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六、“文化的竞争”
a)
如果20世纪最后一个大的意识形态衰弱了，还有什么东西会引发大规模冲突呢？塞缪尔・亨廷顿认为20世纪的政治将由“文明的碰撞”支配。他预测：西方在攀登了力量的高蜂并取得了对共产主义的胜利，从而获得优势之后，相对于复苏的非西方的文化，将变得衰弱。这就是他最值得纪念的一句话“西方对非西方”的意思。西方国家在世界上曾如日中天，意识形态也是这样。未来的舞台将由以宗教为基础的文化支配，这些文化则由其核心国所利用：莫斯科利用东正教，北京利用儒学，新德里利用印度教。两个新增的有力竞争者不大符合这个模式，一个是日本，那儿政教合一（“日本教”）；另一个是伊斯兰，被亨廷顿称为带有“血腥边界”的文化，但是它缺少一个核心国，尽管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和伊朗都尝试过达到这一地位，但都失败了。还有三种文化也都缺少一个“核心国”：拉丁美洲文化、非洲文化和佛教。
b)
“如果有下一次世界大战的话，将会是一场文明之间的战争。”这是亨廷顿著名的、但也是闪烁其词的预测。两种趋势使“碰撞”变成了一种合理的设想。首先，“西方对非西方”之间相对力量的转变确实不可否认。以占全球总产量的份额为例，西方的份额从64%降至49%，而中国的从3%升至10%，伊斯兰的从3%升至11%，日本的份额从3%升至8%，非洲则从0.2%升至2%。印度的份额保持不变，东正教的（俄罗斯的）份额则从16%直线下降至6%。军事力量的平衡同样也转为对西方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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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跟光看，应加上一句，力量平衡的转变并不预示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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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富国先是变得难以控制，然后变得危险”――这几乎是一个普遍规律。在16世纪，强盛的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开始了霸权主义。17世纪则是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的天下――它是当时欧洲最富有的国家。18世纪，普鲁士一一并不十分富有，但对有限资源的使用卓有成效――着手在中东欧开始扩张。19世纪晚期，美国、德国和日本开始在经济的关键领域内（如钢铁生产和能源开发方面）超过传统强国――英国、法国和俄国。19、20世纪的世纪之交，美国向西班牙开战，日本击败了俄国，德国也在谋求欧洲的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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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造成冲突的因素是人口动力。简单地说：六十多岁的人不会打仗，但二十多岁的人则会――年龄在19岁到24岁之间的高犯罪率证明了这一点，在这个年龄范围内的人口国体在伊斯兰世界已经迅速扩大，而在美国、俄罗斯和欧洲则正在减少。在21世纪早期，年轻人将会占穆斯林人口的大约1/5，但是欧洲年轻人的所占比例将会降至1/10。鉴于伊朗一阿拉伯一马格里布世界无法通过经济增长把年轻人吸收进劳动市场，因此国内外都有一支会制造麻烦的正在形成中的“预备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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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趋势是随着文化争端而产生的冲突。车臣战争发生在俄罗斯人与穆斯林之间。基督教美国人卷人了与穆斯林的无休止的冲突。东正教希腊人与穆斯林土耳其人在塞浦路斯问题上已经有了冲突，而且只有冷战时期的联盟约束才能使他们避免直接对抗。后冷战时期文化竞争的著名例子当然是在波黑，那儿的天主教克罗地亚人、东正教塞尔维亚人和穆斯林波斯尼亚人已经进行了一场历时数年的地区战争，它的残酷性是由信仰和文化特征引发的。有迹象表明，一些人已经看出了美国和中国在太平洋地区即将到来的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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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趋势使得“文化的碰撞”看似合理。它们真的使之具有可能性吗？亨廷顿相信，决定性的问题不再会是意识形态上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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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你会站在谁的一边”。冲突将决定于“你是谁”，这取决于信仰、个性及文化。合作更可能是在文化内部，而敌对更可能是在文化之间发生。更糟的是，“西方的广泛要求（会）逐渐地使它与其他文化之间发生冲突，最可能的对象是伊斯兰世界和中国。”（亨廷顿语）
i)
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看的话，这个预计的模式开始变得不那么正确。首先，历史告诉我们，文化分离很难阻止合作。法国的天主教国王弗朗西斯一世，在16世纪与土耳其苏丹结盟共同对付天主教的哈布斯堡王朝。在17世纪的80年战争中，天主教法国与新教瑞典结盟共同对付“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天主教）”。
j)
纳粹和共产主义，两个死敌在二次大战前暗中串通，而在二战中，共产主义――东正教的俄罗斯――站在了兼有犹太教、新教和天主教的文化（美国）一边。在波黑战争中，基督教的西方国家却支持穆斯林，土耳其、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也同西方一样。为什么美国在保护约旦和沙特阿拉伯时会认可伊朗？不同文化相互亲密无间的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1990~1991年的海湾战争。在科威特，不是“西方对非西方”，而是美国加欧洲再加上半个阿拉伯世界对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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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格达屠夫”，后者试图隐藏在伊斯兰的绿旗下。
l)
除了战争，国际事务又是什么样的呢？享廷顿认为：过去，联盟模式形成了贸易模式。在新世界中，“文化模式”将具有决定性。
m)
“生意人只会同那些可以理解和信任的人交易…….经济合作以文化的共同性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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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很难说清楚。如果真是这样，中国和日本不可能分别与美国有400亿和500亿的贸易顺差。单独意义上说，欧洲人不喜欢日本，但他们还是保持抢购日本的电子产品和汽车的风潮，同时日本人明显在赫尔墨斯披肩和中国丝绸之间更喜欢前者。相反，阿拉伯人的情况很奇怪，他们90%的贸易是发生在地区之外，而且他们之间的文化经济交流――旅游、交换―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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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眼看去，伊斯兰教会为亨廷顿预测的“你是谁”比“你在谁的一边”重重要的观点提供了最好的证据。伊斯兰文化比其他文化更深更广。它由单一的（神圣的）语言构成，其宗教比基督教、儒学或是“日本教”都更加深刻地支配着日常生活，穆斯林普遍有征服的记忆，而欧洲人都只有冲突的记忆。伊斯兰文化中有一种明确的政治野心，这在其他文化里是没有的：制度越激进，他们对西方就越有敌意。而且伊斯兰国家确实具有“血腥边界”，这是区分“我们”和“他们”的根本分界线。
p)
1948年以来，穆斯林在以色列国内外一直在杀害犹太人；他们和东正教俄罗斯在车臣打了数年，和马龙派教徒在黎巴嫩打了15年。他们在印度追逐印度教徒，在亚美尼亚、苏丹和东帝汶追逐基督教徒。然而，这个模式没有通过最关键的测试。用社会科学的语言来讲，如果文化真的比国家、意识形态、或是联盟更重要，那么，文化间的冲突就应比文化内的冲突要多。不同的文化内部具有着高度的团结与合作，造成了文化间的差异和分离。这就是关键的经验测试。
q)
但是，相反的情况对于伊斯兰世界来说是成立的。该文化最引人注目的特征是内部比外部具有更多更恶劣的冲突。让我们把目光投入伊斯兰世界的“血腥边界”内。中东地区历时最长、仇恨最深的战争不是发生在以色列和阿拉伯入之间，而是发生在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两伊战争（1980~1988），其伤亡大概是100万，比五次阿以战争的总和还要多10%。在第二次海湾战争中，大多数阿拉伯国家都和西方国家一块儿对付自己入――伊拉克，却没有一个帮助萨达姆。阿拉伯的化学武器没有对以色列使用过，而埃及和伊拉克却分别用它来对付穆斯林也门人和穆斯林科威特入。
r)
有六个阿拉伯联盟由于彼此分离而难以成立。我们都能够估计到，相隔多久一个阿拉伯国家就会损害或侵犯另一个国家。在1970年“黑色九月”时，侯赛因的军队杀害了很多巴勒斯坦解放组
s)
织的战士，这比以色列人在此前的20年中杀害的还要多。极大数量的冲突区域交织在波斯湾到地中海东部的阿拉伯一穆斯林地区。有国家对国家，统治阶级对自己的人民（想想被叙利亚军队摧毁的叙利亚哈马城），恐饰组织对国家政府（在阿尔及利亚和埃及），什叶派对逊尼派，帮派对帮派（如萨达姆的杀人不眨眼的塔克里斯蒂家族）。黎巴嫩内战中15年的混战就是伊斯兰文化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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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的组织的最血腥的证明。
u)
严格的宗教纽带也不够强大，不能把伊斯兰文化拧成一般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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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马来人和一个摩洛哥人之间会有什么共同之处呢？或者说一个印度尼西亚人和一个伊拉克人？什么能使阿尔及利亚所谓的社会主义制度与沙特阿拉伯的原教旨主义君主制团结起来？伊朗，这个最不含糊的扩张主义国家，在阿拉伯世界吸引的不是盟友而是敌人。为了使文化在国家事务中真正有所作为，其“核心国”必须知道如何驾驭自己的力量，也就是知道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很多国家在过去40年中都尝试过：纳赛尔时期的埃及，阿萨德时期的叙利亚，萨达姆时期的伊拉克，霍梅尼时期的伊朗。它们都失败了，而且没什么迹象可以表明伊斯兰世界会出现一个“皮埃蒙特”或是“普鲁士”――它们是使意大利和德国联合起来的两个关键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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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伊斯兰世界不能通过内部一外部的测试，那么其他文化也不可能，因为前者已经是亨廷顿最好的例证了。具有悠久历史、通过艰苦斗争获得独立的拉丁美洲13国可能吗？有着大量部落和多种语言的非洲53国呢？要想活跃在国际舞台上，只有文化和国家相符合才会有可能。那就只剩下美国、俄罗斯、中国、日本，也许某一天还有印度――这些大国或将来的大国是国际政治纷争的“通常嫌疑者”。总的算起来，全世界有185个国家，这个世界包括着、而且还将引发比“文化的碰撞”这一概括性的理论所能包含的更多的无序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