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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高兴，我们的总监（义律）对
毒品贸易已经完全没有敌意了。
一鸦片商人查顿，英国在中国
最高级别官员。
林则徐写给女王的那封倒霉的信最终被送到了英国，但却是在《泰晤士报》上发表了。这封信没有产生任何效果。林则徐苍白的语言，无力的威胁，看起来非常可笑。这次事件被搬上了舞台，成为流行的喜剧，在其中，英国商人在广州的遭遇被用来取乐。他们挥舞着滑稽的、夸张的手枪，把自己打扮成海盗。在遥远的中国所发生的鸦片战争成为伦敦的笑料和一种娱乐，根本没有引起关注。议会甚至也对此置之不理。
可是在中国，林则徐因禁烟有功，朝廷给他加官晋爵，从钦差大臣耀升为总督，取代了邓廷桢。此后，林则徐似乎对自己反对外夷侵略的事业更加用心。林则徐曾经写道：“师夷长技以制夷”
（魏源——译注），听上去，这更像是一位普鲁士理论家，而不是中国官员说的话。阿拉伯人——最早的鸦片输入者—一喜欢说：接近朋友，更要接近敌人。林则徐和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一样藐视所有外国的东西，但他也迫使自己要了解敌人，以便打败他们。他读过万尔的《万民法》（The Law of Nations）、特尔华尔指责鸦片贸易的长篇演说以及过期的英文杂志《澳门新闻纸》（又名
《广州周报》），中国所有的朝廷官员都曾经接受过文学教育，林则徐在对万武尔这个研究者、文学家的治学和求知欲中去了解外国人的行事方式，其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找到制敌之道。林则徐是一位经世致用的学者。
这位新总督打算把自己所学到的加以运用。他买下了英国
“剑桥号”供中国海军使用，并把船停泊在珠江口，实际上让英国96I Tme oapion Wes
第七章毒品与抢
人不敢由此进入广州。但是“剑桥号”只是一只纸老虎，在默许出售“剑桥号”之前，义律已经把船上的加农炮拆了下来，送到了印度。林则徐转而从别处购买枪炮——但是这些并不管用。而且，要想驾驶一艘复杂的现代化船只，中国水手的技术还远远不够。
“剑桥号”不得不用拖船拖到珠江口，实际上它无法发挥作用，因为船无法移动，至于是否能起到威胁作用也非常值得怀疑。林则徐只能期望它起到一点震慑作用，而无法用来作战。“剑桥号”反映了两国力量之间的差距。
到了1840年仲春，中国与英国携带鸦片的船只之间已经开始了局部的战争。义律决定画出长江的地图，并从马地臣手上借调了一艘鸦片船和一名船长。为了向查顿表示自己的信任，义律把自己同巴麦尊的书信给这位苏格兰商人看了。马地臣借给义律的“赫拉斯号”上的船长是弗列卫廉里克·约翰西，是1832年上海一次海战的老兵。马地臣并不是大公无私地为政府服务。他命令约翰西沿长江航行的同时出售鸦片。
“赫拉斯号”不久就遭遇到战斗。1840年5月22日，当这艘船静静停靠在广州以东100英里的南澳的时候，约翰西发现周围有许多中国船只，起始他还以为是商船，但后来其中有八艘开始朝他的船开火、扔火罐，他们还试图登上“赫拉斯号”，但是四个小时后风向改变，英国船只得以逃脱，但是约翰西和水手都受了伤。这位船长下巴脱落，战火还差点烧伤了他的一只眼睛，还好没有人丧命。
5月末，“赫拉斯号”跌跌撞撞地赶到澳门，约翰西和船员停下来疗伤。6月8日，中国人因为南澳的胜利大受鼓舞，他们派了一只火船，装满火药，朝停靠在澳门以东45英里磨刀洋的英国船只开火。一些英国船只逃走了，但是“都鲁壹号”、“窝拉疑号”、
“海阿辛号”利用抓钩把靠近的火船推离舰队，没有船只损失。就在第二天，1840年6月9日，巴麦尊答应给予义律的军事支援从大英帝国的四面八方到达了中国水域。途中在地中海东部，他们遭遇到法国军队和埃及扩张主义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的军队，损失了一小部分水兵，也耽误了远征中国的计划。但是到了这个月底，他们已聚集了17艘战船，包括从英国发来的三艘战舰——“威厘士厘号”、“伯兰汉号”、“麦尔威厘号”，还有从东印度公司派来的四艘武装蒸汽船“亚特兰大号”、“进取号”、“马达加斯加号”、“女王号”，其后英国又派了一艘“复仇神号”蒸汽船。此后，一只由27艘船只组成的小型舰队，搭载着三支战斗团——第26团、皇家爱尔兰第18团、孟加拉第49志愿团—一也到达了。另外还有孟加拉工程部队及马德拉斯工兵和矿工：他们要把中国从中国人手中拯救出来。
这些船只带来的不只是军事上的援助。民用运输者看到了由免费的军事保护所带来的商机，也都装上了鸦片，总共超过了一万箱。他们与战舰一起航行，致使鸦片在中国市场泛滥，价格下跌。这真是一个讽刺性的结果：军事力量原本是派来保护这项贸易的，却导致价格的锐减。但是，庞大的英国军队陈兵中国，还是导致了鸦片贸易的繁荣。走私者光天化日之下在零丁洋卸货。
《广州记录报》公布了鸦片价格表。满载鸦片的船只尾随着英国军舰，安心地进行着这种贸易（这种军事力量在广州还造成了一个令人伤心的后果：那些在非洲西海岸阻击非法奴隶贸易的船只都被派到中国来执行任务，结果巴西和南美的奴隶走私日益猖獗，把人当成物品的罪恶贸易在不断地开展）。
随着舰队越来越近，中国的外国人社区里的恐惧消失了，而英国国内的高教派和议会可能还在担心呢。英国商人认为，舰队
的到来表明政府支持他们的贸易，事实的确如此。尤其是查顿，对这一进展欣喜若狂，因为他本来只要求了两艘战舰。他还给一位同行写信，说英国政府在中国的首席代表已经被说服到他们这一边了：“我很高兴，我们的总监（义律）对毒品贸易已经完全没有敌意了。”1事实上，义律仍然质疑这种贸易是否道德，但他首先是一名战士，其次才是道德家。他必须遵守的是命令，而不是良心。
他们选择新加坡作为聚集点及向中国发动进攻的出发点。舰队向新加坡岛毫无防备的海滩发动了暴风雨般的袭击，水手都在后部。中国战船在近海一个安全的地方观察到大英帝国在不断增加兵力，与英国在新加坡聚集的先进的海上作战装备比起来，他们实在古老的装备令他们感到恐惧。借助于军事保护，跟在英国战舰后面的鸦片船只卖出了大量的鸦片—一不过价格只是每箱350美元。战争使鸦片贸易变得安全，但是并不一定挣钱。
到1840年6月1日，新加坡已经聚集了足够的战舰，可以发动一次有效的进攻。舰队驶入公海。6月16日，第一艘船
“马达加斯加号”蒸汽船进入了广州湾。几天之后，庞大的舰队到达。在“威厘士厘号”从东北方向驶入澳门的时候，船长义律走上甲板，遇上了这支远征军的首领——准将J.J.戈登·伯麦爵士。
他们谈论了很多，其中包括查顿最近的提案。查顿曾经给巴麦尊写信，敦促他派出最先进的战舰，封锁整个中国东南海域，并且占领上海附近的舟山岛。这名商人希望英国海军封锁白河流入长江的河口，这里也是与大运河的连接口，而通往北京的运河是粮食运往首都的水上通道。舟山是中国重要的粮仓，税收一般都是以每年上缴粮食的办法来实现的。在一个正常的年份，舟山，这个仅51平方英里的小岛，却能有25万吨的粮食通过这条运河运往首都。
随着皇上神圣不可侵犯的首都遭到威胁，食品的来源和通道也被阻遏，英国商人很快就看到了胜利，以及随之而来的和平谈判所带来的丰厚回报。但是，表面看起来，巴麦尊并不像那些商人一样地好战，对于查顿要求的大规模行动也非常犹豫，只支持封锁部分海岸线，并且答应派出几百名士兵而不是查顿提出的几千名士兵。巴麦尊的“曲线外交”在这个时候是外交性质的，不带战争目的。针对中国的行动从一开始就是逐步升级的，而不是势不可当的。
英国海军部约翰·巴洛爵士驳回了查顿不切实际的提议，他相信对中国首都的威胁将会使其居民和中国皇帝顽强抵抗到最后一刻，而不是把他们带到谈判桌上。巴洛希望军事力量包围在广州湾周围，合围广州，夺取附近的香港。义律提出一个折中的建议：夺取广州；英军可借助于其后方的保护，进攻白河，直逼北京。
义律还要求封锁上海这个中国重要的粮食市场集散地，这样也会危及中国经济，可以迫使北京在谈判的时候态度更加温和。义律更喜欢攻打上海，而不是北京，因为后者将会导致政府威严丧失，并因此而顽固不化。夺取上海可以威慑中国人，但不至使他们颜面尽失。
义律等待侄子—一海军上将乔治·懿律爵士的到来。他被任命为联合全权大臣，但是这个称号与其实际的权力和行动范围不相符合，因为伦教方面的无数指示已经限制并指定了他们的范围。乔治爵士乘坐“威厘土厘号”到来，身上带着一份和平条约，以及迫使中国同意每一条款、在他们就范之前继续战争的命令。
巴麦尊也想知道—当然这是另一回事—一那个传闻，即林则徐将没收的两万箱鸦片卖掉了，而不是将它们沉入河中是否属实。乔治爵士在1840年底到达，他命令封锁广州湾，但并没有亲
自留下来实施之。他留下了五艘战舰，带领着庞大的舰队匆匆北驶，避免遭遇即将到来的季风季节。在广州的英国商人非常沮丧。
他们希望的是正面袭击而不是长时间的封锁，使城市能够进行自由交易。
义律叔侄都在“威厘士厘号”上坐镇，舰队到达了舟山。前面带路的是颠地和其他商人的船只。乔治爵士还带了巴麦尊写给皇上的一封信，这是一封以命令式的、居高临下的语气写成的信。巴麦尊在信中告诉皇帝，作为对中国包围广州商馆的回应，英国封锁并占领中国港口的意图。至于导致商馆被围事件的原因鸦片给中国社会带来的痛苦和灾难，巴麦尊提议，如果皇上希望中止这项贸易，那么他应该劝诫其子民停止使用这种毒品。恐吓之后，巴麦尊又来了一番甜言蜜语：为了避免再次发生“不愉快”，“天子”将被邀请派谈判代表到一艘船上与义律叔侄见面，那支停泊在白河河口的全副武装的舰队对北京是一个威胁。
义律决定在接近距广州以北300英里的南浦时递交这封信。
他们派托马斯·伯切尔船长乘坐“布朗底号”前往，并在船上挂上休战的白旗。当伯切尔进入港口的时候，一般乘坐着满清官员的船只靠近，随后中国官员登上了“布朗底号”。伯切尔向这些官僚解释这面白旗的含意，并且威胁说，如果中国没有遵守这个休战的协议，他们就将把这座城市打得稀烂。对于一个寻求和平解决的说客来讲，这并不是一个好的开始。伯切尔看上去是在恐吓，但他看到海滩上聚集起来一群颇有威胁的群众，这位船长并没有实现自己的威胁一—打烂这座城市，而是掉头离开。
“布朗底号”在离海岸几百码的地方抛锚停泊。第二天，伯切尔注意到附近一个炮台竖起了加农炮，并且有中国战船停泊。伯切尔的翻译罗伯特·汤姆坐上一条小船，划向离海岸更近的地方。
他举起一块牌子，上面重申了伯切尔的威胁，即如果朝他们的船开火，他们将施以报复。汤姆开始向岸上的众人大声喊出牌子上的话。岸上的人此时已经群情激奋，他们的吼叫淹没了这位翻译的威胁。一些人开始向汤姆的船游了过来。一支弓箭和几发子弹差点打中他。汤姆绊了一下，跌倒了。炮台里的加农炮和战船开始开火，击中了汤姆船上的6名水手。
当这位翻译回到“布朗底号”的时候，伯切尔船长开始实施他的威胁，向战船和炮台发射炮弹，同时继续向岸上愤怒的民众演讲并恐吓。他还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解释说女王陛下的政府与中国人民没有恩怨，只是与中国统治者发生了争执。随后，他派出一名信差，乘坐另外一只小船，把这个消息送过去。但是这只船在靠近的时候，因再次遭遇火炮攻击而被迫返回。船长没有办法，只好把一张纸条装进一个瓶子里，就像海上遇难的人一样，把瓶子抛到了水里。一位渔夫从水里捞起了这个瓶子。接着，就在要继续前往广州之前，因为感到自己的自尊心受到损伤，伯切尔朝附近的一条中国商船开了火。
7月1日，这支舰队停泊在舟山岛的定海港口，也就是上海东南100英里的地方。定海是舟山的首府和码头，有四万居民。城墙为五边形，高22英尺，厚15英尺，上有塔楼，四面有运河环绕，保卫着这座城市。第五面墙背靠着一座陡峭的山峰，山顶上有一座庙。舟山一共有1600名士兵，但显得可悲又可笑：这支军队是由渔夫和水手组成，他们的武器也只有弓箭、长矛和火绳枪，只经过一年的训练。
12艘中国战船尾随着英国舰队，但保持着一个安全的距离。
阿瑟·戈登爵士认出一艘船上悬挂着一面旗帜，显示出船上坐着的是一位高级官员。英国人希望跟那位官员谈谈。和上次在厦门
所遭受的恶意对待不同，英国人被邀请到旗舰上。伯麦和他的翻译卡尔·郭实腊乘船靠近。在中国旗舰上坐着的那位高级官员并非海军官员，而是当地驻军的司令（即定海总兵张朝发一—编注）。伯麦直截了当，切中要害：要么交出舟山，要么面对由此而出现的后果。中国人不为所惧，选择了后者。伯麦并没有实施自己的威胁，他不但没有摧毁中国腐朽不堪的船只，反而邀请那位中国官员和他的下属登上“威厘士厘号”，并以酒饭款待，或许想以此让这位司令缓和自己的态度，但这只是徒劳。一位中国官员（即定海知县姚怀祥——编注）的勇气给郭实腊留下了深刻印象。据他回忆，这位官员在仔细观察了装有74门大炮的“威厘士厘号”之后说：“是的，你强大而我弱小，但我仍要战斗。”ll
饭后，伯麦再次要求中国投降，并限在24小时内答应。同时，岸上的中国人已经开始准备战斗，用大米塞满“沙包”，用来加固定海城墙。24小时的限期已过，但没有投降，伯麦乘着“威厘士厘号”慢慢靠岸。这只是一时吓唬，在中午之前，他们不敢贸然发动水陆两面的进攻，而是要等到中午时6艘英国战舰到达进攻地点之后。
7月5日中午2点，伯麦命用74门大炮中的一门向一个小渔村中的一座炮台开火。这只是对一英里之外的定海进行的一种威慑。中国人非常有礼节地放了一颗炮弹。接下来，伯麦发出一排一排炮弹，足足打了10多分钟。同时，18旅的乔治·布勒尔中校率领先头登陆部队上了一条小船。
令人费解的是，当这支突击队接近岸边的时候，中国人停火了。英国人趁机把四艘中国战船打得粉碎，并且毁坏了其他船只。
英国大炮摧毁了炮楼和海堤。“岸边传来木头爆裂、房屋倒塌和
人的呻吟声。就在（轰炸）结束后，我们还听到那几艘中国帆船上发射了几发子弹。我们登上了空无一人的海滩，几具尸体，弓箭、断裂的长矛和枪支是在这个地方惟一的遗存。”11一位登陆部队成员这样说道。这支部队不费一枪一炮就上了岸，因为那里没有人战斗。从这空旷的海滩上可以推测，中国守军几乎是在战斗一开始就已经逃走了。当地勇敢的将领，定海总兵张朝发曾经发誓，不管力量如何悬殊，一定要战斗到最后，而此时他乘着一顶轿子撤退，因为他的双腿都被英国战船上的炮弹打断而无法行走。地方长官和几名手下在溃败之后都自杀了。
由印度士兵组成的分遣队在山上的寺庙旁竖起四门大炮，从这里可以俯瞰定海。他们从这个制高点炮轰手无寸铁、四处逃散的居民。英国人在登陆的过程中没有任何人员伤亡，也没有遭到炮火的袭击。
威斯康特·乔斯林，这位远征队军事秘书和奥克兰领主的被保护人、印度总督，在描述位于寺庙旁的旗基时这样写道：“欧洲的第一面旗帜已经作为征服者在这片开满鲜花的土地上升起。”】登陆并最终占领山岗用了45分钟，这也是一个在力量极不对称的两方之间的整个战争的预兆。
定海镇离岸边一英里，中校乔治·布勒尔带领的人靠近镇上坚固的五边形城墙的时候，大炮开始瓦解城里的防御设施。被包围的城民也开始以猛烈的炮弹进行反击，见此情景，伯麦决定第二日再接着进攻。战斗停歇之后，在渔村的英国士兵发现了当地一种叫做“烧酒”的酒坛，这种酒是由大米酿造的，还有大蒜和大茴香籽。士兵们喝酒的时候，将很多酒洒到街道上。不久这些人就喝得烂醉，开始寻衅滋事，抢劫村里的财物。事实上，那个时候，北
印度语中的“lut”一词就是为描述这些入侵者的行为而造的。
《印度公报》（India Gazette）报道：“难以想像还有比这更加彻底的抢劫。他们只是在没有东西可抢或者破坏的时候才停下来。”到傍晚时分，这些人中的很多都因为喝了过量的酒睡着了。到了半夜，被遗弃的大炮燃起了大火，导致了爆炸，定海变成了一个火海。英国人无法熄灭这场大火，最后因担心火花会让他们的枪支走火而放弃了这个村庄。
第二天，即1840年7月6日早上，进攻者发现定海居民在匆匆逃离这座城市，他们为此受到鼓舞，希望可以让城市和平投降。
威斯康特·乔斯林和十几个人接近南面的城墙，没有受到任何抵抗。用大米袋加固的城墙只有两层楼高，入侵者用楼梯就能跨过去。几分钟之后，他们就到了墙头，征服了英国在中国第一个殖民地——一个曾经居住着四万人的空城。在定海战斗中，有两千多人丧生，英国只死了19人。神父郭实腊博士以及一些叛变的满清官员，在英国人在定海的新政府中被任命为文职官员。
士兵在寻查街道时发现了一些古老的武器和盔甲，如弓箭和填充了棉花的作为盔甲的防护套，这反映了双方力量的悬殊，也让入侵者大为鼓舞。这些人开始任意拿走那些相对没有价值的东西，烟管、雕像、扇子和饰品。即使是贵族乔斯林也发现这些征服的纪念品具有无法抵抗的魅力，几年之后，他在自传中把这些盗窃品称为“合法战利品”。
抢劫之后，这些入侵者非常规矩，只是印度士兵进行了几次强奸。“我没有发现有人被残酷地杀害，只发生了一两次强奸一—据说是印度兵干的”。】翻译罗伯特·汤姆在给马地臣的信里写道。留在定海的几个中国人也参与了抢劫。当出现了中国人打算带着军队所需的供给逃跑的情形时，中校布勒尔在城市周
围派兵把守并下令开枪，几个中国掠夺者都被打死了。汤姆显然掩盖了自己的罪过，他这样描写当地的窃贼：“这是些狡猾、撒谎、偷窃的人，跟他们住在一起是我的不幸。”l城里的食品很快就吃光了，他们派人到四周村庄去寻找粮食。这些入侵者此时变成了商人，他们用钱买牲口（牛20两银、
山羊5两银）。当地的农民似乎毫不害怕这些占领者，他们发现英国人很有趣，并且嘲笑他们的翻译说不出当地的方言，这些嘲笑之中暗含着对入侵者的威胁。在去农村买东西的时候，一位叫做卜定邦（Bu Dingbang）的买办被中国士兵抓住了，他们在他的脖子上套上了一根绳子。乔斯林和40名士兵寻找失踪的买办，差点被一群中国士兵抓住，他们退缩了，让这位买办听天由命。7月11日，大卫·查顿和唐纳·马地臣到达舟山的时候，发现义律已经禁止鸦片船在这个岛屿靠岸。走私者不断坚持，开始的时候以每箱100美元的超低价格卸下鸦片，有些人说这是个诱饵，以此吸引新的购买者和未来的吸毒者。因为中国海军已被英国战船打得瘫痪，鸦片贸易越来越繁荣。到1840年11月，43条鸦片船都把舟山当成一个卸货地点，到年底时，已有1.2万箱价格低廉的鸦片被运到舟山。
医疗传教士意识到吸食鸦片导致的医疗和社会问题，非常警惕，试图消解毒品造成的一些伤害。威廉·洛克哈特是伦敦传教士协会的代表，他在舟山组织了一个治疗中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负责保卫该中心的是英国士兵。他们间接保护了鸦片贩子，而且消解了中国海军禁烟的努力。到年终，这个诊所很快就住满了1600名鸦片烟瘾患者。
军队首领布勒尔中校后来被证明是一个对自己人来说的危险人物。虽然定海已是人去楼空，但他却因担心引起空房主人的
敌意而拒绝把部队驻扎在城里。相反，他把兵营安扎在一个充满瘴气的稻田里。当时气温高达华氏90多度，这位严于律己的中校却命令士兵必须扣紧厚厚的毛哗叽制服最上面的扣子。一共大约五百人死于痢疾或疟疾，远远高于战死的人数。在印度的奥克兰德伯爵撤了布勒尔，由郭富接替。在炎热和疾病之中，郭富看到的是一支绝望的部队。一位军官在家信中写道：“我们是在战争中游戏，而不是战斗。”1
同时，义律试图把巴麦尊的信送到定海西北20英里、永河（Yong River）南端的镇海，但是当地政府把信又送了回来，打都没打开。7月27日，“伯兰汉号”驶入定海，三天之后，“威厘士厘号”也到达。此时，义律已有足够的火力北上，进逼500英里之外的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