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七、“恢复的平衡”
a)
事实上，享廷顿已经承认了国家的首要地位。“引发全球性多种文化间战争的一个更危险的因素是在文化间和它们的核心国之间正在转变的力量平衡”。到时候，文化就不是最重要的了，最重要的是国家。让我们再把目光聚集在这个无体止对抗它的敌人的奇特动物身上：教皇和帝王、跨国的意识形态和国家之内的忠诚――这些力量既能吸引又可以破坏民族国家。600年前就已经统治政治舞台的民族国家还是有其生命力的。事实上，它一直在兴盛，可以用它那令人印象深刻的扩大为例――从1945年时的少于50个到今天将近200个。
b)
只有四种文化具有核心国。一个是美国，西方的亚文化；第二个是中国，儒学和华人特色的核心国；第三个是俄罗斯，它曾经掌握了泛斯拉夫地区的领导权，现在又主持存在于其境内的东正教的一部分；第四个是和其自身文化同一的日本。还有在21世纪的某个时候拥有世界上最多印度教徒的印度也会成为一个。另外还可以临时算上西方的另一个亚文化：欧盟和整个欧洲。
c)
如果我们重新回到大国或是多国集团的问题上，即使它们来自不同文化，有一个世界政治的最古老的模式还是值得看一看的。这就是力量平衡。这种模式主张（而且得到了历史的证明）国家在努力获得安全保障的同时，在它们之间要确立一种均势。这种力量均衡体制特别痛恨霸权，所以就会建立一个针对游戏中最强玩家的平衡锤。通过这个公理，我们可以自动得到这样一个预测：俄罗斯、中国、日本、欧洲（也许还有印度）会寻求一种平衡并牵制老大――美国。
d)
这个预测有道理吗？它似乎比“世界政治的归化”和“文化的竞争”更具有说服力，原因很简单：历史可以证明。自从欧洲国家的原始开端在百年战争（1337~1453）中确立后，很多国家都玩过扩张与抵抗的游戏。只要有国家，它们就惟有如此。因为它们存在于一个自助系统中，它们不得不关心自己的安全。这个系统中，在国家之上既没有一个会裁决冲突的裁判，也没有一个惩罚恶行的行刑者，它们只能武装自己或是与他国结盟。但是目的总是一样的：为了不落后于它们的对手，至少应和那些可能威胁或是攻击它们的国家一样强大。于是，平衡就成为这个游戏的名称。
e)
根据这一考虑，欧洲、俄罗斯、日本和中国应联合起来共同对付美国这个“仅存的强国”，但是它们不会，尽管苏联解体多年把美国提升到了老大的位置。这就是后双极世界的一个主要反论，而且它很可能成立。
f)
根据这个历史悠久的模式，老二、老三、老四……本应当对美国做欧洲以前曾经对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查理五世和菲利浦二世、法国的路易十四和拿破仑一世、德国的威廉二世和阿道夫一世、苏联的斯大林和勃列日涅夫所做过的事：对付会成为王者的国家以求平衡，为什么不呢？这个答案将会告诉我们很多有关21世纪世界政治的情况。
g)
在查理和路易时代，反对同盟能这么快就形成是因为扩张和战争是那些统治者的全职工作。美国则不同。它既讨厌又专横，但是它不征服别的国家。事实上，美国最后一次掠取殖民地是在100年以前，但是它从西班牙那儿接管了古巴和菲律宾。决定力量平衡的机器是否开动的关键在于，世界上其他国家面对的是一只巨大而温和的大象，还是一只食肉性的霸王龙。那些喜欢采取强迫和压制手段的国家比自我壳制的国家更可能激起敌对性的联盟，以前就有过这种先例。
h)
简丽言之，这只大象不具威胁性，所以美国没有为“联合对付”
i)
提供什么强烈的动机。相反，与它有很多合作的动机。实际上，这个老大发现它自己处于这个无与伦比的地位，而与它潜在对手的关系反而比对手之间的关系要好。用一个恰当的比喻就是轮轴和辐条。“轮轴”就是华盛顿，而“辐条”是西欧、日本、中国、俄罗斯和中东。尽管它们与美国有敌对关系，但它们与“轮轴”的联系比它们之间的联系更重要。
j)
远东：在太平洋地区，美国与日本、朝鲜、中国以及苏联的一个盟友北越都打过仗。在21世纪来临时，美国与俄罗斯、中国、日本和韩国的关系比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还要好。次要的国家，如泰国或是越南，也宁愿躲在美国的保护伞下，而不愿暴露在太平洋地区的大国而前。尽管中国和俄罗斯在1997年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但是它们都把美国看作一个在互相对抗时潜在的盟友。整个亚洲都指望美国的安全保障能制止日本把它的经济财富转变为军事实力。中国和俄罗斯都很高兴让美国来挑起迫使它们的旧盟友朝鲜放弃核野心的担子。
k)
中东：在这个当今世界上最不稳定的地区，美国40年前就插进了它的辐条，在苏伊士战争期间（1956年）结束了英国和法国的帝国生涯。现在，除了伊拉克和伊朗，每一个国家都希望华盛顿来帮助解决它们自古以来的纷争，用美国给多个代理人的分配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以及心照不宜的安全保障来对付其他每一个国家。当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约旦与以色列和解时，和平协议就是在白宫的玫瑰园签署的。当那里的罪犯如伊拉克需要被惩戒时，也由美国负责组织多国武装部队。
l)
欧洲：西欧自从1945年后就已与华盛顿轮轴连接起来，部分原因是由于它自冷战结束后就失去了一些力量。至少从戴高乐开始，法国就追求起一种对美国的平衡策略，试图建立一个有竞争力的纯欧洲组织，但是行不通。英国、德国、意大利，甚至法国也需要凭借美国的最终安全保障，让美国做一个既对复苏的俄罗斯也对
m)
它们之中任何一个起平衡作用的国家。有一个比所有国家都强的大陆外的玩家出现在游戏中挺好，但也只允许它是一只温和的大象面非霸王龙。欧洲想要把15种意志融合为一种，有相当的难度，因此它就不善于制造像安全这样的“公共产品”。在欧洲经历了三年来自塞尔维亚人的羞辱之后，还是美国的强力导弹才使卡拉季奇和米洛舍维奇变得清醒。
n)
俄罗斯：同时，华盛顿已成功地把叶利钦的俄罗斯纳人了它的控制范围，乔治・布什减缓了俄罗斯从一个帝国的衰落，同时为赫尔姆特・科尔的艰难的再统一进程扫清了道路。比尔・克林顿明示了俄罗斯与西方结盟的条件，他还为波兰、捷克和匈牙利在1997年进入北约敞开了大门。法国刚刚采取了一项反美行动，试图鼓励欧洲阻止斯洛文尼亚和罗马尼亚进入北约。行动失败了，因为没有一个国家会真正愿意反抗美国。尽管整个欧洲的经济货币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但是庞大策略的辐条会继续聚集于华盛顿。
o)
除了“轮轴与辐条”，还有更多的原因来解释为什么力量平衡机制不会很快反对美国。拥有同样演员的旧舞台，即世界上的单民族国家仍旧存在。但是剧本已从各方面改变了，而这一点，力量平衡机制过去的主宰者伸斯麦和帕默斯顿们是不会理解的。只要舞台被最终依靠自己力量的主权国玩家所占据，这个古老的游戏就永远不会消失。但是，这个游戏在世界关键地区已经不盛行了，萨达姆・侯赛因，拉多万・卡拉季奇和非洲的军阀已不再是关键的玩家了。在21世纪初，他们不能解释世界政治的精髓或主体，而后者与军事力量的贬值和国际关系中正在变化的赌注有关。
p)
赌注：撇开为了争取石油和水这样的战略资源的战争，或是非洲的人口战争不谈，征服土地和人民的意义是什么呢？土地在发达国家不再意味着财富，而是更多的农业福利和随之而来的更高的支持费用。马基难维里认为，通过良好的军队获取财富比用财
q)
富创造良好的军队要容易些。但是，正如萨达姆的军队在科威特城所发现的―钱不见了―通过电子网络被运走了。人口也是如此，在后土地时代、后步兵时代，人口也贬值了。有价值的是受高度训练的和高度流动的人。机关枪不是机动的，也不会教人如何写软件。更糟的是，知识工人几乎像钱一样可以随时流动走。所以征服的意义与以往已经不同了，结果战争和结盟的一个重要动机也消失了。
r)
力量的本质：希望我们不要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硬”力量一―人和导弹，枪炮和舰艇―还会被算在内，因为它们是根本的力量通货。但是在日常的交易水平上，“软”力量是更有意义的币制。它是“不太强制的和不太直接的”。古老的办法是强迫其他国家去做它们不想做的事，通过损失惨重的战争来实现其愿望。
s)
今天，“使别人想你所想的”会有更大的收益，而且这与“某人思想的吸引力”有关，与“日程安排”、“意识形态”和“惯例”有关，还与合作可以得到的丰厚奖励有关，其中包括使市场扩大、成熟。
t)
“软力量”是文化经济力量，它和军事力量是完全不同的。美国只是拥有世界上最尖端的而不是最大的军事力量，但毫无疑问，在软力量游戏中它独一无二。在赌桌上，中国、俄罗斯和日本，甚至西欧都不能指望和掌握着一堆筹码的美国相比。人们冒着死亡的危险飘洋过海进人美国，却不会把船开向中国或是俄罗斯。没有多少人会愿意在莫斯科大学考取MBA，或是像日本人一样穿着和服舞蹈。可悲的是，越来越少的学生想要学习法语和德语了。
u)
美国口音的英语已经成为世界性的语言。
v)
这种力量类型―一个向外发散的文化和一个向内收缩的市场一―靠拉而不是靠推；靠接受而不是靠征服。更不利的是，这种力量不能像军队过去结盟一样用团结来对付，也不能得到平衡。在这块竟技场上，所有国家加在一起―歇洲、中国、日本和俄罗斯――都不能与美国对抗。举个例子，它们的大学联合起来也不
w)
能胜过哈佛、斯坦福、耶鲁和其他美国大学。这些大学支配着国际学术界，同时不断从国外吸引最优秀、最聪明的人才加入。它是对美国文化吸引力的一个很好的注释，以致德国总理科尔并没有把他的两个儿子送进海德堡大学和慕尼黑大学，而是送到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学习。
x)
相对于文化力量，结盟是不起作用的。那么它在经济领域会起作用吗？贸易团体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可能是始终存在的。但是有哪一个西方国家愿意与俄罗斯成立共同市场呢？欧盟自己成立一个共同市场？那就意味着放弃竞争压力和分散全球市场提供的技术。如果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进口市场用其贸易壁垒来报复欧盟，那么欧盟的经济利益就将受到威胁。
y)
这就是游戏已经深深地改变了的地方。旧的国家游戏就像是在玩扑克牌，是得失关联，此长被消的。如果我抢走了你的一个地区，你就会在力量和地位上有所损失。但是新的游戏不是这样的。
z)
不会是所有的人都有得失的。1914年就是一个例子，当时尽管英国和德国相互是对方最好的顾客，但它们还是互相攻击。今天，国家很少考虑另一国在共同的事业上所获的不均衡的相对利益，因为战略和经济之间的联系已经变得松弛了。只要没有出现使政治现实变得严酷的大国冲突，这种松弛的关系就会持续下去。
aa)
从理论上，美国应该大大地担心中国的两位数的增长率―
bb)
就像英国从19世纪80年代就开始关注德国一样。然而，美国没有策划防御性的战争，而是在接受与中国的400亿贸易逆差的同时小心地前进，希望共同的利益能够抑制冲笑。在过去的日子里，英国和拿破仑时期的法国互相封锁了对方的贸易，因为军事需要使经济需要相形见绌。今天，欧洲和美国在谈判没有进展时都用经济战威胁对方。但是，它们一般也止步于此，因为双方都担心破坏全球的贸易体系。美国的对手们会通过竞争、模仿和工业间谋活动（反之亦然）来应付美国超乎寻常的“软力量”，因为采取经济
cc)
战作为战略辅助的代价太高了。
dd)
对于“中国制造”的耐克鞋的美国销售商和美国消费者来说，他们都不会高兴赞同对中国竖起贸易壁垒，因为那样会使跑鞋的价格上涨，结果减少了实际收入。与1941年偷袭珍珠港时不在乎经济损失的日本不同，中国必须小心地计算失去它最重要的出口市场的危险性，利益比战争更重要，这就是关键。
ee)
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情况不也是这样吗？当时经济相互依赖的程度在某些方面比今天更深。不同之处是：在20世纪早期，在不完全民主和超民族主义的西方世界中，投资者、生产者和消费者缺乏一种力量以对抗被政党定义的国家利益。当时国王和整个国家都呼吁，旗帜比贸易更重要。所有国家以下的消费者或是生意的利益一一它们与便宜的进口物品或是与出口的工作和利润相关――不得不处于次要的地位。正如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著名论断所言：“我不再知道什么政党，我只知道德国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人接受了国家至高无上的地位。
ff)
今天，向公民提出的对国家和民族忠诚的要求已经失去了它在民族主义时代所具有的威摄力了（这是指法国大革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间的那段时期）。就像建筑和艺术一样，后现代民主也已
gg)
“解构”了。个人比集体重要，而团体――由种族渊源、民族或经济利益决定的组织――比国家重要。旗帜已经磨损了，也就是说力量已经从国家转向了公民。后现代的反论是：当国家拿走并分散了越来越多的国内总产值（在欧洲大约50%，而中世纪时为20%
hh)
到25%），那它的人民对国家就越来越不畏惧并由此拥有更大的发言权。在这个方面，伊曼纽尔・康德的预测是正确的：“如果决定是否宣战的是国家的公民……那么他们会谨慎地决定是否开展这场糟糕的游戏，谨慎地决定是否承受战争的苦痛…”如果国家的权威已经被削弱，如果利益而不是战争成为游戏的名称，那么经济孤立和不合作的代价就会比战争的荣耀更重要。
ii)
当乔治・布什于1990年对伊拉克宣战时，他并没有援引国家或是战略需要的理由。十分典型地，他声称那是为了“工作，工作，工作”（如果萨达姆・侯赛因插手中东的石油储备，美国就会丧失大量的就业机会），这就是发达民主国家的特点。但是，极权主义后的俄罗斯和正在市场化的中国呢？它们不是康德式的共和政体。它们是未来最大的问题。然而，它们于1997年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以暗暗反对“仅存的超级大国”美国为目的），这是19世纪外交政策的古老的一着棋。将来它们将要对美国做些什么？鲍利斯・叶利钦会为了技术和计算机去北京吗？而且中国也不可能从俄罗斯那儿得到它最需要的：西方的良好意识和技术的发展。
jj)
是的，还是这个旧舞台，而且演员看起来很熟悉，但是这五个大国，甚至非民主国家也不会再遵从黎塞留、伸斯麦和帕默斯顿写的剧本了。剧本已经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