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三、男性性行为
a)
男性的性行为是未来家庭的要害。它也是有关男性未来的所有问题的症结所在。这一问题引起了广泛忧虑，不仅仅是因为它是生殖过程及感官享受不可或缺的部分。男性的性行为已被高度政治化，其信息是由人文禁忌所约束和传递的，当这些禁忌被打破时，其“余波”会十分强烈，会超出其本身的潜在力量，会引起人们对疾病传播、秩序破坏甚至是国格沦丧的恐慌。社会要求男性采取“恰当”的性道德观念的压力是巨大的，但几年来，这些压力并非有利无害。这些过分的压力已成为抑制、侮辱不遵从道德观念的男性、女性的手段，以及使男孩适应社会生活的残忍武器。男性是使人性扭曲、使生灵涂炭的恰当性行为“苛律”的制订者，同时也是受害者。
b)
有一种方法可以合情合理地改变这种局面。男性的性行为可以在杂志上公开、被理智地谈论，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丝希望。这一方式可以传播性知识。它已确立，还应拓宽。一旦被人审视，男性对其性本能的过分忧虑也就大白于天下了。时至今日，漫步在大城市的书摊，都会有此类杂志。但坦白地问――与避而不谈相比，这固然是个进步――直率能带来成熟的人生吗？它到底将如何发展呢？
c)
同其他有益于男性的事物一样，当代的女权运动者在研究了性行为的过程之后认为男性的性行为可以变得更理智、更文明。这不一定能提高男性的声誉，但它也有助于男性更好地了解自己的身体。它再也不遮遮掩掩，躺在生物书的脚注里；它再也不羞羞答答，成为少女们难于启齿的话题。原先，男性对此知之甚少；但现在，男性对其熟悉程度已不亚于洗衣机了：
d)
在了解自身方面，女性再度领先。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从月经棉塞的问世到控制生育的愿望，这一系列因素使女性不再过分拘谨，不再无知无识。节育的首倡者玛丽・斯特普斯的新书，关计划生育的《明智的父母》和关于性和婚姻的《婚后的爱情》，都–
e)
度供不应求。一本以已婚夫妇为对象的讲述如何达到性高潮的手册《人之初》也卖了50万本。根据一定事实作出的推测认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婚时尚是处女的女性比例从80%降至60%。如果这是因为她们到处寻找好工作而致，也无可厚非。在满足配偶的要求方面，两次大战之间的男性并不称职。在一次对职业妇女进行的调查中，人们发现只有三分之一的女性曾体验过性高潮；只有少数人称自己得到过性的满足。
f)
在表达对性的渴望的同时，女性也对男性把性行为当作一种权力工具表示愤怒。这里，需要对几种行为下明确的定义，最有争议的是“强奸”。在这一点上，女权主义者的奋斗成果在流行文化中得到了体现。在1972年摄成的影片《萨姆，再玩一次》中，伍迪・
g)
艾伦扮演了一个性饥渴的男子，其道德信条是：不要试图用大男子气概去折服女人。这一点，汉弗莱・博加特在40年代就有所表现。
h)
影片中有一场发生在艾伦扮演的角色与女影星戴安娜・济登所扮演的角色之间的激情戏。事后，济登评论道，她对强奸的态度依施暴者是谁而定。次年，又有一部同样是由男性编写剧本的电影摄成。片中厉害的女主角埋怨其情人即男主角感情迸发得不是时候，以致未能使自己被强奸。在她们看来，“强奸”一词是指男性放纵自己的性欲，可作为褒义词使用。同时，女权主义者坚持认为，因女性默许，男性产生的性高潮与因厌恶女人而产生的暴力行为间毫无关系一一至70年代末期，这已不是人们开玩笑的话题了。
i)
目前人人知道，强奸是犯罪行为，未能满足妻子性要求的也不是好丈夫。这些都是有利的方而；虽然女权主义者敦促男性走上
j)
文明之路，但很难说他们到底走了多远。无论是暴力行为还是心理变态，时下都不太常见；即使有，也会招致押击。但口出秽言以泄私愤的男性肯定比女性多。语言污秽、不登大雅之堂的话从男性口中说出是司空见惯的事。从街角的青春期少年到自由派报纸的高级编辑，比比皆是在他们的嘴里，一个解剖学术语也会成为憎恨与轻蔑的代名词。这反映了男性的什么？
k)
与此同时，受人欢迎的旨在推动性生活质量的努力却沦为无止境的“表演”的代名词，而这与“科学”绝不是一回事。在1972年，亚历克斯・康弗特出版了一本坦率、行文稳重又不失幽默的书――《性本乐》。这本异性性爱指南当时一售而空，目前又再版。
l)
在书中，亚历克斯博士反复渲染的主题是“不要担心”。如果男性不能连续每晚都有性欲，不用苦恼。这样的男性到处存在。无法让人感到宽慰的是，这里无统一规则可言，男性的身体状况和性欲高低与女性的要求一样多变。为此，男性很苦恼。
m)
男性还会继续苦恼下去。部分地是因为有些科学家担心男性人口将会像动物界的有些物种那样面临减少的危险。最近的这次大规模的波动只是一个阶段而已，是过去的暂时的“反攻”。毕竟，在过去的50年中充斥着性功能障碍被解决的声音，现在对此出现一些抵制是正常的。
n)
没有其他理由可以解释令人吃惊的埃尔维斯・普莱斯利现象――他不仅在音乐界轰动一时，在性方面也是如此。在这方面，他的躯体传达了诸多明显的信息，这不仅仅是虚张声势。毕竟，如栗不是有什么新奇的东西，男人何必让自己出丑呢？他的人际关系、感情世界都与众不同。表面上看，普莱斯利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同性恋者。他的男子气概表现为游戏人间、自我嘲讽。他给人的印象是单纯，正是这使其性格复杂化了。他的外在形象很吸引人，从他所处时代的标准来看，普莱斯利是人文意义上的矛盾体：他既是工人阶级中的一员，又是一个来自农村的花花公子。他把自己
o)
打扮成爵士乐队成员的样子。他自负、老成。他披着一个有头脑的、渴望性的黑人般的外衣，许多美国白人对这种人避之惟恐不及。他也有自己的另一面，他看上去瘦削，又留有孩子气。他把一部分头发聚在前额，另一部分则披肩而下，遮住衣领。他潇洒，高傲，无拘无束，与众不同。感谢上帝，他的一举一动都能让少女疯狂，直至突然去参军，他仍是卓尔不群。此时，同性恋仍只是处在
p)
“地下”状态。
q)
并不是每一个痴迷于他音乐的美国人都认可普莱斯利在性方面表现出的敏感、易变。但普莱斯利在英国的第一批崇拜者中，这种情况并不多见。在其追随者中，典型的是号称“伦敦一霸”的男阿飞。他们的服装模仿爱德华七世时代：上装很长，裤腿很瘦，鞋子很大，额发上梳，一身既似纨绔子弟、又似不良少年的打扮。他们外表上奇装异服，内心里却时刻担心天气的突变。他们是那个时代男性的代表，时常与人打架，以期引人注意。他们眼里的女性不过是自己清醒时嘲笑、玩弄的对象：（若喝醉了，只能作罢。）就此看来，潘多拉魔盒已被打开，妖魔鬼怪已经出来，事已至此，将其收擒就困难了。早期的男性流行歌手、摇滚歌手所传达的性的含义在其推出者和欣赏者的眼中各有不同：他们的经纪人希望把他们包装成同性恋者，但女歌迷的尖叫声中却毫无此意。当大卫・鲍威出现时，他所传达的模棱两可的信息使他扭妮作态，变得极不自然。他当然知道在唱片封套上自己穿着裙子或装作与吉他手搞同性恋意味着什么。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英国流行音乐排行榜的上榜歌手多为在性上标榜另类的。此时，同性恋从“地下”转到“地上”。那时，人们看见穿着女式上衣的男子，只会诧异，不会震惊。这一情况在未来可能依然如此。
r)
未来的一大特点是，人们将更加认同男子同性恋者对西方生活方式所作的贡献；更多的人将意识到连持反对意见者也无法阻挡的同性恋者公开的游行已对世界各地的男性作出贡献。仅通过
s)
拒绝不露面，男子同性恋者便向“法定的”生存方式提出了质疑。
t)
“法定”观念的推广是以损害推广者自身利益为代价的；同时，它也会严重损伤其他男性。然而，通过排斥、迫害、憎恶同性恋者，政府机关确立并推广了男性的“为人之道”，这一模式具有很强的限制性，据说更有利于人们更广泛的利益。
u)
可接受的男性性行为的界限在19世纪后期变得壁垒森严，这与当时其他有组织的推动作用有关。发展迅猛的变革的影响无处不在，以致上层人士为其对家庭产生的影响担忧。须知，家庭的分离意味着其原先权威的丧失。总有些年轻人不屑于工作之余的工会活动或推杯换盏，因此，社会秩序受到威胁，当生产力需要提高或国家需要扩张时，男性人口的身体素质就值得关注了。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为应付不时之需，我们应创设哪些渠道以使男性得以显著地表露其气概？
v)
最成功的方式是开展竞技体育。大多数职业足球俱乐部是19世纪后半期在大城市或北部城镇创建的。起初，俱乐部在教区中建立，它们是由高级牧师和城市的新兴企业家（如酿酒商）资助的。开始时，它只是让男性释放激情的运动；但没过多久，一些强队便吸引了大批球迷。就这样，今天我们熟知的足球产业便开始生根发芽。那时，比赛的开球时间定在周六下午三点绝非偶然：球员们（也就是工人）周六上午要工作，等下了班，吃了午饭才可以比赛。当时，正如工厂和酒吧，在足球场上、场边是看不见女性身影的。从那时起，体育不仅是一种娱乐方式，它还是英国公立学校展示各自精神面貌的大舞台。
w)
这些公学在推动体育发展及塑造男性形象方面起了作用。在英国，托马斯・休斯等作家提出了“强身派基督教”的理念，它主张经常愉快地从事体育活动，增强体质以做到行动敏捷，对神虔诚，对人热心以及对女王（这颇具讽刺性）和国家效忠，运动场上打拼来的荣誉比学术成就更有分量。获得荣誉的过程同时也是探究英
x)
国男士精神实质的过程。休斯的名著《汤姆・布朗的学生时代》中有一段描写足球队长的文字便捕捉到了其精髓：“最后一个出场的是布鲁克，他戴着队长的袖标。布鲁克是俄国人，却是全队攻防的核心，当之无愧的‘足球之王’。他月光坚毅，嘴角含笑。看了一–眼队友的站位，目光中充满了果敢与希冀，那种眼神是任何一个临阵的士兵希望从将军的眼里看到的。”
y)
对公学的男生过去（及现在）有手淫的习惯的传言持赞同意见者日见其多。但运动的哲学与隐密、肮脏、疾病是不相容的。历史上涉及到男性性行为的最重要事件是1886年才华横溢的爱尔兰作家奥斯卡・王尔德的受审。这位说话风趣的花花公子因违反了于1885年颁布的《刑法修正案》的条款而被起诉。总的来说，该法案是为了禁止贩卖妇女从事色情业而制订的。其条款是由英国下院议员亨利・拉布谢埃依据“故意损害他人财产”的精神制订的，它宣布所有的同性恋行为是非法的。王尔德因试图控告昆斯伯里侯爵而获罪。他的儿子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勋爵是王尔德的“情人”，而候爵本人最厌恶同性恋。于是昆斯伯里写信给王尔德，指责他是“鸡奸者”。在这则本可避免的诽谤案的盘站过程中，王尔德被迫说出其性生活中依当时法律可定罪的细节。随后的审讯围绕王尔德的“说不出口的‘爱情’”做文章，并称其癖行与“健康”而
z)
“自然”的男性行为标准不符。
aa)
这一判决几十年内都没有改变。此间，医生会建议年轻的同性恋者多做运动。有些评论者发现了他们“不自然”的倾向：男性不抽雪茄，却抽为女性特制的香烟，男性过分关注自己的外形，等等。在1911年，经自由党的内政大臣和称“人们失去了理件…和一切使男性之所以是男性的东西”的保守党议员支持，伦敦法院把鞭答作为对勾引同性的男性的惩罚，这对同性恋者来说可谓是营上加霜。
bb)
对“使男性之所以是男性”的东西的先入见解与热衷于向社会
cc)
施压密切相关，都随着欧洲军国主义的东山再起而日趋严重。英王爱德华时代的重要特色是人们有这样一一个信念：男子气概一旦表现不当，它会有损国家的刚强；世上没有比同性恋更罐龊的事了。当英国厉兵秣马之时，国人更觉得有必要坚持这一信条。在刊载雷德・哈格特的故事的《男孩专刊》以及关于布尔战争（1899~
dd)
1902年英国人与布尔人的战争）的报载文章的支持下，蕴含在男性精神中的对其身份的认同产生了，英园男性（大多受到女性支持）大多数都同意这一观点：参加爱国战争是一一次光苯之旅，它能荡涤自己身心的污垢。但他们在战场上得来的功勋有可能被男性同性恋者带来的影响玷污―一虽然其影响日渐微弱。此后，一些观察家指出，英国男性无力防范同性恋应归咎于帝国的瓦解。
ee)
1951年经调查发现同性恋者盖伊・伯吉斯和两性人唐纳德・麦克莱恩这两位英国外交言都曾为苏联搞了几年的谍报工作，这使人们对同性恋是否会威胁国家安全仍顾虑重重。
ff)
英国军方也有不少同性恋者，高层官员允诺，只要他们不在公众面前肆无忌惮地“活动”，他们的军衔一般不会受到改变，这导致了在维多利亚时代（1837~1901年）近卫团中发生此种“不正当举动”时，几乎无人指责他们。在其他社会领域，人们对同性恋活动也持类似的态度。如果说公众对普通人的行为尚能容忍，那么，一旦广受尊敬的人的隐私被曝光，问题就严重得多了。人们担心，头面人物伤风败俗的举动经人传播，会腐败下层社会民众的头脑：首先，这会使更多的人心向往之；其次，这会使他们以身试之。这就是公众抗议王尔德行为的原因。1948年，阿尔弗雷德・金赛发表的学术著作《男性的性行为》中的调研结果也引起了有关当局的担优。该书对同性恋者的调查指出，在北美，37%的男性曾以身试之，另有13%的人颇心向往之，
gg)
我们不常谈起那些外表上看起来完全正常的男性所具有的同性恋倾向。但在这条路上，他们可能走得更远，尤其是在同性恋者
hh)
前所未有的抗议示威的运动为他们挣得了全面、平等的公民权利之后。近年来，荷兰和夏威夷在这方面小有进展。比尔・克林顿和美国武装部队高层官员达成的对现役男女士兵的同性恋举动采取
ii)
“不闻不问”态度的协议显然是荒唐的，必不能持久。随着公众的主流意见变得日益开明，已经难以服人的对同性恋者的指责将更站不住脚，最终会全面崩溃。同性恋者在教堂公开举行婚礼将不再稀奇，同性恋者举办的示威活动将变得司空见惯。歧视仍会存在，那些来自“石器时代”的歧视者不会对此视若无睹。同性恋的相关产业大都有利可图。“天下黑熙，皆为利来；天下镶镶，皆为利往。”在利益的驱使下，接受者会多起来。所有这些都安顿好之后，权利平等实现了之后，同性恋者就不必刻意维护自己的合法性了。
jj)
从政治角度看，他们与异性恋者已经没有多大差别了。
kk)
令人惊奇的是两者的共同点竟有不少。在未来，两者的关系将日益密切。领会并接受这一点对各方（除了思想过于偏狭顽固的人）都有好处，因为这有助于把异性恋者从自我封闭中解放出来。所有古老的一定之规，所有陈腐的清规戒律，都将被唾弃。人们将不再认定世上的男性只有一种生存状态，人们将相信异性恋者与同性恋者并不是天生的冤家，前者不再惟我独尊，后者也非对自然的亵渎。它们不过是人类性行为构架中通向不同道路的两个起点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