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王陛下的政府丝毫不怀疑中
国政府有禁止鸦片输入中国的权利。
一巴麦尊伯爵，英国外交大
臣，1840年。
中国海战的消息传到英国的时候，英国政府拒绝承认这是因为鸦片贸易导致的摩擦。1839年5月2日，调控委员会（即后来的“印度秘书处”）委员约翰·特罗特，不承认鸦片会带来悲惨的结果。“在（印度）巴纳里斯代理处（BenaresAgency）的9年里，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当地人因为吸食鸦片而损害健康，甚至工厂工人也不会，他们每天12小时呆在充满鸦片的空气里，毫无节制地吸食鸦片”。l
那么，中英两国在广州进行的那场力量悬殊的战斗究竟是为了什么？印度商船“康威号”（Conway）船长C.R.D.贝修，在写给印度一名官员的信中，对这场战争进行了解释。在现代人看来，那就是典型的推卸责任。他说中国政府不在乎国民的健康。他们真正在乎的是因购买毒品而不断消耗的白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也正是英国进行鸦片贸易的原因。“我不认为他们在乎吸食鸦片所带来的不道德”。21贝修这样写道。
林则徐缴没鸦片之后，鸦片价格暴跌，每箱鸦片的价格从750卢比跌到300卢比。英国商人和印度鸦片种植园主因此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1839年6月4日，孟买商会给女王递交了一份请愿书，要求赔偿林则徐广州禁烟所造成的损失，这是义律曾经承诺的。孟买商人不仅要求赔偿，而且要求发动军事行动，以免日后再次发生此类事件。
加尔各答商会也对巨大的商业损失表示了极大关心，但是他们的关心仅限于人道主义范围。在他们给伦敦发回的报告中说：国外商人即将面临“枪击和屠杀”，这歪曲了林则徐广州禁烟的措施，他们虽然遭到围困，但没有遭到抢劫和屠杀。加尔各答商会成员回忆了1756年“黑洞”造成的紧张情绪，在那次事件中，123名英国人被关在一间小小的牢房里，孟加拉君主也死于非命，因此，他们警告说不能让同样的暴行在中国发生。
与此同时，广州围困期间组成的一伙说客到达伦敦，给印度商人的报告带去活生生的例子。这个说客团非常引人注目，包括颠地的合伙人罗伯特·英格利斯，詹姆斯·马地臣的侄子林·汉密尔顿·林德赛，自由派议员阿贝尔·史密斯，还有一位鸦片出口公司的合伙人以及威廉·查顿本人。在今天看来，他们就代表着“大鸦片”。和今天的游说团体一样，他们也寻求报纸的帮助。马地臣给查顿写道：“让几家重要报纸来为我们服务，这种方法非常便捷，（利用）记者最精确的字眼、最明晰的结构来写一份漂亮的请愿书。”
虽然说客团结一致，支持鸦片贸易，但对于采用什么方法才能打消林则徐狂热的禁烟思想，他们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马地臣拒绝签署由颠地起草的宣言，这份宜言不仅要求赔偿没收的鸦片（这点马地臣同意），而且为鸦片贸易寻找正当理由（马地臣认为这点不用明说，而应该暗示，因为英国牧师的观点和林则徐一样，非常痛恨鸦片）。颠地最后同意了马地臣的意见，对鸦片正当与否闭口不提。颠地给查顿写信说：“提出那些不用辩解的问题和不用解释的事情，实在没必要。”
因为英国国内反对鸦片贸易，马地臣对国会是否会插手挽救被困在广州的鸦片商人，仍然十分悲观。他怀疑林则徐意识到英
国也有反对鸦片的党派，加上林则徐向来自负，他肯定相信确有其事。“他（林则徐）或许非常清楚，英国高教会派在反对鸦片贸易方面还在无谓地吵吵，为此我必须费尽口舌。他肯定还在按照自己的计划，希望获得我们政府的合作”。马地臣在给议员约翰·
阿贝尔·史密斯的信中这样说道。或许被利益和种族主义遮蔽了眼睛，马地臣对鸦片的毒害毫不关心，宣称中国人“丝毫没有”因为鸦片“受到残害”，坚持认为这种安眠药就像英国人喝香核和白兰地一样（毫无害处）。马地臣想把这个“事实”告诉外交大臣。他非常幸运，巴麦尊并没有因为英国圣公会教派反对鸦片贸易而被吓倒，他的权力基础是商人阶层，而不是主教们。
在支持和反对鸦片贸易的商贩都在给国会施加压力的时候，许多指责贩卖鸦片是“令人作呕之恶行”的小册子也印出来了。
被困广州的商人、Olyphant公司的查尔斯·金写信给义律上校，婉言请求他结束鸦片贸易。金的信被做成了小册子。激进的英国高教会派牧师阿尔杰农·特尔华尔撰写了一份更加有力的宣传短文“对华鸦片贸易的罪行”，这篇文章摘录了在广州创办的英文报纸《中国丛报》中刊登的大量关于鸦片给中国人造成极大伤害的事实，对鸦片贸易进行了猛烈的抨击。特尔华尔的小册子在
《伦教时报》转载之后，引起了全国的关注。但是，巴麦尊仍然不为所动，而且对英格兰抨击“魔鬼鸦片”的反对声音抱着玩世不恭的态度。在特尔华尔小册子的页边上，这位外交大臣把反鸦片运动归结为失业的说客——“可能就像废奴运动的倡导者，他们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完成了”。他居然提到1834年的大英帝国废奴运动！巴麦尊认为，那些闹事者都已经失去了工作，现在需要有利可图的工作。他计划不采取行动，他就是要对这个问题视而不见，希望这种漠不关心的态度能够行得通。
鸦片商人决定改变巴麦尊的无为策略。对华贸易的巨商们都到他的办公室朝见过了，包括约翰·阿贝尔·史密斯，伦敦东印度公司与中国协会主席，乔治·拉蓬特，斯里兰卡的一位政府官僚，亚历山大·约翰斯顿在见面时还随身带着一封在华外商写的绝望的信。查顿与“赫吉利斯号”船长亚历山大·格兰特，在拜见巴麦尊的时候带上了中国地图，主动提出应该从什么地方开始攻打腐朽的中国军队的建议。并不是巴麦尊所有纠缠者都是好战分子。拉蓬特告诉这位外交大臣，如果中国的确是想要认真废除鸦片贸易的话，那么英国就需要考虑其他新的财政来源，以购买中国茶叶。遗憾的是，拉蓬特说不出有什么别的可以替代的，而且他的贸易集团是少数派。大多数贸易商人相信，中国以武力围困外国商馆，英国就必须用更强大的力量打败它。
处在广州争论中心的义律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就在穿鼻战役结束后不久，他给主战派建议说：“在我看来，对于这种不公正的暴力，就应该以事先毫不知会的形式，给他们以迅疾而沉重的打击。”1839年11月6日，他在给巴麦尊的信中这样写道。尽管义律十分好战，但是在这封信中，他却同情教会对于鸦片贸易的观点：“对于中国口岸进行的这种强迫性贸易，没有人比我更加深恶痛绝其带来的罪恶和羞耻。作为公务官员，我一直通过手中掌握的各种合法手段劝阻这种行为，为此我完全牺牲了个人多年的舒适生活。”此时，义律还不知道，他处理危机的办法也将牺牲公众的舒适生活，并给他本人带来耻辱。
巴麦尊放弃了原来漠不关心的态度，改为采取有限的干预政策。1840年4月24日，他在内阁会议上宣读了义律的信件，信中坚持认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惟一办法就是一艘战舰、两艘护卫舰、三艘蒸汽船以及一些小型武装船只，这些就足够攻击从北京
到广州的海岸线。财政部长弗朗西斯·巴尔宁给这些高涨的战争气焰浇了一盆冷水，他质问战争花费从哪里出，这些小规模行动的财政支持在哪里，况且政府已经答应给对华贸易商人提供250万英镑的赔偿。
对华政策进一步复杂化，也暴露了首相迈尔本领导的辉格党政府的缺陷：权力只掌握在极少数人手里。政府威胁要随时出击，但是，不管这种进攻的规模是否有限，这个时候冒险进攻，是不是最佳时机？而且，国库基本上已经入不敷出了。预算不平衡导致大的赤字。在过去的三年里，每年的赤字多达100万英镑，迈尔本相信，软弱的国会不可能支付商人250万英镑的巨额赔偿，更不用说支付在地球另一端的更加昂贵的一场战争。
但是，陆军大臣、89岁的著名历史学家托马斯·巴宾顿·麦考雷支持战争，在他的鼓动下，迈尔本想到了一个与中国交战的高明的方法一—让中国支付这场战争。迈尔本希望找到快捷有效的路线，经过短暂的交战，迫使中国赔偿损失，以此作为其没收鸦片所做的赔偿。这个计划说起来有点绕口。尽管《泰晤士报》的评论非常尖刻，把巴麦尊的计划称为“自杀”，但是这位外交大臣还是向义律下达了战争的命令。
这位外交大臣也注意到了公众舆论，尤其是宗教激进分子的言论，但是他采取了阳奉阴违的措施，暗地里打算维持鸦片贸易的繁荣。他在给义律的信中写道：“女王陛下的政府丝毫不怀疑中国政府有禁止鸦片输入的权利。”“他们找了冠冤堂皇的理由：
英国海军驶向中国，并不是要推销鸦片，而是要保护英国侨民免遭林则徐的再次围困。巴麦尊的信指责中国人试图“用残酷的饥饿办法”饿死英国商人，英国人必须挽回自己的荣誉。如果带给政府收益越来越少的鸦片贸易因为这场军事行动而繁荣起来，那
也是自然的结果，而不是战争的目的。如果生在另一个时间，另一个地点，或许巴麦尊本可以成为一名才华横溢的诡辩家和朝臣。
查顿和同行对巴麦尊的决定欣喜若狂，只要能够照常开展贸易，他们才不在乎战争的动机是否高尚。同时，查顿请求政府给他和下属赔偿因林则徐造成的鸦片损失。
濒于破产的软弱的政府当然没有理会查顿的请求。他们可以花几百万英镑进行防卫，却不能给一分钱的赔偿。他们说，这些钱将在中国战败之后拿到。商人们半信半疑，巴麦尊对广州商人解释道，国会不会投票决定赔偿损失一事，他肯定不会把这个问题带入投票程序之中。政府绝不会为了满足一些亏本的商人而冒险做出这样的事情。
The Opiun Was |85
第六章
英国的平争元有
这场战争从根本上就是非正义
的，这场处心积虑的战争将让这个
国家蒙上永久的耻辱，这种耻辱是
我不知道，也从来没有听说的……
我们的国旗成了海盗的旗帜，她所
保护的是可耻的鸦片贸易。
——反对党议员威廉格拉斯顿，
1840年。
鸦片战争—一个帝国的沉迷和另一个帝国的堕落英国人认为很快就可以取得胜利，这是确定无疑的。1840年1月，商人本尼特·福布斯说：“我们三个月之后就会离开中国，这个几率是五比一。”1外国人居住区的紧张气氛日益加剧。义律放弃危险的广州，投奔到他自以为安全的澳门。他发现全城都张贴着告示，宣称中国士兵即将驱逐外国人，对此他感到十分惊讶。
虽然这个军事行动并没有实行，驱逐外国人的事件也没有发生一一或许是因为史密斯船长的战舰“海阿辛号”在澳门港口外巡逻的缘故。义律返回广州的时候，觉得最好还是把妻儿送到新加坡。1840年2月14日，查顿的快速帆船“莫尔号”（Mor）从英国带来一封信，是巴麦尊写给义律的，内容让义律非常高兴，因为他们保证陆军和海军即将到达广州。当然，信中命令义律不许公开这个消息。
在英国国内，巴麦尊给义律的信也没有公开，国会对中国的用心仍然像斯芬克斯一样是个谜，这点在1840年1月国会开幕会议上得到体现，女王维多利亚说了一番暧昧的话，只提到对中国问题“已经引起注意”。巴麦尊保证英国纳税人的钱不会用来赔偿鸦片商人的损失，这就是他所提到的最明确的信息了。他在国会开始之后接受《泰晤士报》采访时说的话，简直就是一篇迷惑人心的杰作。反对党托利党领袖罗伯特·皮尔爵士对此十分不满，提交了弹刻议案，指责政府动用武力处理中国的鸦片危机。
在针对皮尔提案进行辩论的时候，未来的国家首相、30岁的
福布斯给A.Htd信件，1940年1月20日，4-8.转引自彼得·费伊。《鸦片战争，184-
1844）.第2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