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驳斥了将跨国公司视为静态制度单位的具体观点。相反，跨国公司的形成和重组应被视为一个历史过程，充满了矛盾的因素和复杂的历史后果。这些中央紧张局势的核心是资本，国家和阶级的相互构成，体现在跨国公司的活动及其与政治经济体系的相互作用中。本文将中国ICT企业的分析定位于国际政治经济框架。该框架提供了历史唯物主义本体论，以捕捉中国企业全球化背后的权力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动态。为此，
首先，辩论的一方是全球化的结构主义观点，它将资本和生产力的国际化置于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制度体系内。在不同的批判范式中，借鉴历史结构主义视角的世界体系理论，对于系统内部的剥削关系和物质分割提供了雄辩的解释。
资本主义（沃勒斯坦，1974年）。然而，这种观点意味着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方法，并将民族国家统一为具体的主权领土和制度单位。类似地，在世界体系范式内工作的传播学者也强调国家间超级大国之间通信控制的竞争，公司主要作为国家的工具（Winseck＆Pike，2007，p.8）。这种结构功能主义认为权力是建立在国家之上的，资本主义利益是与国家权力的外在关系。
第二，另一方面，后结构主义观点通过强调后现代条件下资本积累的无边界逻辑来解构民族国家权力。它声称跨国资本的无节制流动，主要体现在跨国公司的跨境活动中，实际上超越了传统
民族国家的主权，并产生了新的资本主义逻辑（Hardt＆Negri，2000）。虽然后结构主义观点反映了全球资本积累的新逻辑，但在许多方面描述资本主义现阶段的论证仍然存在问题。后结构主义观点一方面过高估计了跨国资本积累的“平稳性”，另一方面低估了国家权力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生产中的作用。
双方的辩论凸显了民族国家与首都之间的紧张关系。但应该注意的是，无论是国家中间派还是后结构主义思想，都没有全面了解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动态。相反，我的理论框架采用的前提是，全球资本主义是由地域逻辑和资本主义逻辑的相互作用构成的，或两种形式的竞争，地缘政治和经济（Callinicos，2009; Harvey，2003; Woods，2005）。一方面，领土逻辑确保了用于维持主权权力并对其他国家施加外部影响的政治，外交，经济和军事战略。在上下文中
在国际关系中，竞争的权力领土逻辑反映在地缘政治或地缘政治竞争的形式 – 即国家间控制领土，资源和重要地理位置的冲突（Callinicos，2009）。在当代，通信和信息方面的地缘政治竞争仍然是重构全球通信秩序中权力分配的主要竞争形式（Schiller，2011a）。这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州际体系，国家权力仍然是跨国资本主义的组成单位。另一方面，资本主义逻辑是由跨越空间和边界的无穷无尽的资本积累的必要性驱动的，这已经导致少数跨国公司手中的资本权力集中（Harvey，2003;
Wood，2005）。
哈维（2003）进一步论证，新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逻辑和领土逻辑主张的结果，帝国主义列强通过这种逻辑努力实现资本主义的普遍逻辑，并维护新自由主义政权在全球范围内的合法性。规模。在这些相互交织的全球资本主义逻辑下，其他新兴资本积累中心被迫参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它进一步推动这些新兴国家寻求盈余资本渠道的地域扩张，资源开采，市场渗透和利润最大化，以维持其增长率并解决潜在的过度积累危机。哈维（Harvey，2003）提到了“亚帝国主义”这种倾向（第185页）。
地域逻辑与资本主义逻辑之间的辩证框架对于克服国家与资本之间的二元论至关重要。然而，正如罗宾逊（Robinson，2007）所批评的那样，哈维没有提供“领土逻辑”的明确概念。民族国家仍然是封闭的领土集装箱的特定制度形式。这个具体化
将国家视为自动响应资本主义复制需求的公司代理人。相反，罗宾逊（Robinson，2004）认为“资本”和“国家”都不是“事物”; 相反，它们都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组成部分。基于这一假设，国家体系应被视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系列复杂决定”（Callinicos，2009，p.80）。这意味着资本主义国家不应该被简单地视为阶级统治的工具，而应该被视为资本家派别和阶级斗争之间的竞争地形。它还提醒我们在概念化这些关键的分析维度时避免还原论，抽象论和物化的陷阱。本文以国家，资本和阶级之间相互关联的辩证关系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