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人口问题的推测
a)
时光流浙，就人口而言，2000年并不比其他任何年份更可能成为一个重要的开端，但这不能抹杀其重要性。因为对许多人来说，2000年已成为一个生活、工作与向往的目标，一个充满着机遇与变数的舞台，一个通向未来的起点。如果我们想像中的千年巨变不能与19世纪末期发生在社会、道德、艺术领域的嬗变相媲美的话，这也不足为奇。我们中的许多人梦想着通过慑服在这个世界中游荡徘徊的许多幽灵――环境恶化、贫穷与不平等，以及在20世纪上半期便被认为是这一切问题根源的人口增长―一而使我们的时代更加美好。但是，“人口增长”这一问题仍将成为21世纪人类关注的焦点。
(二)
社会科学领域的推测
a)
也许我们能随口说出对未来的推测，但我们很少能对其准确性负责。一般说来，关于人类的推测比关于自然界的推测更难。
b)
因为前者受到较少规则的约束，变化相对迅速并有伪科学的嫌疑。因此，社会学家在涉足这一领域时显得格外谨慎，有时甚至主动逃避它。然而，未来从未离我们远去，那扇模糊的未来之窗也并未阻止我们对其稍作窥探。综上所述，对未来的预测被认为是一项难为却又不可不为的任务。
c)
同许多社会学家一样，人口学家更擅长于解释人口问题的过去与现在，而不是预测未来。解释20世纪发生的变化都难以完成，就更别说探究下个世纪更具革命性的巨变了。的确，为了避免别人称他们搞的是伪科学，人口学家总是宣称：我们不对未来的人口状况
d)
作出预测，我们只在统计数据和业已存在的变化趋势的基础上做出推测。人口预测确实包含了不确定的因素，也会因此引来某些好挑剔的人的怀疑。在某种意义上，这些有条件的（而非无条件的）推测是依外部情况而转移的，人l1学家并不热衷于推测，不仅是因为这犹如无根据的瞎猜，而日也由于这些推测时常被曲解。但是，人口学家并不能逃避这一挑战，因为这些推测不仅能为政府机构提供规划的依据，还能帮助其他部门来评估人口变化的后果。总之，
e)
20世纪中叶世界人口只有25亿，而时至今日已达60亿。世界人r1的飞速增长已迫切要求我们对全球人口作出预测：
(三)
人口推测中存在的问题
a)
人口变化有三大因素：出生、死与迁徙。我们便是基于这三大因素来预测未来人口的规模与特点。这些预测对于二三十年的短期来说是精确的，但对于较长的时间（如50年或100年），其精确度就不可靠了。短期预测的精确度高，是因为届时二三十岁的人此时已经出生，他们那时将成为主要的育龄人群。其人数只会随较稳定的死亡率和较易变的（地区人口的）迁出数而变化。因此，如果我们排除人口迁徙的因素，主要的问题就是预测其生育率了。这就是现在的预测再有把握也很少突破2025年或2030年的原因：这些年份将完全包含在现在人们的有生之年中。长期预测更依赖于出生率，因而难以准确。现今经常做出的2100年世界人口整体情况的预测将包括极少数那时将成为百岁老人的今天的婴幼儿。除非我们对于人类寿命的估计发生严重错误或者即将出现我们目前难以预料的变化，否则没有人能活到那个时候并去验证我们对2150年世界人口状况的推测
b)
一个有趣的类比是：人口学家犹如汽车司机，他们只了解目前的情况并将根据路障等特殊情况进行调整：不远的将来的人l1状况比遥远的未来更易为我们掌握，这部分是由于前者更依赖于现
c)
在和不远的过去的人口规模与特点。我们还应注意到：久远的过去对未来影响不大。因而，上溯到远古来展望未来是很危险的。
d)
譬如，根据过去两个世纪世界人口呈所谓的“几何级数增长”来推算未来的世界人口状况是不恰当的，更不用说以过去的趋势为依据了，因为这些趋势在未来很有可能出现令人难以预料的波动与中断。
e)
人类总是分布在不断变化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要想不受诸如环境、能源、粮食等因素的干扰而孤立地考虑人口问题是不太可能的。人口问题受大大小小的过程与事件影响，而事件又往往比过程更难于设想。由于不清楚一些可能对人口数目与运动产生巨大影响的自然、社会、科技、经济、政治的变革将带来何种影响，再加上没有可靠的实验数据，人口学家几乎难以把过去与现在人口发展的趋势量化。过去几十年中发生的变革包括：避孕措施的采用、爱滋病的传播、中国人口的巨变、第三世界冲突所导致的大规模的难民潮、空中交通的普及、集成电路对电子业的影响、迅速提高的妇女地位以及前苏联的解体。这其中，有些仅仅是开端，而有些却已经结束。这些难以预料的变革对人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f)
如果我们回顾过去，在19、20世纪中世界人口从10亿增至60亿，就会发现这一骤变极大地受着许多非人口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有：工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变革、欧洲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传布、医疗和教育领域的重大进展、几乎无处不在的城市化进程、
g)
大城市数目的急剧增加、服务业地位的迅速提高和不断发展的现代电信业。这些重大变革中没几个是我们在两个世纪前作出远期预测时所能想像的，即使是在1798年发表其经典之作《人口论》的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也未必有此远见。因此，我们不能对人口预料有太高的期望。
h)
不论人口学家是否乐意，政府部门、公司、生态学家或其他希望得到有关未来人口状况最可靠的预测材料的人总是把他们的预
i)
测作为依据。拿生态学家来说吧，他们在人口问题的研究中加入了对与日俱增的人口给环境带来的与日俱增的影响的忧虑，而人日学家直到最近才对这给予较多的关注。推测人口总是以数字为载体，数字确保了推测结果的存在。然而，公众总是认为其准确性与可靠性是无法保证的。如果这些预测是由联合国人口署或世界银行等官方机构做出的话，那么，它们被普遍接受的可能性将大一些。
(四)
过去的人口推测
a)
人口推测的历史不是一条成功之道，但近几十年来，它已得到了相当的改进。路漫漫其修远兮，人类将上下而求索。据记载，世界上第一个世界人口长期预测是由格列高利・金在1696年作出的。他认为，“如果世界能延续到创世纪元20000年（即公元16052年）的话，人口将达到65亿。”65亿对他来说无疑是个天文数字，但实际上，这一数字在21世纪初年就能达到。他估算了人口增长率，并把它应用于人口规模的估算。这一方法用于长期估算有很大的限制，但因其简便，直到20世纪仍被广泛使用。G・H・克尼博斯于1928年采用了一种类似的方法来推测世界人口的长期发展状况，但其对2000年世界人口的推测尚不及现实情况的三分之二。
b)
与此同时，雷蒙德・珀尔和洛威尔・J・里德采用了一种建立在S型逻辑曲线的数学形式的基础上的生物学方法。该方法认为：人口增长率是人口基数的线性递减函数，人口增长周期反映了社会经济领域和人口密度的连续变化。该方法是从对酵母细胞和果蝇的研究中得出的，它为马尔萨斯的关于人口增长能够实现自我控制的理论提供了佐证。然而，珀尔在1924年作的预测没有考虑到随后而来的世界人口的高速增长，他预计的2000年世界人口数尚不及现实情况的三分之一。那条广受生态学家青睐的逻辑曲线
c)
此后被他人运用，但预测结果同样令人失望。随后，更好的方法将其取代了。
d)
一些对发达国家二战前后人口作出的推测极不准确，这些国家担心出生率会持续走低并据此做出了对策。这种对人口减少的担心集中体现在伊尼德・查尔斯1934年发表的著作《父母没落的时代》中。1947年，伊娃・哈伯克预计1989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将只有3300万至3700万这一预计极不准确，该年两地人！口实际上已大大超过5000万。英国政府也犯了类似的错误，其1955年对1995年人口作出的推测比实际情况少了几百万。在法国等其他国家，出于对人口减少的担心，大家庭的好处被大肆宣扬。
(五)
经改进的人口推测
a)
自20世纪中叶起，世界人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对人1口的推测有了明显的进步。这主要是因为人口学理论和研究方法上的进步，因此，人口统计数据的可靠性与准确性得以大幅度提高。
b)
人口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进步要归功于弗兰克・诺特斯坦和他的同事们。他们采用了凭借某一人群年龄和性别的共同点来预测人口的方法，并于1944年提出了对欧洲和苏联人口的推测。此后，他们首次作出了当代世界人口推测。尽管他认为至2000年世界人口将只有33亿，而这一数字早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就已达到，这一建立在“人口跃变理论”上的方法仍不失其首创性。该方法对年龄一性别结构及国家、地区人口的出生、死亡和迁徙分别作出评估和预测。“人口跃变理论”认为，人口将从前现代的高出生率与高死亡率进化到后现代的低出生率与低死亡率，并从低速增长经由若于高速增长的阶段再次达到低速增长。这一预测颇具批判性，人们对其争议颇大。关于年龄一性别结构的较准确数据是作出推测的前提。基于此，关于人口增速有高、中、低三种推测（其
c)
中中速增长可能最大）。虽时至今日人们对此仍争论不休，人们还是广泛采用这一理论与方法，并用它做出了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人类未来的一系列推测、
d)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联合国对2000年世界人口做出了一系列推测。虽然在地区划分上科学性稍差，但它们与事实在很大程度上相当接近。举例来说，其1957年的推测指出，2000年世界人口将达63亿，这只比我们现在的估计稍高一点，目前我们认为世界人口将在1999年达到60亿，并正以不到1.5%或每年净增8100万人的速度增长。但是，这一增幅正日益缩小，因而我们需要对推测作出修订。此后，联合国关于世界人口的系列报告给了人们较强的信心。其在1992年作出的推测认为：2025年世界人口将达85亿。这一结论被厂广泛认同（世界银行的预测低于83.5亿，奥地利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的预测高于89.6亿）。此后的预测大多要稍低一些。
e)
人们的信心是有道理的，尤其是在考虑了联合国1992年对1950~2150年的长期推测之后。我们在接受其2150年世界人口将达115.4亿的中速预测时应当谨镇一些，因为其低速预测是42.9亿而其高速预测是280.2亿。如此大的差距告诉我们任何事都是可能的，而这时其可靠性也就不复存在了，为了提供数据说明世界人口何时才能达到稳定，为了提供与全球环境变化相配套的人口预测（科学地讲，后者比前者更难），人口学家不得不推测长期的人口状况。
f)
20世纪70年代以来，年龄一性别预测法延伸到了方案预测领域。方案预测是对人口的出生率、死亡率、迁徙情况做出的明确假设。决策机构以之为途径来推进人口的跃变，而不是用它来尽可能准确地描述未来的人l口发展趋势，方案预测可以解释如果某些因素变动，人口状况将如何变化。因而，人们提出了各种方案留待日后分析。这些方案不仅显示可能的人口变化，还能够说明如
g)
果某些社会行为存在，人口可能的变化幅度。一个新近的例子是：
h)
上述的奥地利研究所的沃尔夫冈・卢兹于1994年与他的同事们提出了九种方案，其中包括一个对2100年以前的世界人口作出预测的“走中间道路”的方案。
i)
各种方案的内容不是集中在未来人口的空间分布、运动和不均衡上，而是集中在未来人口的数目与年龄一性别结构上，这对于决策者乃至一般公民都很重要。除了有些地区会将其应用于人口普查，人口的空间分布并不太为人口学家所注意。在另一方面，一些人口空间分布学者及人口地理学家在人口空间分布的模型设计方面取得了突破。他们对多个地区进行的人口推测是建立在人口自然变化与内外迁移（而不是这两种逆向迁移的平衡，即纯迁移）共同作用的模型的基础之上的。它们在理论上很可贵，却难以应用于实际。单个地区的实际状况更一般，但理论上它们却受较多限制。其原因在于，它们较少地取决于地区间的相互依存与全国的总体水平对某一特定地区人口的影响，而更多地依赖于当地的个别现象。因而真正的困难在于这些推测如何与作用于动态人口之上的地域多样性相融合。
j)
人口推测不是孤立完成的。人们已做了许多尝试以期使其与食品的供应与生产、某些自然资源（如水域、森林、鱼群、矿产、土地等）的使用及环境的污染等可以量化的经济、环境因素相联系。上述因素会反作用于未来的人口数目，毕竟，孤立的人口推测并没有太大的意义。
(六)
更全面而准确的统计数据
a)
人口推测在20世纪下半叶取得进展的第二个原因是人口统计数据质量的提高。在19世纪，大多数发达国家与少数发展中国家（如印度、阿尔及利亚、埃及）开始进行人口普查，而许多发展中国家（如中国与许多非洲国家）只是在20世纪中期以后才开始这
b)
项工作。在联合国的倡导下，人口普查与抽样调查已基本普及。这也使得许多刚独立的国家第一次了解其人口数目，并在人口意义上赋予这些国家以合法性，尽管人口普查在准确度、周期性、覆盖面、样本量等方面差异甚大，尽管它在富国比在穷国更可靠，但它无时无刻不在发展。当然也应承认。许多普查结果不甚理想，甚至在发达国家也是这样。一些种族、政治因素也时常干扰其准确度。例如：在美国，经常有几百万黑人与非法移民未被计算在内；在英国，也许是推行了人头税的缘故，其5800万居民中有100万人在1991年的人口普查中“失踪”。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数目常被夸大，也许这样较易吸引援助。总之，可靠的普查结果与一个对未来高度重视的好政府是分不开的。
c)
与此同时，在国民（出生、婚姻和死亡情况的）登记与记载移民潮这两方面却没有可与之相提并论的进展。此外，对一些重要的事件及运动的登记的准确性还有待提高。然而，在一些政府机构不是残缺不全就是为人民所不满的穷国，要改进这些需要太多的钱。从另一方面看，与19世纪便开始人口登记的发达国家的国民相比，现代人受过更好的教育。值得庆幸的是，人们已研究出分析不全面人口数据的方法。1974~1986年间，62个国家进行了出生率调查：1986~1995年间，相近数目的国家进行了人口健康情况调查，并从中获得了非常宝贵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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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于据以做出人口推测的统计数据终于可以少一些猜疑，多一些信心。但有时推测不能及时反映新近的变化。比如：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人口增长趋缓。由于知之者不多，大多数民众总是以为人口增长在变快。
e)
近几十年来，我们开展了国际规模的出生率及健康情况的调查，但国家间人口数据的可比较性还不高，还有改进的余地。令人不安的是：当高清晰度的遥感技术能用1000米的空间分辨率为我们提供全球土地使用状况的数据时，只有少数几个发达国家能
f)
获得与之相当的人口分布的详细数据。退一步说，详尽地标明环境变化比人口变化要简单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