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六、欧洲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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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看清那一清晰的图景大概是什么样的，有必要回想一下战后欧洲国家间新的合作的最初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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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目的是通过加强人民及经济之间、商业和联盟之间的联系来防止战争，这样冲突就难以出现。一切都会被连结在一起。阿登纳博土以他寻根究底的方法概括了这个阶段，他说，在煤钢联营诞生时，“由于萨尔区的生产得到联合，紧张局势的一个肇因得以消除”。他自己对这类主张在20世纪20年代就产生了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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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目标是使欧洲人变得更富有。这一值得称赞的目标显然也有其政治目的，如果欧洲能够消除贫困，那么争夺和冲突赖以存在的最重要的土壤就会被铲除。人人都知道凯想斯的话，当人们都一心追求财富时他们将变得多么无害.此外，在50年代提出，一个繁荣的欧洲对于苏联来说将是难以摧垮的。结果首先就是共同市场，然后是单一市场，最后是单一货币的建立战后动向的第三个目的是使欧洲国家能以它们认为靠独立国家无法做到的方式参与世界政治。希拉克总统1997年春在布拉格时谈到欧洲的力量来源于一个进一步融合的欧洲。他补充道，那是既符合法国利益也符合捷克利益的：“这是你的利益，同样也是我的利益。”雅克・德洛尔以他自己的方式解释道，欧盟的目的之一是给“一个创造了全球、民主和人权观念的大陆在地缘政治和经济上的退步”划上一个句号。
d)
欧洲作为美苏之间的第三种力量的观点向来是欧洲大陆上的想法，尽管在英国它并不具有同样的地位，那里的主流政治家，不论是左翼还是右翼（虽然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不总是如此），对美国总有一种宽容、赞赏，有时甚至是低三下四的态度。不过，对于政治谱系的两极，世界权力将永远掌握在美国总统手中的想法不说是一种侮慢和羞辱，至少也是一种刺激。对于“美利坚帝国”的慨念的拒绝曾成为将欧洲右翼和左翼知识分子――从戴高乐将军到安德列・方丹纳――联合起来的信念。在1989年苏联垮台前后，《世界》杂志的编辑、作者们常写到摆脱“民族一国家的监护”的必要性。惟一的区别是欧洲现在将成为第二种力量，而不是第三种法国前外交部长埃尔夫・德・夏莱特（他显然代表位于凯道赛的法国外交部表达观点）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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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其成员来说，“欧洲”是一个可怕的权力放大器，在经济和国际活动方面都是如此……因为我们并不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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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仅由一个强国控制的世界，而是一个按照多极原则组织起来的世界。法国有理由希望出席任何场合（一个惊人的论断！），能够参与世界上所有的重要争议，并成为国际事务中的一个主要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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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场合，他解释说““欧元’会成为世界上两种强势货币之一”，在同一访谈中他还补充说，他希望欧洲可以在有望于2000年开始的下一轮关于自由贸易的斗争中作为一个谈判者行动：“欧洲应该毫不犹豫地战斗。”这不仅仅是一种法国的小小的异想天开，德国人也有类似的看法。用金克尔在谈到货币联盟时的话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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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元自身并不是一个终点，它对于使欧洲在世界经济的第一等级里占有一席之地是不可或缺的。”这一观点在《2000年议事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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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所反映，那里边说：“内部市场的力量应当用来在国际上促进联盟的利益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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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有两或三极的格局是否比仅有一强更好，这是个很少有人热心询问的问题。美国的国际政策经常是无用，甚至是令人尴尬的――想想布什对其干涉巴拿马的无力的辩白吧――但是美国作为惟一强权的一个好处是它是一个不愿将强权同时加于美国以外的所有地方的国家。苏联许多年来竭力把美国描述成一个侵略性的帝国，但那实际上是个自画像。当想到美国时，最好还是想想W・H・麦克奈尔在《追求强权》的最后几页里所描绘的一幅单极世界的温和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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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这些事上，“煽动者”会是个很好的目击者，因为莫奈很了解美国。当他还在法国而不是欧洲政坛上时，他曾见过大卫・利连撒尔，并试图将田纳西山谷的权力结构搬到罗讷河地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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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另一个梦一直是恢复一个失落已久的联盟。阿尔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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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图特斯，西班牙外交部长，在1997年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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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百多年前，商人们贯穿整个大陆经营其产业，学者们在它的著名大学间来来往往，它不同的钱币处处都被接受――这得感谢它们金的或银的质地，但是“欧洲”的概念在16世纪所谓现代国家形成时变得模糊不清。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其最高点，即法国大革命后民族国家出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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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马图特斯是作为一个右翼政府的部长在说话，可对于有着天主教国王的西班牙来说，并没有什么传统的怀旧之情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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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埃尔夫・德・夏莱特曾回想起“查理曼、查理五世、拿破仑，以及其他人曾试图用火和战争将欧洲重新联合。这一次，我们正和平地完成统一。埃尔夫・德・夏莱特忘记了提起恢复罗马的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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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谁又能怀疑】998年在英格兰的巴思的一座宏伟的罗马建筑中，这位当时的代总理在那样慷慨激昂地支持英国加人欧洲货币体系时，他脑中的确有这–一想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