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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三、错觉的危险效用
a)
我们可以从一份简短的调查中得出如下结论：即使在“恐怖主义时代”最黑暗的时期，即从1968年到1974年，当具有恐怖本质的武断专横的政治暴力在西方十分猖獗时，使用恐怖主义这一词汇带来的问题远比所能解决的问题要多。对恐怖主义的偏见只是导致了野蛮恐慌地搜寻普遍原因，而不是对一个个特定的事件做出细致谨慎的分析，并且将注意力从真正的困难上转移到似是而非的问题上，诸如恐怖主义的手段、方法或恐怖分子的心理，就好像要讨论的造反者是一种基因突变体。随后的几年中，世界各地的政府将学术的贫乏和恐怖标签自身的道义判断加以结合并利用，使有关国家得以十分便利地使用镇压力量，同时使许多困难的国际问题在寻求解决方法时陷人困境。最令人痛心的破坏发生在独裁国家，它本质上已带有镇压性，而西方语言所使用的“恐怖主义”这一词汇就成了它的宣传机器的天赐之物，允许其将国内的敌人伪装起来，然后残忍地，秘密地对付他们，就如同他们是恐怖分子而不是长期以来英勇的自由战土。
b)
这一在语言上随意附加意义的最极端的例子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中美洲和南美洲，在那里，所谓的为抵抗恐怖分子的行动而不得已采取的国家恐怖手段被巧妙地掩饰起来。各个军事机构采用的手段残忍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在没有任何
c)
民主合法性的遮掩下就能得以实施。巴西和乌拉圭的“城市游击队”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被残酷镇压。随后不久，在阿根廷爆发的“肮脏的战争”中，据估计有1万多人“失踪”。在80年代，中美洲军事执政当局以“反恐怖主义“名义导致成千上万的平民大量死亡，由这些政府造成的恐怖程度和死亡人数远远超过了他们所宣称要面临的颠覆性暴力带来的结果。在所有这些暴行发生过程中，西方认为必须对恐怖主义采取强硬措施，这一偏见向西方人灌输了那些军事统治者的政治情境。
d)
另一类似的事件发生在南非。早在1967年种族隔离政府就以法律的形式定义恐怖主义为任何有可能“给维护法律和正常秩序带来危险”的活动。立法机构对这样的笼统定义不满意，就进一步详细说明恐怖主义是任何能造成“动乱、妨害或无秩序”的行动、
e)
任何给“工业企业”带来“侵害”的行为、任何给“国家事务的管理”带来“困扰”的行为；但还绝不仅于此，还有其他各种形式的直接或间接的持不同政见者，甚至温和的反对派也被一视同仁。这样诽谤是为了将非洲国民大会同西班牙的ETA、爱尔兰共和军等其他形式的“恐怖主义”等同起来，以同样地引起欧洲和美国的日益重视。南非是由一个不民主的，怀有种族偏见的政权来统治的，它不仅对大多数黑人实行恐怖统治，还参与侵略战争，对周边国家发动残忍而恐怖的叛乱战斗，而这些事实却在分析中被很巧妙地忽略了，就好像它与“恐怖威胁”的评价毫无关系。恐怖主义这一词汇无疑是不恰当得离谱了，但它却在整个80年代取得很大的成功。
f)
1987年美国国务院将非国大列入它出版的《全球恐怖模式》一书中。同年10月，英国首相称之为一个“恐怖组织”，直到美国总统在华盛顿宴请这“恐怖”运动的领袖，“恐怖主义”才在最终显得毫无意义后告一段落，而华盛顿这个城市本身就是以另一个与非国大领袖有相似才干与成就的暴力破坏分子的名字命名的。
g)
正是美国在为处理国际关系而运用恐怖主义这一黑话时随意
h)
地捏造各种意义，但也正是这个国家在运用这个词汇的最合乎逻辑的定义时却最不严格。在美国，有时对颠覆性暴力行为大声造责，有时却又拍手欢迎，国际的、国家支持的、国与国之间的和纯粹国内的各种恐饰主义活动之间的区别有时显得十分重要，有时则被忽略不计。有时，如在对待非国大及和其相邻的纳米比亚解放运动SWAPO的态度上，美国似乎已准备好要严惩任何给国家现状带来挑战的恐怖分子，不管叛乱一方有多么温和，多么受大众支持；也不管权力要被夺走的对立政府是多么凶残，多么违法。然而，在其他情形下，美国却以热情的无政府主义态度支持造反的一派，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其中著名的有80年代对安哥拉的U NITA、尼加拉瓜的Contras以及阿富汗境内的反政府武装，因为这个政府受到苏联的支持。美国偶尔也会努力地将国际的和其他形式的“恐怖主义”区分开来，但它根本无心从语言角度去将这个词搞清楚，对实际上是美国对待恐怖主义政策背后的驱动力量的暴力行径也从不大惊小怪。1981年里根开始执政，所谓的恐怖主义问题被他有效地加以利用，作为其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部分，对于妨害美国利益的敌人可以用其谴责性的意义标签，对其朋友及随从国家则摒弃不用，哪怕他们的行为十分粗鲁不敬。
i)
在冷战结束前，美国的头号敌人当然是苏联，20世纪80年代，大量有关苏联卷入恐怖主义的书到处泛溢，这些书往往被冠以偏激的标题，如《苏联的恐怖策略》，它们努力将苏联与不分青红皂白地溢杀无辜的行为连在一起，因为正是这一点使恐怖主义这一词汇扎根在公众心中，引起全世界众口一词的非难。接着，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凯西在一本名叫《大屠杀的祸患》（标题就十分偏激）的书中写了一篇“国际联合――我们知道些什么？”的文章。
j)
亚历山大・黑格在出任里根总统的国务卿后，在首次记者招待会上以独特风格宣称克里姆林宫方面现在在“有意识地制订政策和计划以帮助、支持和扩展这一活动，使其得以在今日世界各地的许多
k)
方面都能逞凶。”将克里姆林宫与恐怖主义连在一起十分适合里根政府第一任期时的策略，因为它有助于增进公众对苏联的关注，从而使白宫所预想的大量增加军备开支这一计划被更广泛地接受。困难之处在于几十年来，有关恐怖主义的整个思想观念都被局限在孤立行动的颠覆组织上。如果这一问题在这一点上已能够从有限的学术连贯性上得益，那么它就已扎根在如下事实中：国家权威已对恐怖主义分子无能为力。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美国引进了“国家支持的恐怖主义”这一概念，即从前的叛乱组织是按传统的恐怖主义时尚采取破坏性行为，而现在它们则是在一个恶毒政府的支持庇护下行动，只是政府武装力量没有直接介人而已。这样，谴责苏联并不是因为它自己的军事力量介入了什么暴力行为，而是因为它向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非洲国民大会党这些“恐怖组织”提供了支持。
l)
如此操纵语言的荒谬性在中东表现得最为明显。巴解组织和苏联之间脆弱无力的联系似乎根本不足以支持并巩固国际恐怖分子们的阴谋，但这又是证明他们有联系的主要证据。当两者关系被十分形象生动地反复强调后，这一点尤其显得正确，因为自从80年代早期以来，巴解组织的主力已不再在以色列和被占领区以外的地方从事政治暴力行为。在一本由一位著名的学术专家撰写的在1982年恐怖主义猖獗时出版的书中，他以所谓能证明其论点的论据开头，但这论据却是明显可笑、空洞无力的：
m)
这些天来巴解组织和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在南黎巴嫩的士兵们穿戴的最著名、最具特色的标记是一如果天气允许――一顶苏联制造的毛皮帽子，这并不意味着服装高级多样化，苏联的毛皮帽子只是革命时尚中的最新款式，因为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拥有这样的一顶帽子标志着拥有者是一所由苏联和其盟国创办的精英学校
n)
或阵营的毕业生，这些学校培养恐怖分子和其他的革命者，每过一个月，越来越多的毛皮帽子出现在严阵以待的黎巴嫩以及世界各地的许多地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们会因为正变得太普通而失去一些显赫价值。
o)
在1982年，并不是国际恐怖主义，或根本不是什么恐怖主义使“黎巴嫩进人作战状态”。自从1967年的战争以来，以色列和其美国盟友就利用西方已为恐怖主义所纠缠这一说法作为对付巴解组织的外交武器，谴责“对恐怖主义的支持”使得巴解组织设法在国际战线上为自己获取承认地位。当1976年该组织获得权利成为联合国的一个成员国后，以色列最高代表仍斥责该组织是一个
p)
“积怨很深的恐怖者帮伙的松散结合体”。1977年法国政府将一个涉嫌慕尼黑奥运会屠杀事件的巴解组织高级官员逐离法国而没有逮捕他，为此以色列政府将它的驻巴黎大使召回，以表达其对该事的关注，说这一事件等于就是“对来自恐怖组织的威胁作出卑鄙的屈服”。在许多国际会议上，以色列和其他西方“专家”们热烈地争论了恐怖主义这一问题，其中最富创造力的专家之一是本杰明・内塔尼亚胡，他后来成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编辑的《恐怖主义：西方如何取得胜利》一书，以及后来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都将
q)
“反恐怖战争”描述成“一场规模更大的战争的一部分，是一切文明力量与野蛮力量进行较量的战争”。内塔尼亚胡声称到了西方“联合起来并肩战斗以赢得反恐怖主义战争的时候了”。
r)
以色列当局也正是利用反恐怖主义这一术语来维护他们在占领区内部署军队，并利用军队对抗周边国家的做法的。1978年巴解组织的一支军事队伍在以色列境内发动了一次猛烈攻击，造成25名平民伤亡，从而引发了一场大规模入侵黎巴嫩的战争，2000人死亡，估计有25万居民无家可归。五年后，以色列又一次人侵使黎巴嫩“进人作战状态”，这一次它的作战计划更加野心勃勃，行
s)
动更加血腥残忍，据估计，在“加利利和平军事行动”以及随后围攻贝鲁特的行动中，有1.8万人丧生，其中绝大多数是巴勒斯坦人和贝鲁特平民。这次军事进攻的托辞仍然是一次恐怖主义事件，这次是在进攻行动的前两天有人企图谋杀在伦敦的以色列驻英国大使，事实上巴解组织与此事毫无瓜葛。由于“恐怖主义”这一时代语言被歪曲使用，所有上述的以色列行动都不属于恐怖主义范畴，因为这不是由一个颠覆组织策动的行为，甚至也不是由一个受支持的颠覆组织发起的，而且由一个全副武装的国家动用其所有军事力量采取的行为，于是，我们又一次遇到了自相矛盾的怪事，恐怖程度越严重，就越有可能是某个西方国家或其盟友所为，被冠以
t)
“恐怖主义”也就越显得不合适。
u)
美国及其盟国在中东的军事力量意味着它们双方都不需要使用秘密的代理组织来实现其既定的目标。军事行动一旦结合残忍明显的动机往往就可以取得成功，而对它们的敌手来说，介入这样的常规战争必然招致厄运。1967年和1973年的战争就是这样。
v)
还有1968年巴解组织努力动用所有力量在被占领区与以色列部队做短期较量。对于这样的组织来说，为什么道义上可行的常规战争只会迫使它们接受迅速而又必然的失败的厄运，这一点一直就困惑着它们。它们这样令人烦恼的谨慎行事却招致惩罚，而这惩罚又是来自它们在美国举起的国际恐怖主义的旗帜。但是与光天化日下被平静地射杀致死相比，还是躲在阴影里忍受别人大声叫嚷的羞辱要好些。
w)
调动恐怖主义这一术语来帮助美国在中东达到其军事目的，对于任何想保持领土完整的努力都是最终的灾难。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被用来强行挑衅苏联的绝对统治以及更早时掩盖对以色列领土的掠夺野心后，恐怖主义这一概念可能还会被保留。但在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后的几年中，这一问题的一致性彻底地失去了。1983年对法国和美国驻贝鲁特的军事部队的袭击造成
x)
300人死亡，这一攻击被立刻界定为“国际恐怖主义”行动。虽然攻击目标是事先仔细选择的军事对象，并且协调行动的目的也不只是为了传递信息，而是想通过动用军队力量达到一个明晰的政治目的一―使多国部队撤离贝鲁特。然而“恐怖主义者”这一标签却不适宜地被贴在西方军事攻击的对象上，用来解释随后法国空军对谢赫・阿卜杜勒营房发动的一系列空中打击行动，由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海兹卜勒领导人办公室附近引爆的报复性汽车炸弹（致使80人死亡）以及标志着美国海军陆战队从该地区撤离的战舰
y)
“新泽西号”轰炸黎巴嫩海岸，将大量重如小汽车的炮弹如密雨般倾泻给沿岸手无寸铁、无力反击的村庄。恐怖问题专家总是对他所谴责的死亡区别对待，他实际上对任何这些暴力行为都不感兴趣，就如无人会对这么一个基本问题发生兴趣：为什么首先会有美国海军陆战队和多国部队驻扎贝鲁特？但这肯定也与对形势做出一个恰当的、全面的评估无关，而这形势却恰恰决定了为什么这些“恐怖主义者”会针对西方部队。因为这些西方部队的主要目标，即他们到黎巴嫩的原因，是按1943年制订的章程的要求的那样，将这一国家重新纳人基督教的管辖之下，这些基督教徒们不仅只是少数，而且往往很难与长枪党区别开来。长枪党1982年在贝鲁特的萨布拉和夏蒂拉发动骚乱活动，据报道，仅仅两天内就杀死了2000多无任何自卫能力的平民。
z)
就“恐怖国家”这一概念而言，镇压恐怖分子这一标签对美国的政策制订者来说更加明显有用，因为在80年代他们日益频繁地提到它。1979年伊朗从美国统治者手中争取到自由后，它理所当然地马上被列入了名单，不仅因为海兹卜勒对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袭击，也因为多国部队撤离后每个在贝鲁特的西方人都可能被劫持为人质，然而以色列却从没有能够有资格被包含进这一名单，当然不是因为它的军事恐怖人所皆知，也不是因为它涉入了臭名昭著的基亚姆监狱事件，在那儿有300名左右的黎巴嫩什叶派信徒
aa)
被以色列所支持的南黎巴嫩军队关押，没有指控，也没有审判，关押条件野蛮恶劣得难以形容。另一个每年都被列进美国这份名单的是利比亚：虽然所谓它在欧洲发动的颠覆性暴力行为大多未被证实，却为1986年美国总统里根下令美国战机轰炸的黎波里和班加西找到了充分的理由，这一非恐怖性质的“自卫”行动造成的伤亡人数――相信在那一地区有37人死亡，90人受伤――显示了里根先生是杀害利比亚人的残忍的凶手，比所谓卡扎菲将军已成功杀害的美国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叙利亚被认为应对某些袭击利比亚的行动负责，但这个国家时而被算进恐怖国家之列，时而被从名单上划掉，关键是看精明狡猾的阿萨德总统与美国人相处得怎样。与此相类似，尽管萨达姆政权本质上令人惊惧，伊拉克却很长时间未被列进名单，（它是个非常传统正规的国家，因而算不上“恐怖”），直到1990年9月，它军事人侵科威特的行动使之突然上了名单。另外经常被纳人这份不名誉的名单的国家都以反美国和
bb)
“恐怖主义”而著名一―朝鲜、南也门，以及不可避免地有点邪恶的古巴。
cc)
考察一下恐怖分子标签所隶属的操纵活动，至20世纪90年代为止，这一词汇已失去了所有它曾很少遵从的语言学规则的迹象，而这一点也不值得大惊小怪。现在它似乎可以被用来描述任何暴力行为，只要这一暴力行为以其政治本质出现，并计划伤害到西方，如1988年在洛克比上空炸毁一架泛美航空公司的飞机，1996年在美国海岸旁的地方击落了一架美国环球航空公司的飞机（虽然事实还不甚明朗）。现在，只要世界上某处有暴力行为发生，但并没有实物的、也就是可解释的根据立即出现，宣传媒介就会忙不迭地利用这个词来寻求给出有力而简洁的解释。于是，日本地铁运输系统中的毒气事件、离非洲海岸不远处自取灭亡的埃塞俄比亚飞机被劫事件，以及美国与众不同的邮政暴力事件都被算作恐怖行动，而无视每个事件事实上确切地反映出复杂无常而
dd)
又绝望的犯罪特性。阿德里安・居尔克在他最近进行的成果卓著的对“恐饰主义时代和国际政治系统”的研究过程中指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似乎有足够的理由认为恐饰主义这一概念将连续性和一贯性强加于各个事件上，这两个性质成了使政治暴力合法化的重要因素，它们通过阻止个人加人地下组织或独立地承受任何组织的心理负担的方式来实现，从而从一开始就证明这样的暴力是恰当的。”一旦恐怖主义这一概念以这种方式暗示出自己的常用意义，那它就会被用来描述单纯地为进行交流而采取的非暴力行为，这种行为为普遍的道德标准所不容就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ee)
于是，近年来我们见到了“生态恐怖主义”、“昏迷恐饰主义”，除了各种对健康状态的恐惧外，还有“消费者恐饰主义”，好像所有的危害都必须被重新包装成一种恐怖主义，使人们先领略其恐怖性，然后对之展开全面谴责。
ff)
上述所有的词汇扩展意义都不是凭空无据的，在20世纪80年代，破坏性的意义泄愤般地加在恐怖主义这个词上，使之完完全全暴露在外。于是，其内在的道义上的判断力就可以面对各种情况，被任何碰巧经过的、满口道德伦理的人所利用。正是由于早期对这个词的意义进行了践踏蹂躏，现在出现了语言上的混乱无序，这是不得不付出的代价。除了以上这些结果外，恐饰主义这一概念还在其真正的发源地中东一直被全面利用，以证明以色列1995年袭击南黎巴嫩这一行动是正确的，这一行动包括对那儿的一个联合国使团的袭击和使以色列在被占领区继续驻扎强大的安全部队这一要求合法化，尽管它已在国际上做出承诺要撤离被占领区。然而，恐怖主义这一概念本身并不是可以被轻易驯服驾驭的，在执行《奥斯陆和平协议》过程中就可以看见其毁灭性的一面，该协议是1994年在白宫的一次典礼上由巴解组织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和以色利总理伊萨克・拉宾签署的。在如此敢作敢为地斗争了很长时间后，“和平”得到了保证，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都不再对破坏
gg)
这一进程的各种凶残行动发生兴趣。问题是凶残行动并不仅仅是凶残行动，它们也是“恐怖主义行为”战胜了其他所有的政策目标，多年来人们一直要求这些政策目标得到服从。在摆脱恐怖主义这一术语的束缚后，为了和头号的“恐怖分子”亚西尔・阿拉法特签订一项协议，美、以两国政府都发觉它们自己成了下一次暴行的抵押品，不由自主地受惠于它们早先曾如此成功地培养出来的使人忧心忡忡的事。
hh)
颠覆行为本身从任何意义上讲几乎都无力挑战以色列政权，之所以有上述的结果是因为颠覆行为能够不均衡地影响《协议》的实施，“恐怖主义”是它不可避免的特征，加剧了公众的恐惧感，导致先前为恐怖分子所纠缠的以色列政府显得软弱无力且不称职。
ii)
以色列右翼反对党一开始明确反对《奥斯陆和平协议》，接着又借助恐怖主义这一术语保全其政治实力。阿拉法特可能在《奥斯陆和平协议》之前直到1988年都拒绝使用恐怖手段，但由于《协议》
jj)
的签订，按本杰明・内塔尼亚胡在1995年所写，巴解组织：“开始诉诸反以色列的恐怖活动，进行令人难以置信的爆炸活动。”站在一个充满敌意的阿拉伯人的角度来看，《协议》是脆弱的，它引起了一些仿佛定时炸弹造成的情感灾难。1996年2月底3月初，在以色列发生的四次自毁性轰炸导致惨重伤亡，助长了类似偏执的不安全情形的产生，从而使内塔尼亚胡从中受益，权势大大增强。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在这场新的冷战中扮演了一个类似旧时代罗马皇帝的角色，立刻在埃及的沙姆沙伊赫召集了一次“调解人最高会议”。应美国之召前来的世界各国领导人同意“努力合作以阻止双边地区和国际各级恐怖行动”，并承担起“保证将恐怖行动策划者绳之以法，支持任何政党在其统治范围内扼制恐怖行动，阻止恐怖组织的新成员征募和武器供给或募集资金的活动”等任务。克林顿总统知道这不仅仅是在借恐怖主义这一术语以一种正常方式支持以色列政权。这一问题也促使美国内部事务得以发
kk)
展。自里根以来，每位总统都觉得有责任和义务大谈特谈国内外恐怖分子以恐吓美国人民。里根总统就职后一周，就宣称“让恐怖分子明白，在违背国际行为准则后，我们的政策是给予迅速有效的惩戒”。乔治・布什1981年在内塔尼亚胡大惊小怪地出版的大作中写过一章，在1989年他当上总统后这书重又付印。另一部出版于1995年的内塔尼亚胡的作品是《与恐怖主义作战》，其封面饰以由乐观的罗伯特・多尔提供的赞颂辞――“卓越优秀”。现在，克林顿熟练地跨入了这一历史不长的总统惯例，正如他亲密的顾问迪克・莫里斯后来承认，1996年他向总统提了三大建议，这些建议能有效地使他从第三级美国领导人迈进第二级的行列，其中第三条建议是“通过经济和军事行动断绝恐怖主义的国际后援”。“这是一份很好的建议”克林顿答复其顾问说，“它使我们看到了前途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