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四、民族一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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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一国家”是一个较新的概念，因为它的历史从1914年才开始。它在《牛津大辞典》中占有一席之地始于1918年。那时，现在已被遗忘的牛津的历史学家J・A・R・马里奥特在他许多书中的一本《欧洲联邦》（这一概念并不是最近才被使用的）――里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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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终成因应当从“现存的欧洲政治形态中……寻找……它建立在对一–大批独立的而且相互平等的民族国家的承认的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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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它起源如何，这个概念有一个确切的含义。一个“民族一一国家的欧洲”，是在16世纪取代了中世纪的大一统帝国―它由一个同样统一的教会支持着――的东西。自此，欧洲有几个国家的人开始将对当时尚未分裂的教会的效忠转到“民族一国家”的领袖身上去。民族国家的思想在都铎王朝的英国、瓦卢瓦王朝的法国，以及国王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和阿维斯王朝的葡萄牙逐步形成，随后慢慢传人美第奇家族的托斯卡纳、荷兰和瑞典，接着是普鲁士，但直到1870年，德国和意大利才完成这一目标。这些发展都发生在大规模通讯的时代以前。不管怎么说，这是印刷术的功劳。人人都记得维克多・雨果是如何在《巴黎圣母院》中设想了早年大教堂前修道院的一个房间里的印刷情景。一个教士克劳德盯着那座庞大的建筑和一本印出的书――一本在纽伦堡印的模糊不清的书。“啊，”他说，“这”――那本书“会消灭它”一―圣母院。教士的意思是那座教堂会被摧毁。他说对了一半。如果路德的著作没有被印刷出来，那新教改革就不会成功，同样，若没有那些报纸和小册子，最后也不会有民族一国家的诞生。无论如何，是这些东西最后使“想像的社会”成为可能。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是这样巧妙地描述“想像的社会”的：数以百万的人们假定，他们与另外一群数以百万的人们从未谋面，但是同与之同属于一种语言和文化的入们具有若干相通之处。印刷术使19世纪的诗人、公共活动家和历史学家们能够把民谣收集起来，让语言变得标准，并且把历史从神话中分离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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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研究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学家布克哈特在将国家当成一件艺术品―“计算与思考的产物”―来谈论时，将这一进程的开端追溯到印刷术发明以前。实际上，这一直要追溯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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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世纪西西里的胖特烈二世的铁腕政权时代。不过，第一个连贯地叙述这个新体制的功过的哲学家是马基雅维利。他于16世纪初在《君主论》一书中表明，他认为最好的统治者应该没有国际义务的观念，并不惜一切地追求自己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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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在提及此时用的不是la
nation-etat（民族一国家），而是tat-nation（国家一民族）（西班牙人和法国人一样，也把“国家”放在前面：estado-nacion）―我敢说这一区别中有不小的意义。不论这意义是什么，《世界杂志》的前主编，安德列・方丹纳在其近来的一篇文章中描述了法国的这一概念得以占据主导地位的缓慢过程；尽管这个国家直到19世纪初还处于琐碎的繁文每节的统治之下。他指出，这一中心词位于其他组成部分之前的构词方式在一国范围内的胜利，是由于“更多地使用古典法语、对自由的普遍信仰、丰富的文化宝藏，以及优美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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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今天的政客们，欧洲怀疑论者或是新工党，看起来似乎有了一个可敬的理论来源。乌基雅维利可能被佛罗伦萨人看成是一个罪犯，但他作为哲学家的立场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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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一措辞中所蕴含的观念，有几点需要说明。第一，上几个世纪里，欧洲多数较大的民族一国家都先后成为国际性的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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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英国那些自称“一个民族一国家的欧洲”的支持者的人，实际上是要我们把时钟倒拨数百年，并且想像我们是在16世纪汉弗莱・吉尔伯特以女皇伊丽莎白一世的名义占领新大陆之前；或是更早，在16世纪中叶法国建立它的第一个殖民地一一南极的法兰西，即巴西的里约热内卢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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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英国的许多人会认为他们住在一个民族一国家里，这是个错误的印象，因为始终有着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存在的英国长期以来就建立了一个跨国的体制。对于其他一些欧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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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一国家”来说，也是这样。比如西班牙，没有人会怀疑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地区是民族地区。布列塔尼、伦巴底、巴伐利亚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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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意大利、德国的关系很大程度上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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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我们如今居住的欧洲已不再是一系列有独立主权的民族国家，至少在旧的意义上不再如此。比如说，欧洲的法律――尽管在作用范围上很谨慎一一高于各国的法律，从1958年以后的欧洲经济共同体六国就是如此，1973年以后也适用于英国。丹宁勋爵曾抱怨说，“该条约就像一股（法律的）海潮涌进内河，并且无法遏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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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有一些――不可能不承认――类似于联邦式政治体制的东西，这不仅表现在国家间的援助与竞争上，而且还包括农业、渔业、贸易和环境等方面。在汉弗莱、吉尔伯特爵士的时代，显然没有与之相类似的任何东西，而且甚至是天主教会在那时在英国也是遭迫害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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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民族一国家的观念自1918年以后在欧洲大陆上遭到了怀疑，即使在英国并不是这样。原因在从马里奥特书中引用的文字里有含蓄的表达。大陆上的怀疑情绪是由这样的事实引发的，即对于大部分生性自由的人来说，1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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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和1939年的战争――更早的就不提了，主要就是由欧洲怀疑论者似乎很喜爱的民族一国家体系造成的。德国外交部长克劳斯・金克尔在庆祝《罗马条约》签署40周年的庆典上所写的一篇文章中说：“几个世纪以来，欧洲的外交政策都以列强间通过暴力和战争的方式进行联盟与对抗为特征。一个磨合的欧洲的概念使我们第一次得以有效而且彻底地打破这一恶性循环。”雅克・德洛尔也同时谈到：“昨天的欧洲代表了各自之间的恐惧、仇恨，以及兄弟相煎的战争。今天它代表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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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对于金克尔和德洛尔来说，在我们这个时代，民族一国家作为一种政治实体显得太小而且太具破坏性了。作为文艺复兴时的一项创造，它在16和17世纪有其积极性，它能够存在是因为它打破了封建贵族不负责任的独立状态，并建立了国家秩序。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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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民族一国家――它们每一个都有强烈的民族主义理想――在19世纪的成长道路，它们本民族版本的历史和它们的军队，直接导致了1914年8月和1939年9月发生的事。确实，在那以前许多资本家跟艺术家一样，已经抛弃――或根本没有接受过――民族一国家的观念。政治家们1945年以后也会跟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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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观点当然是可以挑战的。一些历史学家会说，在那些金克尔所谴责的不光彩的日子里，战争爆发是因为欧洲许多国家还是完全的君主国，或至少是由贵族把持的独裁政权。他们争论说，既然现在我们都是民主派，战争的危险也随之而去了。难道亚里士多德没有说过，民主制度的优点之一是其不善于，甚至是没有能力发动侵略战争吗？玛格丽特・撒切尔1978年在布鲁塞尔她最成功的演说之一中，不也是很恰当地说过同样的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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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二致，战争常常是因为一国的荣誉遭到别国的侵犯而发生的。中产阶级的人们至少和贵族们一样容易被冒犯，民主派也并不能免于绅士式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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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事实如何（想让来自欧盟15个成员国的任何一组历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是不大可能的），大陆土普遍的感觉是民族一国家在现代欧洲历史中是有罪的一方。这一判断促成首先是欧洲共同市场，然后是欧洲共同体，最后是欧盟的一系列设想的第一推动力。1945年以后要求建立的便不止是单纯的对国家的忠诚，而是要一―比如说――推动某些国际义务的产生，目的是为了在这块比其他任何地方都经历了更多破坏性战争的大陆上保持和平。与之相对应，如拉丁美洲，就是一片和平的绿洲；虽然偏听偏信者总认为那是个“充满暴力”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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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英国人有关一个无条件的民族一国家的欧洲的观点似乎在加来那一边并没有什么响应。再一次引用金克尔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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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没有人能够认真地维护这样的观点，即不论是单独或是处于变动的联盟之中，都有可能成功地追求民族利益。那只能使19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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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的政治体制复活，它给这个世纪带来了如此之多的伤痛。”迈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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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特勒爵士，驻布鲁塞尔的一位经验丰富的英国大使，在描述了欧洲国家是如何合作之后，通过“齿轮机构”一词――这个绝佳的词表示的是实践与体制的结合，由让・莫奈巧妙地发明――在80年代他的一本书中表达了同样的大陆派观点，他解释说我们正“永远地”远离“（以往的）坚持”民族国家无限制的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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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西班牙或葡萄牙这些如此不同而又如此孤立的国家，也忍受过一度至少承认在理性上对于纳粹和法西斯主义的认同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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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在最近没有遭受入侵的经历，更不用说被占领了。英国的法西斯主义就像一个秘密的怪人俱乐部。当让・莫奈在1950年去伦敦试图劝说英国支持舒曼计划时，《经济学家》的主编吉弗菜・格罗塞告诉他将会有一场不折不扣的“战斗”，因为英国“感到不需要驱散她的历史”。尽管这个国家已相当的迷惘，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它的“民族一国家”的圈套不仅没有改变，在某种程度上，反而加强了。的确，我们的民族一国家在40年代的战争中发挥的作用是以前从未有过的，甚至也许在自由社会里也是独一无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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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状况以及资源与人力的组织方面的功绩，至今令人惊叹。在他的战时演说中，丘吉尔称赞英国为一个受到大陆上强敌威胁-――就像它1588年在“无敌舰队”时代所经历过的一样――的团结的小岛，但同时又是一个“强大帝国”的领袖。这是提醒我们英国在同一时间内将对自身命运的两种不同视角结合起来的能力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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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进一步，帝国在战后开始解体，英国在欧洲领先的经济地位――它曾在那么长的时间里被我们视为理所当然――开始动摇，甚至连与美国的“特殊关系”也变得不那么实在时，民族一国家看上去是我们可以肯定的――也许是惟一的―-样东西。我们可能造不出飞机，我们的汽车工业显得越来越次要，但我们有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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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国家。于是乎就有了自1953年始的英国与欧洲一体化进程的疏远；于是乎还有了英国政治家一―左翼右翼都一样――对民族一国家观念至今仍存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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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金教授在1997年初较好地归纳了现在国内对这些事的看法，他表示，英国人在欧盟问题上会想，“这闹哄哄的是为了什么？干嘛这么急？”；“我们又不是要打仗，更进一步结合的问题最多不过是个次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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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大陆上的政治家也持有英国人的欧洲由多个国家组成的的过时观点。例如未来的西班牙总理约塞・马里亚・阿兹纳尔憧憬着一个“民族一国家”的欧洲，还有一位聪明的彼德罗・施瓦兹教授，他在英国呆了如此长的时间研究杰里米・边沁，对他有了透彻的了解，结果自然就成了欧洲怀疑论者，尽管他用西班牙文写作，在瑞典和奥地利有支持他的人。对于让一马利・勒邦的国民阵线来说，希拉克总统是“《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小话务员”。共产主义者阵线至少在此问题上与国民阵线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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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谁是对的呢？将国家当作布克哈特所理解的一件艺术品，认为不应作改变的欧洲怀疑论者，还是创造了更细致和现代策略的莫奈的支持者？21世纪初欧洲内部发生战争看上去不大可能，然而，认为欧洲已经“不可逆转”地向好的方向转变也是不现实的。引用南斯拉夫的经历也许过于极端，但是那里的战争提供了一个好例子，告诉我们当上层政治结构被除去时会发生些什么。大规模地、随意地恢复旧的民族一国家体制不会引起旧的对抗的重现吗？为什么这些对抗就不会变成战争呢？国家和个人一样，只做到规则所要求的为止。高度的智慧和文明并不等于和平。欧洲国家中教育程度最高的德国，在本世纪上半叶是最富侵略性的。说什么“我们如今相当文明，所以说战争――比方说法德之战是不可能的”是没有用的。在大多数方面，今天的政治家受教育程度比一百多年前要低（仅仅看看1897年的英国政坛。现有哪一位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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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层英国政治家能和那时的索尔兹伯里、贝尔福、莫利、罗斯伯里――他们都是极佳的作家一―相比呢？）。有些英国政治家给人的印象是害怕德国人，看不起意大利人，憎恨法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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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民族一国家的威胁不仅来自上层，从国际和超国家的角度来看，也来自下层。三个欧盟内的主要国家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都有许多的权力下放给自治政府、英国则注定在苏格兰和威尔士进行一项大的宪政实验，而布列塔尼和科西嘉至少对法国来说仍是需要关心的。欧盟关于地区的委员会现在只具有较小的影响力，但将来会很重要。其实欧盟通过补助金的分配和其议会成员的选举方法，已经支持了在旧的民族一国家体制中得不到公平对待的地区或民族运动。这可能仍会继续，甚至有一天会成立欧洲议会的第二院来专门讨论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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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宣告民族一国家的死亡还需要一个主要的条件，鸣惊人的阿兰・米尔沃德教授是描述现代欧洲形成过程的最好的历史学家，在他的《欧洲对民族一国家的拯救》–书中争辩说：民族一国家和欧盟并非对立面的关系，而是后者包容前者。米尔沃德声称，若没有互相结合的过程，西欧国家不可能像它们已经做到的那样维持其人民的忠诚。他巧妙地展开了这一论述。不过他也许会想到，欧盟从未提出废除民族一国家，它所确保的是各国有义务将它通过欧盟委员会及部长理事会的“齿轮机构”提出的主张付诸实施。这里，有一个欧洲国家要持续扮演的角色――一个“领导角色”，的确如此！不论是莫奈还是德洛尔对此都没有疑问。因为随着欧盟的发展及其将来的发展方向，欧盟关键的一点在于，由它的超级智囊团――欧盟委员会提出的并得到部长理事会支持的任何主张，都必须由各民族一国家的公仆们来付诸实践。并不存在一个欧洲宫员的巡回小组，披着谨慎的外衣，耐心地从欧洲的一个机场到另一个机场，充当国际民政机构。无论为了构成欧洲联合防御体系我们应当做（或不做）什么，也肯定是由各国的军队―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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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以与北约类似的方式联结在一起――来实施各国军官的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