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五、对自由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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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撕裂的喉管进入天堂”―“苏丹伊斯兰教徒正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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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穆斯林法兰克汗号召数百万名黑人在华盛顿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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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什迪不能死”――“巴黎再次发生爆炸事件”――“伊斯兰圣战者组织武装了自己”――“伊斯兰恐饰分子郑重警告”――“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者拿起武器”―“以真主名义造成的爆炸恐慌”。90年代初，塞缪尔・亨廷顿对文明之间的冲突的论文发表的正是时机。在征服了主要对手后，西方等待新敌人的时间太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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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由美国教授撰写，向我们解释未来冲突的根源将不再是意识形态的、经济的，而是文化上的书被出版，它正是我们的所需。事实的确如此，因为多年以来，许多政治家和记者感到阿拉伯式的伊斯兰教极端主义是一种威胁。当享廷顿的著作爬上杨销书榜时，华盛顿和巴黎弥漫着一种怡人的肯定：等了这么久，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共产主义的合理继承人――伊斯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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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新敌人的进一步研究发现事实并不令人鼓舞。不可能找到一个像莫斯科一样对伊斯兰敌人发布命令的总部，没有宣传攻势，更没有旨在摧毁西方文化的公开宣战。文明间的撞击只是西方的幻觉吗？不是。毕竟，文化的对峙早已成为现实。当西方对生命意义、生活方式、挣钱、享受、暴力、性的概念与一种宗教解释相遇时，撞击便会发生。当西方的电视节目通过卫星被接收，西方的生活方式遭受曲解、排斥、攻击时，撞击便在近中东、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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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中南美洲数以万计的地方发生了。少数极端主义分子组织公开宣布自己是西方的敌人，因为他们被西方解释和推行民主的方式所激怒和侮辱。这些建立在对自由的根深蒂固的恐俱基础上的情感有朝一日可能为积极反对西方文明提供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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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自由的恐惧”可能成为自由倒退的推动力，它不是来自外部，甚至不是伊斯兰，而是来自自由民主的本身。有这种恐惧的人处于一切社会层而和阶级中。这些来自广泛的中产阶级的人会为许多理由造成一个专制体制。他们的行为决不类似于传统政治或社会群体的行为。这也不是阶级冲突。它更是一场渐进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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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眼下既无组织也不被鼓励。但是，它却在那些像伊斯兰极端主义者一样排斥我们的社会的文化、道德、政治状况的人大脑中形成。因为他们感到厌恶、被排斥，因为他们再也无法处理现状，因为他们害怕失去拥有的一切。他们由那些匿名的，还没有勇气站出来的，却愈来愈想说“不”的人组成。波兰作家安德尔泽・斯捷克萨皮奥斯基把他在欧洲许多国家注意到的这场运动描述如下：“人们问自己，在一个充满毫无联系、难以理解的无序因素的世界里，在每一个观点都得到认可，都被电子媒体传播的世界里，有效的民主究竟能不能存在。这种疑虑的后果是希望专制的解决办法。”由于媒体在我们社会如今已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过度多元论似乎走到了尽头。我们的社会以更快的速度变化着。特别是近期在计算机数据领域的科技突破使生活的步伐大大加快。结果是，处于压力和缺乏时间的焦虑到处蔓延。学术调查表明，多数人只是主观地认为周围的环境在快速变化。在欧洲，四分之一的人抱怨生命过快地流逝。根据一项典型的调查，德国人认为缺乏时间和压力是引起疾病的主要因素之一。“没有时间”，由于压力巨大而必须在更短的时间内作出更多选择似乎是二战后一代的命运。这便造成对一些人的过度要求，他们知识上并无能力从许多意见和信息碎片中挑选出对决定他们生活有特别重要意义的部分。同时，它使那些需要用道德和政治标准来鉴别的人失望。因此，对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的要求同对独裁领袖的需求一样越来越强烈。在德国、法国和斯堪的纳维亚，根据斯捷克萨皮奥斯基所称，受欢迎的想法是：等待某种“匿名的、秘密的”能改变个人和整个社会命运的东西。人们渴望铁腕秩序，他们觉得自己面对大量信息、意见、判断、错误甚至成功无法继续做出选择。许多人得出两个电视频道要比100个好的结论。生活会变得更简单、更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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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新闻审查制度并不那么糟，因为毕竟有人要决定我们什么该知道，什么不该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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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想法仍被禁止；它们只在小圈子中，没有公开，但是运动正在壮大。它通过许多途径达到目标。在美国，假宗教团体滋生起来，并在公共集会中实行新闻审查和肉刑。其一种分支一“守信者”――在四十多个国家十分活跃，有超过20万的支持者。它的成员必须发誓遵守最严格的行为规定，他们强烈反对堕胎和离婚。在美国发生的例子表明，这些组织的狂热成员对实施谋杀毫不手软。总之，它倾向于一个从传统中产阶级中招募成员的运动。他们包括年轻人和老人，涉及到美国人、德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他们都支持建立新道德、家庭和重拾传统价值观及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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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承诺肯定有其益处，对变化着的价值观的国际讨论仍是正面标志的时候，这种标志意味着人们对知识和政治的危机持有敏感性，我们必须小心地评价他们。毕竟，回归以前的价值观也能引发社会政治倒退的危险。任何假装宣称我们只要打开历史抽屉就能重建社会的人都忽视了过去社会模式中的阴暗面。当然，安全、法律和秩序可以构成建立在自由基础上的秩序的支柱。它们也能被指责为压制人们的自由，维护专制统治。这或许没被这种团体认识到，或者被有意忽视了。美国民兵运动有20万同情者，它充满了美国独立国家时期的浪漫情怀。在加利福尼亚州，不满的公民把自己组织在“武装的公民为责任而战”的口号下；在内华达州，一个名为“不惜任何代价取得自由”的组织十分活跃。这些民兵组织是包括白人中产阶级在内的保守主义运动的冰山之一角。他们迎合了道德家、玩枪者，也迎合了右翼激进分子和对富裕社会愿望幻灭的公民。他们的反对者是自由主义者、无神论者、福利制度的寄生虫和民主机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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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壮大的宗教一原教旨主义者团体和半军事化行动分子不同，其他促使自由倒退的力量却难以指明。有可能指明的是为独裁铺平道路的五个发展方向。第一个运动是针对西方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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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美国和欧洲，这一运动的支持者是那些无法接受富裕程度降低的人，那些无法找到工作和生活在无休止的对失业的恐惧中的人，那些无力支付更多社会保险并不断被推向社会边缘的人，那些反对把经济学的思考拓展到社会生活所有领域并惧怕全球环境灾难的人。这群人从知名科学家们批判旧经济政治制度的冲击，哀叹经济学的思考统治的怀疑文章中找到了根据。他们包括备受尊重的伊坦・卡帕斯坦，他在《外交事务》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总结出下述的怀疑论论点：“世界可能正向悲剧的时刻迈进，未来的历史学家会问：他们为什么没有尽早反应？商业和政治精英没能预见科技和经济发展带来的混乱吗？是什么阻止他们为防止全球化社会危机而采取必要行动？”与美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一起，卡帕斯坦得出结论：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将会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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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运动致力于反对个人主义，特别是反对解放妇女。它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得到人们的支持。这些人哀叹传统家庭的崩溃，或许他们就在破裂的家庭中长大；他们承受着离婚和社会隔绝的痛苦；他们不处在从广泛选择范围中作出选择的地位；他们把男女之间的新型关系视作威胁，并且要求恢复男性主宰、权威和统治的地位。他们希望回到等级社会，在那里，世袭决定个人地位，每个人有指定的地位并且在可发展个性的范围内给以道德上的约束。根据斯捷克萨皮奥斯基的说法，许多人把这种约束看做是福音，因为他们抛弃个人对自己命运的责任。他们声称这一“对自由的远离”决不是我们的文化的独创；其新奇之处是它今天“无所不在”。这种运动也反对媒体。那些再无法容忍传媒宣传的性和暴力的人，那些希望保护孩子免受传媒侵蚀的人，那些不想供养收人百万的娱乐业巨人的人支特这种运动。也许波茨德曼的观点是正确的。这一运动的这一方而倾向于小规模，因为大多数参与者甚至不了解传媒的微妙机制和消费结果。但是要求“可靠信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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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洁娱乐”的人的呼声会越来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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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项运动是反民主福利制度的。它的支持者是那些无法再享受福利的人；还有那些由于前辈为了讨好有组织的团体和官僚而必须偿付公共债务的人；那些必须支付大面额税单、社会安全募捐并且深知直到生命尽头也无法从这些支出里取得多少好处的人。但是这项活动也受到备感歧视的人的支持，因为他们不再参与福利系统，并且没有享受到可以共享的利益。它的支持者还包括那些感觉无法再相信宪法国家的人，因为这种国家变得太难操作、太复杂、太官僚主义；包括那些持有当你能付得起昂贵的律师费用才会得到正义的印象的人。尽管没有成文的法则，但在国家和繁荣的经济向公民提供的社会安全和民主稳定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因此，詹姆斯・布坎南相信西方民主只有在社会福利方案继续保持“一般效力或准一般效力”的条件下才能继续生存下去。否则，“歧视性福利国家”将暗中破坏民主，导致独裁。他认为，西方民主正毫无察觉地向后者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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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项运动是反对多元文化的社会。其支持者包括美国、法国、英国、澳大利亚和德国那些认为外国人骗走他们工作的人；在某些方面因外来者联合或犯罪面受到伤害的人；认为通过逃避能避免文化之间的冲突以及把种族主义和外国人恐惧症解释为文化优越的人。在欧洲，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针对外国人的暴力犯罪猛增。仅在英国，警方每20分钟就会记录一桩对非白人公民的种族攻击。1987~1997年间，美国境内对黑人的攻击增加。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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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形曲线》这本在1995年夏天摆取美国人视线的书的热烈讨论是种族间侵犯的后遗症。这本书提倡蠢人和聪明人之间新的种族隔离。其作者指出，由于基因原因，黑人智商比白人低。两个月间，此书售出40万本。在欧洲国家，不能低估正在升级的潜在冲突，因为那些接受这种理论的人来自组织周密的国际右翼极端分子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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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种运动是针对现代科技的。支持者主要有德国、法国、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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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意大利的反对和平使用核能源的人，他们强调切尔诺贝利灾难和其他事故，对这一科技的安全性持怀疑态度；有认为科学负面影响超过用处，认为现代科技引起的伦理问题不能得到解决的人；有反对研究人类基因的人；有无法忍受过度开采自然资源，污染土壤、空气和水的人。这种运动的支持者主要由年轻人组成。他们认为自己暴露于利用一切的“暴虐发展”中，并且受到不理智的恐惧驱使。1997年5月进行了一项研究，内容是12~24年龄组的年轻德国人的观点和价值观。此次研究最重要的发现是，“社会危机触及到了年轻人”。88%的年轻人认为工作越来越少，失业者愈来愈多。83%的人害怕暴力冲突会使生命安全日益受到威胁。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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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认为经济危机将越来越严重。63%的年轻德国人对未来持悲观态度。他们相信科技和化学物质会摧毁环境。这些年轻人最基本的共同的特点是强烈的不安全感”。拉罗夫・达伦多夫认为，这种状况反过来增加了“作为我们道德进退两难境地的反映”的独裁方式形成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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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向独裁者边缘发展的运动还没有找到统治领袖，更不用说形成国际性组织，只有反对自由利益的传统极端右翼支持者拥有组织。他们的网络远远超出欧洲边界，延伸到美国、俄罗斯、南非，以及阿拉伯世界。人们仍有可能追踪到欧洲激进右翼与美国3K党、前南非种族隔离运动的联系。在奥地利、比利时、英国、德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和瑞典，存在着组织严密的右翼激进组织以及相关的新闻机构和宣传论坛，包括电子网络和电子信箱。右翼激进势力从新纳粹、白人种族主义者、骗子、“棕色”密教党徒那里获得支持。在政治舞台上，这些组织以合法政党的身份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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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对自由的恐惧也触及那些在东欧共产主义崩溃后生活在西方体制下，但对多元论、竞争和市场完全陌生的人。根据1996年3月进行的抽样调查显示，前东德的大多数人还不能够面对自由建立在自由基础上的体制的要求和约束。他们对这种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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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经济体制感到不大自在，希望能找到介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第三条道路”。不超过31.9%的前东德人认为在许多政党间进行自由选择对他们很重要，只有13%的人赞成自由集会和自由游行。当捷克共和国在1997年初夏经历经济危机时，支持自由市场制度的公民民主党的支持率陡然下降。哈维总统不无失望地宜布，或许是人们太信任“看不见的手”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样的感受也存在于西方已建立的民主制度中。我们必须认真地对待它们，而不是把它们指责为外部敌人的作品，因为此类幻想只会蒙蔽我们对自己文化内部隐藏的危险的洞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