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我们正在向一个独裁的世纪迈进吗？

a)        
人们将怎样描写我们这个世纪？历史书籍将会记录我们为自由的事业曾付出的奋斗吗？声称专治和自由，压迫与尊严之间的战斗必须再次打响吗？我们的孩子会责备我们吗？他们会说我们过于沉溺于眼前而不为未来打算吗？他们会指责我们肆意挥霍自由赐与我们的礼物吗？人们将怎样描述我们这个世纪？

b)        
两次世界大战，一百多次军事冲突和内战，独裁政权和恐怖政体，更不用提大规模核战的威胁，这些已经为20世纪提供了它独有的骇人剧情，它们把人们到底想从什么当中解脱出来的问题呈现在学术和政治讨论的最前沿。

c)        
在世纪之交，对数百万的人们来说，摆脱政府的压迫，生活在自由国度这一美好的愿望业已实现，一度被认为是桎楷人民生活的独裁国家，俄罗斯、罗马尼亚、智利、阿根廷已被转变为民主国家，那些长期被专制体制束缚的社会如今也回复了自由之身。地球上193个国家中的118个声称取得民主，似乎17世纪以来为取得自由和民主而进行的斗争可以最终被载入史册。

d)        
然而，庆祝自由的最终胜利是荒谬可笑的，并且，设想西方的自由取得永久保障也是荒谬的，任何持乐观态度的人都忽视了社会变革的速度和深度是无止境的，西方文化的所有价值都处于不断的重组中，这一过程正强烈地质疑人际交流的现存方式、个人的生活方式和一般行为标准；它也同样强烈地质疑我们现有的对人

e)        
类生活的价值观和执行法律的观点，这一过程的深远本质正由在西方带着不断增长的不安而开展的辩论揭示出来。同样的问题和论点在华盛顿、洛杉矶、维也纳以及巴黎被提出：传统家庭结构的崩溃和对精神定位的渴求；社会联系和行为的文明模式的丢失；个人责任感的减弱；国家和国家机构权威的匮乏。

f)         
时代精神的批评家们已经发现治疗这场精神危机的正确处方。他们提倡重拾传统价值观，诸如义务感和责任感，公众意志和团结，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我们并不讨论对自由的阐释。身在西方的我们过于迷信我们的自由从装备精良的军队、民主议会以及运转的市场中能得到充分保障，由此我们避免开展这样的讨论，但是我们有意忽视这样两个事实：西方对自由的阐释在20世纪的进程中曾经历了基本性的改变；我们对自由限度的共识正在不断瓦解。

g)        
这些事实会带给西方民主致命的后果，正如16世纪和18世纪息想上的主要转折点――宗教改革和法国大革命一样，集权主义的死亡、电子通讯及商务全球化的成功都标志着西方文化的剧变。这不仅影响了西方从学术上和文化上审视自己的方式，也影响了我们的社会凝聚力和经济竞争力。这些巨大挑战制造混乱，触发社会冲突，它们特别使那些对越来越复杂和纷乱的世界无所适从的人们感到不安全。这为那些力图废止作为一种权利被享有的自由以及企图肢解民主机构的煽动政治家和极端主义者提供了可乘之机。

h)        
所谓的“新民主”在这方面给予我们许多实例。甚至民主选举出的领袖如布里斯・叶利钦和阿根廷的卡洛斯・梅内姆均绕过政府和规则，通过颁布总统法令，清除民主控制机制，把个人追随者提到政府要职来。同样，在大多数亚洲民主国家，公民的自由受到严格控制。另一方面，尽管现在有挫折，但这些情况说明了如何在日益全球化的金融市场和更荷酷的全球经济气候中保持竞争力。这里是否正在孕育一种新的民主和社会模式，在被给予了西方国家陈

i)          
旧的民主体制和它们对持有的特权的依赖后，它能比西方国家更好地迎接日益全球化的世界带来的挑战？对自由的限制对于在21世纪达到政治目标和保持竞争力而言是否是个关键？

j)          
毋庸置疑，“狭隘的民主”（法里德・扎卡里亚语）对西方而言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有吸引力的。当然，没人会愿意将本国与俄罗斯和阿根廷的繁荣水平相交换。但是声称在这种国家中有可能用铁腕创造法律和秩序却引起了不仅仅是不谙政治的人们的兴趣。事实上，在所有西方社会都能找到独裁主义的踪迹，范围包括从“政治正确”的积极提倡者到国际性右翼极端分子运动组织的形成。它们的领导者提取了20世纪末道德权威丧失以及许多人而对政治、科技和经济冲击而产生了极不安全感的机会。

k)        
对于21世纪来说，关于人们到底想从什么当中解脱出来的问题将不再成为中心议题。这是20世纪给我们的惨痛一课。学术和政治辩论将发展成为对自由权利及自由选择权的实施的争论。我们将面对怎样运用我们的自由，以及我们是否准备好对我们关于自由的认识进行彻底的修正的问题。重新划定个人自由与政治自由之间的界限的讨论将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我们对这一系列问题的解答决定着是否有可能避免对抗自由的强烈反应，以及我们是否在进入一个独裁的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