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结论：选择
a)
战争和人类的未来和其他斗争一样，并不是先天注定的，战争的形式是由个人的和组织的积极性所决定的，而不是技术占垄断地位的机械过程所决定的。技术本身并不能提高自己。它的表现形式和使用方法是人决定的结果，因此未来的战争取决于特定的选择。例如：就新式武器达成协议对付恐怖组织，抑制核扩散等等。在此，美国、欧洲和亚洲承担起不可推卸的责任。
b)
就精良的武器达成协议
c)
很少有人怀疑科技改革给现代战争艺术带来的一切。我们从大量地不加区别地使用火力――工业革命时期战争的特征――发展到有选择地使用远距离发射武器的时代。策略上的、政治上的以及道德上的转变的结果是潜在的，也是巨大的。
d)
但人们还不知道，特别在那些拥有庞大的、防卫能力强的军队的国家里，这些潜在的东西将被转化为最可能的现实的程度。“老兵不会死，他们只会当逃兵”可能是真的，但旧式军队里也有不是逃兵的人――他们坚守岗位直到被打散的瞬间，这就是1940年春季盟军中发生的事件。高价的装备和演习同冷战期间形成的军事结构相结合，将排挤冷战后一段时期的低价装备。要得到几架标志国家制造水平的战斗机需花费几亿镑，同样数量的金钱可购买足够的用于装备防空系统的巡航导弹。绝大多数国家两者都承受不起。同20世纪30年代的法国一样，它既不能把马其诺防线扩大到北海，也不能建立一支出色的武装部队，最后两方面都不满
e)
意，后果是明显的。
f)
不幸的是，这样的决定涉及到复杂的权衡得失，很明显决策的结果事后才能看得到。究竟是优先建立一支能远距离作战的部队―一绝大多数美国和欧洲的战争都远离本土，这种选择是合理的――还是优先用远程导弹准确高效地打击敌人，要做这样的选择很难。第一个目标要耗费巨资，而第二个目标耗资要小一些。但要处理像海湾战争这样的冲突缺一不可。减小战略野心可能是协调争论双方的惟一有效的途径。事实上，它意味着强调保卫自己的领土，即西方、欧洲中心及其欧盟成员国及其邻国的邻土，以此作为限制长期军费投资的手段。
g)
作为战争的恐怖主义，作为恐怖主义的战争
h)
恐怖活动和战争之间的分界线越来越模糊。这里的恐怖主义并不包含游击战，游击战可能会利用恐饰组织的手段，但它的野心是夺取国家政权，因而它是有组织的。然而恐怖主义的团体和个人的行为总是和最终行使的国家权力完全冲突。从这一点看，恐怖和一种群体自杀的形式等同。随着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可能性增加，恐怖组织造成的社会危害的范围将会和战争没有什么区别，而且它是在某一社会内部实施恐怖活动，因此还不能用军事力量和核威慑来阻止它。
i)
与之相并列，宣传媒体和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对某些国家以及被恐饰武装及其心理学所支持的国家更具有吸引力。恐怖组织及其所支持的国家包括利比亚、伊朗、苏丹等国的共存，反映了这一现实。这可能是上述国家错误估计的结果，因为有可能是它们国家的领土和机构而不是非国家的恐怖组织招致报复性的威胁，而在威胁面前，前者显得脆弱，后者则有幸逃脱。然而，在它们认识到错误之前会发生许多不愉快。
j)
和地区性的安全和防御政策相比，阻止和反对恐怖主义的战
k)
争显得更为重要。武装部队必须适应这样的新形势，特别行动及其指挥机构和下属将在反恐怖活动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特工队员和对付生化武器的研究必须提到更高的高度。
l)
形势当然会让政治策略朝这个方向演变。它是否会成为可感受到的现实，人们正拭目以待。在军事组织内和在其他机构内一样，优先的程度可从其体系的发展经历中估计。相应的专门行动指挥机构、特工组织以及发展前景对进入这些机构的人员是开放的，它的深度和广度为衡量反恐怖主义的军事化水平提供了一个重要尺码，现实的证据表明，发展并不总朝着这个方向。特工行业也是如此。在冷战期间中央情报局因为把内幕透露给处理技术的科技人员而不是给予同“人的智能”打交道的特工而遭受谴责。
m)
这些特工人员才是反恐怖活动的核心力量。
n)
避免核扩散
o)
20世纪已经过去的最后一个四分之一世纪的经验表明：把核武器限制在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中国）以及所谓处在“核门槛”的国家（印度、以色列和巴基斯坦）是可能的。高效的反扩散机构存在着，而已经过去的几十年的经验为我们未来的行动指明了方向。
p)
然而，有可能会有突然的戏剧性的差错。流氓国家和恐怖组织从前苏联获得制造核武器所必须的怀和铀是可能的，如下的“核连锁反应”也是可能的。虽然有国际社会的努力，朝鲜仍旧拥有了核武器，韩国紧随其后（或者，换一种说法，统一的朝鲜半岛接管了朝鲜的军火），日本出于对朝鲜的强烈憎恨，也拥有了核武器。另一方面，印度爆炸了“氢弹”，巴基斯坦爆炸了原子弹。伊朗由于巴基斯坦的帮助，成为核大国的动机日益增长。无核扩散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任何时候都有彻底失败的危险。来自南非的无核化、哈萨克斯坦和乌克兰的核武器被销毁的好消息有可能被其他地区的
q)
核扩散所彻底否定。
r)
在所有有助于避免大规模杀伤的政策目标中，“非扩散”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它不仅适应用于核武器，也适应用于生物、化学武器，国际组织确实成功地制订了禁止生产化学武器的条约和精心设计的深入细致的检查方法。这个条约于1997年生效。不幸的是，最有可能生产化学武器的国家，如利比亚和伊拉克，最不可能被迫在条件上签字，与此相类似，1972年签署的反生物武器条约由于缺少严格的检查措施而被破坏。
s)
美国、欧洲、亚洲
t)
有些防御战略决策从本质上看是笼统的。尽管美国到现在还认为其本土不受恐怖主义的影响，但反恐怖主义并不是某一地区特定的行为。其他决策总是和某一特定地区的战略形势紧密联系的，就美国而言，由于地理位置上的优势――邻国都不是敌对国――它沿袭了冷战时期的军费开支和军队结构，它有能力在全球范围内同时追逐多个战略目标；虽然这种沿袭在冷战后有所改变。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遗产可能演变为潜在的责任。在目前的情况下，并没有什么刺激使五角大楼把集中防御预算和组织武装力量放到几个明显的优先位置，甚至在五角大楼向这个方向实行改革时，国会为强加给它的大量多余的、价格昂贵的B-2型隐形轰炸机的不必要的开支寻找理由，这种轰炸机对价格稍低一点的冷战之后的优先发展项目造成了损害。这项改革也被国会强行用来为美国洲际导弹防御系统增加开支，这一开支被认为并非是分配相对匮乏的军费的最明智的方法，军队本身倾向于加大新物资的投资，对美国是否要同时发展F-22型战斗机、获取造价达200亿美元的
u)
“联攻”新型战斗机以及改善现有战斗轰炸机的性能还有争议。
v)
1996年，美国在东亚地区有大约10万驻军停留在军事基地或港口，在欧洲的数量也差不多。这一数字占美军总队数的15%，
w)
这些国家对美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必不可少，它们也使得美到很容易把手伸到了很远，正如海湾战争一样。这些军队稳定了他们驻扎的地区的战略形势，确保驻扎区国家主权不受其具有战略野心的强邻的恐吓。美国削减海外驻军的决策本质上是孤立主义者的撤退到北美的行为，它为地区竞争，特别是东亚地区的竞争开了先河。美国一旦受到远距离武器、带有巡航导弹的战略飞行器以及停泊在其境内港口的军舰的“引诱”，实行削减计划就成为可能。
x)
这些装置为美国提供了“保险”，它可以在其本土不冒险的情况下攻击任何地方的任何人。这种做法带来的危险是美国参与远征的能力减弱，像海湾战争这样的战争就更危险，因为它包含地面部队的介入。1996年发生的对伊拉克的偶然的“硬碰硬”的战争是用远距离巡航导弹摧毁其防空系统的战争，它并不是高效的、对那一地区事务有深远影响的替代品。
y)
所以，在未来几十年内，美国从盟国中撤出，并且转而成为单方面军事行动和实际上的政治孤立主义者的结合体是完全有可能的，使军队能适应未来的危险对欧洲是更大的挑战。欧洲目前的防御预算说明它不能创建强大的火箭发射计划。正如现实所表明的，它甚至承受冷战后的“智囊团”（间谋卫星、军用无人机）及远距离武器这样优行发展的领域都有相当的困难。欧洲应致力于能带来最大战略回报的领域，包括间谋卫星在内的智能领域的投资是可行的，因为作为交易的信息越清晰，回报（并不仅仅与美国）的效益就越好。与之相类似，西欧国家得以廉价生产性能好的和精确度高的武器，特别是远距离武器的能力是被迫切需要的，也是可行的。这样的优势需要欧洲人持有一个有竞争力的和基础牢固的国防工业来保证，这意味着他们的国防工业必须在大小、范围和竞争能力上与美国差不多。一旦欧洲各国政府像美国那样支持重建国防工业，这完全是有可能的，
z)
空运仍然是欧洲军事部署的弱项，但它并不是处理邻近威胁
aa)
所必需的。如果强行废除现有的欧洲空运设施、俄罗斯或乌克兰的航线的包租机以及和美国的合作，这些将会使欧洲人难以应付突发事故。但这算不上是理想的形势，欧洲人应该合理地集中资金，统筹安排；然而，欧洲空运系统的弱点并不是致命的缺陷，除非欧洲想成为世界宪兵，
bb)
面对这样的情况.东亚形势最好：经济的快速增长带来巨大的新资源，其中只有很小的–一部分用于防御，至少目前“现代化”（而不是“军国主义”）才是该地区经历了几十年的冲突和骚乱后的和平国家的防御策略，“盈利而非战争”是该地区的口号，但这种仁慈的形势是脆弱的。东亚（更不用提印度次大陆）和1914年前的欧洲颇为相似，高度的经济相互依赖、迅速的经济增长和军备竞赛的野心，使这一地区在未来的几十年的相互关系与19世纪末一样难以处理。不同的是，该地区对世界的重要性总的来讲远胜于一个世纪前。
cc)
因此，亚洲的问题是这些日益强大的国家之间能否创建足够强的、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的相互对话的机构和习惯。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势力的未来状况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只要美国在军事上和政治上仍然介入这一地区，那么它作为战略缓冲的影响将缓和这一地区的有竞争力的、富有野心的冲击，反之如果美国袖手旁观，亚洲的自相残杀将不可避免。
dd)
因此在未来的几十年，战争与和平的关键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的目的和亚洲和平解决其区域争端的能力。政治决策和军备选择将相互结合共同发挥作用，虽然前者的持续重要性超过后者。和以前一样，战争取决于人类的行动，而非无生命的客体的发展，不管它们是多么先进。
ee)
《张婴译萧韶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