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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赢了两次，我们只赢了一次。你
们胆敢两次进犯（大洁）炮台。你们怎么
如此贪得无厌？我知道你的名字，是你们
煽动手下胡作非为。是到了教外国人学会
尊重的时候了。
——僧格林沁亲王对囚犯巴夏礼说。
对外国人的恐惧促使中国谈判代表采取行动。他们与威妥玛和巴夏礼争论了整整一天。两位使臣答应了自1839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英法联军索要的一切，甚至更多；把通县作为联军驻地的请求得到一致同意；额尔金和葛罗也经允许带领2000人的武装部队进入京城，最后敲定《天津条约》。联军顾问警告两位全权大臣，这么少的部队无异于自杀，很容易落入陷阱遭到屠杀。但到此时，额尔金和葛罗都对胜利充满信心，他们觉得2000人的随从队伍，更多是排场而不是保镖。两位全权大臣都懂心理学，尤其是中国人当时的心态，他们相信清政府经过一系列挫败和外交让步，已经斗志全无，恐惧之极，绝不至于做出什么危险的背叛行动。即便如此，尽管中方官员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本，他们还是在一个小问题上纠缠不休，这就是额尔金想要将女王的国书面呈皇帝。
1860年9月17日，巴夏礼回到通县，以最终确定4天前他与载垣和穆荫达成的协议。巴夏礼随身带了26名骑兵和锡克教徒做保镖，这些人的穆斯林头巾、大胡子及他们动辄杀人的恶名让中国人非常恐惧。额尔金颇具现代新闻官的素质，他让《泰晤士报》驻中国通讯员托马斯·鲍尔比陪同巴夏礼，为后代、为其政治资本、为回国后的公开发表而记录条约的签订过程。但是那天却没有最后签订条约。不知为何，原本柔顺的载垣和穆荫拒绝额尔金向皇帝面呈女王书信的要求。巴夏礼也改变了主意，同意把这个问题放到以后讨论。经过整整一天的争吵，巴夏礼终于让中国官员同意，让联军在通县以外3英里的张家湾安营扎寨。1860
年9月18日，巴夏礼骑马前去与额尔金商议，他注意到僧格林沁的骑兵在几排玉米堆后面大量聚集。骑兵占领了张家湾，也就是中方答应让给英法联军驻扎的地方。
巴夏礼怀疑英法联军来不及撤营，就会落入陷阱。更有可能的是，骑兵占据此地更多是为在蛮族和京城之间起到一种心理缓冲作用，尽管没有多大威力。巴夏礼派额尔金的私人秘书亨利·洛奇快马加鞭，赶去向额尔金报告中国军队的动向。尽管身处险境，巴夏礼仍然在仅有两名士兵的陪同下（他确信其中一名是勇猛无畏的锡克教徒），回到通县，面对表里不一的载垣和穆荫。事实证明，洛奇的使命完全没有必要。洛奇在天津遇上贺布·
格兰特时，得知这位将军已经探听到清军骑兵的秘密调动，并且已经下令军队停止向通县前进，隐藏起来。洛奇涌起一股难以置信的、近乎自杀般的勇气，返回通县向只带了一名保镖的巴夏礼请示。中国军队开始朝洛奇和随从开火，使他们无法前行。洛奇和巴夏礼到达通县时，一位官员提议他们会见僧格林沁亲王本人，并且给他们发放了安全通行证。他们同意了，但是此次他们的勇气是非常愚蠢的，他们一见到亲王就遭逮捕了。亲王的鲁莽将导致他本人和他的国家的失败；抛开道德不谈，仅就这一计划而言，是一个集愚蠢、残忍于一身的糟糕的策略。
在此关头，果断的贺布·格兰特也犹豫了。巴夏礼和洛奇都成了天津的人质，他担心进攻会要了两个谈判者的命。但是在法国的压力下，格兰特还是下令在1860年9月18日中午发起进攻。
但是，在此之前，他们还是做了最后一次外交努力。一群骑兵护卫着翻译威妥玛，举着休战的白旗接近僧格林沁的营地——与僧格林沁亲王2万兵力比起来，这只是个形式，而没什么实际效果，亲
，如果亲王不立即释放人质，联军就将向北京进军。这个威胁是真的，也是无关痛痒的，因为英法只有3500名士兵，如何对付亲王的2万大军？
巴夏礼一头金发，蓝眼睛，是个不折不扣的中产阶级，此时在长着痤疮、又矮又胖的僧格林沁所代表的皇权面前，英勇无畏。在这个戏剧性的关头，纠缠了百年的磕头问题被再次提出来。尽管没有丝毫讨价还价的余地，巴夏礼仍然拒绝磕头。由于他激烈的反抗，他的脑袋被人按着，在大理石地面上磕了几次。这样，巴夏礼成为最后一个向中国人磕头的欧洲人，尽管是不情愿的。在巴夏礼的脑袋被清军士兵按在地上的同时，他不得不听着僧格林沁发表的偏执的长篇大论，这位亲王把他那无奈的怒火统统发泄在这个无力反抗的公使身上：“你们赢了两次，而我们只赢了一次。你们两次进犯（大沾）炮台，你们怎么如此贪得无厌？我知道你的名字，是你们煽动手下胡作非为。现在到了教外国人学会尊重的时候了。”1】
无畏的巴夏礼想办法抬起了头，看着俘虏他的人，反驳说他是打着休战的白旗，并且在“朝廷官员明确承诺”安全通行的情况下才来会见僧格林沁的，而现在他们却如此粗暴地否认了这一切。僧格林沁大笑，并且朝一名随从点点头，那名随从随即把巴夏礼的头又重新按在地上。显然，僧格林沁相信硬的比软的管用。他大喊着说：“写信回国，让他们停止进攻。”不管僧格林沁怎样威吓，还是被通县附近那支小小的联军弄得手足无措。巴夏礼没有给折磨他的人以任何安慰，也没有表示出任何悔意，他说：“我没有任何办法控制军事行动。我绝不会欺骗亲王阁下。”突然，联军的炮火打进了宫中，打断了僧格林沁的咆哮，他匆
匆朝大门跑去。巴夏礼、洛奇和锡克教徒随从都被装进一辆没有弹簧的行李车，它看起来一定像是一辆雅各宾双轮车，因为它的目的地是刑部，即行刑的地方。俘虏的手脚都用皮带捆绑着，他们遭受了极大痛苦，无法躲闪地在大车里面撞来撞去。这也是上次美国大使列卫廉不久前进京遭遇的一次噩梦般的重演。
被僧格林沁的骑兵在通县外面捕获的其他英国人、法国人和锡克教徒的遭遇甚至更糟，远不止巴夏礼所受的心理恐惧和磕头碰脑。囚犯的双手被皮带捆绑着，皮带因被浸湿而缩短，勒进犯人的腕中。一些俘虏被送到圆明园，由皇帝进行秘密审讯，公开羞辱。僧格林沁希望皇帝能够通过这几个无能为力的犯人来增加勇气，除去中国人心中因联军轻而易举的胜利而形成的战无不胜的光环。囚犯们被迫跪在园子中，双手仍然被捆，而且整整三天水米未进。他们的双手肿胀，腐烂。疾病、脱水导致多人死亡，额尔金的宣传员，不幸的《泰晤士报》通讯员鲍尔比在4天之后死去，这使他自己也成为他前去报道的事件的一部分（鲍尔比是在通县购物时被捕的。和巴夏礼一样，他还以为休战的白旗可以保护自己，他的乐观导致了悲剧）。僧格林沁不仅野蛮，而且无视恶毒媒体的能量。消息传回伦敦后，英国媒体恨不能吃掉僧格林沁和大清皇帝。
洛奇和巴夏礼被关在刑部单独的牢房。洛奇试图探知他的同胞的方位，于是唱起了“上帝拯救女王”。洛奇后来撰写了一本书，其内容即是关于他被囚禁一周的经历，其中展示了他惊人的忍耐精神。他写道，食物糟糕但还不致饿死。他惟一担心的就是被捆在身上的绳子感染，还有他牢房里食槽边大量孳生的姐。随着囚禁的日子一天天过去，巴夏礼的噩梦越来越槽。沉重的僚铸让他无法行动，他和其他70名普通中国犯人关在一起，满
身污秽，几乎饿死。看来洛奇是惟一一个觉得食物够吃的人。
因犯僚铸的轻重意味着他们罪名的轻重。巴夏礼的罪名是
“谋反”，所以僚铸最重，而与他同囚一室的小偷和杀人犯的镶铸要轻一些，因为他们的罪行比巴夏礼的罪行要轻。虽然境遇很槽，巴夏礼却很意外地受到这些普通犯人好心的对待和尊重。“他们没有效仿官员那样用滥刑和嘲讽对待我，他们对我极少有轻视态度，用头衔称呼我，而且只要他们能够做到，他们就尽量避免使我陷于麻烦。”【11他在给额尔金的报告中写道。
巴夏礼忍受了一系列的审讯。第一次在半夜，审讯过程中夹杂着相对较轻的体罚，尽管审判官还威胁说要用重刑。有一次，他们宣布要砍他的头。他跪在刑讯者面前，仍然戴着僚铸。只要他的答复没有令施刑者满意，他们就抓住他的头发和耳朵在房间里拖来拖去。
1860年9月22日，巴夏礼被从牢里带出来，离开了一同关押的友善的重犯，单独关在另一间牢房里。在下一次审讯中，提审他的官员并没有下令让他下跪。巴夏礼怀疑一些官员因害怕联军因为他们虐待欧洲囚犯而进行报复，因此停止了对俘虏的酷刑。官员不久就说明了改善巴夏礼待遇的原因。他们让巴夏礼给额尔金写信，寻求优惠条件。巴夏礼抓住这个微小的机会，同意写信，但要求必须把他和洛奇从牢里放出去。
为了应对最后不可避免的冲突，僧格林沁开始隐藏起来。这次不一样，中国人有了很多火药——总共70吨。僧格林沁驻扎在张家湾3英里宽的骑兵部队变成了一道有效的屏障，阻挡了联军对京城的进攻。英法用来对付僧格林沁2万大军的，只有1000名法军和2500名英军。与往常一样，双方数量的悬殊容易让人产生错觉。联军有先进的大炮和枪支，而且得益于一位深得人心的统
帅，士兵严格服从他的命令。僧格林沁的骑兵是步兵和马夫。可是，这仍然是不同世纪间的较量。清军主要依靠骑兵射箭。他们只能用少量古旧的火绳枪来对抗英国现代的埃菲尔德式步枪。僧格林沁的策略是包围敌军，然后冲进去杀死敌人。这个策略也是中世纪的战术，其中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即这样的包围拉长了僧格林沁的战线，使敌军更容易渗透。
就在清军散开的时候，联军抓住了敌军的弱点。孟斗班从英军那里借来了一个团的锡克教徒和阿拉伯骑兵，作为左翼进攻僧格林沁，法军步兵则袭击张家湾镇。僧格林沁的蒙古骑兵骑着赢弱的马匹，无论在火力还是数量上根本不是锡克教徒和阿拉伯骑兵的对手—一他们有高头大马，每人都配有精良的武器。孟斗班的骑兵开始渗入清军，清军用抬枪和火绳枪反击，法军用阿姆斯特朗野战炮准确地粉碎了敌军。阿姆斯特朗大炮在清军中造成恐惧，他们开始混乱地从张家湾撤退，逃向附近的并不安全的一条河。残忍的锡克教徒和阿拉伯骑兵在后面追击，用刺刀杀死那些挣扎的人们。尽管遭到大炮和刺刀的屠杀，在战斗中，僧格林沁损失了1500人，但比较联军的35人的伤亡，中国军队的损失显得比其数字来得更加惨重，也更富戏剧色彩。
心有不安的额尔金除了联军这次关键性的胜利之外，还想着一些其他事情。他担心这么一次重大的胜利会产生一些不可避免的后果。他在1860年9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我今晨一大早就骑马出去，赶在我的将军出发前见到他，提醒他关于抢劫战利品的事情，现在已经非常严重了。他和我一样非常不赞成这样做。”111额尔金过分估计了“他的”将军对这个问题的重视，事实上他根本不在乎，因为第二天，贺布·格兰特就允许军队洗劫张家湾。这位将军认为这是应有的赔偿，而不是报复或偷窃，而“赔
偿”也是军队的一大动力，是对胜利的奖赏。
随军翻译罗伯特·斯文霍也表达了所有人都认可的对抢劫的看法，不过，似乎谨慎的额尔金不包括在内。在回忆录中，他赞许地写道：“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阻止抢劫，因为这座城市在战争中被打败，所以这是合法的战利品。”1抢劫者肆意地破坏，对那些可以拿走的东西，他们也表现出艺术鉴赏家的一面。目击者斯文霍记录：“一座罕见的老宅，摆满了精美的雕塑和挂毯，每个房间都满是奇珍异宝，这些珍宝太大无法带走，都被彻底洗劫。在此地，我们的人就是破坏者。”t2）
茶叶也可以带走。一位英国军官缴获了50万磅的茶叶，运到天津“保存”起来。参加过艰苦的克里米亚战争的老兵偷走了所有能带走的毛皮大衣，其他一些联军则把抢来的东西在中国典当行换成现金，那些典当行的中国人完全不介意与这些洗劫他们的城市的敌人做交易。
张家湾的妇女害怕被强暴，尽管这些欧洲人的一贯表现表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对战利品比对人体更感兴趣。士兵们在一家挤满了妇女的鸦片烟馆里撞见了惊人一幕。这些妇女从牙牙学语的孩子到垂暮的妇人，多数都吞食了大量鸦片自尽身亡。但是一些长期吸食鸦片的人有更强的抵抗力，这使她们的死亡也拖得更长。欧洲人发现她们的时候，她们还活着。斯文霍回忆道：
“其中一些还算清醒的人，捶胸顿足，大骂鸦片作用太慢，哭喊着‘让我死吧，我不想活了。’”回她们想死的愿望没能实现。一位英国随军牧师派人请来一位随军医生，医生抽出她们胃里的东西，医生的办法非常成功，最后只有一个人没有救活。
得意洋洋的葛罗也开始和额尔金一样，对抢劫的行为担心起
来。他对法国外交大臣谈到了自己的忧虑：“当看到那些由我们及盟军的士兵对艺术品所做的肆意破坏时，我的心都碎了。每个人都乐意对别人的令人憎恶的行为大加挞伐，但其实他们都应为此而受到惩处。”】
惩罚并不能阻止存心的偷窃。1860年9月21日，在激烈的刺刀搏斗后，联军在侧翼包围中占领了通县。法军打头阵，与清军争夺八里桥，这座桥横跨通县到京城的运河。清军将领胜保派人给法军送信，说如果联军继续进攻，他们就将处死两名俘虏——法国牧师杜鲁（Duluc）和英国皇家炮兵部队上校伯拉巴赞（Brabazon）。孟斗班不像额尔金那样对英国人质洛奇和巴夏礼的命运牵肠挂肚，敦促继续进攻，直到清军守军纷纷落入运河身亡（不是自杀就是被法军刺刀杀死）。和恒福、恭亲王不一样，胜保对自己发出的威胁非常认真，杜鲁神甫和伯拉巴赞上校都被杀死，然后被扔到运河里。最后清点双方伤亡情况是：法军死亡3人、清军损失2000人，这再次反映了中国与欧洲力量上的悬殊。
这次几乎兵不血刃的胜利令拿破仑非常满意，他给孟斗班加官晋爵。孟斗班选择了一个胜利之地作为自己的贵族封号——八里桥伯爵，从而使自己进入了一个以地名命名的征服者的行列一—从公元前罗马的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即阿非利加的征服者西庇阿一—编注）、日耳曼尼努斯（日耳曼尼亚的征服者—编注），到莫尔伯勒公爵在其在比利时的布伦海姆胜利之后命名的宫殿。孟斗班在大桥附近发现了一个巨大的汉白玉乌龟，下令将其作为胜利的象征运往巴黎，但这件雕塑重达20吨，无法像万神殿的带状装饰一样被运走，所以被留在了原地。贺布·格兰特将军在运河上的另外一座离北京更近的桥上，但他并没有取得像法国同行在八里桥那样轻而易举的胜利。他把
远处一群蒙古骑兵当成了法国士兵，因而没有朝敌军开火。这些蒙古人把贺布·格兰特的谦让理解为胆怯，发起挑战。骑兵走近时，英国人才看清对方，于是英军在近距离使用野战炮——包括无比精准的阿姆斯特朗大炮，把蒙古人打得粉碎。
通县不战而降，但仍然遭遇了张家湾一样的命运。英军雇佣的一帮苦力在抢劫商店的时候，有两人被商人杀死，其余的人被逮捕，并缴送给英国人。这些抢劫犯被毒打了一顿——对于这种在战争中非常普遍的罪行，这种惩罚实在少见。在允许士兵洗劫张家湾之后，贺布·格兰特将军突然良心发现，把3名强奸犯一又是苦力一—用九尾鞭各打了100鞭子，然后吊死了其中的一个。苦力犯下如此恶行，可以解释为是因为这些人都是从香港的犯罪分子中招募来的，而有纪律约束的锡克教徒，其行为更加恶劣，专门劫掠。
英法互相指责对方士兵抢劫，事实上双方都一样犯下了罪行，尽管英国人更倾向于破坏，而法国人则喜欢把新抢来的财产保护起来—一个是毁坏，一个是玩赏。额尔金伯爵之所以反对抢劫是出于一个现实的考虑，因为这会令当地人产生敌意，更难控制。他在日记中这样指责法国：“法国人强取豪夺，已经激起这些和平民众的反抗。他们（法国人）在全副武装的敌人、甚至是中国人面前，倒是很谨慎；但是在手无寸铁的村民和食不果腹的妇女面前，则有着不容置疑的勇气。”】一名法国人在北塘抢劫之后说道：“至于英国人，他们是我们的榜样（就抢劫而言）。他们经过之后，你甚至连一片指甲也找不到。”】
通往京城的两个障碍——通县和张家湾—一沦陷之后，僧格林沁亲王大为恐慌。他带着残兵败将逃回了京城，但他仍给联军制造了一个小小的威胁——在城墙西北角外面扎营。由于通县
和北京之间的运河上的两座桥都已失守，京城的门户大开——北京惟一的防御就只剩下坚实的城墙。城墙是倾斜的，高40英尺，厚60英尺，布满密密麻麻的塔楼，守军在里面拿着原始的枪炮、
长矛和弓箭守卫着。锡克教徒骑兵经过一番侦察，很不准确地报告说北京城没有军队守卫。这份报告没有让贺布·格兰特受到鼓舞，他担心自己的大炮无法轰开城墙；要是北京的城民进行激烈的抵抗，就像在大沾那样让联军蒙羞，那就更糟糕。虽然额尔金和葛罗都因担心稍有延误致使城内人质遭到杀害而向贺布·格兰特施压，但贺布·格兰特仍然拒绝动兵，一定要等到重型大炮从天津运来。其实额尔金和葛罗对囚犯命运的担心毫无根据。到此时为止，他们一直在与朝廷内最高级别的官员周旋，此人就是28岁的恭亲王，他是皇帝的弟弟，十分能干。但是，尽管十分担心，欧洲大使在释放囚犯之前拒绝与恭亲王谈判。为了给恭亲王一个面子，他们责骂了对亲王下属不敬的人质，但是亲王不为所动，提出一个针锋相对的要求：从北京退兵，就可以释放囚犯。恭亲王还暗示一旦联军开始进攻北京，人质就将被当众砍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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