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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给这些背信弃义的人一个教
训。从今以后，在他们的土地上，欧洲的名
字如果不能成为爱的代名词，那么它将成为
恐惧的代名词。
号《伦敦时报》。
虽然额尔金的情绪不佳，但他还是决定率五艘船沿长江做一次凯旋性的航行，不仅是庆祝，也想借此展现英军军威，挫败中国人的士气，使他们不敢毁约。可是消息传来，广州出现了游击队的反抗，额尔金不得不缩短了航程。新任广州巡抚黄恩形下令城民
“满怀正义，群起攻击，想方设法向敌人报仇”，因而引起骚乱。广州人响应号召，拿起武器。7月，一支临时部队在英国人的驻地黄埔架起大炮，向空中开炮。1858年7月21日，这些人得知《天津条约》的耻辱条款之后，在广州发动了一次快速攻击。1858年10月，额尔金在上海与中国代表商谈之后，要求撤掉广东巡抚黄恩彤，因为他就是这支临时部队的首要煽动者。
上海会谈还敲定了一个关税条约，包括鸦片关税——这个条约在中英关系史上第一次正式承认了鸦片贸易的合法地位。与此前的冗长谈判不同，这次中国官员因为迫切希望尽快充盈国库，同意把关税定在8%，比其他所有进口商品高三个百分点。英国人同意在鸦片渗入内地之后，让地方税收机构额外征税，这使中国人心花怒放，因为《天津条约》对这样的强取豪夺是禁止的。
但是另外一些意外的事情，妨碍了《天津条约》最后条款的签署。在英国在北京设立常驻使节这个条款上，桂良和花沙纳反悔了。1858年10月22日，他们在给额尔金的信中说，这个条款是在胁迫下同意的一—确实如此。他们提出，英国大使可以不作为外交事务使节访问北京。他们还解释说，北京城民非常排外，他们担心英国人住在那里会不安全。四天之后，他们在给额尔金的
信中提出了一个更加引人注意的理由：“外交使节永久驻扎在北京将给中国带来无法言表的伤害。本国现在处在危急混乱关头，我们担心这件事情将会导致臣民对政府的不尊重。”这封信的后面说明了这种藐视很可能颠覆清王朝，帮助太平天国。比起北京满清朝廷中那些口是心非的官员来，英国人更加憎恶太平天国。
钦差大臣关于造反和混乱的礼貌的威胁让额尔金动摇了。他在1858年10月30日的复信中说，他要给外交部传达这些请求，
“谦恭地提出个人观点，即如果明年交换批准条约后，女王陛下的大使可以在北京得到正当礼遇，天津商定的各个细节也都将得到完全贯彻，那么陛下驻华代表选择在北京以外的地方常驻，定期或根据事情轻重缓急随时进京处理，都是合理的。不管怎样，条约中女王陛下的权益都将得到很好的保护”】。
额尔金放弃常驻京城的要求，免遭中国人的厌恶。他在这个问题上以及其他问题上的态度出现急速转变，或许反映出他的一种自我保护愿望和温和的良心发现。不管皇帝如何决定，就像游击队的袭击所表示得那样，在北京设立英国公使馆无法保障其安全，因为四周的暴民都恨不能置之死地，40年后的义和团运动将证明额尔金的担心是很有预见性的。法国人也反对在北京设立使馆；额尔金的上司马姆斯伯里勋爵也支持这位全权大使所做的让步，认为“如果中国人不安好心，对公使来讲，北京将是一个陷阱”。21额尔金没有意识到，在10月份他与代表们谈论关税和以及在北京设立大使馆的时候，伦敦政府已经提前三个月同意把使馆设在上海。
在上海结束谈判之后，为了炫耀不列颠从此可以在中国通行的新权利，额尔金决定花两个月的时间沿长江旅行，随行的有一艘运输船和作为防御的两艘炮船，以备万一。额尔金沿途经过的
地方大多数都在太平军手中，当他的船只经过义军都城南京的时候，南京城墙架起了一门大炮，直指英国人。额尔金十分厌恶太平军，此情形使他更加相信起义军没有接受他们的对头——皇上一—已经答应了的条款，即允许侵略者在中国随意通行。额尔金的炮船只发了一炮就把起义军的炮台打翻了。为了惩罚南京的守军，额尔金下令炮轰南京90分钟后再开船。一名逃兵告诉额尔金，虽然太平天国禁止吸食鸦片，但是三分之一的信徒都是瘾君子。这个数字或许能够解释为什么太平天国节节败退。额尔金希望自己的长江之行在京城掀起高潮，他要在那里执行另一条款，向皇上递交一封女王的国书，以此作为直接与皇上交涉的一个象征性行为。但是广州的情况日益严重，他不得不回到南方。
英国人征服广州的时间十分短暂。1859年2月，乡勇暗下埋伏，在广州郊区杀害了700名英国水兵。为了报复，冯·斯特劳本兹将军率领广州3000军队杀进广州以南乡勇的营地，大肆杀戮，将其夷为平地。乡勇营地所遭受的毁灭，预示了日后英国人在京城更加严重的破坏。这种军事示威行动效果明显。不久，皇帝声明遵从并答应额尔金的全部要求，把黄恩形革职，并下令解散乡勇。
就在额尔金继续与中国人交涉的时候，1858年夏天，他的弟弟腓德烈·普鲁斯带着《天津条约》回到伦敦。马姆斯伯里勋爵为了奖赏普鲁斯，提升他担任驻中国第一任大使，考虑到他兄弟的军事和外交胜利，这本是他兄弟的职位，但是额尔金已经筋疲力尽，灰心丧气，不想担此重任。马姆斯伯里警告普鲁斯不要信任中国人。
1859年3月，额尔金离开中国，4月，在斯里兰卡，他遇见弟弟，当时普鲁斯正在返回中国就任新职的途中。虽然总体看来普鲁斯只是一个忠实的庸才，他能获此职位多亏他那更有天赋的哥
哥，但是普鲁斯和伯爵一样顽固。在额尔金担任英国在北美的总督期间，这位新大使曾经是纽芬兰的副总督。此前他则在1844年担任香港殖民地秘书，这使他对中国的风俗和特性有了相当多的知识，因此他也能够胜任这个职位。
普鲁斯于1859年6月18日到达白河河口，同时率领着16艘战船的浩大队伍，这样可以更加便于实行《天津条约》以及后来在上海获得的权益。让普鲁斯两兄弟舒心的是，脾气暴躁的西马糜各厘海军上将已经回到伦敦，接替他的就是海军上将詹姆斯·贺布，他陪伴普鲁斯返回中国。比起前任来，他的脾气甚至更加暴躁，而且，可能比他的前任更加蔑视中国人。英国人到达三天后，新任美国公使华若翰（John E.Ward），乘着一只小小的汽船赶来了。法国公使安东·德·布尔布隆（Anton de Bourbelon）只随身带着两艘船，不过其他法国船只都停靠在印度支那（Indo-
China）附近。
皇帝还在努力把夷人拒之门外，他建议在上海签署条约，但遭到三个列强的一致反对。在一份备忘录中，皇帝在上海的代表向皇上讲明了目前中国军事的颓势，这份备忘录还表明，中国人丝毫不想遵守各项条款：“夷人（仍怀有敌意），很难下手处置他们。只有等中国军队振作起来，有了足够的坚船利炮，我们才能随意推翻一切。就目前而言，我们只能避免最坏的情况，等待时机。”11这种坦率的猜测大概起到了一些作用，因为1859年6月18日，皇上分配了三座房子给新任的大使们。当然，新设的大使馆都在城外。
一些大臣仍然坚决反对外国人住在北京，绝望的官员仍希望大使磕头！这些心怀不满的官员下令在白河放置三道竹堆，每堆三英尺厚，用来阻挡“敌人”的前进。普鲁斯避免战争的希望也是
徒然，他写信给北京，请求清除这些竹子，但没有得到回音。贺布上将请求普鲁斯允许摧毁这些竹子。1859年6月21日，在船长威利斯的指挥下，一艘汽船突破了第一堆竹子，但是其他两层还没破坏，用了大炮也不管用。在夜幕的遮掩下，中国人又修好了第一道竹子。
6月25日，普鲁斯在京城以外8英里的地方接到一封信，信是直隶巡抚恒祺写来的，他建议大使在北京以北8英里的北塘（原文如此）落脚。这是个挽回面子的妥协做法，但是英国人无意顾及中国人的尊严，他们有炮船舰队，武装到了牙齿，又打了3年仗，进行了激烈的谈判。巡抚施些小恩小惠，给英国人送去新鲜的食物。普鲁斯没有被食物贿赂打动，告诉贺布再试试攻破竹子。
25日中午，贺布下令旗舰“普洛威号”上的大炮开火，轰炸停靠在第一道竹子后面的40门中国大炮。这支船队包括4艘英国汽船，1艘法国船。贺布非常鲁莽，佩带着标明自己身份的金质徽章站在船头，一名中国神枪手一枪打中他的大腿作为回敬。贺布倒在甲板上，这下受到的创伤比子弹更严重。船上的外科医生给他包扎剧痛伤口的时候，他仍然呆在甲板上。中国的大炮经过改良，虽然还是固定的，但这次准多了。贺布的副官和8名水手都被炸成了碎片，其他22名也受了重伤。
贺布的勇猛此时简直与自杀无异。他划着小船到“负鼠号”
（Opossum）上，再次毫无保护地站在甲板上。因为腿受伤，他只好抓住栏杆，栏杆也被另外一发炮弹击中了。栏杆倒塌的时候，这位上将倒在甲板上，摔断了7根肋骨。他让船长谢德威尔（Shadwel）指挥战斗。敌人的炮火摧毁了进攻者的全部5艘炮船。普鲁斯下令派遣另外7艘原本退在8英里之外的战船替换这些被损坏的船。到傍晚时分，5艘英国船已经被中国炮火打得无
法动弹，另外一艘已经搁浅，成了炮台上大炮的美餐。
虽然美国人在表面上是中立的，但海军准将约西阿·塔特纳尔（Josiah Tattnall）得知贺布已经受伤、英国船只被毁，冲破第一道竹子之后，深陷重围，无力反抗，遭到河两岸中国大炮的袭击的时候，塔特纳尔的军人义气和种族上的团结战胜了中立立场。在得到美国公使华若翰的同意之后，这位准将乘着汽船即刻赶往拯救落难的同志。他的“托伊汉号”（Toeywhan）带领着两艘装满200名水兵的船到达了。他大声向贺布高喊：“血浓于水，我绝不能袖手旁观，看着白人在我眼皮底下遭到屠杀。”【1准将的一番话无异于给美国水兵的进攻加了一把火。在经受了几个月来广州人对他们的冷言冷语之后，这些水手终于可以用军事报复来发泄内心压抑的愤怒。准将一番大喊中透露出的种族主义，使其没能像其他伟大的美国军人机敏的对答一样名垂青史，比如“我刚要投入战斗”，还有被删掉的，“傻瓜”等等。
大约晚上7点钟，中国人放的烟火照亮了战场，也给这次屠杀带来了一点节日的气氛。由谢德威尔船长带着55名皇家水手及法军司令特里科特带领着的法国水兵登上了大沽一个炮台外面的泥泞台子上。就在侵略者在没膝深的泥水中艰难行走的时候，炮台守卫者手中的原始抬枪发挥了短距离射击的优势，因为此时欧洲军队事实上已经陷在泥里动弹不得，他们带来的准备攀爬炮台围墙的吊桥和梯子都已经被中国人摧毁了。谢德威尔派人给上司送信，说他的人已经无法动弹，请求增援，炮轰围墙。但是他们已经丧失了战斗力量，请求没有得到批准。他接到命令，带领伤员安全撤退到船上。
英法都意外遭到巨大的人员伤亡。谢德威尔受伤，特里科特被杀，1000名参战官兵中几乎一半被杀或受伤。炮船“李号”
（Lee），“普洛威号”和“鸿鹅号”都被损坏，“茶隼号”
（Kestrel）沉到江底。战败的士兵中有些曾参加过克里米亚战斗，他们垂头丧气地说，跟大沾炮台的战斗比起来，巴拉克拉瓦（Balaclava）不过小菜一碟。7月1日，贺布告诉普鲁斯，如果没有增援，就不可能对这个炮台再次发动进攻，否则无异于自杀。
贺布在给这位上将的信中谈到自己对中国突然之间增长的军力感到万分惊奇，而在此之前，这一直是他们的笑料谈资：“要是我们遇到的抵抗与往常在中国的战事一样，毫无疑问，这个地方早就成了我们刺刀上的战利品了。”1为了挽回面子，普鲁斯向伦敦汇报说，大沾炮台的士兵之所以突然展现出惊人的军事力量，很有可能是俄罗斯人暗中相助的结果，尽管他们在名义上是盟国。普鲁斯称目击者一参与战斗的水手——可以证明一切，他们看见戴着毛皮帽子，身穿欧洲服装的人在炮台围墙顶上指挥战斗。巴麦尊之所以听信了普鲁斯捏造的故事，其原因或许与捏造者的动机一样——为了这次在孱弱的对手面前尴尬的战败寻找一个借口。
僧格林沁亲王曾经力挫太平天国起义，他统领的蒙古骑兵部队是朝中的主战派。就是他指挥了大沾炮台防御的胜利。胜利之后，他警告自己身边的人不要过于乐观。他在1859年7月5日给皇帝的一封信中分析了欧洲人的情况：“他们必定积怨已深。河上大多数夷人炮船都已被毁坏。他们必定要回到广州和上海，聚集（更多）战船，图谋报复。”12l亲王对于“中立”的美国人参与大沾战役一事非常愤怒。“虽然战事始于英夷，但法、美从中捣乱也不可避免”。【】
僧格林沁的这番抱怨来源于从一名加拿大俘虏约翰·鲍尔斯
那里得到的情报。为了免受牢狱之苦，鲍尔斯谎称自己是美国士兵。中国人没有释放他，但是把他的话当成证据，证明美国人放弃了自己的中立立场。和许多有着种族优越感的中国人一样，僧格林沁对于西方地理和历史非常不了解，他以为加拿大是美国的一部分。一位美国传教士会说中文，试图解释英属加拿大、法属加拿大、美利坚合众国及北美大陆之间的区别。僧格林沁在另外一封信中表示了自己的不信任。“（传教士）声言美洲包括英人和法人，如有争端，旗帜是惟一标准”。但是，鲍尔斯的诡计得逞了，被捕一个月后，他被释放了，这表明僧格林沁想要安抚英国人，并且不希望触怒美国人，免得他们以后继续参加军事行动。但与此同时，他也释放了一名没有隐瞒自己身份的俘虏。
重大伤亡的消息传到英国之后，德尔比政府在1859年6月10日倒台。不知悔改的主战派巴麦尊伯爵，感到自己的侵略政策在大沾惨败中获得证实。他在75岁的高龄，仍然意气风发地返回政坛。巴麦尊私下告诉一名秘书，他怀疑俄罗斯人指挥了大沾炮台的战斗一—尽管这仍然无法解释大沾的成功防御，因为三年前，俄罗斯人在克里米亚战役中的惨败已证明它在军事上与中国同样薄弱。如果不是因为信息不通，这样的推测简直像个玩笑。普鲁斯捏造的故事已经被英国利用。
尽管巴麦尊捕风捉影地说俄罗斯人进行了干预（俄罗斯人实际上并没有出现在大沾的围墙上），他还是把全部怒火集中到中国人身上，决心放弃对待北京的渐进策略——这个策略原是德尔比和额尔金极力拥护的。巴麦尊写信给外交部，“我们无论如何必须让中国人为他们的暴行后悔。我们可以派遣一支海军部队进攻并占领北京”。《伦敦时报》发表了和巴麦尊一样的好战观点，在社论中说“（我们）要给这些背信弃义的人一个教训。
从今以后，在他们的土地上，欧洲的名字如果不能成为爱的代名词，那么它就将成为恐惧的代名词”。】1859年9月中旬，在一次内阁会议上，只有格拉斯顿还是主和派。作为财政大臣，他决定唤起巴麦尊的财政信用责任，而不是他变化不定的良心，强调继续战争所需要的高昂代价，尤其是进攻北京将带来的财政负担。
额尔金也参加了这次内阁会议，因为此前巴麦尊已经任命他为新的辉格党政府总邮政大臣。看来这位伯爵没有党派立场，因而成为辉格党和托利党竞相讨好的目标。其实，就在托利党倒台之前不久，因大沾惨败，财政大臣迪斯雷利已经力主撤掉马姆斯伯里，任命额尔金为外交大臣。托利党政府的下台使任命一事无法实现，但是新首相巴麦尊还是起用了伯爵。伯爵其实一直希望退休，回到他在苏格兰的领地布隆霍尔。额尔金的责任感和“贵人行为理应高尚”的理念使得他无法享受个人生活。尽管伯爵担任的新职位与中国的混乱局面——看来那是由他弟弟处理不当造成的一—没有任何关系，但是，伯爵还是怀着沉重的心情和负疚感。1859年9月13日，额尔金到巴摩鲁（Balmoral）参加女王的宴会，其后他对夫人表达了自己内心的不安：“亲爱的，你也知道从中国传来的可怕消息，我有些受不了。昨晚我一夜没合眼。”l21在内阁会议上，格拉斯顿痛斥普鲁斯要进攻北京、一劳永逸地结束冲突的想法，额尔金对此沉默不语，但巴麦尊和外交部站在普鲁斯一边——必须拿下北京。即便如此，额尔金还是劝告要把握分寸，他担心占领北京将导致清朝覆灭，让仇视资本主义的太平天国统治中国——对于英国和他们的重商主义目标来讲，那就大大不妙。他这样对内阁成员查尔斯·伍德解释说：“如果过度地羞辱皇帝，就会给全世界这项回报丰厚的贸易带来危险。我对
那个人们普遍认同的观点持有异议，即如果我们能够足够地自由使用武力，我们就能够在中国做任何事。”
英国的主和派主张在此后与北京的交涉中使用外交手段，而不是武力。但是他们却看到了1859年7月美国公使华若翰遭受到的不公的一幕。此时他们意识到，在大沾胜利之后，中国人根本无心拖延。在如此巨大的幸运面前，他们更喜欢武力，而不是外交函件。华若翰公使最近的外交动作，看起来证明了中国人的死板。华若翰同意绕道北京以北160英里的北塘（原文如此），从那里进入北京。华若翰没有像其他清朝高官那样坐轿子，而是接受了中国人成心为羞辱他而提供的一辆木马车，没有弹簧，甚至没有带垫子的椅子。中国人狡猾地告诉大使，俄罗斯人更喜欢以这种方式在中国旅行，但是事实上，进京朝贡的夷人才坐这样的车。大车一路颠簸，从北塘到达北京。华若翰在途中忍受着严重的关节疼痛，到最后几英里时，已实在无法忍受，宁愿下车步行。1859年7月27日，中国人终于高兴地看到西方列强的外交代表像个农民一样，靠双腿走着进入北京。这些夷人卑躬屈膝，终于回到他们应有的位置。
和此前许多欧洲人一样，华若翰断然拒绝磕头这种怪异的礼节。中国官员试图打个折扣。他们没有按规矩要求他磕头九次，同意只需三次即可。华若翰来自于美国南方重视礼节的佐治亚州，他说自己愿意磕头，不过他“习惯向上帝和女士磕头”。一位官员回答说：“皇帝就是上帝啊。”
虽然英国公使额尔金伯爵和他的弟弟非常习惯单膝跪地拜见女王，这位美国公使却拒绝在一位不那么仁慈的独裁者面前下跪。他主动提出鞠躬，但是对于这些习惯了繁文缚节的朝廷官员来讲，那还不够谦卑。华若翰在给朝廷的一封信中提出一个代替磕头的办法：“我愿意脱掉帽子，深深鞠躬，迎接皇帝陛下；愿意
站着而不是坐下；愿意只有在回答问话的时候才开口；愿意倒退着离开，陛下还在时绝不转身。”11这位大使的诚意还是有所保留，在给皇帝顾问的这封信中，他提到陛下（his majesty）的时候，他没有用大写。中国人提出了一个变通的办法：大使是否愿意鞠躬，并且用手指触地一—对于中国官员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让步，但华若翰还是拒绝了。
几番书信往来之后，最后达成了一个非常可笑的让步，这位美国人把腿隐藏在桌布后面，这样皇帝可以假装他在下跪，尽管事实上他并没有下跪。但在最后一刻，圣上在大沾胜利的鼓动下从鸦片瘾的昏迷中清醒过来，收回了手指触地的让步，并且要求那位全权大臣磕完九个头。皇帝提出的理由是因为美国人参与了大沾战斗，那么他们的大使就应该磕头谢罪。
关于磕头的讨价还价没完没了，一直拖延了足足14天。最终，皇帝下令驱逐华若翰和他的随行人员。虽然这举动恶化了中美关系，使得中国失去了美国的支持，从而也失去了美国这个中国与英法之间的缓冲器，但事实证明，磕头没有造成大的影响。华若翰回到北塘，在没有皇帝干预的情况下，他与中国官员在1859年8月15日签订了一份条约。他还设法完成了其他一些任务，让皇帝接受了总统布坎南的一封信。华若翰成功地打破了条约签订过程中的僵局，这是因为美国与英法不同，并没有坚持在京城签约。华若翰说，和平就是和平，管它是在北塘还是在北京。在美国同行的才能和成功面前，普鲁斯有些尴尬，这更加衬托出他在中国的失败。1859年9月3日，英国大使在给新任外交大臣的一封信中猛烈攻击清政府：“中国政府还远远没有意识到外国公使的权利，不管他们在纸上同意了什么，但他们在事实上拒绝了在国家平等的基础上展开外交往来，他们认为只有溜须拍
马、赞美中国皇帝的无上地位，才能够进入京城。”1】
到此时为止，疲惫的巴麦尊已经厌倦了这种礼节上的纠缠：
磕头及谁的主权高于谁之类的问题。他更注重的是行动，而不是与中国的论争。1859年9月12日，他给外交部秘书埃德蒙德·哈蒙德写信：
这是一个来自中国的坏消息。我担心我们的人民对中国操之过急，而没有采取正当谨慎的态度，在河面上进攻的时候，没有侦察地形。但是指责已经发生的事情毫无用处。问题是今后该怎么做。我认为，我们无论如何必须报复。进攻北京可能是个巨大的军事行动，但我们或许可以在长江出口封锁大运河，或者我们可以占领舟山，但是我们不得不和法国共同占领这个地方，这样做并不适合。l
巴麦尊小心翼翼进展的时候，媒体却嗜血成性，发表好战言论；他们闻到了血腥，还想要得更多。巴麦尊向哈蒙德透露自己犹豫不决的心态后，同一天，《伦敦时报》发表了一个强硬观点：
既然中国人没有签署《天津条约》，“做出这种毫无信用、野蛮无礼、背信弃义之事，那么英国和法国，或者必要时抛开法国，
（必须）教训一下这群背信弃义之人，让他们知道，从此以后，在他们的土地上，欧洲虽不能成为爱的代名词，却是恐惧的代名词。”】《每日电讯》1859年9月14日的社论同样充满血腥，扬言“我们的战士被杀，大仇未报，万不能犹豫不决”。句格拉斯顿没有因这些社论而动摇，仍然坚持自己的和平主义
立场。1859年9月17日，他在内阁会议上的演讲也是如此。这位财政大臣断然拒绝普鲁斯和媒体所宣扬的、为报复兵败大沾一事发动对中国的全面战争。事实上，他甚至没有提起大沾一事。他告诉各位同僚，一方面英国必须增派部队稳定局面，坚定普鲁斯已动摇的立场；另一方面，大使应该重新下令，迫使中国人签署《天津条约》，而不是发动普鲁斯所希望的现实中的战争。
额尔金作为邮政大臣参加了内阁会议，对于弟弟呼吁入侵北京一事，他十分反对，此事令他万分痛苦。他一直沉默不语，没有在内阁会议上批评自己的同胞。但他在给第一位海军上将查尔斯·伍德的信件中透露出了不安。额尔金担心，即使报大沾之仇能给他带来一些荣誉，但太平天国叛乱也会将这点荣誉一扫而光。成功占领北京必将推翻清王朝，英国人将不得不面对一些比之国家耻辱更加令人憎恶的事情，这就是额尔金不希望看到由反对私有制、反对贸易的太平天国控制中国。他给伍德写道：“如果过分羞辱皇帝，严重伤害了他对臣下的影响力，那无异于杀鸡取卵。”还谈到了10%的鸦片税收：“（那将）使这个国家陷入混乱，使全世界这项回报最丰厚的贸易陷入危机。我知道这些观点并不受欢迎。人们普遍认为，只要我们随心所欲地使用大棒，就可以在中国为所欲为。我非常反对这种观点，无论如何我都要讲出来，不管我个人将为此付出怎样的代价。”l
欧洲大陆上，拿破仑入侵意大利、夺取由奥地利控制的伦巴第之前，调停都停止了。谣言四起，说法国随即要进攻英国，还有一个针对中国的远征。人们听信这种歇斯底里的传闻，说法国皇帝召集了12000名步兵，两个骑兵中队，两个炮兵连，20艘小型战舰，向伦敦进军……还是兵发北京？如果英国人不小心处理中国的外交和军事危机，法国就将一一那么战利品就将归这位胜利
者独享，还有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等等……英国的好战派云云。
这些关于法国的黑暗用心的传闻没有动摇额尔金，他有了一个与弟弟恰好相反的计划。他在内阁备忘录上说，与其进攻北京，帮助太平天国夺权，不如派遣一支英国军舰封锁北白河，阻止运送大米的中国帆船，不让他们到达京城，由此让满清王朝因饥饿难耐而屈服——不用推翻它。事实上，这位贵族伯爵实在是信口开河，而他的内阁同僚没有一个对中国经济有足够的了解。在中国北方，大米并非主要食品，不过是个点缀。如果切断大米供应，京城居民可以食用玉米和大豆，这两样非常丰富；他们不可能被饿死。皇帝更不可能因为缺乏一种副食品而屈服。但是，内阁照搬额尔金想像中的菜单。1859年10月29日，外交大臣指示普鲁斯，要求中国对于大沾英军的伤亡道歉，支付赔偿，并且同意签署《天津条约》。30天内中国人必须做出答复一—狡猾的官员再也不能策略性推延一—如果他们逾期，普鲁斯就将按照哥哥的计划，封锁白河，而不是进军北京。
拉塞尔给普鲁斯的信于1860年1月到达，指示他立刻发出期限为30天的最后通煤。不过额尔金的粮食封锁的想法有很多漏洞，内阁对于皇帝的三餐更加无知。另外，伯爵也没有告诉他的同事粮船到春季才运粮进京，而1月份的封锁毫无用处，荒唐可笑。更重要的是，贺布要到1860年4月才能装备好封锁用的船只。得到伦敦的允许后，普鲁斯拖到3月才下达最后通煤。同时，好战的辉格党政府拒绝了额尔金的建议，不愿放弃在北京设立常驻英国大使的要求，政府指示普鲁斯在最后通煤里增加这个要求。据新任英国驻华军队首领詹姆斯·贺布·格兰特将军所言，中国对这个新要求的答复是——断然拒绝—“无耻之至”。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