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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前面所讨论的那样，将跨国公司作为跨国过程中唯一的参与者并将民族国家视为应对跨国项目的被动行为者的趋势太多了。这创造了卡罗尔（2012）所说的跨国和国家结构之间的“抽象二元论”。要克服这种二元论，需要理解全球资本主义与国情，甚至地方和地区力量之间的“辩证相互作用”（Mattelart，1983; Robinson，2014）。因此，对中国跨国ICT公司兴起的研究应该包括探索中国转型的动态，特别是其重新融入跨国信息化资本主义的过程。
正如赵（2011）所说，对全球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应该把重点从基于西方视角的“中心辐射”权力关系转移到多极化全球化。这需要对西方主导的认识论提出相当大的挑战。然而，传统的中国研究方法往往将“世界”作为参考点，将中国作为反映全球现实的主体。
本研究不是简单地运用既定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经验，而是试图发展更有成效，更偏心的知识生产方式。在这个框架中，中国和世界变成了“动态的，相互交织的过程，而不是孤立的静态实体”（Xiang，2013，p.5）。
中国在过去三十年中令人印象深刻的发展引发了关于“中国模式”的性质和“中国崛起”的全球影响的广泛争论。一些学者强调了中国后毛泽东向“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转变的“特殊路径”（Harvey，2007），或“完全成熟的资本主义复辟”（Hart-Landsberg＆Burkett，2005）。虽然一些作家承认毛泽东时代的社会遗产和工业基础，但他们也断言中国现代发展轨迹中没有独特的中国模式（Harris，2012;
Hung，2009a，2015）。对于这些作者来说，中国在后毛泽东时代的崛起仅仅代表了世界市场上“一个主要的，有竞争力的资本主义力量”，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区别（Hung，2015，p.5）。
或者，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经历了与现代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不同的发展模式。他们认为，中国的发展已接近东亚国家发展主义模式（So，2009，p.57）。借鉴所谓的“日本模式”（Johnson，1982）等东亚工业化国家的经验，“发展型国家”学派的学者主张国家干预，促进中国的产业政策。对于
他们认为，“中国模式”的实质在于中国国家在确定发展重点和促进战略工业化方面的强大能力。
对于像中国学者张薇薇（2012）这样的知识分子来说，中国的发展经验证明，资本主义道路还有可行的替代途径。所谓的“北京共识”，与新自由主义为导向的“华盛顿共识”形成鲜明对比，因其在维持中国强劲经济增长方面的更大能力和效力而受到欢迎。然而，正如政治学家林春（2006）所说，在最近的“中国模式”辩论中，这种主流论点的弱点在于缺乏对中国社会主义承诺的批判性评价。林（2006）认为，中国模式的独特性首先是社会主义的发展。尽管如此，至关重要的是要提醒一下，任何用于使中国当前发展逻辑合法化的“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标签过于模糊和肤浅，无法理解中国现实的复杂性。事实上，中国后毛泽东的发展改革的特点是充满了曲折和矛盾动态的过程。在“社会 – 国家 – 发展”框架内可以更好地理解这种复杂的发展过程（Lin，2006）。根据林（2006）的观点，社会主义代表着中国政府对平等和社会正义的承诺; 发展主义意味着克服落后和“赶上”西方的努力; 民族主义是国家建设和发展的民族主义野心。这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构成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性和发展轨迹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三大支柱所构成的紧张局势和动力提供了一个洞察力，可以研究塑造中国ICT公司发展轮廓的政策框架。
该框架包含对中国参与特定社会关系，政策斗争和地缘政治利益的分析。林的分析打开了一个
重新思考“另类现代性”可能性的空间。同样，它也揭示了与中国ICT产业发展相关的一个重要研究问题：中国的ICT发展轨迹是否代表了技术发展和社会发展的替代模式？这也是批判性传播学者达拉斯・史密斯（1994）提出的一个基本问题，当时他质疑中国在他的反思片“ 自行车”中对技术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选择，什么？斯迈思认为，中国技术发展的独特模式是中国拒绝资本主义发展逻辑和寻求“无产阶级政治”的能力。斯迈思关于技术政治的论点有助于通过指出技术政策和创新的意识形态取向来揭开“技术中立”的神话。然而，正如赵（2007a）所说，斯迈思关于“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二元分析框架不足以理解中国所遇到的地缘政治经济条件和中国后毛泽东发展战略的复杂路径。
中国传播学者王宏哲（2014）从斯迈思关于中国技术政治的调查出发，详细介绍了中国数字技术的政治和社会历史。通过借鉴林的
在社会发展 – 国家框架下，王将中国计算机技术的演变与中国社会主义的转型结合起来，考察了冷战结构，阶级斗争和新自由主义伦理在不同发展阶段如何塑造这种历史形态。
。Wang的研究通过对地缘政治结构，社会经济因素和阶级代理进行更多的辩证分析，为Smythe的调查提供了补充。特别重要的是王的讨论中国技术相关政策斗争中存在的社会主义遗产，技术发展的阶级性，以及自力更生的技术发展模式与中国革命现代性的相关性。
王的调查提供了对中国早期社会主义数字技术史及其向新自由主义发展过渡的深刻见解。尽管如此，中国在后毛泽东时代信息通信技术领域的崛起已经引起了更多学者的关注。
关于中国“追赶”战略的问题，卢涛宁（2009）特别关注国家在中国ICT产业发展中的作用，特别是东亚发展模式。Ning的工作在中国ICT行业的竞争优势分析的基础上，详细介绍了中国整体经济改革背景下中国ICT行业的快速增长，以及中国参与全球市场的全局情况。然而，宁使用的发展和制度框架承诺了国家与市场之间的二元论。它也未能抓住支撑中国ICT产业矛盾发展的生产关系和社会斗争的转变。此外，国家不是发展国家文献所建议的单一统一（Segal，2003）。Adam Segal（2003）没有将中国国家视为一个集中的组织结构，而是特别关注促进中国高科技企业发展的中央和各地方政府之间的互动。西格尔的工作揭示了“国家”在塑造地方经济体系中不同的产业政策模式中的复杂作用。该框架避免了对一个国家发展模式的抽象概括，并将局部轨迹重新嵌入特定的制度，政治和社会结构中。Adam Segal（2003）特别关注中央和各地方政府之间的互动，这些政府参与促进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发展。西格尔的工作揭示了“国家”在塑造地方经济体系中不同的产业政策模式中的复杂作用。该框架避免了对一个国家发展模式的抽象概括，并将局部轨迹重新嵌入特定的制度，政治和社会结构中。Adam Segal（2003）特别关注中央和各地方政府之间的互动，这些政府参与促进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发展。西格尔的工作揭示了“国家”在塑造地方经济体系中不同的产业政策模式中的复杂作用。该框架避免了对一个国家发展模式的抽象概括，并将局部轨迹重新嵌入特定的制度，政治和社会结构中。
虽然西格尔的制度分析提供了对地方在国民经济中作用的见解，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信息通信技术发展必须处于跨国政治经济背景中。在此调查之后，Schiller（2007）在他的“数字资本主义”理论框架中将中国在ICT行业的举措置于背景中，并讨论了中国在更新中作为新的“增长极”的作用。
跨国资本主义的结构和功能。尽管席勒仍然对讨论中国发展的本质持开放态度，但他同意中国构成“二战后历史模式的明显例外”（席勒，2011b，第933页）。对于席勒而言，这种模式的重要特征在于中国政府有能力促进进口替代政策，为本土ICT企业保留自己的全国市场。通过接受Smythe的发展问题和Lin的框架，Zhao（2007a，2010）进一步与Schiller进行对话
将中国信息通信技术驱动的发展道路分析重新纳入对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背景的更广泛讨论中。赵在毛泽东时代强调了毛泽东社会主义遗产对中国“数字革命”的影响，并对中国根深蒂固的发展战略的不可持续性提出了深刻的批判。据赵说
以发展为中心，以市场为导向的“数字革命”，将绝大多数中国人口的社会需求置于跨国规模的资本主义积累需求之上，引发了社会动荡和阶级斗争的加剧。但与此同时，赵还认为，中国矛盾的发展道路不仅仅是由国家在制定发展优先事项时的政策调整，还有社会力量的自下而上的阻力。赵（2007a）认为，对中国“数字革命”的考察不应该忽视各种社会力量争取社会正义的斗争。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社会主义不仅仅是从上面的修辞，或者是“没有实质的名称”，而是包含了来自下层的更广泛的斗争和“现实中可追求的目标”（Zhao，2008a，p.342）。
鉴于中国在全球信息通信技术产业中扮演“世界工厂”的角色，一些学者特别关注中国崛起的劳动力问题。
ICT行业。他们将对中国ICT发展的讨论从政策影响扩展到数字资本主义的阶级形成。他们的工作与西方学者关注“知识劳动”或“非物质劳动”的研究不同（Dyer-Witherford，1999; Hardt＆Negri，2000;
McKercher＆Mosco，2008）。相反，他们认为中国工业工人在形成信息化的跨国资本主义中扮演形成因素的角色。这些研究从马克思的“阶级”概念出发，提出了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变革性社会关系，并开辟了阶级形成的维度，作为跨国ICT生产网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Hong，2011，p.18）。一些批评学者特别关注剥削性，排他性，中国信息社会的不平等性（Hong，2011; Qiu，2016; Zhao＆Duffy，2007）。例如，Jack Linchuan Qiu（2016）通过在他最近的书中概念性地发展“制造”和“制造”iSlave的概念来研究企业和政府如何勾结建立剥削系统再见iSlave：数字废除的宣言。但与此同时，邱（2008年，2009年，2016年）也断言，富士康工人等中国ICT工作者不仅仅是企业剥削的主体; 相反，他们也是活跃的ICT用户和社会代理人，他们在日常实践，创新活动和抵制中拥有代理权。正如邱（2008）所说，“中国模式”的独特性基于中国信息社会下层的基层倡议和社会创新。
这些研究从内部描述了中国的发展情景，特别关注中国在ICT行业的内部积累或国内发展。此外，他们全神贯注于中国仍然处于全球ICT生产网络的低附加值终端或着名的“富士康模式”的普遍看法。这种观点忽视了中国ICT行业其他不太受重视的特征 – 即中国跨国ICT公司和中国的崛起
国家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的努力，以攀升全球供应价值链。与此同时，中国越来越多地推动外国直接投资“购买世界”（Nolan，2012）以及中国ICT公司的众多市场建设努力引发了一些新的研究问题：这个案例是否代表了与传统“富士康模式”形成鲜明对比的“华为模式”？中国的ICT企业是否提供了与西方同行不同的国际化模式？中国ICT企业在全球市场的增长和扩张有哪些政治经济影响？在中国以外的中国资本的增长是否代表了新殖民主义的力量，还是对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的补救？这些问题与理解“中国模式”的演变特征和中国在当前跨国资本主义秩序中的自我重新定位密切相关。它们也是我在本论文讨论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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