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七、单一货币
a)
对欧洲长远未来的考虑因为几件不相干的事而变得更加有趣和复杂：首先，是创建一个有着单一货币的欧洲货币联盟的计划将在不久的将来得以进行的盖然性，或者我们现在得说，可能性；第二，存在着欧盟将在未来10年里接纳许多新成员的可能性，也许是10个，也许有15个之多；第三，当这两项进展――货币联盟和扩大化――都得以顺利实现后，我们有可能面对一个新的任务，一种建立欧洲联合防卫体系的努力。此外还会有其他的挑战。协调的税收政策？对于联盟的民主基础的反省？
b)
首要的是，不能指望任何人来预言货币联盟将产生的经济、政治或心理上的后果。它们将是巨大的。意大利外交部长及前总理兰伯托・蒂尼说的对，它将是40年来“最大、最具决定意义的主权转移”。
c)
那么后果将如何？从长远来看，政治联盟被某些人看成是货币联盟的一个可能的，甚至是顺理成章的产物。金融政策以及公共债务和财政规划的管理在20世纪已经成为复杂的国家活动的核心。因此，科尔总理将货币联盟描述成政治联盟的一个序幕。但他却根本没有说清楚那是什么样的一个政治联盟。曾经在英国管理了一个很成功的经济的肯尼斯・克拉克说过货币联盟并不必然带来政治联盟，这是完全正确的。一些人相应地争论说，德国1834年的关税与货币联盟，使德国最终的政治联合成为可能。确实如此，但这其中并没有必然联系。德国的统一并不是靠一个货币联盟下的邦联缓慢发展成为一个联邦的，而是靠三场战争，这三场由碑斯麦精心策划的战争使普鲁士崛起为1815年各邦分立的德意志中的主导国家。（伯特兰・罗素在《自由与组织》里论述说，德国的统一是历史上“一个伟人成功地追求一个目标”的最好例子。）
d)
经济上的后果也是无法预言的，欧盟委员会前委员，比利时人E・大卫格农宣称“单一货币是惟一能完全释放单一市场的潜力的东西”。至少，单一货币也能防止“竞争性贬值”正如法国人所说，它“使各国以邻为壑”。《金融时报》的一位作者，沃尔夫冈・芒肖于1997年5月底敏感地指出，这样的改变的后果将是有赢有输。他认为欧元肯定会成为一种新的储备货币，这总体说来是一个好的进展，因为这样可以使世界货币体系更加均衡。在欧盟内部可能会有一场以意想不到的方式进行的财富再分配；经济中的许多领域会受到不平衡的影响，一些小银行将关门，而大公司则会兴旺起来。沃尔夫冈・芒肖还认为，货币联盟最初的影响必定是紧缩性
e)
的，因为新的欧洲中央银行会过分小心，但最终欧元将促进增长，而且是在一些无法预料的地方。
f)
至于欧洲国家集团的扩大，结果甚至更难预料。1997年6月的《阿姆斯特丹条约》详细说明了任何尊重各种自由原则和条约所列举的法律的规范的欧洲国家均可申请加入。到公元2020年，或许成员国已有30个之多的欧盟人口将可能接近4亿。成员国的数日并不如以下事实来得重要，即到那时为止，整个中欧或东欧，包括波罗的海和巴尔干国家，以及前南斯拉夫各国，都肯定已经加入联盟。《经济学家》提醒它的读者说，“布拉格和克拉科夫同巴黎和剑桥一样，都是欧洲的。”这些国家都比西欧国家穷，尽管接受这些很显然的候选国将使人口增加1亿，可欧洲的财富可能只会增长5%。其中大多数国家不仅在共产党时期，即1945~1989年，不受西欧的想法影响，而且某种程度上一直是这样。比如，波兰的大部分自1790年，某些波罗的海国家甚至从更早开始，就处于莫斯科的统治之下。罗马尼亚可能曾是罗马人的达西亚（Dacia），但它也曾是土耳其人的瓦拉几亚。
g)
于是，同化这些国家将是困难的，不过前景到底还是乐观的。
h)
而在1989年前的任何时期，关于直到喀尔巴阡山为止―还好，不是到乌拉尔山――的失落的东欧各行政区（要么它们是中欧的？）有朝一日能加人欧洲的盛宴的想法就像一个破灭的“消逝的梦”。
i)
首先，要考虑到对于现存秩序结构的影响。现在在欧盟委员会中，每一个大国有两个委员，每一个小国有一个。每一个国家在欧洲法院里有一位法官。这种成员构成将如何维系呢？随后还会有对欧洲议会的冲击。如今，这个机构作为一个立法机关而存在已是日益明显的，那里发生的一些辩论已变得很重要，尤其是在媒体的不断报道之下。但是如何才能圆满地使其代表30个国家呢？
j)
会不会一定得有一个千人的议会？或者有两个议院，按美国国会的结构组织―一个代表各个国家的参议院，以及一个低一级的
k)
按人口比例代表各国人民的众议院？
l)
不管这件事将如何解决，很明显有几个国家将像德国的基督教民主党几年前所建议的那样，在这样一个扩大了的欧洲里组成一个核心，甚至是一个领导集团。雅克・德洛尔看起来同意这一点，他指出扩大需要来自中央的强有力的控制：
m)
为了防止拥有30个国家的联盟退步到仅限于经济领域，有必要接受这样一个现实，即其中一些国家将比其他国家走得远些，并建立一个民族一国家的联邦。从而这些国家将成为欧洲力量的先锋，在防务和外交政策方面均为自主。如果扩大过程不是随着它而进行的，那我们就可以和一个强大的欧洲说再见了。我们将直接走进一个“欧洲空间”，而且，因为空间是没有灵魂的，一旦困境出现，有关国家只会回头重新建立关税、边境和保护措施。
n)
尽管和德洛尔来自不同的政党，埃尔夫・德・夏莱特更加清晰地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o)
那些始终追求一个联邦式的欧洲的人是不会放弃它的。在我们正在建设的这个更加强大的欧洲中，少数几个国家将充当探路者。从这个角度看来，法国在德国的配合下，将着手组织一个得到新的加强的合作组织……近年来，我们认为我们可以同时做两件事：追求联邦的目标及扩大化。如今，谈到一个联邦式的欧洲表示我们以一种受到美国经验――那里的权力是自上而下的（这种想法显示了这位外交部长对于托克维尔的《美国的民主》一书一无所知，该书作者所论述的情况正好相反。）――的鼓舞的方式在说话。但是在欧洲，权力是自下而上的。对于联盟的
p)
扩大来说，它会被一些基本的矛盾所破坏。英国及斯堪的纳维亚各国一直都表现出对联邦主张的怀疑态度。面前惟一的道路是以不同的方法实现这两个目标。
q)
夏莱特随后被采访者问及，他是否像德洛尔一样，支持“一个以联邦为核心的邦联的方案”。夏莱特回答道：“那是个不错的模式。”在这样说时，他有意无意地应和了巴尔扎克的《朱安党》里的一句话，一个革命派士兵称法国为一个“负有掌灯任务的旅人”。
r)
于是可以预料，随着扩大进程，法国和德国一样将会是联邦派，而且同样可以展望欧洲将有两个阶层：“探路者”及其余的人。
s)
这些想法是“灵活性”观念的体现，这是现行的允许不同国家以不同速度前进（可是上哪儿去呢？）的词。这个概念以前有过另外几个名字：比如说“变量几何”就曾时兴过，“按地图划分欧洲”也是如此，或者还有其他的相反之路？是不是我弄错了，还是不起眼的“更紧密的合作”并未取代“灵活性”的位置？这个概念就像18世纪光荣革命时英格兰的辉格党一样换了好几个名字。无论如何，不管用什么词这都是个危险的概念。德洛尔肯定知道这一建议不会被他的前任一―任何一位欧盟委员会主席看成是“共同体”。挑挑拣拣会毁了整幅图景。《经济学家》引用曾是德洛尔的政府首脑的帕斯卡尔・拉米的相当严峻的话，““灵活性’是个简单的答案，但不一定是最好的。”在阿姆斯特丹，对这一概念的支持似乎暗示了一种危险，众多的联系会威胁到在联盟下建立的整个宪政秩序。
t)
不管怎样，如果将有什么内部领导集团的话，让它非正式地发展起来比之在某项条约中明白地予以支持要好，就像一―比如说――内阁在英格兰的成长一样。这将能够改变“探路者”的身份。谁知道英国会不会有一一天也决心成为其中一员？
u)
如果没有这样的核心，这些微妙的问题就剩下一些简单的算
v)
术了：如果联盟里有30个国家，部长理事会可以在多数国家表决时获得一个简单多数，同时却又只代表联盟的15%。如果表决权是按人口衡量的，那就会有另外的不合理现象：4个最大的国家（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就能构成一个简单多数，即使其他26个国家都反对：两个人口大国（例如，德国和英国）的人口就比20多个小国加起来还多。当然，简单多数的表决或是一致通过的表决要好一点，但是很难说这样的安排就会有用，因为这就把欧洲的权力交给了小国家。也许，看在历史上大国对待小国有多么糟糕的份上，这样是公平的，但是政治并不是用来惩罚过去的错误的。1997年6月在阿姆斯特丹就如何处理此事所达成的协议是出了名地不令人满意。
w)
扩张的经济后果在所关注的范围内也是可以考虑的。比如说，农业在候选国中起着重要作用，事实上他们的产品在世界市场上可以卖得很好。《经济学家》认为如果这些国家在90年代后期加入，联盟的农业预算将增加一半。扩张无疑要经过许多年慢慢来，不过就算是这样，对于像西班牙和葡萄牙这种现在接受基本补贴（通过所谓的聚合基金和地区及社会政策的结构基金）的国家，这种待遇肯定会减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