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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四、“并不神圣”的市场
a)
在世界历史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共产主义在强烈反对市场与竞争的同时，却在东西方制度之间进行无休止的对抗中，成为最重要的演员和驱动力量。起初，市场与中央计划之间的较量表明其企图提供意识形态优越性的理论证据。而后，注意力转向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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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以及经济势力。不久，共产主义的经济潜力达到极限。自由市场是无情的，而且它作为一种制度的残酷代言人，决不给濒死的竞争者一丁点儿机会。资本主义的胜利不可否认。从那时起，世界被一位独裁者统治了。市场是国王，制度的较量成为历史。然而，当商业在本质上更加全球化时，一种对资本主义的崭新批评在后社会主义时代初具维形。这一批评的核心是资本主义已到达其尽头的论断。由于主要敌人均已消失，资本主义被认为已到了其历史的尽头。对资本主义的指控是：由于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它始终瞄准对手，因而失去对西方社会和经济体制内部弱点的洞察力。美国社会学家伊曼纽尔・华伦斯坦把西方工业国家的社会经济问题――过度饱和的市场、正在扩大的社会差距、范围过大的福利制度和政府的过度赤字――阐释为资本主义制度长期统治的最后阶段。他相信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崩溃也标志着资本主义时代终结的开始，因为几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姚化成一种追求最大利润和剥削的制度。美国经济学家莱斯特・瑟罗指出工业化国家收人和生活水平的不平等，并提出西方社会由于如此的不平等，在其体制崩溃之前不可能存活多久。
c)
为了理解对资本主义的道德批判，我们必须回到古典经济学开创时期以及自由市场经济奠基人亚当・斯密，不同于重商主义者或重农主义者，斯密强调作为财富源泉的人力。生产力通过劳动力分配而得到提高。商品价值由其交换价值决定，而不是由其使用价值决定。收人的三种形式，工资水平、资本收入和基本租金由市场行情决定。由于斯密与其说是一位经济学家，不如说更像一位道德哲学家，他发展起来的理论学说是围绕整个人类的。一方面，他把人们同情的能力归因于人类自己；另一方面，他发现人有无节制的私欲，并认为它是人类的自然动力。根据斯密的学说，这种私欲是支配所有经济活动的力量，它发动了市场运转的马达。
d)
亚当・斯密提倡的自由市场包括双重自由的保证；它们是个人自由和社会自由。像其他18世纪的社会哲学家一样，他非常热衷于保护个人免受国家暴政伤害。他反对由国家机器操纵的经济秩序，因为最终分析得出，这会削弱个人民主并导致缺乏民主的社会。他因此反对对私人机构提供的任何形式的监护，因为它会用严格的规章制度限制个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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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现在能够确保一个自由社会将成为道德的和公正的社会吗？在他的三部著作中，斯密把这一联系喻为一只“看不见的手”，它保证工作按社会需要和社会利益合理分配。我们在他的著作《天文学史》（1750）或《道德情感论》（1759）中找不到对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具体描述，《国富论》（1776）中也没有确切表述。斯密仍然用这个概念创造了资本主义阵营中的神话，即对市场最终能保障利益完全平衡的不可动摇的信念。这标志着一种资本主义道德思想的诞生，也是历史性误解的起源。因为尽管斯密自己没有完全信任这只“看不见的手”，但当它承受了存在于同情和自私之间的压力时，它便在历史过程中被解释为防止市场成为不道德机器的一种道德调节器。对“看不见的手”的通俗解释允许人们为了整体的善做任何事，而且，通过自由竞争，它被认为能制造社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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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和经济生活的和谐，其产物是一个仅由少量政府干涉来约束的自由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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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后的200年间，可以清楚地看到，市场释放了一个不再能被驯服的力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它不断转变西方社会对价值观的传统共识，促发个人私利和小集团利益。市场根据严格的经济标准进行了一场选择：强者受嘉奖，弱者遭惩罚。由市场提供的教训有点像一种经济达尔文进化论。结果适应自私原则的被选择对象证明自己更有效，而无法满足社会需要的对象则被社会排斥。长此以往造成工作、财富和收入不公正的分配。如果我们关注一下美国，便会发现以下发展。1973至1995年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36%。然而在同一时期，代表大多数有收人雇员的非管理层蓝领和白领工人的每小时工资却减少了14%。80年代的收入总增长只为占有收人雇员约20%的高收入阶层带来利益。超过60%的收人增长进了高收人人群的腰包，而对一般人来说只有1%。就上层、中层和下层阶级间的差距而言，美国名列世界前茅。其他工业社会也正在向此方向大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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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不同的例子都证明强者个人私利的成功。其中之一就是强有力的议员游说团的存在。从60年代起，高效率的组织、行业工会和联合会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不断向政治活动和政府施压。雇员联合对抗雇主，年长的对抗年轻的，有自卫能力的对抗处在社会边缘的。为了平息有组织的人的贪婪，过去20年中，政客们欠上了堆积如山的债务，这对下一代无疑是沉重的包袱。同时，糜肿的政府机构、强大的官僚作风、低效的再分配系统建立起来，在欧洲大陆，政府使用的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导致不断膨胀的债务。欧洲经济领导国家德国1996年金融债务高达8330亿德国马克，超过国民生产总值（GNP）半数以上的钱落人政府手中。仅公共援助费用一项就从1980年的149亿德国马克攀升至1990年的318亿德国马克，并于东西德合并时达到521亿德国马克（1997）。
i)
在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仅社会福利支出就占总税收的三分之一，多年来一直超出政府设定的30亿英镑的限度。在法国，税收和社会保障支出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为44.2%，意大利为46.3%，瑞典更高达53.3%。当财富日益匮乏时，“贪婪者”之间的争斗更加激烈起来。这里的游戏规则是人人靠自己。这一规则被个人和集体所采用。不仅组织和团体在框架内创造利益，个人也利用团体达到个人的目的。结果是非法社会集资、逃税、拒付保险，还有盗窃。这些所谓的小过失造成的损害加起来超过数十亿德国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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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经济体系的内在活力触发了又一场深远的发展，经济学的思考占据了主导地位。其结果之一是20世纪后半叶对唯利是图的雇佣制度的反思，唯利是图的雇佣制度已经成为了宗教的替代物。许多世纪以来，工作在西方高级文化中被看作是必要的邪恶，是维持生计的关键，只有不参加唯利是图的工作的人才是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自19世纪以来创造出一个新的对自由的解释，即“工作解放人类”。这个曾被希特勒政权冷嘲热讽的论述似乎在20世纪末得到了认同。我们沉迷于工作，因为它不同于其他活动，它能为我们带来满足和物质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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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大规模失业的社会心理影响是深远的。在英国、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和德国，失业率于1985年至1995年间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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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西班牙的失业人口（20~24岁）与有收人人口的比率为39.8%，英国为14.5%。代表第一世界最富有的国家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宣布有3700万人失业。仅欧盟内部就有1800万失业者。当企业培训的工人无法在企业的职员岗位中找到一席之地，当高学历的自然科学家和工程师找不到工作时，当中年中级管理人员被礼貌却坚决地告知打扫办公桌时，我们的世界就业的神经就会受到打击。对个人而言，失业不仅意味著物质上无保障，更重要的是使他们不再觉得自己重要；他们得不到社会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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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生活变得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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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唯利是图的雇佣制度的过分强调导致人们歧视对维持我们自由的社会的生存有关键作用的特定工作。抚养孩子、照顾病人和老人、一般家务劳动和非赢利性的义务劳动处在西方社会价值观范畴的底层，这对应了一句座右铭：不能挣钱的人毫无用处。我们全依赖这些工作的进行，然而，几乎没有人愿意为微薄的工资做这些事，更不用说如果什么都得不到的话。这种态度破坏了社会责任感和维系人际关系的能力。后果之一是失去了人口平衡。自1945年起，由于西方社会婴儿出生率减少，它们破坏了一代人与一代人之间无明文规定的法则，而且破坏了保持劳动人口和享受社会福利人口平衡的社会契约。仅在德国，65岁以上的人口将于2030年占人口总数的26.7%，而现在是15.4%。三分之一的德国人将超过60岁。相反，60岁以下的人口将压缩到四分之一。不只是德国面临社会老龄化问题，在英国、法国和美国也能发现同一过程。生活在拉丁美洲、非洲、亚洲、阿拉伯地区的人不无轻蔑地把我们称为“银发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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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治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詹姆斯・布坎南，特别地告诫我们去避免难以维系的福利制度、年龄结构的变化和医疗科学成就三者之间的致命结合。他看到民主已陷于公民们持续增长的需要和可以预见的进一步增加税收负担的后果当中。他认为，如果政客为解决这个两难问题只把矛头指向弱小的社会集团，对它们采取严厉手段并且把低收人阶层排斥在社区提供的社会福利之外，一种歧视性福利制度将会产生，并侵蚀议会民主的基础。英国社会学家达伦多夫爵士认为存在对当今下层阶级的歧视和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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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他的观点，未来的冲突主要表现为对普遍民主道德问题的争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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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亚当・斯密的角度出发，预测市场选择机制的长期影响或经济学思考多方面的主导地位是不可能的。如今，当我们进人21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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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时，出现了两个新发展：环境破坏的升级和市场的全球化。它们进一步让人们怀疑“看不见的手”的效率。亚当・斯密和大卫・里卡多曾假定世界性的贸易系统是可能形成的。这样世界性的劳动力分配才能最终为各国带来好处。相反，国家经济发展极不平衡。赢家和输家的模式同样存在于国内市场和国际竞争中。当20世纪80年代解除了资本流通限制并开放金融市场时，新的规则就应运而生，新的玩家出现并引发更激烈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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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商学院的学者正在讨论第三次工业革命，即由欧洲和北美向第三世界传播新技术、新兴服务工业。亚当・斯密描述过的每一个生产因素都在经历全球化、包括人的因素。通过新的通讯系统与生产因素的全球化，第三世界的下一代将有12亿工人进入国际劳动力市场。这些工人中将近有10亿人每日工资不足3美元，而美国和欧盟有大约2.5亿的人每日收人达到85美元。专家相信，只要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人拥有先进的科技，他们同样能与西方的工人一样生产品质达到西方标准85%~100%的产品。哈佛学者预言西方世界雇员实际工资增长缓慢。有些收入群体的工资甚至会下降50%，这会在西方工业社会造成两种后果。其一，由于高薪、高福利水平的西方社会在国际就业竞争中无法面对前所未有的压力，就业竞争将会激化。其二，跨国公司将严格根据经济标准选择产品生产地，而忽略对“发源国”的国家责任。他们更愿意追随资金流向，因为后者在资本市场开放以后日益重要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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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必须关注全球化的后果并对其展开批评时，我们也必须清楚看到其有利的一而。由于西方市场饱和，全球化为经济增长，特别是在欠发达国家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提供了可能性。而且，它向西方公司施加压力以破坏僵化的结构和官僚主义。只要不引起大的生态灾难，从长远看，发展的机会将被证明是有益的。西方工业和民用对能源的消费远远超出世界其他地方。温室效应和土壤、空气、水污染已经达到危险的边缘。科学家们预言，沙漠化、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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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和飓风将会增加。近年来，人们比过去目睹了更多的自然灾害，导致的损失使人们不得不权衡一下经济后果和生态代价。1992年袭击美国的安德鲁飓风造成的保险赔偿达160亿美元。从保险数据看，安德鲁飓风不仅是数据灾难，更是一种趋势的先例。世界性暴风雪的年发生率从1965年的不足一次升至1993年的五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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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以来，造成的损失翻了1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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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这些发展，我们的经济和社会制度面对两方面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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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市场的内在的机制破坏了价值和美德面遭受攻击；它造成一种不考虑社会、环境后果的“涡轮资本主义”。这一观点在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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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和德国深受认同。那里的一些人把贫穷、社会解体和环境灾难解释为逻辑的结果面不是无意中产生的副作用。指责集中在人为通过全球化、资本主义掩盖了雇佣和民主的一切责任。简而言之，即资本与道德分离。另一方面，民主福利国家因沿袭了共产主义对手系统发展的国家控制和计划而成为众矢之的。而且，它导致国家债务堆集如山、官僚机构糜肿，再分配系统效率低下。人们争论道，市场和其帮凶剥夺了他们的自由。西方工业社会在未来几十年要完成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此产生。它们必须在市场全球化和生态问题的复杂关系中保持竞争力；同时他们必须巩固社会的融合，保持政治自由。如何成功处理这些问题将决定西方能否保持其生活水平；更重要的是，它将决定西方的民主能否继续存在下去。由此看来，市场机制必须由市场竞争者、国家总体环境、世界总体环境三者共同形成的价值观来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