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三、人口变迁：过去与现在
(二) 人口跃迁与其多样性
a)
出生率与死亡率从高到低的跃迁已同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一样成了一种全球现象。过去两个世纪的人口跃迁给世界人口带来的影响表明两者仍处在其各自发展的不同阶段。在19世纪到20世纪初年的这段时间内，欧洲、北美、大洋洲的发达国家在不同的年代、以不同的速度经历了这–一跃迁。其间，也或多或少地伴有人（l的高速增长，其主要动力是：幼儿死亡率的降低、国民生儿育女愿望的降低及其带来的出生率下降、养育子女费用的增加、国家对人口素质的重视等。二战后，日本与其他发达国家共同努力，其人下I年增长率大大低于1%，有时甚至出现人口负增长。近年来，十多个东欧国家的情况也说明了这一点。目前，俄罗斯的16%c的人口死亡率大大高于其9%c的人口出生率，从而使其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为-7%0。另外，有些发达国家正处于后跃迁时期，它们在减缓世
b)
界人口增长方面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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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跃迁是由许多在不同的时间段中，不同的人群中共同起作用的因素促成的。这一说法目前已为大多数人所接受。那些因素包括：业已发展的社会文化组织，卫生、环境、计划生育、医疗服务等领域的进展，更好的营养与教育条件，提高了的妇女就业率，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及与之相关的许多社会经济变革。
d)
在跃迁过程中，还存在着多成员家庭的减少、小型家庭的增多、两代人间财富流向的倒转一一由向上（子女向父母）转为向下（父母向子女）。
e)
显然，一些发达国家的人口跃迁导致其人口的明显老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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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国家，15岁以下的少年的比例由40%~50%降为不到20%，这主要是由每个家庭平均的五个子女降为不到两个造成的。近年来、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希腊等南欧国家的人口总出生率（即：假设不同年龄的妇女的生育率相同，一位妇女在其一生中生育的子女数）出人意料地降为1.2%至1.3%。与此同时，发达国家65岁以上的老人占社会总人口的比率从不到5%上升至超过15%。现在瑞典少年人与老年人的比率大致相当，均为约18%。
g)
发达国家人口的平均寿命已逾80岁，其85岁以上的老人的数目也急剧增加。在英格兰与威尔士，这一数字从1901年的4.4万上升到1995年的94.8万。好在大多数东欧国家国民的预期寿命提高不大，其中有些国家20世纪七八十年代国民的预期寿命甚至还有所下降。目前，日本人的预期寿命世界最高：男性为76.6岁，女性为83.0岁。可见，男女寿命之间的差距业已存在并在继续扩大。这又带来另一个问题，许多发达国家老年女性的数量日益增多，其中不少已丧夫、寡居。她们终日独处，身体虚弱，带来了社会与心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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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至20世纪中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特点仍然是居高不下的出生率、虽已降低但仍较高的死亡
i)
率和人口的不断增长。因此，从人口学的角度来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当时走上了两条不同的道路。发展中国家当时的高出生率意味着：即使其人口出生率迅速下降，其人口增长的潜在空间仍将很大。事实上，这两类国家出生率与随之变化的死亡率的降幅迥异。其结果是：如今各国人口年增长率为1%~3%不等，再高–一些的也有。尽管如此，这两类国家人口差距已大大缩小；有些发展中国家――如：中国、韩国――迅速完成的人口跃迁已使其人口出生率、死亡率与发达国家相差不大。这也使世界人口年增长率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2.1%戏剧性地降至目前的1.5%。
j)
总体上，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跃迁比原先发达国家的速度要快不少。这是在其前跃迁时期较高的出生率与死亡率及其国民中普遍存在的早婚现象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之所以能这么快，是基于以下因素：更有效的避孕方法的传播、妇女受教育程度与其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更完善的医疗保健体系的建立及其带来的婴幼儿死亡率的大幅度降低。在日益举足轻重的新闻媒介的帮助下，政府部门与国际组织在促进人口跃迁方面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可惜的是，人口状况的改变并未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其曾经带给发达国家的社会、经济进步。这些改变只是发生在低收人阶层中。当死亡率下降而出生率仍居高不下时，政府面临的严峻问题是：如何保证国民的教育、衣食与就业。
k)
上述改变有不均衡性，以致已不能用人口高增长来形容整个第三世界的人口状况，尽管有证据表明，在1950~1990年间，世界人口死亡率总体上是下降的，有的国家（如：肯尼亚、博茨瓦纳、
l)
津巴布韦、南非）的人口出生率近期有所下降，但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许多国家的相对较高的出生率与死亡率及其3%的人口增幅仍屡见不鲜。马拉维、马里、尼日尔等国国民年轻者居多，其人口总出生率高达7%，出生率超过50%0，正在下降的近20%c的死亡率仍相对较高。不幸的是，人口学家却在这些国家发现了在阿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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汗、缅甸等南亚国家很普遍的现象――低缓的经济增长、不稳的国内政局、大量的贫困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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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喜的是，在人口虽稠密但出生率与死亡率已于近几十年骤然跌落的中国、韩国、泰国、台湾等东亚国家和地区，在人口较少的新加坡、香港、澳门等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约1%的人口增长率已出现。程度较低的人口跃迁也在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和拉丁美洲大部分国家发生。然而，发展中国家平均预期寿命也相差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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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非洲国家只有45岁，而一些东亚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却高达75岁。前者的年龄一性别金字塔预示着其死亡率将比出生率有更大的降幅，后者则正经历着以更少儿童、更多中年人为标志的老龄化进程。
p)
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有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出生率不高不低或正在下降（如20%c~30%c），其不足10%。的死亡率属较低的了。在太平洋和加勒比海诸岛国，其人！死亡率甚至低于5%o.
q)
1970~1992年间，印度的人口总出生率从5.3%降至3.6%，但其人口增幅仍达1.9%，其进展仍属中等。
r)
因此，尽管把世界人口看作一个与全球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相关的实体是一个好方法，这仍不能清除各国人口的多样性。这正如在经济领域，一条南北分界线已逐渐失去其意义一样。要知道，在人口方面，各国步调是难以一致的。
(三) 显著的人口不均衡性
a)
人口多样性是与人类发展的不均衡性相伴而来的。联合国的
b)
《1996年人类发展报告》通过计算预期寿命、教育状况（如儿童入学率与成人识字率）和生活水平（如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人类发展情况。该报告指出：人类和经济的发展每时每刻都在深化。
c)
1980~1995年间，拥有15亿人即世界人口的1/4的15个国家（包括经济迅猛发展的中国、韩国、马来西亚等亚洲国家）的令人瞪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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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舌的经济增长与拥有稍多人【1的100个国家的日益恶化的经济状况间存在着天壤之别。更令人惊讶的是，该报告估计，世界上358位亿万富翁的资产总和竟超过占世界人【口45%的国家的闰民收人之和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当富翁们挥金如土之时，有约11亿人正处在极端贫困之中。同时，贫穷还是预期寿命短、产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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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儿死亡率高，营养不良，身体残疾等的潜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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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之内也有不均衡的现象。这种表现在疾病、死亡、犯罪等方面的不均衡正日益扩大。尽管财富、健康、死亡三者并无关联，但在英国，社会地位最低下、生活最贫困的人群的各个年龄层的死亡率都比最富裕阶层高2~3倍，前者的寿命比后者约少八年。在美国，那些收人最稳定的人暴死率与致死率最低。在像日本与瑞典这样的社会分配最均衡的发达国家，其国民中对自身发展投人最多的人寿命最长。在发展中国家也是这样，最好的例子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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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和斯里兰卡。
h)
几十年来的经验告诉我们：经济增长与人类发展间并无自然联系，但经济增长的结构和质量对人类自身的发展至关重要。经济增长要做到拓宽就业渠道，消除贫困、不平等，改善人权（包括妇女的生育权），增强民主，避免环境恶化，增加在教育、健康、公民素质方面的投资，才能更好地促进人类的发展。尽管我们已就这些目标达成共识，但要想完成它们还任重道远。此外，我们还应密切关注正在扩大的国家间与一国内部的不均衡，因为它们迟早将成为人口流动的重要原因。
(四) 人口的再次分布与集中
a)
国家间日益加深的人口的生老病死、生活质量方面的不均衡对人口洲际分布不均有重要影响。在19世纪有数以百万计的欧洲人和数量稍少的亚洲人移居海外，他们对美洲、非洲、大洋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尽管如此，欧亚人口在19世纪的大多数时候仍
b)
占世界人口的约85%以上：与此同时，非洲人口一直在7%~
c)
10%之间摆动，虽然美洲，大洋洲人口有所增长，但其总人口尚不及非洲。
d)
20世纪下半叶，世界人口不断增长，亚洲人口比重也越来越大：由55%增至59%。与此同时，非洲、拉丁美洲人口增长迅速，目前各占世界人口的14%与9%；欧洲人1比重从27%跌至13%；因为跨洋移民者的减少，北美人口比重稍有降低，由5%强变为5%弱。
e)
时至今日，人口的洲际流动在规模与数量上已超过在过去两个世纪中改变了世界人口整体分布的其他各种移民潮。19世纪初，世界上有大块陆地因过于干早、海拔太高、温度过低等恶劣的自然条件而人迹罕至或无人涉足。这一点到今日还是如此。至于某些居住条件较好的地区，现在的人口分布不如当时均衡。19世纪初，只有3%的世界人口住在城镇中，其余住在乡间。住在村庄和与世隔绝之地的人大都靠务农谋生。当时人口并不是聚居在有待于未来的工农业开发、利用的自然资源富足之地，而是生活在有着长期农业文明传统的中国、印度和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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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公路、铁路、航海、航空等交通运输手段的技术性突破所推动的工农业领域的变革，是引发人口流动的原动力。上述突破、变革加速了国际、国内人口的大规模流动。上百万人从乡村迁到城镇，其中有许多城镇是首次以位于或毗邻能源、原材料产地一―去要是产煤区等一―的身份出现的，还有一些是作为发展国际贸易的港口城市出现的。这一城市化和人口集中的过程随后从欧洲扩展到海外的“新欧洲”和世界许多其他地方，并把它们纳人世界经济体系。同时，这一过程也使人口与城市大量集中在沿海地区，而使内陆地区人口密度相对降低。
g)
与工商业同时起步的城市化进程在20世纪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其推进因素不仅有制造业、加工业发生的变革，还有在世界所
h)
有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服务业各部门所取得的巨大进步，这使得全球的城市化进程比世界人口增长要快得多。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有约占世界人口45%的人住在城镇。目前这一比率仍在不断增加。由于行政区划、人口规模和经济活动不同而对居民点划分不同，不同国家对“城市化”这一概念见仁见智。因此，要想得知准确的城乡人口比例绝非易事。
i)
有人类居住的地方就有城市化的影响。在那些人口飞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其影响尤为迅速。在这种情况下，正如我们在巴西、埃及、墨西哥、泰国看到的，人口超百万的大城市中壁垒森严，造成其城乡经济极度失衡。许多刚独立的国家的首都都出现了这种情况，在一些中央集权制国家则更明显。在联邦制国家中，城市化的影响要小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大城市，如墨西哥城、圣保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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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汉城、孟买，在规模上虽已超过了发达国家的大城市，但却并未像后者那样成为当今世界经济浪潮的“中流砥柱”，也未像伦敦、
k)
纽约、东京那样取得“世界都市”的地位。可见，规模不能决定一切。
l)
与发展中国家不同，英国等发达国家的许多大城市的人口增长则经历了相反的过程。这种由交通运输业的巨大变革推动的逆过程被称为“非城市化”或“城市分散化”，它使许多城市的人口减少或迁出。发达国家的人口分布则经历着以人口的高度流动性带来的少量人口净流出与总体人口分布的相对稳定为标志的人口动态平衡。在发达国家，短期人口流动比长期移民更普遍，这两种形成巨大反差的人口再分布过程的结果是：英、法等国的人口分布变化比尼日利亚、委内瑞拉等国要稳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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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球来看，城市化明显地引发了人口集中的趋势。其原因是，大城市总被局限在临海的经济核心地区。无论富还是穷，各国以边远地区人口减少为代价，那些经济核心区的人口比重总是较高。最近有人估计，世界人口的近三分之二居住在沿海60千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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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而以亚洲、非洲最为明显。然而，这些居住在沿海低地、三角洲的大量人口却面临着全球环境变化之一的“温室效应”所引起的海平面上升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