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六、反响・适应・调节
a)
如果事实真像IPCC所指出的那样――即不断加强的温室效应有可能在下一个千年的第一个百年中使地球气候变暖――的话，我们该做些什么呢？IPCC总结出了下述这些对策：
(二) 推行一些成本低的措施，如提高能源的利用率，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量；
(三) 逐步淘汰现有的不合理政策，如一些矿物燃料津贴，因为它们直接或间接地增加了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且不利于国民健康；
(四) 降低燃料的含碳量，使其由高到低，甚至不含碳，以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量；
(五) 扩大温室气体吸附物的数量，如森林；
(六) 采取现有技术（并开发新技术）使废渣埋填、工农业生产、矿物燃料的采据运输业减少CH4、N2O的排放量；
(七) 进行各种形式的国际合作，如合作开发、技术转化、市场配额，以降低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成本；
(八) 筹划并推行与气候变化相适应的措施；
(九) 开展有关气候变化的原因、结果和适应性的研究（从经济角度看，这种研究可减少处理气候变化时的不确定因素，并有高回报率）；
(十) 进行技术角度的研究以提高能源利用率，减少使用矿物燃料过程中温度气体的排放量，以商品化的手段开发非矿物能源（从长远观点看，在成本和耗时两方面，非矿物能源是处理气候变化耗费高低的主要决定因素之一）；
(十一)
发展社会公共事业，如保险业，以分担气候变化给国民带来的损失。
a)
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是：我们将于何时，采取怎样的措施来适应全球气候变暖这一现象？
b)
有人认为，有两种适应方法可以一试，其一是反应性适应，即
c)
我们在预想的气候变化发生之前便采取措施以减少可能的负面影响，并迅速、廉价地提高我们适应变化的能力。换句话说，我们这是两边下注以减少损失。
d)
当然，反应性适应既可行，又有效。在许多地方，去适应未来最可能的变化是可行的。比如，我们可以用既抗高温又抗干旱的粮食品种来替代那些产量降低了的品种。同样，基础设施更换起来要比气候变化快得多。因此，我们可以及时更换它们以适应气候变化。还有一点，这种策略可以避免在假想的变化发生之前过早地投人资金。
e)
在另一个方面，这种方法很难应对气候的突然变化或洪水、风暴、旱灾频率及强度的显著增加，因而有可能使大批的人蒙难。公平地说，有些对策即使在目前的环境条件下也大有裨益、确有成效，从收益/成本的角度看，即使气候不发生任何变化，它们也是很有益处的。无论气候变化是否发生，这种先行性适应的方法都将成功，即决策人总不会对他们的选择感到后悔，因此它又被称为
f)
“无悔对策”。尽管无悔对策的花费会很大，但它确实能做到两全其美。如果我们在潮湿的热带地区减缓砍伐森林的速度并减少CO2的排放量，那么，我们所从事的可称作是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工作。如果我们通过提高能源利用率和保护自然环境来减少CO2的排放，我们也必将能减少其他污染物（如SO，）的排放。如果我们用“无悔对策”成功地减少交通工具的CO，排放量，那么，它也必将适用于治理局部地区的污染、噪声、交通阻塞和事放等问题，当然，我们也可以对某些敏感地区（如人口稠密、地势低洼的沿海平原）的发展进行规划和限制，这是不冒任何风险的。
g)
尽管尚有许多不确定因素，但因为气候变化带来的将是长期的影响，我们仍应从现在开始采取行动。目前释放到大气中的CO2会逐渐集结，并在此后的100年中导致相关的气候变化。因此，日前排放的CO2越多，将来为此付出的代价也将越大。还有，
h)
人类对气候变化采取的措施也不是立即能见效的，如我们现在就要开始规划和建造将在三四十年后为我们提供电力的发电厂。
i)
根据所谓的“预防性原则”，为了防患于未然，我们应制订出有效的保险政策。即使我们难以估计、量化未来的可能性会给我们带来何种危险，但在权衡我们将采取何种必要措施时完全忽略这些可能性却是不明智的。
j)
决策者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全球增温利弊如何。这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他们要权衡花这么多钱来应付一个潜在的危险是否值得。环境经济学家早在好几年前就提出了这一问题。尽管如何评价生物多样性和气候舒适与否是很困难的，但我们至少应尝试着把采取行动的费用和因未采取行动而造成的损失量化。
k)
如果我们将采取行动，如果我们希望这些行动是有效的，那么，亟需解决的问题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要达到这一日标有多种途径。首先，通过建造绝热的住宅，设计耗能少的家用电器，提高煤炭发电的效率，发展多种发热、发电设施，我们能做到节约能源、提高能源利用率。其次，我们也有必要关注一下其他的能源生成方式。如靠能量值高的气体运转的电站、核电站；又如多种可再生资源，如：太阳能、风能、水能及生物能。
l)
有些科学家提出：森林可以为调节全球气温作贡献。其一，我们可以降低砍伐森林的速度（尤其在热带）。其二，我们可以进行人工造林。这两种措施都能有效地储存碳，从而减少其排放。与前两点相类似，通过减少砍伐以减少生物能的燃烧，通过回收废物以做到物尽其用，通过减少天然气管道的泄漏，我们可以使C4的排放量达到最低限度。
m)
有人提出另一方法来控制CO2的排放，即制订含有“碳补偿”和“配额排放许可”的共同纲领。它是指那些成本很高的国家可以贷款给低成本国家去造林。比如：一个工业园可选择在一个发展中国家进行植树造林（并接收其产生的碳）。
n)
有人会问：如果你们想让各国对其排放的比例负责并对污染者罚款的话，那么，你们有各国CO，排放量的清单吗？你们是针对污染者过去的还是现在的排放罚款？你们会像对一个拥有排放CO2的“沙丘”汽车的加利福尼亚青年那样对一个拥有排放CH4的水牛和稻田的亚洲农民征税吗？
o)
自工业革命以来，工业化国家耗用的大气资源已远远超过其应得的份额。长年如此，污染现象日益严重。可以这样说，工业化国家在这方面已负债累累，因此，它们的未来排放份额应相应地缩小。工业化国家之所以能较富裕，部分原因在于它们已用尽了太多的大气资源。因而，它们应允许穷国增加其排放量以作为补偿。
p)
但是，换个角度想一想，后辈来承担父辈的“罪过”公平吗？尽管看上去不难实行，但对排放碳的行为征税以降低CO2排放量这一想法并未受到普遍的赞同。据认为，除非这种税的税率很高，否则它将难以奏效；但一旦税率很高，从政治角度看，人们又难以接受。此外，并非所有的国家都会推行这种税，那么，能源密集型的工业便会转移到未推行该税种的国家。签于许多欧洲国家的能源利用率很高这一事实，一旦其生产转移到能源利用率较低的国家，那么，这将会加大而不是减少CO，的排放量：这一效应被称为“碳泄漏”。
q)
关于降低排放量这一方略，还有许多问题。大家公认，过于严格的措施会阻滞经济发展。此外，那些拨款治理温室气体的国家并不会成为该方略的主要受益者；而正是那些最可能面临全球增温和海平面上升这一危险的国家，如孟加拉国，最无力自力更生开发新能源。还有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就是：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CO，排放国，它愿意破费一下以使其他国家能在未来免受全球增温的危险吗？
r)
与之相关的问题是，那些通过无节制地使用矿物燃料而取得今天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发达国家有理由限制那些发展中国家的矿
s)
物燃料耗用量和经济发展速度吗？还有，像英国这样已砍伐了其大部分森林的国家有权命令发展中国家不效仿自己吗？
t)
目前，人们对先行性适应是否能妙手回春和其他方法若能为人接受，其可行性如何尚有争议。如果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及个人）都能认真对待先行性适应，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至少全球增温的速度会有所放慢。但没有人能对此打包票，常人普遍具有的目光短浅、未成功时的盲目乐观和失败之后的悲观怀疑便足以使那些看好“无悔对策”的人大跌眼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