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乐观者如是说

a)        
早在1897年一位名叫奥古斯・菲龙的法国评论家就曾经对英国戏剧的未来表示过担忧。在他所著的《英国舞台》中，他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将来，谁能成为与平内罗、琼斯和格伦迪齐名的剧作家？也许是G・R・西姆斯，也许是路易斯・帕克，或是马尔科姆・沃森，哈登・钱伯斯，或是J・M・巴利。这些年轻人今后将不再受那位审查员之苦，此人不久前对“他如天使般地拉着提琴”这句话下了禁令，理由是亵渎神灵。他甚至还下令禁止使用“大腿”一词。

b)        
菲龙甚至扬言，张伯伦阁下拥有的对剧院的权力应当被废除，尽管这样一来，人们渐渐将无法注意到那最后的一击的来临。

c)        
这是预言家的警告。70年后，张伯伦阁下下令要求奥斯本和毕希纳的作品的演出者将“乳房”改成“性感女人”，将“上帝啊！”改成“见鬼”。直到1968年这位老先生才遭受到致命的反击。这一反击尤其凭借《哦，加尔各答！》中采用的耸人听闻的手法得到了体现。在《英国舞台》出炉不久，西姆斯、帕克和沃森都被归入了早已无人问津的格伦迪甚至是琼斯一派。菲龙将巴利也罗列在这一派中，但他很可能忽视了当时因《人类与武器》而名噪西伦敦的萧伯纳。

d)        
但菲龙的确预见到了易卜生最终将为入们接受，并具有相当的影响力的事实。的确，他预见了英国的剧作家们将共同承担“创造新社会”的任务，而且他们创作出的剧本将直面“可怕的未来”。因此在爱德华时代，以萧伯纳、格兰维尔・巴克、高尔斯华绥为倡导

e)        
先锋的那类针砭时弊的戏剧盛极一时并不出菲龙的预料。然而，他还是无法想像未来之可怖。因为在后来的岁月里，戏剧园地日渐贫瘠直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

f)         
但是，还有什么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更有力地证明预言的局限性的吗？所有的艺术形式都直接或间接地受社会变动的影响，而戏剧作为最公众化的表现形式，尤为如此。若不是纳粹的暴行曾迫使塞缪尔・贝克特加入法国抵抗力量，若不是哈罗特・品特当时还是一位居住在东伦敦的犹太少年，耳闻目睹了爆炸以及各种可怕的暴行，《等待戈多》和《生日晚会》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吗？对戏剧的预测注定是极其艰难的，因为剧作家们而对的事件是他们无法控制或预见的，即使是最别出心裁的剧作家也可能有意外之举。

g)        
不可预见的将来以一种不可预见的方式塑造着不可预见之事。

h)        
又有多少英国学者在1978年就预见到了社会主义的倒台呢？而且即使有像本章作者一样的作家已经预见了这种趋势，他又能指望剧作家们对此做出什么反应呢？玛格丽特・撤切尔执政时，曾经引起过激进的抗议，那么按理说，比她更不尽人意的人上台执政之后，舞台上的抗议声应当更为此起彼伏。但事实并非如此。是的，卡莉・丘吉尔的确写过《高级女性》和《严肃的钱》，杜露西写过

i)          
《时尚》，但是，相比较而言，极少有人对英国的野蛮化提出尖锐的批评。伴随撤切尔夫人而来的最可怕的噩梦似乎催眠了英国作家，正如毛茸茸的小动物被眼镜蛇吓傻了一样。这对新戏剧来说本应是个光辉灿烂的时代，而当时却是一片不可思议的死寂。

j)          
英国的剧作家们该如何面对俄国的法西斯统治、面对拥有核武器的恐饰分子、而对中国的逐渐强大、面对德国霸权主义下的集权化的欧洲、面对本国特权阶级与受苦受难的下层人民之间的差距，面对全球变暖、海平面上升以及在将来的世纪中未知的一切？

k)        
英国人将变成什么样？谁将坐在剧院里（如果到时候还有剧院的话）体会并感受戏剧的震动？

l)          
早在1897年菲龙就曾经归纳了这么一段话：英国这个民族

m)      
“既有英雄，又有海盗；既有诗人，又有店主；既无畏死亡，又崇拜金钱；既斤斤计较又热情澎湃；既管得了克里米亚海港，又能争夺苏伊士运河的股份。”100年以后，我们变得更加怀疑和愤世嫉俗，甚至对我们的店务管理也如此。但是，经济文化以及社会教育等方面的改变创造了数量更大、社会阶层更广泛的戏剧观众，这是菲龙没有想到的。当我来到沙夫茨伯里大道时，我没有发现戴着白色领结的男士们，即使在人群中，我也很少感觉到自己身处狂热的知识分子的聚居区，就像在举办易卜生之夜的独立剧院里那样。的确，调查研究表明，除了上演音乐喜剧时，中上阶层比下层人士更愿意去剧院看戏。剧院正厅前座区和楼厅座位的区别，或者说平内罗的观众和音乐喜剧观众之间的差别并未像我们希望的那样改变多少。我发现观看《油污》和克里夫・理查德的《希斯克利夫》的观众同我在现在最高票价要24英镑甚至更贵的国家剧院看到的观众是不同的。通常情况下，我在国家剧院看到的观众年龄要比我在丛林剧院或当地的电影院看到的观众要大些。但大约估计一下，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每年有2500万人去英国剧院看戏，其中有400万人是外国人。

n)        
这2500万人并非意味着有2500万不同的观众去看戏，冲着斯特林堡和斯托普特去的观众则更少，只有几百万。那些对剧院的优越感的信口开河的指责经常是不正确的。在1997年岁末之前在伦教看过了史蒂芬・戴尔德里重排的普里斯特利的《视察员来了》的上百万观众不可能都是大学毕业生。观众群是巨大的，而且层次非常不一。由于我们现有的教育体制和经济发展情况，观众群将会更巨大，而且层次将更加多样化。这是我们对戏剧表示乐观的理由之一，当然还有其他的理由。我们的演员们、导演们还有作家们将会使剧院重新焕发生机，保持它的文化中心地位，并且维持它不仅在英国而且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最优秀的名声。

o)        
这听起来是不是有些过于乐观了？也许是吧。若没有合适的土壤，艺术家和他们的后来者们便无法茁壮成长。我作为这样一个乐观主义者，也隐隐感觉到了在表面上看来十分富饶的土壤之下隐藏着危机，它也许会导致剧院发生里斯本般的地震。换言之，戏剧固有的规则不会在2010年，2020年或是2050年突然终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