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七、国家控制

a)        
现在，关系重大的是国际经济，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国际安全。

b)        
在过去的20年，必须开放国家经济的结果，对实际的和富于想像的国家计划之间的自然密切关系处处提出了挑战。实际的情况是，一个政府能够采用资本控制、自决的财政政策和其他方法来负责管理自己的经济。不难想像，它能通过证明这一责任并用它扩展福利来创造它所依靠的国家社区。现在宏观经济的决定权受到

c)        
约束，政治性的国家正失去一个基础。警觉的欧洲人已经看见解决的方法存在于对一个防御性货币联盟放弃权力，尽管做到这一点很困难。而且正好相反，亚洲的政治家们几乎没开始考虑这个可能性。

d)        
通常他们认为不需要这么做。美国评论家和财经新闻界坚持认为，目前对于困难的解决方法应是放松对生产、价格、货物贸易服务的控制，并重新调整金融部门。这些措施自然吸引了国外那些有权力利用它们的人和负责行使该权力的机构。但分歧依然存在。东亚经济区实现了一个世纪前德国所谓的“国家经济”。正如德国后来所发生的，这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现在，无论在强大或是弱小的经济区，这种成功明显地停止了。一些新加坡著名的国有企业比该地区许多私营企业运转得好，而其他的国有企业，如在中国、印尼和东南亚的前社会主义国家，则因非经济的原因被维持着，并且状况不佳。在所有的东亚经济区里，银行有许多贷不出的款项，并且管理松散，资产常常不被充分利用，公司对投资犹豫不决，而消费者们则小心翼翼。在除日本、韩国和中国的台湾省和新加坡以外的地方，在拥挤、不断扩展的城市之外，还有大批相对贫困的人口。

e)        
所有这些国家经济中还蕴含着政治意图。正是这点更难改变。这里存在着既得利益。增加日本银行和东京大藏省权力的建议遭到另外官僚机构强大利益的抵制。苏哈托给外国商人获利的垄断品，让他的一个儿于管理一个国家的汽车工程，让哈比比接管航空工业，如果他必须放弃这一切，他会很痛苦的。泰国和马来西亚的政治家将发现放弃顺从的银行是不容易的。更重要的是，东亚的政界依然确信对国家经济和公民的控制正是他们的权力所在。伊藤博文从普鲁士拿来模式并改装给日本。日本和东亚其他地方的后来者又将其调整以适应冷战的环境和对民主的正式需求。在日本，民主在宪法上写下了一笔，并在1993年之后显示出

f)         
正在进行实施的迹象。在其他地方，它或者被腐败和未决的冲突所敷衍（如在泰国），或者被竞争的表面现象和“亚洲价值”所压制（如在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和中国的台湾省），或仍被一党拒绝承认。

g)        
在美国看来，这种政治是民主史前历史结束的例证。在英国看来，它们显得更有秩序，像新加坡一样，处于自身历史的终点。这是一种模式，即在目前的国际经济中，在一个只有国内政策的细节可被讨论的地方，一个国家在恪守秩序时也可拥有繁荣。但这些观点告诉我们的更多的是美国自由主义者以及英国某类后社会主义者（和后保守党人）的希望，而非对东亚的认识，它们更注重实用，但具有更开放的未来。在国际上，东亚国家将不得不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里遵循美国制订的安全规定，接受国际金融的变化，并尽其所能从日本的实力中获利。在国内，它们将有更多政治上的自由决定权。这些国家在21世纪晚期所面临的问题，正如其他地区的国家一样，将是中国是否会获得美国在20世纪所拥有的实力。

h)        
（朱善萍刘子彦译萧韶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