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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这个全国的中心建立了自己
的基地。在京城这个特殊的氛围里，我们
的补给充足，我们的军队正处在最佳状
态；而这些愚蠢的人仍旧故意冷落我，我
不得不结束这一切。
一额尔金勋爵。
鸦片战争——一个帝国的沉迷和另一个帝圈的堕落1860年7月26日，150艘英国船只沿着北部海岸北上，在北塘附近距大沾炮台以北8英里的直隶海湾靠岸。法国舰队在孟斗班的率领下在此与贺布·格兰特的舰队会合。在接下来的5天里，200多艘船舰上的部队冒着倾盆大雨下船。一时间，泥泞的台子几乎成了泥塘，士兵行走艰难，长裤都被吸在泥里拔不出来。北塘炮台墙头的枪炮并没有朝侵略者开火。联军到达北塘城门口的时候，才知道原来驻军都逃跑了，留下了一座毫无防备的城市。城墙四周架起的大炮原来也是用木头做的假炮。
侵略者被当成解放者，受到两万城民的热烈欢迎。城民们还带客人们去看逃走了的僧格林沁亲王部队埋地雷的地方，就在他府邸外面的院子里。然而城民的欢迎和帮助得到的回报却是联军的奸污掠夺。北塘妇女为了免于受辱，吞食了鸦片，或者上吊、投水自尽。其他的北塘城民则都躲在城外的臭沼泽地里。
贺布·格兰特将军谴责了投奔外国人的苦力所犯下的烧杀淫虐罪行。苦力“绝大部分都是残暴的恶棍……他们在城中大肆抢劫，犯下重重罪孽，令人发指”1。贺布·格兰特认为，苦力暴行的根源是：他们都是鸦片烟瘾君子。这位将军打算没收他们的毒品，以整肃军纪，结束奸淫掠夺的恶行，但是因为中国顾问警告说
“长期吸食鸦片的人会因此憔悴至死”，零容忍的做法于是被放弃了，因为他们需要苦力作战，远甚于让苦力恢复清醒。旁遮普锡克教徒继承了印度兵变的传统，其残酷更甚于苦力。英法联军无法抵挡他们一直没有参加的抢劫活动，但不久也加入锡克教徒和I1】杰克·比钦。《中国鸦片战争》，第286页。
苦力对北塘人民进行的残暴的掠夺中。英国宪兵司令柯恩上校下令鞭打犯有抢劫等恶行的30名士兵。过了一个星期，倾盆大雨使人们无法出门，抢劫掠夺变得十分费事，只有那些最执著、最好色的士兵才愿意出门。这样，军纪再次恢复。
由于道路过于泥泞，出门几乎不可能，但是有一条石子路畅通无阻，直达天津。1860年8月3日，1000名英军士兵和1000名法军士兵组成联合部队，沿着这条石子路缓慢行进了4英里，在那里，他们远远地看见了天津，但僧格林沁的骑兵已挡住了去路。
联军走近，远远看到几百名满、汉、蒙人组成的骑兵队。乍一看，防御军士兵的数量让联军胆怯，但是看看僧格林沁士兵的武器装备，他们就放心了：长矛、弓箭、18世纪的燃石发火装置、让人摔跟头的抬枪——名副其实的滑稽部队。联军甚至连这么落后的对手也没有勇气面对，直往后撤退。在石子路上望风的中国将领派人给北京送信，号称打败了侵略者。直到1860年8月12日，贺布·格兰特才勉强集合了800骑兵，下令绕过挡在路上的清军，从其背后发动袭击；联军的主要部队将使用三架阿姆斯特朗大炮，在正面发动攻击。联军到达离中国军队一英里范围之内的时候，他们开始发射阿姆斯特朗大炮，炮火纷飞，撕裂了中国的骑兵队。
但是中国防御军毫不畏惧。两边的骑兵被大炮打散之后，其他的骑兵仍旧向侵略军靠近，直到450码的距离。此时大炮的威力在这样近的距离发挥最佳，在25分钟的狂轰滥炸之后，阻止了清军的前进。
中国守军的自杀般的勇猛让联军大为震惊。少将罗伯特·纳佩尔是贺布·格兰特手下第二分队的指挥官，他写道：“他们在战火里坚持了相当长的时间，对世界上任何军队来说，那都是严峻
的考验。”1中国人前进的步伐虽然被止住了，但他们并没有回头。在锡克教徒用卡宾枪和手枪远远地向他们发射的时候，清军只能用长矛和弓箭反击。中校沃尔斯利说他“从未见过如此有胆魄的人”2】。虽然力量悬殊，装备精良的锡克教徒最终迫使清军逃跑，但是旁遮普战马却陷在泥里，无法动弹。如果不是一场倾盆而下的暴雨阻止了锡克教徒追赶清军的步伐，一场血腥屠杀必不可免，好在清军已经安全逃到大沾炮台里。
1860年8月12日，也就是贺布进攻清军骑兵队的同一天，附近发生的一场暴乱让英国国内的公众胆战心惊——也给英国人树立了一个榜样，知道他们都在为何而战——那就是不磕头的权利。那天，一名负责给部队运送朗姆酒的爱尔兰下士偷偷喝下大量朗姆酒，烂醉如泥，迷失了方向，遇上了一群清军骑兵，他还以为是友好的锡克教徒。这些骑兵俘虏了这名下士和他的伙伴。他们下令这些俘虏磕头，所有人都照办，只有一名苏格兰士兵莫西（Moyse）拒不服从，当场被砍头。一个星期后，醉酒的下士和伙伴被允许回到营地汇报情况。这个消息一路直达伦敦，《泰晒土报》发表了一首诗，以纪念拒不向敌人磕头的受害者，虽然报纸把他的国籍搞错了：“让黑鬼印度人号哭下跪吧/一名英国少年愿意赴死/两眼一眨不眨/双膝没有弯曲/在可怕的死亡边缘没有犹豫/从容走进他红色的坟墓。”l这首哀歌的作者弗朗西斯·道雷曾经做过格拉斯顿婚礼上的男候相，此时他肯定已经疏远了他那位和平主义的好朋友。道雷没有提到，莫西的勇气其实很可能只是朗姆酒在壮胆，而他拒绝磕头也跟他一贯不服管束的性格有关。另一方面，他的上司，就是那位爱尔兰下士也已经喝醉，没有劝他策略性地牺牲一点点个人尊严以保全性命。
磕头事件后两天，联军继续沿石子路前进，他们来到新河村，发现守军都逃跑了。这些欧洲人继续前进，来到了泥墙围起来的骑兵营地塘洁。与新河村不同，这里有清军守卫，虽然他们的首领僧格林沁已经放弃了这座城镇，只留下军旗还在飘扬。法国将军孟斗班希望立即攻城，但是贺布·格兰特认为部队需要休息。孟斗班决心在没有英军帮助的情况下攻城，但是法军很快就被泥墙上的45门大炮击退了。这次挫败让亲自率军的孟斗班颇感耻辱，不过这并没有使他放弃对荣誉的追求。他突然想出一个疯狂的计划，要同时攻打大沾4个炮台，而贺布·格兰特则坚持先进攻一个，就是最靠北边的那个最虚弱的炮台。在1860年8月20日的日记中，孟斗班含糊其辞地提到他与贺布·格兰特的合作：“可是，我要派一支法国陆军部队与我们的联军一同作战。不过，我这样做的目的是卸下我的军事责任以及与此相关的政府责任。”1第二天，联军占领塘沽，由此获得了一个大据点，可以由此攻击贺布·格兰特指定的那个大沾炮台。炮台隔着白河，离塘沽不到一英里。额尔金希望从塘洁的一座寺庙顶上观察战斗情形，但是贺布·格兰特驳回了他这个名义上司的要求，因为大沾炮台炮弹的射程可以达到额尔金总部所在的这座寺庙，贺布·格兰特的顽固好战挽救了这位越来越灰心的伯爵。另一方面，额尔金可能希望有一个在报纸上露面的机会，因为他要求《泰晤士报》的中国通讯员跟他一起呆在寺庙里，观察即将到来的攻打炮台行动。
1860年8月21日，8艘英法炮船开始攻打北边的大沾炮台。
每台阿姆斯特朗大炮都用6匹马拖送，经过泥泞不堪的炮台，到达离城墙600英尺的射程内，向城里开炮。轰炸很快击溃了清军在墙头的大炮，守军只好用抬枪、火绳枪抵抗英法联军32磅重的炮弹。6点半，一支8英寸枪发出的一发子弹不幸击中了炮台的
弹药库。目击者说，巨大的爆炸如同地震一般，清军手忙脚乱，半个小时内，抬枪和火绳枪都没有开火还击。此时，在柯里努率领下的一支法国军队，离炮台不过30码。将军决心爬过城墙，但是被一条护城河挡住了，这位将军命令一支由苦力组成的小分队站在齐颈的河水中，肩上顶着梯子，让法军爬过去，这是一种令人恐怖的“苦力劳动”。贺布·格兰特对于如此冷漠地对待苦力的做法非常内疚，他给了这些人整整一个月的薪水作为奖赏。
登上城墙，法军开始了一场刺刀战，把所剩无几的守军都赶跑了。同时，英军在炮台的墙上打了一个小洞。不怕死的士兵排成一列入城——这很容易遭到狙击手袭击。好在并没有发生这种事情。负责这个炮台的北京官员显得比那些逃跑的属下更加勇敢，虽遭四面夹击，却拒绝投降，皇家海军一位不耐烦的上尉普林拔出手枪，打死了这名官员，捡起官员那顶饰有孔雀潮的帽子作为战利品。几个小时后，炮台就被拿下。此次伤亡非常惨重，英法各损失200人。几乎有2000名中国人丧生，另有1500名中国人逃跑，余下的9000人向柯里努将军投降，跪在他的脚下。或许是因为无力看守如此多的俘虏，而不是出于仁慈，柯里努当场释放了他们。中国人摘掉军徽，重新变成了平民。贺布·格兰特用六枚维多利亚十字勋章作为奖赏，庆祝此次攻占大沾炮台，这里曾是英军失败的象征，但现在已成为不列颠胜利的象征。
炮台失陷有一种必然的心理影响。清军投降几个小时后，直隶总督恒福的两名使节出现在联军营地进行谈判。他们发现自己面对的是暴跳如雷的巴夏礼。他那对异族的仇视情绪在中国尽人皆知。恒福的代表答应挪去横在白河中的竹子，让联军安全通过天津，他们可以在天津继续诚恳的和平谈判。
但是散漫的中国人从来不讲什么诚信，巴夏礼勃然大怒，也284ITme apion Wars
许这样做更多是一种策略，他把恒福的信揉成团，扔在一名使节的脸上。这名王姓使节能够讲流利的英语，是个亲英派，曾在上海美圣公会学校读书，以前认识巴夏礼。巴夏礼咆哮着说，如果其余3个大沾炮台不能在两个小时内投降，就将落得已被联军攻下的这个炮台一样的下场。一位出席了会谈的欧洲人评论了巴夏礼对王“严厉而不必要的暴力行为”。1王在事后给额尔金写信，说他们对于已经举起白旗的使节施加暴力，“并非欧洲国家的惯例”，且基于他的大使身份，他“应该得到文明世界通行的礼遇”。但是巴夏礼的粗鲁更多是策略性而非情绪化的表现。他用暴怒对付中国人惯常的油滑有神奇的效果。
远远没到巴夏礼给出的两小时的最后期限，其他3个炮台就急忙升起了白旗，联军一弹未发。巴夏礼策略的成功得益于碰巧撞上的一个好时机：就在清军投降不久，一场狂风暴雨持续了数日，导致白河泛溢，淹没了炮台周围的地方，形成了一道天然屏障，让欧洲的重型大炮无法动弹，要想发动对炮台的正面攻击几乎不可能。清军也在乌云中找到了挽回面子的一线希望，他们把失败看成是天意，而非军事赢弱和内心恐惧所致。一位朝廷官员提到这次溃败时说：“你们攻下炮台乃是天不助我。
通往天津的石子路已经开通。1860年8月23日，贺布·格兰特率领他的蒸汽动力炮船，畅通无阻地到达天津，未发一枪一炮就拿下该城，因为城里没有守军。大沾炮台和天津的最终沦陷，使僵化的清朝廷采取了行动。桂良是个高级官员，曾经参与1858年
《天津条约》的谈判。他给额尔金和葛罗带话说，皇帝已经委任他作为全权大臣，与英法来一个永久的了断。
伯爵和男爵在天津他们的基地讨论对策，提出了比先前更严厉的新的要求。他们要求中国人为1859年大沾炮台屠杀英国人
正式道歉，赔偿双倍于联军远征军所花费的400万银两；同意签订
《天津条约》（这条中国人已经违反）。天津仍在联军占领之中，他们控制着运往京城的食品通道，如果清政府不答应新条款，他们就有可能人为地制造灾荒。大沾炮台将在联军牢牢的控制中，直到所有条款都得到满足。伯爵和男爵还要求进入15英里外的通县郊区，因为联军计划在此露营，这样就更能够加强对京城的威胁。这一要求引起了北京的恐慌。上一次外国军队如此接近皇帝宝座是在200年前，一个朝代也因此而结束。满清王朝从明朝的灭亡中看到了自己的命运。
最终，西方人重申了他们长达半个世纪的执著要求——面对面地会见皇帝——磕头的问题提都没提，因为双方都知道这是个死结。另一方面，疲惫的联军首领没有像过去那样要求在北京设立常驻大使，或许他们担心这最后的羞辱会导致清朝覆灭，那样，北京城内就没有一个权威能够同意条约的其他条款。事实上，清朝官员曾警告过额尔金和葛罗，那样的局面的确可能会出现。
在桂良思考全权大臣的要求时，额尔金和葛罗在天津外面聚集了越来越多的军队，对他施加压力。在取得对大沾炮台决定性的胜利以及对天津的占领之后，葛罗和额尔金都相信和平随时都会到来。孟斗班将军给法国士兵设计了一种头巾，等他们在北京的街道上游行时，就可以戴上这种头巾以示庆祝。
虽然桂良有了皇帝的全权委任，但他还是觉得欧洲人的条款太难接受。他耍了一个老花招，说自己没有全权——这不符合他原来的地位。额尔金意识到这是个圆滑的策略，因为他过去已经多次碰到过，他也感到中国人这个开局实在是聪明过头了。“我们在这个国家的中心建立了自己的基地。在京城这个特殊的氛围里，我们的补给充足，我们的军队正处在最佳状态，而这些愚蠢的
人仍旧故意冷落我，我不得不结束这一切”。11额尔金在1860年9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
这位外交官拒绝继续谈判。葛罗希望留在天津，额尔金连哄带骗地让他陪自己率军队沿白河直上北京。联军越接近皇城，中国官员的态度越温和。中国高级官员纷纷写信给额尔金和葛罗解释，说所有那些被“心慌意乱”的桂良错误地拒绝了的条款，现在都可以为皇帝接受，只要军队停止向北京前进……随着敌对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近，这些歇斯底里的请求就越强烈。官员们乞求使节们回到天津，一些中方高官已经动身去天津了。额尔金厌倦了中国人的拖延，告诉他们不到北京郊区的通县绝不停止。官员们做出回应，建议额尔金在京津两地之间某处停止。贺布·格兰特同意这个建议，因为他的军队给养出现了问题，拖延一阵可以让他们有时间增加给养，休整部队。但是许多人抱怨这种拖拖拉拉的状况，对此额尔金有些担心。即便如此，他们的抱怨并没有使伯爵动摇。他在日记中写道，他猜测到贺布·格兰特希望拖延、以便增加给养的真实原因：“老实说，军队继续前进有困难，这让人难以置信。我们的士兵太安逸了，什么都做不了，他们携带的军需品太多了，给行进都造成了困难。”【2l额尔金注意到士兵们每日定量的酒水都必须在冰冻之后才喝，这让伯爵非常反感。
1860年9月14日，伯爵派翻译威妥玛和巴夏礼到通县，与两位中方官员载垣和穆荫谈判。皇帝的诚意和严肃态度从这两位官员的身份可以看出来：载垣是他的侄子，而穆荫则是军机大臣。威妥玛这样描述了两位清朝使臣：载垣是“一个很有威严的高个子，外表看来非常睿智，不过眼睛有点让人不愉快”。【】
穆荫看上去“气质更温和，更圆滑，也很睿智”。11在西方人眼里，中国人还是那么永远让人费解，像是有“不偷快”的（意思是斜眼）眼睛。他的描写带有种族歧视和蔑视的意味，这种态度毒害了双方的军事和外交关系。
9月14日，谈判只用了8个小时，巴夏礼就成功地让载垣和穆荫同意了条款。
同时，京城的皇帝在战与逃之间摇摆不定，尽管他更倾向于后者。大元帅僧格林沁亲王和他主子的观点一致，都认为谨慎比勇猛更可取。僧格林沁督促皇帝到远离都城的北部边界去符猎一—在这个200多年的满清王朝面临覆灭的时候去狩猎！僧格林沁并不想挟皇帝为人质，但一些官员怀疑僧格林沁的真实目的就是要篡夺皇位。但是，从嫉妃变成皇后的慈禧表现得比她的丈夫更加勇敢，她力主皇帝留在京城。官员们勇气大增，纷纷驳斥皇帝，其唐突无礼、无视纲常也表明皇帝的威信已经一落千丈。一位官员指责皇帝“移驾北方（狩猎）将是对战争的逃避，所以名义上的征战其实是一次狩猎”。【21另一位似乎更加直率，问皇上
“将如何面对臣民？如何面对祖先神灵？你是否要像扔掉一双破鞋一样，丢掉祖宗的基业？后世千秋万代将如何评价皇上？”3】
在一连串军事失败面前，这样的直谏足以让这些官员流放边疆，或是人头落地。不过此时，皇帝的反应却是唯唯诺诺。他建议率领一支庞大的军队出城，向欧洲军队虚晃一着，然后逃到热河他的狩猎地。这种胆小怕事的想法谁也不满意。热河的这种讽刺性的重要地位，表现出满族的命运已经今不如昔。1793年，在同一个狩猎地，马真尔尼勋爵谒见乾隆皇帝，那时乾隆还有权威和尊严，坚持“朝贡的夷人”必须磕头。70年后，却是皇帝在外国人
的进逼面前“惊恐颤栗”。
官员和慈禧的劝说无疑让成丰皇帝感到耻辱和恐惧。所有人都依然记得明朝最后一位皇帝的下场：200年前，在得知另一支满族部队即将进攻北京时，那位皇帝吊死在皇宫的后花园里。现在蛮族再次逼近大门，咸丰会不会面临同样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