52页。但正如他指出的，异教对此最强烈的反应是新柏拉图主义（Neo-Platonism），这是在人与自然之间内部和谐的最后学说；感官上的美丽的第一个理论，在另一个时代为文艺复兴所重新发现和运用。

【14】E·A·汤普森，《一个罗马的改革者和发明家》（ARoman Re-former and Incentor），牛津，1952年，44-45页。

【15】恩格斯嘲讽地说：“基督教对于古代奴隶制的逐渐灭亡是完全没有责任的。它在罗马帝国和奴隶制和睦相处了好几世纪，以后也从来没有阻碍过基督徒买卖奴隶。”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选），570页（此处译文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46页。——译者）。这个评判作为一种有影响的意见是过于武断了，这可以从布洛克在《古代奴隶制是怎样和为什么终结的？》（Comment et Pourquoi Finit 1’Esclavage An-

tique？）（特别见37-41页）中对于教会对奴隶制态度有着细微差别的分析中看到。但是布洛克的实质性结论与恩格斯的观点没有很大分歧，除了他对此加上的必要保留条件以外。关于早期基督教徒对奴隶制态度新近有确切证据的讨论，见韦斯特曼，

《希腊与罗马古典时代的奴隶制体系》，149一162页；A·哈吉尼

可拉奥-马拉瓦（Hadjinicolaou-Marava），《拜与庭世界奴隶生活研究》（Recherches sur la Vie des Esclues dans le Monde Rveantin），雅典，1950年，13-18页。

【16】例如见汤普森，《哥特人在西班牙），305-308页。

【17】D·J·奇蒂（Chitty），《-座沙漠之城》（The Desert a City），牛津，

1966年，20-21、27贞。令人遗憾的是，这看来是近来唯一对早期修道制度的长篇研究，在研讨上竟如此专注于虔诚。琼斯对古代晚期修道制度的各种各样的记载的评论，是尖锐而中肯的，见《晚期罗马帝国》，第2卷，930-933页。

【18】这是林恩·怀特（Lymn White）的论文《是什么促进了中世纪西方的技术进步？》（What Accelerated Technological Prugress in the Western Middle Ages？）的主要缺点【载于A·C·克龙比（Cronbie）编，《科学的变革》（Scientific Change），伦敦，1963年，272-291页】。这是对修道院的影响作用的-一个大胆探讨、在某些方面要优于他的《中世纪的技术与社会变革）（Mediaeval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技术没有被崇拜到历史的第一原因的地步，而至少与社会制度联系起来。怀特断言基督教在意识形态上具有反万物有灵论的本质；作为它后来技术改革的一个前提条件的重要性的观点，看来是颇具吸引力的，但却忽略了这个事实，即伊斯兰教在不久之后以更为彻底地“摆脱现世的魔力”（Entzanberung der Wclt）起着作用，对穆斯林的技术却没有明显的影响。修道制度作为对占典劳动力体制所起到的先兆性瓦解作用的重要意义不应被夸大。

【19】布朗，《晚期古代世界》，130页。这部著作在某些方面多年来是对古典时代终结最富才智的深入思考。它的中心论题之一是，基督教对古典文化掺杂式的传输有生命力的创新，它产生了古代晚期独特的艺术，影响了较低的阶层和后来的时代。社会和文化水平的降低是拯救它的有益的严峻考验。与这种由布朗比其他任何作者远为强有力地表达出来的概念相类似的，是葛兰西（Gramsci）对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之间关系的独特见解，这值得提。葛兰西认为，文艺复兴的文化辉煌，一种贵族精英的高雅风尚，必须由宗教改革的蒙昧主义将其粗糙化和模糊化，才能将其传输给民众，并因而在一个更广泛、更自由的基础上最终再度展现。《历史唯物主义》（ILMaterialismo Sturico），都灵，1966

年，85页。

【20】F·L·闪绍夫（Ganshof），《加洛林王朝和法兰克人的君主制》（The Caralingians and the Frankish Monarchy），伦教，1971年，91页。

121】H·菲希特瑙（Fichtenau），《加洛林帝国》（The Carolingen Em-

pire），牛津，1957年，110-113页。

【22】网绍夫，《加洛林王朝和法兰克人的主制》，125-135页。

【23】D·布洛（Bullough），《查理曼时代》（The Age of Churlemagne），伦敦，1965年，35-36页。

【24】1·阿尔方（Halphen），《查理曼与加洛林帝国》（Charlemagne et！’

Empire Carlingien），巴黎，1949年，198一206、486-493页；布特吕什，《领主制和封建制），第1卷，150-159页。【25】见杜比有洞察力的评论：《战士和农民》，55页。

【26】J·布萨尔（Boussard），（查理曼的文明》（The Givilization of Charlemagne），伦敦，1968年，57-60页；杜比，《战士和农民》，38

【27】R·H·博捷（Bautier），《中世纪欧洲的经济发展》（The Econumic Devwelopment of Mediaeval Europe），伦敦，1971年，44-45页。

【28】布特吕什，《领主制和封建制》，第1卷，130-131页；也见杜比的讨论，（战士和农民》，100-103页。对于加洛林时代的法兰西从奴隶制到农奴制作为-种法律地位的一般变化，有个很好的分析，见C·韦林丹，《中世纪欧洲的奴隶制》，第1卷，733-747

【29】布萨尔，《查理曼的文明》，227-229页；L·缪塞，《入侵，对基督教欧洲的第二次攻击》（Les Invasions.Le Second Asuut contre l’

Europe Chritienne），巴黎，1965年，138-165页。

第二篇

第一部分西欧

第一章封建生产方式

出现在西欧的封建生产方式是以一个复杂的统一体为特征的。它传统的定义经常是不完整的，因而使对封建发展的动力的论述变得困难。它是一种由土地和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的生产方式，其中劳动力与劳动产品都不是商品，直接生产者（即农民）与生产资料（即土地）以特有的社会关系结合在一起。这种关系的文字形式是由农奴制的法律定义提供的，即glebae adscripti（拉了文），即“受束缚于土地”；农奴的流动在法律上是受限制的1】。占用和耕种土地的农民不是土地的所有者。农业财产由一个封建领主阶级私人控制，他们用政治一法律的强制关系向农民剥削剩余产品。这种超经济的强制，采取劳役、实物租或习惯性捐税的形式，由农民向作为个人的领主支付，体现在直接属于领主个人的庄园自有地

（demesne）上，也在农民耕种的条形佃地或份地上。它必然的结果是经济剥削与政治权威的一种法律融合体。农民归属于他领主的司法权下。同时，领主的财产权利对其土地而言，只是等级上的；他是被一个更高的贵族（或贵族们）所授予的，他

对其负有骑士军役的义务——在战争期间作军事效力。换言之，他的地产是作为采邑而拥有的。封君领主又通常是·个更高的封建领主的封臣【2】。这种依附性的、与军役相联系的土地使用权链条，向上扩展到这个体系的最高峰（大多数情况下是君王），对他来说，对所有上地最终在原则上拥有最高所有权。在早期中世纪时代，这样一种封建等级制度典型的中介，在低级的领主权与宗主君主权之间，是堡主、男爵、伯爵或公国。这样一种体系的结果是，政治主权从未集中在一个单一的中心。国家的职能被分解为垂直向下配置的，在每一层水平上，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在另一方面是整合的。这种主权的划分与分配是整个封建生产方式的要素。

西方封建主义的三个结构性特点即由此而来，所有这些都对它的动力有本质上的重要性。首先，公社式村庄的土地和农民自主地都从前封建生产方式中残留下来，虽然前者不是由后者产生的，但并非与它是不相容的。由于封建的主权划分为特定的地带，并有着重叠的边界，并且没有一个全面的权力中心，因而总是能容许“异质的”合作实体在它的空隙中存在。于是，虽然封建阶级有时企图推行“没有无领主的土地”（nulle terre sans seigneur）的规则，但实际上这在任何封建社会构成中都从未达到过：公社土地（牧场、草地与树林）和分散的自主地，总是为农民的自治与抵抗保留了一个重要的领域，并对总的农业生产率有着重要影响【】。并且，甚至在庄园体系本身内部，财产的分等级结构，也表现为特有的划分：即领主的自营地，这由他的管家直接组织他的农奴耕种；还有农民的份地，从中领主收取定量的剩余产品，但是生产的组织与控制是掌握在农奴自己手中的【4】。于是，农村经济在一个单

一、同质的财产形式中的两个基本阶级，在一个不是单一的同一-行业中集中了。在一个庄园内，生产关系通过一种双重农业法律被调解了。并且，在农奴属于他们领主的庄园法庭的司法与领地领主权的领主司法之间，经常是进一步分离的。庄园一般并不与一个单一的村落相一致，而是分布在许多村落之间的，因而在任何既定的村庄内，不同领主的庄园领地的多重性就会交织在一起。在这种混乱的司法迷宫之上，一般是领地领主们的更高司法权（haute justice），它的有效区域是地理上的，而不是统治权方面的【5】。在这个体系中，被剥削剩余产品的农民阶级，生活在一个在法律要求和权力相重叠的社会世界上，他们被剥削的“状况”的特别多重性，造成了潜在的空隙和矛盾，这在一个更为统一的法律和经济体系中是不可能的。这种公社土地、自主地和份地与领主自营地的共存本身，是西欧封建生产方式的构成要素，对其发展有着关键性的意义。

但是，第二个并且是更重要的结构性特点是，主权的封建分裂化产生了中世纪的西欧城市。还有，城市商品生产的产生不是如这样出自封建主义内部；它当然比这要早。但是封建主义方式却首先允许它在自然农业经济中自主性发展。事实是，最大的中世纪城市在规模上从来比不上古代或亚洲帝国的城市，这一点通常掩盖了这个真相，即中世纪城市在社会构成中的功能是远为先进的。在罗马帝国有着高度发达的城市文明，城市是附着于生活在其中的贵族土地所有者的统治的，而不是脱离他们的；在中国，巨大的地方中心被朝廷宫僚所控制，他们居住在与所有商业活动分隔开的特别区域内。

相反，典型的欧洲中世纪城市则经营商业和制造业，是自治的

公社，享有团体性的脱离贵族与教会的政治与军事的自治。

马克思很清楚地看到了这种区别，对此作了著名的表述：“古典古代的历史是城市的历史，不过这是以土地财产和农业为基础的城市；亚细亚的历史是城市和乡村无差别的统-一（真正的大城市在这里只能干脆看作王公的营垒，看作真正的经济结构上的赘疣）；中世纪（日耳曼时代）是从乡村这个历史的舞台出发的，然后，它的进一步发展是在城市和乡村的对立中进行的；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而不像在古代那样，是城市乡村化。”6】因而，城镇和乡村一种强有力的对立只有在封建生产方式中才有可能：一方面是增长着商品交易的城市经济，它是由商人控制、由行会和公司组织的；另一方面是自然交换的农村经济，它是由贵族控制并在庄园和条田上组织的，还带有公社和农民个人的分散地块。不用说，后者的优势是巨大的：封建生产方式占压倒性是农业的。但它的运动规律，就如将会看到的，在不同地区是由复杂的统一体控制的，而不是以任何只由庄园占主导地位的模式。

第三个结构性特点是，在整个封建依附等级制的顶点有着固有的模糊或动摇。这个链条的“顶端”在某些重要的方面是它最薄弱的环节。在原则上，在西欧任何既定领地上封建等级的最高级水平是必然不同的，其不同不是在于其性质，而是在于其程度，在于在其之下的领主的从属水平。换言之，君主是他封臣的一个封建宗主，他与他们以互惠的忠诚纽带约束在一起，而不是位居他臣属之上的最高君主。他的经济来源实际上全部来自他作为领主的个人领地，他对封臣的要求基本上是军事性质的。整体而言，他与人民没有直接的政治接触，因为对他们的司法是通过无数层的分封制而归附施行

的。实际上他只在他自己的领地上是主人，在其他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傀儡领袖。在这样一种政治实体的典型模式中，政治权力逐步分层下放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它的顶端没有保留性质上的分别，或是任何绝对的权威，这种性质与权威在中世纪欧洲任何地方都没有存在过【7】。因为在一个封建体系的顶端没有任何真正的整合机制，所以这意味着这种政治实体类型造成了对它的稳定和存续有长久威胁的问题。主权的完全分裂与贵族本身的阶级团结是互相矛盾的，因为它意味着潜在的无政府状态必然会瓦解他们的特权所依赖的整1个生产方式。因而在封建主义中有一个内部的矛盾：一方面是它最高主权分解的严格趋向，另一方面是一个最终的权威中心在绝对紧急情况下能够出现实际的重组。西方封建生产方式因而原本就有特定的封建宗主权；它一直在某种程度上在意识形态与司法领域中存在，它处于那些其最高级也许是公爵或伯爵的封臣关系之外，拥有后者不能指望的权利。同时，王权实际上总是必须受到维护并进行扩张，以对抗作为一个整体的封建政治实体的自发特性，在不断的斗争中，在私人司法契约网之外建立一种“公共”权威。在西方的封建生产方式因而就是在它真正的结构中，在它离心性的国家内部，有一种有动力的紧张关系与矛盾在系统地产生和再造着。

这样一种政治体系必然使任何扩大的宫僚制度不能产生，并以一种新的方式在功能上划分阶级统治。因为在一方面，主权的分裂在早期中世纪的欧洲导致了一种完全分离的意识形态等级团体的制度。教会在古代晚期总是被直接整合到帝国的国家机器之中，并隶属于它，现在变为封建政治实体

中突出的自治机构。作为宗教权威的唯一提供者，它对群众的信仰和价值观的操纵力是巨大的，但是它的教会组织与任何世俗的贵族或君主的组织是区分开来的。因为在西方封建主义出现时所具有的强制性是分散的，教会能够保卫它自身的团体利益，如果需要，可以使用领地的堡垒和武装力量。世俗与宗教领主权之间在制度上的斗争，在中世纪时代成为一种地方上的经常事件；它们的结果是封建统治合法性在结构上的断裂，它的文化上的后果对于后来的知识发展将是很重要的。在另一方面，世俗政府本身特别被限制在一个新模式中。它成为本质上是“司法”的执行者。它在封建主义制度下具有与今天资本主义制度下完全不同的职能地位。司法是政治权力的核心形态——其特点正如封建政治实体的真正性质那样。因为纯粹的封建等级制，正如我们已谈到的那样，完全排除了任何“行政职能”，即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旨在执行法律的常设行政机构；主权的分散化使其成为不必要和不可能的。

同时，封建等级制也没有后来那种类型的正统“立法”的地位，因为封建秩序不具有以创立新法律来进行政治革新的一般概念。君王统治者满足于他们保持传统法律的地位，而不是发明新的法律。因而，在一个时期里，政治权力完全被看作是解释与运用现存法律的单一“司法”职能。并且，由于没有任何公共的官僚体制，地方性的强制与行政机构——警察、罚金、

税收与执法权力——就不可避免地成长起来。因而，必须经常牢记，中世纪的“司法”实际上包含比现代司法要广泛得多的活动领域，因为它在结构上在整个政治体系内占据着更为重要得多的中枢地位。它就是权力的通用名称。

注释

【1】在年代上，这个法律定义要比它所指的实际现象出现得要晚得多。它是一个由罗马法法学家在11到12世纪时发明的定义，在14世纪被广泛应用。见马克·布洛克，《法国农村史的根本特征》（LA Caracteres Originaur de l’Histrire Rurale Francaise），！

黎，1952年，89-90页。我们将会–再遇到这类法律编繁滞后于经济与社会关系的例子。

【2】封看权（liegeancy）在术语上是指一种封建效忠形式，它位于所有其他效忠关系之上，用于一个封臣向许多封主效忠的情况。实际上，封君领主不久就成为任何封建上级的同义语，而封君权则丧失了原来的与特定的定义。马克·布洛克，《封建社会》，（伦敦，1962年），214-218页。

【3】恩格斯经常正确地强调农村公社，即由公共上地和三田轮作制组合而成者，对中世纪农民阶层状况所产生的社会后果。他在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到，正是它们，“使被压迫阶级即农民甚至在中世纪农奴制的最残酷条件下，也能有地方性的团结和抵抗的手段，而这两种东西无论在古代的奴隶那里或者在近代的无产阶级那里都没有这样现成”，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选），伦敦，1968年，575页（此处译文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3页。—译者）。恩格斯根据的是德国历史学家毛勒（Maurer）的著作，错误地相信这些时间追溯到最早的“黑暗时代”的公社是“马克（mark）联合体”，事实上后者是晚期中世纪的新事物，首先出现在14世纪。但这个错误不影响他本质上的论证。

【4】在结构上，中世纪庄园根据它内部的这两种组成部分之间相对的平衡而各有不同。在一个极端，有些地产完全用于自营地耕作，例如西斯特（Cistercianm）教团的“农场”由俗人教团的教友耕种；而在另一个极端，有些地产完全出租给俪户农民。但是典型形态通常是庄园自营农场与租佃地的一种结合。其中有着各种不同的比例。“这种庄园和它的收入的双重组合是典型庄园的标志。”M·M·波斯坦（Pastan），《中世纪的经济与社会）（The Mediueuwal Ecomoty and Society），伦敦，1972年，89-94页。

【5】这种体制的基本特点在B·H·斯里舍·范·巴特（Slicher Van Bath）的（西欧农业史》（The Agrarian History of Western Eu-

rope），伦敦，1963年，46-51页，有很好的论述。领地领主权不存在的地方，如在英格兰大多数地方那样，在一个单独的村庄中多重的庄园就会给予农民公社以白行调整的很大活动余地。见波斯坦〈中世纪的经济与社会》，117页。

【6】卡尔·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Pre-Capitalist Formations），伦敦，1964年，77-78页（此处译文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0页。—

译者）。

【7】在利凡特（Levant）的十字军国家通常被认为最接近于…种完善的封建制度。欧洲封建制度的海外建构是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白手起家（exnihilo）创造的，因而被认为是一种格外系统化的司法形式。恩格斯与其他人一道，对这种独特性评论说：“封建主义是否曾经和它的概念相适应呢？它在西法兰克王国奠定了基础，在诺曼底为挪威侵略者进一步发展，在英格兰和南意大利为法国的诺曼人所完善，而它最接近于它的概念是在短命的耶路撒冷王国，这个王国在《耶路撒冷法典》中遗留下了封建制度的最典型的表现。”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选》（Selected Correspondence），莫斯科，1965年，484页（此处译文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7页《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5年3月12日）》——译者）。但即使十字军王国的现实实践，也从未与它封建的法学家的法律法典相符合。

第二章社会结构的类型

至此，我们已经讨论了西欧封建主义的起源，它是原始公社和奴隶生产方式的同时瓦解所释放出的诸因素的一种综合，并由此概括了在西方像这种发展着的封建生产方式的建构。现在需要简要地说明，这种综合的内在性质如何在中世纪时代产生了多种多样的社会结构类型。因为刚才简要描述的这种生产方式在欧洲任何地方都从未以“纯粹形态”存在过，比起后来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情况更是如此。中世纪欧洲具体的社会结构一直是复合的体系，其中其他生产方式在正常的封建主义中残留下来并交织在一起：例如，奴隶在整个中世纪都存在，而自由农民在“黑暗时代”的任何地方都从未完全被消灭掉。从本质上概略地说，西方封建主义的地图的多样化从它在9世纪出现起就一直在发展。苏联历史学家柳勃林斯卡娅、古特诺娃和乌达尔佐娃已经正确地提出了一种三重分类【1】。事实上，欧洲封建主义的核心地区是在罗马与日耳曼因素“均衡综合”产生的地方：基本是北部法兰西和与其相邻的地带，即加洛林帝国的故土【2】。在这个地区的南方，在普罗旺斯（Provence）、意大利或西班牙，蛮族和古代生产方式的瓦解和重新组合在古代遗产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发生。相反地，在这个地区的北方和东方，在德意志、斯堪的纳

维亚和英格兰，在那里罗马的统治从未到达，或只是扎根很浅，在蛮族遗产的本地因素占主要地位的条件下，向封建主义的转变则是缓慢的。这种“均衡”的综合产生的封建主义最为迅速和完整，提供了它经典的形式——它又对周边地带产生了很大影响，产生了不那么明显的封建制度【3】。正是在这里农奴制首先出现；庄园制度发展起来，领主司法权确立得最彻底；并且等级的采邑分封制变得最严密。北方和南方的亚类型，对它们来说，相对于它们各自原有的生产方式强有力的残留的存在而相应地各自区分开来。在斯堪的纳维亚、德意志和盎格鲁一撒克逊英格兰，一个有自主地产的农民阶层，有着强有力的公社机构，在乡村社会牢固的等级分化出现之后仍很好地存续下来，在依附关系增长，部族武士强化为一个土地贵族阶层时也是如此。农奴制直到12或13世纪还没有被引入萨克森，它也从未在瑞典正式确立下来。另一方面，在意大利及其毗邻地区，古代晚期的城市文明从未完全被消灭，而市镇的政治组织也与教会的权力混合在一起，其间，教会已继承了旧有的元老院长老的地位，从10世纪起兴盛起来；而罗马的法律概念——将财产视为自由的、可继承和可转让的，从一开始就限制了封建的土地占有概念【4】。这样，早期欧洲封建主义地图就基本上可从北方到南方由三个地带——大略由自主地、

封建地产与市镇的密度来划分。

在这种背景之下，就可能描绘出在这个时代西欧主要社会结构之间的主要的不同之处，这通常对后来有着重要的影响。在每种情况中，我们主要关注的将是农村生产关系的类型、城市飞地的范围大小，还有特别是中世纪早期出现的政治国家的类型。这最后一点将不可避免地主要讨论各个西欧国

家君主制的起源和兴衰。

法兰西作为欧洲封建主义的中心故土，可以相对简短地讨论。事实上，北部法兰西通常比这个大陆的任何其他地区都更密切地符合典型的封建制度。加洛林帝国在9世纪崩溃之后，随之是内部残杀的战争和北欧人入侵的动乱。在普遍的无政府与不安全的状态中，产生了贵族权力的普遍分散化和地方化，它们集中在整个国家选择的要塞和城堡中；农民阶层遭受北欧海盗（Viking）和穆斯林劫掠的持续威胁，这种状况加速了他们的依附地位的确立【5】。在这个悲惨的时代，封建权力因而特别严密地掌握着土地。严酷的领主司法权统治着被农奴化的乡村大众，他们失去了自己的各种民众法庭。

这种情况实际上到处都占了上风，虽然在南方，古代的影响较大，封建化的程度较小，贵族地产有较大比例是直接占有而不是来自封邑，并有着较大比例的非依附农民人口【6】。北方封1建主义更为有组织的特点确保了它在整个中世纪时期在经济和政治上的主动地位。但是在10世纪晚期和11世纪早期，总的法兰西类型是一种独一无二的全面封建等级制，从底层向上建立起来，通常是多层的采邑分封制。与这种垂直的体系互为补充的是极端的领土分裂。到10世纪晚期，在整个国家有50个以上明显的政治分区。6个主要的强权实行自治的地方政权——弗兰德尔（Flanders）、诺曼底、法兰西、勃艮第、阿奎丹和图卢兹的公爵或伯爵。最终法兰西公爵领地为建立一个新的法兰西君主制提供了中心。

卡佩（Capetian）王室最初局限于拉昂一巴黎地区的一块弱小飞地，慢慢地巩固了它的基地，并通过军事侵略的力量、

教士的帮助和婚姻的联盟，确立了对大的公爵领地增长着的

宗主权。它的权力最早的伟大构筑者是路易六世（Louis VI）

和絮热（Suger），他们平定和统一了法兰西公爵领地。卡佩君主制兴起于12和13世纪，伴随着显著的经济进步，在5家自营地和它公爵与伯爵封臣土地上大规模的土地开垦，繁荣的城市公社的出现，特别是在最北方。腓力·奥古斯都（Philippe Auguste）在13世纪早期的统治，对于在诺曼底、安茹、曼恩（Maine）、都兰（Touraine）和阿图瓦（Artois）这些公爵领地上将君主权树立为一种有效的王权，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些领地被并为王家自营地，使王家领地扩大到3倍。北方城镇机敏的集合队伍进一步加强了卡佩王朝的军事力量；是他们的军队和运输保证了法兰西人对英格兰一弗莱明（AngloFlem-

ish）人军队1212年在布汶（Bouvines）的巨大胜利，这是那个时代国际政治斗争的一个转折点。腓力·奥古斯都的继承者路易八世（Louis VIII）成功地夺得了大部分朗格多克（Languedoc），于是将卡佩王朝的统治扩张到了地中海。一个相对庞大而忠诚的官僚集团王家大法官（baillis）和王家司法总管（seneschaux）被创立起来，管理在王家直接控制下的地区。然而，这种官僚系统的规模是一个象征，而不是法兰西国王们的真正权力，正如这个国家任何中央集权的政府所遇到的问题那样【7】。新获得地区危险的权力下放给较少的卡佩王朝王子们控制的属地，只是这个任务固有的困难的又一个征兆。因为地方统治者的独立权力在这期间存续下来，而他们的行政机构也相应地加强了。因而在法兰西的基本进程仍是一种缓慢的“同轴心的中央集权化”，其间王室从巴黎实行控制的程度仍是很靠不住的。在路易九世（LouisIX）和美男子胖力（Philippe Le Bel）的胜利之后，这种内部的不稳定就变得

十分明显了。在下3个世纪漫长的内战（百年战争、宗教战争）中，法兰西封建统一体的结构一再地和危险地出现过裂痕，但最终没有瓦解。

相反，在英格兰，一种中央集权化的封建主义是从外部由诺曼征服者输入的，并系统地从上面树立在一个面积只有法兰西四分之一的紧凑的土地上。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社会结构被诺曼人的入侵所摧毁，它在欧洲曾是最高度发展的例证，一个日耳曼人社会有可能“自发地”转变为一个封建社会结构，而没有受到任何罗马的直接影响。另一方面，英格兰当然从9世纪起受到斯堪的纳维亚人入侵的重大影响。在7到8世纪，当地的盎格鲁一撒克逊社会已缓慢地向巩固的社会等级制发展，有着一个附属的农民阶层，但既没有这片岛屿的政治统一，也没有城市的较大发展。从793年起，挪威人和丹麦人越来越多的进攻逐渐改变了这种发展的速度和方向。斯堪的纳维亚人首先在9世纪占领了半个英格兰，又在11世纪早期将其并入了一个北海帝国，这对盎格鲁一撒克逊社会有着双重的影响。北欧人定居者在他们最稠密的移民地区，普遍促进了城镇的发展，并建立了自由农民公社。同时，北欧海盗的军事压力导致这个岛内的社会进程整体上类似于那些发生在大陆的情况，在这海盗大船横行的时代，持续的农村不安全状况，导致了委托制的增长和农民阶层地位的不断下降。在英格兰，与地方领主们对农村人口的经济征收合并在一起的有王室为防备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抵抗而征收的防卫税，或是为了安抚入侵的丹麦人而征收的“贡金”（geld），后者成为西欧在晚期“黑暗时代”征收的第一种经常税【8】。到11世纪中

期，斯堪的纳维亚人的统治被摆脱了，一个新近统一的盎格鲁一撒克逊王国恢复了。那时的农民阶层一般是半依附性的佃农，除了在前丹麦人定居的东北地区之外，在那里“司法审判区人民”（sokemen）的自主地块更为众多。奴隶仍然存在，构成劳动力的百分之十左右，在较远的西部地区他们在经济上更为重要，那里凯尔特人对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征服的抵抗最长久，而奴隶占了人口的五分之一或更多。占有兵役领地的大乡绅（thegns）的贵族阶层控制着农村社会结构，以一种原始庄园类型的地产进行剥削【9】。君主拥有一个相对先进而协调的管理系统，有着王室税收、货币和在全国有效的司法，而在另一方面，却一直没有建立朝代继承的妥善体制。但这个海岛王国的关键性的外部弱点，是在土地占有权和军役之间缺少构成大陆采邑体制基础的那种结构性契约关系。【10】领有兵役领地的大乡绅是一种贵族步兵队伍，他们骑马到战场，却还陈旧地以步兵作战。盎格鲁一撒克逊军队因而是一种家了（housecarls，王家军用家臣）和民兵（fyrd）的结合。它与诺曼人训练有素的骑兵是不能匹敌的，诺曼人的军事威力是在法兰西本土边缘远为充分发展的封建社会中产生的，在那里，地产占有权与骑士军役的联系长期以来一直是社会秩序的关键。诺曼人自身当然是只在一个世纪以前的北欧人人侵者，在法兰西北部定居并被融合。诺曼征服是（英吉利）海峡相对两面的两个蛮族社会的不平衡发展的结果，其中一个经历了一种“罗马一日耳曼”因素的混合，因面在英格兰造成了两个相对先进的社会结构的一种“迟来”的综合。结果，其特点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化的国家和一种有伸缩性的民众司法的结合，这是此后中世纪英格兰的特有之处。

威廉一世（WilliamI）在他胜利之后，立刻进行了有计划和系统分布的大约5，000个采邑的分封，以占领和稳定这个国家。与大陆上的习惯相反，下级封臣必须不仅对他的直接领主效忠，也要对君主本人——所有土地的最终授予者效忠。

诺曼的国王们进一步利用盎格鲁一撒克逊社会结构的前封建残留，以加强他们的国家；民兵在必要时就加入到常规的封建主和家臣的军队中【11】；更重要的是，传统的防卫税“丹麦金”

（danegeld）—一种中世纪君主正统财政系统之外的现象，仍在继续征收，还加上从很大的王家自营地产生的和从封建税收中获取的收入。于是，盎格鲁一诺曼国家成为那个时期西欧最统一和巩固的制度体系。最发达的庄园制度主要是建立在这个国家的南部和中南部，在那里，领主剥削的效率显著增长，劳役被强化，当地农民阶层的地位明显降低。在其他地方，大面积区域内仍保留着小块保有地，只有轻微的封建义务负担，农村人口避免了直接的奴役地位。但向普遍农奴化发展的趋势是明白无误的。在下一个一百年中，在诺曼和安茹王朝的统治下，英格兰的农民阶层的法律地位一直在下降，直到12世纪田舍农（villani）和本地人（nativi）构成了一个单一的农奴阶级。在另一方面，罗马法在英格兰已完全消失，并且没有加洛林类型的任何新帝国的经历，盎格鲁一撒克逊社会结构的郡（shire）与百户（hundred）法庭（源出民众公社司法的场所）在新秩序中存留下来。当时当然是由王室从贵族阶级中任命的人来控制，然而它们构成了一种“公共”司法系统，对于穷人而言，比在其他地方通常的模式—私人领主司法特权来说，相对不那么难以忍受。【12】郡长（sheriff）的主要官职从来没有成为世袭的，在享亨利二世（Henry II）于12世纪为防止

这种危险进行彻底清洗之后更是如此；而正式的王家司法则由相同的最高王权的巡回法庭扩展。无论大小的市镇都很少，不享有真正的独立。结果是造成了一个有限制的采邑分封制的封建政治实体，并有着在行政上很大程度的灵活性和统一性。

德意志则表现了与这种经历相反的一极。在那里，东法兰克人的土地主要是加洛林帝国新近征服的，完全位于古典古代的疆界之外。罗马的因素在最终的封建综合体中相对更要弱得多。是通过加洛林国家本身在这些边疆地区新的势力传递过来的。在法兰西伯爵区（comital）的管理结构与旧有罗马的市镇（civitatus）是相一致的，并通过一种逐步明确的封臣系统来管理，在它下面是一个受奴役的农民阶层。而德意志农村社会的原始公社的特点是，仍然在一种准部落的基础上依法组织起来，这就阻止了任何与法兰西类似的制度的建立。

以皇帝的名义进行统治的伯爵们，在大致划定的地区中拥有不确定的司法权，对于地方民众法庭没有很大的实际权力，也没有大规模的王家自营地的坚固支持。【13】与法兰西北部相邻的法兰克尼亚和洛林已经是墨洛温国家的组成部分，在那里，一种原始封建贵族阶层与农奴制农业已发展起来了。但是在德意志更大部分的多数地区，在巴伐利亚、图林吉亚（Thuringia）、斯瓦比亚（Swabia）和萨克森，仍然有着自由的自主地农民和一个联合部族的贵族阶层，而没有被组织在任何封臣网络中。德意志的领主权在传统上是一种“连续的衔接”【14】，其中，等级的分层几乎没有正式的约束力；君主本身并未被赋予任何特殊的最高地位的益处。加洛林帝国的管理

被强加在一个缺少出现于法兰西的那种复杂的依附等级制的社会结构之上；在这种更为原始的环境中，它的传统因此就存留得长久些。并且，德意志没有遭受到像法兰西同样程度的灾难，在9到10世纪蛮族进攻的新浪潮中，法兰西被三个入侵者——北欧海盗、马札尔入和萨拉森人——大肆蹂躏，而德意志只遭到了马札尔人的侵略。这些游牧民族最终在东部的勒希费尔德（Lechfeld）被打败了，而在西部，诺曼底割让给了北欧海盗。德意志因而避免了这个时代苦难的最坏情况，正如奥托皇帝时代比较迅速的复兴所表现的那样。但是，加洛林帝国的政治遗产在那里是不那么有影响的，不能用以长久替代一种严密的领主等级制。因而，随着这个朝代本身的崩溃，10世纪的德意志最初就仿佛是一种政治真空。其中，不久就出现了一个有部落特征的餐称的“家系”公爵领地，它对这个国家的五个主要地区即巴伐利亚、图林吉亚、斯瓦比亚、

法兰克尼亚和萨克森，建立了松散的控制。马札尔人侵略的危险，促使这些敌对的公爵巨头选举出一个君王宗主。此后，德意志君主制的历史，大部分就是在一个不满意的基础上创立一个封建效忠的、有组织的金字塔的多次天折的尝试。这些家系公爵中最强大的（并且是非封建的）萨克森，成为企图统一这个国家的第一个王朝。萨克森的奥托王朝的统治者们取得了教会的帮助，逐步使他们的教士敌对者从属于自己，在整个德意志建立了君主的权威。为了保卫他的西部边界，奥托一世用帝国的外衣，将从加洛林帝国分割出去的“洛塔林吉亚”（Lotharingia）这个衰败的“中部王国”，包括勃艮第和北部意大利在内，包拢了过来。在东方，他将德意志的疆界扩展到了斯拉夫人的领地，对波希米亚和波兰建立了宗主权。奥托

王朝的“复兴”，在意识形态和行政管理上都是加洛林帝国的最后继承者；它也经历了一场文化上的古典复兴，并宜称一种世界性的统治权力。但是它的生存期甚至更为短暂。

奥托王朝的成功也相应地造成了对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国家的新的困难和危险。萨克森朝代对公爵巨头们的镇压，实际上只是解放了在巨头们之下的一个贵族阶层，并由此将地区性的无政府状态向下转移。接下来的萨利安（Salian）王朝在11世纪企图创立一个特别的阶级一—不自由的王家内室官（ministeriales），他们构成一个王家的堡主与官员团体被分派到全国，以对付遍布各地的贵族抵抗与骚乱。这是一种奴隶式的官员，被授予有权力的政治职位，而没有与之相应的社会地位；他们通常拥有地产而没有封臣的特权，因而处于任何贵族等级之外；他们是君主作用持续衰弱的标志，是社会结构中在村庄一级的仍没有封建社会关系的完整系统。在表面上，萨利安王朝的统治者们在向一个中央集权的帝国统治的发展上做了许多事；在萨克森闹分裂的贵族叛乱被镇压了，一个长期的首都在戈斯拉尔（Goslar）建立起来了，王家的自营地大规模扩大了。然而，在与教皇的教职授权（Investiture）的争执这个问题上，使王权的任何进一步巩固都被破坏了。格利高里七世（教皇）（Gregory VII）与亨利四世（HenryIV）关于控制主教任命权的斗争，引发了在德意志的普遍内战，地方上的贵族抓住这个机会，在教皇的鼓动下起而反对皇帝。在五十年不断的斗争中，一个巨大的社会变动在德意志发生了：在无情的劫掠、无政府状态和社会暴力的状况中，德意志的贵族阶层破坏了非贵族自由民的自主地的基础，这种自由民一直在萨克森和图林吉亚占据优势，并在巴伐利亚和斯瓦比亚反常

地出现。农民阶层陷入了农奴制中，公共的与民众的司法消失了，封建义务被强制施行，在贵族阶级本身的成员之间，军事义务被强化并形成法规，在他们的等级中加进了王家内室官，因为在这个动乱的时代中传统的家族大量地被变换和补充了。【15】

一个充分发展的封建主义虽然在德意志迟到了如此长的时间，但终于在12世纪到来了。然而它是建立在反抗君主对这个国家的一体化上的，并且与英格兰和法兰西的情况是截然相反的：在英格兰，封建社会等级制本身是由诺曼君主设置的，在法兰西，它出现于君主制形成之前，此后慢慢地在同轴心的中央集权化进程中围绕着君主制重新调整。一旦这发生了，其政治影响就成为不可逆转的。霍亨斯陶芬（Hohen-

staufen）王朝出现在这种新的社会结构成型之后，想在它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新的帝国权力，接受了在德意志已发展起来的司法权的侵吞和封臣的分裂。事实上，腓特烈一世（Frederick I）自己就带头组织了一种新的、其复杂性和严密性都无先例的新的封建等级制——盾牌军制度（Heerschildordnung），并从他的直属佃臣（tenants-in-chief）中创立了一个王公阶级，把他们提升到在其他贵族之上的帝国诸侯（Reichsfursten）的等级。【16】这种政策的逻辑上的结果是将君主变成了正式的封建宗主，放弃了加洛林王家行政的整个传统。但是，它必要的条件是划出一块充分大的王家领地，给皇帝一个自立的财政基础，以使得他的宗主权有效能。因为霍亨斯陶芬家族在斯瓦比亚的地产完全不足以做到这点，而直接侵略作为同伙的德意志王公又是不明智的，因此腓特烈企图强占意大利北部（它一直在名义上是一个帝国的封地），将其变成王家权力在

阿尔卑斯山那边一个坚固的外部堡垒。对于教皇而言，这种将德意志和意大利的宗主权联结在一起的活动，对他自身在这个半岛的权力是致命的威胁，特别是在他后方的西西里被亨利六世（Henry VI）并入帝国领地之后。结果是在皇帝和教皇之间重新爆发了战争，最终使在德意志本土建立一个稳固的帝国君主制的机会消失了。到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I1）时，霍亨斯陶芬王朝在特征上和取向上基本都意大利化了，让德意志随它的贵族们自行其是。在又一场长达百年的战争后，最后的结果是，在13世纪任何世袭君主制都失效了，皇帝明确成为由选举产生的，而德意志则变成了一个混乱的诸侯国群岛。

如果说德意志封建主义的建立是被一种可以上溯到塔西他时代的部落组织的持久性打下标记和阻碍的，那么在意大利封建主义的发展则相应地被缩短并受到古典传统残留的影响。在6世纪，拜占庭从伦巴德人占领地重新征服了半岛的大部分，尽管这造成了物质上的破坏，但在“黑暗时代”的一个关键阶段却有助于保留这些影响。总之，蛮族定居者是相对稀少的。结果是，意大利从未丧失在罗马帝国时期曾有过的市镇城市生活。主要的市镇不久就再度作为跨越地中海的商业交通贸易中心而起作用，并且作为港口和货物集散地，比欧洲任何其他城市都更早地很好地兴旺起来。教会继承了旧的元老贵族的大部分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主教们直到11世纪仍是意大利市镇的典型的行政统治者。因为这个地带的封建综合体中罗马成分的优势——在那里，奥古斯都和查士丁尼的法律遗产有着很大的影响——财产关系从来也没有片面地与主流封建模式相结合。农村社会从“黑暗时代”起就一直是

成分复杂的，在不同的地区，封建采邑、自由拥有地农民、大地产（latifundia）和城市土地所有者结合在一起。正式的庄园主要是在伦巴底和北方，而土地财产大多数集中在南方，在那里，由奴隶劳作的古典大地产在拜占庭统治下一直存在到中世纪早期【17】。小农地产可能在这个国家多山的中部是最多的。在意大利庄园制度一直必然要比阿尔卑斯山以北薄弱得多，而城市公社的兴起则比其他地方要早和更为重要。最初，这些城市是由它们的主教统治者属下的小封建贵族统治的。但是到11世纪末，领主的司法权在农村已经衰落，而教职授权之争（Investiture Contest）又给予市镇中的商人公社以机会来摆脱教会的领主权，并组建起正式的公社自治政府，它最初是采取选举执政官（consular）制度的形式，后来在13世纪是聘用外来的专业行政官员为最高行政官（podesta）。从大约1100年起，这些公社统治着整个北部意大利，并系统地着手征服四周的乡村，进攻贵族的封地，废除封建特免权，夷平城堡并迫使邻近的领主屈从。这种侵略性的城市扩张的目标是征服一个领土性的城郊（contado），此后市镇能够从那里征税、征兵和征粮，以增强它自身相对于它的竟争者的力量与繁荣【18】。农村关系由于城郊的扩展而激烈改变了，因为市镇倾向于向农民阶层引入一种半商业化的依附关系，使其大批脱离农奴制，到13世纪，耕种分益制（mez-

zadria）或契约分成佃农制在北部和中部意大利的大多数地区已成为一种惯例。制造业在公社内部的发展，导致商人们与巨头们（一个在农村和城市有财产的统治阶层）之间的社会紧张关系的增加，手工业和专业的群体被组织为行会，它们被排除在城市政府之外。在13世纪，后者的政治地位的上升在民

众首领（Capitano delPopolo）制度中得到了奇怪的体现，他通常在同一地区内与最高行政官共享一种不易相处的共同统治权，这个职位本身是古典罗马护民官（tribune）的一种明显回忆【19】。这种脆弱的平衡并没有持续很久。在下一个世纪，伦巴底的公社一个接着一个落入世袭的个人暴君簪主（sig-

norie）的统治之下；权力此后集中在独裁冒险家的手中，他们中大多数是前封建领主或雇佣兵队长（condottier）。在下个一百年，托斯坎尼也趋于同一方向。于是，意大利大多数先进地区就成为相互斗争的城市国家的棋盘，夹在其中的乡村地区不像欧洲其他任何地方，而是被并入了市镇，没有兴起过农村的封建金字塔。教皇的地盘斜穿在半岛中部，时刻警惕着对抗任何过于强大的世俗国家的威胁，这当然给半岛出现任何君主国增加了一个重要障碍。

只有在意大利的两个地区，完全规模的封建政治经济才植下了根。并非偶然的是，这两个地区本质上都是欧洲以法兰西为中心的最有组织和最强大的封建主义的“延伸”。皮埃蒙特（Piedmont）紧邻萨伏依，是一块跨越阿尔卑斯山的边疆领地，领主等级制和依附农民阶层在这些山地中发展起来，处于平原公社的影响之外。但在这个时代，这个半岛的最东北角大小和太穷，在意大利没有什么普遍的重要性。庞大得多的是南方那不勒斯（Naples）和西西里（Sicily）的王国，它是诺曼人在11世纪从拜占庭人和阿拉伯入那里夺过来后建立的。在那里，分封了采邑，并出现了真正的贵族体系，有完整的封地和农奴制；君主制的统治是法兰西综合体在南方的翻版，还有就是由于遗留的阿拉伯与拜占庭的影响，君主权力至上的东方概念使其更为强大。正是这样一个确实封建化的国家给

腓特烈二世提供了基地，他企图征服整个意大利，并将其组成一个统一的中世纪君主国。因为我们将在以后讨论的原因，这个计划失败了。这个半岛两种各自不同的社会体制的划分，此后继续存在了几个世纪。

在西班牙，只有两个世纪西哥特人的占领期与穆斯林的征服无关。在这样一段时间内，日耳曼和罗马的因素只能发生最模糊的结合。事实上，如我们已看到的，在这个时期的大多数时间里，这两个社会的法律和行政在蛮族定居之后一直是分离的。在这些情况下，不可能发展出一种综合体。在查理曼创立为欧洲封建主义起到真正的孵化器作用的帝国之前一个世纪，基督教的西班牙已陷落了，因而西哥特人的遗产被伊斯兰教徒的征服完全消灭了，在阿斯图里亚残留的基督教社会必须几乎从零重新开始。此后，收复失地运动（Recon-quest）这场特有的历史斗争就是西班牙封建主义的形式的基本决定因素，而非蛮族与帝国社会的原有冲突和融合。这个基本事实使西班牙很早就与其他西欧国家分离开来，产生了一系列与欧洲封建主义的主要类型并非同源的特点。西班牙中世纪社会的起源在这方面一直是独一无二的。这个普遍模式的例外是加泰罗尼亚，它在9世纪被并入加洛林国家，随后经历了王家巡按使、采邑制度和伯爵行政区（comital）的标准历程。在中世纪早期，农民阶层的状况经历了一个与当时法兰西类似的不断下降的进程，有着特别沉重的个人义务和发达的领主体制。经过两百年的过程，加泰隆（Catalan）的农奴制被当地的领主们从11世纪起建立起来【20】。另一方面，在西部，反对摩尔入（Moorish）权力的长期斗争的特殊状况造成

了一种双重的发展。一方面，起初从最北方向南“缓慢的光复”造成了一片广阔的无人土地——苦闷之地（presuras），它位于基督教和穆斯林国之间，由自由农民在劳动力短缺的情况下殖民化。这些“苦闷之地”也在正式的基督教领地上削弱了领主的司法权，因为这些空闲的土地为逃亡者提供了有潜力的避难处【21】。自由农民公社经常自己集体推举领主，即所谓“无秩序者”（behetrias）保护。在这种松散的、变动不定的社会结构中，还有跨越宗教分界变动的边界两边不断扰动的袭击，因而几乎没有可能使一个完全确定的封建等级制形成。

并且，边界战争的宗教特征，又使得将俘虏变成奴隶成为一种在西班牙惯常的社会行为，比在西欧其他任何地方都持续得长久得多。由于穆斯林奴隶劳动的可供利用，因而总的来说在伊比利亚（Iberian）半岛推迟了一个基督教农奴阶级的形成（这两种劳动力体制互反的相互关系正如我们将论述的，是中世纪时代的一个普遍规律）。从11世纪来临起，在卡斯提尔（Castile）和莱昂（Leon）出现了领主土地与大自营地田产的大量扩张【22】。卡斯提尔的贵族（solariegas）或农奴从这个时代起就不再是可以忽视的了，但是他们从未构成农村人口的大多数。阿拉冈（Aragon）的边界扩张相对不那么重要，而在它内部的高原农奴制则相对更明显。

在10世纪和11世纪，这些基督教王国的君主们由于他们在向南方持久的十字军征讨中的最高军事职能和他们国家的小规模，有着非同寻常的权威，而不是靠任何清楚的封建宗主权或巩固的王家自营地【23】。个人的封臣、土地采邑和领主司法权是存在的，但是它们还是分离的因素，并没有结合形成一种正式的封建采邑系统。一个本地的乡村骑士（caballeros

villanos）阶级（平民骑士），与其名称有矛盾地住在市镇中，为向南方的进军提供骑兵军役，以换取城市和财政上的特权24】。1100年之后，法兰西对卡斯提尔宫廷和教会的封建影响导致了爵士领地（senorios），即领地领主权的成倍增长，虽然它们没有获得比利牛斯山（Pyrenees）那边的可作榜样的自治权。西斯特教团（Cistercian）的创举也同样对三个大的军事修士团——圣地亚哥（Santiago）、卡拉特拉瓦（Calatrava）和阿尔坎塔拉（Alcantara）的创立有榜样作用，它们此后在卡斯提尔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这种异常复杂的制度延续到12世纪晚期，到那时“光复运动”一步一步地向塔古斯河（Tagus）一线推进。然后在13世纪，整个南方实际上迅速和突然地陷于“快速光复运动”之中。安达卢西亚（Andalusia）在30年内被吞并了。随着巨大的领土的意外收获，殖民化的整个进程现在逆转过来，一种农业制度——它与在北方成长起来的制度完全相反，在南方创立起来。胜利的战役在很大程度上一直是由卡斯提尔的大军事骑士团在组织和领导，它们特有的结构是从伊斯兰教敌人那里模仿而来的，以贯彻其信仰。这些战士宗教团体现在获取了巨大的地产并对其搬用了领主司法权；从这个世纪的军事首领中产生了大多数最高贵族（grandee）阶级，他们此后主宰着西班牙的封建主义。穆斯林的工匠阶层从市镇中被驱逐到存留下来的格拉纳达（Granada）伊斯兰酋长国（emirate），同时被打击的还有穆斯林的小土地所有者的农业，它在传统上与安达卢西亚的城市经济是联系在一起的。摩尔人农民的起义随后被镇压下去，使这块土地上的人口减少了。于是尖锐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只能用把农村劳动力压迫在农奴制之下来

解决，这在地中海的贵族军队到来的情况下更易于强制推行。

在安达卢西亚，巨大的大地产的建立进一步促进了种植的地块转变为生产羊毛的广阔牧场。在这种无效益的状况下，大多数在南方获得小块农地的步兵都将农地出售给大土地所有者，并返回北方【25】。新的南方模式又反过来影响到卡斯提尔：为了防止更富有的安达卢西亚贵族从他们的地产上吸引走劳动力，北方的贵族（hidalgo）阶级越来越加固了其农民的依附地位，直到14世纪，一个越来越类似于农奴的阶级在西班牙大多数地区已普遍出现了。卡斯提尔和阿拉冈的君主们都没有完全统一的制度机构，然而从他们的战士贵族的封建化中却获得了实质性的益处。对君主指挥官军事忠诚的传统被加强了，一个有力量但是忠诚的贵族阶层建立了，一个被奴役的农民阶级被固定在土地上。

葡萄牙在伊比利亚半岛远靠大西洋的一边上，是西欧最后一个出现的重要封建君主国。罗马西班牙的西北部分曾容纳了苏维汇人，这是最早参加联盟的唯一的日耳曼民族，该联盟于406年跨过莱茵河，并定居在他们首先征服的土地上。

苏维汇人在半岛上留下了最密集的日耳曼语地名，留下了北方的重犁和欧洲第一个罗马天主教蛮族统治者的短暂记忆。之后他们在6世纪被西哥特王国所征服和吸收。此后伊比利亚的西部边地的历史与这个半岛其余部分就几乎不能分开了，都经历了穆斯林的征服和多山的基督教防卫堡垒像西班牙本土那样对这种征服的摆脱。它的独立历史重新出现在葡萄牙【当时是在米纽河（Minho）与杜罗河之间一块不大的地带】作为卡斯提尔一莱昂的一块封建属地在1095年被赠予勃

良第公爵的一个后裔时。50年后，他的孙子建立了葡萄牙君主国。在这个遥远的边疆地区，西班牙发展的一般模式有许多在这里被重复和放大。对南方的“光复运动”比在西班牙要短暂得多，结果是导致甚至更为强大的王权。1249年，这个国家通过夺取阿尔加维（Algarve）清除了穆斯林的占领，这比格拉纳达的陷落早两个世纪。重要的结果是，没有出现下级的领主等级制，贵族的分离主义倾向很弱。下级封臣权被限制在如布拉甘萨（Braganca）家族这样几个强有力的巨头之中，一个有人员限制的乡村骑士群体构成了一个相对富裕的农村精英，有着永久的租佃权。小农财产是极少的，除了在最北部，因为没有一个与卡斯提尔和莱昂相当的“缓慢”的光复运动阶段。农村人口大众是向大地产交付封建租金的佃户，有着相对很少的自营地。土地与财政的义务租税拿走了直接生产者产出的百分之七十，附加劳役每星期也许有一到三天；

虽然这不是普遍的【26】。另一方面，教会属地的农奴制早在13世纪就消失了，至少，部分是因为在南方穆斯林俘虏很多；

而与英格兰和法兰西的海上贸易已经大规模增长了。同时，军事宗教团的重要性对中世纪葡萄牙社会模式的影响，甚至比对西班牙更大。土地财产在统治阶级内的分布，在西欧也许是独一的；到1387年阿维斯（Avis）王朝的革命时，君主的年收入大约与教会的收人相等，而这两者合起来比贵族的总收入要多4倍到8倍【271。封建财产的极度集中是葡萄牙社会结构独特性的一个生动标志。隶属型农奴制的缺乏和从13世纪起海运商业的兴旺，这两者结合在一起，很早就使葡萄牙同其他地方区分开来，具有另一种未来的前景。

注释

【1】A-D·柳勃林斯卡娅，《西欧封建主义早期类型与罗一日耳曼综合体问题》，（中世纪》，第31卷，1968年，9-17页；乌达尔佐娃与古特诺娃，《欧洲地区封建义的起源》（Genezis Feodalizma vStranakh Europy），第13届世界历史科学大会，莫斯科，1970年。这个类型学问题较早时由波尔什涅夫（Porshnev）在他的（封建主义与人民群众》（Feadalizm iNarodniMasy）中简短地提起，见上书，507-518页。乌达尔佐娃与古特诺娃的论文是谨慎和经过认真思考的，甚至在它特有的结论也不能总被接受之处也是这样。作者们将早期中世纪的拜占庭国家看作变种的封建主义，并让人难以赞同地确信这一点。

【2】新近探讨蛮族之后的高卢出现的封建主义时，指出了5种地区性的亚类型，见A·Ya·舍夫连科《论封建主义起源的类型》，（K Tipologil Genezisa Feodaliztma），载《历史问题》（Voprosy Istorii），

1971年1月，97-107页。

【3】在整个欧洲，封建关系的传播在每个主要地区之内在地理上总是不均衡的。在各处的山区地带，都抵制庄园组织，推行它有着固有的困难，维持它又不能在多石和贫瘠的高原上获利，因而山区易于成为贫穷但是独立的农民公社的保留藏匿之地，它们在经济上和文化上比它们下面封建领地化的平原更为落后，但是通常在军事上它们有能力保卫自己荒凉的要塞。

【4】日耳曼人的自主地总是与罗马人的财产区分开来的，因为在村庄的公社土地拥有制和个人土地拥有制之间的转变形式中，它们是一种典型的私有财产，仍然典型地从属于公社内部的习惯性义务和轮换制，并且不能自由出让。

【5】布洛克对这个时代的描述在《封建社会》的第一部分中，确实是著名的；关于城堡的传布，见布特吕什，《领主制和封建制），第2卷，巴黎，1970年，31-39页。

【6】与这种结构相伴随的，是在整个中世纪期间法兰西南部奴隶制的更大残留；关于从13世纪起交通的重新恢复，见韦林丹，《中世纪欧洲的奴隶制》，第1卷，748-833页。如我们后面将论及的，在奴隶的存在和农奴制的不完整之间，在封建欧洲的不同地区有着一种反复出现的相关关系。

【7】关于卡佩王朝的行政系统，见查理·珀蒂-迪塔伊（Charles Petit-

Dutailis），《英格兰和法兰西的封建君主制》（Feudal Monarchy in England and France），伦敦，1936年，233-258页。

【8】洛因，《盎格鲁一撤克逊英格兰与诺曼征服》，139、195-197、

305、309-314页。

【9】这种贵族的政治权力也许被强调得有些太过分，如E·约翰，《英格兰封建主义和盎格鲁一撤克逊社会的结构）（English Feu-

daluism and the Structure of Anglo Saxon Society），载《约翰·赖兰兹图书馆学刊》（Bulletin of the John Rlands Library），1963-

1964年，14-41页。

【10】亨利·洛因，《诺曼征服》（The Norman Comqwest），伦敦，1965年，

76-77页，G·Q·塞尔斯（Sayles），《英格兰的中世纪基础》（The Mediaeval Foundations of England），伦敦，1964年，210、225页，总的来说，两者都倾向于缩小盎格鲁一撤克逊与盎格鲁一诺曼的社会结构之间的政治差距。奇怪的是，塞尔斯对弗里曼的学术传统表示敬意，把它看作是对当代学术界的一个启示性的激励。弗里曼的极端种族主义当然是有记录可查的：非洲人是“丑陋的类人猿”，犹太人和中国人是“肮脏的外邦人”，而诺曼人是撤克逊人条顿族的亲戚，“他们已经进人高卢，外表披上了一层法兰西的油彩，而他们来到英格兰，又再度把它清洗掉了”（原文如此）。关于文献，可见M-E·布拉切尔（Bratchel），《爱德华·奥古斯都·弗里曼和诺曼征跟的维多利亚时代解释》（Eduward Au-

gustus Freeman and，the Victorian Interpretation of Norman Con.

qnest），伊尔弗拉库姆，1969年。但是这可以不必一提地忽略过去，因为他的中心思想是英格兰历史神秘的“不中断的戏剧”，与欧洲大陆革命性的断裂正相反，仍是被广泛和狂热地相信着。从10世纪到20世纪，这个珍爱的意识形态主题—英格兰的神圣的“连续性”，一直以梦幻般的坚信在大多数当地的历史学文献中反复出现。莱昂以典型的信条总结了他那本严肃有用的书：“在制度史领域，连续性是英国历史的基本论题。”《诺曼征服），195页。

【11】关于征服后军事制度的讨论，见JO-普雷斯特维奇（Prestwich），《盎格鲁一诺曼封建主义和连续性问题》（Anglo-Norman Feudal-

ism and the Problem of Continuity），载《过去和现在》，26号，1963年11月，35-57页，这是对狭隘地方主义和沙文主义的连续性

神话的一个有益批判，还有沃伦·霍利斯特尔（Warren Hollister），

《1066年：封建主义革命》（1066：the Feudal Revolution），载（美国历史评论》（Amerncan Historical Review），第73卷，第3号，1968年2月，708-723页，它提供了对这个问题争论的一个简短的历史性综述。

112】庄园法庭当然是发达的，并且中世纪的英格兰领主们的实际经济权力确实不比他们在大陆上的同等者少、如希尔顿所强调的。

R·H·希尔顿，《一个中世纪社会：2世纪末的西密德》（AMe-

diaeal Society:The West Midlands at the End of the Twelfth Century），伦教，1964年，237-241页。

【13】西德尼·佩因特（Sidney Painter），《封健君主们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Fendal Monarchies），伊萨卡，1954年，85页。

【14】“领主制的不断交互作用的趋向”（Die Herrschaftsformen gehen Kontinuierlish in einander uber）——这个巧妙的用语是沃尔特·

施莱辛格（Walrer Schlesinger）的创造。见《日耳曼一德意志制度史中的领主和仆从）（Herrshaft und Gefolgschaft in der germanis-

chdewtschen Verftassungsgeschichte），载《德意志中世纪制度史文献》（Beitrage zur deutschen Ver fassungsgeschichte des Mitteluters）

第1编，哥廷根，1963年，32页。

【15】杰弗里·巴勒克拉夫（Geofrey Barraclongh），《现代德国的起源》

（The Origins of Modern Germany），牛津，1962年，136一140页，是经典性的论述。

【16】巴勒克拉夫，《现代德国的起源），175-177、l89-190页。

【17】菲利普·琼斯（Philip Jones），《中世纪意大利的农业发展》（The A-

grarian Developrment of Mediaeval Italy），载《第二次经济史国际会议文集》，巴黎，1965年，79页。

【18】关于这整个的演进过程，见丹尼尔·韦利（Daniel Waley），《意大利城市共和国》（The Italian CityRepublirs），伦教，1969年，12一21、56-92页。

【19】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Ecomomy and Soxiety），纽约，1968年，第3卷，1308一1309页；丹尼尔·韦利，《意大利城市共和闰》，

182-197页。民众（popolo）机构出现的核心原因是贵族阶层在财政上的勒索；见J·莱斯托夸（l.estocquoy），《市民阶级的起源》

（Aur Origines de la Bonrgeoisie），巴黎，1952年，189-193页。

【20】J·维桑·维斯（Vicent Vives），《15世纪的领地史》（Historia de ls Remensas en el Siglo XV），巴塞罗娜，1945年，26-37页。

i21】J·维桑·维韦斯，《西班牙经济史手册》（Man ual de Historia Eio momica de Esfuia），巴塞罗那，1959年，120-123页。

【22】路易斯·德·尔德维拉诺（l.uis De Valdeavellano），《西班牙史》

（Historia de Espana），马德里，1955年，I/II，293-304页。

【23】C·桑切斯-阿尔博诺斯，《西班牙中世纪制度研充》（Estudios sx）-

bre L.as Institnciones Mediecales Espunoles），墨西哥，1965年，

797-799页。

124】埃琳娜·洛里（Elena Loarie），《-一个为战争组织起来的社会：中世纪西班牙》（A Society（Organized for War:Medieval Spain），载《过去和现在），第35号，1966年12月，55-66页。这篇文章对西班牙中世纪历史学研究的主要线索的某些方面提供了一个充实的总结。

【25】G·杰克逊（Jackson），《中世纪西班牙的形成》（The Making of Mediaeval Spuin），伦敦，1972年，86-88页。

【26】A·H·德·奥利韦拉·马克斯（de Oliveira Marques），《葡萄牙中世纪社会）（ASociedade Medieul Portuguesa），里斯本，1964年，

143-144页。

【27】阿尔曼多·卡斯特罗（ArmandoCastro），《葡萄牙与那个时代的欧洲》（Portugal nu Europa do sen Tempo），里斯本，1970年，135

138页。

第三章最北方

从“黑暗时代”起的斯堪的纳维亚人社会结构的特有特征和发展途径，对历史唯物主义而言，构成了一个令人迷惑的问题。而对于欧洲地区性发展的任何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类型学的必要把握而言，它经常是太被忽视了【】。在这里，很少有篇幅探讨这个复杂和文献不足的问题。但是，简要描述一下这个地区的早期发展，对于理解瑞典后来在早期近代欧洲历史上起到的关键作用，是重要的。

作为开场白，只要说斯堪的纳维亚的“特殊性”的基本历史决定因素是北欧海盗的社会结构的独特性质，就足够了。

它与这个大陆的其余部分，从整个地带上来说是分离的，斯堪的纳维亚当然完全处于罗马世界之外。与罗马帝国边境的军团和商人们没有接触，这使它的部落人口的生活在“罗马和平”的几个世纪中没有被破坏或受到外来刺激。虽然蛮族人侵在4、5世纪的大浪潮中间，包括了许多源出斯堪的纳维亚的民族，如闻名的哥特人和勃艮第人【21，但这些民族在闯入罗马帝国之前，已经在波罗的海对面的其他日耳曼民族中定居了很长时间。因而斯堪的纳维亚本身完全没有接触到古代世界崩溃这个重大事变。因此到“黑暗时代”晚期，在法兰克人或伦巴德人对罗马西部的前省份已统治了三个世纪之后，相

应的社会进化和综合已经产生了充分发展的封建主义的基础，而最北方的社会结构仍保存着未被触动的、像塔西佗时代的日耳曼部落社会一样的原始内部模式：持有武器的农民阶层（bondi），一种农民一武士的自由人会议（thing），一个由部族中优秀者组成的领导阶级【由酋长（jarl）领导】，一个进行袭击性出征的扈从体制（hirdh），一个不明确的、半选举性质的国王权力【3】。到8世纪，这些原始状态的斯堪的纳维亚人社会，又成为“恢复了”的加洛林帝国的蛮族边民之一，其时，帝国已沿着一条邻接当代丹麦的边界，越过北德意志扩张到了萨克森。由接触所引发的一场突然的和灾难性的蛮族人侵的再度出现，就像那次向南横扫式地袭击了罗马帝国那样。从8到11世纪，北欧海盗团伙蹂躏了爱尔兰、英格兰、尼德兰和法兰西，劫掠远至西班牙、意大利和拜占庭。北欧海盗定居者在冰岛和格陵兰殖民；北欧海盗士兵和商人在俄罗斯创立了第一个领地国家。

这些侵略经常好像是对基督教欧洲的“第二次攻击”。事实上，它们的结构与那次使西方的古代世界终结的日耳曼蛮族入侵是截然不同的。首先，它们不是真正的“民族大迁徙”，因为整个民族没有一起跨地区迁移；它们是海上出征，在人数上极为有限。近来的学术研究大大缩小了北欧海盗袭击团伙惊恐的受害者们所作的夸大的估计。大多数劫掠队伍的兵力不超过300到400人；在9世纪曾经进攻英格兰的最大群体人数也少于1000人【4】。第二，从本质上而言，北欧海盗的扩张在特点上明显是商业性的，他们的海上出征的目标不只是定居的土地，还有货币和商品。他们洗劫了他们路过的一些市镇，但是他们也建立和建设了多得多的市镇，这与他们的先

辈们正好相反，因为市镇是他们贸易的中心。并且，这种贸易的中心交易物是奴隶，奴隶从整个欧洲，但主要是从凯尔特人的西方和斯拉夫人的东方被俘获和运输到这里。当然，必须区分挪威人、丹麦人和瑞典人在这个时代扩张的各自模式；其间的区别远比他们之间细微的地区差异大得多【5】。挪威北欧海盗在海外最西侧的出征似乎是由于他们多山的故土的土地缺乏所迫；他们除了单纯的掠夺外，特别寻求定居的土地，不管其环境是多么不适宜居住，在袭击了爱尔兰和苏格兰之外，是他们在荒凉的法罗群岛（Faroes）移民，发现了冰岛并在那里殖民。丹麦人的远征在中部，他们是通过由类似国王的指挥者训练出来的有组织得多的进攻，征服了英格兰东北部和诺曼底并定居下来，创建了更为集中和更为等级化的海外社会，用以勒索财富和保护金（如丹麦金），并花在当地以建立起稳固的领土占领。瑞典人的海盗扩张在最东侧，在另一方向，其导向主要是商业性的；瓦朗吉亚人深入到俄罗斯不是寻求土地定居，而是要控制通往拜占庭和穆斯林东方的河流贸易通道。典型的北欧海盗在大西洋上建立的国家【奥克尼群岛（Orkneys）、冰岛或格陵兰】是定居的农业社会，而瓦朗吉亚人在俄罗斯的国家则是个商业帝国，它基本上是建立在向伊斯兰教世界出售奴隶的业务上，最初是通过哈扎尔人（Khazar）

和保加尔人（Bulgar）的可汗国（Khanates），后来就直接以基辅作为中心市场。

瓦朗吉亚人在斯拉夫人东方的贸易已达到这样一个规模，如我们已看到的，它创造了一个在整个西欧被长久使用的关于奴隶的新词语。它的重要性对瑞典特别大，因为瑞典的斯堪的纳维亚人掠劫的这种形式明显地专业化了。但是这种

俄罗斯交易本身，只不过是北欧海盗扩张的普遍和基本特征的一个地区性集中体现。在冰岛本地——基辅遥遥相对的一极，祭司族长（godar）的地产从最初就由从爱尔兰抓获和运来的凯尔特人奴隶耕作。对北欧海盗在整个欧洲抓捕奴隶的完整规模和模式，还要进行充分的历史研究【6】。但是我们在这里的目的是，指出最需要而又常常最少被强调的一点，即奴隶劳动的普遍使用在斯堪的纳维亚故土内部的关键性影响。这种在海外的掠夺性商业的结果是一种矛盾现象，即在故土保存了北欧海盗社会的大部分原始结构。因为斯堪的纳维亚的社会结构是基于在欧洲最后广泛和正规地使用奴隶劳动。

“奴隶本身是北欧海盗在故土生活的基石。”【】部落社会在社会分化的最初阶段的典型模式，如我们已看到的，是一个其土地由俘获的奴隶耕种的战士贵族阶层的统治。正是这种外来强制劳动的存在，才使一个贵族阶层和一个本地的自由农民阶层能够共存，组成亲属关系的部族。一个土地贵族的出现所必需的剩余产品劳动力还不是非要从贫穷的亲族那里榨取不可，因而奴隶制在这个阶段通常成为对抗农奴制的一个“保障”。北欧海盗的社会结构中有着外来奴隶（thralls）的不断输入和补充，因而没有经历任何趋于封建依附制和束缚劳动力的真正发展倾向。它们仍保持着极有活力的原始部族社会，其中，冰岛在中世纪欧洲遥远的北方乐土（hyperborean）的边缘上提供了一个英雄的榜样。到12世纪，斯堪的纳维亚的农民村落保持着一种极为接近于1世纪的日耳曼民族的社会模式：每年向每户人家集体分配条形田地，这种分配根据约定俗成的标准，在它自己据习惯治理的一个司法社团之内进行【8】。

一种正规类型的公共土地——森林、草地和牧场由村社或邻

近的社团分享。完全的个人财产要经过四代或六代人甚至更久拥有才被承认，并通常被限制在显要人物之中。一个普通的持有武器的农民也许有3个奴隶的劳动力，一个贵族也许有30个奴隶【9】。两者都参加自由部族人的集会（thingar），它是由一系列层次组成的，从“百户”（hundred）这一层向上，实际上由当地的“优秀人物”控制，然而这些人代表了整个乡村社会，并且能够像塔西佗时代那样，对贵族们的动议行使否决权。为维持供给战船的海军征募是由所有自由人负担的。国王的王朝被危险和不稳定的继承机制所削弱，新补缺的国王们必须由一个地方的自由人部族集会“选举”，以使他们的继承王位得到确认。北欧海盗在海外的抢掠和俘虏、出售奴隶，就这样保留了在故土上相对的部族自由和司法平等。

在3个世纪的海外袭击和殖民定居之后，北欧海盗扩张的动力最终随着1066年挪威人最后一次大规模地进攻英格兰而告结束，在这次进攻中，哈拉尔·哈德拉达（Harald Hardrada）——曾经为拜占庭当过瓦朗吉亚人的指挥官，在斯坦福桥（Stamford Bridge）被打败并战死。有象征意义的是，这次远征的果实在3个星期之后就被诺曼人在黑斯廷斯摘取，诺曼人是在欧洲封建主义的新的军事和社会结构中造就了自身的一个丹麦人的海外社会【10】。原始的北欧海盗入侵已经加入到了加洛林帝国在9世纪的瓦解所形成的封建主义结晶中。它现在已经改进和锻炼成为一种全面的制度化系统，证明比起临时召集的、任意冲击的传统北欧海盗所进行的战役要具有决定性的优势。重装骑士征服了英格兰，在那里，长型战船已被击退了。此后，在最北方和西欧其余地区的力量关系对比就倒转过来了：西方封建主义对斯堪的纳维亚施行了

缓慢和持续的压力，逐渐按自己的模式改变了它。在开头，北欧海盗海外扩张的停止本身，就不可避免地在斯堪的纳维亚内部导致激烈的内在变化。因为它意味着奴隶劳动力的供给现在实际上已停止了，随之旧的社会结构不断瓦解【11】。因为一旦不再有从海外得到的强制劳动力的不断补充，社会分化只能以将持武器的自由人农民逐步从属于当地贵族来进行。一个由依附佃农耕种土地的强有力的贵族阶层出现了，现在它的社会权力是在领地上而不是在海上。这个进程的必然结果是国王统治逐步稳固和区域性的酋长转变为地方上的长宫，并使地方自由人集会的事务从属于他。基督教逐步传入斯堪的纳维亚，皈依直到12世纪晚期才完成，这在任何地方都有助于和加速了从传统的半部落社会向君主制国家体制的转变：北欧人的原始异教一直是旧的部族秩序的当地意识形态，自然也随之一同衰落了。这些内部变化在12世纪已经明显了。在13世纪，欧洲封建主义对北方全面的外来影响在邻近大陆的地方起到了作用。首先，在1134年的福特维克（Fotevik）战役中成功地使用了重装骑兵，当时德意志的雇佣军骑士在斯堪尼亚（Scania）显示了他们的威力。但是直到1227年中世纪最强有力的斯堪的纳维亚统治者瓦尔德马尔二世（Waldemar IH）的丹麦军队在博恩赫费德（Bormhoved）被北部德意志王公的一支军队所击渍——这是因为后者骑兵战术的优越性——才使得封建主义的军事组织最终连同它所有的社会影响产物移植到了北方【12】。1253年，石勒苏益格成为丹麦君主授予的第一个正式封建采邑。纹章盾徽、爵位体系和授封骑士典礼不久随之进行。在1279-1280年，瑞典贵族获得了法律上的免税权（fralse），作为向君主负有正式的骑

士军役（rusttjanst）义务的交换。它由此成为沿用大陆家系的一个分离的法定阶级，由君主统治者授予采邑。地方上的贵族们结合为一个封建贵族阶层，随之而来的是在所有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中农民状况在晚期中世纪萧条的几个世纪中的持续恶化。到1350年，自耕农只拥有挪威土地的五分之二【13】。

在14世纪，瑞典的贵族禁止以前的持武器自由人阶级佩带武器，尽力将他们束缚在土地上，通过法律要求对流浪的农村人口实行强迫劳役【14】。自由人集会降低到仅具有有限的司法职能，中央政治权力被集中在一个大贵族会议中，它典型地统治着这个时期的中世纪政治实体。这种向大陆模式发展的趋势，到卡尔马联盟的时候就明白无误了；1397年该联盟正式将三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联合为一个单一国家。

然而，斯堪的纳维亚的封建主义因为其开始很晚，所以从来没有成功地完成其结构。它未能完全消灭强有力的独立农民的乡村机构与传统，它们的民众权利和农民集会在乡村仍是一种活生生的记忆。这种北欧人例外论有一个更为关键性的决定因素：这个地区的大多数地方在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曾完全免遭外来侵略，因此，与封建战争共生的不断磨难常常造成贬损农民自由权利的后果的情况，就要比其他地方少得多。丹麦代表了一种特殊的情况，因为它是大陆主体的一个延伸，因而就远为多地受到德意志人的影响和入侵——通过边界地带石勒苏益格一荷尔斯泰因进行一—变得与它帝国内地的社会模式十分接近予一致。即使如此，丹麦的农民阶层甚至晚至17世纪也没有完全成为农奴，在此之后一百年又被解放了。挪威最终落到哥本哈根的统治之下，由一个讲丹麦语的贵族阶层所控制，但保留了更为传统的农村结构。

然而，正是瑞典代表了晚期中世纪时代斯堪的纳维亚社会结构一般类型的最纯粹的例证，因为在整个这个时期，它是这个地区最落后的国度【15】。它是保留奴隶制到最后的一个国家，实际上奴隶制一直维持到14世纪早期，只是在1325年才正式废除。它是最后一个基督教化的国家，也是最后一个形成统一君主制的国家，而且君主制比它的邻国要虚弱。当骑士军役在13世纪晚期被引入时，它没有获得如在丹麦那样的压倒性优势，这既是因为瑞典高纬度地区的战略隐蔽地位，也是因为当地的地形：覆盖着森林、湖泊和河流的地形，对于乘马骑士通常是不适宜的。因而农村的生产关系从未完全封建化。到中世纪末期，尽管有贵族、教士和君主的侵占，但瑞典的农民阶层仍拥有这个国家耕地面积的一半。虽然这些耕地后来被国王的律师们宣布为君主的“直属领地”（dominium directum），并以租约和地块划分的王室规定被限制起来【16】。

但在实际上一个广阔的自主地区域只是向国王纳税，而没有更多的租税和劳役。农民耕种土地的另一半归君主、教会和贵族所有，向他们各自的地主缴封建租税和服劳役。瑞典的贵族们宣称他们自己在15世纪末是“他们自己农民的国王

【1483年的《卡尔马条令》（Recess of Kalmar）】，并在17世纪确认农民作为一个阶级是“从属的卑下阶层”（mediate subdi-

ti）【17m，但是在实践中，基于阶级力量的实际对比，还是从来没有让这些宣言顺利实施。因为正式的农奴制从未在瑞典建立，领主司法权是完全没有见到的；法庭不是国王的就是民众的。庄园法规（gardsratt）和监狱只是在17世纪短短的10年间才变得重要起来。因而并非偶然的是，当等级会议（Es-

tates）制度在近代早期出现时，瑞典是欧洲唯一的农民阶层在

其中有代表的主要国家。农村生产关系不完全的封建化，反过来不可避免地限制了贵族政体本身的作用。封地采邑制度是由德意志引进的，但从未能再现那种严格的大陆模式，而是传统的君主行政官员中任命的首要贵族，随着王权的区域权力下放，被结合到采邑中，但是这些封地行政区仍是可以由君主统治者废除的，没有成为授予它们的贵族的世袭准财产【1s】。然而，缺乏明确的封建等级制并不意味着在它的顶端有特别强有力的君主，相反，像欧洲在那个时代的其他地方那样，它标志着这个政治实体的王权顶端的极度虚弱。在中世纪晚期，瑞典没有具有统治权力的王权，而是在14和15世纪倒退到由一个大贵族的会议进行统治，而名义上由在哥本哈根的一个丹麦人王朝统治的卡尔马联盟，则为大贵族们提供了一个便于利用的遥远的掩护其实际统治的依据。

注释

【1】在一段著名的评论中，赫克舍尔（Hecksher）曾经说：“次要国家”没有权利指望它们的历史被普遍研究。他认为，“每项历史研究都应该导致发现普遍规律，或是分辨出一种主要的发展机制”，他认为，像瑞典这样的国家的发展的重要意义，只是限于丰富并确认一种更广泛的国际模式，其余的在效用上可以忽略：“让我们不必把科学的任务搞得复杂化。”【E·赫克舍尔，《铁的历史的伟大一章：瑞典的垄断》（Un Grand Chaptier de L’Historie du Fer），载（年鉴）（Anmales）第14号，1932年3月，127页。】事实上，历史科学的任务不能被认为，如果一个地区与其被公认的许多范畴相矛盾时，就可以将它忽视而置之不理。斯堪的纳维亚的发展不只是一个特殊的范畴，可以任意加在一个社会结构的数目可多可少的目录之中，相反，它是非常背离有关欧洲封建主义所有主要理论的一般训条的，不管是在中世纪还是近代早期。

【2】也许分别源自哥得兰（G6tland）和波恩霍尔姆（Bornholm）。

【3】新近有关非斯堪的纳维亚语言的一个有力论述是格温·琼斯（Gwyn Jones），《北欧海盗史》（AHistory of the Vikings），牛津，

1968年，145-155页。科恩认为，出征队制度（hirdh）是后来在10和11世纪盎格鲁一丹麦人的创新，随后再传回到斯堪的纳维亚。这是个独有的观点，见《日耳曼人扈从制度的限度》（Die Grenzen der germanischen Gefolgschafe），43-47页。

【4】P·H·索耶（Sawyer），《北欧海盗时代》（The Age of Vikings），伦1敦，1962年，125页。这是这整个论题最认真和有说服力的研充，虽然它关于斯堪的纳维亚人在故土的社会结构说得最简短。

【5】见吕西安·缪塞，《入侵，对基督教欧洲的第二次攻击（7到11世纪）》（Iles Inzasions:Le Second Assant contre I.’Europu Chretiennes，VIeXIe Sicles），巴黎，1965年，115-118页。约翰内斯·布伦斯泰德（JohannesBronsted），《北欧海盗》（The Vikings），伦敦，1967年，31-36页。与之类似，虽然讨论得不那么充分。

【6】E·J·布朗伯格（Bromberg），《威尔士与中世纪奴隶贸易》（Wales 1

and the Mediaeval Slave Trade），载《观察》，第17卷，第2号，1942年4月，263-269页。他考虑到了在爱尔兰海区域北欧海盗的作用，并对早期中世纪基督教会对这种贸易的态度作了一些强有力的指责与判断。

【7】琼斯，《北欧海盗史），148页。对斯堪的纳维亚奴隶制最充分的论述是由P·富特（Foote）和P·M·威尔逊（Wilson），《北欧海盗的成就》（The Viking Achievement，伦敦，1970年）65-78页中提供的。这本著作正确地强调了奴隶劳动对于北欧海盗社会经济与文化成就的关键重要性，78页。

【8】吕西安·缪塞，《中世纪的斯堪的纳维亚人民》（Les Peuples Scan-1

dinaves all Moyen Age），巴黎，1951年，87-91页：对于仅限于其他西方语言的那些著述而言，这部优秀的著作远超过其他有关中世纪斯堪的纳维亚的最好论述。缪塞提到，甚至在挪威和冰岛，在那里有着分散的定居地和季节性放牧迁徙的草原农业，有一个扩展的“邻接的”社会来重新分配可耕土地和分享草原地。

还有对斯堪的纳维亚的“奥达尔”（odal）土地保有制和它的多重杜会含义的极为有趣的讨论，见A·古列维奇（Gurevich），《中世纪盛期关于财产的表述和态度》（Representations et AttitudeaL’

Egard de la Prepriete pendant le Haut Moyen Age），载《经济、社会

与文化年鉴》，1972年5-6月，525-529页。“自由地”（allod）这个用语可能在语源学上与“odal”有换位构成的联系；总而言之，自主地的所有权的界限是以·种极端的形式，由北欧海盗的“o-

dal”拥有权所表明的。

【9】琼斯，《北欧海盗史》，148页。

【10】他们从海上发动一场成功的封建侵略的本领，当然是借助于他们的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出身。

【11】在冰岛奴隶制最后消失是在12世纪，在丹麦是在13世纪，在瑞典是在14世纪。富特与威尔逊：《北欧海盗的成就），77-78页。

【12】埃里克·伦罗特（Erik L6nroth），《波罗的海国家》（The Baltic Countries），载《剑桥欧洲经济史》，第3卷，剑桥，1963年，372页。

【13】富特与威尔逊，《北欧海盗的成就》，88页。

【14】缪塞，〈中世纪的斯堪的纳维亚人民》，278-280页。Fralse的意思是“自由人”，原来是“奴隶”的反义词，当时它在习惯上应用于

“bondi”这个农民阶级。这个词的语义变换为概指贵族的特权，相当于加在农民头上的义务，集中表现了中世纪晚期斯堪的纳维亚的整个社会发展。见富特与威尔逊，《北欧海盗的成就），

126-127页。

【15】13和14世纪瑞典的土地法律，显示出一个在许多方面仍然与塔西佗在1世纪时对德意志的叙述中的描写惊人类似的社会。其间，两个主要的不同之处是部落的消失和一个中央国家政权的存在；K·维雷尔（Wuhrer），（瑞典的地方权利与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Die schwedischen landschaftsrechte und Tacitus’Ger-

mania），载《萨维尼基金会法律史期刊》（德国部），第89期，1959年，I-52页。

【16】这些限制为奥斯卡·比耶林（Oscar Bjurling）所强调，见（古代瑞典的农业政策概况》（Die altere Schwedische Land wirtschaftspolitik im Uberblick），载《农业史和农业社会学杂志》（Zeitschrift firA.

grargeschichte and Agrarsociologie），Jg 12，Hfl，1，1964年，39-41页。但是它们没有改变小土地所有农民阶层的根本重要性，从任何方面比较而言都是如此。

【17】关于佩尔·布拉厄（Per Brahe）的这句名言的影响，见E·赫克舍尔，《瑞典经济史》（An Econoric History of Suweden），美国坎布里奇，1954年，118页。

【18】i克尔·罗伯茨（Michael Roberts），《早期瓦萨王朝》（The Eurly Fases），剑桥，1968年，38。吕西安·缪塞，《中世纪的斯堪的纳维亚人民》，265-267页。

第四章封建化的动力

西欧封建主义出现于10世纪，在11世纪扩张，在12世纪晚期和13世纪达到顶峰。在探讨了它在主要西欧国家中建立的不同途径的某些方面后，我们现在可以研讨它所体现的显著的全面经济与社会的进步【1】。到13世纪，欧洲封建主义已产生一种统一而发展了的文明，标志着比起“黑暗时代”初始的、拼凑而成的社会的巨大进步。这种进步的标志是多重的。其中首要和最基本的是封建主义产出的农业剩余产品的大飞跃，因为新的农村生产关系使农业生产率有了明显的增长。技术革新是这种进步的物质手段，主要是使用耕地的铁犁，用于牵引马的牢固挽具，用于机械动力的水磨，用于土壤改良的泥炭肥料和三田农作物轮作制。这些发明对中世纪农业的巨大意义，其中由教会在这之前造成的意识形态的转变，都有着很大的重要作用，这是无可置疑的。但是，不应该将它们孤立地看作这个时代经济史中的神灵和决定性的变量【2】。事实上很清楚，这些改进的单纯存在并不能保证它们的广泛利用。确实，从它们在“黑暗时代”初期的零星出现到它们在中世纪构成一个明确普遍的体系，经历了两个世纪或三个世纪的时间【3】。因为，正是只有新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形成和巩固，才能使它们在一个普遍的规模上发挥作用。只有

当一个发展了的封建主义在农村完全形成之后，它们才能被广泛运用。是生产模式本身的内部的动力，而不是作为其物质表现之一的一种新技术的出现，才是应当寻求的农业进步的基本原动力。

我们在开头已经看到，封建生产模式被定义为，除了其他特点外，它是一种财产的阶梯等级制，因而它从来不能相互划分为单纯的和可交换的单位。这种组织化的原则在骑士这个层次上就产生了宗主的直属地和可收回的封建采邑：在农村这个层次上，它决定了土地划分为自营地和农民份地；对于它们领主的权利也有着程度上的差别。正是这种划分在封建生产方式上形成了领主与农民之间阶级对立的双重形式。在一方面，领主自然谋求在他的庄园尽量扩大劳役和在庄园外的农民条田中收取的实物租税【4】。封建贵族在他的自营地上达到的组织程度，对于应用新技术经常有着关键的重要性。这其中最明显的例子，是由布洛克以丰富的文献证明的，即水磨的引进：它需要有一定面积的贮水才有利可图，于是就产生了第一个和历时最长久的领主使用税（banalite）或剥削性的垄断权——当地农民有义务将他们的粮食在领主的磨坊碾磨【51。在这里，封建领主确实如马克思所说的，是“生产过程和整个社会生活过程的指挥者和统治者”【6】。换言之，就是农业进步的一种功能性的必需。当然在同时，这种进步是以磨坊拥有者的压迫性利润和被奴役小农的牺牲而获得的。其他

“使用税”在特点上更是纯属罚没性的，但是大多数是源自对贵族控制的生产上的优越工具的强制性使用。“使用税”在整个中世纪期间深受憎恨，经常是农民起义中民众攻击的首要目标之一。领主在管理和监督生产过程中的直接作用，当然

随着剩余产品本身的增长而下降：从早期起，管家（reeve）和执事（bailiff）就开始为已在经济上成为寄生者的高级贵族管理大地产。但是在这个大贵族阶层之下，较小的贵族和代理的中间人则典型地按照财产所有者的意愿，尽力为更大的产量而严厉地压榨土地和劳动力；而这个阶层的社会和经济重要性就在中世纪时期趋于稳步上升。从1000年起，由于为保护贵族财产不被分割而制定了新的继承模式，贵族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得到了巩固，它的所有阶层对消费优雅、舒适和奢侈的用品的爱好和欲望都大为发展，这对从农村供给的扩大起了强有力的刺激作用；加之引入了新的如人头税（taille）之类的苛税——首先在11世纪末向农民阶层征收。在这个时代，领主在封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一个典型征象，是12世纪葡萄种植的传播。葡萄酒是一种上层人士的饮料，而葡萄种植园是特有的贵族投机事业，包含有更高级的有技艺的劳动，并比粮食作物更有利可图【7】。更为普遍的是，在作为一个整体的庄园体制中，在自营地上的净生产率也许比在它周围的农民份地要高得多【8】，其原因不只是统治阶级占据了最好的土地，还有它的剥削在经济上的相对合理化。

在另一个方面，是直接生产者阶级自身大规模地推动了中世纪农业的发展。因为在西欧出现的封建生产方式一般提供给农民阶层极少的空间，可在庄园制度的严苛限制的范围之内，按他们自己的意愿增加产量。典型的农民必须在领主自营地上提供劳投租，经常达到一星期三天，还有许多附加的义务；然而他在这个星期的其余时间里可以自由地努力增加他自己条地上的产量。马克思观察到了这点：“直接生产者自己支配的每周其余几天的生产效率，却是一个可变量。这个

可变量必然随着他的经验的增多而得到发展……因此，这里已经有了某种经济发展的可能性。”【9】从农民份地生产中征收的封建租税本身趋于具有某种常规性和稳定性，它们的习惯性特征只有在当地两个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激烈变化的时候才会被领主们改变【10】。因而，由于提高生产率的结果，而创造的剩余额的增长就归于直接生产者。盛期中世纪的显著特点是谷物耕种的稳步扩大，是小麦这种更好的庄稼在这个过程中取代了其他作物，这主要是以面包作为经常性食物的农民的劳动造成的。还有，逐步转而用马拉犁，这比以前用牛更快和更有效率，也许花费也更多。越来越多的村庄开始拥有锻铁炉并在当地生产铁制工具，而分散在农村的手工匠人也发展起来了【ul】。技术设备的改进就这样形成了，它使得在贵族自营地上服劳役的需求降低，使农民在他们自己份地上的劳动投入相应增长。然而在同时，当人口随着中世纪经济的扩展而增长时，农民占有土地的平均面积因为分割而逐步缩小了，从9世纪的大约人均100英亩左右下降到13世纪的20或30英亩【12】。这个进程的一般后果是在村庄中加速了社会分化，主要的分界线在于拥有耕畜的家庭和没有耕畜的家庭之间；开始出现的富农（kulak）阶层常常获取了村庄内农业进步的大多数好处，并常常将最贫穷的农民降低到为他们工作的依附劳动者的地位。但是，无论富有的还是贫穷的农民在结构上都是与盘剥他们的领主对立的，两者之间持续的、缺乏记载的租税斗争，在整个封建时代都在进行（偶尔爆发为公开的战争，当然在我们讨论的这些世纪里，整个说来这不是经常的）。农民抵抗的形式是非常多样化的：向公共法庭申诉（在它存在的地方，如英格兰）反对领主过分的要求，集

体不服从劳役（原始的罢工），为直接降低租税施加压力，在产品重量和土地丈量上玩弄手段【13】。领主不管是世俗的还是教会的，对于他们而言则依靠法律杜撰新的租税义务，直接用强制性的暴力来获取租税的增长，或是夺取公社的或有争议的土地。这样，租税斗争就能从封建关系的任何一极（领主或农民——译者）发动，两者要求的结果都是趋于刺激生产率增长的【14】。实际上，领主和农民两者的斗争进程，其总体后果都是推动了整个农业经济的进步。

社会斗争的一个领域在其后果上对于这种生产方式的发展特别重要。对土地的争夺在某种情况下自然有着地方特点，在那里，村庄公共土地决不是基本的农业土地，并且大量地区的土地是原始森林、沼地或荒野。因而在中世纪开垦和改造未耕种的土地是农业经济扩张的最有成果的唯一方式，并且是封建农业改进生产能力的最富戏剧性的表现。事实上，占领和殖民新土地的一个巨大运动从1000年到1250年间已发生了。领主们和农民们都积极有力地参加了这个势不可当的进程。农民的土地清理一般是在耕地的已有边界外零星扩展的，以牺牲周围的树林或牧场为代价。贵族的开垦通常是较晚和较大的事业，动用了较大的资源去把更困难的地带变为农用地【45】。最艰巨的将遥远的荒地变为农用地的工作，是一些大修道院教团做的，首先是西斯特教团，他们在边疆的修道院为罗马教会反自然主义的益处提供了实实在在的证明。一个修道院的生命期不像一个贵族，它不必追求艰难的开垦必须在一代人之内收回劳动投资；最遥远和最难对付的地区要变为耕地或牧场，需要长期的经济规划，因而通常由宗教团体来承担。然而另一方而，这些教团常常对农民特别

具有压迫性，因为教士团体比起经常去进行军事征讨的骑士或贵族，更固定地居住在地产上。互不相容的压力和权利主张从对新的土地的竞争引发出来，这是关于上地的阶级斗争的一种进一步的形式。在一些情况中，为了获得开垦森林和荒野的劳动力派遣队伍，贵族就将农民从奴役地位中解放出来：为了主要的事业，他们的代理人或承租人一般不得不许诺特别豁免封建义务以招募人员。在其他情况中，农民的土地清理成果后来被贵族们夺走和占为己有，在土地上的小土地占有者因此被降为被奴役的小农。

在12世纪晚期和13世纪，更为普遍的、充满尖锐对立的运动在西欧的农村社会可以被观察到了。一方面，自营地缩小，自营地上的劳役在大多数地区减少了。明显的例外是英格兰。在领主的地产上变得更为常见的是以工资支付的季节性劳工，而不是规定的习惯性义务，将庄园的保留地出租给农民佃户的现象大为增加，直接的家庭耕作也就相应减少了。

在某些地方，特别是在大约相当于法兰西北部的地方，农民和村庄的公社从急于将自己的财产换成现金的领主那里购买到了自治权16】。另一方面，这同一个时代也经历了重新掀起的农奴化浪潮，它剥夺了以前是自由人社会群体的自由权利，并借助于新的苛刻精确的法律定义取消其自由，还有从11世纪晚期起系统贯彻“教会圣职领地（glebe）农奴制”的教条。自由农民的占有地，虽不像被奴役小农的佃地那样可以被分割和继承，但在教会的压力下它们在许多地区消亡了，转变为依附的租佃地。在这个时代，自主土地普遍减少和消失，封建采邑制进一步扩展【17】。这些互相冲实的农业趋势，都体现了关于土地的未见记述的社会斗争，给那个时代的经济注入了活

力。它们是隐蔽的，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无休止和不安定的紧张关系，也是社会的军事霸主和在他们之下的直接生产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它们隐藏在12和13世纪中世纪大扩张的后面。

这些西欧封建经济固有的推动压力的基本结果，是总产量非常大的增长。每英亩产量在自然耕作下的增长，对整个大陆的规模而言，是不能计量的，因为不可能得出任何平均的比例；这是由于气候和土壤的多样性，虽然几乎在任何地方增长无疑都是很大的。但是，对产量上的进步，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更精确地估计出来的，如果历史学家保持谨慎的话。杜比的统计是，在9到13世纪期间，收获与播种平均的比例至少从2.5比1增长到了4比1，收获中由生产者支配的份额因而实际增加了1倍；在18和19世纪大进步之前，一个生产率的巨大变化是为历史上所仅有的，是发生在加洛林时代和13世纪初之间西欧的乡村……中世纪农业在13世纪末达到的技术水平，相当于紧接着农业革命之前的年代。”【18】生产力的戏剧性飞速发展，接着引发了一场相应的人口膨胀。在950年到1348年之间西欧的总人口大概增长了1倍还多，从约2000万人增长到了5400万人【19】。据统计，平均寿命期望值，从罗马帝国时的25岁左右，上升到了13世纪封建英格兰的35岁【20】。正是在这个多重化的社会当中，商业在“黑暗时代”的长期衰落后复兴了，更为众多的市镇，作为地区性市场的交会点和制造业的中心，兴起和繁荣起来了。

这些城市飞地的兴起是不能与它们周围农村的潜在影响分离开来的。在对中世纪盛期的任何分析中，将这两者脱离开是很不正确的【21】。一方面，大多数新市镇在起源上是由封

建领主创立或保护的，对于他们而言，一个自然而然的目的是垄断地方市场，或将长途贸易集中在他们庇护之下，以从中捞取利润。另一方面，从1100年到1300年谷物价格的急剧上升（约达到百分之三百），提供了有利的通货膨胀基础来出售所有的城市商品。但是，一旦在经济上稳固和发展了，中世纪的市镇不久就获得了一种相对的自治权，它采取了一种明显的政治体制。它们最初由领主的代理人（英格兰）或住在其中的小贵族（意大利）统治；后来就推举出特有的正式城市贵族，大部分是从以前的封建主代理人或成功的商人和制造商阶层中吸收的【22】。这些新的城市贵族阶层控制了城市经济，其中，生产本身由行会进行严格管理，行会是在12世纪最后几十年中普遍出现的。在这些自治体内，手工业生产者和生产资料之间没有分离，小作坊的师傅们构成了直接处于商人一制造商寡头统治之下的平民群众。只是在佛兰芒人（Flem-ish）的和意大利的市镇中，挣工资的城市劳动者阶级才相当规模地出现在这种手工业者之下，并有着与其分离的一致性和利益。自治市镇政府的模式，根据与城市有关的“制造业”或“商业”活动的相对比重而各有不同。在前者具有中心重要地位的地方，手工业行会最终赢得了在城市政权中某种程度的参与权，如佛罗伦萨（Florence）、巴塞尔、斯特拉斯堡（Stras-

burg）、根特（Ghent）；而在后者有着决定性的支配地位的地方，城市当局通常完全掌握在商人手中，如威尼斯（Venice）、

维也纳（Vienna）、纽伦堡（Nuremburg）、卢卑克（Lubeck）【23】。

大规模的制造业主要集中在两个人口稠密的地区弗兰德尔和意大利北部。毛纺织业自然是主要的增长领域，卧式脚踏织机的引进可能使生产率增长到3倍以上。但是，中世纪城市

资本所获取的最大利润，无疑是来自长途贸易和高利贷。既然自然经济继续占优势地位（虽然在缩小），而欧洲的交通和通讯网仍处于原始状态，因而在不完善的市场中贱买贵卖的机会就比例非同寻常地有利可图了。商业资本只要在使用价值的各个单独领域充当中介，就能获得很高的利润【24】。从12世纪到14世纪早期，香槟（Champagne）市集系统将低地国家与意大利联系起来，成为这些地区间交易的著名中枢。再者，经济和政治在结构上的融合，确定了封建生产方式必须不局限于只是领主榨取农业剩余产品。有着军事一政治特点的超经济强制，同样为城市贵族寡头在统治中世纪市镇时自由地利用：用武装征讨来强制实行垄断，用惩罚性的攻击来反对竞争者，出兵征收通行税和对邻近的农村征税。这种政治暴力被应用来强行控制生产和交换的情况，在意大利城市的并吞主义中当然达到了最高程度，它们以贪婪的征服和勒索从被征服的农村城郊居民那里获得粮食和劳动力。在伦巴底或托斯坎尼，城市出击的反领主特点并不使它们在严格的意义上成为反封建的；不如说它们是那个时代典型的剩余产品榨取的普遍机制的城市形式，它们的矛头所指，是与之竞争的农村同行。然而，在总的中世纪经济中，这些自治的城市公社无疑代表了一种先锋力量，因为只有它们才独有地致力于商品生产，并完全建立在货币交换的基础上。确实，很具规模的利润是得自商人们的另一大营利职业，在这方面，他们在那个货币普遍稀少的时代起到了导向的作用。城市贵族财富的顶峰是在银行界，在那里，从对缺少流通现金的王公和贵族的敲诈性贷款中可以赚到数额巨大的高利率利息。“高利贷好像是生活在生产的缝隙中，像伊壁鸠鲁（Epicurus）的神生活

在世界的空隙中一样，”马克思评论说，“商品形式越没有成为产品的一般形式，货币就越难获得。因此，高利贷者除了货币需要者的负担能力或抵抗能力外，再也不知道别的限制。”【25】

但是这些活动的“寄生”特点，并不必然使它们在经济上是非生产性的，在制造业或运输业上有成果的投资渠道常常是从高利贷的丰满河流中涌出的。金币在13世纪中期又回到了欧洲，1252年在热那亚和佛罗伦萨同时铸造了雅努阿里乌斯和弗罗林，就是这些城市商业活力的辉煌标志。

正是它们恢复了封建欧洲在周围海域的控制权，这是对它的发展的一个起决定作用的赐予。中世纪的城市经济自始至终与海上运输和交易是密不可分的，在欧洲北部和南部，两个大的地区性中心都紧邻海岸也并非偶然。意大利市镇兴起的首要前提条件，是在11世纪早期清除了伊斯兰教徒的舰队，并在西地中海建立了海上霸权。接着是两个进一步的国际性重大进展：随着第一次十字军的胜利，控制了东地中海；

从地中海到英吉利海峡开辟了经常性的大西洋贸易航道【26】。

正是热那亚和威尼斯的海上霸权，确保了西欧与亚洲持续的贸易盈余，这个盈余的财务报偿是黄金。积累在这些地中海城市的财富规模可以从一个简单的比较来判断：在1293年，热那亚这个港口的海上税收就是法兰西君主全部王家财产的3.5倍。【27】

这种城市政权和繁荣的可能性在结构上的条件，正如我们已提到的，是在欧洲封建生产方式中特有的最高权力的分散化。只有这才使得市镇能够在政治上自治，并使它们从领主或君主的直接控制下解放出来。这一点将西欧与同一时代的东方国家及其大得多的都市集中地从根本上区分开来。这

种自治所采取的最成熟形式是公社（commune），这个制度提醒人们，即使在它们的封建统一体内，市镇和乡村之间的不同也是不可能减少的。因为公社是建立在平等者之间相互忠诚的一个誓约上的联盟，即“同盟者”（conjuratio）【28】。这种誓约在中世纪世界是一种反常事物，因为，虽然封建的封臣封君制度强调相互性的特点，但它们是上等人和下等人之间的一种明确的等级制缔结的义务束缚关系。它们的不平等性要比相互性更为明确。而城市“同盟”建立的公社盟约，是最接近于实际历史上大约相似于正式的“社会契约”的事物之一，完全体现了一个新的原则——一个平等者的社会。它自然为贵族、高级教士和君主们所憎恨和畏惧，对于12世纪早期的吉贝尔·德·诺根（Guibert de Nogent）来说，公社是一个“新的和可憎可恶的名称”【29】。实际上，公社当然被限制在市镇内一个狭隘的精英阶层之中；它的榜样鼓励了北意大利和莱菌兰城市之间联盟的建立，并最后扩展为德意志的骑士联盟。然而，这种制度的最初新生物是出自自治市镇的自治政府。它的出现时间正好是在伦巴底各城市推翻它们主教统治者的领主权，并由此斩断它们以前被绞合在其中的封建依附束缚的关键时刻。意大利模式的公社在欧洲从未普遍化，它们只是经济最先进地区的特权。因而其他两个得以建立的大的密集地区是弗兰德尔和（一个世纪以后的）莱茵兰。但在这两个地带，它们在封建宗主的自治特许状下存在，而意大利市镇在12世纪一劳永逸地推翻了帝国在伦巴底的宗主权。对于法兰西北部王家自营地之外的封臣地区来说，它们在一个多世纪里也是重要的，在那里，它们的影响确保了法兰西中部和南部的“好城市”（bonnes villes）被君主以容忍的态度对待【30】。

另一方面，在英格兰，那里外国商人社团的突出地位是当地市民阶级相对弱小的一个标志，市镇太小，以致不能获得政治解放所必需的经济重要地位，除了伦敦作为首都相当直接地处于王权控制之下以外【31】。真正的公社在这个岛上没有建立起来，这对于后来的宪政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然而，在整个西欧城市中心获得了基本的特许状和一个法人的市政实体。在每个国家，中世纪的市镇都体现着封建秩序中占有绝对的经济与文化中心地位的成分。

在显著的农业进步和城市的活力这双重基础之上，中世纪盛期宏伟的艺术和知识纪念物——大主教堂和第一批大学兴起了。范·巴特（Van Bath）评论说：“在12世纪一个兴旺丰富的发展时期实现在西欧和南欧。在文化上和在物质领域上同样达到的高度出现在1150年到1300年之间，直到晚得多的时代前再没能与之相比。这个进步不只发生在神学、哲学、

建筑、雕塑、玻璃工艺和文学方面，也发生在物质福利方面。”【321哥特式建筑的起源——这种文化“兴盛”的超级人工成就，是这个时代整体活力的一种恰当体现：它的故乡是法兰西北部，那里从查理曼时代就是封建主义的摇篮，它的开创者是絮热，一个修道院长、摄政和赞助保护人，他的三重职责是，对圣但尼（St Denis）修道院的自营地进行重组和合理化管理，巩固和扩大卡佩王朝君主路易六世和路易七世的权力，以他自己宗教诗篇作为诗意的纲领在欧洲开创了一种伸向天空的建筑风格【33】。西方中世纪文明的这些内部成就，在它的地理扩张上有着外部的反映。封建生产方式的扩展在它的高峰期，在1000年到1250年产生了国际十字军远征。这次扩张的三个大触角伸入波罗的海、伊比利亚半岛和地中海东部地

区。勃兰登堡、普鲁士和芬兰被德意志和瑞典的骑士们所征服和殖民。摩尔人从塔古斯河被驱逐到格拉纳达山脉（Sierra Granada）；葡萄牙全部清除了摩尔人，一个新王国在那里建立起来。巴勒斯坦和塞浦路斯从穆斯林统治者那里被夺回。征服君士坦丁堡本身，决定性地击溃了这个古老的东方帝国的剩余部分，这看来是西方封建主义的征服活力达到顶点的象征。

注释

【1】对封建生产方式的动力的充分认识，是近几十年来中世纪史学最重要的收获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莫里斯·多布（Maurice Dobb）在他经典之作《资本主义发展研究》（Studies in theDexelopment of Capitalism）中能够一再写道：“低水平的技术”、“土地上的贫乏产量”、“封建主义作为一种生产体系的无效率”、“那个时代劳动生产率的停滞状态”（伦敦，1967年再版，36、42-43页）。尽管恩格斯有过告诫，这样的观点在那时大概在马克思主义者中广为传播，虽然应当提到，罗德尼·希尔顿特别对此持有异议，批评多布的“一种认为封建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和社会体制，一直并且不可避免是落后的倾向……在实际的现实中，直到约13世纪末，封建主义从整体上是一个发展着的体制。在9世纪甚至更早，在生产方法上有许多技术革新，是古典古代方法基础上的一个重大进步。巨大面积的森林和沼地被开发耕种，人口增加了，新的市镇建立起来，一种有活力的和进步的艺术和知识生活在西欧所有文化中心都可以发现。”（《现代季刊》，第2卷，第3号，

1947年，267-268页）今天，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作者，都会同意萨瑟恩在谈到“这些世纪的秘密革命”时所作的总括性的强调，见他在《中世纪的形成》12-13页中有关这个时期欧洲的发展对于世界历史的重要意义的评论。

【2】林恩·怀特的书《中世纪的技术和社会变革》，伦敦，1963年，是对封建时代发明的最长篇的研究，它精确地做到了这一点：磨和犁成为整个历史各时代的造物主。怀特对这些原始工具的拜物教

和证据的处理受到了R·H·希尔顿和P·H·索耶的苛刻批评，《技术宿命论：马镗和犁》（Technical Determinism:the Stirrup and the Plough），《过去和现在》，第24号，1963年4月，90-100页。

【3】杜比评论说，在9世纪和10世纪，改进的犁和马挽具在欧洲农民中仍是稀有之物，而在12世纪之前用马作牵引力则没有被广泛应用：（西方中世纪农业经济和乡村生活》，21页。杜比更大的谨慎与怀特任意的联想形成了对照：他们在年代上的分歧不只是有关年代学精确性的问题，而且是有关在封建农业中技术因果关系的位置。这个要点见上面的展开论述。

【4】范·巴特认为，一个必须商定的比例是，自营地和份地之间的劳作量之比大约为1：2，其目的是不耗尽被奴役小农的劳动力，并因此危及自营地本身的耕作。除非有另外的雇佣劳动力可供利用。《西欧农业史），45-46页。东欧的经验看来不能证实这种假设，如我们将看到的，那里的劳役能够比在西欧繁重得多。

【5】布洛克在一篇著名的论文中探讨了后者的出现和重要性：（水磨的出现和胜利》（The Advent and Triumph of the Water-Mill），现重印于《中世纪欧洲的土地和劳动）（Land and Work in Mediae-

val Europe），伦敦，1967年，136-168页。“使用税”（banalites）在10和11世纪被专门采用，它是在庄园制度建立后，在领主的强制勒索下随后出现的。

【6】《资本论》第3卷，860-861页。（此处译文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98页。—译者）马克思所指的是追溯到资本主义出现之前的整个时代。

【7】杜比，《战士和农民》，266-267页。

【8】M·波斯坦，《英格兰》，载《剑桥欧洲经济史》（The Cambridge E-

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第1卷，（中世纪的农业生活》（The Agrarian Life of the Middle Ages），602页；《中世纪经济与社会》，124页。

【9】《资本论》，第3卷，774页。（此处译文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894页。—译者）

【10】希尔顿，（1381年之前英格兰农民运动）（Peasant Movements in England before 1381），载卡勒斯-威尔逊（Carus Wilson）编，《经济史论文集》（Essuys in Economic History），第2卷，伦敦，

1962年，73-75页。马克思强调这种规律性对作为一个整体

的生产方式的凝聚力的必要性：“在这里，并且到处都一样，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那部分人的利益，总是要把现状作为法律加以神圣化，并且要把习惯和传统对现状造成的各种限制，用法律固定下来。撒开其他一切情况不说，只要现状的基础即作为现状的基础的关系的不断再生产，随着时间的推移，取得了有规则的和有秩序的形式，这种情况就会自然产生；并且，这种规则和秩序本身，对任何要摆脱单纯的偶然性或任意性而取得社会的固定性和独立性的生产方式来说，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要素。”《资本论》，第3卷，第773-774页（此处译文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893-894页。—译者）。

【11】见杜比，《战士和农民》，213、217-221页。

【12】罗德尼·希尔顿：《农奴争取自由》（Bond Men Made Free），伦教，

1973年，28页。

【13】这些不同形式的斗争，有些是隐蔽的，有些是公开的，见希尔顿；

《一个中世纪社会：12世纪末的西密德兰》，114-160页；（1381年之前的英格兰农民运动》，76-90页；《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变》（The Transition from Feudalisrm to Capitalism），载《科学与社会》，1953年秋季号，343-348页；维托尔德·库拉（Witold Kula），（封建体系的经济理论》（Theorie Economigue du Systeme Fxdale），海牙一巴黎，1970年，50-53、146页。【14】杜比相反地将这个时代的核心经济动力只归因于农民阶层。他的观点是，贵族在600年至1000年这个时期，通过在战争中掠夺物和土地的积累，导致了欧洲经济的发展；农民在1000年至1200年间，在一个新的和平时期中通过农业耕作的改进，导致了经济的发展，城市市民阶级从1200年起通过市镇中的商业和制造业导致了经济的发展：《战士和农民），各处。但是这个图解式概要有些令人怀疑的匀称性，没有为他自己提供的证据所证实。战争的全面影响是否在1000年之后大为减弱，是很可怀疑的（如他在这·点上承认的，207页）；而对11和12世纪领主在经济t的积极作用，杜比自己就提供了丰富的文献。另一方面，很难看出为什么贵族的军事活动在以农民劳动力为代价的情况下，会被说成在1000年之前这个时期中是有如此经济上的重要性。实际上，杜比的用语在他对每个阶段“经济动力的主要来

源”的定位上有很大的摇摆不定（比较在160页和169页，与200页和237页明显矛盾的提法，在第1段中依次将原因的优先地位归于战争和耕作，在第2段中则依次归于小贵族和农民）。这些动摇不定反映了在杜比熟练的概述中的分析上的实际困难。事实上，无疑不可能将精确的经济比例归因于那个时代相互斗争的阶级的主观作用：是生产方式的客观结构确定了它们各自的活动，以敌对的社会斗争的形式表现的各种不同行为。

【15】见杜比的论述，《西方中世纪农业经济和乡村生活》，72-80页。1

【16】这样的赎买通常被引进市场关系的地区中，以控制村庄的富裕1农民的作为，不管在法兰西还是意大利都是如此：希尔顿，《农奴争取自由），80-85页。

【17】布特吕什，《领主制与封建制），第2卷，77-82、102-104、276一284页。

【18】（西方中世纪农业经济和乡村生活》，102-103页。杜比划时代的论断在这里看来说得过分了，见范·巴特对中世纪之后农业产量的估计，见后文261-262页。但是他对中世纪发展本身的重要性的强调博得了普遍的赞同。

【19】J·C·拉塞尔，《古代晚期和中世纪的人口》（Later Ancient and iMe diaeval Populations），费城，1958年，102-113页。在这些世纪中，法兰西、不列颠、德意志和斯堪的纳维亚的人口实际上看来增长到3倍；在意大利和西班牙较慢的增长率将总的平均数拉了下来。

【20】R-S·洛佩斯（Lopea），（欧洲的诞生》（The Birth of Europe），伦敦，1967年，398页。

【21】经常表述的一个观点，用波斯坦的话说就是，这个时代的市镇是“封建海洋中的非封建岛屿”（《中世纪的经济与社会），212页）。

这样一种描述，在城市发展更广泛的历史类型学中，与对中世纪城市的任何比较分析都是相矛盾的。

【22】J.莱斯托夸，《市民阶级的起源：城市贵族政府统治下的弗兰德1尔和意大利城市（11到15世纪））（Aux Origines de la Bour-

seoisie:Les Villes de Flandre et de l’ltalie sous le Gouzernement des Patriciens，XIe-XVe Sicles），巴黎，1952年，45-51页，讨论了佛罗伦萨、热那亚和锡耶纳（Sienese）寡头统治的起源。A·B.

希伯特（Hibbert），〈中世纪市镇贵族的起源）（The Origin of the

Mediaeval Town Patriciate），（过去和现在），第3号，1953年2月，

15-77页，是这个问题最好的一般性分析。

【23】见盖伊·富尔坎（Guy Fourguin）的评论，《中世纪西方经济史》

（Histoire Ecomomique de 1’Occident Medieual），巴黎，1969年，

240-241页。

【24】见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320-325页（此处译文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63-371页。—译者）。

【25】《资本论》，第3卷，585页（此处译文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677页。——译者）。

【26】博捷；《中世纪欧洲的经济发展），96-100、126-130页，正确地强调了这些进步的重要性。

【27】洛佩斯，《欧洲的诞生》，260-261页。这一年是热那亚（Genca）

特殊的一年：收入是1275年水平的4倍，是1334年的2倍。但达到这样一个高峰的可能性仍是足够惊人的。

【28】韦伯，《经济与社会》，第3卷，1251-1262页。韦伯对中世纪城市的特有评论几乎总是准确和深刻的，但是他总的理论使他总是不能把握它们活力的结构上的原因。他将西欧的城市资本主义归因于邻近的民族国家之间后来的竞争，见《经济通史》（Gen-

eral Economic Histury），伦敦，1927年，337页。

【29】-个引起了马克思【《通信选》（Selected Correspondence），89页】

和布洛克（《封建社会》，354页）都予以注意的用语。对于另一个高级教士雅克·德·维特里（Jacques de Vitry）而言，它们是“暴虐和瘟疫一般的”，见洛佩斯，《欧洲的诞生》，234页。

【30】珀蒂-迪塔利（Petit-Dutaillis），《法兰西的公社）（Les Comnunes Francais），巴黎，1947年，62、81页。

【31】伦敦在1327年接受了爱德华三世（EdwardIII）的一份正式自由特许状；但是到中世纪后期，这个城市一般而言是可靠地附属于君主的中央政权。

【32】《西欧农业史》，132页。

【33】见欧文·帕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的论絮热（Suger）的令人兴奋的论文，载《造型艺术中的意义》（Meaning in the Visual Arts），纽约，1955年，108-145页。

第五章总危机

事实上，在下个一百年里，一场大规模的总危机打击了整个大陆。我们会看到，正是这场经常被回顾的危机成为将欧洲的命运区分开来的分水岭。它的起因还需要系统地研究和分析，虽然现在它在现象上的因素已经被充分认识到了【1】。但是，这场总危机最深层的决定因素也许在于，这种体制的再生产机制在它能力极限的一个障碍点上“突然发作”。特别是看来很清楚，农业开垦的基本动力——曾经驱动整个封建经济前进了三个世纪，终于在土地和社会结构上越过了它的客观限度。人口继续增长，而产量却在仍能以现有技术水平利用和改造的瘠薄土地上下降，土壤由于仓促开发和滥用而被破坏。

新开垦的最后剩下的土地通常质量很差，湿地或瘠薄的土壤更是难以耕作，像燕麦这类较劣的作物播种在这些土地上。

另一方面，耕作过的最古老土地，由于年代太长，从它们耕作的遥远的古代起就开始衰退。还有，谷物每英亩产量的增长，常常是以缩小放牧地为代价得到的：这使得用动物耕作最终受到损害，并损及可耕农地本身的肥料供给【2】。因面，中世纪农业的大进步就导致它对自身的惩罚。清理森林和荒地一直没有伴随着相应的保护；在最好的时代里几乎不应用肥料，这样表层的土壤经常很快被耗尽，洪水和尘暴变得更为常见【3】。

并且，欧洲封建经济随着国际贸易的增长而多样化，导致在…些地区粮食的生产由于其他农业分支（葡萄园、亚麻、羊毛或畜牧业）的占领而减少，因此增加了对进口的依赖和由此而来的危险。【41

在这种越来越危险的生态平衡的背景下，人口的扩张能够被由于歉收的第一次打击造成的过剩人口所抵消。14世纪开头那些年就遍布着这类灾难：1315至1316年是欧洲的饥荒年代。土地开始被抛弃，出生率下降，这甚至在这个时期后来袭击了这个大陆的那场大灾难发生之前就出现了。在有些地区，如中部意大利，对农民阶层的地租榨取在13世纪就已经降低了人口繁殖率【5】。同时，城市经济在它的发展中碰上了某些关键性的障碍。没有理由相信，建立在小商品生产之上的制造业还受到行会限制和统治市镇的城市贵族垄断的严重阻碍。但是商品交换的基本流通媒介无疑被危机抓牢了：从14世纪头几十年起，普遍的货币缺乏不可避免地影响到银行业和商业。这种货币危机的潜在原因是隐蔽和复杂的，但是它核心的因素是生产力本身的一种客观限制。像在农业中那样，采矿业遇到了一道技术障碍，使开采变得不可能进行或造成伤害。白银的提炼，与整个城市和封建经济的货币领域系统地联系在一起，在中欧主要的矿产地带已不再切实可行和有利可图了，因为没有办法挖掘更深的矿井或提炼杂质更多的矿石。“银矿业在14世纪几乎完结了。在戈斯拉尔，有着地下水面上升的抱怨，在波希米亚矿区也有着关于水的困扰。在奥地利，这种衰退早在13世纪就已经开始。采矿活动在多伊奇布罗德（Deutschbrod）于1321年停止，在弗赖萨赫（Freisach）约于1350年停止，在布兰德斯（Brandes）【法兰西

的阿尔卑斯（French Alps）】约于1320年停止。6】金属的缺乏导致一个接一个国家不断降低铸币的价值成分，并形成急剧的物价暴涨。

这又接着产生了城市与农业价格关系之间加大的剪刀差【7】。人口的下降导致了基本生活商品需求的缩减，因而粮食价格在1320年后暴跌。相反，城市制成品和高价格货物是为领主们的消费而生产的，因而却有着相对固定和上层的顾客，变得越来越昂贵。这种矛盾的进程对贵族阶级有剧烈的影响，因为其生活方式变得越来越依赖于市镇生产的奢侈品（14世纪经历了勃艮第宫廷风格的封建大炫耀的高峰，并传播到整个欧洲），而从他们的地产上自营地耕作和农奴租役所产生的收入却不断下降。结果是领主财产的减少，这就引发了一场空前的战争浪潮，各地的骑士们企图用抢掠来补偿他们的财产【8】。在德意志和意大利，对掠获物的追求在一个饥荒的时代，产生了独特的领主们无组织无政府的盗匪行为：在斯瓦比亚和莱茵兰，有无情的强盗骑士（Raubritterum）和从罗马尼阿（Romagna）扩散到整个北部和中部意大利的进行抢掠的雇佣兵队长（condottieri）。在西班牙，同样的压力在卡斯提尔引发了地方性的内战，那里的贵族在王朝承续和国王权力的问题上分裂为敌对的派别。在法兰西，首先是“百年战争”，它是卡佩与勃艮第家族的内战和英格兰与法兰西之间的国际斗争的凶残性结合，弗兰德尔与伊比利亚半岛的政治军事当权者也卷了进去，将这个欧洲最富有的国家陷于无比的混乱和苦难之中。在英格兰，在法兰西大陆上最终失败的尾声是“玫瑰战争”中贵族歹徒的犯罪行为，战争这种贵族骑士风度的职贵，变成了其专业性的交易，骑士服役逐步让位于雇佣兵首领和

付钱进行的暴力行为。平民大众到处都成为牺牲品。

这幅凄惨的全景又雪上加霜，这种结构性的危机被紧要关头的一场大灾难——从亚洲传来的“黑死病”在1348年的侵袭——搞得过分深重。这是个来自欧洲历史之外的事件，它对欧洲历史的破坏作用有些类似于在后来几个世纪中欧洲殖民活动对美洲人或非洲人社会所造成的同样灾难【流行瘟疫对加勒比海地区（Caribbean））的影响也许可供比较】。这场瘟疫从克里米亚（Crimea）经过黑海到达巴尔干地区，像一阵台风卷过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向北曲线推进到法兰西、英格兰和低地各国，然后最终再向东转到德意志、斯堪的纳维亚和俄罗斯。由于人口的抵抗力已经减弱，黑死病夺走了这个大陆居民人口的大约四分之一。此后，鼠疫的爆发在许多地区成为地方性的。由于这些一再爆发的瘟疫，到1400年，死亡人口大约占到总人口五分之二（97。结果是，正当封建经济被严重的内在矛盾所困时，劳动力又遇到了灾难性的缺乏。

这些累积的灾祸在这片土地上引发了一场极为激烈的阶级斗争。被债务和物价暴涨威胁的贵族阶级，现又面对着有气无力和不断减少的劳动力。贵族阶级的直接反应是，将农民牢牢束缚在庄园中，或在市镇和乡村中压低工资，企图以此弥补能得到的剩余产品。紧接着黑死病之后，1349至1351年在英格兰颁布的《劳工法案》（Statutes of Labourers），是属于欧洲阶级斗争全部历史中最冷酷鲜明的剥削纲领【10】。法兰西1351年的敕令（Ordonnance）基本上重复了英格兰法案的类似的规定【1u】。同年，卡斯提尔的等级会议（Cortes）在巴利阿多里德（Valladolid）集会，发布法令规定了工资。德意志的王公们不久就起而仿效：巴伐利亚在1352年推行了类似的控

制【12】。葡萄牙的君主在二十多年后的1375年通过了《荒地分配法》（Seismarias）。然而，这种领主强化奴役身份的命令和使生产者阶级为这场危机付出代价的做法，此时遇到了猛烈的和暴力的抵抗。这常常是由受过较好教育和较富裕的农民们领导的，并激发起民众内心最深处的愤怒与激情。在长期的封建上升时代特有的被压抑的地方性斗争，在这个封建衰落时代突然被融合到广大的地区性或全国性的爆发之中，这时中世纪的各种社会已在大得多的程度上在经济和政治上一体化了【13】。商品交易渗透到乡村，削弱了习惯性的关系，而王家税收的出现此时在村庄里常常压倒了贵族的勒索；这两者都使得民众对领主的苛求或镇压的反抗集中化，成为浩大的集体运动。早在1320年代，弗兰德尔西部就已经成为反对它的法兰西宗主的财政勒索的一场暴烈的农民战争的舞台，并且它也反对当地贵族和教会的租税和什一税。在1358年，法兰西北部被扎克雷大起义（Grand Jacquerie）的烈火燃遍，这可能是西欧从巴高达运动以来有记载的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它是由百年战争中的军事征用和抢劫而引发的。而后在1381年，在英格兰爆发了农民起义，它是由一项新的人头税促成的，具有在所有这些起义中最为先进和彻底的目标：

立刻废除农奴制和现存的法律体制。在下一个世纪，轮到卡拉布里亚（Calabrian）的农民在1469至1475年的大起义中反叛他们的阿拉冈主人了。在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的“召回”

（remenca）农奴起而反抗他们的贵族领主们所强加的“邪恶习惯”的传播，随后是1462年一场残酷的内战，并在1484年再度爆发【14】。这些只是一个从丹麦延伸到马略尔卡岛（Major-

ca）这个遍及大陆的现象中的主要事件。在这期间，在最发达

的城市地区，弗兰德尔和意大利北部发生了自治公社的革命：

在1309年，根特的小作坊主和织工们从城市贵族那里夺取了政权，并在库尔特雷打败了前去镇压他们的贵族军队。在1378年，佛罗伦萨经历了一场更为激进的起义，当时饥饿的梳羊毛工（Ciompi）（不是手工业者，而是挣工资的工人）建立了一个短期的专政政权。

所有这些被剥削者的起义都失败了（除了“召回者”运动是部分例外），并在政治上被镇压下去【5】。但是它们对于西欧封建主义这场大危机最后结果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对于欧洲封建主义大崩溃进行考察而得出的最重要结论之一，是与马克思主义者中被广泛接受的信念相反的：一种生产方式中的危机的特有“形象”，不是有活力的（经济的）生产力胜利地冲破落后的（社会的）生产关系，迅速地在它们的废墟上建立一种更高级的生产活动和社会；相反，生产力经常趋于停滞和退步于现存的生产关系之内，到它们自身在新的生产力能够创造出来之前必须激烈地变化和重组，并结合为一种全球性的新生产方式。换言之，在转变时代，生产关系的总的变化是发生在生产力之前，而不是相反。因而，西方封建主义危机的直接后果不是在工业或农业上迅速解放了任何新技术，这只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后才出现的。它直接和决定性的后果不妨说是西方乡村中深刻的社会变化。因为这个时代暴烈的农村起义，甚至是它们的失败，都无形中导致了土地上阶级力量平衡的变化。在英格兰，农村的工资随着《劳工法案》的颁行显著下降，而在农民起义之后则开始上升，其上升曲线一直持续到整个下一个世纪【16】。在德意志，同样的进程是明显的。在法兰西，百年战争造成的经济混乱使生产的所有因素

都脱离了正常秩序，因而工资最初仍是相对稳定的，以适应于产量水平的降低；但甚至在那里，工资在这个世纪末也开始可以觉察到在上升【17】。在卡斯提尔工资水平在黑死病之后的1348至1358年这十年中增长到4倍【18】。封建生产方式的总危机决没有使乡村中直接生产者的状况恶化，它是以改善他们的状况和解放他们而结束的。事实上证明它是西方农奴制瓦解的转折点。

形成这种极其重要的后果的原因无疑是可以找到的，首2先和最重要的就是在这个考察的开头所强调过的封建生产方式的双重结合。最重要的是在中世纪的政治实体中，被最高权力的分散化在结构上得到保护的城市部分，此时已发展为能够决定性地改变农村部分阶级斗争后果的关键【19】。西方中世纪晚期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地理位置就表明了这点。实际上，每次它们都发生在有着强大的城市中心的地带。在这些民众起义中，城市在客观上起了催化作用：布鲁日（Bruges）和根特在弗兰德尔，巴黎在法兰西北部，伦敦在英格兰东南部，巴塞罗那在加泰罗尼亚。大城市的存在总是意味着向周围农村市场关系的辐射，而在一个转变的时代，正是这种半商品化农业的性质与农村社会结构的矛盾最为尖锐。在英格兰东南部，在受到农民起义影响最大的地区，无土地的仆役和劳工的人数实际上已超过了佃农【20】。农村手工业者在弗兰德尔的战争中起了突出作用。巴黎和巴塞罗那地区分别是法兰西和西班牙经济上最先进的地区，也是两个国家商品交易比重最高的地区。加之，城市在那个时代农民起义中的作用不只局限于对它们的邻近地区起到打破传统的领地秩序的影响。这些市镇中还发生过许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积极支持或援助农

村的起义，不管是出自下层自发的民众同情心，还是出自上层城市贵族为自己利益的打算。伦敦的贫穷平民用社会性的团结一致鼓舞了农民起义，而富裕市民以艾蒂安·马塞尔（Eti-

enne Marcel）为首的巴黎市政权则给予扎克雷起义以有策略的援助，以达到他们自己的政治目的。巴塞罗那的商人们和行会与“召回”农奴起义保持距离；但是布鲁日和伊普雷（Ypres）的工匠们与沿海地区弗兰德尔的农民们是天然的同盟者。这样，既在客观上并常常是又在主观上，城市影响了这个时代重大起义的特点和进程。

但是，这些城市对国家命运的干预不只是或者说不主要是在这些趋干爆炸性的形势中，它们在社会表面上平静的情况下也从未停止这种干预。在西方，相对密集的市镇网络对乡村的社会力量的平衡发挥了持续不断的有吸引力的影响。因为一方面，正是市场中心的兴盛使得不满的农民逃脱农奴制有了一种持久的可能性。德意志的谚语 Stadtluft macht frei（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对于整个欧洲的城市政府是一条规则，因为逃跑的农奴对于城市制造商是一种无条件的劳动力输入。另一方面，这些市镇的存在给予好战的贵族将他们的收人兑现为货币形式以持续的压力。领主们既需要现金，又在一定限度之外不能冒把他们的农民大批驱赶为流浪者或城市雇佣劳动者的危险。因此，他们被迫接受了对地产上奴役性束缚的普遍放宽。结果是，在西方缓慢但稳步地将租役折算为货币地租，并越来越多地将自营地出租给农民佃户。这个进程在英格兰发展得最早和程度最高，在那里，自由农民的比例一直相对较高，奴役性习惯保有权悄悄地在1400年左右转化为非奴役性租约，并且被奴役小农也转变为公簿

持有农【21】。在下一个世纪，经历了也许是英格兰农民实际总收入的实质性上升，并与其中社会分化的急剧性明显地结合在一起，在此期间，富裕的自耕农阶层在许多村庄获取了控制权，而工资劳动者则遍布于乡村。在农业中人力短缺仍十分严重，但耕地面积缩小了，农业地租金下跌了，谷物价格下降而工资上升了，幸运如果说是短暂的，那对于直接生产者却是关键性的【22】。贵族的反应是越来越多地转向畜牧业，以供应在新的制呢市镇发展起来的毛纺织工业，为此已开始了一场圈地运动；并且，以通过付薪金的扈从和雇佣的武力的复杂体制缔结的“契约”与“特许状”而得名的15世纪“变质封建主义”（bastard feudalism）【23】，以约克家族一兰开斯特家族（Yorkist-Lancastrians）战争为主要活动舞台。这个新的关键时期也许对骑士阶级更为适宜，因为他们从这种家臣制度中比从传统的权贵方面更能获益。

这种折算的进程在英格兰采用了从劳役到货币地租这种直接转变的形式。在大陆上，从劳役到实物地租，然后变为货币地租，是个一般要缓慢一些的变化过程。这在法兰西是确实的，那里百年战争的最终影响是让农民拥有了小块土地，在德意志西南部也是如此【24】。法兰西模式具有两个独特之处。

领主们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经常地依赖于直接出售农奴解放权，以从这种转变中获取最大限度的直接利益。同时，迟到的王家司法和罗马法合起来，使农民在解放后的土地保有权比在英格兰可以更安全地继承，这样小土地所有权终于深深地扎下了根；而在英格兰，乡绅能够防止这一点，使公簿持有的租约成为不牢靠和临时性的，因面使得在较晚时期能较容易地将农民从土地上驱逐出去【25】。在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的

“召回”农民反对“六条邪恶习惯”的斗争最终以1486年的《瓜德罗佩（Guadelupe）法令》而告结束，阿拉冈的斐迪南（Ferdi-

nand of Aragon）由此正式把他们从这些负担下解放出来。他们得到了他们小块土地的稳固占有权，而他们的领主则保留了对他们的司法权和法律权利；为了阻止这种叛乱的榜样，那些参加“召回者”起义的人同时被君主处以罚金【26】。像在英格兰那样，卡斯提尔地主阶级在14世纪对劳动力短缺的反应是广泛地将土地转变为绵羊牧场，此后它就成为这个“高原”

（Meseta）上农业的占统治地位的部分。羊毛生产普遍成为领主解决农业危机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欧洲的产量在中世纪晚期也许增加了大约3到5倍【27】。卡斯提尔的情况是，教会附属地的农奴制不再有很多经济上的合理性，在1481年托莱多（Toledo）的等级会议上最终准许农奴有权离弃他们的领主，从而废除了他们的隶属性束缚。在阿拉网是另一种情况，在那里，畜牧业从来没有很大的重要性，城市是弱小的，并存在着更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压迫性的庄园制度在中世纪晚期没有被严重动摇，教会属地农奴制仍很牢固【28】。在意大利，各城市公社几乎总是有意识地与领主司法权作斗争，在它们的城郊居民中将领主的职能和地主分离开来。例如，波洛尼亚（Bologna）早在1257年就鸣钟宣告解放它的农奴。事实上，到14世纪，早期农奴制在意大利北部差不多已普遍消失了，这比在法兰西或英格兰的相同进程要早两到三代人【29】。

这种早熟性只是证实了这个规律，即市镇的消融作用从根本上确保了农奴制在西方的瓦解。在意大利南部是另一种情况，那里贵族的地位占了压倒性优势，14世纪灾难性的人口减少导致了贵族相互残杀的无政府状态和领主司法权的一个

新高涨。将耕地转变为牧场在广泛实行，大地产的面积在增长。1470年代卡拉布里亚的起义，不像在西欧所有其他农村起义中实际发生的那样，没有任何城市的响应；农民阶层没有得到自由，乡村陷于长期的经济萧条。而另一方面，在北部意大利，城市早期和绝对的优势，促进了第-一批大规模利用工资劳动者的商品农业形式的出现，以伦巴底地区为先驱，发展出了短期租约和分成制佃农，这种现象开始缓慢地向北越过阿尔卑斯山，传播到法兰西西部和南部、勃良第和尼德兰东部，经历了一个世纪之久。到1450年，在法兰西、英格兰、西部德意志、北部意大利和西班牙大部分地区，由奴役劳动耕种自营地已经是过时之事了。

注释

【1】对这场危机最好的一般论述仍是利奥波德·热尼科（Leopold Genicot），《从中世纪到近代的危机》（Crisis:from the Middle Agesto Modern Times），载（中世纪的农村生活》（The Agrarian Life of the Middle Ages），660-741页。也见R·H·希尔顿，《封建制有一场总危机吗？》（YEut-I1 le Crise Generale de la Feodalite？），载《经济、社会与文化年鉴》，1951年1月一3月，23-30页。杜比最近批判了对于一场总危机的“浪漫”概念，根据是在中世纪最后儿个世纪中确实在某些方面有着重大的文化与城市进步，见（中世纪社会：一个总体探讨）（I.esSocietes Medievales:Une Approche d

’Ensemble），载《经济、社会与文化年鉴》，1971年1-2月，11一12页。但这是将危机的概念与倒退混淆了。没有任何生产方式的总危机只是一种直线的衰落。新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限制出现在14世纪中期萧条的最低点不但不矛盾，并且特别在市镇中经常是它不可缺少的方面。只是因为它在浪漫的文献中-直被渲染，就对一场总危机的存在提出疑问，这是不必要的。

【2】对在晚期封建农业中这些进程的最好讨论有许多可以在波斯坦的《中世纪的经济与社会）57-72页中找到。波斯坦的书专门研

究英格兰，但他的分析所得出的结论在范围上是普遍适用的。

【3】波斯坦，〈中世纪晚期人1下降的一些经济证据》（Some Econom-

ic Evidence of Declining Population in the I，ater Middle Ages），载（经济史评论》，第3号，1950年，238-240、244-246页；范·巴特，（西欧农业史），132-144页。这些事实是在主要的生产关系中生产力危机的明确证据。它们正是表明了马克思所说的这两者之间的一种结构性矛盾。这场危机的另种解释，曾被多布（Dobb）和柯斯明斯基尝试性地提出过，它在经验根据上是有问题的并在理论上过于简单化。他们认为，14世纪封建主义的总危机主要是由贵族的剥削从11世纪起直线上升而引起的，这最终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农民起义，因而摧毁了旧秩序。见E·A·柯斯明斯某，《从11到15世纪英格兰封建地租的发展），（The Evo-

lution of Feudal Rent in England from the 11th to the 15th Cen-

turies），载《过去和现在》，第7号，1955年4月，12-36页；M·多布，（资本主义发展研究》，44-50页；多布有更多的细微差别。

这种解释看来不适合于那个时代两欧地租关系的总趋势；并且，它倾向于将马克思复杂的客观矛盾的理论曲解为只是一种阶级的意志的主观斗争。一种生产方式的结构性危机的解决总是要依赖于阶级斗争的直接干预，但是这类危机的萌发也许在一个既定的历史总体中对所有社会阶级都是意外事件，是出自其结构层次的其他方面，而不是他们自己的直接对抗。他们在展现出来的危机时期中的冲突，如我们在这场封建危机中会看到的那样，在后来决定了它的结果。

【4】但是这种趋势可能被夸大了。例如博捷实际上将14世纪整个经济危机缩小为农业专业化的有益进步的一个不幸的副作用，是发展中的国际劳动分工的结果，见《中世纪欧洲的经济发展），

190-209页。

【5】D·赫利希（Herlihy），（皮斯托亚农村的人口、赛疫和社会变化，

1201-1450年》（Population，Plague，and Social Change in Rural Pistoia，1201-1450），载《经济史评论》，第18卷，第2号，1965年，225-244页。用文献说明了在托斯坎尼的这种现象。另一方面，对西欧作为一个整体而言，意大利中部的农村经济是相当不典型的。从皮斯托亚的情况去总结地租关系是不明智的。应当指出，在托斯坎尼过分剥削的后果是农民不生育，面不是起义。

{6】范·巴特，《西欧农业史》，106页。

【7】见H·米斯基明（Miskimin），（14与15世纪英格兰的紧缩力量：

货币运动和市场结构》（Monetary Movements and Market Struc-

ture:Forces for Contraction in Fourteenth and Fifteenth Century England），载《经济史期刊）（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第24期，1964年12月，第2号，483-490页；热尼科，（从中世纪到近代的危机），692页。

【8】关于资族收入的危机，见富尔坎的讨论，（中世纪西方经济史》，

335-340页。

【9】拉塞尔，《古代晚期和中世纪的人口〉，131页。作为对传统解释的反抗，在现代历史学家中流行着不赞同关于14世纪的流行病对欧洲经济和社会影响的强调。用任何比较标准而言，这种态度在比例的意识上显出有奇怪的缺陷。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合起来的后果所造成的生命损失远少于黑死病。甚至难以想像，在以后的时代中，欧洲在两代人的时间内总入口净损失百分之四十会是什么后果。

【10】“鉴于我们的主人国王近来发布的救令，并经过他的议会中高级教士、伯爵、男爵和其他入的同意，以反对仆役们的恶行。他们懒惰，在这场瘟疫之后没有过高的工资就不愿服务。有这类行为的仆役，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必须强使服务，接受他们应服务的那个地方在本国王临朝第二十年或五六年之前惯常的薪金和工资，以这类行为拒绝服务的那些仆役们应受到人身监禁的惩罚……这些仆役不理会这道救令，而只图安逸并特别贪婪，除非他们有相当于二十年或更早以前通常得到的衣食和工资的两倍或三倍，就拒不为贵族们和其他人服务，给贵族们造成很大损害，并且使所有的民众贫穷。”A·R·迈尔斯（Myers）编，

《英国历史文献》（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第4卷，1327一1485年，伦敦，1969年，993页。这个法案适用于所有那些没有足够的土地维持生计的人，强迫他们以规定的工资为领主们工作；因而它同样打击了小土地拥有者。

【11】E·佩鲁瓦（Perroy）；（14世纪的危机》（Les Crises du XIVe siecle），载《经济、社会与文化年鉴），1949年4-6月，167-182页。佩鲁瓦指出，在法兰西，这个世纪中期的萧条有三重决定因素：因为1315-1320年的歉收所引发的谷物危机，1335一1345年的财

政和货币危机所导致的连续货币贬值，然后是1348-1350年的瘟疫所导致的人口危机。

【12】弗里德里希·特格（Friedrich Litge），《社会与经济史中的14与15世纪》（The Fourteenth and Fifteenth Centuries in S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载G·斯特劳斯（Strauss）编，（宗教改革前的德意志》（Pre-Reformation Germuny），伦敦，1972年，349-

350页。

【13】见希尔顿，《农奴争取自由），96页以下。

【14】这两个地区安茹家族罗伯特一世（Robert 1）统治时（1309-1343年）的那不勒斯地区和1380年代的加泰罗尼亚在14世纪已经有了严重的动乱。

【15】在欧洲有一个农民阶层独自成功地反抗了封建阶级。在讨论中世纪晚期欧洲大规模的农村暴动时瑞士的情况常被忽略。虽然瑞士各州的运动确实在许多方面表现了一种与众不同（sui generis）的历史经验，与英格兰、法兰西、西班牙、意大利或低地国家的农民起义有所区别，但不能将它们完全隔裂开来。它是这块大陆上同一时代的农业萧条和社会斗争的中心事件之一。它的历史重要意义在这项研究的续集《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

（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301-302页中讨论。

【16】E·柯斯明斯基，《从11到15世纪英格兰封建地租的发展》，28页；R-希尔顿（Hilton），〈中世纪英格兰农奴制的衰落》（The De-

cline of Serfdom in Mediaewal England），伦敦，1969年，39-40页。

【17】E·佩鲁瓦，〈中世纪晚期法兰西的工资劳动》（Wage-Labour in France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载《经济史评论》，第2卷，VIII，第3号，1955年12月，238-239页。

【18】杰克逊，《中世纪西班牙的形成），146页。

【19】农村的优势地位和城市自治之间结构上的相互联系在西欧封建生产方式中的关系，可以在巴勒斯坦这个充满矛盾的例子中活生生地看到。那里实际上是一个完整的十字军（Crusader）社会：

有大贵族、骑士、商人、教士和手工业者，余都集中于城市（农业生产留给本地人农民）。结果是，它成为一个没有任何城市自治形式的地区，也没有出现过当地的市民等级。

【20】希尔顿，《农奴争取自由》，170-172页。

【21】R·H·希尔顿，《中世纪英格兰农奴制的衰落》，44页以下。

【22】M·波斯坦，《J5世纪》（Fifteenth Century）.载《经济史评论》第9卷，1928-1929午，160-167页，论述了这种连锁性关系。波斯坦最近提出，农民富裕程度的增长可能也在一段时期内导致了在乡村商品化水平的降低，因为农村家庭保留了更多的农产品供他们自己消费。《中世纪的经济与社会》，201-204页。

【23】K·B·麦克法兰（MacFarlane），《变质封建主义》（Bastard Feudal.

ism），载《历史研究所学报》（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icul Research），20卷，1945年5-11月，161-181页。

【24】高桥幸八郎（Kohachiro Takahashi）：《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变》（The Transition frorm Feudalism to Capitaliam），载《科学与社会》，第16卷，第41号，1952年秋季，326-327页。从劳役租到货币租的发展在英格兰更为直接，因为这片岛屿没有经历较早在大陆上于13世纪向实物租的转变；对劳动力的榨取必然比其他地方以其原始形式存留得更长。关于英格兰在12与13世纪的振荡（租役的减轻而后又强化），见M·波斯坦，《关于劳役的年代学》（The Chronology of I.abour Service），载《王家历史学会学报》（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第20卷，1937年，169-193页。

【25】M·布洛克，《法兰西农村史的根本特征），131-133页。布洛克指出，正是因为这种农民的受保护，法兰西的领主们从15世纪起拼命争取重组大规模的自营地，利用法律和经济手段取得了·

相当大的成功，134-154页。

【26】维桑·维韦斯，（15世纪的领地史），261-269页。

【27】博捷，《中世纪欧洲的经济发展》，210页。

【28】关于阿拉冈农奴制的特点和持续性，见爱德华多·德·伊诺霍萨（Eduardo de Hinojosa），《阿拉冈耕地的农奴制度》（Ia Servidum bre de la Gleba en Aragon），载《现代西班牙》（la Espana Moaxler-

rea），190号，1964年10月，33-44页。

【29】菲利普·琼斯，《意大利》（ltaly），载《中世纪的农村生活》，406一407页。

第二部分东欧

第一章易北河以东地区

在易北河的另一边，这场大危机的经济后果是正好相反的。现在需要转到欧洲封建主义中心地带东部的广大地区的历史，在多瑙河一线以北，在那里发展了一种特有的不同社会结构【1】。对于我们讨论的问题而言，从易北河到顿河展开的整个平原地带的最基本的特征，可以确切地说是一直缺少西方特有的综合，即在以原始农业为基础的分散的部落一公社生产方式，及原始的武士贵族统治的一方，与正在瓦解的有着以商品交换为基础的广泛城市文明的奴隶制生产方式，并有着帝国体制的一方之间的综合。在法兰克人的边境之外，没有与西方发生的那种相异的历史类型在结构上融合的可供比较的情况。

这个主要的事实是欧洲不平衡发展的基本历史决定因素，使东部一直处于落后状态。在喀尔巴阡山脉（Carpathi-

ans）以外广大的落后地区一直处于古典古代的范围之外。希腊文明沿着黑海（Black Sea）沿岸在西徐亚分散着殖民地。但是，这些稀疏的沿海前哨从未在深入到黑海沿海地区（Pon-

tic）的内地立住脚，而最终被占领俄罗斯南部大草原（Steppes）

的萨尔马提亚人（Sarmatian）排挤出去，只留下了考古遗迹2。罗马文明完成了在西欧大部分大块土地上征服和殖民的功绩，但是，古典古代结构的这次重大的地理扩张从未在东欧有过深度可堪比拟的类似之举。图拉真吞并达西亚，表现了向这里的大陆内地的唯一一次重大推进，这是一次不大的收获，不久便放弃了。东部的内地从来没有统一到罗马帝国体系之内【B】。它甚至不像德意志那样，虽然在帝国之外但却维持着与帝国的军事和经济接触。罗马的外交和商业影响在其军团撤退后仍在德意志深深保留着，并且罗马对德意志的了解是详细而准确的。在帝国与东方的蛮族领地之间没有这样的关系。塔西佗令人叹服地写出了日耳曼人的社会结构和种族学，但实际上没有提到处于他们之外的各民族。对他来说，更东面的空间是神秘和空白的：“有的只是荒诞的传说。”

（cetera iam fabulosa）【4】这样，今天我们对基督纪元最早时代东欧部落的迁徙和变换仍知之甚少，就不奇怪了。虽然这些事件曾是大规模的。我们清楚的是，多瑙河以北的大平原曾经是东哥特人、西哥特人或汪达尔人的居留地，由于日耳曼人部落在5世纪向高卢、意大利、西班牙和非洲北部的民族大迁徙而部分地空了出来。实际上，这是日耳曼人口向西和向南的一个普遍转移，清理出来的地方为另一个部落的和农业的民族种族群体在他们之后所跟进。斯拉夫人可能起源于第聂伯河一普里皮亚特河一布格河地区，开始扩张到东部被日耳曼人从5和6世纪起遗留下的空间【5】。

一个巨大的人口浪潮必定曾在他们遥远的故土上发生

过，这样才能解释这个运动的波动性特征。到6世纪末，斯拉夫人各部落实际上已占领了从波罗的海到爱琴海的广大地域，背靠伏尔加河。这些迁徙的确切速度和分布还是不清楚的，然而它们在以后几个世纪中总的社会后果是很明显的【6】。

沿着日耳曼人较早所走的途径，斯拉夫人的农业社会慢慢地向一个更为分化的内部结构转变。部落组织让位于聚居的村庄，由有联系的各家庭群居在一起，个人化的财产逐步增加。

有着较大的土地拥有权的战士贵族产生了，最初只是军事酋长有着格外的对部落的权力，后来是更为稳固的王公式领袖有着对更大的联盟的权威。这些领袖的扈从式侍卫在各地构成了一个统治着非奴役性农民阶层的土地统治阶级的萌芽。

在这方面，俄罗斯的“侍卫”（druzhina）在本质上类似于日耳曼人的“扈从”（Gefolgschaft），或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武装扈从”

（hirdh），尽管在其内部和他们之间有着各个地方的不同差别和变异7】。战俘奴隶制通常是这些原始的社会结构的另一个特征，用以供部族贵族作家内和田地上的强制劳动，以弥补没有农奴阶级的状况。公社的政治机构有着民众集会与民众司法，常常与一个世袭的社会等级制共存而保留下来。农业仍是极为原始的，砍伐烧荒技术在无尽的森林中长期盛行。起初几乎没有城市的发展。换言之，斯拉夫各民族在东部的发展，或多或少是在他们之前的日耳曼各民族发展的忠实再现，即在后者笑然侵入罗马帝国并吸收了其远为先进的文明，造成了两方面先前的生产方式突然瓦解之前的情况。这种不完整的“独立”发展，突出了古代文明在西方封建主义形成上无比的重要性。

注释

【1】在多瑙河以南，巴尔干半岛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地区，由于它被统一到拜占庭帝国而与东部其余地区分离开来。它各自有别的命运将在后面对东南欧考察时讨论。

【2】罗斯托夫采夫在他第一部重要著作中，强调在南俄罗斯东方（Oriental）的影响一直要比希腊的影响重要，那里从来没有被长期希腊化，见（伊朗人和希腊人在南俄罗斯》（franians and Greeks in South Rusia），牛津，1922年，8-9页。关于对黑海殖民地的现代考察，见小博德曼（Boardman），《海外的希腊人》（The Greeks COhuerseas），伦教，1964年，245-278页。

【3】值得注意的是，达西亚构成了个孤立的突出部分，从帝国的边界线上易受攻击地伸入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n）高原；没有企图占领由西面是潘诺尼亚（Pannonia）和东面是瓦拉几亚（Wal-

lachia）的平原构成的中间空隙地带。也许罗马人不愿意进一步深入东欧内地，与这个地区比较缺乏从海上进入的途径有关，相比之下，西欧有着漫长的海岸线，因而可以看作是古典文明内在结构的一种作用。也许重要的是，奥古斯都和提比略似乎设想过罗马权力在中欧从波罗的海到波希米亚的战略扩张，因为这一线有可能从北方和南方进行钳形攻势，运用沿着北海和溯德意志的河流而上的水陆两栖远征作战，德鲁苏斯（Drusus）和日耳曼尼库斯（Germanicus）就用这种方式指挥过军队。公元6年在波希米亚的关键战役，可能是以提比略的军队从伊利里亚（ll-

lyricum）推进与第二支军队从易北河沿河而上的计划会师为基础的。见韦尔斯，《奥古斯都的日耳曼政策》，160页。易北河以东东欧的深部不能提供这类的进入途径。结果是证明，吞并波希米亚对于罗马的力量而言也是过于力不从心了。帝国失败的另一个原因是，向东部地区进一步扩展，会进入大部分有着大草原特点的地带，它常常是由萨尔马提亚（Sarmatian）人游牧者占据，这是一种将在下面讨论的自然环境。

【4】“其余的是一些传说，由于不能证实我就弃而不提了。”（quod ego at Incotmpertum in vedio relinquam）这是《日耳曼尼亚志》（Germa-

nia）的最后一句话，塔西佗到此结束了。

【5】F·德沃尔尼克（Dvornik），《斯拉夫入：他们的早期历史和文明》

（The Slavs:Their Early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波士顿，1956

年，3-45页。他倾向于将斯拉夫人最初的故土定位在更西的地方，在维斯杜拉河（Vistula）与奥得河（Oder）之间；1·缪寨，（入侵：对某督教欧洲的第二次攻击（7-9世纪）》，75-79页，他评论说：“这种大规模的前进类似于填满空闲的上地而不是一次征服。“（81页）

【6|典型的简要概述见S·H·克罗斯（Cross），《年代久远的斯拉夫文明》（Slavic Ciulisation through the Ages），17-18页。

【7！弗朗齐歇克·格劳斯（Frantisek Graus），《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的2法制史》（Deutsche und Slawische Verfassungsgeschichte），载《历史杂志》（Hisurishe Zeitchrift），第147期，1963年，307-312页。

第二章游牧者的阻滞作用

在同一个时期，东部的农业斯拉夫人公社向稳定的国家体系的缓慢发展，一再被从中亚来的游牧者入侵的连续浪潮所打断和破坏，这些横扫欧洲的浪潮经常从“黑暗时代”起逼近西方的边境。这些对东欧的历史起到重大影响的侵略，是这个地区地理状况所付出的代价。这不只是因为它在领土上毗邻游牧者放牧生活的亚洲边境，因而不断承受游牧者对欧洲军事攻击的主要压力，而西方则由于这个地区处于其间而得到缓冲，还因为它大部分地区与亚洲的大草原地带在地貌学上是类似的，游牧民族从那里周期性地涌出。从黑海沿岸到第聂伯河以北的森林，从顿河到多瑙河，这个宽阔的地带包括了现代乌克兰和克里米亚的大部分，并模入罗马尼亚和匈牙利，构成了一片平坦的欧洲草原，自然适宜于游牧生活而不像亚洲真正的大草原那么干旱荒芜，也可以从事定居农业【1】。

这个地带构成一个宽阔的黑海沿岸地区走廊地带，游牧者联盟一再通过这个地带骑马掠劫，并征服在这个地带之外的定居农业社会，使自己成为一个又一个五花八门的主人。稳定的农业在东欧森林中的发展因而常常被从亚洲延伸的半草原地带楔入部所妨碍，这些地带引发了破坏性的游牧者攻击。

这些冲击中最早和最闻名的是匈奴人的可怕的猛攻，它

是在5世纪罗马帝国本身崩溃时发动的，搅动了整个日耳曼人世界。当条顿人部落集体地沿他们各自的途径逃过帝国边境时，匈奴人统治者阿提拉（Attila）在多瑙河以北建立了一个掠夺性的国家，劫掠了中欧。然后在6世纪，阿瓦尔人

（Avars）在东部一路洗劫，建立了他们对当地斯拉夫人的统治。在7世纪，保加尔人骑兵给潘诺尼亚和外多瑙地区（Transdanubian）的平原带来了灾难。在9和10世纪，是马札尔人游牧者从他们在东欧的据点蹂躏了整个地区。在11和12世纪，佩彻涅格人（Petchenegs）和库曼人（Cumans）连续掠夺了乌克兰、巴尔干地区和喀尔巴阡山地区。最后在13世纪，蒙古人（Mongol）军队蹂躏了俄罗斯，粉碎了波兰人和匈牙利人对他们的抵抗，在西方的大门前越冬后，在他们回亚洲的路上劫掠了巴尔干地区。这次持久的和最大规模的攻击留下了最长久的社会和政治印记。金帐汗国（Golden Horde）成吉思汗（Genghis Khan）的军队的一个突厥人（Turkic）旁系分支，在里海（Caspian）附近定居下来，在此后150年里保持了对俄罗斯勒索纳贡的统治。

于是，这些入侵的模式和经常性就使它们成为东欧的形成的基本坐标之一。如果说东欧历史的大部分可以确定为在第一阶段没有古典古代的影响，那么它在第二阶段则由于游牧者游牧活动的压力而与西欧不同。西方封建主义的早期历史是在瓦解中的原始公社和奴隶制生产方式之间的一种综合体，社会结构集中于田地和城市。东欧封建主义的早期历史在某些方面缺少在定居农业和掠夺性的游牧社会之间、在农田和大草原生产方式之间构成这类综合的任何可能性。游牧者入侵的影响当然不应夸大，但他们严重地延缓了东欧农业

社会的内部发展，这是很清楚的。为了揭示出这种影响的特点，必须对游牧经济和社会组织的独特性作些评论。因为游牧者的放牧生活代表了一种独特的生产方式，有着它自身的动力、局限性和矛盾，所以不应与部落的或封建性的农业的那些特点混淆。在历史上，它在“黑暗时代”和中世纪统治着欧洲之外的亚洲边境地区，划出了这个大陆的外部边界区域。这种游牧生活不只是一种比定居农民的农业更早更简陋的原始经济形式。从类型上说，它可能是在传统上开发过的半干旱或干旱地区上的一种较晚的发展【2】。事实上，游牧者游牧生活的特有矛盾是，它在某些方面表现了比前封建农业更高度的专业化和开发利用自然世界的技巧，而它固有的局限性也更为狭隘。它是从原始农耕分支出来的一条发展途径，得到了动人的最初收获，但最终又被证明是一条死胡同，而农民的农业则慢慢显示出在累积的社会和技术进步上具有大得多的潜力。但是在这两者并行的时期，游牧社会在组织上和掌握权力上常常比定居社会在两者斗争中拥有关键的政治优越性，但是这种最高权力也有着严格的和自身矛盾的局限性。

突厥人和蒙古人—那个时代的畜牧者一—以他们的生产方式作为后勤供应和必要的军事力量，统治着常常是数量远比他们多得多的斯拉夫人农业人口，他们的统治通常是短暂的，除非是在邻近他们的故土的地方。

游牧社会结构是由他们的基本生产资料畜群而不是土地的流动特点所确定的。畜群构成了季节性迁移放牧生活的基本财富，并体现着它的财产体制的性质【3】。因而游牧社会常常将牲畜的个人所有权与土地的集体占有权结合起来。牲畜属于家庭，而它们的草地则归男系的部族或部落享有权益。

加之，土地财产不只是集体的，它还没有固定的拥有权，不像农业社会的土地是长期占有和耕种的对象。游牧者的游牧生活，正是意味着以一种复杂的季节性周期不断地将羊群牛群从一个牧场转移到另一个牧场。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在游牧的畜牧部落——所有畜牧民族最初都是游牧的一—那里，土地和其他自然条件一样，是以原始的无穷无尽的形式出现的，例如亚洲的草原和亚洲高原的情形就是这样。土地被用作牧场等等，在土地上放牧畜群，畜牧民族则靠畜群生存。……在这里，被占有和再生产的，事实上只是畜群，而不是土地，在每一处停留地上土地都是被暂时共同使用的。”【4】

因而土地的“所有权”意味着享有一种间断而有规律地来回迁徙的权利；用拉铁摩尔（Lattimore）的话来说是：“是迁移的权利，而不是宿营的权利，是‘财产’的决定因素”【5】。季节性的迁徙放牧是一种周期性使用的体制，而不是绝对性的占有。因而社会分化在游牧社会内部能十分迅速地发展，而不必打破他们的部族团结。因为游牧贵族的财富是以其畜群的规模为基础的，能够在一个长时期中仍与一个共同体的迁徙与放牧周期相适应。甚至最贫穷的游牧者也常常拥有一些牲畜，因此一个依附生产者的无财产的阶级通常不会出现，虽然普通的游牧家庭要特别为部族首领和显贵献出各种租税和劳役。大草原上不断发生的互相残杀的战争导致出现了依附的

“臣属”部族，它以一种从属的地位随着一个胜利者的部族共同迁徙【6】。而战争俘虏也可以成为家内奴隶，虽然其数量从来都不大。部族会议是在作重要决定时召集的，部落领导习惯上是半选举性质的【7】。贵族阶层特别控制着牧场的分配和季节性迁徙放牧的规则【8】。

游牧社会就这样组织起来，在利用他们极不适宜的环境上显示了突出的技巧。典型的部族聚集了一批用心使之多样化的牲畜群组合，包括马、牛、骆驼和绵羊。绵羊提供了财富的主要社会单位形态。这些牲畜每一种都需要特别的照料技艺和各自不同种类的饲料土地。同样，迁徙的复杂年度周期也要求对不同地域的整体性有准确的知识，即它们在各个季节的情况。对这些各式各样的生产资料的实际开发利用，需要很强的集体纪律性、分配执行任务的统一性和技术的专门化。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游牧者对马术的精通也许体现了比中世纪农民农业任何单独一项劳动技能要更高的技艺水平。但在同时，游牧生产方式有着极为严格的局限性。首先，它只能维持小规模的劳动力：游牧人口总是要有数量大大超过他们的牲畜，因为牲畜与人的比例必须要非常高，才能维持在半干旱大草原上的季节性迁徙放牧。生产率的增长在主要方面是不能与耕种农业可能做到的相比的，因为基本生产资料不是土地（从性质和直接可发展性而言），而是依赖于土地的牲畜，土地本身与游牧生活不是直接相关的，因而基本上只能使其面积扩展。事实上，游牧生产方式中劳动的基本产物和手段大部分是同一的，即都是牲畜，这对劳动的生产率造成了难以逾越的界限。放牧的生产周期比农业要长得多，因而缺少发展农业技艺的间歇时期；并且所有的部族成员包括首领们都参加了进去，因而阻碍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分工的出现，以及读写文字的出现【9】。最重要的是，游牧生活从头上就实际排除了市镇的形成或城市的发展，而有定居农业的地方则常常促进了市镇或城市的发展。因而在超出某种程度之外，游牧生产方式注定是停滞性的。

因而游牧社会在他们贫瘠的故土上通常是饥饿和贫穷的。他们很少能自给自足，常常以一种粗陋的贸易体制与邻近的农业社会交换产品【10】。但是他们有着一条扩张的途径，由此他们常常有非常可观的回报：贡物和征服。因为马术是游牧的畜牧生活的基本经济技能，也成为他们在战争中的杰出装备，所以他们必然培养了世界上最好的骑兵。是他们首先发展了骑马射箭术，从阿提拉到成吉思汗，正是他们这种武器的优势才是他们可怕的军事力量的秘密。游牧者骑兵以很高的速度通过辽阔的空间距离的无比威力，他们在长距离远征中严密的指挥和组织能力，是在战争中更具决定性的武器。

因而，游牧社会组织的结构特点趋于产生一种掠夺性的扩张和收缩的典型周期性，在周期中大草原的部族能够突然膨胀为巨大的帝国，然后迅速地再度陷入湮没无闻之中【1】。

这个进程常常以袭击邻近的商业道路或中心开始，直接的目的是控制和抢劫；实际上所有游牧民族对货币财富和商品流通都表现出一种敏锐的意识【12】。下一阶段的特点是大草原上敌对的部族和部落融合为进行对外侵略而结成联盟（13】。

然后就是发动真正的征服战争，常常是一个接一个跨越巨大的空间地进行，并包括整个民族的迁徙。最后结果可能是一个规模巨大的游牧帝国。在蒙古人这个极端的例子中，一个帝国的领地比在这之前或之后的任何其他单一国家体系都要大。然而，这些帝国的性质注定了它们是短命的。因为它们都是建立在原始的贡赋之上的，即从在他们统治之下的被征服社会直接勒索财富和人力，而这些社会常常比游牧统治者社会本身更为先进，并且在其他方面也没有被它改变。货币的掠夺是罗马尼亚历史学家约尔加（lorga）称之为“掠夺者国

家”的首要目标14】；他们的赋税体制只是用来维持游牧者的占领军和供给指挥纳贡国的新草原贵族阶级作为大批收入。其次，这些臣属的社会经常被迫为大为扩张的游牧者军事体系供给征募兵员，还供给手工业者给新近建设的游牧者的政治首都【5】。收集赋税，控制贸易路线，兜捕征兵，运送工匠：

游牧者国家的行政作用主要就限于这些事务，因而它们是纯粹的寄生性机构，没有扎根于养肥它们的生产体系之中。纳贡国家只是从现存的分配体系中掏出过分的剩余产品，没有其他对附属的经济和社会的实质性改变，因而只是妨碍和阻滞了它的发展。但游牧社会本身却随着这种帝国的建立，经历了迅速而剧烈的变化。

军事征服和财政剥削必然使原有的部族社会剧烈地分层化，从部落联盟到纳贡国家的过渡，自动地产生了王公的王朝和统治的贵族，并从组织在常备军中的他们指挥的普通游牧者中分裂出来。在游牧生活原来的领土基地被保留的情况中，常备野战军队的创建本身就将游牧社会垂直地分裂开来：

它的一大部分此后从它的游牧故土分离出去，以作为驻防军的特权性职责驻于国外被征服的领地上，在那里富人要多得多。因此这一大部分便趋于不断定居化，并被吸收到它所控制的更为先进和更为众多的人口之中。最终结果可能是占领军队和行政机构的完全非游牧化，以及与当地统治阶级在宗教和民族上的融合【16】。通常随之而来的就是整个帝国在社会和政治方面的瓦解，这种瓦解在故土的更贫穷和更原始的游牧部族摆脱了在国外的特权化和道德败坏的分支时就发生了。在整个游牧民族都迁移到新土地上形成一个帝国的情况中，同样的困境再度出现：不管是游牧贵族逐步完全放弃了游

牧生活并融入当地的土地所有者阶级之中，还是整个社会保留着半游牧生活并附着在臣属的各民族之上，无论哪种情况下臣属民族在人口上的优势最终都会导致成功的起义和征服者的毁灭【17】。因为游牧者控制被征服人口，在数量上总是非常稀少的，这是游牧生活本身的固有规律造成的，成吉思汗的帝国领地的基本情况是：蒙古人和臣属各民族的比例是一比一百【18】。游牧帝国不管是远征性的还是移民性的，都注定要有扩张和瓦解的同样周期，因为季节性迁徙的游牧生活作为一种生产方式，在结构上作为一种政治体制，都不能适应稳固的从属地的行政管理。游牧统治者或者不再是游牧者，或者只去统治。季节性迁徙的游牧生活能够并且确实存在着与定居农业的一种不稳定的共生关系，在他们自己干旱的大草原地带，各自保留自己各自的特点和地域，并依靠另一方进行有限的产品交换。但是，当游牧生活部族在定居的农业人口所在的土地上建立一个掠夺性国家时，就从来不能与定居的农业人口构成一个综合体19】。更不会出现新的社会或经济形式。游牧生产方式仍然是一个历史上的死胡同。

如果说这就是游牧者征服的一个完整周期的典型过程的话，那么在这些特有的游牧民族从“黑暗时代”起袭击东欧的共同模式中，还有着某些重要的不同之处，在这里可以简短地论述一下。对于陆续骑马进人大陆的马上弓箭手军队来说，最有吸引力的中心地理区域是现代匈牙利的潘诺尼亚平原。

因为横跨多瑙河和蒂萨河（Tisza）的阿尔弗尔德（Alf6ld）地区，即匈牙利大平原（puszta），是欧洲在某些方面最接近类似于中亚大草原的地貌带，平坦无树的大平原在那个时代是养马的理想场所【20】。再者，潘诺尼亚大平原有着自然的战略优

势，因为它位于欧洲中央；它提供了能从那里向大陆其余地区、向任何方向发动重要进攻的领土基地。因而匈奴人在那里建立了他们的帝国，阿瓦尔人在同一地区安扎了他们的环形营地，保加尔人选择它作为最初的栖息之地，马札尔人最终使它成为他们长久的故土，佩彻涅格人和库曼人在其中寻求最后的避难所，而蒙古人入侵欧洲时就在那里停驻和过冬。

在这些民族中，只有马札尔人游牧者在955年于勒希费尔德被击败后定居化了，最终在多瑙河盆地作为一个持久的农业社会居住在那里。匈奴人帝国由于臣属的民众——主要是日耳曼人部落的起义，在5世纪中在涅达尔（Nedao）被摧毁得没有留下遗迹，匈奴人也就实际上从历史中消失了。阿瓦尔帝国在7世纪被斯拉夫人的臣属民众所推翻，在欧洲没有留下种族遗存。另一个突厥一u粗（Turco-Tartar）民族保加尔人虽从潘诺尼亚被驱逐出去，但在巴尔于的东南部建立了一个汗国（Khanate），它的贵族最终被他们属下的人口所同化，并在9世纪斯拉夫化。佩彻涅格人和库曼人在统治了现代乌克兰南部和罗马尼亚两个世纪之后，最后在11和13世纪分别被拜占庭和蒙古人的军队驱散，他们在欧洲的残余逃到匈牙利，那里的马札尔人统治阶级将他们吸收进来，以加强它与斯拉夫人邻国的文化与种族的分离性。最后，蒙古人军队在13世纪撤回戈壁（Gobi）高原，参加成吉思汗死后的王朝斗争，但是蒙古军队的一个突厥人分遣部队——金帐汗国对俄罗斯强制实行了150年的掠夺性霸主制度，直到陵子帖木儿（Tamerlane）侵人它在里海的领地将其击溃时才告终。金帐汗权力独有的长期性主要是由于它在地理上的好位置。俄罗斯是最接近亚洲大草原的欧洲国家，并且只有它才能被游牧

征服者从它本身游牧领土的边境以纳贡统治使其臣服。金帐汗的靠近里海的首都的位置可以对农业的俄罗斯内部进行军事干涉和控制，而它本身仍位于草原国家之内。因而避免了直接附着在或者遥远地驻防在被征服国家中。

这些游牧者对东欧连续袭击的影响自然是不平衡的，但总的效果必然是延缓和妨碍了东部当地生产力和国家体制的发展。由于阿瓦尔人帝国压制和控制了6世纪斯拉夫人的大迁徙，因而没有相应的政治结构出现在他们拓展的领土上，这与这个时代日耳曼人在西方迁徙中的国家组织情况正好相反。第一个当地形成的斯拉夫人国家是9世纪情况不清楚的大摩拉维亚（Greater Moravia），它被马札尔人荡平了。中世纪早期东部的主要政治组织基辅罗斯（Kievan Russia），先是被佩彻涅格人和库曼人在其侧翼的攻击严重削弱，后来又被蒙古人完全消灭。比较而言，波兰和匈牙利只是受到蒙古人人侵的损害，但在莱格尼查（Legnitsa）和绍约（Sajo）的失败，导致在其中一个国家结束了皮亚斯特（Piast）王朝历时一代的统一，在另一个国家毁灭了阿尔帕德（Arpad）王朝，使这两个国家处于无秩序和混乱之中。复兴的保加利亚（Bulgarian）国家一—一个长久以来就是斯拉夫人化的政治实体，由于蒙古人退兵经过这里而突然完结。在某些方面，这个地区所有受影响者中最糟的是相当于现代罗马尼亚的地方，那里连续遭受游牧者的掠劫和统治，以致到13世纪驱逐库曼人之前，根本没有本地的国家体制出现。它在3世纪罗马人从达西亚撤退之后整个这中间一段历史至今仍隐没在黑暗之中。游牧者的铺天盖地而来是中世纪东欧社会结构中反复出现的背景。

释

【1】关于黑海沿岸草原的论述和讨论，见D·奥博伦斯基（Obolens-

ki），《拜占庭共同体》（The Byzantine Commorwealth），伦敦，1971年，34-37页；W·H·麦克尼尔，《欧洲的大草原边境，【500一1800年》（Europe’s Steppe Frontier，I500-1800），芝加哥，1964年，2-9页。

【2】欧文·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Inner Asian Frontiers ofChina），纽约，1951年，61-65、361-365页；《游牧者和供给兵站》（Nomads and Commissars），纽约，1962年，34-35页。

【3】这个基本观点是S·E·托利贝科夫（Tolybekov）在他的重要论文：

《论军事部族的家长制封建关系》（O Patriarkhal’no-Feodal’nykh

（Othosheniyakh U Kochevry kh Narudov），载《历史问题》，1955年1月，第1号，77页中持有的。这与在同一杂志中的其他篇章中参加游牧方式讨论的苏联专家的看法截然不同，这是由L·P·波塔波夫（Potapov）的报告：《论军事部族，中亚和哈萨克斯坦家长封建关系的本质》（OSushchnosti Patriarkhal’noFeodal’nykh Ot-

noshentyakh U Kochevykh Narodov Srednei Azii Kazakhstana），载

《历史问题）（1954年6月，第6号，73-89页）所引发的。所有其他的参加者——L·P·波塔波夫、G·P·巴沙林（Basharin）、I Ya·兹拉特金（Zlatkin）、M·M·埃芬季耶夫（Efendiev）、A-I·佩尔希茨（Pershits）、S·Z·济曼诺夫（Zimanov）都认为是土地而不是牲畜构成了游牧社会形态的基本生产资料，而这个观点在编辑部总结这场辩论的综述中受到了赞同（载《历史问题》，1956年1月，第1号，77页）。这种争论发生的原因，在于普遍认为游牧社会在本质上是“封建的”，虽然有“家长制”的残余混合其中，因而都用“家长封建制”这个概念来指称游牧社会结构。托利贝科夫被他的同事们认为不适当地贬低了这种分类的效力，而强调了游牧制与领主制财产类型之间的歧异。事实上，游牧生活明显地表现为一种完全独立的生产方式，不能被同化到农业封建主义中去，如拉铁摩尔长期以来正确地坚持认为的那样，见《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66页以下。很清楚，马克思本人也相信游牧者的游牧生活构成了一种独特的生产方式，这可以在他于1857年对游牧社会的评论中看到（《序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导论》，19、27页）。但是他错误地认为蒙古人主要从事畜牧业。

【4】K·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88-89页。（此处译文据《弓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90页。—译者）

【5拉铁摩尔，〈中国的业洲内陆边疆》，66页。

【6】B·Ya·弗拉基米尔佐夫（Vladimirtsov），（蒙古人的社会结构，蒙古人的竿事封建主义》（Obeshchestvennyi Stroi Mongolov，Mon-

gol’skii Kcxhevoi Feodalizm），列宁格勒，1934年，64-65页，弗拉基米尔佐夫论蒙古人的著作是这个领域的一项先驱性研究，他的影响对今天的苏联学术界仍然很大。前面引用过的《历史问题》1956年的编辑部文章对这本著作给予了赞扬，虽然它也反驳了弗拉基米尔佐夫持有的一种区别于定居社会的特别的游牧封建主义的概念。（上引书，75页）

【7】弗拉基米尔佐夫，《蒙古人的社会结构），79-80页。

【8】l-Ya·兹拉特金，《论军事部族家长封建制关系本质的问题》（K Voprosu o Sushchnosti Patriarkhat’no-Feodat’nykh Otmochenii u Kochevykh Narodov），载《历史问题》，1955年4月，第4号，78一79页。兹拉特金强调了依附的游牧者（他们的负担和依附程度被他夸大了）被束缚于他巡回的领主个人而不是土地：“这种关系可以说随着游牧者一同游牧化了。”（80页）

【9】见托利贝科夫的极好分析：《论家长制封建关系》（OPatriarkhal’

no-Feodal’nykh Otnosheniyakh），78-79页。

【10】M·M·埃芬季耶夫、A·I·佩尔希茨，《论军事一畜牧业中的家长封建制关系的本质》（OSushchnosti Patn’ar khat’no-Feodal’nykh Otmosheni u kochevikov-Skotovodov），载《历史问题》，1955年11月，第8号，65、71-72页；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

332-335页。

【11】对这个进程最生动的研究是E·A·汤普森的〈阿提拉和匈奴人的历史》（AHistory of Attila and the Huns），牛津，1948年，它探究了欧洲第一次主要的游牧者入侵的发展。

【12】马克思曾经评论说：“游牧民族最先发展了货币形式，因为他们的一切财产都具有可以移动的因而可以直接让渡的形式，又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使他们经常和别的共同体接触，因而引起产品交换。”（《资本论》，第1卷，88页。此处译文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7页。——译者）当

然，他相信游牧社会组织首先发明货币这是错误的。

【13】弗拉基米尔佐夫，《蒙古人的社会结构》，85页。这个阶段也产生了蒙古人在前封建社会组织中真正极为类似于扈从现象的情况，即非部族的自由战士（nokod）群体为部落领袖服务。弗拉基米尔佐夫，上引书，87-96页。

【14】见N·约尔加（lorga），《东方和西方在中世纪的互相渗透》（L’

Interpenetration de I’orient et de I’Occident an Moyen Age），载《历史部学报》（Bulletin de Ca Seetion Historique），第15期（1929年），罗马尼亚科学院（Academia Ronana），16页。约尔加是第一批掌握了这些国家对于这个大陆东部地区历史的重要性和特殊性的历史学家之。后来的罗马尼亚历史学家从他那里受益匪浅。

【15】见G·韦尔纳茨基的论述：《蒙古人和俄罗斯》（The Mongols andRussia），耶鲁，1953年，118、213、339-341页。蒙古人军队也招寡工匠作为他们的工程兵。

【16】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519-523页，它主要集中在蒙古人的例子上。当然，完全的文化同化在中国的蒙古或满洲（Manchu）征服者中都没有发生过。一个独立的民族同一性各自都保留了下来，直到他们各自创建的王朝被推翻。

【17】汤普森，《阿提拉和匈奴人的历史》，177-183页，论述了匈奴人的情况。但是汤普森错误地假定，匈奴人在沿着多瑙河建立了他们的潘诺尼亚帝国后放弃了游牧生活。它的存在过于短暂，以致不可能这样做。牙利学者豪尔毛陶（Harmatta）指出，迅速地放弃养马会破坏匈奴人在中欧军事力量的直接基础。J·豪尔毛陶（J.Harmatta），《阿提拉时代的匈奴人社会》（L.a Societe des Huns a 1’Epoque d’Ateila），载《国际研究》（Recherches Inter-

nationales），第2号，1957年5-6月，194、230页。

【18】韦尔纳茨基，《蒙古人和俄罗斯》，130-131页。

【19】布朗最近比较了罗马帝国和中华帝国各自的命运：面对它们的蛮族入侵者，他责备罗马帝国僵化而没有能力同化它的日耳曼人征跟者，成为比他们更为经久不衰的文明；相反，中华帝国以灵活自如的能力容忍并吸收了它的蒙古人霸主。见《圣奥古斯了时代的宗教与社会》（Religion and Society in the Age of Saint Augustine），56-57页；（晚期古代世界），125页。然而这样一种

比较是推理谬误的，这显示了“历史心理学”的局限性，这是布朗创造力丰富的著作的鲜明标志和优点。这两个结果之间的不同，不是古罗马与中国文明的主观文化态度的作用，而是由于在欧洲和亚洲各自相互斗争的社会结构的物质上的性质。粗放的沙漠游牧生活决不能与中华帝国集约的灌溉农业相融合，这两者之间在整个经济和人口上的两极性结果使其与产生罗马一日耳曼在西欧的综合体完全不同。任何可供比较的不可能性的理由，见拉铁摩尔的论述，《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512页以下。

【20】这个地区社会学上的特质，其中有些·直延续到20世纪，非常清楚地展现在A·N·J·登·霍兰德（Den Holander）的《匈牙利大平原：一个欧洲边疆地区》（The Great Hungarian Plain；A European Frontier Area）中，载《社会与历史比较研究），第3期，1960

1961年，74-88、155-169页。

第三章发展的模式

东欧社会结构的内部发展现在可以在这种总的历史条件下考虑。马克思曾在写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讨论了波兰的发展：“在这里可以说明农奴制是纯粹按经济的途径产生的，没有侵略和民族的政合国等中间环节。”【】这个说法足够精确地表明了由易北河以东地区封建主义产生所提出的问题的性质。如我们已看到的，它的基本特征是缺少古典古代及其城市文明和奴隶制生产方式的影响。然而，要说东欧的封建主义是一种“纯经济”方式，是过于简单化了，它忽视了这个事实：东部地区在这个大陆成为欧洲时就已成为它的确实的一部分，因而不可避免地有着某些共同的决定因素，不管是在从西方兴起的封建生产方式的结构方面，还是在上层建筑方面。

斯拉夫人的农业社会占据了多瑙河以北大陆东半部的大部分地区，它的最初模式我们已经指出过。在迁徙后的几个世纪中，这些社会仍是无组织和原始的，它们的发展没有被以前与城市或帝国形态的任何接触或随后与这些形态的任何融合所加速，因而缺乏从古典古代传留的任何遗产。在很长的时期内，部落和部族仍是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祖传的原始异教未被触动，农业技术是粗陋的，在东部平原森林密布的荒野中，一直到8世纪砍烧耕种仍占据主要地位；没有像马科曼尼

人和夸迪人那样的当地人国家曾沿着罗马边境短暂地存在过的记载。然而，社会分化和政治阶层的形成在逐渐进行。向正规的耕种农业的缓慢转变所增加的剩余产品，使一个脱离经济生产的战士贵族阶层得以充分形成。部族贵族巩固了他们的统治，获得了较大的占有土地，使用战俘作为奴隶劳动力来耕种。一个拥有自己个人财产的小农阶层有时保留着集会和司法的民众机构，但这并不意味着是属于他们的权力。王公和首领此时已经产生，将他们的追随者聚集在家族的武装扈从中，此后构成了一个稳定的统治阶级的核心。一种社会和政治等级制的成熟，不久就在9和10世纪伴之以小规模市镇的大量增加，这种现象在俄罗斯、波兰和波希米亚很普遍。至少在波兰，它们最初是设防的部落中心，被当地的城堡所统治【2】。但是它们也自然成为地区性商业和手工业的中心；在对其政治组织所知较少的俄罗斯，显示出了相对先进的城市劳动分工。当斯堪的纳维亚人来到俄罗斯时，称俄罗斯为Gardariki（市镇之地），因为他们发现那里有如此多的商业中心。这些波兰的grody（城市）和俄罗斯的 goroda（城市）的出现，也许是这个时期斯拉夫人土地上最重要的发展，尤其在东部以前完全不存在城市化的条件下。这是“黑暗时代”东欧内部社会发展最进步的一点。

对于这整个地区以后的政治发展而言，此时正处于关键的外部影响之下。西欧封建主义的兴起和斯堪的纳维亚人扩张主义的影响都在易北河以东起了很大作用。此后，事实上，与东欧接壤的更先进的经济和社会体制在整个大陆上的近似性，在评估东欧本身事件的过程时是应当牢记的。这些以不同方式对中世纪东欧的政治结构和国家制度施加的深刻影

响，可以从它在语言学根据上的一致性看出来【31。因为实际上这个时期所有关于较高政治等级和统治权的关键的斯拉夫词语（国家上层建筑本身的词汇表）都源自日耳曼、拉丁或图兰人（Turanian）的用语。俄罗斯语的tsar（沙皇）是借用自罗马的caesar（皇帝）、波兰语的krol，南部斯拉夫语的kral（国王），取自查理曼本人的拉丁文原名Carolus Magnus。俄罗斯语的Knyaz（大公）源自古日耳曼语的Kuning-az，而 druzhina（波兰语的 druzyna）（侍从）可能来自哥特语的dringan。俄罗斯语和南部斯拉夫语的 boyar（贵族）是一个图兰语词，借用自大草原的游牧贵族，首先用于指保加尔人的统治阶级。捷克语的rytiry（骑士）就是德意志语的reiter（骑士）。波兰语和捷克语用于“封地”的词（tan和lan），同样不过是德意志语 lehen（封地）的改写【4】。外来（几乎都是亚洲的、日耳曼的或罗马的）词汇的这种大量的优势本身就说明了问题。反过来说，重要的是，也许是上层建筑领域中最重要的纯粹斯拉夫语词汇—

俄罗斯语的 veovoda（军事首长）或波兰语的 wojewoda，其含义只是“领导战士的人”，也就是塔西佗描述过的社会发展早期的部落军事酋长。这个词语保留下来并演变为中世纪的一个正式头衔【被误解地翻译为英语的 palatine（享有王权的领主）】。在其他方面，有关等级地位的词汇几乎都是借用自外来语。

在东部国家结构的形成上还有第二个外来的催化因素。

这就是基督教会。正如在日耳曼人定居时代从部落社会向领土政治实体的转变总是伴随着宗教皈依那样，在东部，王公国家的建立也正好与接受基督教在时间上是一致的。正如我们已看到的，放弃部落的原始异教通常是压制和消灭社会组织

方面的部落原则、建立集中化的政治权威和等级制的意识形态上的前提条件。因此，从外部（天主教或东正教）派来的教会使节的成功工作是东欧国家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波希米亚公国由普尔米塞（Premyslid）王朝建立，它的第一个统治者瓦茨拉夫（Vaclav）在915到929年统治时，成为一一个热诚的基督教徒。皮亚斯特王朝的君主梅什科一世（Mieszko1）创建了第一个统一的波兰国家时，在966年同时接受了天主教信仰和公爵头衔。在留里克（Rurik）王公弗拉基米尔（Vladimir）于988年接受东正教洗礼时，瓦朗吉亚人在基辅罗斯的国家达到了它完整的形态。他是为了与拜占庭皇帝巴西尔二世（BasilII）的姊妹结成帝国联姻。随着阿尔帕德王朝的第一个统治者斯蒂芬（Stephen）的皈依基督教，匈牙利的游牧者也类似地定居化和组织成一个王国；他像梅什科那样，既接受了教义（996-997年），又接受了君主之位（1000年），他用前者从罗马那里换得了后者。在所有这些事件中，跟随君主接受基督教而来的，是他们的臣民由官方法定的基督教化，这是一个国家的创始性行动。在许多情况中，都有一场民间异教的反击在后来爆发，在波兰、匈牙利和俄罗斯，这种反击混合了对新秩序的宗教性与社会性反抗。

宗教革新在王国的巩固上是较容易的一步，这是与从侍从过渡到土地贵族相比较而言的。我们已看到，侍从体制在各地的出现标志着亲族纽带作为社会组织的基本原则的明显崩溃，侍从代表了从部落贵族向封建贵族转变的开端。一旦这样一个王公的侍从制度形成，一种跨部族的贵族群体便组成统治者个人的军事侍卫，统治者以他的家产在经济上供给他们，并与他们分享战争掠夺物来换取他们在战争中和行政管理上

的忠实服务，侍从体制常常成为国王政府原始的最初机构。而从军事侍从发展为真正的封建贵族，更为关键的一步是必需的，即作为一个土地所有者阶级的领地化。换言之，一个由王家侍卫和战士组成的紧密群体必须分散，以成为各个地方的地产上的领主，这些地产是他们作为君主的封臣而持有的封地。这种结构上的过渡常常是很危险的，因为整个演变的最后阶段总是有抵消第一阶段成果的危险，往往会产生一个顽强对抗任何中央集权化的王权的具有无政府倾向的地方贵族阶层。这种危险必然会引起原来的君主制国家本身的瓦解，因为它的统一是不那么先进的王家侍从阶段在困难较少的情况下似是而非地维持着的。因而，牢固建立一种稳定和整体化的封地体制就是一个极为困难的过程。在西方，它在“黑暗时代”中经过了几个世纪的混乱和初步的探索才得以产生，最后在10世纪即日耳曼人人侵五百年之后，在统一的王权总崩溃的情况中才得到巩固。因此在东部，从最初的普尔米塞、皮亚斯特和留里克王朝国家到羽翼丰满的封建制度也没有直线发展，就不足为奇了。相反地，在波希米亚、波兰和俄罗斯的情况是，最终都再陷于混乱与无秩序之中，君主权力和领土统一在政治上都退化到分裂式丧失的地步【5】。从比较的角度而言，早期东欧国家体系的盛衰的根源在于，在一个统一的王权政治实体中是否锻造了一个有凝聚力的领主贵族阶层。这又以创立一个农奴化的农民阶层为前提，要将其固定在土地上并为发展中的封建等级制提供剩余产品。从定义上说，一种封地体系只有在存在奴役性的劳动力为其提供直接产品时才能产生。

在西方，农奴制的最终产生和普遍化也只是在10世纪的进程中才出现的，是在整个经历了“黑暗时代”和使之告终的加洛

林帝国之后。正如我们已论述过的，在5世纪到9世纪这段漫长的时代典型的农村经济，在特点上是非常混杂和变动不定的，其中奴隶、小土地占有者、自由佃农和依附农民的成分共存。在东部，先前没有奴隶制生产方式，因而向农奴制的任何进化必然是不同的，并且更为原始野蛮。但是在那里，在国家本系建立后的头一个时期的农村社会，到处也是混杂的和过度性的：大批农民还没有经历农奴化。东欧封建主义只有在它本身需要的劳动力出现的时期之后才能产生。

如果说这就是东部早期发展的一般模式，那么对其中不司地区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途径就必须注意到当然存在着重要的多样性。俄罗斯体现了最为有趣和复杂的情况，因为在那里看来确实出现了某种好像是西方综合体的一种忽隐忽现的“东方”幻影。头一个俄罗斯国家是在9世纪末和10世纪初，由从斯堪的纳维亚经河流水道航行而来的瑞典商人和海盗建立的【6】。在那里，他们发现了一个在森林中已经产生了许多当地市镇的社会，但是没有地区性的统一或政治实体。瓦朗吉亚商人和士兵来到后不久，就对这些城市中心建立了他们的政治霸权，将沃尔霍夫和伏尔加河的水路联系起来，创立了一个从波罗的海到黑海的经济运输的单一地带，并建立了一个其政治权威轴心从诺夫哥罗德（Novgorod）向基辅延伸的国家。瓦朗吉亚人国家的中心——基辅，正如我们在别处看到的那样，是以商业为特点的，它的建立是为了控制在斯堪的纳维亚和黑海之间的贸易路线，而它的主要出口交235易品就是奴隶，目的地是穆斯林世界或拜占庭。一个奴隶商业中心在南俄罗斯形成，它的供应地区是整个斯拉夫人的东

方，并为阿拉伯人所征服的地中海地区、波斯人的土地和希腊人帝国服务。更东方的哈扎尔人国家先前控制的这种大为有利可图的对波斯出口贸易，被它消灭了，于是瓦朗吉亚人统治者也获得了直接进入里海地区的途径。【7】基辅国家的这些主要商业活动有助于给予欧洲关于奴隶的新的和长久的词汇：

sclavus（奴隶）这个词首先在10世纪出现。瓦朗吉亚商人也用船运出蜡、毛皮和蜂蜜，此后在整个中世纪是俄罗斯出口的重要商品，但那时这些都是附属货物。基辅的城市发展与东欧任何其他中心不同，主要是建立在那时在西方经济中显得越来越不合时宜的一种贸易之上的。

然而，如果说基辅的北欧人统治者为第一个俄罗斯国家提供了政治推动力和商业经验的话，那么与拜占庭的跨越黑海的密切外交和文化接触则为基辅罗斯相对的上层建筑精致化作出了大部分贡献。在这方面与罗马帝国对日耳曼人西方影响的有限的类似性是最明显的。特别是书面语言和文字这两种那个时代任何意识形态体系最基本的成分，都是从拜占庭引进的。基辅的早期瓦朗吉亚王公们打算以他们的首都作为对拜占庭和波斯进行海盗式远征的一个基地，其中拜占庭尤其成为掠夺者一个富丽动人的劫掠目标。但是他们在860年和941年的两次进攻都被击退；此后不久，第一个有着斯拉夫名字的瓦朗吉亚统治者弗拉基米尔接受了基督教。格来哥里蒂克（Glagolitic）和西里尔（Cyrillic）字母表是由希腊人教士特别为斯拉夫各民族的语言而发明的，以使他们皈依东正教的信仰。基辅罗斯此时接受了这种文字和教义以及拜占庭的36那种国家教会制度。希腊人教士被派遣到乌克兰去管理一个教会等级集团，它逐渐像统治家族和它的侍从那样变得斯拉

夫化了。这个教会后来就成为在意识形态上移植东罗马帝国专制的帝国传统的工具。甚至在帝国后来消失后也是这样。

因而，拜占庭在行政和文化上的影响，看来有可能在东方形成一个不稳定的俄罗斯综合体，它可以与西方的法兰克人综合体相比较，两者都有早熟的成就，并在混乱和衰退中不可避免地趋于崩溃【8】。然而，这种比较的有限性是明显的。在基辅和拜占庭之间，没有共同的领土基础能成为实际上融合的土壤。那时，希腊人的帝国本身距离它的罗马前辈已经很遥远了，只能跨越黑海传送不完整的和遥远的影响力。因而在那个时代，自然没有像加洛林帝国所孕育的那种有组织的封建等级制在俄罗斯出现。基辅社会和经济的无规则和无组织性质是相当明显的。一个源自瓦朗吉亚人的侍从的王公和贵族统治阶级，在市镇中收集贡赋和控制贸易，在那里经常存在着寡头性质的市民会议（vechya），这是以前民众会议的一种残留。贵族拥有大地产，使用奴隶、债务农奴（zakupy）和雇佣劳动力作为混合的劳作者。与这些地产并存的，有被组织为村落公社的大量自由农民。【9】

基辅国家在11世纪早期雅罗斯拉夫（laroslav）统治时（1015-1036年），达到了权势的顶峰；这是最后一个与斯堪的纳维亚有联系并有着瓦朗吉亚人的野心的王公：正是在他2统治期间发动了最后的对外冒险行动——对拜占庭的一次军事进攻和进入中亚的一次远征。从11世纪中期起，留里克王朝和它的贵族完全俄罗斯化了。不久，向南方广大的贸易路线被切断，首先是库曼人占领了乌克兰南部，然后是十字军。

这时，意大利城市夺取了对伊斯兰世界和拜占庭贸易的控制权。基辅曾经是拜占庭的一个经济前哨基地，如今随着南方

的希腊人母邦一同衰落了。这种孤立状态的结果是基辅社会结构发展的显著改变。贸易的缩减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市镇的衰亡，从而提高了当地农村土地所有者的重要性。由于失去了从奴隶贸易中得到的商业收入，贵族阶级（boyar class）转向内部寻求补偿，扩大自营地和增加农业剩余产品【10】。这个后果以对农民阶层的经济压迫为标志，他们此时开始向农奴地位下滑。同时，基辅国家的政治统一开始分裂为附属的小公国，在留里克家族瓦解和陷入王朝纷争之时互相攻击。领主的地方霸权与农民阶层状况的逐步恶化一并发展。

捷克和波兰土地上的发展途径，自然主要是受到德意志人而不是斯堪的纳维亚人或拜占庭的影响；但在这种更为西方式的环境中，还是可以辨析可供比较的发展。这些地区最初的社会结构并不是与早期基辅罗斯相异的，它们只是没有广泛的水路贸易作为特有的城市发展的基础。因而地方上的贵族统辖着混合的直接生产者，包括小土地占有者、奴隶和债务农奴，这在东欧是很普遍的，是从简单的社会结构转变的一种反映，即从原先部族战士在没有依附农民的情况下使用俘虏奴隶为他们耕种，到分化的国家体系伴随着通过农民负债或委身投靠活动的机制使整个农村劳动力越来越处于从属地位。在波兰、西里西亚、波希米亚或摩拉维亚（Moravia），农业技术通常仍是极为原始的，砍烧耕种、田地放牧仍然为自由小土地占有者、佃农和奴隶这些不同的人所实行。第一个出现的政治结构是7世纪早期有些像幽灵似的波希米亚人国家，它是由法兰克商人萨摩（Samo）领导一场当地斯拉夫人的起义，推翻了在中欧的阿瓦尔人帝国而建立的。萨摩的国家可

能像早期的瓦朗吉亚人在俄罗斯那样，是一个进行贸易控制的国家，没有能够使这个地区的人们归顺，因而没有维持多久。两百年之后，一个更牢固的结构出现在更东部，即9世纪的大摩拉维亚国。

这个王公国家建立在许多城堡和贵族的要塞之上，是在加洛林帝国边界上的一个重要强国，它是拜占庭寻求结成外交联盟以对抗法兰克人的扩张的对象。正是在那里，东正教的西里尔和美多德（Methodius）兄弟被派遣到统治者罗斯提斯拉夫（Rastislav）处，负有教诲和使其皈依的使命，为此他们创造了斯拉夫语字母表。他们的努力最终被罗马来的天主教教士们战胜了。但捷克的土地还是毕竟成了东欧皈依基督教的第一个滩头，其时是在摩拉维亚人国家于10世纪早期被马札尔人入侵所推翻之前。正是在波希米亚，受游牧者蹂躏的严重破坏较少，政治上的复原后来逐步发生了。到11世纪早期，一个捷克国家再度出现，这次有着一种更先进的社会结构，包括一种封地体系的早期形式。奥托复兴（Ottonian Ren-

ovation）导致了帝国东部边境地区德意志人压力的大量增加。

波希米亚的政治发展此后就总是遭受德意志人对捷克土地干涉和影响的矛盾性冲击。一方面，这加速了封建制度的形成（通过仿效），并激励了斯拉夫贵族与它自己本地国家的密切关系，这以对它的保护圣徒文采斯拉斯（Wenceslas）的热烈崇23拜为象征【12】。另一方面，它阻碍了一个稳定的君主制的巩固，因为德意志皇帝们从奥托一世起就宣称波希米亚是帝国的一块封地，并激化捷克贵族内部的王朝敌对斗争。由于统一的波希米亚国家不久就被普尔米塞和斯拉夫尼克瓦茨（Slavnikovic）家族之间为政权进行的一场长期和消耗性斗争

所损害，因而这个国家陷入了多次内战之中【13】。到12世纪晚期，波希米亚的封地成为可继承的，农民阶级越来越从属于领主的租役义务之下，因而一个地方性的贵族阶层在乡村扎下了根。由于这同一进程，中央的政治权力被削弱和损害，波希米亚陷于王公的争斗和分裂之中。

在波兰，部落和部族的组织延续的时间更长；到9世纪，一个波兰人模糊不清的地区性联盟以格涅兹诺（Gniezno）为中心仍存在着。直到皮亚斯特家族的领袖梅什科一世在10世纪晚期兴起，第一个统一的波兰人国家才得以形成。梅什科在966年接受了基督教并在其统治区域推行，作为这个新政治体制的有组织宗教【14】。在波兰，传教的成功是罗马教会的工作，并随之带来了拉丁文（Latin），此后拉丁文成为这个国家的官方书面语言。这是一个在皮亚斯特王朝国家出现时伴随而生的社会和文化水平相对突然变化的标志，与波希米亚较早却较慢的发展正相反；波兰贵族事实上一直使用拉丁语作为通行的书面语言，直到中世纪之后西方废止不用拉丁语之后很久还是如此。梅什科由教皇教廷（Papacy）确认了他的公爵头衔，这是以他的宗教忠诚作为交换条件的。他的公国建立在一个结合得很好并且是大规模的侍从体制上；这是一个有大约三千名贵族的侍从制，他们或者跟随统治者驻防，或者在设防的市镇中作为地区的守卫军遍布这个国家。使用0国王的侍从作为城堡的司令官，为从王家侍从过渡到土地贵族阶层提供了一个有效的中间手段。早期的皮亚斯特王朝国家从上一个异教世纪最初的城市发展中受益，并从当地的贸易中心得到可观的财政收入。梅什科的儿子波莱斯拉夫一世

（Boleslaw I）迅速发展了皮亚斯特王朝的权力，通过合并西里西亚和进军乌克兰，使波兰人国家在地理上扩张，并自称其头衔为国王。但是在这里，早期国家的巩固和政治统一被证明也是不可靠的希望。波兰的君主国像波希米亚那样，也是德意志外交和军事战略的长久目标。德意志的皇帝们宣称对这两个地区拥有帝国司法权，并终于成功地阻碍了波兰王权的巩固，在那里，君主的头衔被梅什科二世放弃了，成为波希米亚的附庸，而波希米亚则成为帝国的一个正式封地【15】。再者，皮亚斯特王朝国家的迅速建立其实也种下了内部祸根。

1031年发生了一场暴烈的社会和宗教动乱，它将异教对基督教会的反抗、反对领主加紧压迫的农民起义和贵族对统治王朝权力的抗拒结合在一起。波兰的领主们将梅什科二世驱逐出国，并将王国划分为地方性的省督辖区（voyevodship）。梅什科二世的儿子卡西米尔（Casimir）在波希米亚和基辅的帮助下恢复了王位。但中央国家此后被严重削弱了。皮亚斯特王朝的权力下移到地方的封地中，并最终完全被取消了。此时，波兰分裂为无数小公爵领地，小农的财产减少了，在农村对被奴役依附农民的榨取成倍增加。教士和贵族的土地仍然只包括了农村人口的约百分之四十五，但这个趋势是明显的【l6】。在波兰，像在其他地方那样，到12世纪当地农民的状况慢慢恶化和趋于被奴役的地位。这个进程在俄罗斯、立沃尼亚（Livonia）、波兰、波希米亚、匈牙利和立陶宛（Lithuania）是共同的。总的来说，它采取了地方贵族持续扩张大地产的形式，自由小土地占有者的数量下降，佃农增加，然后依附性佃农和俘虏或犯罪奴隶逐渐汇合为单一的不自由农村民众，实际上处于领主司法权控制之下，但还没有正式处于被奴役24

地位。【u7】

然而，这个进程又突然停止并开始逆转。在12和13世纪，如我们已看到的，西方封建主义迅速向外扩张，从西班牙到芬兰，从爱尔兰到希腊。这些进展中有两个是特别重要和持久的，它们是在伊比利亚半岛和阿尔卑斯山外的东部实现的。但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收复失地运动驱逐了一个先进的也许在衰落中的文明，而很少涉及这块新近赢得的土地的任何直接的经济改进（两国最终海外扩张的动力还是远在将来的事），主要是德意志人在东部的殖民化使与其相关的土地的产量和生产率有显著的增长。这种殖民化的形式变化很大。勃兰登堡和波美拉尼亚是由来自德意志北部的边疆区的领主或王公占领的。普鲁士和立沃尼亚是由十字军的军事组织条顿骑士团（Teutonic Order）和宝剑骑士团（Knights of the Sword）征服的。在波希米亚、西里西亚和某种程度上的特兰西瓦尼亚，从西方来的移民逐步定居，他们与斯拉夫人居民肩并肩地一起组成市镇和村庄，对政治现状没有剧烈的改变。波兰和立陶宛也同样接受了德意志人的社团，主要是城市的商人和手工业者。异教的波罗的海沿岸部落即原普鲁士人和其他部落，被条顿骑士团以军事手段（manu militari）所征服，而一场所谓的“文德人（Wendish）十字军”是发动起来反对在易北河与奥得河之间的奥波德里特斯拉夫人（Obodrite Slavs）

的。但除了这两个地区外，大部分殖民化是相对和平地进行的，并常常受到当地斯拉夫人贵族的鼓励，他们渴望在自己人口稀少的土地上安置新的和相对有技艺的劳动力。【18】

这种殖民化的特有状况决定了它对东部社会结构的独特

影响。土地是丰富的，虽然森林茂密并且质量不都是很好（波罗的海沿岸的土壤多沙），另一方面，人口稀少。据计算，在十三世纪初，东欧包括俄罗斯的居民总数约为1300万人，而较小的西欧地带却有约3500万人【19】。必须从西方输入劳动力和技艺，以有组织护送的方式从莱茵兰、斯瓦比亚、法兰克尼亚和弗兰德尔这些人口稠密的地区招募移民。对他们的需求是如此迫切，而安排他们的运送的问题又如此之大，以致贵族和教士们如要鼓励这种到东部的趋势，就必须给予定居在新土地上的农民和市民以大量的社会权利。在欧洲从事挖渠和排水工作的最熟练的农民对开垦未耕种地区是如此不可缺少——他们在尼德兰可以找到——因而作出了特别的努力以吸引他们到东部去。然而，位于欧洲一角的北部尼德兰从来不知道正式的庄园制度为何物，比起当时的法兰西、英格兰或德意志的农民来，它的农民在12世纪已在很大程度上更多地从奴役性义务中解放出来了。“弗兰德尔人的法律”因而就与他们一同被接受下来，不久就对殖民的农民的法律发挥了普遍影响，他们大多数是德意志人，在他们的故乡从来不知道这种自由【20】。因而在新殖民的东部，几乎没有对农民的庄园司法权，他们被给予须缴实物地租的可继承的土地占有权，但很少有劳役义务，并且，耕种者被允许出售他们份地的用益权和彻底离开他们的定居地。村庄由世袭的管事管理的农村公社构成（管事通常是移民的最初组织者），而不是由领主的法规统治。这些定居者迅速地改变了从易北河到维斯杜拉河（Vistula）及以外地区的整个农业模式。森林被清除了，铁犁和三田轮作制第一次被引进。耕作劳动量减少了，而粮食耕种首次普遍实行，大规模的木材出口贸易发展起来。在这种

进程的影响下，由于其明显的较多产量和剩余产品，当地的贵族和十字军教团都越来越趋于接受由西方引进的农民农业的规范。因而，波兰、波希米亚、西里西亚、波美拉尼亚和其他地方的本地农民的状况，在德意志人殖民化开始之前已经在向农奴地位下降，但此时由于吸收了新来者而显得有所改善。普鲁士的农民最初被条顿骑士团农奴化，在随后的一个世纪中则被解放了。有着它们自己的管事和法庭的自治村庄兴起了，农村的活动范围扩大了，生产率也相应上升了。

谷物生产和伐木量的增长又激发了东部殖民化的一个更为重要的结果，即13世纪波罗的海沿岸市镇和贸易商站的成长，如罗斯托克（Rostock）、但泽（Danzig）、维斯马（Wismar）、

里加（Riga）、多尔帕特（Dorpat）和雷维尔（Reval）。这些城市中心是独立的和强横的公社，有着繁荣的出口贸易和活跃的政治生活。正如“弗兰德尔人的法律”在当地人农业中发挥了改善社会关系的威力那样，以《马格德堡宪章》（Charter ofMagdeburg）为模式的“德意志人的法律”，对东部传统市镇的法律也发挥了类似的影响。特别是在波兰，经常居住着大量德意志商人和手工业者殖民者的市镇此时接受了“马格德堡权利法”（Rights of Magdeburg），波兹南（Poznan）、克拉科夫（Cracow）和新建立的华沙（Warsaw）都从这个进程中受益【21】。在波希米亚，德意志人市民更为稠密的城市殖民网产生了，它以这个地区的采矿业和冶金业为基础，并有着捷克手工艺人和商人更为重要的参与。因而在13世纪，殖民化的东部是欧洲封建主义的边疆社会，是它自身动力的强有力投射，同时它又有一些比母体制度优越的地方，如同后来欧洲资本主义在美洲和大洋洲（Oceania）的边疆社会那洋，即更大程度

的平等和活动能力。卡斯滕（Carsten）这样总结了它的主要特征：“正式的庄园制度及它对自由的限制和它的私人司法没有输入东部，农奴制也没有。农民的地位比在西方要好得多，这也包括了当地的人民。阶级区分在东部不那么分明，贵族移居到市镇并成为市民，而市民获得地产，村庄管事拥有封地。社会的整个结构，正如一个殖民地区会出现的那样，比起在西欧要自由和宽松得多。看起来，东部不再落后而成为欧洲最发达的部分，只是个时间问题。而确实这在波罗的海沿岸汉萨同盟（Hanseatic）的市镇已是事实，特别是在文德人市镇和但泽。”【221

俄罗斯处于德意志人正式渗透的界限之外，然而在这些世纪里仍经历了某种微妙的类似的演变，虽然其步调和背景是不同的。这是基辅国家在12和13世纪由于外部的灾难和内部的虚弱而瓦解的结果。如我们已看到的，十字军切断了黑海到君士坦丁堡和伊斯兰教世界的贸易通道，传统上基辅的商业是靠它繁荣的。在东面，库曼人的袭击是持久的威胁，而在国内，王公的“长老”（seniorate）制度导致了内战和无秩序的一场大混乱【23】。基辅本身在12世纪中期被苏兹达尔（Suzdal）的王公所劫掠。然后在70年之后，来自中亚的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游牧者入侵如强飓风般的冲击发生了，它实际上席卷了除西北部以外的整个俄罗斯，后者在成吉思汗死后不久即被蒙古人蹂躏和征服。也许有十分之一的人口在这场灾难中死亡。其后果是俄罗斯文明的轴心从基辅盆地向奥卡河（Oka）一伏尔加河三角地带到东北方——当时大部分还是无人居住的地区和原始森林——的长久转移，这大约与跨越易北河的广泛人口渗透是同时发生的。

一种俄罗斯社会结构在东北部逐渐重组起来，那些有波罗的海地带特点的同样社会影响有许多也出现了。对广大无人居住的土地的开垦和殖民，阻止了俄罗斯农民阶层向永久的被奴役依附地位的下降，这在基辅国家的最后几个世纪里已经在进行之中。王公们不得不向农民赋予免除租税义务、公社权利和个人的流动权，来吸引他们定居在新近开垦的土地上。贵族们和修道院也仿效这种做法，即使对新村庄有着更严密的庄园控制。政治权威变得进一步分裂和在领地领主中间封建化，而农民则在这种情况下得到了更大的自由【24】。

离中央地区政治权力的主要所在地的距离越远，农民以这种方式赢得的自由程度就越大，在遥远的北方森林，这个特点体现得最充分，在那里，领主司法权只是时断时续地起作用。同时，这个国家的人口和经济轴心向奥卡河一伏尔加河三角地带转移，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这些西北部贸易市镇的兴起，它们位于俄罗斯和德意志人殖民的立沃尼亚之间。此后，中部俄罗斯向这个诺夫哥罗德贸易帝国供应所需的谷物，还有它向北方靠近北极地区的部落勒索的贡赋，并在波罗的海贸易中起着中枢作用。诺夫哥罗德虽然由一个市政会议统治，但实际上不是一个与沿岸的德意志人市镇类似的商人公社，市政会议（veche）被拥有土地的贵族所统治，他们完全不同于汉萨同盟的市民。然而德意志的影响在这个城市还是强大的，它有着一个大规模的外国商人团体，并且在俄罗斯市镇中空前绝后和独一无二地拥有以西方为榜样的手工业者行会系统。因而，诺夫哥罗德为将俄罗斯与东欧其他地区联结为一个互通有无的经济体系，提供了战略性的连接点。

注释

11】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选》，伦敦，1965年，95页【此处译文据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9页，马克思：《致恩格斯》（1856年10月30日）。——译者】

12】亨里克·沃夫米安诺共斯基（Henryk lowmianvowski），《斯拉夫2人国家的起源及其社会与经济基础》（Ia Genese des Etats Slaves et Ses Bases Sociales et Economiques），《波兰在罗马第10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La Pulogne an Xe Congres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s Histornques d Rome），华沙，1955年，29-53页。这是一篇对现在早期斯拉夫人发展的观点的总结。

【3】今天这个证据由于讲礼貌的常规而经常被忽视，因为德意志的2沙文主义者宣称，它证明早期的斯拉夫人社会“没有能力”建立本地人的国家组织，这导致东欧历史学家否认或缩小这个证据。

这些争论的反响还完全没有沉寂下来，可以参见F·格劳斯，《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的法制史》，载《历史杂志》，第148期，1963年，265-317页。这个成见当然促使他们完全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提到这个明显的事实，即早期中世纪斯拉夫人的社会结构总的要比日耳曼人的社会结构更原始，并借用了他们的政治形式，这并没有赋予哪个群体以任何固有的“种族”特征，而只是说明斯拉夫人沿着类似的发展道路开始起步要比日耳曼人较晚。因为一定的历史原因，他们本身决不能支配和控制他们各自的发展途径，这自然造成了发展中不平衡和相互影响变化的特点。重复这些真理应该说是不必要的。

【4】F·德沃尔尼克，《欧洲历史与文明中的斯拉夫人》（The Slavs in Europeun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新不伦瑞克，1962年，121、

140页。L·缪塞，《人侵，对基督教欧洲的第二次攻击》，98页。

乔治·韦尔纳茨基，（基辅罗斯》（Kiecan Russiw），耶鲁，1948年，

178页；K·维雷尔，《瑞典人的地方权利和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载《萨维尼基金会法律史期刊》（德国部），第89期，1959年，20-21页。

【5】东欧的经历对于英格兰当地历史学家作出的对盎格鲁一撒克逊2国家的夸大性结论，是一个有益的警告。他们常常指出，在诺曼人入侵前夕已实际上完成了向封建主义的成功转变。因为它的国王政府有着统的特点。事实上，在盎格鲁一撒克逊英格兰

并没有产生稳定的朝代继承或有凝聚力的封地制度，它相对的优点完全可能随后崩溃而陷于无秩序和衰落之中，如同斯拉夫人国家的垮掉那样，因为它们都缺乏古典古代的遗产。实际上，正是诺曼人征服而产生的这个西欧大陆的罗马一日耳曼综合体防止了这种崩溃、

【6】俄罗斯的民族感情在19和20世纪一再导致否认基辅国家的斯堪的纳维亚人起源【或者确实说是“罗斯”（Rus）这个词本身的词源】。这种“爱国的”历史学的不合时宜不需在这里说明，它在英国人中相对应的有“连续性”的神话，如前面提到的。

【7关于瓦朗吉亚人在俄罗斯的作用的性质，一个公平和有条理的讨论见缪赛，《入侵，对基督教欧洲的第二次攻击》，99一106、

261-266页。应当注意到，“市镇”这个斯拉夫语词gorod，基本上与古北欧语（Old Norse）词gardr是相同的，但不能肯定前者是源自后者。见富特和威尔逊，《北欧海盗的成就》，221页。

5【8】马克思将加洛林帝国与瓦朗吉亚帝国联系起来，见（18世纪秘密外交史）（The Secret Diplomaeie History of the Eighteenth Cen-

tury），伦敦，1969年，109页。但这是一部有着病态性僧恶的寓言式作品，确实是马克思撰写的历史文章中最糟的一篇。它的错误是大量的。当它在20世纪初第一次再度发表时，梁赞诺夫（Ryazanov）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学者写过一篇冷静的批判文章

《卡尔·马克思论俄罗斯在欧洲统治地位的重要性》（Karl Marx iber den Vorsprung der Vorherrschaft Russlands in Europa），载《新时代）（续编）第5号（Neue Zeit，Ergin-Zungshefte No.5），1909年3月5日，1-64页。这篇文章的当代编辑没能指出它最小的不足之处。

【9】基辅社会结构的综合论述可见于韦尔纳茨基，（基辅罗斯），

131-172页；但是却因韦尔纳茨基相信“资本主义”和“民主”在某种意义上潜在于基辅国家的商业体系和会议残余中而有谬误，这是从罗斯托夫采夫继承来的凭借想象类型的错误。

7【10】K·R·施密特（Schmidt），《早期中世纪俄罗斯的社会结构）（The Social Strncture of Russia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第11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XTe Congris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s His-

toriques），乌普萨拉，1960年，报告之三（RapportsII1），32页。施密特讨论了从克留切夫斯基（Kliuchevsky）起关于基辅统治阶级

的财富重点在农业还是商业的历史学争论。

【i1】G·韦尔纳茨基，《捷克国家的开端》（The Beginnings of the Czech 2

State），载《拜占庭》（Bvzantion）1944-1945年，第17期，315一328页。他认为（与所有的证据相反）萨摩（Samo）是一个斯拉夫人商人，“献身于斯拉夫人之间合作的理想”这样一个不可能的使命。这是在有关“黑暗时代”的历史学领域民族主义所造成的损害的又一个例于。

【12】F·格劳斯，〈摩拉维亚和波希米亚国家与贵族的起源》（Origines2

de 1’Etat et de la Noblesse en Moravie et en Boheme），载《斯拉夫研究杂志）（Revuedes Etudes Slaves），第39卷，1961年，43-58页。

【13】F·德沃尔尼克，《斯拉夫人，他们的早期历史和文明》，115、300页。

【14】亚历山大·盖伊斯托尔（Aleksander Gieysztor），《中世纪波兰的基础研究，现实中的国家问题》（Recherches sur les Fondements de la Pologne Medievale，Etat Actuel des Problemes），载（波兰历史汇编》（Acta Poloniae Historica），第4卷，1961年，19-25页。

【15】关于德意志在这个时期的政策，特别见F·德沃尔尼克，《中欧和2东欧的形成》（The Making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伦敦，

1949年，194-196、217-235页，和《斯拉夫人，他们的早期历史与文明》，275-292页。

【16】H·洛夫米安诺夫斯基，《早期封建波兰国家的经济问题》（E.

comonic Problems of the Early Feudal Polish State），载《波兰历史汇编》，第3卷，1960年，30页。

【17】杰罗姆·布卢姆（Jerome Blum），《东欧农奴制的兴起》（The Rise 2

of Serfdom in Eastern Europe），载《美国历史评论），第67卷，第4号，1957年7月，812-815页。

【18】条顿骑士团是在1228年被波兰马佐维亚（Mazovia）公爵邀请到普鲁士的。

【19】拉塞尔，《古代晚期和中世纪的人口），148页。

【20】M·波斯坦，《东欧与西欧之间的经济关系》（Econormic Relations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Europe），载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编，

《中世纪的东欧与西欧》（Eustern and Western Europe during the Middle Ages），伦敦，1970年，169页。

【211罗歇·波塔尔（Rogen Portal），《斯拉夫人》（Les Staves），巴黎，

1965年，75页、

【22】F·L·卡斯滕（Carsten），《普鲁上的起源》（The Origins of Prussi-

a），牛津，1954年，89页。

【23】德沃尔尼克对于特别错综复杂的导致这些无秩序混乱的基辅附属封地制度，提出了两种矛盾的解释。他最初将其归因于一种日耳曼一斯堪的纳维亚人的“预定继承人”制度，即在那里一个统治者不是由他的儿子而是他的弟弟继承，后者又由他最年长的侄子继承；这种制度在其他地方只存在于汪达尔人的非洲和北欧人在苏格兰的定居地。然而在其他地方，他又将这种制度等同于波兰皮亚斯特（Piast）公爵们的“长老”等级制和12世纪捷克的继承制度，并相信它是斯拉夫人的一个原则，即一个国家是统治者家族的可继承财产，它所有的成员都应在政府中分得一份。可比较《斯拉夫人，他们的早期历史与文明》，213页和《欧洲历史与文明中的斯拉大人），120-121页。

5【24】在马克·塞夫特尔（Marc Szeftel）的论文中对这种双重发展有很好的分析：《俄罗斯封建主义的各方面问题》（Aspects of Russian Feudalism），载拉什顿·库尔伯恩（Rushton Coulborn）编，《历史上的封建主义》（Feudalism in History），普林斯顿，1956年，169一173页。

第四章东部的危机

欧洲封建主义的危机在东部开始得较晚，并且也许在绝对的规模上较为缓和，而在俄罗斯它难以确定一个明确的时间顺序。但是它的影响也许甚至比任何其他事件都更大，因为它打击的是一个比西方要新近和脆弱得多的社会结构。这个打击更为分散，但是对它的抵抗更为软弱。必须牢记这场东欧总危机的这两个矛盾的方面，因为只有将它们结合起来才能理解它的过程和结果。传统上的论述倾向于将14和15世纪整个封建制的萧条硬塞进一个不适合的“一体”化的整个大陆性的衰败状态之中。然而很清楚，首先，西方封建制危机的基本机制——生产力在现存社会生产关系的障碍限制下的

“过度发展”和“阻滞”及由此导致的人口下降和经济衰退—

是不会在东部本身之内重现的。因为在那里新农业技术和社会组织的引进还是相对的新事物，还决没有达到其可能扩张的界限。1300年左右在西方存在的稠密过剩人口在东部是闻所未闻的。沿维斯杜拉河或奥得河的大片可耕种土地还有待开垦，而当时贫瘠的土地却已经紧缩在莱茵河、卢瓦尔河和泰晤士河周围了，因而几乎没有可能在东部同时重演这场西方的危机。事实上，在14世纪的大部分时期里，波兰和波希米亚看来是达到了一个政治和文化上的高峰。捷克的城市文

明在它恶性地陷落于贵族联盟（Barons’League）和胡斯战争（Husite Wars）之前，在卢森堡（Luxemburg）王朝统治下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在查理四世（CharlesIV）统治下的短暂辉煌中，波希米亚是东欧的勃艮第。波兰逃过了那场大瘟疫，并且是“十三年战争”的胜利者，卡西米尔三世（Casimir I1l）与查理四世是同时代的类似人物；亚盖洛（Jagellonian）家族将波兰与立陶宛联合起来，形成了这片大陆上最大的领土国家。

在匈牙利，安茹家族的统治者查理·罗伯特（Charles Robert）和路易一世（LouisI）也组织了一个强有力的封建君主制，它的影响和威力在整个地区是很大的，而且在路易统治下这个封建君主国家以个人共主的形式与波兰联合起来。但是，这种政治活力不能长期经受降临于东欧的经济气候的变化，这种经济气候比在西方滞后但明显地与其有联系。因为证据很明显，到15世纪早期，在欧洲两个部分都出现了同时并行的衰退。

东部这场危机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当然，首先和最重要的是，为德意志人殖民所影响的巨大弧形地区传导了一场突然动摇整个经济和人口的冲击。一旦封建主义在西方的故土被广泛波及的衰退所笼罩，那么它们对东部边疆的投人就会相应地减弱。移民的势头此时停滞和消退了。到14世纪初，在勃兰登堡和波美拉尼亚（Pomerania）已经出现了荒废的村庄和抛弃田地的不祥迹象。其原因部分是由于越来越习惯流动的农民向更东部的迁移。但这些变化本身就表明了这整个移民过程的危险之一。正是因为土地是充足的，可以将它短暂地开发后就抛弃，所以这种方式的一再重复就会在其他大陆和其他时代造成久旱多风沙的地带。波罗的海沿岸的多沙

土壤除非细心地予以照料，否则特别易于将地力耗尽，在这里因而也逐渐开始了泛滥和土地侵蚀。并且，西方因为需求的急剧下降而导致的谷物价格的下跌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东部，在那里粮食出口的批量减少已经开始了。在下一个世纪，哥尼斯堡（Konigsberg）的裸麦价格指数密切反映了西方城市中小麦价格指数的下降【2】。同时，正如我们已看到的那样，采矿技术的未能突破已在整个大陆影响到可造币金属的储存量，即使波希米亚矿业受到的影响比萨克森要小。铸币的贬值和领主收入的下降，在勃兰登堡、波兰和其他地方都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通常的结果。东部也没能幸免与西方大危机相伴而来的灾难，这场萧条的可怕“影响”成为它重复出现的“原因”。瘟疫、饥荒和战争比其他地方都丝毫不差地横扫东欧平原。在普鲁士，从1340年代到1490年代之间有十一次癌疫大爆发【3】。在俄罗斯，从1350年到1450年这种灾祸有二十次【4】。莫斯科公国（Muscovite）的统治者西米恩（Sime-

on）本人和他的兄弟及两个儿子在1353年一道因此死去。在欧洲主要地区中，只有波兰一个国家基本上逃过了黑死病。

波希米亚没有这么幸运。在普鲁士，1437至1439年的庄稼歉收是这一个世纪中最糟的事情。在这期间，军事斗争踩躏了东部所有的主要地区。奥托曼人（Ottomans）在14世纪晚期侵入了塞尔维亚（Serbia）和保加利亚，使它们从属于与欧洲其余地区分离的地方历史。反抗蒙古人、立陶宛人、德意志入、瑞典人和保加利亚人的一百五十多场战役席卷了俄罗斯。

连续的边界袭击和争斗使勃兰登堡和波美拉尼亚之间边疆地区的人口减少了。波兰的军队和一支从东欧各地召集来的军队于1410年在格伦瓦尔德（Grinewald）击溃了条顿骑士团，

并在1414年、1420年和1431至1433年侵入了普鲁士。在二十年郁积着危机的和平后，最终一场更加你死我活的斗争，即

“十三年战争”在1453年展开了，它粉碎了条顿骑士团并将东普鲁士完全摧毁达一代人之久。这场野蛮而长期的斗争的后果是人口的大量减少和定居耕地的被抛弃。在波希米亚，15世纪早期漫长的“胡斯战争”也造成了同样的结果，当敌对的军队横越波希米亚作进攻和反攻时，农村经济被夷平和辗碎了。晚期中世纪的这种大规模的灾难剧不只限于捷克的土地。西吉斯蒙德（Sigismund）皇帝的雇佣军队从欧洲各地被征召而来镇压起义的胡斯同盟（Hussite Leagues），而大普罗科普（Prokop the Shaven）的塔波尔派（Taborite）军队又将反对帝国和教会的战争扩大到奥地利、斯洛伐克（Slovakia）、萨克森、西里西亚、勃兰登堡、波兰和普鲁士，他们的游击纵队和马车拉的炮台，一路上大肆破坏以杀出一条直通莱比锡（Leipzig）、纽伦堡、柏林（Berlin）和但泽的道路。

再者，当西方的社会反叛是继之以军事斗争或它们的个别偶尔一击扎克雷大起义的时候，在东部这两者却是相互纠缠着混合在一起的一—重要的战争和起义构成一个单一的进程。在波罗的海和波希米亚的两场大起义也是激烈的内战。

埃尔梅兰（Ermland）的农民们在普鲁士一波兰（Prusso-Polish）

战争的短暂间歇中发动了起义。“十三年战争”本身是一场猛烈和广泛的社会动乱，但泽和托伦（Torun）的商人市镇和农村乡绅同无情而随心所欲的雇佣军结盟，在一场反叛中推翻了条顿骑士团的军事官僚统治。在14世纪晚期，波希米亚在文采斯拉斯四世（WenceslasIV）统治期间也是一个混乱的贵族斗争的战场，还有雇佣杀手的流浪匪帮在乡村四处闯荡。正

是在这些丑恶的争斗中，约翰·杰式卡（John Zizka）这位胡斯事业未来的司令官得到了军事锻炼，之后为波兰君主在参加格伦瓦尔德的战斗的队伍中服役。后来从1419年到1434年，胡斯战争爆发了，这是中世纪历史上没有先例的事件，它将反抗贵族地主、城市贵族、王朝和外国军队的市民、骑士、手工业者和农民聚集在宗教旗帜之下，役入了一场非同寻常的社会的与初期的民族斗争【5】。在波希米亚山中的塔波尔城建立的乡村穷人团体的条款，表达了也许是在欧洲封建主义整个历史中不会再发生的解放的最深刻呼声【6】。激进的千年至福派在胡斯派集团内不久就被压制下去，但是这些农民和手工业者在他们的领袖杰式卡和普罗科普领导下为胡斯派的事业提供了士兵，他们的忠诚没有动摇。这个独一无二的军事起义废黜了一个皇帝，公然反抗教皇，打败了五次讨伐他们的十字军，经过了十五年才最后被镇压下去，这个国家又获得了一种死气沉沉的和平。波兰、波希米亚和匈牙利曾经强大的君主制全都由于贵族的篡权和骚乱而瓦解了，随之在15世纪初期领主加强了对农民的压迫。在这个世纪中，这三个国家都经历了一次短暂的相同的复兴，波迪布腊迪（Podebrody）的乔治（George）在捷克的土地上起家，马提亚斯·科尔温（Matthias Corvinus）在匈牙利继承了王位，卡西米尔四世（CasimirIV）在波兰确立了统治，所有这些有能力的统治者在一段时期内都恢复了王权，阻止了贵族分裂的趋势。但是到这个世纪末，这三个王国又都再度陷于普遍的衰弱中。这时它们的衰落是不可挽回的了。在波兰，君主王位成为贵族国会（szlachta）拍卖的对象，在波希米亚和匈牙利，王位被合并于哈布斯堡（Hapsburgs）王朝。在这个地带，没有再度出现当

地人的王朝国家。【7】

另一方面，俄罗斯赶在东部其余地区之前开始陷入它自身独特的危机中，这种危机是随着基辅国家的瓦解和蒙古人的征服，并且也是在恢复发展的时候开始的。在这个“无钱”时代的最坏阶段，经济活动已衰退到本地货币完全消失的地步。这个阶段在14世纪后半期已过去了。中部俄罗斯的土地缓慢而间歇性地集中起来，这种集中先是在苏兹达尔（Suz-dal），然后是在莫斯科领导之下，甚至在蒙古人的纳贡束缚还在压迫的时候就开始出现了；虽然它最初的成就不应被夸大，因为在下一个世纪蒙古人证明能够对俄罗斯人的非法自治进行相应的惩罚。莫斯科在1382年被蒙古人彻底洗劫，以报复两年前在库利科沃（Kulikovo）的失败。为他们自己的利益，蒙古人还将手工艺人运送到里海上萨莱一巴图（Sarai-Batu）

的亚洲大本营。他们袭击的一个结果是，俄罗斯市镇的数目减少了一半，城市手工业生产在一段时期内实际上消失了【8】。

王公国家之间在重新统一的逐步进程中无休止的内战（在1228年到1462年之间有记录的就有九十多次），也对农业的衰退和定居耕地的被抛弃起到了作用；虽然也许这个现象比东欧其他地方有更多的分歧看法，因为空闲土地（pustoshi，荒废地）在14和15世纪仍然是广泛分布的【】。俄罗斯在德意志移民到达的界限之外，在蒙古人监护的范围之内，它的发展是不会与波罗的海沿岸和波兰平原的机制一致的，它有自己的节奏和特异性。对它而言，萨莱（Sarai）自然比马格德堡（Magdeburg）重要。但是，在这些不同之中它的发展途径的广泛类似性，看来是无可争议的。

东部的农业萧条还有一个更致命的后果。波罗的海、波

兰和俄罗斯更新的和不那么强大的贸易市镇，比起西方更大的和更老的城市中心来，远不能抵御它们郊区及内地的饥荒和紧缩。西方城市确实体现了西方经济一个显著的方面，尽管有这一切危机，但还是最终奋力发展，在14和15世纪经受住了民众的动乱和城市贵族的破产。事实上，在经过所有流行病和饥荒的灾难后，到1450年西欧总的城市人口或许还有增长。然而，东部城市的遭遇要严重得多。1300年汉萨同盟的市镇在贸易商品数量和运输量上可能与意大利的港口相等，但是它们的贸易大部分由呢布进口和森林与自然农业产品（木材、大麻、蜡或毛皮）出口所构成，其价值要小得多【10】。它们也没有控制任何农村的城郊居民（Contado），这就更不必说了；而且，它们那时面对着来自荷兰的激烈海上竞争。荷兰人的船只在14世纪开始航行到松德（Sound）海峡，到15世纪末它们占有了通过该海峡运输量的百分之七十。正是为应付这种挑战，从卢卑克（Libeck）到里加的德意志市镇在1367年首次正式组成了汉萨同盟。然而，联盟并未能帮助它们。在荷兰人海上竞争和陆地上农业萧条的挤压之下，汉萨同盟市镇终于瘫痪无力了。随着它们的衰落，易北河以东地方商业活力的主要来源也消失了。

从根本上来说，正是这些市镇的衰弱使得贵族采用了一种西方在结构上行不通的危机解决办法——一种庄园制的反动慢慢破坏了所有农民的权利，并有步骤地将佃户降为农奴。

在领主的大自营地上劳动。这种形势的经济原理，与西方最终采用的正相反，是基于东部土地与劳动力之间的关系。人口的下降虽然在绝对数量上也许没有在西方那么严重，但总的而言仍对地方性劳动力短缺造成了相对更严重的紧张状

况。由于东欧有巨大的缺少人口的土地，因而农民的逃亡是各地领主一个紧迫的危险，而土地的潜力仍是很丰富的。同时，几乎没有向劳动力不那么密集的农业类型转变的机会，如羊毛工业帮助了英格兰或卡斯提尔受到艰难压力的领主那样，耕种农业和谷物栽培仍是东部环境中明显的生产手段，即使在大规模出口贸易进行之前也是这样。因而，土地与劳动力的比例就要求贵族阶级对农民的流动性进行强迫性限制和组成大庄园地产【1】。但是，这样一种道路在经济上获利的可能性不等于在社会上有同样的可能性。城市市政独立性和吸引力的存在，甚至在逐步缩小的形态上，都是明显阻碍对农民阶层强制施行普遍农奴制的。如已看到的那样，在西方正是城市在整个阶级结构中客观上的“干涉作用”阻止了对危机反应所作的奴役性束缚的最终强化。农村残酷的退步性转化的先决条件，使得在东部接着发生的就是市镇的自治和活力的被消灭。贵族阶级充分认识到，只有消灭和制服市镇，才能成功地压服农民，此时他们毫不留情地开始这样做了。立沃尼亚的市镇积极抵制了农奴制的引入；勃兰登堡和波美拉尼亚的市镇常常更屈从于贵族和王公的压力，就没有这样做。然而这两者在15世纪的进程中都同样在它们与领主的斗争中被打败了。普鲁士和波希米亚的市镇在传统上较为强大，很有意义的是，只有它们是东部在那个时代经历了农民起义和对贵族阶级的暴力社会抵抗的地带。而到“十三年战争”结束时，所有的普鲁士市镇，除了哥尼斯堡外，都被毁灭或被波兰吞并了，此后哥尼斯堡在农奴制开始实行时曾表示过反对，但无力去阻止它。胡斯派的最终失败（它的军队中穷苦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曾肩并肩前进），看来注定了波希米亚自治市镇的

命运：大约五十个大贵族家族在15世纪末垄断了政治权力，从1487年起对衰弱的城市中心发动了-一场残酷的进攻。【12】

在俄罗斯，那里的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这些贸易城市从来没有拥有与其他欧洲市镇类似的市政结构，因为它们完全被拥有土地的贵族统治，在它们的疆界内不能为个人自由提供保证。贵族权力集中于苏兹达尔和莫斯科公国国家，尽管如此，还是以类似的精神对待它们。诺夫哥罗德的独立于1478年被伊凡三世（lvan IHI）摧毁，它的贵族和商人中的精英被迁走，他们的财产被没收和重新分配，此后一个王家总督（namestnik）为沙皇直接统治这个城市【13】。瓦西里三世（Vassily IIl）此后不久征服了普斯科夫。俄罗斯新建立的市镇从开始就是王公控制下的军事和行政中心。波兰的乡绅推行了最系统的反城市政策。在波兰，贵族阶级开辟了当地的贸易中心，以直接与外国商人做交易，对城市生产的货物规定了最高限价，为自身利益擅自占有了制造和加工权（酿酒），禁止市民拥有土地，并且当然也禁止市镇接受任何逃亡的农民。

所有这些措施都打击了城市经济的根本生存方式。整个东欧的市镇生活缓慢而逐步的枯萎是这个进程不可避免的后果，它在一个又一个国家中出现。在波希米亚，这个进程由于德意志城市贵族与捷克封建领主反对胡斯派的及时联盟而受到了限制；在俄罗斯，那里的市镇从来没有享受到汉萨同盟港口的自治体自由，因而没有对领主权力的类似威胁。布拉格（Prague）和莫斯科保留为这个地区人口最多的城市。在勃兰登堡、波美拉尼亚和波罗的海的德意志人殖民的土地上是另一种情况，非城市化是如此彻底，晚至1564年，勃兰登堡最大的一个市镇柏林，只有为数可怜的1300户人家。

正是这种市镇的历史性失败，为在东部强制推行农奴制扫清了道路。领主制反动的机制被长期延续下来，在大多数地区，这种机制在实质性的变化在实践中起了作用后的某个时候又被编为法律。但是，总的模式在各地是相同的。在15和16世纪的过程中，波兰、普鲁士、俄罗斯、勃兰登堡、波希米亚和立陶宛的农民的流动性逐步受到限制，对逃亡者施加刑罚，用债务将他们束缚在土地上，地租义务被提高【14】。此时东部在历史上第一次经历了真正庄园经济的出现。在普鲁士，条顿骑士团1402年的法令规定，在收获季节从市镇中驱逐所有没有固定住所的人，1417年规定将逃跑的农民归还给他们的领主，1420年规定了劳工工资的最高限额。后来在“十三年战争”中，骑士团将土地和司法权整个地转让给它雇用来与波兰人及其联盟作战的雇佣军，结果使一大片先前由向军事官僚缴纳实物地租的小土地占有者控制的土地在那时被夺走和出售；此时经历了土地大规模地转移给一个新贵族阶层以及大面积自营地和领主司法权的巩固建立。到1494年，普鲁士的土地所有者赢得了不经审讯就可绞死逃亡者的权力。最终，衰落的骑士团于16世纪初在镇压农民起义和教会财产世俗化中自行解散，它残余的骑士与当地贵族融合，构成了一个单一的贵族地主（容克，junker）阶级，此后管辖着一个被剥夺了习惯上的权利，并被不可逆转地束缚于土地上的农民阶层。在俄罗斯，对农村穷人的攻掠也类似地与封建阶级本身的重组联系在一起。服役领地（pomest’e）的兴起是在莫斯科公国国家的庇护下并为其利益和以牺牲自主世袭地产

（votchina）为代价的，由此从15世纪晚期起就产生了一个残酷的乡绅土地所有者新阶层；这时封建地产的平均规模有了

暂时性的减少，伴之以对农民榨取的强化。地租和劳役标准提高了，领地地主（pomeshchiki）还叫嚣要反对农民的流动方式。在1497年，伊凡三世的行政法典正式废除了无债务农民可根据他们本人意愿离开地产的传统权利，而将他们的离去限制在圣乔治节（St.Geoge’sDay）的前后一星期之内。在他的后继者伊凡四世（IvanIV）下一个世纪的统治下，这种离去越来越被完全禁止，最初是以立沃尼亚战争（Livonian Wars）

灾难造成的临时“国家紧急状态”为借口，然后随着时间推移而成为正式和绝对无条件的了。

在波希米亚，在胡斯派起义之后的土地再分配，导致了对到那时为止教会拥有的占全国三分之一的耕地的抢夺，产生了大量的贵族大庄园，在这同时也需求稳定和依附性的劳动力为其工作。战争导致了人口大量减少和人力短缺。结果是立即就出现了强迫限制农民流动的趋向。在里湾（Lipan）打败普罗科普三年之后的1437年，土地法庭作出了追捕逃亡者的法律判决；1453年，贵族国会（Snem）再度以法律规定了同样的原则。以后，正式和法律上的隶属地位又在1497年的一个法案和1500年的《土地法令》（Land Ordinance）中予以颁行【5】。在下一个世纪，劳役的强化，池塘养鱼业和酿酒业在捷克地产上的特别发展，进一步增加了领主的财政收入【16】

但是数量可观的城市飞地在经济上存留了下来，看来这是将农村的剥削限制在当地的限度内（劳役强度在这里比其他地方要低）。在勃兰登堡，波兰在1496年禁止季节性迁移使那里的德意志土地所有者的劳动力问题严重恶化，并促成了对小农占有地的突然夺取和将农村劳动力强行集中到领地内，这将成为下个世纪的重大特征【17】。在波兰，庄园制的反动是

所有国家中走得最远的。在那里，乡绅从君主那里强行取了特有的司法权和其他权力，以供给君主打赢与条顿骑士团的战争所需的货币作为交换条件。土地所有者阶级对这个时代劳动力短缺的反应是《彼得科夫法案》（Statutes of Pi-

otrkow），它第一次正式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并从此禁止市镇接纳他们。正是在15世纪，封建自营地（folwarky）有了迅速的增长，它们在通往波罗的海的河流航路沿岸发展得特别密集，因而在那个时代整个东欧有一种向农奴制发展的法律总趋势。15和16世纪，与隶属相关的立法在事实上没有达到使东部所有农民立即农奴化。在每个国家中，在禁止农村人口流动的法典和乡村的社会现实之间都有很大差距，这在俄罗斯、波希米亚或波兰都是同样确实的【18】。推行属地农奴制的手段常常仍有缺陷，农村的逃亡甚至在最严厉的镇压措施颁行后仍在继续，这有时是大贵族自己非法纵容的，他们很想从较小土地所有者那里引诱劳动力。一种严格而完整的农奴化政治机构在东欧还不存在。但是，决定性的转变已经开始，新的法律预示了东部经济的未来。从那时起，农民的地位无可挽回地下降了。

16世纪农民地位的特续下降在时间上与出口农业的推广是一致的，因为西方市场越来越多地靠从东部的庄园地产上得到谷物供给。从1450年前后起，随着西方经济的复苏，沿着维斯杜拉河的粮食出口第一次超过了木材。粮食贸易常常被引证为东欧“第二次农奴制”的一切现象的最根本原因【19】。

然而，确实的证据看来并没有证明这样一种结论。俄罗斯在19世纪前没有出口过小麦，但却经历了比从16世纪起有着兴旺贸易的波兰和德意志东部毫不逊色的领主制反动；并且

在出口地带本身内部，向农奴制的发展在年代上也先于粮食贸易的起飞，而起飞只是在谷物价格上扬和西方的消费随着16世纪的总繁荣而扩张之后发生的。裸麦出口所特有的“庄园主经济”（Gutsherrschaft）本身当然在13世纪的波美拉尼亚或波兰已知其存在，但它从未在数量上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模式，并且在下两个世纪也是如此。东部出口农业的真正兴盛时期（这种庄园地产有时被误称为“种植业主联合体”），是在16世纪。波兰是这个地区主要的生产国，在16世纪开始时每年出口约2万吨裸麦。100年之后上升到8倍以上，在1618年到达17万吨【20】。在这同一期间，通过松德海峡的船只数量由年均1300艘增加到了5000艘【21】。在谷物交易的主要港口但泽，粮食价格一般都比布拉格、维也纳和卢布尔雅那（LjublJana）这些内陆中心高出百分之三十到五十，显示了出口市场的商业利益，虽然东部粮食价格的总水平仍只大约相当于16世纪晚期西方的一半【22】。但是，波罗的海贸易在东欧谷物经济中的作用不应被夸大。事实上，甚至在波兰这个主要的有关国家，粮食出口在其高峰期也只占总产量的约百分之十到十五；在16世纪的大部分时期，其比例比这还要低很多（23】。

出口贸易对社会生产关系的影响不应低估，但是它的特征看来是采用了封建剥削在程度上增加而不是在方式上革新的形式。因而重要的是，劳役这个从农民那里榨取剩余产品的程度的明显标准，从15世纪到16世纪在勃兰登堡和波兰都大量猛增【24】。到16世纪未，劳役在梅克林堡（Mecklen-

burg）上升到约每星期三天，而在波兰有时向贫困化的依附农民强制榨取每星期不少于六天的劳役，常常完全剥夺了他们

自己的任何小块土地。因为与剥削程度的强化一道，大规模出口农业的出现不可避免地也导致了对村庄共有土地的夺取和可耕地总的扩张。在中央马克（Middle Mark），从1575年到1624年自营地增加了百分之五十【25】。在波兰，在乡绅的地产上自营地与农民耕地的比例上升到了中世纪西方实际上闻所未闻的水平：在1500到1580年平均在2：3到4：5之间，而且还越来越依赖雇佣劳动【26】。一个曾经有过的富裕农民（rolniki）阶层此时到处都消失了。

同时，波罗的海的粮食贸易当然促进了当地土地所有者的反城市倾向。因为出口的货流将他们从对当地市镇的依赖中解放出来，他们现在获得了一个确保他们稳定的现金收入的市场，还有现成的制成品货物供应，而没有在他们门口的政治自治的城市所带来的不便。他们现在只需要绕过现存的市镇，以便在外国商人和当地土地所有者之间直接做交易。事实上他们已着手这样做了。荷兰的船运不久就控制了整个裸麦运输。最后的结果是，一种农业体系产生了在某些地区要比西方的原有封建自营地大得多的生产单位，封建自营地总是趋向于在小块地出租的压力下瓦解，而西方价格革命的这个世纪又给出口贸易带来了暴利，能用以维持在更大的规模上管理领地和组织生产的费用。生产综合体的中心从小生产者变为上面的封建企业家【27】。但是这种体制的最终完善，不应与14和15世纪东部贵族对农业萧条最初的结构性反应相混淆，它是由东欧内部社会结构本身阶级力量的对比和激烈社会斗争的结果所决定的。

然而，东欧庄园制农业在近代早期的巩固，在某些关键方面与早期中世纪西欧的情况是非常不同的。最重要的是，它

作为一种农业体制已被证明在经济上的活力和生产率是较差的，这是对农村大众更大的社会压迫的致命后果。它在其存在的3到4个世纪里所带来的主要进步是广泛的。从16世纪起，土地开垦在东部大部分地区缓慢而无规律地进行，与中世纪西方的开垦情况相似。这个进程由于这个地区特有的问题而大大延长了，即黑海沿岸的草原地带伸入东欧，那里是声名狼藉的从事劫掠的鞋靶入和游荡的哥萨克人的聚居地。波兰人在16和17世纪对沃伦尼亚和波多利亚（Podolia）的渗透，也许是那个时代最有利可图的仅有的农业扩张。俄罗斯对更东部巨大荒原的征服和在乌克兰的农业殖民直到18世纪晚期才完成【28】。奥地利在这同一时期的殖民使特兰西瓦尼亚和巴纳特（Banat）的大片土地第一次得到了耕作。匈牙利平原的大部分直到19世纪中期还实际上没有接触过农耕【29】。南俄罗斯的耕种最终体现了这个大陆历史上面积最大的土地开垦，而乌克兰在工业革命时代则成为欧洲的面包篮。东部封建农业的广泛传播，虽然是非常渐进的，因而最终成为强加的，但是它在组织和生产率方面从未有与之相应的收获。农村经济在技术上仍是落后的，从没有发生成为中世纪西方标志的那类重大革新，并常常表现出拖延着抵制采用甚至是那些早期的西方先进事物。因而直到15世纪原始的伐林（podseka）开垦在莫斯科公国仍占主要地位，直到1460年代才引入了三田轮作制。【30】在东部没有受到德意志人殖民影响的那些地区，带有犁壁的铁犁是没有听说过的；简单的犁

（soka），即一种木制的掘犁直到20世纪还是俄罗斯农民的常用工具。东部也没有开发出新的农作物，并一直处于持续的饲料短缺之中，直到启蒙时代玉米才被引入巴尔干地区。结

果是东部封建农业的生产率总的来说低得可怜。在这个地区晚至19世纪谷物生产量与播种量之比仍仅为4：1，换言之，只达到了西欧在13世纪的水平，而西欧到16世纪就超过了这个水平。（31）

东欧在时代上的落后就是如此。这种原始特点的根本原因，从封建关系内部的标准而言，要在东部农奴制的性质中去找寻。农村生产关系从没有给曾存在于西方的农民自治和生产率以有决定意义的空间：作为东欧领主制特征的经济、司法与个人领主权的统一集中阻止了它的发生。结果是自营地和佃户份地面积的比例与西方的情况完全不同；波兰的国会贵族有意地使这种比例达到中世纪西方比例的两倍或三倍，将他们的自营地扩张到导致农村衰竭的极限。劳役也同样强化到西欧闻所未闻的水平：它在匈牙利原则上常常是“无限度的”，在波兰实际上有时是一星期五天或六天【32】。这种领主超级刺削的最明显的影响，就是使先前封建农业的整个生产率模式颠倒了过来。在西方，生产量在自营地上总是常常要比农民份地上高，而在东部，农民份地的生产率经常比贵族自营地要高。在17世纪的匈牙利，农民的生产量有时是领主保留地的两倍【3】。在波兰，自营地在面积上被贪婪的乡绅们扩大了一倍以上，而他们的收入才增加了三分之一略多，他们的农奴一旦被置于这种方式的压迫之下，生产的下降就如此急剧【34】。东部封建主义的局限妨碍和限制了它整体的历史发展，是由于它的劳动力社会组织：农村生产力仍然陷于由剥削直接生产者的方式和程度所决定的相对狭隘的限制之内。

恩格斯在一段名言中，将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东欧的庄园制反动称为“第二次农奴制”【35】。这个表述的含混之处

需要澄清，以便在其全面的历史背景中最终确定东部的封建主义发展道路。如果认为其意思是指农奴制是东欧的一个幽灵，它第二次降临缠住了穷人，那么这个用语是完全不正确的。如我们已看到的，正式的农奴制以前从未在东部存在过。

另一方面，如果认为它的意思是指欧洲经历了两次单个的农奴制浪潮，第一次是在西方（9到14世纪），后来的一次在东部（15到18世纪），那它就是一个符合这个大陆实际历史发展的表述。通过它我们能够从通常观察东部农奴化的视角反转过来看待这个问题。传统上它被历史学家描述为一种时代的倒退，即从以前存在于东部的自由状态到庄园制的反动。但真相是，这些自由状态本身是东部当地缓慢的奴役封建化进程的一个中断。因为在布洛克所说的“依附性束缚的发展”正在充分进行时，西方跨越易北河的扩张和俄罗斯人向奥卡河与伏尔加河的迁徙突然和暂时地使它停止下来了。因而从更长期的角度来看，东部从14世纪晚期起的庄园制反动，是当地向一种明确的封建主义发展历程在外部影响下阻滞和偏离了两三个世纪之后的重新开始。这个历程开始得较晚，并且比西方要缓慢得多，还有更多的停顿，如我们已看到的，首先是因为它没有最早的“综合体”作为背景。但是将它发展的路线展开来看，最终还是趋向于一种在中世纪西方城市化较差和更落后的地区曾经存在过的类似社会秩序。然而从12世纪起，再也不可能有纯粹的内部发展了。东部的命运被西方的干涉改变了，它最初和反常地趋向于农民的更大程度的解放，而后来又陷入长期萧条的共同的严峻考验。最后，本地人回归到庄园化本身是由整体的干涉的历史所决定和赋予特征的，以致此后它不可避免地与它在相对孤立的情况下（如果

假设的话）的可能发展不同。然而，东部与西方之间的基本差距仍然是处处存在的。东欧的历史从一开始就陷入了与西欧发展在本质上不同的事件之中。它的“开始”要晚得多，因而甚至在与西方的影响汇合之后，它还能够恢复较早那种向着这个大陆其他地方已经经历并超越的经济秩序发展。欧洲的对立地带在时间年代上的共存，以及它们在地理上的越来越互相渗透，造成了两者有着完全共时性的假象。事实上，当东部仍在经历奴役制发展的整个历史周期时，西方却正在摆脱它。这就是最终为什么欧洲封建主义总危机的经济后果在这两个地区截然相反——在西方是地租劳役义务的货币折算和农奴制的衰亡，在东部则是庄园制的反动和农奴制的牢固树立一—的最深刻原因。

注释

【1】波希米亚在这个时期的繁荣是以库特纳一覆拉（Kutna Hora）银矿的发现为基础的，它在1300年之后成为欧洲的主要供应地，此时其他地方的银矿·般都关闭了。R·R·贝茨（Betts），《晚期中世纪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社会革命》（The Social Revolution in Bohetnia and Moravia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载《过去和现在），第2号，1952年11月，31页。

【2】范·巴特，《西欧农业史》，139页。【3】卡斯滕，《普鲁士的起源），103页。

【4】布卢姆，（俄罗斯的领主和农民》（Lord and Peasant in Russia），

60页。

【5】弗雷德里克·海曼（Frederick Heymann），《约翰·杰式卡和胡斯派革命》（John Zizka and the Hussite Recolutian），普林斯顿，1965年，这是用非捷克语论述胡斯战争的主要著作。作为一项热心和写得很好的研究，它在社会分析方面过于简短了，并止于杰式卡去世的1424年。海曼正确地强调了胡斯派起义史无前例的特点，但是犯了一个时代学上的错误，认为它是近现代革命伟大

链条的第一环，是荷兰、英国、美国和法国（原文为俄同，误。一译者）革命的先驱，477-479页。它清楚地属于另一个历史系列。约瑟夫·马采克（Josef Macek），《波希米业的胡斯运动》（The Hussite Movement in Buohemia），布拉格，1958年，对斗争力量的阶级构成有多得多的充分探讨，但实质上此书只是作者用捷克文写的详细学术著作所总结出来的一个概要。

【6】“在这个时代将没有国王或任何领主在尘世上进行统治，将没有农奴制，所有的财产和赋税都将消除，也将没有人强迫其他人做任何事，因为所有人都将是平等的兄弟和姐妹。”1420年的《塔波尔派千年至福派规约）（Taborite Chiliast Articles），载马采克，

《波希米亚的胡斯运动》，133页。

【7】关于这种模式，见R·R·贝茨，《中欧与西欧的社会：它到中世纪末的发展》（Society in Central and Westera Europe:Its Develop-

ment towards the End of the Middle Ages），载《捷克史论文集）

（Esays in Czech History），伦敦，1969年，255-260页：是关于这个时代东欧与西欧农业发展比较的最重要论文之一。

【8】布卢姆，《俄罗斯的领主和农民》，58-61页。

【9】希尔顿和史密斯在他们对R-E·F·史密斯（编）.《俄罗斯农民身份的农奴化）（The Enserfiment of the Russi an Peasantry），剑桥，1968年，14页所作的说明性导言中，对布卢姆有关文件上提到的“荒废地”（pustashi）的解释表示怀疑，认为它同样可以指的是等待新开垦和定居的土地，而不是被抛弃的占有地。他们怀疑13和14世纪俄罗斯人口和经济的衰退究竟达到什么程度（15、26页）。另一方面，拉塞尔统计，从1340年到1450年人口净下降百分之二1五，从800万降到600万，相当于意大利在同一时期的损失，并且这必然是更严重的倒退，因为俄罗斯的人口增长在前一个时代已经“明显变慢”了。（欧洲的人口，500-1500年），19、21页。

【10】亨利·皮朗（Henri Pirenne），〈中世纪欧洲经济与社会史》（Eco-

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Mediaewal Europe），伦敦，1936年，

148-152页。

【11】这个基本命题是多布在《资本主义发展研究）53-60页中权威性地提出的，后来被希尔顿和史密斯在（俄罗斯农民身份的农奴化）1-27页中发展了。

【12】F·德沃尔尼克，《欧洲历史与文明中的斯拉夫人），333页。

【13】关于这个事件，见G·书尔纳茨基，《俄罗斯在近代的开端》（Rus-

sia at the Dawn of the Modern Age），耶鲁，1955年，54-63页。

【14】关于这整个进程的概论，见布卢姆的文章《东欧农奴制的兴起），载《美国历史评论），1957年7月。这是一篇先驱性的论文，不管有什么保留意见，它解释性的概要也许是有启发作用的。实际上，布卢姆对东欧农民阶层的最终农奴化提出了四个基本原因：贵族政治权力的增长，领主司法权的加强，出口市场的影响和市镇的衰落。其中头两个只是重述了农奴化的现象而没有解释它。第三个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在具体事实验证上是没有道理的。第四个是列举的原因中唯一真正有根据的，虽然它本身当然也需要解释。总的来说，布卢姆的文章缺乏足够的时间深度或比较的广度来充分明确地说明东部的农奴制现象。这只能在欧洲两个地带不同的历史结构适当地确定下来时才能做到。然而，它在这方面的缺点并没有降低布卢姆的论文在其他方面的显著优点，它仍是讨论这个问题的一个里程碑。

【15】R·R·贝茨，《波希米亚在胡斯运动时期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发展》

（Social and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in Bohemia in the Hussite Period），载《过去和现在》，第7号，1955年4月，49-51页。

【16】A·克利马（Klima）与J·马楚雷克（Macurek），《中欧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问题（16-18世纪）》【La Question de la Transition du Feodalisme au Capitalisrme en Europe Centrale（16e-18e Siecles）】，第10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乌普萨拉，1960年，100页。

【17】汉斯·罗森堡（Hans Rosenberg），《勃兰登堡一普鲁士容克贵族的兴起，1410-1653年》（The Rise of the Junkers in Brandenburg-

Prussia 1410-1653），载《美国历史评论》，第49卷，1943年10月与1944年1月，231页。

【18】比较一下非常类似的评论，见R·H·赫利（Hellie），《莫斯科公国的农奴化和军事变革》（Enserfment and Military Change in Mus-

covy），芝加哥，1971年，92页；W·E·赖特（Wright），《农奴、领主和君主——18世纪波希米亚的农业改革》（Serf，Seignear and Sovereign-Agrarian Reform in Eighteenth Century Bohemia），明尼阿波利斯，1966年，8-10页；马里安·马洛维斯特（Marian Mal-

owist），（15和16世纪的波罗的海商业和波兰的社会斗争问题》

（Le Commerce de la Baltique et le Probleme des Luttes Sociales en

Pologne aux XVe et XVle Siecles），载《波兰在第10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La Pologne au Xe Congres Internattonal des Sciences Historigue），133-139贞。

【19】例如，见M·波斯坦，《中世纪的东欧和西欧》（Eastern and West-2

ern Europe in the Middle Ages），170-174页；范·巴特，《西欧农业史》，156-157页；K·季米涅茨基（Tymianiecki），《中世纪波兰和邻国的农奴制）（Le Servage en Pologne et dans les Pays l-imitro-

phes au Moyen Age），《波兰在第10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

26-27页。

【20】H·卡曼（Kamen），（黑铁世纪，欧洲的社会变革，1550–1660年》

（The Iron Century，Social Chunge in Europe，1550-1660），伦敦，1971年，221页。

【21】J·H·帕里（Parry），《交通和贸易路线》（Transport and Trade Routes），载《剑桥欧洲经济史（第4卷），16和17世纪扩张中的欧洲经济》（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Vol，IV，The Eonomy of Expanding Europe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

teenth Centuries），剑桥，1967年，170页。

【22】阿尔多·德·玛达莱那（Aldo de Maddalena），《乡村欧洲，1500一1750年）（Rural Europe 1500-1750），伦敦，1970年，42-43页；卡曼，《黑铁世纪》，212-213页。

【23】W·库拉，《封建体系的经济理论），65-67页。也见安杰伊·维钱2斯基（AndrzejWyczanski），〈16世纪被兰裸麦贸易的尝试性估计》（Tentative Estimates of Polish Rye Trade in the Sixteenth Cen-

tury），载《波兰历史汇编》，第4卷，1961年，126-127页。库拉运用的估计是原来用以对18世纪被瓜分前的波兰进行计算的，但是库拉认为它适用于作为从16到18世纪这整个时期的平均数。任何既有收入的商品化指数大约是净产量的百分之三十五到四十。粮食的总市场的出口份额是百分之二十五到四十，这正如库拉所指出，是数量很大的。

【24】布卢姆，《东欧农奴制的兴起），830页。

【25】卡曼，《黑铁世纪》，47页。

【26】A·毛察克，（16到18世纪波兰土地财产的社会分布》（The Social Distribution of Landed Property in Poland from the 16th to the 18th Century）《第3届国际经济史会议》，巴黎，1968年，469页；A.

维钱斯基，《在波兰普通贵族领地的经济，1500-1580年》，【En Pologne，L’Economic du omaine Nobiliarre Moyen（1500-

1580）】，载（经济、社会与文化年鉴》，1963年1-2月，84页。

【27】S·D·斯卡兹金（Skazkin），《中欧和东欧所谓“再版农奴制”的建立问题》（Osnovnye Problemi tak Nazyvaemovo Veorovo Izdanii Krepostnichestva’V Srednei i Vostochnoi Evrope），载《历史问题》，1958年2月，103-104页。这是一篇严谨而深刻的论文，因为小乡绅的数量占多数，所以波兰地产在统计上的平均面积不是很大，在16世纪约为320英亩；但是大贵族的财产集中在少数贵族家庭中，其规模是巨大的，有时达几十万英亩，还有相当数量的农奴。

【28】关于最后移民的引进，见麦克尼尔的评论：《欧洲的大草原边疆，

1500-1800年》，192-200页。

【29】登·霍兰德，《匈牙利大平原），155-161页。

【30】A·N·萨哈罗夫（Sakharov），《俄罗斯农民发展的历史辩证法》（O Dialekuke Istoricheskovo Razvitiya Russkovo Krest’yantsva），载

《历史问题），1970年。第1号，21页；赫利，《莫斯科公国的农奴化和军事变革），85页。

【31】见B·H·斯里舍·范·巴特的分析：（不同庄稼（主要是谷物）产出量播种量的关系，约810-1820年）【The Yields of Different Crops（Mainly Cereals）in Relation to the Seed c.810-1820】，载

《尼德兰历史汇编》（Acta Historiae Neerlandica），第2卷，1967年，35-48页及各处。范·巴特将小麦产量划分为四个历史生产率水平；A阶段有记载的平均出产量达到3：1，B阶段从3：1到6：1；C阶段从6：1到9：1，D阶段在9：1以上。从B阶段到C阶段的转变，在西欧大多数地区发生在1500年之前；而东欧大多数地区在1820年代仍在B阶段。

【32】帕克（Pach），（16到17世纪匈牙利农业的发展与西欧发展过程偏离》（Die ungariche Agrarent wicklung im 16-17 Jahrhun-

dert-Abbiegumg won Westeuroplischen Entuwicklunssgang），布达佩斯，1964年，56-58页；R·F·莱斯利（Leslie）：《波兰问题》（The Polish Question），伦敦，1964年，4页。

【33】卡曼，《黑铁世纪》，223页。

【34】德·玛达莱那：《乡村欧洲，1500~1750年），41页。

【35】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选），355页。【此处译文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22页《恩格斯致马克思》（1882年12月15H）。——译者】恩格斯在这里提到他论马克（Mark）的论文，其中他明显倾向于对这个用语的第一种解释，并错误地将整个德意志包括在如此描述的进程之中（《文集》，第19卷，317-330页）。

第五章多瑙河以南地区

一个独特的亚地区仍待讨论，它的历史发展使它与东欧其余地区分离。巴尔干地区可以说代表了一个在类型上与斯堪的纳维亚类似的地带，它以其对角线的联系斜跨这个大陆划出了…条大的分界。确实，在西北欧和东南欧各自的命运之间是有着一种奇妙的相反对称。我们已看到，斯堪的纳维亚是西欧从未被合并到罗马帝国中的一个主要地区，因而从未参与到古代晚期瓦解中的奴隶生产方式和侵入拉丁西方（Latin West）的日耳曼人部落被中断的原始公社生产方式的最初

“综合体”中去。然而，由于上文研讨过的原因，最北方最终仍进入了西方封建主义的范围，并保留了它起初与共同的“西方”（cccidental）发源地有距离的持久形态。在东欧的最南方可以寻找到一个相反的进程。因为如果说斯堪的纳维亚最终产生了西方封建主义的一个变种，而没有受惠于古代城市帝国的遗产，那么巴尔干却没能发展出一个稳定的东部封建主义变种，尽管在这个地区继承罗马的国家大城市也长期存在。

拜占庭在东南欧维持了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帝国，还有主要城市、商品交易和奴隶制，它们在阿德里安堡战役之后存在达七百年之久。

在这段时间中，一再的蛮族入侵、边界战争和领土变化在

巴尔干地区发生，而像在西方发生的那种两个世界的最终融合，却从未在欧洲这个地区发生。拜占庭的传统决没有促进

…种发展了的封建主义出现，而看来实际上是阻碍了它；多瑙河以南东欧的整个地区似乎有着更先进的起点，但在经济上、

政治上和文化上却落后于它北面巨大而空旷的土地，那里实际上完全没有经历过城市文明或国家的形成。东欧的整个重心终于移到了北方的平原上，以致到了后来奥托曼帝国统治巴尔干地区的漫长时代，许多历史学家都心照不宜地将多瑙河以南东欧的整个地区完全排除在欧洲之外，或是将其贬低为欧洲一个不确定的边缘地区。长期的社会进程最后以土耳其人的征服而告终，并对欧洲历史所提供的“形态实验室”有着很大的内在影响，这正是因为它反常的结果是长期的停滞和衰退。巴尔干地带的特殊性提出了两个问题：是拜占庭国家的什么性质使它在古代罗马帝国之后存在了如此长的时间？为什么没有西方类型的持久的封建综合体在拜占庭与斯拉夫人和图兰人的冲突中产生，尽管这些蛮族从6世纪晚期起就侵入了这个半岛，并此后就定居在那里。

从根本上来说，西方罗马帝国的崩溃是由奴隶制生产方式的动力和它的矛盾所决定的，一旦帝国的扩张停止就会如此。为什么是西部帝国而不是东部帝国在5世纪灭亡？根本原因在于，西部粗放的奴隶制农业是随着罗马对意大利、西班牙和高卢的征服在当地的聚居地上建立起来的。因为在这些领土上，没有成熟的早期文明抵抗或改变这种奴隶制大庄园的新拉丁体制。因而在西部省份常常是奴隶制生产方式的无情逻辑达到了它最充分和造成最严重后果的表现，最终割弱和摧垮了整个帝国结构。另一方面，在东部地中海地区，罗马

的占领从来不是附着在一个比较而言的“空白地”（tabularasa）之上的。相反，在那里遇到的是一个沿海的和海上的环境，在希腊化（Hellenistic）时代希腊人扩张的大浪潮时已经有着人口稠密的商业城市。正是这种以前希腊人的殖民活动奠定了东部基本的社会生态，在很大程度上正像后来罗马人殖民活动在西方奠定的那样。正如我们已看到的，这种希腊化模式的两个关键特征，是市镇的相对稠密和农村财富的相对有限。希腊文明发展了农业奴隶制，但又不是大庄园体制的粗放型组织；而它的城市和商业成长比起罗马是更具自发性和多中心的。且不说这种原本的差异，贸易活动无论如何也必然在沿波斯帝国的疆界和红海地带要比在大西洋边界强化得多，在罗马统一地中海地区后也是如此。结果是，罗马的奴隶制大地产制度在东部省份从未像在西部那样以同样普遍的程度扎根：它的引进常常被希腊化世界持久的城市和乡村模式所阻碍，这里的小农地产从没有像布匿战争后的意大利那样如此粗暴地被削弱，并且自治市镇的活力也有着更长久和更本地化的传统支持。地中海东部地区的谷仓一埃及，有着庞大的金甲虫贵族（Apion）奴隶主；但尽管如此，它主要仍是一个小土地占有者地区。因而当整个奴隶制生产方式和其帝国上层建筑的危机时代来到时，它的影响在东部要缓和得多，这正是因为奴隶制在那里常常更受到限制。东部省份社会结构的内部牢固性当然就没有被帝国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的结构性衰落动摇得那么厉害。隶农制从4世纪起的发展不那么明显，大土地所有者削弱和瓦解帝国国家军事力量的权力不那么强大，市镇的商业繁荣也不那么黯然失色【1】。正是这种内部结构赋予了东部政治上的牢固性和弹性，以抵抗使西

方崩溃的蛮族入侵。它在战略上的优势经常被用来解释它为何在阿提拉和阿拉里克的时代存在下来，这事实上是很不足为凭的。拜占庭的海上防卫固然比罗马的防御设施更好，但是它也更为接近遭蛮族进攻的区域。匈奴人和西哥特人是在摩西亚而不是在高卢或诺里库姆开始他们的袭击的，而首次击溃帝国的骑兵是在色雷斯。哥特人盖纳斯（Gainas）在东部军事指挥官中得到的职位，像汪达尔人斯提里科在西部那样突出和危险。因此，不是地理原因，而是一种被证明能够成功地驱逐或同化外来敌人的不同于西方的社会结构决定了拜占庭帝国的生存。

对东部帝国决定性的考验是在7世纪初，当时它几乎要被周围不同地点的三种大规模进攻所推翻，它们的连续性体现了比西部帝国曾经遇到过的远为可怕的威胁：斯拉夫人一阿瓦尔人入侵巴尔干地区，波斯人攻入安纳托里亚，最后是阿拉伯人对埃及和叙利亚的决定性征服。拜占庭用一种社会激励的手段经受住了这三重严峻考验，这种激励的确切程度和性质仍是个有争议的问题【2】。很清楚，地方上的贵族必然由于这个时期灾难性的战争和占领而受到很大的损失，中等地产和大地产的现存模式也许被破坏和瓦解了，这可能在位者福卡斯（Phocas）统治时期更是特别真实的，他的统治是军队士兵一场兵变叛乱的产物【3】。同样清楚的是，由晚期罗马的隶农制度移植来的、依附于土地的农民在拜占庭逐步衰落了，留下的是大量的自由村社，它们由拥有个人私有的小块土地并集体地对国家负有财税义务的农民组成【4】。虽然远不能肯定，但有可能的是，帝国在希拉克略（Heraclius）统治下建立的士兵小土地占有者军事体制促进了土地财产的进一步彻底

分割，这些士兵从国家那里接受农场以维持他们的生活，作为交换，在拜占庭的军区驻军（themata）中服兵役【51。无论怎样，实际上军事力量得到了恢复，并得以首先击败波斯人，然后在最初伊斯兰教徒夺取了因宗教异端而破坏了对拜占庭的忠诚的埃及和叙利亚之后，将阿拉伯人阻挡在陶鲁斯山（Tau-

rus）的屏障外。在下一个世纪，伊苏里亚（Isaurian）王朝建立了第…支常备帝国海军，能够使拜占庭在对抗阿拉伯舰队时具有海上优势，并开始缓慢地收复南部巴尔干地区。这种政治更新的社会基础显然建立在帝国内部农村自治的农民基础的扩大上，不管它是否直接促成了军区（thema）制度；后来的皇帝们都极为关心保存小土地占有者的公社，因为它们对国家具有财政和军事上的价值，这是没有疑问的【6】。拜占庭因而在西方的“黑暗时代”存在了下来，有着被缩小的领土但却实际上未经触动的古典古代的整套上层建筑系列。城市生活没有突然停止【7】，奢侈品加工业仍然维持了下来；船运业只不过略有改善；尤其是中央集权的行政机构和统一的税收被帝国维持下来，这是在西方夜空中远远可见的一颗遥远的统一北极星。铸币提供了这种成就的一个最清楚的指标：拜占庭的金币拜占特（besant）成为这个时代地中海地区最通用的货币价值标准【8】。

但是，为这种复兴也付出了严重受损的代价。拜占庭帝国在事实上充分摆脱了古代的负担而持续到一个新时代之中，但没有充分的发展动力越过这个时代。帝国仍然被钉住于奴隶制和封建制生产方式之间，既不能回到奴隶制，也不能进步到封建制，这种社会停滞最终只能导致其灭亡。因为一方面，回到普遍化的奴隶制经济的道路被封闭了：只有帝国的

大规模扩张计划才能创造出再造奴隶制所必需的俘虏劳动力。事实上，拜占庭国家确实不断地企图重新征服它在欧洲和亚洲丧失的领土，并且不论战役什么时候获得胜利，当士兵将战利品带回国内时，帝国内的奴隶数量就迅速增长：最明显的增长是随着巴西尔二世在11世纪初征服保加利亚而来的。再者，也有在克里米亚的便利市场，通过它蛮族的奴隶不断地向南出口，既向拜占庭也向阿拉伯帝国输运，并且也许为君士坦丁堡提供了主要的补充【9】。但是，没有哪种来源可以同造成罗马巨大财富的大掠夺相比。奴隶制决没有从拜占庭消失，但它从未在农业中占主要地位。而在同时，这种靠农村将东部从西方的命运下解救出来的办法，即巩固在大地产下面的小土地财产，必然被证明是暂时的，地方统治阶级施加的向依附隶农制发展的内部压力在6世纪和7世纪被阻止了，但到10世纪它再度残酷地推行了。“马其顿”（Macedonian）王朝的法令

…再谴责毫不留情地抢占农民的土地和当时农村的有权势者

（dunatoi）将穷人纳入其隶属之下。土地向当地寡头手中的集中，受到帝国中央的强烈抵制，因为它威胁到中央的征兵和税收来源，并将以罗马的庇护制和隶农制所用过的同样方式减少政府公共领地的农业人口：一种农村的庇护领主体制意味着能够在整个国家实施帝国权威的大都市军事和财政机构的终结。但是，皇帝们阻挡有权势者掌握权力潮流的一系列企图证明必然是徒劳的，因为他们委托贯彻法令的地方行政机构本身绝大多数是由他们想要限制其影响的同一家族所操纵的【10】。因而，不仅乡村经济上的两极分化仍在进行，而且军区驻军的军事网络本身也逐步为地方巨头所控制。它的极为分散化最初是由于它强大的活力，此时却有助于它被地方上有

权势者的小集团所征用，它原先曾有的小土地占有者的基础被破坏了。因而，拜占庭7和8世纪复兴所造成的晚期古代形态的稳定化逐步被农村经济和社会向原始封建制分裂化发展的趋势所损害。

另一方面，如果说持久恢复古代特征的社会结构形式是不可能的话，那么向着一种发达的封建主义的发展也同样遭到了挫折。因为拜占庭专制政权的最高官僚机器在查士丁尼之后五百年内实质上仍未被触动，君士坦丁堡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从未放松它全面的在帝国领土上行政、财政和军事的最高权力。普遍征税的原则从未废除，虽然在11世纪以后越来越经常地在实际上违背了它。因而晚期古代国家的经济职能从未消失。确实相当重要的是，世袭奴隶制仍在国家制造业领域中占主要地位，如同在罗马帝国那样，并且这个领域也享有垄断特权，使它成为拜占庭出口贸易和供应品工业的中枢【1】。在奴隶制生产方式和帝国上层建筑之间存在特有的密切联系，这个古代的特点于是保留下来，直到拜占庭的最后几个世纪。另外，奴隶劳动在经济的私人领域中也决非微不足道的：它不只为富人继续提供大量的家内劳役，并且直到12世纪也使用在大地产上。尽管拜占庭帝国中农业奴隶制的数量程度今天尚不能确定，然而可以推测它对农村关系的结构性影响，这一点是不可忽视的：因为在整个晚期拜占庭历史中依附佃农（paroikoi）相对低的劳役义务水平和相对大规模的自营地耕作，都可以很好地体现奴隶劳动是能够为农村大地主阶级所利用的，甚至在它的实际影响范围受到限制的地方也是如此【12】。因而，地位优越的帝国官僚统治和残余的奴隶制经济一直起到了阻碍农村中阶级分化的自发趋势的作

用，使之不能向封建土地剥削和领主割据制度发展。再者，由于同样的原因，城市也从来没有机会向一种中世纪的自治公社发展。在早期罗马帝国曾有过组织基础的市镇的市政自治，早已在西部帝国崩溃的时代就衰落了，虽然在东部实际上仍有所保留。然而，拜占庭军区系统的建立，导致了地方上城市政治地位的降低，而在首都和宫廷的沉重压迫下城市生活总的来说是逐渐被窒息了。市镇自治的所有残余被利奥六世

（1.eo Vl）的一项法令正式废除了，这只是完结了一个长期的历史进程。【13】在这种背景下，拜占庭城市一旦丧失了古代形式的特权，就从未能在帝国体制内获得封建形式的自由。在这个专制国家的狭隘结构内没有产生城市自由的空间。由于缺少最高主权的任何根本上的分割化，西方类型的城市活力在结构上是不可能产生的。封建发展道路的扩张在拜占庭的乡村和城市中都被阻止了，这是由于它晚期古典式的制度综合体和相应的社会基础的对抗力量所致。这种僵化的一个明显征兆，就是拜占庭帝国的那种贵族和君主制度的合法性本质。因为直到悲惨的终结时，皇帝的紫袍从来没有变成一个涂圣油的王朝的世袭财产，不管民众中的正统主义最终变得多么强大；皇位在法律上仍然常常保留着在遥远的奥古斯都元首制（Augustan Principate）时代开始形成时的特点，是一个元老（Senate）、军队和君士坦丁堡的民众都有正式的或实际上的权利授予的选举性职位。帝国官僚阶层的半神化的最高地位是一种非个人化职能的基础，与在它之下统一的官员系统是一致的，因而都以同样的标志与封建西方个人化的王权的性质区分开来。统治着这个行政化的国家的贵族与西方的领地领主之间的区别相比也不亚于此。贵族头衔的

世袭体制在拜占庭从未明确化；荣誉地位是根据在帝国中的宫员职务授予的，如同在晚期罗马帝国时代那样，它们不能传给第二代。事实上，甚至一个贵族家族的名称也是慢慢产生的【这与相邻的高加索（Caucasus）地区亚美尼亚（Armenia）和格鲁吉亚（Georgia）真正的领主制社会正相反，那里有着充分发展的等级制度】【14】。在安纳托里亚盘踞的有权势者各王朝——它们逐步瓦解了这个宗主国的组织结构——是在相对晚的时期发展起来的：著名的家族中的大多数，如福卡斯、斯卡勒鲁斯（Sclerus）、科穆宁（Comnenus）、戴奥吉尼（Diogenes）

和其他家族，在9和10世纪之前还没有上升到显要地位【15】。

再者，拜占庭的土地所有者像在他们之前的罗马大庄园主那样，常常以居住在市镇中为特点【16】，与西方封建贵族居住在农村，在农业生产中有着大得多的直接创造作用的模式完全相反。因而，拜占庭的统治阶级本身仍处于古代晚期的显贵与早期中世纪贵族的位置之间。它本身体现了使这个国家遭受挫败的紧张关系。

正是这种深刻的内部绝境在整个经济与政治实体之中的存在，说明了拜占庭帝国奇怪的无效益和停滞，仿佛它的长寿的确实本领耗尽了它的活力。农业生产方式的僵化导致了农业技术的停滞，它在一千年中完全没有经历什么重大进步，除了在希拉克略时代引进少量特有的农作物外。古代原始的和压迫式的扼具一直保留到拜占庭历史的终结，而从未采用过中世纪的肩辄。重犁也同样被忽略了，因为用的是没有效率的传统掘犁。充其量只是接受了水磨这个罗马帝国本身为时已晚的遗赠【17】。一系列革新在这同一时期转变了西方的农业，却从未适应拜占庭干旱、土地贫瘠的地中海环境，并没有

当地产生的改进方式可以代替它们。一个主要的制造业上的突破在查士丁尼统治时期实现了：在君士坦丁堡引进了丝织工业，此后那里的国家工厂就享有欧洲出口市场的垄断地位，直到意大利商业市镇的兴起【18】。甚至这也不过是从东方窃来的技术秘密，而不是当地人的发明，除此之外在拜占庭的工场几乎没有什么进步值得一提。与此相类似，继6世纪的文化大繁荣之后是越来越狭隘和严厉的僧侣主义统治，它思想和艺术形式的相对单调与古代晚期的情况形成了可悲的对照。（当帝国最终滑向不可逆转的危机时，没有同时发生第一次真正的知识和艺术的再度觉醒，这只是因为那时社会的制动机制崩溃了。）吉本在这里和其他地方对拜占庭的著名评价所潜含的真理只是被以后他未及见到的解释所证实了19】。

但是只有在一个领域，拜占庭历史充满了动荡不安和多灾多难，即它的战争记录。军事征服，或不如说是再征服，从查士丁尼时代直到佩利奥洛格斯（Paleologues）王朝时代，仍是它存在的一个中心思想。作为罗马帝国（Imperium Ro-

manum）的继承者，普世性的领土要求是它对外政策的持久原则【20】。在这个方面，拜占庭国家的举动主要和不断地以它在古代的母体为指导。从它作为一个分离的帝国统一体真正诞生时起，拜占庭就企图恢复曾经归属于罗马的已丧失土地。但是，这种野心的实际实现在这整个中间过渡时代的任何意义上都一直流于空谈，因为在此时拜占庭再也不能希望重现罗马军团从地中海这一端到另一端作征服和推行奴隶制的胜利大巡游：奴隶制生产方式在西方早已被超越了，在东部也处于衰落之中。因而它的军事扩张已没有社会或经济上的使命，它不能激发历史性的新秩序的出现。结果是，拜占庭扩张

主义的连续浪潮每次都败回到它们出发的帝国基地那里，以大失败和被削弱而告终。事实上，一场可怕的灾祸已降临到再征服的每一个伟大朝代。查士丁尼在6世纪看似辉煌地收复了意大利、北非和南部西班牙，但是在下一代人时这种辉煌就被伦巴德人和阿拉伯人的入侵抹去了，而且巴尔干地区、叙利亚和埃及也陷落了。与此相类似，“马其顿”王朝的皇帝们在10世纪和11世纪早期获得了显著的进展，随之而来的同样是突然和灾难性的后果：拜占庭军队在安纳托里亚塞尔柱人（Seljuks）进攻下的崩溃。在12世纪，曼纽尔·科穆宁（Manuel Comnenus）重新进行扩张，他率领军队进入巴勒斯坦、达尔马提亚和阿普利亚（Apulia），但又一次倾覆在大灾难之中：当时突厥人慢慢向爱琴海推进，法兰克人则洗劫了君士坦丁堡。甚至在它存在的最后终结阶段，同样的模式仍可见到：佩利奥洛格斯（Paleologue）王朝在13世纪重新占有拜占庭本身导致放弃了尼西亚（Nicaea），并且帝国最终缩小到色雷斯的一小块地方，在奥托曼人进入君士坦丁堡之前的一个世纪中向其进贡。扩张的每个阶段就这样都继之以一个更剧烈的收缩，这对它是一个确实无误的惩罚。正是这种锯齿状的起伏波动，使拜占庭的历史进程与罗马历史进程中相对平缓的上升、稳定和衰落的曲线是如此不同。

当然很清楚，在上面列举的一系列事件中，有一个真正决定性的危机确定了帝国无可挽回的命运，它是在11世纪从巴西尔二世的保加利亚战争到塞尔柱人在曼齐克特（Manzik-

ert）的胜利这段时期。这被广泛地认为是这样一个阶段，即在马其顿王朝最后一个皇帝辉煌的军事胜利之后，君士坦丁堡“文官的”官僚集团系统地摧毁帝国的地方上的军队，以阻

止已控制了它们的指挥权的农村大贵族的兴起，并因此威胁到帝国中央行政权力本身的完整性【21】。这些地方寡头的兴起又反映了对小农阶层的剥夺此时有着一种越来越不可抗拒的趋势。一场残酷的宫廷斗争爆发了，并继之以内战，这极大地削弱了拜占庭已经被首都官僚集团非军事化政策严重破坏了的防卫力量。致命的打击（coup de grace）随后就由于突厥人从东方到来而降临了。这种解释的总的思路，就其本身而言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常常显示出在巴西尔二世统治时期的胜利和随后的挫败之间一种难以置信的对比，因此不能提供一种有说服力的理由：为什么在1025年之后统治着君士坦丁堡宫廷的各政治集团会以一种明显是自杀性的方式作出这些行为？事实上，巴西尔二世的保加利亚战争造成了长期过度的消耗、大量的花费和巨大的伤亡，正是这些结果可能给后来五十年的突然崩溃准备了条件。拜占庭的军队传统上一直保持着总体而言相对较少的兵力。从6世纪起，一个远征军团的平均规模大约只有1.6万人；9世纪国家的全部军事机器可能在12万人左右。这是一个比晚期罗马帝国要低得多的数字，也许有助于解释拜占庭国家更大的内部稳定性【221。

但是，从10世纪中叶约翰·齐米西兹（John Zimisces）统治时期起，帝国军队的规模急剧增长了，在巴西尔统治期间达到了空前的高峰。

这个负担在他死后不得不缩减，在几个世纪帝国内部的物价稳定之后，已经有了物价上涨和最初的货币贬值的危险迹象。从迈克尔四世（MichaelIV）统治时期（1034-1041年）起铸币迅速贬值。“马其顿”王朝皇帝们的国内政策是限制地方上有权势者的经济贪欲和政治野心，11世纪中期的“文宫”

统治者们继续了这个传统，但是给了它一个危险的新刺激【23】。他们开始寻求削减逐步成为地方大贵族权力的军事助手的军区驻军，首先是在安纳托里亚。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解救国库和控制边远的贵族，因为后者的野心和反抗无论如何总是对国内和平的政治威胁。10世纪晚期重铠甲骑兵的引入增加了军区驻军部队对地方的财政负担，使得旧的地方防卫系统更难以维持。君士坦丁堡新的官僚政权继承了好战的“马其顿”王朝，因此转而在大得多的程度上依赖精锐的近卫军（tagmata）团，它们驻扎在首都附近，有着更高的专业化水平和外国人成分。近卫军骑兵部队常常给帝国军队提供最坚强的军事核心以及最好的纪律和训练。被解散的军区驻军的士兵此时也许或多或少地被编入了这些专业军团中，越来越多地被派遣到地方或边疆执行任务；同时，近卫军中外国雇佣兵的比例在不断增长。拜占庭军事编制的总规模被这些

“文官主义”的政策大大压缩了，它为宫廷官僚和大都市显贵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而牺牲了战略军力。结果是，帝国组织系统的文官和军事部门之间的斗争分裂了拜占庭国家的整体统一，这与罗马帝国崩溃之前致命的分裂显然是类似的【24】。因为有权势者对这个新趋势的抵抗是猛烈的，并且那时乡村的力量对比已变化得太大，以致不能成功地实行这种解决办法。这种办法唯一的效果就是在安纳托里亚的统治阶级的“军事”和“官僚”派别之间爆发了一系列残酷的内战，败坏和瓦解了整个拜占庭防卫系统。对新近再度被并入帝国的亚美尼亚人社团的宗教和民族迫害，进一步使薄弱的东部边疆受到动乱的骚扰。因而这种局面必然会产生曼齐克特的溃败。

1071年，塞尔柱人苏丹（Sultan）阿尔普·阿尔斯兰（Alp

Arslan）从高加索向南推进到埃及，与罗梅纳斯·戴奥吉尼四世（Romanus DiogenesIV）的军队打了一场遭遇战并消灭了他们，俘虏了皇帝本人。在战场上，亚美尼亚人的援军、法兰克人和佩彻涅格人的雇佣军以及由一个“文官主义”对手指挥的拜占庭军团，全都抛弃或背叛了帝国的军旗。安纳托里亚剩下的是未设防的真空地带，土库曼人游牧者在随后几十年中不断涌进那里，没有遇到认真抵抗自己的力量【25】。拜占庭在小亚细亚的统治被击溃了，这既不是出于哥特人或汪达尔人之类的大规模民族大迁徙的爆发，也不是出于波斯人或阿拉伯人之类的有组织军事占领，而是被游牧者群落逐渐迁徙进高原地带所造成的。然而，连续不断的突厥人人侵的零星和无政府的特征并不意味着它们的短暂性，相反地，由此造成的逐渐游牧生活化证明，比起后来奥托曼军队对巴尔干地区集中的军事征服，它们对希腊文明在安纳托里亚有着持久得多的破坏作用。混乱的土库曼人的袭击和野蛮的劫掠慢慢地使一个又一个地区非城市化，赶走了定居的农业工人并摧毁了基督教的文化机构【26】。随着塞尔柱人的科尼亚（Konya）苏丹国（Sultanate）的兴起，游牧者对农村经济的破坏终于在13世纪慢慢减少，在突厥人的安纳托里亚大部分地区恢复了和平和秩序；但是这种缓和只是暂时的。

在这期间，土库曼人在内地定居者的极度非正规性，使得拜占庭国家在11世纪晚期能存在下来并从小亚细亚海岸地区进行反击，但从没有收复中央高原。在科穆宁王朝统治下，地方上的军事寡头一直不断加强在他们地产上的权力和他们作为当地征兵征税首领的权力，并最终获得了对这个帝国的控制。主要的大贵族群体没有被亚历克修斯一世（Alexius I）

提拔为宫廷官员，他将官职保留给与他自己的一支家族有联系的人，以保护自身对抗强大的有权势者对手，但是中等的和较下层的乡绅获得了自己想拥有的财产地位。封建化的障碍此时逐步被扫除。政府封地（pronoiai）被授予乡绅土地所有者，给予他们以固定领地上的财税、司法或军事权力，以交换他们对国家的特定服务：他们的数量被科穆宁王朝统治者成倍地增加，最终在佩利奥洛格斯王朝时成为世袭的【27】。贵族们获得了对于中央官僚机构司法的“特免权”（ekskousseiai），并接受了赠送的修道院或教会的土地供他们个人使用

（charistika）。这些制度化形式并没有一个获得了西方封建体系那种强制力或地位，它们至多是西方封建体系不完全的或零碎的翻版。但是它们的社会趋势是明显的。自由农民此时越来越降低为依附佃农，他们的状况逐步变得近似于西欧的农奴。

在这期间，首都的城市经济及它的国家制造业和奢侈品货物出口为了与威尼斯和热那亚的外交交易而被牺牲了，它们的商人不久就在帝国内享有绝对的商业优势，因为1084年的《金玺诏书》（Chrysobull）慷慨地授予的特权，免除了他们的帝国销售税。传统的贸易进出口平衡被倒转了过来。此时，处于经济衰落中的拜占庭丧失了对丝绸的垄断，成为西方纺织品和其他制成品的净进口者，而以出口小麦和油之类的初级货物到意大利作为交换【28】。它的行政系统腐败到了这种程度，以致地区的长官常常住在首都，只是通过收税来掠夺他们管辖的地方，用薄薄一层伪装来进行劫掠性的征讨【29】。雇佣兵和冒险者充斥于帝国的军队之中；十字军以厚颜无耻的贪婪打量着它。威尼斯一法兰克人远征军在1204年夺取和

洗劫了君士坦丁堡，终于从外部摧毁了这个余下的帝国的统一。此时，一种完整的由采邑和封臣组成的西方封建体制被引进了，首先是在中部和南部希腊，在那里，法兰西的领主们引进了一种类似于“海外”（Outremer）的模式。但是，这种人为的移植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在尼西亚的希腊人继承者政权留在前帝国的边缘地带，并能够费尽力气地重新聚合起拜占庭领土的破碎残余，在君士坦丁堡再度建立一个影子帝国。

政府封地土地所有者阶级此时已成为他们封地的世袭占有者；农民大众是依附佃农；封君封臣关系被吸收到地方治国术的政治观念之中，封地由佩利奥洛格斯统治家族授子；外国商人社团拥有自治的飞地和特免权。在乡村，修道院的地产成倍增加，而世俗的土地所有者常常采用粗放的畜牧业，以便能在土库曼人袭击期间转移他们的财产【30】。但是，拜占庭社会结构的最终明显“封建化”从来没有形成有机的和自发的凝聚力【31】。它的制度是西方形式的一个幻影，完全缺乏后者得以产生的历史动力；这是一个对任何企图用非时间性的诸因素进行比较和找出生产方式的警告信号。因为晚期拜占庭的封建形式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帝国政治实体，是在大部分未改变地延续了7个世纪后缓慢解体的最终结果；换言之，它们是一个与使西方封建主义诞生完全相反的进程的产物。西方的情况是：两种瓦解了的先前生产方式有活力地重组为一个新的综合体，并且以空前的规模解放了生产力。而在拜占庭统治的未期，没有经历过人口密度、农业生产率或城市商业的增长。至多，旧的大都市国家体系的瓦解在希腊统治下缩小的周边地区引发了某种知识的活跃和社会的动乱。首都被意大利商人在经济上掠获，导致本国的商业转移到了一些受到较

好保护的地方城市中；与西方增长的文化交流削弱了东正教蒙昧主义的控制。

拜占庭历史的最后重大事件，作为最终的活力在灭亡前的闪光，是将希腊东部初期的封建主义产生的新骚动的表现与拉丁的西方封建主义衰落的危机所产生的作用的影响自相矛盾地结合在一起。在塞萨洛尼卡（Thessalonika）这个帝国的第二大城市，一场反对大贵族坎塔丘津那（Cantacuzene）篡夺帝位的城市起义鼓起了城市民众中反神秘主义和反寡头的激情，没收和分配了修道院和富人的财产，在奥托曼人支持下抵抗了土地所有者阶级的大规模进攻达7年之久【32】。这种激发起来的狂暴的社会斗争，在拜占庭900年的历史上是没有前例的，也许热那亚1339年的公社革命提供了榜样，那是西欧晚期中世纪危机中城市的一系列大规模动乱之一【33】。

塞萨洛尼卡的狂热派（Zealot）——“共和国”的被镇压当然是不可避免的：衰落中的拜占庭社会结构不能够维持任何这种先进的城市形态，这种形态要以完全不同的经济和社会形态作为前提。随着它的失败，独立的拜占庭历史就实际上消亡了。从14世纪晚期起，再度兴起的土库曼游牧者踩躏了安纳托里亚西部，侵入了希腊文化在爱奥尼亚的最后一些据点，而奥托曼的军队则从加利波利（Gallipoli）北进。作为土耳其人在巴尔干的政权的一个可怜的纳贡者，君士坦丁堡度过了它存在的最后一个世纪。

现在可以提出这个问题了：为什么在这整个漫长的历史中，在巴尔干地区没有发生过如西方那样会产生新兴封建主义的蛮族人与帝国社会秩序的有活力融合？为什么没有产生

在范围和影响上可与罗马一日耳曼（Romano-Germanic）综合体相比拟的希腊一斯拉夫（Helleno-Slav）综合体？为此，必须回顾一下在6世纪晚期和7世纪早期遍及多瑙河至亚得里亚海和爱琴海广大地区的部族入侵；此后，斯拉夫人和拜占庭的边界在巴尔干半岛上来回移动，有着700多年不断的接触和斗争。当然，其中三个主要地区的命运各有不同，这可以简要地总结如下：580至600年，潮水般的阿瓦尔入一斯拉夫人（Avar-Slav）涌过整个巴尔干半岛，遍及伊里利亚（Illyricum）、

摩西亚和希腊，直到伯罗奔尼撒最南端。将伊里利亚丢失给斯拉夫人迁徙者和定居者，切断了罗马帝国世界历史上的陆地联系一—在“黑暗时代”没有任何一个事件对于打破东欧和西欧的统一性会起到如此决定性的作用。对于南方而言，在拜占庭能够开始在780年代系统再征服色雷斯和马其顿之前已度过了两个世纪，最终征服伯罗奔尼撒又用了20年。此后，希腊本土大部分地区不间断地为君士坦丁堡所统治，直到拉丁人1204年的征服。另一方面，斯拉夫人定居的摩西亚，被俄罗斯中部来的图兰人游牧者保加尔人人侵，7世纪晚期他们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汗国。到9世纪末，保加尔人统治阶级变得斯拉夫化了，并统治着一个强大的帝国，控制地区延伸到马其顿西部。在一系列与拜占庭英勇的军事斗争之后，保加尔人国家被约翰·齐米西兹和巴西尔二世推翻了，从1018年起被合并到希腊人帝国中达150多年。但是在1186年，一场保加尔人一弗拉赫人（Vlach）起义成功地推翻了拜占庭的占领，出现了一个第二保加利亚帝国，它再度统治了巴尔干地区，直到在1240年代遭到蒙古人入侵的袭击。相反，原来的伊里利亚地带，在拜占庭的政治圈之外成长了4个世纪，

才被巴西尔二世在11世纪早期部分地收复，部分地置于保护之下。希腊人在这里的统治只是薄弱而不稳固地实施了一个世纪，就被大量的反叛时时打断，直到一个统一的塞尔维亚人王国在1151年出现。在14世纪中期，这个塞尔维亚帝国成为巴尔干最强大的国家，取代了保加利亚和拜占庭的原有地位，直到它本身在土耳其人征服前夕瓦解，

为什么这另一种模式没能产生任何健全的封建综合体，即使实际上是任何持久的历史秩序？这整个地带的土地证明对于社会组织和国家结构都似乎如同流沙：没有什么比奥托曼人最终如此容易地占领它更显露这个事实的了，这发生在14世纪末所有当地政权都陷于一种共同的瘫痪状态之后。这个问题的答案确实在于巴尔干地区蛮族定居后与晚期帝国秩序之间特殊的僵持困境。拜占庭帝国在6和7世纪丧失了巴尔干半岛后，仍然强大得不能从外部加以摧毁，并在隔了两百年后仍能在那里部分地收复其地盘。但是在随后的时代，已定居在巴尔干地区的斯拉夫人和图兰人各民族，已经使他们自己发展得或是数量多得当他们终干再度被征服时无法被同化了。因而希腊人的统治从未成功地将他们并人拜占庭，并且最终证明其统治只是短暂的。这同一个方程式也可以从相反的方面构成。构成了巴尔干地区最初的蛮族定居者大规模民众的大多数斯拉夫人群落，在希拉克略时代其社会性质还太原始，不能建立日耳曼人部落在墨洛温时代的西方所创立的那种类型的政治体制。在另一方面，如我们已论及的，拜占庭国家因为其自身的本部结构，不能采用帝国时代的罗马特有的那种方式，以有活力地征服和统合各部落的民众。结果是，哪一方的力量都不能长久压倒另一方。双方之间的冲

突没有采取导致出现一种新的综合体的普遍大变动的形式，而是一种缓慢的相互摩擦和消耗。在这个进程中将东南欧与西欧区分开来的独特标志，可以通过许多方式表现出来。

首先看一看两个敏感的“文化”指标：在这个地区，宗教和语言演化的整个模式是很不同的。在西方，日耳曼人入侵者在他们征服的时代已皈依了阿里乌斯派基督教，此后他们逐渐被罗马天主教教会争取了过去；并且除了很少的例外，他们的语言也消失在他们拉丁化（Latinized）的属民的罗曼（Ro-

mance）语系语言中了。另一方面，在东南欧，在6世纪晚期踩躏了巴尔干地区的斯拉夫人和阿瓦尔人都是异教民族，有将近3个世纪巴尔干半岛大部分地区仍是非基督教化的，这是基督教在这个大陆上曾遭遇到的仅有的最为剧烈的挫折。再者，当保加尔人在9世纪晚期成为第一个皈依基督教的蛮族时，他们不得不被准许有一个相当于独立的“国家”教会的自治性的东正教主教区。塞尔维亚人在12世纪终于也争取到了这项特权。同时，当希腊在拜占庭于8世纪晚期和9世纪早期重新征服后在语言上慢慢地重新希腊化时，巴尔干半岛的整个内地仍保留着斯拉夫人的语言：正是因此要实现它的居民的皈依，来自塞萨洛尼卡这个当时仍然是一个使用两种语言的边疆市镇的希腊传教士西里尔和美多德，他们不得不发明格来哥里蒂克字母表供这个地区的斯拉夫语言群体专门使用【34】。这样，在巴尔干地区文化上的“同化”是与在西方的次序完全颠倒地进行的，在西方，是特殊神宠论的异端屈服于普世论的正统派和语言上的拉丁语风（Latinism），而在东南欧，则是异教屈从于用非希腊语风（non-Hellenism）的语言举行礼仪的分离主义正统派。后来的拜占庭军事征服没有办法

改变这个基本的文化资源。斯拉夫人在巴尔干半岛的大量民众在这个方面是凝聚于拜占庭的控制范围之外的。定居者更大的人口密度可以部分地说明这种与日耳曼人入侵者相反的情况。但是，最初拜占庭环境的性质无疑也是一个首要的决定因素。

如果说，在文化的层面上蛮族与拜占庭的关系显示出后者的相对虚弱，那么在政治和经济的层面上，它们也表现出前者同样虚弱的特有局限性。早期斯拉夫人国家结构的普遍问题前面已经讨论过了。巴尔干地区特有的经历将这些问题更突出地表现出来。事实上看来很清楚，是游牧的阿瓦尔人军事组织指引和导致了最初的蛮族被驱入巴尔干地区，使他们的征服成为可能。斯拉夫人作为他们的辅助军队作战，在人数上远远超过他们，并留在这块新的土地上，而阿瓦尔人游牧部落则转回他们在潘诺尼亚的基地，时时再度出现并对君士坦丁堡进行流动袭击，但是没有在巴尔干半岛定居【35】。斯拉夫人移民此时遍布在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罗马帝国体系一个主要部分的领土上，甚至包括古典文明本身的摇篮——希腊。

在他们人侵后3个多世纪，这些民族还没有产生留下任何记载的跨部落政治实体。在巴尔干地区出现的第一个真正国家是另一个图兰游牧民族保加尔入造就的，他们对于斯拉夫人的军事和政治优势，使他们能够在多瑙河以南创建一个强大的汗国，而且不久就使拜占庭面对挑战。“原始保加尔人”的大贵族统治阶级统治着一个混合的社会结构，人口中有大量是自由的斯拉夫人农民，向他们的图兰入领主缴纳贡赋，这些领主组成了一个双层军事贵族，仍然以一种部族（clan）基础组织起来。到9世纪末，原始的保加尔语言已经消失，这个汗

国已正式基督教化；部族系统和异教如其他地方那样一同衰落了，并且不久整个大贵族阶级也变得斯拉夫化了，如果说还有某种希腊文化的外衣的话【36】。10世纪早期，新的保加利亚统治者西米恩（Simeon）对拜占庭发动了一场可怕的和直接的进攻，他两次夺取阿德里安堡，攻下科林斯湾（Gulf of Corinth）并包围了君士坦了堡。西米恩宣称的野心就是要成为东部帝国本身的统治者，为了追求这个目的，他成功地迫使拜占庭授予他“沙皇”（Tsar）这个皇帝头衔。在长期的战争后，他的军队最终被克罗地亚（Croat）的统治者托米斯拉夫（Tomislav）打败，保加利亚在西米恩的儿子彼得（Peter）统治下陷予衰弱和动荡中。

此时兴起了基督教欧洲第一场明确的激进宗教运动——鲍格米尔派（Bogomilism），这是农民抗议西米恩战争的巨大耗费和伴之而来的社会两极分化的一种表现【37】。保加利亚国家由子当时跨越其间进行的破坏性的俄罗斯一拜占庭（Russo-Byzantine）战争而受到进一步挫折。在10世纪末沙皇塞缪尔（Samuel）统治下一场较大的军事和政治复兴却导致了与拜占庭重起的全面战争，延续了20年。如我们所看到的，正是这种持久的、无情的斗争最终使拜占庭的帝国体系延伸得超出了力所能及的程度，并导致了它在安纳托里亚的崩溃。当然，它的后果对于保加利亚更是灾难性的，保加利亚的独立政治实体消失了150多年。拜占庭在11和12世纪的占领，导致了大地产的迅速扩张，以及希腊人、保加尔人贵族勒索和中央财政压榨加在农民头上。“政府封地”制度首次被引入保加利亚，“特免权”领地成倍增加。以前的自由农民越来越多地陷于依附佃农的地位，同时奴隶制通过俘获当地的战

俘而扩张【38】。此时，鲍格米尔派可以预料地复兴了。反对拜占庭统治的民众起义一再发生，1186年两个弗拉赫人酋长彼得和阿森（Asen），领导了一场成功的反叛，这些人是被派到那里镇压起义的希腊人讨伐军【39】。由此建立了一个“第二”保加利亚帝国，它的政府等级制度、宫廷礼仪和税收系统都严格地以拜占庭为模式；自由农民的数量继续减少，上层大贵族（boyar）巩固了其权力。在13世纪早期，沙皇卓安尼查（loan-

nitsa）【卡洛扬（Kalojan）】又转回到保加利亚诸王朝的传统目标上，即进攻君士坦丁堡，懵取普世性的皇帝头衔并随之控制帝国。他的军队在第四次十字军后不久打败并杀死了拉丁皇帝鲍德温（Baldwin），他的继承者将保加利亚的军旗胜利地带到了亚得里亚海。但是在10年之内，这个扩张的国家在蒙古人的猛攻下崩溃了。

总的来说，前伊里利亚地区的斯拉夫人口在发展部落之后的政治体系上要慢得多，由于缺少一个最初高居其上的游牧军事阶级，社会分化就更具渐进性，部族组织体现得很牢固。早期克罗地亚王国（900-1097年）被匈牙利吞并，没有再获得独立的地位。在南方，世袭的公爵（zupani）从他们设防的定居地统治着当地的领地，将其作为世袭财产划分给他们的亲属管理【40】。首批公国11世纪出现在泽塔（Zata）和拉齐亚（Rascia），是反抗拜占庭的产物，科穆宁王朝的皇帝们对它们的镇压只取得了部分成功。在12世纪后期，大公（Grand Zupan）斯蒂芬·内马尼亚（Stephen Nemanja）将这两块领地统一为一个单一的塞尔维亚王国，从教皇那里获得了国王头衔。但是，尽管拜占庭再度征服塞尔维亚的努力受阻，后者又用了一百年它的分散的部族显贵才经历了充分的锻炼过程，构成

了一个统一的土地所有者阶级，他们拥有统治被奴役农民的领主权力和扩张塞尔维亚君主国领土的军事力量。但是，保加利亚和拜占庭在14世纪早期的衰败给了塞尔维亚赢得巴尔干地区霸权的机会。斯蒂芬·杜尚（Stephen Dushan）吞并了马其顿、塞萨利和伊庇鲁斯（Epirus），于1346年在斯科普里（Skoplje）宣布自己为塞尔维亚人和希腊人的皇帝。大塞尔维亚帝国的社会与政治结构由杜尚在此后随即编纂的完整《法典）（Zakonnik）提供了文献资料。居统治地位的贵族拥有世袭的自主地产，由依附的佃农（在塞尔维亚语中相当于拜占庭的依附佃农）为其劳动，这是有劳役义务的农民，被王家法令正式束缚在土地上。君主有广泛的独裁权力，但周围有一个由大贵族和高级教士组成的常设委员会提供咨询。杜尚取消了“公爵”（zupan）这个使人联想到部族的头衔，而代之以希腊语的kefalija，即拜占庭帝国地方总督的名称。宫廷、王家法庭（chancellery）和行政机构是君士坦丁堡模式的粗陋翻版【4】。一些多瑙河沿岸市镇有市政的自治政府，因为它们与意大利城市有着密切联系。为国王提供了大量收入的银矿使用奴隶劳动力工作，由萨克森人管理。塞尔维亚帝国无疑是中世纪巴尔干地区出现的最先进的斯拉夫人国家：西方的和拜占庭的相反的倾向都可以在它政治体制的混合特征中见到，这种政治体制是完全的封地制度和专制的官僚体制之间的折衷产物。但是，它的因素中这同样的异质性注定了它是非常短命的。在杜尚死后不多年内，它就瓦解而回归到相互斗争的小暴君的分裂属地状态。一个最后的斯拉夫人强国继承了它。14世纪后半期的50年里，轮到波斯尼亚统治亚得里亚海沿岸地区。但是，它的王朝的鲍格米尔派信仰和它的

君主选举制特点，使得这个山区前哨基地不能仿效在它之前的塞尔维亚帝国的作为。

在拜占庭、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之间循环性的斗争，到14世纪末就这样以共同的退步和衰落而结束了。中世纪巴尔干地区脆弱的国家体系，在奥托曼的征服打垮它之前就已处于总危机之中。这个地区没有能产生本地的封建综合体的结构性原因，前面已经论述过了。天折的保加尔人和塞尔维亚人国家的性质只是突出了这些因素。因为它们最显著的特点与任何欧洲国家比较而言，是它们一再地却又不可能地仿效拜占庭本身的帝国专制体制。它们追求的不是王国而是帝国；它们的统治者的目标不是任何什么皇帝头衔，而是普世性的希腊一罗马“至高皇帝”（autokrator）。因而保加尔人和塞尔维亚人的皇帝们都企图模仿拜占庭国家的内部行政体制，并通过直接征服和继承从外部获取和拥有它。这样一个任务对它们而言是根本办不到的，注定要导致在社会和政治方面不胜负担：从当地部落制向帝国官僚制统治的直接转变超出了这个地区任何贵族的财政资源，也没有相应的真正经济基础——既没有城市经济，也没有奴隶制经济。因而这场为争夺帝国统治权的三角斗争的相互毁灭，在那时已是一个幻想式的时代错误。而同时，这种毁灭达到极端的时代也是整个欧洲普遍萧条的时代。这个时代有关巴尔干地区农村经济的文献仍很稀少，这部分是因为后来的奥托曼人消灭了它的制度，因为任何稳妥的判断要以它的内部趋势为根据。但是，这里像其他地方一样，大瘟疫使人口减少。近来的统计认为，在1348年到1450年间，整个人口减少了百分之二十五，从约600万人下降到450万人，而这里原本就是居民稀少的地

区【421。再者，在巴尔干地区此时也爆发了社会动乱。塞萨洛尼卡的“公社”前面已有论述。与它同时发生的是1342年在色雷斯平原上的一场农民起义，它反对那里的拜占庭地方领主。在亚得里亚海沿岸，科托尔（Kotor）和巴尔（Bar）是市镇动乱的发生地。在保加利亚，1277年的一场农村叛乱使一个平民出身的篡位者短暂地掌了权。在14世纪，当土地越来越集中时，遍布着流浪者和盗匪团伙。这个半岛的贵族建立各种所谓帝国的负担自然导致了对穷人在财税和土地上更大程度的榨取，他们对此的反应是不信任和动乱。

值得注意的是，在乡村对奥托曼人的到来事实上没有民众的抵抗，除了（很重要的）在阿尔巴尼亚（Albania）原始的高山要塞，在那里部落和部族的组织仍然阻碍着大地产的出现和社会的分化。在波斯尼亚，那里鲍格米尔派的农民一直被罗马天主教教会当作“帕塔里阿”（Patarene）异端加以特别迫害，并将他们交给威尼斯和拉古萨（Ragusan）抓捕奴隶的商人【43】。农村民众和当地贵族阶层欢迎土耳其人的统治，并最终广泛地皈依了伊斯兰教。对此，布罗代尔（Braudel）也曾断言：“土耳其人对巴尔干地区的征服因为得益于一场惊人的社会革命才有可能。一个压迫农民的领主制社会被突然占领并自动崩溃了。这场征服消灭了大土地所有者，在某个方面是一场‘穷人的解放’。小亚细亚是被耐心面缓慢地征服的，经过了突厥人几个世纪的默默努力；巴尔干半岛可以说对他们毫无抵抗。”【44】然而，这样一种看法是过干简单化了。事实上，在土耳其人进攻之前几乎没有什么当地社会秩序同时或彻底崩溃的迹象。贵族阶级到处都加强了压迫，并且它的政治体制也处于危机之中。但不能排除它在以后会复兴。是奥

托曼人的进攻消灭了在巴尔干地区本地人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在马里查（Maritsa）和科索沃（Kossovo）的战场上，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的贵族们经过苦战遭到了失败：土耳其人并没有轻易取胜。另一方面，一旦奥托曼人给予了决定性的打击，不稳定的巴尔干地区的国家结构就没能保留下来从事反抗伊斯兰教徒入侵的斗争。在当地的王公和贵族被打垮后，剩下的阻止土耳其人浪潮的唯一机会，就在于由西方封建主义组织的拯救巴尔干地区的防卫性远征。两支国际性十字军从维也纳出发，于1396年和1444年在尼科波利斯（Nicopolis）和瓦尔纳（Varma）陆续被奥托曼军队击溃。此时西方封建主义本身正陷于灾难之中，不再能够取得它全盛期时的那种胜利。在这些灾祸中，东南欧短暂地与这个大陆的总命运再度结合到一起，然后又比以前更彻底地再度与大陆的其余部分分离开来。

中世纪世界就这样在普遍化的危机中完结了。到15世纪初，在封建主义的西方故土上，在东部它曾经扩展到或是没能发展起来的地方，都呈现出社会经济瓦解和变化的深刻进程。在早期现代时代的开端，当君士坦丁堡的城墙在土耳其入的大炮轰击下陷落时，这些变化对于欧洲政治秩序的影响大部分仍然没有显现出来。这种国家体系的充分发展将会由此产生，这个问题留待以后研究。

注释

【1】见上文边码97-100页。

【2】对这个时期的经典解释，见G·奥斯特罗戈尔斯基（Ostrogorsky），

《拜占庭国家史》（History of the Bysantune Stute），牛津，1968年，

92-107、133-137页；P沙朗尼（Charanis），《论晚期罗马帝国的社会结构）（On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the I，ater Roman Empire），载《拜占庭》，第12期1944-1945年，39-57页。它的一些关键性的见解近年来一直受到严重质疑，见下文注5。

【3】关于这些入侵的影响，见奥斯特罗戈尔斯基，《拜占庭国家史》、

134页。苏联历史学家选择福卡斯作为重点，例如见M·Ya·修久莫夫，《拜占庭历史的某些问题》（Nekotorye Problemy Istorit Vizanti），载《历史问题》，1959年3月，第3号，101页。

【4】E·斯坦（Stein），《拜占庭帝国的农民和大领地》（Paysannerie et Grands Domaines dans！’Empire Byzantin），载《让·博丹学会文集，IH，农奴》（Recueils de la Societe Jean Bodin，IⅡ，Le Servage），布鲁塞尔，1959年，129-133页；保罗·勒梅勒（Paul Lemerle），《拜占庭农业土地史纲要：资料与问题》（Esquise pour une Histoire A-

graire de Byzance:Les Sources et Les Problermes），载《历史杂志》，第119期，1958年，63-65页。

【5】这是拜占庭中期研究中主要的有争议问题（vexata quaestio）。斯坦和奥斯特罗戈尔斯基的观点长期被接受为正统的论点，即希拉克略进行了农业改革，用建立军区（therma）制度创造了一个士兵农民阶层。现在这个论点受到了广泛怀疑。勒梅勒使它受到三重批评，他认为首先根本没有确实的证据表明希拉克略创建了军区制度（该制度是在其统治的时代之后于7世纪逐步产生的）；第二，“军役土地”（strateia）的发展甚至是更晚的事，因为在10世纪之前没有文件证实它；第三，这些土地的占有者本人从来不是士兵，而只是有财税义务、在财政上供养军队中的骑兵。这种批评的结果是，去除了希拉克略统治时期农业或军事领域在结构上的重要性，比此前认为的更加突出了拜占庭农村制度史的连续性。见P·勒梅勒，《拜占庭农业土地史纲要》，载《历史杂志》，第119卷，70-74页，第120卷，43-70页；及《对希拉克略统治的一些评价》

（Quelques Remarques sur le Regne d’Heraclius），载（中世纪研究）

（Studi Medievwali），第I卷，1960年，347-361页。对于军事问题的类似观点的阐述，见A·佩尔图西（Pertusi），《拜占庭军区制的形成》（Ia Formation des Themes Byzantins），《第11届国际拜占庭学会议报告》（Berichte zum XI Internationalen Byeantinis-chen-Kongress），

慕尼黑，1958年，1-40页；W·凯吉（Kaegi），《对7至9世纪军区制的某些重新评价》【Some Reconsiderations on the Thermes（Seventh Ninth Centuries）】，载《奥地利拜占庭学会年刊》（Jahrbuch der istereichischen byxantinisten Gesellschaft），第16卷，1967年，39-53页。奥斯特罗戈尔斯基在他的《补充报告》（Korreferat）中迅速地回击了佩尔图西的1958年报告，引文见上书【《补充报告）

（Berichte），1-8页】，及见《拉温那总督区与拜占庭军区制的起源）（L’Exarchat de Ravenne et 1’Origine des Tbemes Byzantins），载

《拉温那与拜占庭艺术文化教程第7讲》（VII Corsodi Cultura sull’

Arte Ravennte e Bizantina），拉温那，1960年，99-110页，它认为6世纪晚期西方拉温那（Ravenna）和太基（Carthage）总督区（Exat-

chates）的创建预示着不久后军区（therma）制度的建立。奥斯特罗戈尔斯基受到苏联拜占庭学家AP·卡日丹的某些侧面支持，他在

《再论4到11世纪拜占庭的农业土地关系》（Eshchgo Raz ob A.

grarnykh Oxnosheniya kh v Vizanti IV-XI vw’），载《拜占庭学期刊》

（Vizantiski Vremennik），1959年，第16期I，92-113页中反驳了勒梅勒的观点。这场军区（thema）制度起源的争论大部分转向了在希拉克略时代两百年之后写作的一位史学家狄奥凡尼斯（Theo-

phanes）的一个唯一词语，而争论最终未必能靠它本身来解决。应当说，勒梅勒自己的看法一—拜占庭中期时代农民自由的增加基本上是由于斯拉夫人的移民，它解决了帝国内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因而使隶属关系成为多余——远不如他对用军区制度对此作出的解释的批判具有说服力。

【6】奥斯特罗戈尔斯基，《拜占庭国家史》，272-274、306-307页。

【7】市镇从7世纪到9世纪的命运是争论的另一个焦点。卡日丹认为这个时代的城市有着实质上的崩溃：（7到9世纪的拜占庭城市》

（Vizantiskie Gorodav VII-IX vw），载《苏联考古学》（Sovietskaya Arkhelogiyn）第21卷，1954年，164-188页；但是这种描述被奥斯特罗戈尔斯基作了有成就的修正，见《早期中世纪的拜占庭城市》

（Byzantine Cities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载《敦巴顿橡树园论文集》（Dumbarton Ouks Papers），第13号，1959年，47-66页，及修久莫夫，（7世纪中期到9世纪中期的拜占庭城市）（Vizantiski Gorod Seredina VH-Seredina IX v），载《拜占庭学期刊），1958年，第14期，38-70页，他们说明这种描述太过分夸大了。

【8}R·S·洛佩斯，《中世纪的铸币“元”》（The Dollar of the Middle Ages），载《经济史期刊》（The Journal of Ecumomic History），第1l期，1951年，第3号，209-234页。洛佩斯指出拜占庭货币的稳定性，但它表明了平衡的财政收支和组织良好的贸易，不一定意味着大量的经济增长。拜占庭的经济在这个时代可以说主要是停滞的。

【9】A·哈吉尼可拉奥-马拉瓦，《拜占庭世界奴隶生活研究），29、892贞；R·布朗宁（Browning），《拜占庭帝国的奴隶制（600一1200年）》【Rabstvo v Vizantiskoi Imperi（600-1200gg）】，载《拜占庭学期刊），1958年，第14期，51-52页。布朗宁的文章是对这个论题的最好综述。

【10】“有权势者”经济和政治权力的增长是一个所有现代拜占庭史学家面对的共同论题。最好的探讨之仍是最早的一次讨论：C.

纽曼（Neumann），《十字军东征之前拜占庭国家的国际地位》

（Die Weltstellung des byzantinischen Reiches or den Kreuzei-

igen），莱比锡，1894年，52-61页，这是一个在许多方面的先驱性研究。

【11】布朗宁，《奴隶制），45-46页。

【12】布朗宁，《奴隶制》，47页。

【13】奥斯特罗戈尔斯基，《早期中世纪的拜占庭城市》，载《敦巴顿橡树园论文集），第13号，1959年，65-66页。同一立法所重新编篆的法典废除了元老（Senate）和元老阶级的古老权力，使拜占庭帝国官僚阶层的行政中央集权系统化，见奥斯特罗戈尔斯基，

《拜占庭国家史），245页。利奥六世（Leo VI）的统治时期是从886年到912年。

【14】见C·图曼诺夫（Toumanof）的深刻评论：《曼齐克特战役的背景》

（The Background to Manzikert），《第13届拜占庭研究国际会议会刊》（Proceedings of the XIlI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Byeun-

tine Studies），伦敦，1967年，418-419页。“显贵”（clarissmate）

在晚期罗马帝国当然在法律上是世袭的，但相对于新的官僚头衔而言，同时也丧失了它的大部分重要性，而新的官僚头衔是不能传代的。琼斯，《晚期罗马帝国》，第2卷，528-529页。

【15】S·弗里奥尼斯（Vryonis），《拜占庭：11世纪衰落的社会基础》

（Byzantium:the Social Basis of Decline in the Eleventh Century），

载《希腊、罗马与拜占庭研究》（Grek，Roman and Byxantine Studies），第2卷，1959年，第1号，161页。

【16】G-奥斯特罗戈尔斯基，《拜占庭贵族阶层述评》（Observations on the Aristocracy in Byzantium），载《教巴顿橡树园论文集），第25号，1971年，29页。

【17】关于挽具，见勒费弗尔·德·诺埃特（lefebvre des Noettes），《各时代的挽具和带鞍马》（L’Attelage et Le Cheal de Selle d Travwrs L.esAges），巴黎，1931年，89-91页；关于犁，见A·G·奥迪古（Haudricourt）和M·J-B·德拉马尔（Delammare），《全世界用的人和型》（I.’Homme et ta Charrue a Travers le Momde），巴黎，1955年，276-284页；关于水磨，见J·L·蒂尔（Teall），（拜占庭农业传统》（The Byzantine Agricultural Tradition），载（敦巴顿橡树园论文集》，第25号，1971年，51-52页。蒂尔的论文表明，关于拜占庭农业的乐观看法显得多么没有根据，支持这种看法的证据本身是太有限了。

【18】R·S·洛佩斯，《拜占庭帝国的丝绸贸易》（The Silk Trade in the Byzantine Empire），（观察》第20卷第1号，1945年1月，l-42

，强调了拜占庭对贵重纺织品的垄断的国际重要性。

【19】《罗马帝国衰亡史》，第48章。自然，吉本的语言是大大夸张了（“一部单调冗长、千篇一律的衰弱与悲惨的故事”），使后来的历史学家颇感不悦，在他们中间他的著作中没有比这些章节更过时的了。但是吉本对拜占庭的论断，事实上是由他的《衰亡史》的整体结构所支配的：罗马的陷落是“这世上各国都会记住的·场革命”，而拜占庭的命运只是与已经改变了这个世界的国家的那些革命有“被动的联系”（着重点是他加的；第1卷，1页；第5卷，171页）。这种隐含的概念上的区分在这里表现得完全是理性和现代式的。

【20】拜占庭历史的这个论题被H·阿尔魏勒（Ahrweiler）有说服力地予以强调，见《拜占庭和海洋》（Byzance et la Mer），巴黎，1966年，特别见389-395页。阿尔魏勒自己强烈认为，基本上正是拜占庭帝国的海上野心是造成它最终崩溃的最大原因，这种野心促使帝国过分滥用了它的资源，并分散了巩固它在陆地上权力的力量。这种主张是非常有疑问的。应当说，是整个军事力量都卷入了不断的再征服中，其中陆上军队总是比舰队要庞大

得多，这才是这个国家最终垮台的关键所在。

【21】尤其见奥斯特罗戈尔斯基，《拜占庭国家史》，320-321、329-2

333、341-345页及以下各页；弗里奥尼斯，《拜占庭：11世纪衰落的社会基础》，159-175页。

【22】J·蒂尔，《拜占庭帝国的粮食供应，330-1025年）（The Grain 2

Suppl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330-1025），载《敦巴顿橡树园论文集》，第13号，1959年，109-117页。这种变化可能部分地与从罗马军团的步兵向拜占庭的重骑兵的发展有联系。

【23】N·斯沃罗诺斯（Svoronos），（11世纪拜占庭帝国的内部社会与组织：主要问题》（Sociere et（）rganisation Interieure dans 1’EmpireByzintin au Xle Siecle:Les Principaux Problemes），《第12届拜占庭研究国际会议报告》，380-382页，冒险地认为新的平民皇帝们也企图提高市镇中商业“中产阶级”的作用，通过将进入元老院的程序民主化，以建立一种与乡村大贵族相抗衡的力量，一这是一个建立在不适当的范畴上的有疑问的假说。

【24】这两次斗争之间最明显和重要的区别是，晚期拜占庭的军事精2英主要是来自安纳托里亚的地方土地所有者阶级，而晚期罗马帝国的军事指挥者大多数是由职业军官组成，最初是巴尔干人，后来是越来越多的蛮族人（见上文，85-90、100-102页）。这种改变也许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引进了重甲骑兵，在确立军区（thema）制度之后，就在拜占庭帝国中建立了地方上的军事有权势者。这种区分的路线在这两种情况中的结果是相反的：在罗马，高级指挥官的机构集中在城市里，平民地主的权力在乡村；

而在拜占庭，军事大贵族统治着地方省份，平民官僚控制着首都。因而在希腊人帝国中双方之间实际内战的爆发在当代人中间对它们的对抗性质有着强烈得多的意识。【比较普塞罗斯（Psellos）和安密阿那斯（Ammianus）的记叙】。在罗马和拜占庭的历程之间结构上的类似性在其他方面却是明显地接近的。

【25】克劳德·卡昂（Claude Cahen），《突厥入在小亚细亚的最初渗透2

（11世纪下半期）》（La Premiere penetration Turgue en Asie Mineurex Seconde Moitie du XIe Siecle），载《拜占庭》，1948年，

5-67页。

【26】现在对这个进程有一个全而的文献与讨论，见S·弗里奥尼斯，

《从11到15世纪中世纪希腊化文化在小亚细亚的衰落和伊斯

兰教化的进程》（The Decline of Mediueal Hellenism in Asia Mi-

nor and the Process of Islamization from the Eleventh throush the Fifteenth Century），伯克利一洛杉矶，1971年，145-168、184一194页。这是一个主要的研究。弗里奥尼斯也许过于夸大了拜占庭统治阶级内部文官与军官的斗争对于希腊人在曼齐克特（Manzikert）和其后的溃败的责任（“唯一最致命的发展”，76一77、403页），但是他对后来安纳托里亚的突厥化（Turkification）

的社会机制的论述是权威性的。

【27】G·奥斯特罗戈尔斯基，《论拜占庭封建化的历史》（Pour l”His-

toire de la Feodalite Byzantine），布鲁塞尔，1954年，9-257页，是对政府封地（pronoia）制度的经典性研究。奥斯特罗戈尔斯基强调说：“拜占庭的政府封地（proncia）和南部斯拉夫人的土地，如同西方的采邑和俄罗斯的大领地（pomest’e），都是一种发展了的封建制的体现。”（257页）这个有争议的论点将在下文中讨论。

【28】M·Ya·修久莫夫，《拜占庭封建关系发展路线的斗争）（Borba za Puti Razvitiya Feodal’nykh Otnosheni v Vizantii），载《拜占庭学论文集》（Vizantiiskie Ocherki），莫斯科，1961年，52-57页。

【29】J·赫林（Herrin），（拜占庭帝国在12世纪的崩溃：一项中世纪经济研究》（The Collapse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in the Twelfth Century:A Study of a Mediaeval Economy），载《伯明翰大学历史期刊》（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Historical Journal），第12卷，第2号，1970年，196-199页。这是对那个时代一幅生动的刻画。

【30】恩斯特·维尔纳（Ernst Werner），（一个大国的形成——奥托曼帝国，1300-1481年》（Die Geburt einer Grossmacht-Die Osmanen

1300一1481），柏林，1966年，123-124、145-146页。

【31】在这个希腊人帝国的衰微状态中是否出现过真正的拜占庭封建主义，这个问题一直是拜占庭学家中间的一个传统分界线。奥斯特罗戈尔斯基以他权威性的影响力支持晚期拜占庭社会本质上是封建性的观点，最近见《拜占庭贵族阶层述评），9页及以下。

苏联历史学家也常常确信拜占庭封建主义的存在（通常趋向于将它出现的时期定得更早些）。新近保加利亚人对这个观点的论述，可以见迪米塔尔·安格洛大（Dimitar Angelov），（拜占庭和西欧》（Byzance et L’Europe Occidentale），载《历史研究》

（Etudes Historiques），索非亚，1965年，47-61页。勒悔勒站在另方面，在范畴上否认封建主义曾在拜占庭立足，而大多数西方学者同意他的观点。布特吕什的比较性研究在概念上更为精确，也驳斥了认为政府封地（pronoia）一特免权（ekskousseia）一依附农（paroikoi）综合体构成了一种确实的封建制度的规点，见《领主制与封建制》，第1卷，269-279页。

【32】P·沙朗尼，（14世纪拜占庭的内部斗争》（Internal Strife in Byzan-2tium during the Fourteenth Century），载《拜占庭》第5期，1940一1941年，208-230页，分析了这场起义的特点和过程。

【33】修久莫夫宣称，塞萨洛尼卡（Thessalonika）起义的模式相反的是罗马的科拉·迪·里恩（Cola di Rienzo）的“民族”复兴运动的模式，而不单单是热那亚的“城市自治”起义的模式，只是在它的最后阶段才终于成为一个公社事件。他认为这场暴动本质上是一个城市企业家阶级促成的，他们的目标是恢复一个中央集权的帝国，以能够防卫土耳其人和西方的威胁。对塞萨洛尼卡的狂热派（Zealots）的这样一种解释，看来是过于牵强的，见这篇在其他方面富于启发性的论文，《拜占庭封建关系发展路线的斗争》，

60-63页。

【34】G·奥斯特罗戈尔斯基，《摩拉维亚传教的拜占庭背景》（The 2

Byzantine Background to the Moravian Misson），载《教巴顿橡树园论文集），第19号，1965年，15-16页。关于格来哥里蒂克（Glagolitic）和后来的西里尔（Cyrillic）书写体的特点，见D·奥博伦斯基，《拜占庭共同体》，伦敦，1971年，139-140页。

【35】P·勒梅勒，《从罗马时代末到7世纪巴尔干地区的入侵和移民》2

（Invasions et Migrations dans les Balkans depuis la Fin de I’Epoyue Romaine Jusq’au VIle Siecle），载《历史杂志》（CXI111期），1954年4-6月，293页以下。

【36】S·朗西曼（Runciman），《第一保加利亚帝国史》（A History of the First Bulgarian Empire），伦敦，1930年，94-95页；I·萨卡佐夫（Sakazov），〈保加利亚经济史》（Bulgarische Wirtschafts-

geschichte），柏林/莱比锡，1929年，7-29页。

【37】那个时代的一个东正教教士总结了鲍格米尔派的社会信条：“他们教导他们自己的人民不要服从他们的主人，他们辱骂富人，仇恨沙皇，嘲笑长老，诅咒大贵族，将为沙皇服务的人看作在上帝

的眼中是卑劣小人，并禁止每个奴仆为他的主人工作，”见奥博伦斯基，《拜占庭共同体》，125页。

【38】迪米塔尔·安格洛夫，（11到12世纪（1018-1185年）邻近拜占庭国家的保加利亚土地和保加利亚人民》【Die bulgarische Lander und das bulgarische Volk in der Grenzen des byzantinischen Reiches imXI-X1lJahrhundert（1018-1185）】，《第12届拜占庭研究国际会议报告》，155-l61页。拜占庭的“特免权”（ekskous-

seiai）实际上从来不是“完整的“特免权，因为通常保留着对依附农民（paroikoi）的公共捐税负担，而相应在这个时期保加尔人的土地封授所给予领主对农民的权力要远为全面得多。见G灿科娃-佩特科娃（Cankova-Petkova），《拜占庭与巴尔干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Byzance et le Developement Social et Economique des Etats Balkaniques），载（第1届巴尔干与东南欧研究国际会议会刊》（Actes du Premier Congres International des Etudes Balkaniques et Sud-Est Europienne），索非亚，1969年，344-

345页。

【39】对这次兴起最清楚的论述，见R·L·沃尔夫（Wolff），（“第二保加利亚帝国”，它的起源与至1204年的历史》（The“Second Bulgari-

an Ermpire”，Its Origin and History to 1204），载《观察》，第24卷，第2号，1949年4月，167-206页。

【40】德沃尔尼克，《斯拉夫人：他们的早期历史和文明》，162-163页。

【41】S·朗西曼，《拜占庭和斯拉夫人》（Byzantium and the Slavs），载N·贝恩斯（Baynes）与H·莫斯（Moss）编，《拜占庭：东罗马文明介绍》（Byzantium:An Introduction to East Roman Civilieation），牛津，1948年，364-365页；德沃尔尼克，《欧洲历史与文明中的斯拉夫人》，142-146页。

【42】J-C·拉塞尔，（晚期中世纪巴尔千和小亚细亚的人口>（late Me-

diaeval Balkan and Asia Minor Population），载《东方经济与社会史期刊》（The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

ent），第3期，265-274页；《欧洲的人口，500-1500年），19页。

【43】维尔纳，《一个大国的出现——奥托曼帝国》，229-233页。

【44】F-布罗代尔（Braudel），《菲力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La Medieerranie et Le Monde Mediterraneen i！1Epoque de PhilippeII），巴黎，1949年，510页。布罗代尔对小亚细亚和巴

尔干地区各自征服的速度的对比是误入歧途的，即这种对比所蕴含的意思是关键的变数在于基督教徒抵抗的相对活跃力量。因为安纳托里亚是由土炸曼人部落的非正规军队逐步占领的，其形式是自发性移民的连续涌入，而已尔干地区则是被以奥托曼苏丹国（Ottoman Sultanate）这种新形式高度组织起来的军事国家征服的，布罗代尔以他特有的反复思考，在他著作的修订第：版中已修正了上而引用的这一页的最后一句话：它现在写作：“巴尔干半岛似乎没有抵抗入侵者”（着重点是他加的）。在一个注解中他说，如果安格洛夫的研究是正确的，那么保加利亚人的抵抗比他在正文中认为的更为活跃。见《菲力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巴黎，1966年，第2卷，11页。

名词索引

（两个索引中页码系指原书页码，即本书的边码）Aachen亚琛，138

Acili阿奇利，101

Actium，Battle of 亚克兴战役，70Adriatic亚得里亚海，284，289，292

Adrianople阿德里安堡，115，265，288

Aegean爱琴海，215，277，284Aegina艾吉纳，22一23，36，37

Agis

阿基斯，58n

Ahenobarbus，Lucius埃汉努巴布，路西·图密提，61

Domitius

Alamanni阿拉曼尼人，84，85，109，125，126

Alaric阿拉里克，112，267

Albania 阿尔巴尼亚，292

Alcantara，（Order of阿尔坎塔拉教团，170

Alf6ld阿尔弗尔德，226

Alexander亚历山大，46，47，48，49&n，70，75，86

Alexandria亚历山大里亚，20，47，50-51，63，84

Alexius I亚历克修斯一世，281

Algarve，the阿尔加维，171

Alsace

阿尔萨斯，138

Ambrose，St圣安布罗斯，133

亚眠，64

Anatolia安纳托里亚，268，274.276，278，280&n，

284，288，292n

Andalusia安达卢西亚，170

AngloSaxons盎格鲁一撒克逊人，120，121，122，123一124，158-161，159n，233n Anthony，St圣安东尼，134

Antioch安条克，47，84

Antiochus IIl安条克三世，64

Antonius，Marcus 安东尼，马库斯，69-70

Apulia阿普利亚，95n，277

Aquitaine 阿奎丹，112，114，115，119，157Arabs阿拉伯人，16，137，167，235，268一269，

276

Aragon 阿拉冈，169-170，208&n Arbogast 阿尔博加斯特，102，110

Aristotle 亚里斯多德，23，24，26，39

Arminius阿尔米尼乌斯，108

Armorica阿摩里卡，103

Armulfings阿努夫家族，139

Arpads阿尔帕德，227，232

Arslan，Alp阿尔斯兰，阿尔普，279-280阿森，289

Asen

Asia Minor 小亚细亚，40，47，49，84，87-88，193，

280，292&n

Assyrian Empire 亚述帝国，21

Asturias 阿斯图里亚人，168

Atlantic大西洋，267

Athens雅典，19一20，23，26，31-32，35-44pas-

sim，84

Attalids阿塔利国，46，49，50，52

Attica阿提卡，32，35，38，40，42，45，47，59-60阿提拉，218，222，223n，267奥古斯都，65，69，70，71，72&n，74，75，

165，214n

Aurelian奥列里安，85，86，88

Aurelius，Marcus奥勒略，马可，75，83，87，109Austria奥地利，117，128，199-200，249，261Avars阿瓦尔人，218，226，227，238，268，284，

286，287

Avis，dynasty of 阿维斯王朝，172Babylonian Empire巴比伦帝国，21

Bacaudae巴高达，64n，102-103，103n，119

Bacchiadae

Baldwin，Latin Emperor鲍德温，拉丁皇帝，289

Balkans巴尔干，45，88-90，113，201，218，226，

261，265-266，268，269，276，280，

284-287 passim，291-293，292n Baltic波罗的海，234，243，244，245，247，249，

251，254，258，259

Barcelona巴塞罗那，205-206

Barans’l.eague贵族联盟，246圣巴西尔，134

Basil II，Byzantine Emper-巴西尔二世，拜占庭皇帝，232，271，277一278，285

or

Bavaria巴伐利亚，162，164，202

Belgium比利时，120

Benedict of Nursia，St努西亚的本尼迪克特，134-135

Berlin柏林，249，254

Betiti 贝提提，101

Bithynia俾泰尼亚，68

EBlack Death黑死病，201&n，204，248

Black Sea黑海，201，213，217，234，244

Blemmyes

布莱明耶，84

Bogomilism

鲍格米尔派，288&n，289，291，292

Bohemia波希米亚，163，199，214n，230，232，233，

238-240，241，243，246-247，247m，

248-250，253-257 passim BoleslawI波莱斯拉夫一世，240

Bologna波洛尼亚，208

Bornholm波恩霍尔姆，174n

Bornhoved，Battle of 博恩赫费德战役，179

Bouvines，Battle of布汶战役，157

Bragancas

Brahe，Per

布拉厄，佩尔，181n

Brandenburg勃兰登堡，196，241，247，248，249，253一257 passim，259

Brandes布兰德斯，200

Bulgaria保加利亚，227-228，248，271，287-292

passim

Bulgars保加尔人，176，218，226，231，284-289

passim

Burgundians勃民第人，112，113，114，116，117，119，

120，174，200

Burgundy勃第，157，171

Byzantium拜占庭，125一126，137，154，165，167，

174-175，177，213n，235一237，238，

265-292 passim

Caesar，Julius凯撒，尤利乌斯，65，68，69，70，71，71n，

107

Calabria卡拉布里，203，209

Calatrava，Order of卡拉特拉瓦教团，170坎佩尼亚，95n

Campania

Cantacuzene坎塔丘津那，283

Capetians 卡佩王朝，157-158，195，200

Cappadocia 卡帕多西亚，84

Caracalla 卡拉卡拉，75

Carinus卡里努斯，85n

Carolingians加洛林王朝，137-142 passim，156，161-

163，174，178，234，236&n，238

Carpathians略尔巴阡山，213，218

Carpi

Casimir IIl卡西米尔三世，247Casirmir IV卡西米尔四世，250

Caspian Sea 里海，218，251

Casius，Dio狄奥盖苏斯，87

Castile卡斯提尔，169-171，200，202，204，208

Catalonia加泰罗尼亚，137，138，168，203&n，205，

208

Catiline喀提林，68

Cato，Marcus Porcius加图，78

Caucasus高加索，274，280

塞奥尼，101

Ceionii

Channel，the（英吉利）海峡，67，193

Charlemagne查理，137，138，139-142，168，231

Charles IV

Charles Robert 查理·罗伯特，247

China中国，17，150，224n，225n Christianity基督教，178，232，235，238一239，280，286

Chrysobull of 10841084年金玺诏书，281

Church，Roman罗马教会，183，188，238，239，286，292

Cicero，Marcus Tullius 西塞罗，73&n，74

Cilicia基里齐亚，84

Ciompi梳羊毛工，203

Cistercians西斯特教团，169，188

Claudius II（Gothicus）克劳狄二世，85，88

Cleisthenes

克里斯提尼，37

Cleomenes HI克利奥蒙尼三世，58n Clodius，Publius克劳狄，帕布里乌斯，69

Clovis

克洛维，122，125

Columella

科鲁麦拉，77-78

Comneni科穆宁王朝，274，276-277，280一281，289

Constantine君士坦丁，20，88，90-91，93，94，100一101

Constantinople君士坦丁堡，86，92，98，99，196，244，

271，272，275，277，278，282，284，287，

289，293

Constantius 1君士坦丁一世，89君士坦丁二世，91，99

哥本哈根，180，181

Copenhagen

Corinth科林斯，22-23，31，36，43n，288

Cossacks哥萨克，260

Council of Five Hundred五百人大会，37，38-39

Courtrai，Battle of库尔特雷战役，203

Cracow 克拉科夫，243

Crassus，Marcus Licinius 克拉苏，68

Critmea克里米亚，201，217，271采西比乌，51

Cumans 库曼人，218，226，227，228，244

Cyrenaica 昔兰尼加，65

Cyrillic alphabet西里尔字母，235，286

Czech State捷克国家，237-239，238n，244n，248

Dacia达西亚，75-76，84，109，214&n，228

Dalmatia达尔马提亚，88，89，277

Danube

多瑙河，121，213&n，215，217，218，

225n，226，229，265-266，284，287

Danzig但泽，243，244，249，258

Delian L.eague提洛同盟，41，42n Denis，St圣但尼，195

Denmark丹麦，158，159，174-175，178&n，179，

180

Deutschbrod多伊奇布罗德，200

Diocletian戴克里先，20，84，85-86，85n，86n，88，

89，90，94，99，100，102

Diogenes family戴奥吉尼家族，274

Dnieper

第聂伯河，215，217

Domitian

Donatism多纳图派，103n

Dorpat多尔帕特，243

Douro杜罗河，171

Drusus德鲁苏斯，214n

Dunkirk教刻尔克，121

Dushan，Stephen 杜尚，斯蒂芬，290

Egypt埃及，20-21，46一-51，66，72，88，98，99，

267，268一269，276，280

Elagabulus，Emperor埃拉伽巴，皇帝，87

Elbe易北河，107，138，213，214n，229，230，

241，242，244，252，263

England英格兰，63，95n，120，121，123一124，125，

129，151n，155，158-161，164，172，

174，175，177-178，187，189，190&n，

191，195，198n，200一201，203，204，

205，206-208，207n，2331

Faroes法罗群岛，175

Ferdinand of Aragon 阿拉冈的斐迪南，208

Finland芬兰，196

Flamininus，Quinctus弗拉明尼努斯，昆图斯，58n Flanders弗兰德尔，157，191，194，200，202-203，

205一206，242

Flavians弗拉维王朝，75

佛罗伦萨，191&n，193，203

Fotevik，Battle of福特维克战役，178-179

France法兰西，113，123，129，156，157-158，

161，162，164，168，172，174，189，

190n，195，200，201，202n，203，204，

205，207，208n，209

Franconia法兰克尼亚，162，242

Franks法兰克人，84，120，121，122，123，125，

137，174，238，277，280

Frederick I胖特烈一世，164-165

Frederick II排特烈二世，165，167

Freisach弗赖萨赫，200

Friesland弗里斯兰，137

Fritigern弗里蒂格尔恩，115-116n Gainas盖纳斯，267

Gallic War高卢战争，60

Gallienus伽里恩努斯，85，88，88-89n Gallipoli加利波利，284

Gaul高，63，64n，68，73，79，80，83，84，85，

89，91，95，98，100，102-103，120，121，122-123，135，155n，215，266

Genoa

热那亚，191n，193，281，283

George of Podebrody波迪布腊迪的乔治，250格鲁吉亚，274

Georgia

Germanicus日耳曼尼库斯，214n Germany日耳，德意志，72n，76，107-111，126，

127，129，130，155，161-165，174，

180n，190n，194，200，201，204，214，

238-239，240&n，241，248，258

Ghent根特，191，203，205

Glagolitic alphabet格来哥里蒂克字母表，235，286

Gobi

戈壁，227

Golden Horde 金帐汗国，218，227

Goths哥特人，84，85，174，267-268

Gotland 哥得兰，174n

Gracchi，Gaius and格拉古，盖约和提比略，56-57，57n，67

Tiberius

Granada格拉纳达，170，171

Grande Jacquerie 扎克雷大起义，203，205，249

Gratian

Greenland 格陵兰，174，175Gregory VIl格利高里七世，163

Grunewald，Battle of 格伦瓦尔德战役，248，249

Gaudelupe，Sentence of《瓜德罗佩法令》，208

Hadrian哈德良，75

Hannibal汉尼拨，56

Hannibalic War汉尼拔战争，60&n

Hanseatic League汉萨同盟，252，254

Hapsburgs哈布斯堡家族，250

Hardrada，Harald哈德拉达，哈拉尔，177-178

Hastings，Battle of 黑斯廷斯战役，178

Henry II of England 亨利二世（英格兰），161

Henry IV，Holy Rorman 享利四世（神圣罗马皇帝），163

Emperor

Henry VI，Holy Roman 亨利六世（神圣罗马皇帝），165

Emperor

Heraclius希拉克略，268，269n Hohensfaufens蛋亨斯陶芬家族，164-165

Homer

荷马，29

Hundred Years War 百年战争，158，200，203，204，207

Hungary匈牙利，217，218，226&n，227，232，240，

247，250，261，262，289

Huns匈奴人，121，218，223n，225n，226，267

Hussite Wars胡斯战争，246-247，248-250，249n，253，

254，256

伊比利亚，169，171，196，200，241

Iceland冰岛，174，175，176，177&n，178n lnvestiture Contest教职授权之争，165-166

loannitsa，Tsar卓安尼查，沙皇，289

lonians爱奥尼亚人，42

Ireland爱尔兰，174，175，176

Irish Sea爱尔兰海，176n

Isaurians伊苏里亚人，269

Isocrates伊索克拉底，39

Italy意大利，56，58-59，61-62，64n，65，

69一70.71，72，74，83，89，95，98，99，

100，113，117-119，120，122，123，151，164-167，174，189，190，191，192，194，

199&n，200，201，203，208一209，215，

266，276

Iuthungi尤桑基人，84

7van{74伊凡三世，254，256

Ivan IV伊凡四世，256

Jagellonians亚盖洛家族，247

Jerome，St圣杰罗姆，133

Jerusalem，Kingdom of 耶路撒冷王国，151n约维阿努斯，88，101&n

Jugurthine War朱古达战争，60查士丁尼，88，165，272，275，276

Kabul喀布尔，46

Kalmar，Union of 卡尔马联盟，179，181

Khan，Genghis 成吉思汗，218，222，225，227，244

Khazars哈扎尔人，176，235

Kiev基辅，176，234一237，240，244，245，251

Knights of the Sword宝剑骑士团，241

Konigsberg哥尼斯堡，248，253

Konya，Sultanate of 科尼亚苏丹国，280

Kosxova，Battle of科索沃战役，293科托尔，292

Kotor

Kulikovo，Battle of 库利科沃战役，251

Kutna Hora库特纳一霍拉，247n Laconia拉哥尼亚，33，36

Lagid State拉吉德国家，46，47，48，50-51

Land（Ordinance of15001500年十地法令（波希米亚），256

（Bohemia）

Languedoc朗格多克，157

拉昂，157

Laureion，mines of 劳里昂矿仙，40，45

Leagues，（Mediaeval）同盟（中世纪），194

L.echfeld，Battle of 勒希菲尔德战役，162

I.eguitsa，Battle of 莱格尼查战役，227

Leipzig莱比锡，249

Le）VI利奥六世，273

莱昂，169，171

Leon

L.evant利凡特（地中海东部），63，151，196

l.ipan，Battle of里湾战役，256

L.ithuania立陶宛，240，241，247.248，255

Livonia立沃尼亚，240，241，245，253，256

Ljubljana卢布尔雅那，258

Loire卢瓦尔河，63，103，122，138，246

Lombards伦巴德人，120-126 passim，137，165，

167，174，276

Lormbardy伦巴底，165

L.ondon伦敦，195&n，205

Lotharingia洛塔林吉亚，163

1ouis I of Hungary路易一世（匈牙利），247

Louis VI of France路易六世（法兰西），157，195

louis VII of France路易七世（法兰西），195

Louis VIII of France路易八世（法兰西），157

Louis lXof France路易九世（法兰西），158

1.dbeck卢卑克，191，252

Lucanians路卡人，60n

Luxemburg卢森堡，246

L.ycurgus来库古，33

Lydia品底亚，29

Lyon里昂，64

1.ysander来山得，44

Macedonia 马其顿，28，45-49passim，60，62，70，271，

276，284-285，290

Macrinus 马克里努斯，88-89n Magdeburg，Charter of 乌格德堡宪章，243

Magnesia，Battle of 马格尼西亚战役，64

Magyars 马札尔人，142，162-163，218，226，238

Manchu

满洲，224n

Manzikert，Battle of 曼齐克特战役，277，279，280n马科曼尼人，83，109，229

Marcomanni

Maritsa，Battle of 马里查战役，293

Marius，Gaius马略，盖约，67，68Martel，Charles马特，查理，137

Maternus马特努斯，83&n

Matthias Corvinus马提亚斯·科尔温，250

Mauretanie 毛里塔尼亚，89n，95n Maxentius 麦克森尼，91

Maximinus，Thrax马克西密努斯，84，88&n Mazovia，Duke of 马佐维亚公爵，241n Mecklenburg 梅克林堡，259

Melania

Merovingians 墨洛温王朝，122-125passim，138，139，

162，286

Meseta高原，208

Mesopotamia 美素不达米亚，46，48，76Mesenia 美塞尼亚，33，34，36，59-60

Methodius美多德，238，286

Michael IV迈克尔四世，278

Mieszko 1梅什科一世，232，239-240

Mieszko II梅什科二世，240

Milvian Bridge，Battle of 米尔文桥战役，91

Mithridatic War密特里达提战争，60

Moesia摩西亚，84，85，88&n.89，267，284

Mongols蒙古人，218，219，221n，223&n，224n，

225-228 passim，244，248，250-251，

285，289

Moors摩尔人，168，170，196

Moravia摩拉维亚，227，238

莫斯科，250-251，254

Moscow

Muslims穆斯林，156，168-172 passim，196，235

Nabis那比斯，58n

Nedao涅达尔，226

Nermanja，Stephen内马尼亚，斯蒂芬，290

Neo-Platonism新柏拉图主义，133n Netherlands 尼德兰，174，209，242

Nioopolis，Battle of 尼科波利斯战役，293

Nile

尼罗河，134

Nogent，Guibert de 诺根，吉贝尔·德，194诺里库姆，63，72

Noricum

Normandy 诺曼底，138，157，162，175

Normans诺曼人，129&n，158，159n，160-161，

167，178，233n

Norsemen 北欧人，151，156，158，160，178，235

North Africa 北非，63，84，100，103n，112，113n，114，

116，215，276

Norway挪威，158-159，175，177&n，179.180

Novgorod诺夫哥罗德，234，245，253-254

Nuremburg纽伦堡，191，249Oder奥得河，215n，241，246

Oka奥卡河，244，245，263

Ordomnance of 13511351年救令（法兰西），202

（France）

Ostrogoths东哥特人，112，113，114，117，118，119，

120，215

Orto I奥托世，163，239

Ottomans奥托曼人，248，266，277，280，283，285，

291，292-293

Ottonians奥托诸帝，162，163，238

（Outremer海外，282

Pachomius帕科米乌斯，134

Paleologues佩利奥洛格斯王朝，277，281，282

Palestine

巴勒斯垣，91，196，205，277

Palmyra

帕尔米拉，84，85

潘诺尼亚，72，88，89，119n，218，226

Pannonia

Papacy

教皇，163，165，167

Papinian

巴比尼安，75

Parthia帕提亚，68

Paul，St圣保罗，133

Paulus保罗，75

Peasants’Revolt农民起义，203，204，205

Peisistratus庇西特拉图，32，56

Pella

培拉，45

Peloponnese伯罗奔尼撤，33，43&n，44，284

Peppin JII

不平三世，139

Pergamum

帕加号，46，49&n，50，52，64

Peticles伯利克里，22，37，42

Persia波斯，17，33，37，40，41，43一44，46，47，

49，66，235，267，268，269

Petchenegs佩彻涅格人，218，226，227，280

Petcr of Bulgaria保加利亚的彼得，288

Peter，Vlach chieftain 弗拉赫酋长彼得，289法萨卢，70

Philip II of Macedonia马其顿排力二世，45-46

Philip V of Macedonia马其顿腓力五世，64

Philippe Auguste胖力·奥古斯都，157

Philippe Le Bel排力，美男子，158Philippus，Julius腓力，朱里亚，87

Phocas福卡斯，268，274

Piasts

皮亚斯特王朝，232，233，239-240，244n皮埃蒙特，167

皮里优斯，32

Plato柏拉图，27-28，39

Pliny the Younger小普林尼，61，64n Poxdolia波多利亚，260

Poitiers，Batle of 普瓦提埃战役，137

Poland波兰，163，218，227，229，230，232，233，

237-241 passim，243，244n，246-251

pasim，254，257-262 passim Ponerania波美拉尼亚，113，241，243，247，248，253，

254，258

Pontic corridor黑海沿岸走廊，217&n，260

Portugal葡萄牙，171一172，196，201，202，241

Postumus波斯图姆斯，100

Prague 布拉格，254.258

Premyslids普尔米塞王朝，232，233，239

Prokop the Shaven 大普罗科普，249，250，256

Provetnce

普罗旺斯，155

Prussia 普鲁士，196，241&n，243.248，249，253，

254-255

Pruzzi原普鲁士人，241

Pskov 普斯科夫，245，253-254

Ptolermy托勒密，46，49，51

Punic War布战争，60

Pyrenees比利牛斯山，168

Quadi夸迪人，109，229

Rascia拉齐亚，289

Rastislav罗斯提斯拉夫，238

Reconcruista收复失地运动，241

Red Sea红海，267

Reformation，the宗教改革，136

Remenca peasants“召回”农民，208

Renaisance，the 文艺复兴，136

Reval

Rhaetia

莱蒂亚，63，72

Rhine莱茵河，63，72，107，112，126，130，171，

246

Rhineland莱茵兰，194，200，242

Rhodes

罗得岛，47

Riga

Robert I罗伯特一世，203n

Rormagua罗马尼阿，200

Romanus Diogenes IV罗梅纳斯·戴臭吉尼四世，280

Rostock罗斯托克，243

Rubicon 卢比孔河，69

Rugi鲁吉人，117n

Rumania罗马尼亚，217，227，228

Russia 俄罗斯，174，175-176，201，213&n，

215，218，227，230-238 pussim，240，

244-245，246，248，250一251，251n，

253-258 passim，261

Sajo，Battie of绍约战役，227

Salamis萨拉米斯，40n

Salians萨利安人，163-164

萨摩，238

Samuel，Tsar塞缪尔沙皇，288

Santiago，Order of 圣地亚哥教团，170

Saracens萨拉森人，142，162

Sarai-Batu萨莱一巴图，251

Sarmatians萨尔马提亚人，213，214n Sassanids萨珊王朝，84

Savoy萨伏依，112，113，119n，167

Saxons萨克森人，138，248，290

Saxony萨克森，137，162，163，·164，174.249

Scandinavis斯堪的纳维亚，155，158，159，173一174，

173n，176-180 pasim，201，215，230，

234，237，265

Scania斯堪尼亚，179

Schleswig 石勒苏益格，138，179，180

Scipiones西皮政内斯家族，101

Scotland苏格兰，175

Scythia 西徐亚，213

Seleucia 塞疏古，47

Seleucids塞琉古王朝，46，47，48，50，64

Seljuks塞尔柱人，276

塞尔维亚人，286

Severus，Alexander塞维鲁，亚历山人，87

Severus，Septimius塞维鲁，塞普提米乌斯，87，89

Sicily

西西里，95n，167

SierraGranada格拉纳达山脉，196

Sigismund，Emperor西吉斯蒙德皇帝，248-249

Silesia西里西亚，113，238，240，241，243，249

Silvanus西里瓦努斯，110

Simeon of Bulgaria保加利亚的西米恩，288

Simeon of Muscovy莫斯科的西米恩，248

Skoplje

斯科普里，290

Slavs

斯拉夫人，15-16，17，163，175，215-219

passim，226，227，229一231，235，238.

241，266，268，284-289 passim Slovalkia斯洛伐克，249

Social Wars，Roman 罗马社会战争，59，60&n Socrates苏格拉底，39

Solon梭伦，31-32，32n，37，56

Sound，the松德海峡，252，258

Spain 西班牙，20，63，64n，83，84，89，95n，98，

100，102-103，113，114，118-119，

135，167一171，172，174，190，200，201，

203，205，208，209，215，241，266，276

Sparta 斯巴达，19，23，33-35，34n，36，37，43&

n，44，57，58&n

Starmford Bridge，Battle of 斯坦福桥战役，178

Statute of 1497（Bohemia）1497年法案（波希米亚），256

Statute of L-abourers劳工法案，201一202&n，204

Statutes of Piotrkow彼得科夫法案，257

Stephen of Hungary匈牙利的斯蒂芬，232

Stilicho斯提里科，102，268

Strasburg斯特拉斯堡，191

Styria施蒂里亚，138

Suevi苏维汇人，112，121，171

Suger，Abbe絮热修道院长，157，195-196，196n Sulla，Lucius Cortelius 苏拉，68，71

Sumerian Empire苏美尔帝国，21

Suzdal，Prince of 苏兹达尔王公，244

Swabia

斯瓦比亚，162，164，200，242

Swedern瑞典，155，173&n，174，175，176，178n，

179，180-181，180n，248

Switzerland瑞士，203n

Syagrius西阿格里乌斯，122

Syria叙利亚，20，29，36，46，48，84，88，98，

268，269，276

Taborite Articles塔波尔约款，249-250，250n Tacitus，Cornelius塔西佗，73&n，108，165，174，177，180n，

214，231

Tacitus，Emperor塔西佗，皇帝，88塔古斯河，63，170，196

Tagus

Tamerlane肢子帖木儿，227

Tarragona塔拉贡纳，84

Taurus陶鲁斯山，269

Tetricus泰特罗库斯，100

Teutoburg Forest，Battle托伊托堡森林战役，108

of

Teutonic Order条顿骑士团，241&n，243，249，255，257泰晤士河，63，246

Thames

Thebes

底比斯，46

Themistocles太米斯托克利，37

Theodoric狄奥多里克，117，119

Theodosius I狄奥多西一世，89，100

Theodosius II狄奥多西二世，117

Thessaly塞萨利，31，32，290

Thessalonika塞萨洛尼卡，283&n，284，292

Thirteen Years’War十三年战争，247，248，249，253，255

Thrace色雷斯，36，45&n，84，277，284.292

Thucydides修昔底德，39

Thuringia

图林吉亚，162，164

Tiber

Tiberius提比略，71，214n

Toledo托莱多，208

Tomislav托米斯拉夫，288

Torun托伦，249

Totila托提拉，119

Toulouse图卢兹，115，157

图拉真，73，75，76，78，214

Transylvania 特兰西瓦尼亚，241，261

Tribonianus Gallus 特里波尼阿努斯·伽鲁斯，88n Trier

特里尔，64，84，92

Triumvirs，Rorman 三巨头（罗马），69

Tunisia 突尼斯，95n，113

Turcomans 土库曼人，280，282，284，292n Turks 突质人，218，219，226，277，280，285，

292-293

Tuscany托斯坎尼，61，167，192，199n Ukraine乌克兰，113，217，218，227，236，237，

240，261

Ulpian 乌尔庇安，74，75

Vaclav瓦茨拉夫，232

Valens瓦伦斯，94，101n

Valentinian I瓦伦丁尼一世，88，94，101&n，102

Valentinian II 瓦伦丁尼二世，102

Valerian 瓦莱里安，88-89n Valadolid巴利阿多里德，202

Vandals汪达尔人，112，113&n，114，116&n，

118.119&n，120，215，268

Varna，Battle of 瓦尔纳战役，293

Varangians瓦朗吉亚人，175-176，177-178，232，

234，235&n，236&n，238

Vassily Il瓦西里三世，254

Venice

Victorinus 维克托里努斯，100

Vienna 维也纳，191，258，293

Vikings北欧海盗，142，156，158，162，173，

174-175，176-178，176n Visigoths西哥特人，107n，109，112-120 passim，

125，137，167-168，171，215，267

Vistula维斯杜拉河，215n，242，246，258

Vlachs

弗拉赫人，285，289

Vladimir，Rurik Prince弗拉基米尔，留里克大公，232，235

Volga伏尔加河，215，234，244，245，263

Volkhov沃尔霍夫，234

Waldermar Il瓦尔德马尔二世，179

Wales威尔士，176n

Wars of the Rases玫瑰战争，201，207

Warsaw

Wencelas IV文采斯拉斯四世，249

Xenophon色诺芬，23，39

Ypres伊普雷，206

Zeta泽塔，289

Zimisces，John齐米西兹，约翰，278，285

Zizka.John杰式卡，约翰，249&n，250

引著者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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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rweiler，H.阿尔魏勒，276

Andrewes，A.安德鲁斯，22，30，31，32，34，35，36

Angelov，Dimitar安格洛夫，迪米塔尔，282，289

Aristotle亚里斯多德，23，24，26，39

Armheim，M.T.W.阿恩海姆，85，98，100，101，102

Badian，E.巴迪安，49，64，68

Balsdon，J.P.巴尔斯顿，66

Barraclough，Geoffrey巴勒克拉夫，164，242

Basharin，G.P.巴沙林，219-220

Bautier，R.H.博捷，141，193，198一199，208

Bessmertny，Ya.L.贝西默特尼，129-130

Betts，R.R.贝茨，247，250，256

Bjurling，Oscar比耶林，奥斯卡，180-181

Bloch，Marc

布洛克，马克，16-17，94，108，130，134，147，

148，156，184，【94，208，263

Blum，Jerome 布卢姆，241，248，251，255，259

Boardman，J.小博德曼，214

Boussard，J.布萨尔，140，142

Boutruche，Robert布特吕什，罗伯特，119，139，141，156，189，

282

Bratchel，M.E.布拉切尔，159

Braudel，Fernand布罗代尔，费尔南，292

Bromberg，E.1.布朗伯格，176

Bronsted，Johannes布伦斯泰德，175

Brown，Peter布朗，彼得，99，101，133，136，225

Browning，R.布朗宁，271，272，273

Brunt，P.A.布伦特，55，56，59，61，62，68

Bullough.D布洛克，139

Cahen，Claude卡昂，克劳德，280

Cankova-Petkova，G.灿科娃-佩特科娃，289

Carsten，F..卡斯滕，243-244，248

Charanis，P.沙朗尼，268，283

Chitty，D.J.奇蒂，134

Coulborn，Rushton 库尔伯恩，拉什顿，245

Courtois，C.库尔图瓦，113，116

Crombie，A.C.克龙比，135

Cross，S.H.克罗斯，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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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Ste Croix，G.E.M.德·圣·克鲁瓦，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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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armmare，M.J-B.德拉马尔，275

Den Hollander，A.N.J.登·看兰德/226，261

Desnitskaya，T.I.杰斯尼茨卡娅，129-130Dobb，Maurice多布，莫里斯，182，198，253

Dopsch，Alfons道普什，阿尔方斯，97，128一129，130

Duby，Georges杜比，乔治，17，124，126，140，141，183，185，

186，187，188，190，197

Dvornik，F.德沃尔尼克，215，231，239，240，244，253，

289，290

D’yakov，V.N.狄亚科夫，85

Efendiev，M.M.埃芬季耶夫，219-220，222

Ehrenburg，Victor埃伦伯格，维克托，36，43，50

Engels，Friedrich 恩格斯，弗里德里希，43，95，132，134，

148-149，151，182，229，263

Fichtenau，H.菲希特瑙，138

Finley，M.1.

芬利，21，23，26，27，，32，37，38，41，78，81，82

Foote，P.

富特，176，178，179，235

Forrest，W.G.弗雷斯特，31，38

Fourquin，Guy富尔坎，盖伊，191，200

Frank，R.I.弗兰克，101，110

Freerman，EdwardA.弗里曼，爱德华，129

Friedenberg，M.M.弗里登伯格，129-130

Gansthof，F.L.网绍夫，138

Genicot，Leopold热尼科，利奥波德，197，200

Gibbon，Edward吉本，爱德华，18，76，132，135，275-276

Gieysztor，Aleksander盖伊斯托尔，239

Gramsci，Antonio葛兰西，安东尼奥，136

Graus，Frantisek格劳斯，216，231，239

Griffith，G.T.格里菲斯，49

Gurevich，A.古列维奇，177

Gutnova，E.V.古特诺娃，129-130，154

Hadjinicolaou-Marava，A.哈吉尼可拉奥-马拉瓦，134，271

Halphen，L.阿尔方，139

Hammond，N.G.L.哈蒙德，45

Harmatta，J.豪尔毛陶，225

Hartmann，L.M.哈特曼，122

Haudricourt，A.G.奥迪古，275Hecksher，E.赫克舍尔，173，181

Hegel，G.W.F.黑格尔，16

Heichetlheim，F.M.海歇尔海姆，47，51

Hellie，R.H.赫利，257，261

Herlihy，D.赫利希，199

Herrin，J.赫林，281

Heymann，Frederick 海曼，249

Hibbert，A.B.希伯特，191

Hilton，R.H.希尔顿，162，182，183，186，187，189，197，

202，204，205，206，251，253

Hinojosa，Fduardo de伊诺霍萨，爱德华多·德，208

Huntze，Otto 欣策，奥托，131

Hollister，Warren 霍利斯特尔，沃伦，160-16！

Hopkins，Keith霍普金斯，凯思，86

lorga，N.约尔加，223

Jackson，G.杰克逊，170，204

John，E.约翰，159

Jolowicz，H，F.雅罗维茨，66，74

Jones，A.H.M.

琼斯，16，20，34，38，39，47，61，62，64，65，71，72，77，80，81，91，93，94，95，96，97，98，99，

100，101，114，118，132，134，274

Jones，Gwyn 琼斯，格温，174，176，177

Jones，Philip琼斯，菲力普，166，208

Kaegi，W.凯吉，269

Kamen，H.卡曼，258，259，262

Kazhdan，A.P.卡日丹，129一130，269，270

Kelley，D.R.凯利，128

Kiechle，F.基希勒，26，76

Kosminsky，E.A.柯斯明斯基，198，204

Koyre，Alexandre哥瑞，亚历山大，28

Kuhn，Hans科恩，汉斯，116，174

Kula，Witold库拉，维托尔德，187，259

Lattimore，Owen拉铁摩尔，欧文，108，219，220，222，224，

225-226

Lawson，F.H.劳森，66

1.ermerle，Paul勒梅勒，保罗，268，269，287

Leslie，R，F.莱斯利，262

1.estocquoy，J.莱斯托夸，167，191

Liublinskaya，A.D.柳勃林斯卡娅，129一130，154

Livy

李维，58

Lonroth，Frik伦罗特，埃里克，179

Lopez，R.S.洛佩斯，190，193，194，270，275Lordkipanidze，M.D.洛尔德基帕尼泽，129-130

1Lot，Ferdinand洛特，费迪南，114，129

Lourie，Elena洛里，埃琳娜，169

Lownianowski，Henryk沃夫米安诺夫斯基，享里克，230，240

1oyn，H.R.洛因，124，159-160

Lukacs，G.卢卡奇，132

Litge，Friedrich吕特格，202

Macek，Josef马采克，约瑟夫，249，250

MacFarlane，K.B.麦克法兰，207

Macmullen，R.麦克穆兰，86

McNeill，William麦克尼尔，威廉，30，217，261

Macurek，J.马楚雷克，256

Maczak，A.毛察克，259

Malowist，Marian 马洛维斯特，257

Marques，A.H.de Oliveica 马克斯，奥利维拉，172

Marx，Karl马克思，卡尔，27，43，77，79-80，95，128，

150，184，185一186，192-193，194，220，

223，229，236，263

Mazzarino，Santo马扎里诺，119

Milar，F.米勒，83，84，85，87

Miskimin，H.米斯基明，200

Momigliano，Arnaldo莫米利亚诺，45，91，97，，117，118

Montesquieu，Charles louis 孟德斯鸠，128

de Secondat

Moritz，L.A.莫里茨，26，63，80

Musset，Lucien 缪塞，吕西安，120，121，123，125，126，127，

142，175，177，179，181，215，231，235

Myers，A.R.迈尔斯，202

Neumann，C.纽曼，271

Noettes，Lefebvre des诺伊特，勒费弗尔，275

Obolensky，D.奥博伦斯基，217，286，288

（Oliva，P.

奥利瓦，34，36，89

Ostrogorsky，G.奥斯特罗戈尔斯基，268，269，270，273，

274，277，281，282，286

Pach，Zs.帕克，262

Painter，Sidney佩因特，162

Panofsky，Erwin帕诺夫斯基，196

Parry，J.H.帕里，258

Perroy，E.佩鲁瓦，202，204

Pershits，A.1.佩尔希茨，219-220，222

Pertusi，A.佩尔图西，269

Petit-Dutailis，Charles珀蒂-迪塔利，查理，158，195

Piganiol，Andre皮加尼奥尔，安德里，93，96

Piretne，Henri皮朗，亨利，252

Plut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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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258

Potapov，L..P.波塔波夫，219-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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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twich，J.O.普雷斯特维奇，160

Rermondon，Roger雷蒙东，84

Reinhold，Meyer赖因霍尔德，梅耶，83

Roberts，Michael罗伯茨，迈克尔，181

Rosenberg，Hans罗森堡，汉斯，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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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一214，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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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kazov，I.萨卡佐夫，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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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chez-Albornoz，C.桑切斯-阿尔博诺斯，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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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rago，V.西拉戈，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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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voronos，N.斯沃罗诺斯，278

Syme，R.赛姆，70，72，75，88

Szeftel，Marc塞夫特尔，马克，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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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ll，J.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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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mpson，E.A.汤普森，103，107，108，109，115，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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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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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manoff，C.图曼诺夫，274

Trofirmova，M.K.特罗菲莫娃，48Tymieniecki，K.季米涅斯基，258Udaltsova，Z.V.乌达尔佐娃，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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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ady，1.aszlo瓦劳迪；拉斯洛，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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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nant，J.P.韦尔南，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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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ladimirtsov，B.Ya.弗拉基米尔佐夫，22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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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n Ranke，Leopold 冯·兰克，利奥波德，15

Vryonis，S.弗里奥尼斯，274，277，280

Walbank，F.W.沃尔班克，26

Waley，Daniel韦利，丹尼尔，166，167

Wallace-Hadril，J.M.华莱士-哈德里尔，117

Warminglon，B.H.沃明顿，103

Weber，Max韦伯，马克斯，20，25，77，92，93，166，194

Welles，C.Bradford韦尔斯，布雷德福，50

Wells，C.M.

威尔斯，72，214

Werner，Ermst维尔纳，恩斯特，282，292

Westermann，W.L.韦斯特曼，23，38，48，134

White，K.D.怀特，26，61，78，80

White，Lynn

怀特，林恩，135，183

Wilson，D.V.威尔逊，176，178，179，235

Wirszubski，Ch.沃斯祖斯基，73

Wolff，R.1.沃尔大，289

Wright，W.E.赖特，257

Wuhrer，K.维雷尔，180，231

Wyczanski，Andrzej维钱斯基，259

Zel’in，K.K.洋林，48

Zimanov，S.Z.济曼诺夫，219-220

Zlatkin，I.Ya.兹拉特金，219-22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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