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的智能：前言
科学上巨大的革命往往发生在以前被认为正确的且不容置疑的事物被质疑，而且最终被证明是不正确的时候。有时，这种攻击是急风暴雨、针锋相对的，而有时又是清风细雨历时漫长的，先蹒跚前行，最终一举成为不争的事实。
这本书是对现代理性主义一些间接信条进行的清风细雨般的批判，不是对理性主义本身，而是对理性主义的许多基本假定做出的批判。Rolf Pfeifer 和Josh Bongard质疑道：是否我们的神经系统进行着计算，是否它们独立于身体之外控制着我们的身体，甚至，是否真的存在非具身性的推理。
这三个想法在我们的计算隐喻中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它们一般从不遭到质
‘疑。在我们的计算科学、人工智能，甚至神经科学的正统思想框架中，这些疑问显得不合情也不合理。除了单纯的技术性问题外，这些疑问对理智的理性主义之父Rene Descartes（笛卡儿）及他的“我思故我在”（“Je pense，donc je
suis”）（出自他1637年用法语而非拉丁语写成的著作《方法论》）提出了挑战。
虽然这些疑问能被视为对科学世界观最基础部分的挑战，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Pfeifer和Bongard并没有像有些人担心的那样，建议抛弃科学方法论，而用后现代相对主义取而代之。其实他们只是对某些隐喻进行了攻击。那些隐喻对智能研究，即对人类本身的研究方法产生着近乎疯狂的影响。
对现代的智能观，存在着两种重要的、可能被低估的影响。
1.就如Alan Turing（图灵）在1950年所著的论文“计算机械和智能”中所描述的那样，他早期关于计算机械的模型来自对一台人类计算机械的外部可观察行为所做的考察。这里所谓的人类计算机是指一个只用笔和纸进行计算，且“假定遵从固定规则”的个体。这种模型在今天仍然占据着统治地位。值得注意的是，Turing所建立的是人的所为，而不是所思的模型。
2.自从人脑被认为是思想、欲望及理想的基座以来，它总是和人类所拥有的最先进的技术相比。在我的一生中，我就看到了广为流传的脑进化的复杂性隐喻。当我还年轻时，脑被比作电磁电话开关网络。然后它又被比做数字电子计算机。其后，又成为大规模并行数字计算机。令人高兴的是，在2002年4月，某次演讲时听众问我，是否脑就像“互联网（world wide web）”。甚至，某些严肃的科学家非
常倾心于他们自己的复杂性隐喻，如声称量子现象和脑都如此复杂，所以他们必然是与同一事物相关的。
Turing的隐喻成为计算的基本定义，在1950年的论文中，利用Babbage未实现的机械引擎作为例子，他指出这样的计算独立于表达计算的媒介。脑的隐喻（除了量子猜想外）已经建立起和Turing形式计算相当的牢固地位，因此理性主义者很大程度上假设人脑是一种Turing机，能执行Turing计算，控制周边装置，也就是人的身体。
但是，当我们考虑神经系统的进化历史时，我们面临着一个两难问题，这个问题和经常被用来挑战进化本身的问题并无二致。即眼的各个组分：晶状体、瞳孔和视网膜都必不可少，在只有各个组分都完全成形时，才能使其他组分在整体中有效发挥功能的情况下，进化是如何渐进地制造出眼的各个组分的？当我们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开始怀疑时，马上就会产生如下疑问：在成为全功能的控制系统（就像Turing提到的“执行”和“存储”等“控制”组分）之前，较早的神经系统起到了什么作用。
在科学中，作为帮助理解难解系统的一种方式，隐喻是有用的：通过隐喻能提出适当的关于某个系统的疑问，能提供事物工作机制的直观模型，并且还能为形成更为明确的理论填补空白，提供桥梁。但是，隐喻也可能引导复杂性超出实际需要时的难题的思考方式。重力可以被看成传达一个物体对其他物体的信息的媒介，但是信息隐喻在计算行星绕太阳公转轨道时，就不如古典力学那么有用了。同样，计算和信息隐喻也可能并不总是理解智能的最有用的隐喻。
Pfeifer和Bongard提供了观察智能的另一方式，这种方式和生物的进化历史更加吻合，并且和当今人工智能、认知心理学及神经科学的绝大多数研究工作相比，受到计算隐喻的影响较小。本书所采纳的观点将身体的物理表象放在第一位。和身体共同进化的智能物质，与其说是主要的中枢控制系统，还不如说是行为的调节器。
这个反向的观点在应用于诸如动物或机器人是如何行走的等“低层次细节”时可能不会有激烈的争议。但是，当应用于感知时，这确实是一次和现代观点的正面冲突，如果应用对象是思想本身时，那么冲突更将有过之而无不及。毫无疑问，这确是著者们攻击的方向。
批判一个科学研究领域的某种现存方法要比创建这样一个领域要容易得多。而本书不仅仅只是批判。它报告了多种多样的实验，其中许多出自著者们本身，这些实验开始为展开进一步研究，更为构造机器人等人造自动装置提供一个替代框架。
抛开先入之见，智能可能比表面所见更简单。
Rodney Brooks
MIT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研究室所长
松下机器人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