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三、英国人的态度
a)
1997年英国大选中之所以没有出现有关欧洲前途的论争，是因为两大党的意见一致。它们都不愿这个国家退出欧盟。不过与此同时，在似乎是中心议题的有关民族国家一贯的角色问题上，它们也是一致的。它们都不乐意提及作为“欧洲统一进程中的一步”的某些新主张，就像欧盟委员会在其随后的文件《2000年议事》中所做的一样。的确，新的工党政府在表面上对它的欧洲友邦表现得比其前任―至少在后者的基础上要更加友好，或者说赞赏。欧盟最大的盟友《金融时报》，在5月1日以后方感到能够发表它的早期社论之一――《欧元的黎明》。欧洲事务部的一位新大臣，苏格兰人道格拉斯・亨德森像布莱尔政府的大多数官员一样，跑到布鲁塞尔说他和他的同僚们都认为欧洲是一个“机会”，而不是威胁；而同时新的外交大臣罗宾・库克又在反复强调他2月份的言论造成的负担，即如果单一的欧洲货币继续前进并取得成功，英国将必须加入。这也许并不完全是一个要领导欧洲的表现，而是――不管怎样――政治上的现实态度（更早的言论是，如果单一一货币运转成功的话，“它将清醒而审慎地计划直到2002年之后都置身其外。”）。这完全与让・莫奈――戴高乐嘲讽地称他为“煽动者”――多年以前对普劳登勋爵所说的相符：“你们这些英国人，你们从不会参加只有一个抽象目标的组织，你们只会加入一个正在运行的机制。”
b)
工党政府还立即声明了它将签署社会政策条款的打算，这项契约是在实践上的惊入倒退，在它那保守党称其为有害的保护之下的，是大的跨国公司必须建立“工作委员会”以做出决议――按
c)
照德国模式――的规定，以及父母可以有三个月无薪假期以照顾新生儿的规定，这一项应在1998年6月前实行。这只是一些谨慎的改革，但是英国将自己置身于这一条款之外，并不受欧洲其他国家政府的欢迎。它们认为，英国基于帕菲德・阿尔比恩的策划好的决定，拒绝接受劳工最低生活标准，从而取得相对经济优势。保守党人当然害怕（这其中也包括一些亲欧洲者）有那么一天，所有过了时的敛财的障碍又会在社会政策条款下施行。当时的代理财政大臣帕特・莱利注意到政府未经在议会公布便迈出了这一步，但他也没再抱怨什么。毕竟，工党有在该政策上的“授权”。
d)
5月1日以后新工党还采取了另外一两项积极的措施。因此布莱尔在荷兰莱顿附近的劳德维耶克，就西班牙渔船在英国水域内捕鳕鱼的问题似乎在寻求妥协。咸鳕鱼干的问题最后好像是解决了，但是到底做了些什么随后显得有一点不大清楚。布莱尔还说英国希望通过成为法德友谊――或者说，联盟？―的第三方变成欧洲的一个“主角”。这是一个没有经过认真计划的愿望，只是为了取悦欧洲大国之中惟一的另一个社会主义者总理，意大利的西格・普罗蒂。不过如此大胆地宣布这一目标所造成的效果在某种程度上被新的国防大臣乔治・罗伯森削弱了，尽管过去他总是被看成一个“欧洲人”，可他很快一―显然，太快了――便说英国不会配合任何艾伦・朱佩的法国政府搞的北约内部的欧洲防御“支柱”之类的玩艺儿（“支柱”是90年代后期的基本政治用语）。
e)
布莱尔在荷兰的劳德维耶克还想提出一个新的方法――他对自己政党的“新开端”所作的贡献。关于这一点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他想到欧洲的主张必须通过保证讨论其公民感兴趣的问题，比如就业、保健、防止欺诈和环境等，变得对他们更加有吸引力。自然，自《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之后我们都是“致洲的公民”了。他还补充说，应当尽量少考虑欧洲自身体制的发展。布莱尔的讲话受到尊敬，他的政治技巧为人所钦佩。但是他到底在说些什么？是
f)
不是说欧盟应当负起医疗保健的责任？
g)
实际上，工党政府同样显出要在某些方面与它所替代的那个党中的欧洲怀疑论派针锋相对。比如，布莱尔曾艰难地说，英国不会像1985年在那个莱茵河上神秘的申根岛上―有没有一本地图册提到它呢？或者这也是一个“设想”？――同意的那样，加入结束边界控制的协定。后来，在阿姆斯特丹的欧洲首脑会议上，他又成功地争辩说，这应当在法律上得到保护，这一举动无疑拉远了英国与欧洲体系的主要目标之一的距离。在就女皇的讲话展开辩论的第一天，顾问委员会主席和下院的外交大臣均在其演说中声明，他们跟保守党一样，都相信一个不偏不倚的“民族一国家的欧洲”。前者放松的、显得身心俱疲的讲话风格――我去听了听起来好像在说我们是标准的普通食肉动物。库克反复说他要让英国成为“一个独立民族国家的欧洲中的一个带头者”，这种叙事方式比他的前任马尔科姆・里夫金德听上去还要过时。那位前外交大臣在选举前的—次讲座中说，他希望英国能够“为一个集合了单个民族国家力量的欧洲而工作”。
h)
这样，英国的两个大党的领袖都仍在讨论“民族国家”，显得像一个在上政治理论课的大学生，为自己在繁琐的课程中至少获得了一个能理解的概念感到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