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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The Media and Democracy
【英】约翰·基恩著
卸继红刘士军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约翰-基恩在这本书里反思了媒体与民主的关系，约翰·基恩以他对民主理论所做出的独创性贡献而闻名于欧洲和北美。他首次提出并探讨了一系列至关重要的问题，共和民主以及出版自由的现代理想源于哪里？二十世纪新型国家审查以及跨国媒体的出现.电子媒体的增长是否毁坏了这些现代理想？新的数字技术卫星广播和电子传媒是有助于还是阻碍了这些理想的实现？到二十世纪末公民通过媒体进行自由.平等沟通的理想是否可以实现？
民。在社会科学界、在压力重重的出版与电子期利世界，这些问题曾长期被忽视，约翰·基恩把它们重新引入政治分析与讨论的中心。他向记者，学术机构人员和决策者做出的许多常规假设发起了挑战。
在书中，他激进地解释了媒体对民主的重要性，详尽阐述了公众服务沟通模式这一新概念，这种模式会暴露看不见的权力，把危险公诸于众，为真正全体国民的生活.爱好和发表意见提供便利。《媒体与民主》是一部卓有成就的书。它会受到学习民主，政治学和媒体的学生的欢迎也会受到对增强当代社会大众沟通重要性感兴趣的所有人的广泛欢迎。
I5BN7-80149-856-2
ISBN7-80149-854-2/D，145
97878014985%6>
定价：15.00元
大众传播精品译丛
媒体
民主
【英】约翰·基恩著
部继红刘士军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媒体与民主/《英】约翰·某恩著；部继红、刘士军译.一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2
（大众传播精品译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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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媒…Ⅱ.①约…恋部·…③刘…l.媒体一关系一民主一研究Ⅳ.G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2002）第104549号
·大众传播精品译丛·
媒体与民主D
著者：【英】约翰·基恩
译者：锦继红刘士军
策划：薛晓源
责任编辑：仇扬
责任校对：刘玉霞
责任责制：同非
出版发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10号电话6513775】邮编100005）网：http:www sadph com cn经销：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排版：东远先行彩色图文制作中心
印刷：北京纪无彩艺印刷厂
开本：850×l168毫米1/32开
印张：6、5
字数：102千字
版次：2003年2月第1版2003年2月第1次印刷ISBN7-801498542/D
定价：15.00元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02-1716号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译者序
约翰·基恩是英国威斯特敏斯特大学政治学教授，民主研究中心主任。他的许多书都受到广泛好评，如《政治生活》
（1995）和《反思暴力》（1996）。他被评为英国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之一。不仅如此，他的著作还具有世界性影响。
《媒体与民主》一书出版于1991年，是一部不同凡响的力作，先后再版了四次，得到了研究民主、政治学和媒体的同行，以及对大众沟通在当代社会重要性感兴趣人士的普遍欣赏。以对民主理论做出了开创性贡献而闻名于欧美的约翰·
基恩，在这本书中反思了媒体与民主的关系。他开创性地提出并探讨了一系列重要问题：民主与“新闻自由”这样的现代理想到底起源于哪里？20世纪出现的新形式的国家审查、
跨国媒体联合公司以及电子媒体的不断增长是否已经毁坏了这种理想？新的数字技术、卫星广播以及电子沟通到底是阻碍了还是有助于这种理想的实现？未来公民通过媒体实现自
媒体与民主
由与平等的沟通是否是·种切实可行的理想？
约翰·基恩首先探寻了民主和新闻自由在欧美的起源，指出新闻自由的取得是人民斗争的结果，这种斗争开始于英国革命、这场革命摧毁了旧的生活方式，产生了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等几十本捍卫新闻自由的小册子，从此，争取民主和新闻自由的斗争就从没有停止过。18世纪20年代，约翰·
特伦查德和托马斯·戈登把捍卫言论自由向前推进了一步。在乔治三世时期，约翰·维克成功发起的运动又把这场斗争的范围进一步拓宽，作为一名议员，他利用公开发行的报纸为自己进行辩护，使通过新闻媒体公开报道议会所进行的议程行为合法化。到18世纪60年代，政府就不得以公开发表煽动性言论的罪名逮捕任何嫌疑人，或者搜查嫌疑人的住宅和办公室。在美国，经过斗争，1766年取消了加在报纸、小册子、
广告等宣传品上的印花税，法国革命又激起了社会公众对新闻自由的强烈兴趣。
18世纪，争取民主和新闻自由的革命引发了遍及欧美的大争论，到处是支持自由表达、自由言论的具有哲学意义的演讲和书籍。约翰·基恩把这些现在已被人遗忘的争论，重新展示给我们，列举了四种对新闻自由进行辩护的论点：神学的观点、自然权利说，功利主义观点、追求真理的观点。介
译者序
绍了边沁、穆勒等早期的思想家从各种不同角度对新闻自由所做的哲学辩护。当然，约翰·基恩也承认这些经典理论本身并不是十全十美的，含有乌托邦色彩。
接着，约翰·基恩介绍了当代学者对新闻自由理想的两种态度。主张市场竞争的自山主义者认为现在是新闻自由的伟大复兴时代，大声疾呼解除管制，对国家控制媒体的原则进行了猛烈押击，约翰·基恩引用了拥有媒体帝国的默多克的话，默多克认为，现在是自由与选择的时代，而不是控制与稀缺的时代，市场竞争是保证新闻自由的最基本条件，只有打破公共服务媒体的垄断，才能进入一个真正的“传播媒体自由沟通”的电子信息时代。
而市场自由主义的反对者却认为，市场自由主义对受到国家保护媒体的批评，实际上是一种美国化的药方，它是广告商和大企业的一个宪章，它危及了公共服务媒体，他们认为，现实并不像自由主义者所论述的那样，不受限制的竞争，并不一定就能够保证生产者可自由进入市场。极度发展的市场竞争会加速媒体资本的集中倾向.形成不可竞争的垄断局面。而这种垄断局面的形成，并没有因为计算机等高新技术的发展而有所改变。
综合以上两种观点，约翰·基恩得出的结论是.一定程度
媒体与民主
上的市场竞争能够保证沟通自由，由市场自由主义者重新引进生活的新闻自由的理想，随着时间的流逝还具有生命力，是抵抗政治专制主义的解毒剂。但同时必须要看到的是，沟通市场形成的垄断限制了选择、对新进入市场者构成了障碍，把公共服务媒体变成仅供私人使用的商品。于是，在沟通自由与不受限制的市场自由之间就出现了一种结构性的矛盾：主张个入选择自由的市场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事实上是在为具有特权的社团言论做辩护，更多地为投资者而不是为公民选择做辩护，为大型企业组织审查个入听、读、看的选择权力进行辩护。
约翰·基恩认为新闻自由的理想不仅受到市场竞争的腐蚀，而且还受到了不负责任的神秘国家权力的破坏。在现代民主国家，这种不负责任的神秘国家权力主要表现为五种情况：紧急状态权力、军事秘密、说谎、国家做广告、社团主义的兴起。
在西方民主国家，政府企图通过命令、威胁、禁令和逮捕方式威胁各种媒体，让他们屈服于政府的愿望，承认政府存在这些做法由来已久。政治约束的技巧有两种，一种是事前约束，一种是事后审查。特别是当国家处于危机的时候，这两种镇压形式就合二为一了。除非这些媒体附属于国家的
译者旁
军械库，否则政治权威就否认媒体存在的合法性。
现代国家权力靠掩盖在秘密面纱后面的警察与军队发展起来，这是因为没有比这更好的方式可以使国家官员战胜自己国内外的敌手了。在20世纪的西方民主国家，这种看不见的“镇压性的国家机器”不是萎缩了，而是在不断的增长。警察采取秘密的准军事行动，对抗政府的反对者。在民选出来的权威背后进行着全面的军人集团的活动。不仅如此，秘密军事权力已扩展到政府间谈判领域。这种秘密的警察与军事权力是与民主和沟通自由相对立的。
说谎，这种政治上的肮脏交易，是现代国家早期遗留下的部分遗产。只不过现在又采取了新的形式。这就是无数政府新闻官员所使用的公共关系艺术。就是巧妙地设计新闻发布会，委任特定的记者，设计好特定的问题，细心地为大众准备故事，让他们信服。如果这些虚假的方法失败的话，政府就会惩罚媒体，把新闻报道看成是不公正的、不适宜的，甚至不让对政府有敌意的媒体成为官方消息的提供者。现代国家的统治者早就懂得利用散播奥论来保护自己，使自己的地位合法化了。只不过到现在这些方法变得更复杂了。政府做广告成为一项重大的商业活动。当电视变成了市场，而不仅仅是宣传媒介的时候，政府做广告的投入就令记
媒饰白民士
者们吃惊了。在过去，官员想控制新闻记者，把他们当成宣传的一种途径。现在，他们则把新闻记者看成是一种与广告相类似的途径。许多报纸、电台特别依赖这些广告收入，用来维持自己的生存：政府以撤出这些资金相要挟，就可使新闻媒体屈从压力，使媒体舆论易于受政府管制。
20世纪，通过谈判、许可与合同手段，扮演政府角色的私入部门组织网络已经很普遍。公民社会这种社团的成长是源于国家把自己的大量功能推卸给非国家的公民社会组织。国家订立合同把官方地位让给利益集团和组织，这些利益集团和组织，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按照一定的程序负责执行公共政策，这些社团形成了一种隐蔽形式的政府，但却不向公民负责，既没有义务事先征求公民对决策的意见，也没有义务事后说明他们的花费及目标实现的程度。
那么，到底什么样的体制才能实现新闻自由的理想？既然以市场为基础的媒体沟通体制有其缺陷，支持公众服务沟通者就试图证明公众服务模式的合理性，排斥市场自由主义。
但现实是，公众服务媒体的表现并不如入意，它深深地陷入了合法性的危机中。声称代表全体选民的公共服务媒体，实际上代表的只是一种想象中的全体，公共服务媒体满足不了特殊种类节目的爱好者，不断引发一系列的抱怨。公共服务
译者序
沟通体系要保存并发展自己，就必须克服市场自由主义的缺点，名副其实地更加开放、更加多元化，使所有派别的公众都更容易接受。
那么，这种重新修改过的公共服务模式应该是什么样的呢？它的指导原则是什么？它怎样才能解决以市场为基础的沟通的缺陷？约翰·基恩对此进行了探讨。
约翰·基恩认为，这种重新修改过的公共服务模式要达到的目标是真正方便全体公民生活，让全体公民民主地生活在国家的法律框架内，让政府向他的公民负责。如何才能达到这个目标呢？怎样解决其经费问题？
约翰·基恩认为，在西方民主国家，最重要的是确立一部保护公民能自由平等沟通的宪法，保证公民有在媒体1：进行反击政府的权力。对大多数公民来讲，起诉政府破坏行为的代价相当昂贵，如果没有法律的支持，公民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公民利用媒体对政府进行监督的这种权力，通常被称为第四种权力——媒体审判权。
这种媒体审判权不仅运用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而且还运用在国际领域。现在国际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超民族国家的跨国政治机构，如何监督这类机构，让它们负起更多的责任成为比较紧迫的问题。《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就赋予国
绝与民主
际公民这种媒体审判权，“每个人都有自由表达看法的权利；
这项权利包括看法不受干扰的自由，通过不受国界限制的任何媒体寻找、接收、发布信息的自由”。全球通信媒体的飞速发展为这种媒体审判权的实现提供了条件。通信技术的发展使世界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开放，可以保证把在世界任何地方所发生的事件，在很短的时间内通过各种媒体向全世界发布出来。这种现象的出现迫使人们对经典的“新闻自由”理论进行反恩。原来这种理论曾把沟通体系看成是单一民族国家内的体系。可现在有组织的全球跨国媒体公司的出现，打破了狭窄的民族疆界，逐渐形成了一种国际公民社会。
这种重新修改过的公共服务模式发展的另一个重点就是要发展非国家的、多元的沟通媒体。这种新的公共服务模式与市场自由主义模式的异同在于，两者都在公民社会与国家之间进行了区分，两者的目的都是要加强非国家的媒体。但公共服务模式拒绝把公民社会看成是“市场竞争”的同义语，它努力保护公民社会免受以市场为基础媒体的自我瘫痪的影响。这种重新修改过的公共服务媒体的经费是由公共资金资助的。这些既非市场又非国家媒体的生存，靠的是尽可能地增加灵活性和权力，降低成本，而新的数字技术的发展为这种公共服务媒体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从这种角度说，新的数
译者序……
字技术是一种潜在的“民主技术”。
说到民主，那么，约翰·基恩所极力倡导的这种重新修改过的公共服务媒体与民主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呢？约翰·
基恩认为是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公共服务媒体需要公民社会与国家机构内更多更好民主程序的协助。而民主程序的实施义需要通过公共服务媒体收集公众的反应，使决策者犯错误的可能性降到最低程度，约翰·基恩认为在复杂和互.相联系的世界中，民主和公共服务媒体是最基本的自我纠正错误方法，也是纠正盲目相信不受约束技术知识权力错误的重要方法，
不过，本书只是关于媒体与民主复杂理论与政治斗争的一个粗略提要，没有为公共服务模式提供立法、预算或详细的政治策略，而成功地重建与发展公共服务模式又特别需要这些，因此，还需要对公共服务媒体的发展做进一一步的研究。
不仅如此，约翰·基恩在本书中对西方民主国家媒体与民主的论述，只是根据西方，主要是美国的情况进行的探讨。我们只能批判地参考。
本书能够翻译出版，得益于很多人的热情帮助。薛晓源先生和负责本书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编辑给予了极大支持。柴方国先生翻译了书中的一些德语术语。陈露女士查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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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与民主
了一些法语词汇。在此一并致谢。由于译者水平有限，同时由于本书涉及一些新概念，如何用汉语正确表述尚需探讨，因此译文中肯定有不当或错误之处.敬请学界同仁和读者们批评指正。
郁继红
2001年8月8日
前言
这本书是一部反思媒体与民主关系的引论。书中提出并探讨了-一系列批判性问题：诸如，不受国家审查的现代自由理想及“新闻自由”是从哪儿来的？在整个20世纪期间是否被各种新的国家审查形式或电子媒体的增长所毁坏？新的数字技术、卫星广播以及广播与电子沟通的结合到底是阻碍了还是有助于新闻自由理想的实现？到20世纪末，公民通过这些媒体进行自由平等的沟通是一种可行的理想吗？
然而，糟糕的是，不论是在近期的社会科学中，还是在充满高压、透不过气来的印刷和电子新闻世界中，这些问题都被忽视了。政治哲学家抽象地讨论诸如公正、自由、共同体和民主这些概念的含义，从而使人们认为媒体与他们讨论的内容无关，至少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如果说有关的话，也仅仅是他们所喜欢的题外话。社会学家和媒体研究者乐于分析观众的反应、流派的形成、社团媒体（corporate media）
媒体L与民主
的意识形态影响以及新的信息技术对文化所带来的影响。偏执的知识分子甚至预言书籍即将死亡，兜售文化快餐的媒体江湖骗子支配着现代生活：同时，记者把小说交给编辑，节目制作者与他们所委任的编辑进行讨价还价。唱片制作者灌制音乐。政策制定者则集中讨论节日限额，纵横交错的媒体所有权问题，以及有线与卫星广播的规则。然而，就是没有人对民主理想和制度与现代媒体的关系这些基本问题提出疑问。尽管沟通体系在西方民主中的中心地位不断增长，作为形成和代表舆论的手段，部分取代了教堂、政党和工会的作用，但是那些没有涉及到自由与平等的沟通体系，仿佛就已经过时了。
市场自由主义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例外。近年来，在像美国、意大利、德国和英国这样的国家里，在关于媒体前途的公开讨论中，主张“解除管制”（deregulation）的呼声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他们对在民族国家边界内流行运转的公共与私人沟通方式的混合提出了强有力的质疑。其言论对以国家为中心的媒体的阐释形成了冲击。市场自由主义使公其服务广播电台及国家行政官员的支柱出现了动摇；但在像波兰、
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这些后共产主义政权中，市场自由主义则呈现大众化快速普及的趋势。有关新闻特别
前言
是广播和电子沟通的公共政策已经日渐形成，国家审查已成过时的谈论，要倡导的是个人选择与市场竞争，以及解除管制。市场自由主义者预言，以“白由和选择，而非管制和短缺”为标志的沟通时代即将来临。
本书介绍并批评了这样一些主张，这些主张追溯了现代早期反抗国家审查争取“新闻自由”斗争的起源。通过当代市场自由为争取沟通自由的案例来表明这些主张是如何被
“市场竞争”的迷恋所损坏的.这种迷恋总是产生市场审查并遗留下通常未触及的政治审查问题。本书也为西方民主制度中不负责任的政府的深深介入行为带来了新的光明，它提出许多新方式，强有力地限制这些新的国家机器对公民舆论的制约与歪曲，也显示出公共服务媒体长期的和不可逆转的下降。本书对20世纪为公共服务媒体通常所做的辩护提出质疑，例如，他们形成了一种“自然垄断”，他们是“平衡”或“把握节目质量”标准的掌握者。但是，与市场自由主义所不同的是，本书没有为公共服务媒体唱挽歌，这延伸了本人在
《公共生活和晚期资本主义》和《民主与公民社会》一书中的观点，它概括了一种新的激进的公共服务模式，这种模式将为一种真正的全体国民的生活、嗜好和舆论方式提供便利。据说，媒体沟通的目的应该是赋予大多数公民权力，让他们
蓝饰与民主
既不受制于非民主国家，也不受制于非民主国家的市场力量。
媒体应该为所有公民享用，而不是为政治统治者或商人谋取个人所得或利润。
这种新模式的公共服务沟通对我们考察媒体与民主的关系有着深远的意义。这种模式承认、在大规模社会中，不能忽视沟通的代表结构；不能忽视不负责任的沟通永远威胁着民主社会这种危险。它也促使人们重新思考著名的美国第一修正案（“国会将不再制定法律……剥夺言论和新闻自由”），并且表明需要用新的方法暴露和控制不负责任的国家权力。这本书指出这种修改过的公共服务模式是如何需要发展大量的非国家的和非市场的媒体，以此成为制衡国家权力的力量，成为生活在一个形形色色的、有组织的公民社会里的公良的最基本的沟通方式。重要的是，这种新的微电子技术的民主潜力在于，通过公共领域网络，鼓励复杂舆论流动的沟通比例，使某些沟通工具“社会化”，而不是把媒体作为私人控制与拥有、为市场营利的特定商品，加强对个人接收的控制，用有线电视播放抵制常规的播放模式。
最后，这本书将继续本人对民主的长期关注。它对媒体与民主的关系提出了一种新的、非基要主义的解释，为民主程序和公共服务沟通的和谐共存与优势提供了非教条主义的
前言
讨论，决心激起对当代民主的想像。它指出了在流行“冒险”的社会里，这种修改过的公共服务模式的危险，以及潜在的危险性影响，从而表明“沟通自由”如何组成了-系列各部分相互冲突着的自由，并且指出在某种特定的意义上，沟通的民主和自由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能实现的。例如，色情文学应该被控制还是被彻底禁止？国家是否有确定“煽动诽谤”的合法权利？为媒体提供的经费应该在多大程度上与商业广告联系在一起？公民怎样才能行使他们不同意媒体代表的权利？是否存在表达自由会减少表达自由的情况？凡此种种问题不可能在民主社会里消失。媒体与民主这一主题必定永远都存在并有争议。为民主的媒体而战将是一项长期的、没有终极答案的工程。这是一场争取某种社会的战役，这种社会必然要使持不同政见者有机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因为这种社会赋予了他们真诚反对一贯正确所应得的更多权益。
.5.
目录
前言……（1）
第一章新闻自由……（1）
第二章解除管制…（46）
第三章民主猛兽…（84）
第四章公众服务媒体…（102）
第五章民主、风险与变换…（146）
名词对照……（1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