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精要主义》即将在中国出版，能否与我们分享您此刻的感受？
A：中国对我来说很特别。每次来这里访问，我都会被中国人对自己前辈怀有的浓厚敬意深深打动。这种敬意很重要，它让我开始相信代际视角是辨认生命中最重要事务的最有效的方式。一个又一个瞬间倏忽而过，一封又一封邮件消耗着生命时光，人们很容易错误地认为刚收到的邮件非同小可，而事实上却不过是鸡毛蒜皮而已。一旦着眼于长远，胸怀一个十年目标，我们就能视野清明，眼光深邃。当我们在进行人生设计时，若能把祖父母和孙子女放在心里，就更能心明眼亮，洞悉事理。因而，中国人的代际文化遗产让精要主义具有了特别的适用性。
Q：何为精要主义？
A：我住在加利福尼亚的硅谷，我的公司THIS总部也在那里。也是在那里，我第一次发现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在中国也同样存在：专注精要事务，可以通向成功；但成功会带来太多的选择和机会，其结果是最初通向成功的那个专注点土崩瓦解。成功变成了失败的催化剂，它会让人陷入吉姆・柯林斯（Jim
Collins）所称的“盲目地追求更多”的境地。要想走出这种困境，出路就是自律地追求“更少，但更好”。百折不饶、坚持不懈地追求精要事务，排除非精要的一切，建立一个让执行毫不费力的行为体系，这就是本书所要传达的内容。
Q：“精要主义者认为几乎一切都不重要”，有很多人质疑这个观点。您想通过它传达什么？
A：很多成功者无法作出更多贡献，原因就在于他们坚持认为一切都是重要的。但是，精要主义者懂得如何将真正重要的事务和其他一切区分开来。
我们生活的世界中，几乎所有的一切都是毫无价值的，只有极少量事物具有非凡的价值，这是我们无法挣脱的现实。正如领导力与人际关系大师约翰・麦克斯韦尔（John
Maxwell）写的那样：“几乎所有事物的次要性，再怎么高估都不过分。”
Q：这本书多次登上《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榜单，说明人们对这个话题反应热烈。本书所揭示的问题究竟有多大的普遍性？
A：这个困扰我们的问题，其怪异之处在于，我们不仅知道它的存在，还为此津津乐道。最近就有人向我炫耀说，上两周她忙得焦头烂额，每晚平均只睡四个小时。她不仅不抱怨，还引以为豪。这种现象普遍存在。
为什么非常理性的人会做出如此不理性的行为？我觉得是因为我们被囚禁在了一个泡沫里，它大得无边，今天要在发达世界生存下去，必然会受到它的影响和感染。它是一切泡沫的泡沫：不仅映照出过去的泡沫（不管是郁金香、硅谷还是房地产泡沫），还加固了所有这些泡沫。我把它称为“升级版泡沫”。
泡沫的本质在于，某种资产的价值被荒谬地高估，一直到最终――泡沫破裂，我们不得不挠破头皮反思自己为什么一开始会激进得如此非理性。现在，被我们高估的资产就是那种什么都要做、什么都要有和什么都要实现的妄想。
Q：全新的精要主义观点对哪种传统的成功智慧构成了挑战？
A：成功意味着成为超人，能搞定一切，这种花言巧语欺骗了我们。当然，我们自己也在炫耀忙碌，以为忙就是成功和重要性的不二准则。精要主义就是要打破这种用忙碌衡量成功的浅见。
Q：您的公司THIS曾经与Apple、Airbnb、Pixar、Yahoo、Google、Twitter、Facebook、Symantec等公司进行过合作。您是否可以告诉我们，这些公司大体上追求的是什么？
A：因为考虑到能力的诅咒，这些公司对成功人士和团队的低效另有一番见解。它们聘用的都是精英型员工，能够胜任很多种工作。但让员工承担多种工作的风险在于，他们可能最终只能在无数个方向上取得一星半点的进步。人们觉得他们进展快速，但实际上不过是晕动症，而不是蓄势向前。因此，一般来说，这些公司希望自己的员工和团队专注于少量事务，从而创造更高的投资回报。
THIS公司已经开发出了一套系统，能帮助整个企业取消无意义的会议、浪费时间的电子邮件和无目的的项目，代之以在少量能带来改变的重要项目上的投资。事实证明，精要主义对企业以及在这些企业中的个体都大有益处。
Q：在您的企业或个人咨询中，有没有一些极具启发性的案例可以和大家分享？
A：就个人而言，我最近听一个人说，一场可怕的事故害他患上了偏头痛，他每周只能工作15～20个小时。他说，《精要主义》这本书让他重新获得了生命，因为他认识到自己可以做到事半功倍。他真的做到了。和他的谈话很有意义。
就企业而言，我刚刚和一家大型企业的首席执行官通完电话，他已经运用精要原则让整个公司的面貌大为改观。这就是THIS做的事情：帮助每个人专注于最重要的事物，从而帮助企业实现突破升级。
Q：正规教育对于您目前所取得的成绩有多大的帮助？
A：我的本科专业是新闻学，它是仅有的几个能教你如何正确提问的专业之一――几乎所有的正规教育都在教你如何找到正确的答案。就其本身而言没什么问题，但是正确地提问是一种更高级、更有价值的技能。
Q：在您看过的电影中，您认为哪部最好地诠释了精要原则？为什么呢？
A：我喜欢电影《甘地》。甘地本人就是一个精要主义者，这部电影捕捉到了这一点。因为目的纯一――为印度人民争取独立，他将其余一切都从人生中排除了。
近期我在南非演讲时，参观了位于凤凰城的甘地故居。我读到了甘地的诗，据说这是他写的唯一一首诗。在诗中，他写下了“把自己降为零”的诗句。这句诗可以作为他不断进行的精要实验的名称：他穿着家纺布（印度土布）衣服，并鼓励他的跟随者也这样穿；他三年不读报，因为他发现报上的内容只会给他的生活徒增无意义的混乱；他简餐缩食35年；他每周都有一天沉默不语。如果说他摈弃了消费主义，未免太过保守――离世的时候，他只有不到十样东西。他有意不担任任何形式的政治职务，却成了印度国父。
甘地作出的贡献远不止于印度。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曾说：“在未来的时代，可能极少有人会相信，这样一个血肉之躯曾经在地球上匆匆走过。”我们无法否认，甘地的人生是一种真正有意义的人生，对精要事务的专注能力和对非精要事务的决绝摒弃是他成功的关键。
Q：哪本非商业类书让您学到了最有价值的商业经验？
A：我能不能以一篇文章而不是一本书来回答这个问题？这篇文章由田纳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所著，最初发表在《纽约时报》上，讲述了他在发表备受好评的剧作《玻璃动物园》（The Glass Menagerie）之后的经历。文章标题为《成功的灾难》（The
Catastrophe of Success），该标题就清楚表明了他的论点。威廉斯在文中描述了剧本成功之后，他的生活中发生的种种变化，以及他如何偏离了那些最初使他成功的重要事情。
我被一个问题困扰了15年之久：“为什么已经很成功的人和团队不能突破进阶到更高的层次？”其原因正如威廉斯揭示的那样，就是成功。这显然是一个违反直觉的回答，并非显而易见。我们所有人，都需要学习如何在成功中变得成功。
Q：彼得・德鲁克说：“没有比高效率做无用功更无用的事了。”您怎么看这句话？
A：这显示了德鲁克的才华，我完全认同这个观点。绝大多数提高生产率的方法都不外乎增强适应性，提高效率。精要主义的本质在于排除最重要事务以外的一切，因为我们正在努力完成的事情中有太多是根本不应该做的。
Q：很多人抱怨他们没有时间锻炼。精要主义如何能帮助他们获得锻炼时间？
A：锻炼本身不是什么难事，每天决定是否锻炼才是真正让人头疼的。在任何一天，我们只有这么多可锻炼的项目。解决办法就是把这些项目发展为一种体系或常规，让未来每天的执行变得更容易。
Q：您认为在未来，精要主义会变得更重要吗？
A：我认为我们在未来面对的挑战还是和现在一样，但它将是一个被更加普遍接受的痛点。德鲁克说：“在几百年中，如果从一个更长远的视角来书写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史学家们可能会发现最重要的不是技术，不是因特网，也不是电子商务，而是人类的境况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变化。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拥有选择的人数有了极大增长，而我们的社会却还完全没有准备好应对这一切。”
因此，对于首席执行官们来说，真正的挑战在于，当面临的选择如此之多时，如何授权整个企业专注于真正重要的事务上。最优秀的首席执行官能够在1万米到1米之间创造出清晰的目标和战略，并鼓励人们围绕焦点团结协作。听起来似乎很简单，但需要一个精要主义者授权企业所有成员都成为精要主义者，并付诸实践。
Q：哪个问题您本来希望在采访中被问到，却没有问到？您将怎样回答？
A：你决不会做的事情是什么？答案是：“听滚石乐队的歌。”因为我是披头士的粉丝！
Q：最后您还有什么想说的？
A：我想说，中文版《精要主义》的出版让我感到责任重大。当我每天早上5点起床写这本书的时候，心中曾一次次地希望，这本书将给别人带来变化。现在，看到全世界有这么多人会受到此书长久的影响，这对我来说很有意义，我也对此心怀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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