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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中国禁止鸦片消费的法律
非常严格，以至于如果继续制造鸦
片，会找不到买主。
——驻广州公使致维多利亚女
王，1839年。
直到1838年，中国各阶层普遍认为，抵抗鸦片邪恶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压制进口和销售。但是随着问题越来越严重，中国政府内部的讨论也越来越多。一些科举官员甚至建议政府让鸦片合法化。他们认为只要使用鸦片不犯法，政府就有可能进行干预，甚至征税。但是其他一些人态度强硬，认为不仅要制止贩卖毒品的行为，而且对于使用者也要加大力度进行劝诫和惩罚。1838年，道光皇帝向各省督府和其他官员询问解决办法。在听取了两方的辩论之后，皇帝决定采取强硬派的观点，该派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湖广总督林则徐。
钦差大臣林则徐有着辉煌的业绩和无可挑剔的声望，曾经在两湖禁烟并取得成功。林则徐外号“青天”，因为据说他就像碧蓝如洗的天空一样纯洁无瑕。他是一个改革派，一位学者，身材魁梧，留着一把浓密的胡须。林则徐的父亲是福建一位贫穷的私塾先生。在其成长的经历中，林则徐目睹了鸦片给人带来的毁灭性的影响，因为福建当地许多人都吸食鸦片。林则徐在处理外交事务方面也非常娴熟，皇帝任用他来处理许多棘手的问题。1823年农民起义时，林则徐单枪匹马劝说农民放下武器。现在，皇帝把林则徐召来，就是要他再次施展魔法。林则徐的功劳不仅在于抵制鸦片贸易，还在于呼吁彻底根除毒品在中国的使用。林则徐最强调的就是镇压的彻底性。
这位钦差大臣进入广州时声势非常浩大，刻意要给旁观者一个深刻印象，让他们意识到他此行的重要意义。他坐在20人抬的
轿子里，但是士兵护卫只有6人。之所以随身护卫这么少，是为了表明皇帝的神明和权威是他所需要的惟一的保护。林则徐很快开始投入工作。他的办公室就是越华书院，书院暂时关闭为他所用。他颁布一道法令，解除了54名与外国人串通一气贩卖鸦片的当地官员的公职。其他一些法令也表明，鸦片之毒已经侵害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其中一份法令下令教师制止学生吸食鸦片，并为学生树立榜样，努力戒烟。还有一份法令指责沿海中国舰艇，指出他们身肩阻止外国贩毒行为之职，同时却参与鸦片贩卖活动。
林则徐是一个超越自己时代的人，他相信戒烟是摧毁鸦片市场的最好办法。根除了人们的欲望，也就根除了鸦片贸易。因为两湖禁烟的成功经历，林则徐认为即使是长期的鸦片吸食者也是可以挽救的。林则徐没有同僚那种对外国在戒烟方面的方式方法的厌恶和怀疑，而是向外国人在广州开办的教会医疗协会（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寻求帮助，并且询问国外是否有可以减轻鸦片烟瘾的药物。（教会医疗协会很可能并不是最好的寻求帮助的地方，因为那里的二号人物就是查顿，是中国最大的鸦片贩子）。但是，除了使用这些遏止鸦片烟瘾的办法之外，林则徐还提议对那些在18个月之内不能戒除烟瘾的人处以极刑。
林则徐在给皇帝的一份备忘录中指责中国消费者花费一亿两白银（1两中国白银重38克）购买鸦片，而整个政府的预算不过四千万两。这位总督警告说：“如果继续允许这项贸易泛滥，不出几年，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已没有抵抗外敌的士兵，也没有装备军队的银两。”林则徐过分夸大了毒品消费对经济和军队的影响，却低估了它引发的社会衰败与经济萧条将把中英两国拖入战争。
冲突一触即发，而非林则徐所言的“几年之内”。
1839年，林则徐决定直接与英国政府接触，以停止可怕的鸦片贸易。他给维多利亚女王写信，诉诸以一种朴素的是非感：“天道对所有人都是公平的。损人利己是不道德的。世界上的人心是相同的：珍爱生命，憎恨摧残生命的事情。”当年，林则徐所流露出的绝望情绪就像今天所谓零容忍的倡导者，与今天美国政府打击毒品贸易的绝望之情也是一样的。
林则徐在犀利的言辞之中也夹杂了一些甜言蜜语，承认一个多世纪以来客居在中国的英国商人大体上是规矩的。或许是为了加强这一姿态，林则徐又说许多外国商人已经在与对华贸易中大发其财，其言下之意是：不要砍了这棵摇钱树：
有一些可恶的外国人制造鸦片并出售，诱惑一些傻瓜上当来毁灭自己，目的不外乎牟取暴利。以前吸食鸦片的人还少，现在这种罪行已经大大扩散，毒品渗透越来越深。有人告诉我，你们在自己的国家中禁止吸食鸦片，违者会处以严厉的惩罚。
林则徐错误地认为英国已禁止鸦片，这当然是中国对蛮夷文化不了解所产生的典型错觉。鸦片在英国非常流行，但却是那种不太容易上瘾的鸦片酊，即一种红酒，里面不过有一两粒鸦片。使用过这种鸦片酊的名人包括诗人萨缪尔·克里奇和作家托马斯德·昆西，后者于1821年创作的一部自传性的书籍《一位鸦片吸食者的忏悔》曾畅销一时。最著名的鸦片受害者就是印度征服者罗伯特·克莱武，他显然是使用鸦片酊治疗抑郁症——维多利亚
时代的人称此现代病为“胆汁质气质”，1774年因为过量吸食而导致死亡。
在给维多利亚女王的信中，林则徐继续说道：“由此你可以看到鸦片毒害之深。你们自己不吸食，但却不断制造鸦片，引诱中国人购买，这表明你们对自己的性命格外小心，却不管他人死活。”接下来，林则徐话锋一转，明确下令并威胁说他的要求必须得到实行：“我肯定地说，我们决心永远铲除鸦片烟毒。此处禁止吸食，你的属国（印度）必须禁止生产，对已生产的，女王陛下必须立即搜剿，投入大海。”他还说：“灾难不会从天而降，行事从善，上天保佑。”
林则徐对自己刚刚制定的政策还是充满信心的，他相信这个政策能够解决中国的鸦片问题。“中国的禁烟法律非常严厉，如果继续制造鸦片，将找不到买主”。林这样写道——此时中国大约已有一千万人吸食鸦片。
林则徐预测中国的鸦片市场正在萎缩，这点倒不尽然。可是，他没收鸦片的威胁却很快就兑现了。如果女王陛下不处置这种可获利的毒品，那么林的部下就会着手处理。“中国发现的所有鸦片都被投入火油中烧毁。未来任何外国船只携带的鸦片都将被烧毁”。
这封信的结尾是一个强制性的命令，它同时也反映了中国人视夷人为劣等民族，当然也包括他们的女王：“不要说我们没有及时警告你们。接到此信后，女王陛下当立即向我禀告，你们在各港口都采取了何种措施。
在翻译此信时，林则徐的私人翻译遇到了不小的麻烦。这位钦差大臣此时再次显示了对外夷文化的宽容，他求助于美国语言学家兼眼科大夫彼得·帕克（即伯驾，译注）。帕克能说流利的中
文，在广州开了一家诊所。尽管帕克翻译得很好，但是他还是感到这封信非常晦涩。帕克说：“有些句子成分我们不知道该放在开头还是结尾。”
在北京，皇帝听取了林则徐的建议，即应该努力实行戒除烟瘾计划，如果戒烟失败，就采取更严厉的惩罚措施。皇帝下达了一份诏令，实行到那时为止最为严厉的措施：吸食鸦片者在18个月之内必须戒除烟瘾，否则将受到惩处；从事鸦片贸易的外国人将以杀头论处；中国商人则处以绞刑；接受贿赂的腐败官员一样处死；今天所谓的“吸毒用具”也要缴没。到1839年春天，也就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的那一年，广州1600名烟鬼、商人和受贿的官员被逮捕，4200枝烟枪被没收，3000箱鸦片被缴，到仲夏时，这个数字达到1.1万箱。
但是，林则徐的工作还远没有完成。在中国长长的海岸线之外，外国船只上还装载着两万多箱鸦片。事实上，鸦片的供应非常充足，而且印度的毒品也源源不断地运往中国。即使是这个对鸦片越来越难以摆脱的国家，也无法消费掉如此泛滥的鸦片。有些外国商人私下里甚至非常欢迎林则徐的没收行动，因为这样可以提高鸦片的价格，打破现在这种鸦片充斥市场的状况。
林则徐向大英帝国提出的请求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女王只是宪法上的统治者，不能对鸦片贸易采取任何单方面的行动。再说，林则徐的信根本就没有到维多利亚手上。这位不走运的官员采取了颇为现代的“邮寄”方式，通过一家美国邮局发送邮件，邮件放在一艘英国船上送走。不知道为什么，这封信在从中国到英国的8000英里的漫漫旅途上消失了。维多利亚从来没有看到过这封信。但是伦敦《伦敦时报》却获得了这封信，并且刊登了出
来，可是也于事无补。
林则徐于是开始认真地实施他对女王发出的威胁。他开始审问参与鸦片贸易的当地中国人：外国人在当地的联络员，即行商、外国商人的雇员——翻译、办事员、买办，或者叫中国当地代理。
外国商人慢慢听说了林则徐审讯之事，他们开始意识到中国的鸦片贸易将不再像从前那样了，但是他们倒要看看林则徐怎样彻底扫荡拥有众多消费者的根深蒂固的鸦片贸易。林则徐采取的办法不仅要压制外国商人，而且要打击他们的中国贸易伙伴—
中国的行商。那个时候中国最著名的行商是伍秉鉴，欧洲商人都称他伍浩官，他是最富裕最有势力的行商，是第一代总商伍国荣的第三个儿子。第二代总商也是一位精明的商人，茶叶和丝绸生意做得很大，不仅为英国的东印度公司，而且还为美国的贸易公司波士顿股份公司提供产品。不仅如此，他在鸦片贸易以及其他行业也有很大的买卖。此外，他还给生意上出现麻烦的人放高利贷，牟取暴利。他独自出口许多商品，最后还通过美国代理，大笔投资美国铁路建设。到1834年，伍浩官不仅是行商最重要的成员，而且可能是那个时候世界上的首富。
伍浩官讲了自己的建议和预测，这些话可能让所有英国商人都感到非常恐惧：为什么不离开广州，在更为友好的新加坡港口定居呢，那里的人把商人看成是神灵，而不是罪孽深重的毒品贩子。可是，最好还是呆在原地……但他们全部的鸦片就将落到中国人手中……他们早就手拿火把，时刻准备着把这些东西送上天堂。可是，伍浩官又说，要不然的话情况会更加槽糕。如果不停止他们回报丰厚的鸦片贸易，中国很可能干脆停止与外国鬼子所有的贸易。
林则徐虽然对六万英里以外的英国议会政府一无所知，可奇怪的是，他对自己身边的这些英国人的行动的消息十分灵通。其中一个最大的商人拉塞尔以及他的公司已经宣布退出鸦片贸易，但他们还在秘密贩卖鸦片。为了讨好林则徐，这些商人耍了一个花招，但其实谁也骗不了：他们主动交出属于行商而非外商的1000箱鸦片。林则徐看穿了其中的把戏，说：“这只是一个幌子，还有成千上万箱的鸦片。”】林则徐下令逮捕英国头号贸易商人马修·查顿，但是在这一重大国际事件发生之前，查顿已经听从了伍浩官的建议，逃离了中国。
1839年3月18日，林则徐决心采取激烈行动执行自己的决定。这位钦差大臣仍然拒绝与外国夷人直接接触，而是把他们的中国伙伴一—12位行商，召到他所在的越华书院，向他们宣读了两份声明，同时命令他们传话给其外国同伙。第一，外国商人必须交出他们船上的鸦片，并且停止未来的输入。跪在地上的行商在听到第二份声明时格外震慑，这份声明指责他们在鸦片贸易中充当外国人的同伙，这完全属实。声明严厉痛斥了这种行为。林则徐引述了20年前制定的禁止外国输入毒品的法律。他指责说，20多年来，这些行商一直担任中间人，并且在这种非法合作中获取暴利。这些行商如此执迷不悟，居然提供装鸦片的木头箱子。
同样槽糕的是—一虽然对中国来说危害不大—一行商为了购买这些已经缴没的毒品，还向外商支付银两。他们不仅毒害了皇上的臣民，而且让国库的银两流失。林则徐为这些商人“感到耻辱”，并称他们是“卖国贼”。接着他交给他们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如果失败就会遭到处罚，这就是，3天之内，这些行商无论如何都要停止已经历时百年的鸦片贸易，特别是，要把这些鸦片统统交到林则徐手中进行销毁。最后，这位大臣还用威胁来强调
自己的命令，称如果这些商人无法完成任务，他将向皇上请示，处死其中两位，并且抄他们的家。
伍浩官和第二大商人——人称“牟官（Mowqua）”的卢文蔚，立刻万分恐惧地把林则徐的命令向外国同伙通报了。见到林则徐的第2天，伍浩官希望通过禁止英国商人离开中国来进一步讨好林则徐。伍浩官找到最大的几名商人，如颠地、马地臣、格林、
丹尼尔、威特摩尔、印度人达达波·鲁斯托米耶，亲自向他们宣读了林则徐的命令，这样他们就不能伴装并不知道这位钦差大臣的愤怒和要求。外商对伍浩官的命令只是阳奉阴违。他们不但没有屈服，而且宣布三天后将组成一个商会讨论这个问题——至于3天之后林则徐将要处死两位行商的事情，他们不予理睬。
1839年3月21日，40位成员开会讨论林则徐的最后通煤。
从一开始，这些商人就没有打算停止这项贸易，也没打算把被禁的鸦片交到林则徐手中销毁。他们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说明为什么无法遵从皇帝的命令，他们说这些价值数百万美元的鸦片并不属他们所有！欧洲商人只是中间人，是受人之托，真正的所有人在远方印度的商馆里。让皇上追到天边的孟买和加尔各答去吧，否则就是枉然。罗塞尔得意洋洋地宣布，他本人一钱鸦片也没有，尽管1400箱鸦片正躺在广州他的船上。仗着这个似是而非的理由，一位商人宣布：“我们不能上交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这些商人还胆大包天地告诉那些吓坏了的行商们，林则徐只是瞎诈唬，不用担心会立即送命——但是他们的这种沉着冷静却没有任何依据。
只有一位商人，C.W.金，指责了他的同行们，责怪他们对行商的危险处境如此熟视无睹，说他们“拿一位选民（指的是印度鸦片生产者）的钱袋来和一位邻居的脑袋比赛”。但是利益战胜
了正义。投票以25比14的多数通过，商人们让行商告诉林则徐，他们将会考虑这位钦差的命令，但是他们还需要6天的时间6天之后，行商就要掉脑袋了。
现在很难想像行商在向林则徐传话的时候是怎样的心惊胆战。林则徐听到外国商人如此轻慢，勃然大怒。行商瞒着林则徐（或没得到他的批准），回到外国商人那里委婉地建议，如果他们交出一部分鸦片，可能就会平息林则徐的怒火，他们自己也就可以保住脑袋了。这其实只是绝望之中的一厢情愿罢了。
或许是良心发现，要么是林则徐的没收威胁的确起到了震慑作用，商会在1839年3月21日深夜举行了第二次会议。为了让自己的内疚减少一些，他们一致认为行商的处境非常险恶。“仔细想一想，认真考虑考虑，你是否怕送命呢？”一位外国商人挨着个儿问这12位行商。
中国商人们脸上的恐惧让这些外国人心软了，但只软了一点点。颠地同意交出极小一部分鸦片，并且极力劝说同行们也交出1000箱鸦片，价值不过30万美元，与广州港口他们船上价值几百万美元的鸦片比起来，简直微不足道。林则徐对外国商人提出的这个建议毫不动心，他把禁止离开中国的外国人扩大到整个外国人在广州的居住区，并且派兵在商馆外面把守。
林则徐规定的最后期限转眼就要到了。商会开会之前的一天，林则徐的手下登上了“沙锥号”，这是一艘停靠在广州门户虎门炮台附近的小船，他们缴没了船上所有的鸦片。林则徐决心在两个方面同时展开，一是停止进口鸦片，一是阻止白银的流失。于是，他下令其他已经卸掉鸦片的船只不得离开黄埔港口，这是一个位于广州以东8英里的村庄。林则徐命令船上的人全部回到各自的商馆，而这些商馆已经在他的控制之中。
限期的最后一天，也就是3月21日，林则徐没有进一步下令缴没或遏止鸦片。看来这位钦差大臣有些泄气或胆怯了，因为就在第二天，他威胁说，如果这些外国鸦片商人不能交出鸦片，他就要处死一些行商。他传唤了一位领头的外国商人到他的衙门中接受审讯。
林则徐没能抓住查顿，于是就集中火力针对另一条“大鱼”颠地。林则徐指控他有6000箱鸦片。林则徐打算将颠地斩首，达到杀一做百的效果，迫使其他商人交出鸦片。至于处死这样一位在英国议会中有强大后盾的富裕商人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国际影响，他根本没有意识到，或者毫不关心。接受林则徐当面审问，总好过没收鸦片或者杀头，颠地起初打算接受林则徐的传讯，但是同行们警告他千万不可，提醒他千万不要忘了“胡格斯夫人号”
（Lady Hughes）上那个炮兵的前车之鉴，此人因为不慎杀死了一名中国水手而前往中国接受审讯，结果却在中国监狱关了两年，最后在1774年被绞死。虽然这件事情发生在60多年以前，而且颠地非常希望和他极为憎恨的林则徐面对面地交锋，但恐惧还是战胜了冲动。于是，这位商人的态度暖昧起来，他通过一位倒霉的行商传话，说他答应前往，可是必须保证他的安全。
这位行商不屑或者不敢传达颠地的要求，相反和另一位行商一起被人用铁链拴住脖子，出现在商馆外面。林则徐下令这么做，就是为了表示如果颠地不出现，这两人就要被处死，铁链则象征他们的恐惧。这些商人对于中国同行在他们门前所遭受的屈辱毫不动容。一些外国商人还认为这是做戏，用詹姆斯·马地臣的话来说，这是“他们在中国看到的最彻头彻尾的骗局”。
行商找来3位当地地方官员前来求情，他们都来到颠地的商馆宝顺行门前，基本上就是在静坐抗议。他们拒绝离开，除非颠地
与他们一起前去接受林则徐的讯问，或是逮捕，或是处死。颠地原地不动，但是他也试图缓和这些官员的情绪，给他们送来可口的饭菜。这些人最终还是离开了。但是许多其他行商来了，最后也筋疲力尽而去。半夜时分，他们对林则徐即将施行的极刑感到非常悲痛和恐惧。
为避免正面交锋，颠地派了合伙人罗伯特·英格利斯和林则徐的部下在广州的王母庙会见。林则徐并没有拘留英格利斯，但却不断坚持要颠地投降。颠地请求在与林会见之前得到一张安全保证书，但遭到拒绝。不久，颠地的顽固变成了鲁莽，他想，林则徐威胁要抓就来抓好了。他传话给钦差大臣说，如果他派兵强行把他带走的话，他不会抵抗，但是无论如何，要他主动把自己往牢笼甚至更糟的地方送，那绝不可能。这时林则徐再次放弃了，其原因恐怕只有这位官员自己清楚，他宁可施加外交压力，而不愿采取暴力抓捕，以免导致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林则徐已认识到了进攻外国人的弊端，这是非常明智的。如果他的上级也能够有这种眼光，后来的许多事恐怕就不会发生了。
钦差大臣林则徐一犹豫，颠地和其他几位商人的胆子更大了。这时新任的贸易总监查尔斯·义律从澳门乘船来到广州。这位总监是玛德拉斯前总督的儿子，曾在海军服役，这位35岁的外交官对这个领域非常熟悉。海军大臣门托伯爵和印度总督奥克兰伯爵都是义律的表兄弟。被围困在商馆的商人设法向义律讲述了林则徐派兵围困的事实。义律得知后，决心到广州来解决此事。他和颠地一样是个好战分子，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到达广州之前，他已经给外交大臣巴麦尊伯爵写了一封信，准备好进行战斗。他在信中说：“我毫不怀疑我们应该采取一种强硬的语气和态度，看看此地官方到底能鲁莽到什么地步。”1义律是一位典型的浅
薄无知的外国人，他没有意识到、也不在乎有这样一个事实，即虽然林则徐的确是“此地官方”，但是他所有的行动都在朝廷的监督之下。
义律来广州之前，已经给停靠在广州的所有英国船只传达消息，让他们行驶到相对安全的香港。这位新总监全副武装，沿着珠江一路向商馆进发。为了加快速度，他乘坐了一条窄小的划艇。在1839年3月24日，这条飘扬着英国国旗的不吉利的小船停靠在商馆附近。此时林则徐的最后期限已经过去三天了。对于那些被困在商馆里的商人来讲，附近出现的这条很不显眼的小船肯定不能给他们带来任何信心。不过，义律将证明，虽然他坐着这么一条简陋的小船到来，但商人们完全不必因此而感到沮丧。义律到来之前，商馆里已被吓坏了的人已经把英国国旗降下了。他到达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命人立刻升起国旗。接着，他径直来到颠地的商馆，抓住他的胳膊，陪着他来到颠地在附近的办公地点。如同再次升起国旗一样，义律对颠地个人的随意摆弄，也向中国人做出一个姿态：这个商人，甚至所有外国商人，都在女王陛下政府的庇护之下。义律和颠地大步向总监的临时营地走去的时候，商馆里的人们都大声欢呼起来，但是他们的欢呼显得非常虚弱，因为和外面清军实实在在的威胁比起来，这种象征性的爱国主义是苍白无力的。
当晚，义律在新英国商馆召集了由英国、美国、印度商人和行商参加的会议。他带来的消息并不乐观，同时在策略上也采取了退缩政策。在来的路上他已经听说，除了外面的士兵，虎门炮台也已经布置了火船。他把这些情况向参加会议的人都讲明了，然后告诉他们收拾行李，随时准备迅速撤离。他将为这些人办理护照，但并不乐观，并承认有可能会因为不能全部撤离广州而导致人质
危机。
义律也说了一些好的方面：“感谢上帝，我们有英国士兵，
（虽然）少一些，但就在外面！”1虽然这些士兵能否保护他们还很难说，但他希望会不断增加，因为两艘美国战舰“哥伦比亚号”和“约翰·亚当斯号”很快就要到来——虽然这两艘战舰的目的地是澳门，而不是急需帮助的广州。看来义律的话并不能缓解商馆里人们的忧虑，他们只是无声地表示赞许，半信半疑地欢呼。出于礼节，马地臣走上讲台向义律表示感谢，但是其他那些被吓坏了的商人们是否同样心怀感激，就很值得怀疑了。
与此同时，紧张的态势在进一步增加。外国商馆里的中国雇员开始离开，一开始是零零星星地走，到后来大批人离开。罗塞尔公司的一名商人威廉·亨特在日记中写道，这些人“就像在逃避瘟疫一样”2】。忠诚的雇员没有加入出逃队伍，但是中方翻译一再命令他们离开；他们仿佛就是商馆中的第五纵队。信差、厨师、管家、买办，一个个惊惶失措，离开水深火热中的外国人，以求自保。
同时，义律忙着给林则徐写信，力图安全救出商馆里的那些人。为了增加清军威胁的力度，林则徐又派了几艘小船搭载更多的士兵到来，就在商馆码头停泊。仆役被清退之后，林则徐下令，商馆里所有的欧洲人都不许离开这座城市。他还在外国人居住区派兵把守。
义律最后没办法，只好向邓廷桢写信申请护照。邓廷桢是两广总督，名义上也是林则徐的上司。和自己的对头林则徐一样，义律知道最后期限的心理压力，他也给邓廷桢下了一个最后通煤。他说如果三天之内没有得到离开的许可，他将认为全部外国人都
已经成为人质。之后他表示了比较模糊的威胁，说：“我将采取相应行动。”【1其实这也反映了他自己的无能为力。
第二天，1839年3月28日，包围在外面的士兵形成了真正的合围之势。他们把商馆外面的街道一条条都封锁了。为了加大对外国人的压力，中国人没完没了地敲击巨大的铜锣，吵得里面的人无法睡觉。他们禁止向里面输送食物，只给了两桶水。但是当地供应商还是没有理睬林则徐的禁令，贿赂了一些士兵，偷偷送进去一些食物和水。
为了加强威胁，中方加派了500名士兵，开始在商馆窗户外面操练。这一情形肯定吓坏了里面的人，因为这些人从前都是他们的仆役，而现在临时当了兵。或许为了强调自己的背叛，他们每个人都戴着尖尖的帽子，上面写着从前各自受雇的商馆的名字。
更糟糕的是，那些从前卑躬屈膝的行商，现在也离开商馆，参加到士兵的行列。为了防止他们从后门逃跑，一些正规士兵在后门扎营。他们拿着上个世纪古老的火绳枪、滑膛枪对准那些企图逃跑的人，但这些落后的武器显然减弱了他们当时的威慑力。
外国人不得不靠自己进行防卫，但是种种努力都表明，他们在很大的程度上依赖当地人提供给养。这些有权有势的商人现在开始动手打扫卫生，从井里取水，他们自己做的饭菜简直难以下咽，要不是饥饿难耐，这倒是非常有趣。仆人们都走了，就像从一艘正在下沉的船上逃生。只有印度商人没受什么苦，因为他们从自己家乡带来了一些仆人。颠地借用了几个印度仆人。英国人咬紧牙关，每天玩板球和跳山羊打发时间。詹姆斯·马地臣或许有点夸大了这种和睦气氛，他说：“与其说他们缺乏生活必需品，不如说缺乏运动和过度的饮食更让他们痛苦。”实际情况当然不是这样。
“仆役问题”与食物的匮乏比起来简直微不足道。尽管过去商馆里的商人带来一些腌制的食品，比如果冻和咸菜，另外他们也有从外国带来的肥皂、蜡烛之类的东西。但是新鲜食物都要在当地市场上购买，现在无法买到。伍浩官的忠实仆人偷偷送进来一些，但是也不够。
不知道是因为没有仆役去照料生活，还是担心食品匮乏而最后导致挨饿，义律最后失去了勇气，放弃了24小时之内得到护照的要求。他又给林则徐写了一封信表达歉意，并且请求和政府官员谈判。他明确表示，同意和任何一位政府官员谈判，甚至是低级官员，这更加表明了其处境之艰难。那些下级官员肯定会长篇大论地指责外国人，说他们的行为比不上恪守礼节和上下等级关系的中国人。
第二天早上，这些欧洲人刚一醒来，就发现墙上挂上了巨大的告示牌，重申了林则徐的命令，让他们立刻交出所有鸦片。中国人进一步加强了外国人被拘禁的感觉，他们用钉子把商馆大门钉死了。几千名中国人站在临近房子的屋顶上，瞪眼看着这些囚犯，就像看水桶中的鱼儿，等着被老掉牙的火绳枪击中。看到这个情景，外国人更加泄气了。
义律投降了。或许为了挽回面子，他命令鸦片商人把鸦片交给他，而不是林则徐。为了美化这种没收行动，他告诉英国商人，英国政府将补偿他们的损失，而实际上他并没有得到任何授权做此承诺。同时，外国人看到中国士兵把他们的小船都凿沉了，这下彻底没有了从海上逃离的可能。第二天，即1839年3月27日早晨，义律没收鸦片的命令在所有商馆传开了。“由于在广州的所有外国人的生命安全和自由受到极度威胁和限制，加上其他非常重大的原因，我，查尔斯·义律，英国驻中国贸易总监，以不列颠女
王陛下的名义，命令并请求所有在广州的陛下臣民，为了陛下的政府，向我交出所有属于他们的鸦片，以及在他们各自控制下的所有鸦片，我将其转交中国政府。所有参与鸦片贸易的英国船只和舰艇交给我直接指挥”。11
义律要求他们交出鸦片货物清单，许诺政府将补偿他们的生产成本，但由此而损失的利润除外。接着，几乎像林则徐一样，义律又在补偿规定上面加了一个砝码：如果这些商人对自己的货物有保留，则不会得到任何补偿。他们后来进行了一系列磋商，确定了补偿的数额。
为了奖赏外国商人，林则徐给困顿的商人们送去了250头牛。对商人们来讲，上交鸦片对双方都有利。英国国内的纳税人认为这样做拯救了商人的性命，同时又交出了本来就已过剩的鸦片。
一年之后，一些回到英国的商人向国会抱怨说，义律本应该只上交部分鸦片而对林则徐说已上缴了全部。不过，这些人也非常庆幸自己逃过了一劫，那些被处死的中国鸦片贩子的影子还清晰地留在他们的脑海里。
一些商人听说国会这么慷慨，很受鼓舞。他们起了贪心，在补偿数额上漫天要价。他们估计这个数目将包括成本，甚至还有利息。由于看到可能还有利息上的补偿，加上对存货的夸大估计，他们把所有的鸦片都交了出去。亚历山大·马地臣—伟大的大班詹姆斯·马地臣的侄子和雇员——非常兴奋地描述了与女王陛下的大臣进行交易的态度：“英国政府的钱同我们能够赚取的其他钱一样好。”【21因为林则徐已经明确禁止马地臣及其同行进入中国巨大的市场，因此政府的钱是他们希望得到的惟一报酬。
商人们非常高兴能够把棘手的鸦片脱手，对这些商人来讲，在义律的最后期限，即3月27日下午6点之前上交鸦片轻而易举。一些急切的商人早上10点就开始上缴自己的货物。到了傍晚，义律发现已经有2万箱鸦片记在自己名下了。据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在其给奥利芬特公司的美国商人C.W.金的一封信中的夸大估计，这些鸦片价值2000万美元。其实就算以最高价600美元一箱估计，真正的价值也不会超过1200万美元。义律把全部鸦片送到林则徐的总部。这位总监一丝不苟地遵从了林则徐的命令，可是林则徐其后的反应却让他非常恼怒，感觉受到了欺骗。林则徐派了许多泥瓦匠把商馆的大门和后门都砌了起来，使里面的人只能通过中间人与外面沟通，里面的人把信藏在雪茄里或藏在鞋子里，让人偷偷带出去。但是，即便这种危险的方法也很快被阻止了。一名中国人因此被抓，并被折磨致死。义律给外交部写了无数封信，将事态的发展告知他们在国内的上司，但是他无法送出这些信件。不断地写信可能让这位总监感觉自己还在采取行动，对这种局面还有某种控制，可是实际上他什么也控制不了。
虽然林则徐相信英国商人已经交出了全部鸦片，但他还在等待其他国家的商人也遵守他的命令，比如印度人、法国人、美国人。他认为，在最后一箱鸦片上交之前，所有的外国人都有责任完成这件事情，包括听话的英国人。事实上，林则徐现在已经拥有广州所有外国人的鸦片了。那个时候法国人不在广州。荷兰人不参与鸦片贸易。美国人和印度人撒谎说他们手里的鸦片并不属于他们，他们只是受人之托。林则徐不管事实还是谎言，要求其他国家必须交出2万箱鸦片，数额应和他们的英国同行一样，尽管他们实际上并没有这样巨大的数额。
这位钦差大臣不想再采取什么行动。他希望和外国人一步一
步地谈条件：如果交出四分之一，中国仆役就可以回到商馆里去；
如果交出一半，客轮就可以离开，这点可能让饱受惊吓的商人非常安心；如果交出四分之三，就将允许他们经商（当然不能买卖鸦片）；如果全部鸦片交到林则徐手上，他就将给出一个最好的奖励——“所有活动照旧”。】但是他并没有指出“照旧”具体是什么意思。
美国商人C.W.金辩解说自己并没有贩卖鸦片，因而抗议对他进行的惩罚。林则徐断定所有人都有罪，都需要赎罪。他命令说，金的任务就是劝说他的同行交出存货。金本人就保存着其兄弟的鸦片。广州的荷兰领事范巴塞尔也像金一样进行辩解，结果也被派到同样的任务。
林则徐下令士兵把鸦片从商馆送到离虎门炮台5英里、离广州35英里的龙穴岛。义律坚持让自己的人把鸦片送到龙穴。虽然林则徐认为义律把事情搞复杂了，但还是改变一贯的强硬作风，破例答应义律这个小小的挽回面子的做法。4月11日，林则徐和邓廷桢到达虎门。林则徐在日记中提到，在这次危机中，迄今已经有人交来了50箱鸦片。但是要想让鸦片在广州绝迹，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查顿一马地臣公司的“奥斯汀号”和“赫古利斯号”快速帆船首先在龙穴停靠，把货物卸到一些驳船上。因为水流湍急，卸货地点不得不改在附近的穿鼻。义律的代表亚历山大·约翰逊在
“路易莎号”上安慰神情紧张的商人们，只要出示上缴鸦片的收据，英国政府就会给予补偿。林则徐派了很多手下，四处查看。交接过程非常缓慢、艰难。要达到规定的四分之一数额，即允许仆人们重新回到这些骄纵的商人身边，还需要很长时间。4月11日，又有50箱鸦片被没收；第二天是600箱；第三天是1000箱。
鸦片战争—一个帝国的沉迷和另一个帝国的堕落留在商馆中的商人们的情况开始好转起来。有人偷偷送进去食物、水、动物饲料等。林则徐的部下捐献了猪和鸡。4月12日，虽然穿鼻岛上的鸦片数量还没有达到四分之一，林则徐还是大发慈悲，让一些仆人回到商馆，但是要做到让外国人居住区井井有条，人手还不够。此时的商馆非常肮脏，水的供应量一直非常小，因为负责清洁和运水的仆人都忙于别的更加紧迫的工作，比方说守卫商馆。住在包围区里的人开展了一些疯狂的游戏，他们围捕老鼠来打发时间。因为随着环境的不断恶化，脏物成堆的商馆里老鼠越来越多。
三个星期之后，交出的鸦片已经达到了一半的水平。虽然此前林则徐曾经大发慈悲，放松了自己的严厉惩罚，但是，他并没有兑现让这些外国商人乘船离开的承诺，这些人显然成了最有战略价值的人质。义律也和那些被围困的人一样感到愤慨，他下令将上缴鸦片的行动停止三天。林则徐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了解释，他认为卸载货物的船只没有装满，这位钦差大臣怀疑外国人隐瞒了一些鸦片。林则徐的怀疑是对的。在运往穿鼻的路上（鸦片在那儿上缴），一些精明的商人一路上把鸦片卖给了那些愿意购买的人，所以那些船只装不满。
随着商馆里的情况进一步恶化，三天之后，义律再也挺不住了。他下令继续上缴鸦片，但是速度非常缓慢，一天不到1000箱。
义律开始后悔不应该答应一天上缴1000箱。马地臣也向这位总监抱怨说，他们本来根本就不应该答应交出这么多鸦片。商人们为了让鸦片的数量显得多一些，把箱子捆得很松，这样却把事情弄得更槽。从印度运来的一些鸦片可解燃眉之急。最后，在5月21日，20283箱鸦片都运到了穿鼻岛上。皇上非常高兴，赏给林则徐两件礼物：一块鹿肉——根据朝廷的传统，这意味着林很快要
被提拔；还有一幅皇上亲笔书写的字：“鸿运长寿”。
当上交鸦片的消息传到印度时，鸦片的价格急跌到200美元一箱（过去最高达到600美元一箱），因为他们估计中国这个大市场将永远关闭。詹姆斯·马地臣遵循古老的证券经济低进高出的法则，向印度寄出10万美元，以超低价格购买鸦片。
商馆被围的消息传到伦敦后，颠地和马地臣的说客开始搅乱公共舆论，他们散发了大量小册子，夸大了“忍饥挨饿、终日囚禁”的商人的遭遇，还说他们很快就要遭到嗜血成性的中国人施加的极刑。在甚嚣尘上的侵略主义思想支持下，这些小册子和报纸完全捏造事实，说林则徐这个伪君子“有几千公顷土地，都种植罂粟”。实际上中国当时根本就不种植这种毒品，这些话完全是无稽之谈。
商馆里欢天喜地，庆祝盼望已久的仆役们的归来。他们各处打扫，带来新鲜的水，外国商人也不用自己做饭了。外面的清兵还在坚守岗位，但是对面楼上那些看热闹的人们似乎对里面的境况不再感兴趣了，也就停止了窥视的行为。最后在5月5日，就在义律来到广州的一个半月之后，林则徐认为外国人已经完全遵守了他的命令，就下令把包围商馆的清兵撤回。外国人的船只也允许离开。一天之后，林则徐大发慈悲，让50名焦急的外国人乘船回国，但不是每个人都被允许离开。那些被认为在鸦片贸易中的重量级人物必须留下，比如颠地、马地臣、查顿等，他们必须在林则徐认为其已经毫无保留地交出所有的鸦片后才能离开。
5月24日，林则徐认为所有的鸦片已经缴获，命令所有参与鸦片贸易的商人离开广州，并且永远不许再来。商人们在义律上校的带领下离开广州。义律完成了林则徐的使命，同时他自己也成了“不受欢迎的人”。作为一种象征，也是作为对“走错了路”鸦片战争—一个帝国的沉迷和另一个帝国的堕落的过去的告别，他们随身带到中国准备磕头用的乔治四世的等身画像，此时也装上马车，与逃走的商人们一起离开了。由于对这次围困仍心有余悸，留在中国的大多数英国人，包括那些没有参与鸦片贸易的商人，比如传教士和仆人，也都纷纷逃走。商馆里一片萧条。6月，广州城里只有15名美国人，6名英国人，一个印度人都没有。这时，美国人开始秘密向林则徐出售现代武器，而林则徐则把英国人匆忙逃走时丢下的大量茶叶交给美国人。
同在6月，林则徐准备销毁鸦片，这既是一种象征，也是一个实际行动，表明他本人和皇帝决意摧毁鸦片贸易的决心。在穿鼻附近，林则徐挖了三个大坑，周围架上木围栏，将河水引进来。苦力们把2万箱鸦片倒在地上，然后用脚踩碎鸦片块，以便更容易溶解在水里。然后他们把鸦片铲到坑里，用铲子搅动。鸦片发出难闻的气味，流到河里，又随着海浪流入大海。这项艰苦的用溶化的方法消除鸦片的工作，用了三个星期才完成。
林则徐和士兵们在一旁察看，以免工人在毁掉鸦片之前将其偷走。林则徐非常纳闷，为什么所有的英国人都离开了，毕竟他只是命令那些参与鸦片贸易的人离开，并永远不许回来。因为非常困惑，他要求会见两个美国商人，见面地点就在捣毁鸦片的现场。
这两个美国人并没有参与鸦片贸易，他们向林则徐提出申请，补偿他们在包围商馆期间的经济损失。美国人的申请书是用英文写的。林则徐以只接受中文申请书为由回避了他们的请求。实际上不管用什么文字，林则徐也不会有兴趣对任何夷人做出补偿。他只希望有人回答他的问题：为什么所有的英国人都逃出了广州？他问道，如何才能与英国女王联系上，因为女王陛下还没有回他的信。他并不知道这封信已经在途中丢失了。
虽然林则徐没有答应给美国人补偿，这让他们十分失望，但
是中国人在缴获外国魔鬼带来的毒品方面如此高效，如此执著，却让美国人非常惊讶。林则徐询问过的一个美国人裨治文后来在广州出版的一份英文杂志《中国从报》（Chinese Repository）上非常崇敬地写道：“除此之外，我们难道还能在任何地方找到更好的证据，证明异教的正义战胜基督教的腐朽吗？”虽然林则徐也关心英国人大量逃走的事情，但是他对于自己处理鸦片问题的严厉措施非常满意，认为至此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林则徐大错特错了。他在给皇上的信中错误地估计了外国人的心理，预料从此不会再有麻烦。他的言辞显然过于乐观，以至看不清事实。“从他们的行为来看，他们感到羞耻，因此肯定会改过自新”。11林则徐以为这些外国人将会克服自身的陋习，秋季贸易活动——当然除鸦片贸易之外——将恢复到正常的状态。
秋天来了，但是英国人并没有回到广州。因商馆被围困而带来的巨大经济损失和心灵创伤，使他们拒绝回到这个曾经给他们带来耻辱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