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家庭自1950年以来发生改变的原因

a)        
我想活下去。我不能想像自己像妈妈和梵・丹夫人，以及像所有那些女人一样生活：忙忙碌碌，然后被遗忘。我除了丈夫和孩子们，一定还要有别的什么，要一点我能够为之全身心投入的事业。

b)        
摘自《安妮日记》，1944年

c)        
在我们的时代，人们不假思索地持有一种看法，即认为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家庭生活是非常稳定的。事实上，1939~1945年的二战对家庭生活留下了深刻的心理影响。战争期间的长期分离以及对方生死未卜的现实都对配偶的关系带来了巨大的考验。驻地、军营和工厂食堂里的集体生活助长了自由主义思想和不负责的行为。大量正式和非正式的私生子出生了，不过这些孩子的存在往往被隐藏在闪电式结婚（只是为了女方着想）或者现存的婚姻后面，或者以领养的名义被掩盖过去。

d)        
“麻烦的隐患无处不在。男孩子活着回到了家，却发现妻子或者情人并不打算在他们的小屋或者公寓中安家，再次像女佣般干起活儿，或者被当作宠物饲养着，而且放弃拥有自己的生活的可能性。”菲比・本得和劳伦斯・本得在《重聚的生活》（1946）中这样写道。

e)        
这种局面给从此以后的婚姻带来了不稳定性。在英国，战后年代被描写成家庭生活的黄金年代。但是这种观点片面强调了20世纪40年代中期出现的高出生率，却回避了当时每年有5万余对夫妻申请离婚的事实。与战前著作中的婚姻观点截然不同的是，本得夫妇认为“婚姻是一个正误参半的命题，夫妻双方都分别有其权利和义务。”他们建议，在无法达成共识的时候，夫妻就应当离婚。

f)         
对大多数人来讲，严酷的经济现实使分居变得非常困难；如果有了孩子，离婚还将被认为是非常严重的社会耻辱。虽然婚姻因此没有正式终止，但那个年代的孩子们大都记得父母之间那种无异于战争的关系：关系最好的时候也是冷战，时不时还会爆发出游击战，或者干脆升级为世界大战。

g)        
经受了战争的打击之后，国家和个人都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才能得到恢复。福利社会就是这些在过去的10年中饱受折磨的民族获得的补偿。人们在战争时期养成的服从的习惯使得转换体制，让国家代替个人承担教育、工作、住房、健康和失业、老年抚恤的重担的过程变得比较容易。

h)        
普通公民的命运由此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家曾经是一个人的学校、工作来源、保险公司和退休养老院的组合，而且很不可靠。生命就像下赌注一样，有钱人家的子弟更有可能出人头地，而穷人家庭的孩子往往沦为下等人。以民主为原则的福利国家却试图改变这一切。国家将尽可能把富余的资金用来提高所有人的生活水平。不过，对少数人而言，唾手可得的利益有可能培养出他们的机会主义和剥削思想，这是一种近似于反抗的依赖心理，对工作和家庭都很不利。

i)          
少年犯罪是20世纪40年代后期出现的现象。“在战争期间，孩子们缺少父亲的管教和约束，而且在很多家庭里，母亲显然给了孩子们太多的自由，”一份1948年的伍得格林警察报告这样写道，

j)          
“这些家庭中的孩子都被送到幼儿园或者类似地方，当他们回到家后，总是发现母亲还要有一会儿才能回来。这势必给孩子们造成拉帮结派的机会，并让他们不知不觉走上犯罪的道路。事实是，大多数孩子缺少父母的管教，而几乎所有父母都应当为此受到谴责。”

k)        
在1950年，少年犯罪最集中的年龄是14岁。罗伯特・法比安是一名传奇式的苏格兰场警长，他在退休之后，定期发表了不少报刊文章和著作。他在1954年出版的作品《夜晚的伦敦》中，专门讨论了“少年犯罪”的问题。他认为，“伦教每周平均有100名少年罪犯被逮捕，他们犯的罪几乎是拥有900万市民的伦敦出现的可起诉的罪行总数的一半。”

l)          
产生英雄的家庭

m)      
二战后的20年中，住房的质量有了明显提高。在1900年，房子阴冷、潮湿、漏风，用煤或者木材取暖（许多甚至没有取暖设备）。

n)        
只有中、上阶层的家庭拥有专门的卧室，水和光线都很短缺。今天，我们已经改变了贫穷的标准。那些低于贫困线的家庭至少都会拥有一间卧室和一间起居室，有上锁的门、中央取暖设备、自来水、电和煤气。国家住房计划和国家福利规划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大大高于过去的基本生活标准。到1958年为止，英国人口中的五分之一，即1000万人，已经住进了战后兴建的新家。欧洲几乎有四分之一的住房是1970年以后建造的，只有三分之一是1945年前建造的。

o)        
建筑师武断地改变了住宅区的布局（他也许没有从居住者的角度考虑问题），将以社区为中心的生存方式转变为以家庭为中心的生活方式。这使邻居间交流减少，人们开始更多地依赖家庭生活。“我们是友好的，不过我们不愿被打搅，”杨和威尔莫在1985年对埃塞克斯的住宅区进行调查时，一位迁居的东部人这样说道：

p)        
我不介意同邻居打打招呼，或者聊聊天，但是如果他们不想同我有什么关系的话，我也不想同他们有什么关系。我不想管他们的事，我只对自己的小家感兴趣。我的妻子和两个孩子――他们才是我关心的人。我属于我的家庭。

q)        
《伦敦东部的家庭和家族关系》，1986

r)         
对家庭的过分依赖本身也能够造成压力，它让家变得像一个难以逃脱的个人的地狱。新式住房也并不一定意味着对被拆除的分租公寓和密集住宅的改进。急于掌权的政治家开始玩起了关于住房

s)        
“单位”的数字游戏――在20世纪50年代的英国，住房大臣在麦克米伦和马坡斯的领导下，每年都增加30万个住房单位。但是

t)         
“单位”并不等同于家。不合格的建筑技术、缺乏隔音设备，尤其还有那些巨大的复合式住宅和高层建筑群，均使居民遭受着非人的待遇。

u)        
杨和威尔莫相信，战后住房政策上出现的“集体疯狂症”导致了英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反常和暴力”行为。这也是爱丽斯・

v)        
科勒曼的意见，她在《被审判的乌托邦》（1990）一书中，仔细分析了现代住宅区的不足之处，认为“设计越糟糕，就越有可能使更多家庭难以培养孩子适应文明生活的能力。”在欧洲一些令人厌恶的地区建造的臭名昭著的住宅区出现了高比率的少年犯罪、精神病患者和破裂的婚姻，证明了她的发现是正确的。理想的住宅不一定能保证理想的生活，但是噩梦般的家庭却一定会导致噩梦般的生活。

w)      
女性变换的角色

x)        
在过去50年中，医学在个人健康方面已经创造了奇迹，面国

y)        
家健康设施则使这些奇迹成为人人都可以享受的成果。在各种疾病的预防、诊断和治疗方面取得的进步已经延长了人类的预期寿命。女人则得益更多。在1900年，21岁的男子的预期寿命是62岁，21岁的女子的预期寿命是64岁。而在1996年，21岁的男子的预期寿命是76岁，而同样年龄的女子的预期寿命则是82岁。

z)        
女性的生活得到改善，主要是由于避孕措施的实施。在20世纪上半叶，由于玛格丽特・桑格夫人和玛丽・斯托普斯进行的努力宣传，避孕法得到了广泛的使用。自从20世纪60年代起，女性用避孕药已经导致欧洲广泛出现了“出生乏”现象。避孕药和堕胎的合法化不只是产生了使家庭变小，母亲压力减轻的结果。它们还使得女人可以容易地避免连续的怀孕，从而免遭这种对健康的威胁。

aa)    
50年以前，料理家庭主要是家庭主妇的任务。她每天不断重复烧饭、洗衣、缝纫、修补、购物、照料孩子和整理房间的工作。她甚至比她的祖母或者曾祖母那一辈人更忙碌，因为她在料理家务的过程中不容易得到别人的帮助：雇佣佣人的做法已经越来越少，孩于们如今整天要去上学，面年长的亲戚都已经住进提供食宿的福利院了。

bb)    
今天，科技已经使家务劳动大为改观。家务活占用的时间比以前大大减少，变小的家庭意味着花在孩子身上的时间也不用像以往那么多。中央取暖设备和家用电器已经得到普及。机器为我们作饭、打扫和洗衣，我们只用撤下按钮就行。那些一度必须向母亲或者父亲认真学习才能掌握的技巧已经不再是必不可少的了；

cc)     
所有基本的家务工具都可以买到，不必亲手制作。

dd)    
现在，由于彻夜经营的商店的出现，向邻居借东西的做法已经成为历史，我们对邻居的了解和需要也比从前少了。家里需要的东西不再是实质的劳动，面是现金。超市购物比过去那种排着队聊天，不时遇见邻里熟人的购货方式要快得多，而且它还提供了不

ee)    
需要加工的方便产品：可以直接放进烤箱或者存放进冰箱的方便食品。父亲也越来越多地参与了购物；购物成了男女之间分享最多的家务活动。

ff)       
家务时间调查表明，家务劳动每周平均占用22个小时；独居者在这方面花的时间较少，有年幼孩子的母亲则较多。家务劳动在男子和女子以及不同年龄的人之间分配的差别则更大。女人料理家务的时间已经大大减少了，年长男人料理家务的时间是先升后降，年轻男子的时间则是先降后升。对所有男子而言，他们的休息时间都有所上升，并且已经稳定在一定水平，中年女性的休息时间则不断增加，而对年轻女士面言，休息时间是先有所上升，然后又稍稍下降。

gg)    
不过，我对于这种时间调查的凭据表示怀疑。它们究竞在测量什么？你认识几个每天花三个小时洗衣作饭的人？实际上，也许我们应当对女性主要从事的家务进行分类，因为这些使男女分工显得很不公平的家务中，有不少对妇女而言，其实更应当算爱好而非劳动负担。在过去，烤面包或者熨床单都是女性乐于进行的爱好，就像园艺和钓鱼一样。花上好几个小时料理家庭是女人的选择，而不是繁重的负担。

hh)    
在一个调查中，妇女被询问20世纪是什么给她们的生活带来了最大的变化，最多的回答是避孕药，其次是选举权，第三是洗衣机。对怀孕的有效控制给女性的事业带来了戏剧性的变化。在20世纪50年代，女性一般在22岁结婚，在26岁停止生育，在48岁时，她的孩子们都各自成家了，面在62岁时，她的丈夫去世。这样一位女性参加劳动的时间在她20~30岁的中期和后期有所减少；而在30~40岁中期，她的孩子上学之后，她的工作时间会突然增加。这与20世纪初的妇女生活情况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当时约有一半的成年妇女从未参加过有薪水的正式工作。

ii)        
一位妇女的家庭收人和受过的教育越多，她就越不可能边工

jj)        
作边抚养孩子。在1963年，只有16.3%的女性为了自我满足的缘故参加工作；61.5%的女性都是为了经济原因才外出工作的。“抚养好孩子，就像在公司或者政府担任高级官员一样，需要足够的智慧和动力，”一名评论家在1973年如是写道。

kk)     
而贝蒂・弗里丹（《女性的秘密》）和格里梅尔・格利尔（《被阉割的女性》）等作家则在同样于1973年出版的作品中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她们认为，男性策划着压制女性的阴谋。不过，事实上是女性自己在发生变化。在冷冻食品和吸尘器的年代，料理家庭不再是巨大的负担，与一两个孩子过家居生活会使女性――以及孩子们―被变化的社会遗忘。人们越来越多地意识到，女性需要通过工作得到自我满足。那些女权主义者不断发动战役，大声为女性的平等权利和工作机会呼吁，尽管进展缓慢，但她们必将对文明史做出改变。

ll)        
生育对女性持续工作的能力的影响正在稳步减少。自从20世纪70年代起，已婚女性中外出工作者的数量已经超过了做家庭妇女者的数量。在预计于2000年出现的新工作中，有80%将提供给女性。

mm) 业余生活

nn)    
在1890到1935年之间，工厂每周平均工作时间从60小时以上减到了40小时以下。从此平均工作时间就基本稳定在这个水平，不过，英国男子的工作时间处于两极分化状态：那些有工作的人的工作时间非常之长，而那些没有找到全职工作的人的工作时间则很短，或者几乎不工作。但是，自从1950年起，由于午餐时间增加、休息时间变长、带薪休假的机会和节假日增多，每年的平均工作时间已经减少了大约10%。对于那些非全职工作者而言，增加的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就更多了。由于新生劳动力的出现、寿命的延长和退休时间的提前，人在一生中拥有的闲暇时间已经大大

oo)    
增加了。

pp)    
我们怎样利用获得的这些闲暇时间呢？我们中80%的人会每天看电视；年轻人平均每周看25小时的电视，上学的孩子们看电视的时间少些（18小时），60岁以上的人看电视的时间则长得多（35个小时）。“这些时间是从哪里来的？”西奥多・开普罗问道，

qq)    
“为了看电视，我们挤掉了哪些活动？这样不断地窥视别人的故事的做法有什么意义，对文化的影响又是什么呢？”最受欢迎的电视节目是定期播放的“肥皂剧”：它们一度只在白天播放，目的是为单独在家的家庭妇女提供娱乐，但是现在它们占据了每天的黄金时段，吸引了大量观众。《伦教东区人》和《加冕典礼街》其实无异于一种比日常生活远为迷人的、令人上瘾的药剂。威尔莫对家庭和家族关系的研究表明，格林雷的电视机的数量远远大于贝斯那格林的数量。“现在，一家人晚上不再去电影院或者酒吧，而是围坐在客厅里，面对位于显要位置的电视机。一天，当我们在晚上9点采访一户人家时，发现父母和五个不同年龄的孩子围着电视坐成半圆形，连两个月大的婴儿也被放在电视机前的摇篮里。这景象好似在举行一个古怪的仪式。”

rr)      
“电视使一家人团聚在一起。我们现在再也不想出去了；”“电视就像我们的朋友一样。”根据这类看法，威尔莫得出结论，认为电视是“一个人们共同分享的焦点，它把支离破碎的家庭重新凝结到了一起。电视像修复术一样，通过扮演传统的家族联系中的成员的角色，补偿了在家庭或者朋友方面的损失，从面帮助失去了亲密基础的家庭重新运转起来。”

ss)     
在过去10年中，供十几岁的年轻人看的肥皂剧已经从开始那备受争议的每天半小时的《邻居》转变为新世界提供的大量节目，它们足以占据年轻人的所有空闲时间。类似《朋友们》、《心碎的高度》和《家与外地》等连续剧的情节在播出后，往往会被年轻人用来作为聊天的话题，因此更加吸引了他们。它们还占据了孩子们以

tt)      
往用来与父母交流的时间。

uu)    
电视已经彻底改变了家庭的文化内容。它缩短了闲聊（以及家人间讨论）的时间、将更多的家务推到母亲肩上（偶尔也给父亲增加负担）、减少了人们进行社交的愿望，并且还取代了专家认为我们为了发展思想和行动能力而应当从事的活动。现在，电视成为比布道坛更重要的道德论坛。阿尔德斯・赫胥黎在《勇敢的新世界》中对此早已做出了逼真的预测。我们像羔羊一样顺从地接受了这块小小的屏幕；它迫使我们像羔羊一样思考和行动，已经取得了惊人的效果。

vv)     
在最近几年中，尤其是在英国，电视节目比过去更加强烈地颠覆着传统的价值观。在20世纪50年代，电视宣扬的是爱国主义和积极乐观的思想。它营造了一种长辈或者教师的训诫般的气氛，经常指导观众应当如何为人处世。今天，电视节目的包罗万象和它在政治上的开放已经使各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得到了接纳。此外，电视屏幕上快节奏的家庭生活使人们觉得现实生活实在沉闷：

ww)  我们应当像电视上那样过日子吗？即使广播节目也是如此：《箭手》原先是信息中心主办的节目，目的是向农民传播农业部发布的农业消息，现在它已经从一个教育性的短节目发展成一个对当前的道德恐慌进行夸张的戏剧化描写的节目。

xx)     
除了看电视屏幕之外，我们也看自己。现代家庭充满了镜子。

yy)     
人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花费大量金钱和时间修饰和美化自己。

zz)     
法国杂志《她》于1952年开展了一次民意调查，发现25%的女性从不刷牙，39%的女性一个月只洗一次澡。1966年，对人们如何利用时间的一份调查表明，一名普通女性一天使用一个小时照料自己的身体，而男性用的时间则少些。今天，这些时间已经翻了不止两番。

aaa)  有薪水的工作正在逐渐采纳坐着的工作方式，而健康锻炼则迅速发展了，节食和慢跑已经成为普遍的做法。需要耗费体能的

bbb)  运动，如网球、足球、滑雪、柔道和冲浪越来越受欢迎，运动服和锻炼器材无时不刻不被人使用着。法国家庭历史学家安东尼・普罗认为现代人对身体的狂热是个人主义的一种表现。“半个世纪以前，家庭比个人重要；现在个人比家庭重要。”他认为交谊舞是新出现的个人中心思想的一种直观表现：从前的集体的舞蹈和正式的跳舞路线转变为了两个人的规范舞步，再而转变为个人的自由舞蹈。

ccc)   汽车为家庭支配时间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三分之二的家庭都使用汽车，这比1961年增加了两倍；其中四分之一的家庭拥有不止一部汽车。35%的女性拥有汽车，这比1975年的数据增加了三倍。成年人中有一半每天至少使用一次汽车。汽车帮助我们上班，拜访远方的亲戚和朋友，不过汽车也是一种逃跑的象征，犹如一个我们可以在其中尽情享受孤独的小屋。汽车还增加了外部世界的危险，既有真实的危险（交通事故），也有显而易见的危险（汽车会带来危险的陌生人），它对家庭行为具有一种戏剧般的冲击作用。在1960年，大多数孩子都自己走路上学，而在20世纪90年代，大多数孩子都由家长开车或者护送上学。

ddd)  电话则是对个人生活造成最具革命性影响的发明。它一出现就给我们提供了50年前根本不可想像的工作和娱乐的方式。它在全球起着各种作用：1995年，美国人每年平均打2000个电话，日本人是1000个，法国人是500个。在个人生活方面，电话已经戏剧性地增加了分散的家庭成员进行交流的频率。

eee)  但是，我们尚未形成一种使用电话的适当规范。电话有利于交谈――不过它同时也迫使个人生活不断受到干扰。想像一下，如果人们像打电话这样频繁地、出乎意料地敲我们的门，那会怎样？一些保护我们的隐私的新发明（如答话机）像电话监听手段的革新一样，又给我们带来了新的负担。手提电话似乎提供了最大的自由，但是它们同时也是无形的操纵缆，迫使我们随时与人交

fff)     
流，这既令人分心，也是强制性的。

ggg)  态度的转变

hhh)  比这些物质上的变化更加难以定义好坏的是这样一些方面的变化：我们应当如何为人处世的观点的改变、严格的社会规范向开放思想的转变，以及从坚持遵行统一原则到尊重个人隐私的变化。

iii)       
支持这些变化的，是认为人人都有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的历史性的、理想主义的观点。在1950年，离婚、同居或者私生子都被认为是离经叛道的做法。没有结婚、没有生子或者养家者失业和有年幼孩子的女性外出工作都被认为是明显的耻辱，家长、亲戚和邻居都会对此大声谴责。传统统治了家庭生活。

jjj)       
今天，大多数人至少公开地表示了对各种生活方式和家庭类型的容忍。是否去教堂一贯被认为是虔诚与否的标志，如今也不再重要了。我们现在对自己和他人都比较宽容，不再担心自己的父母或者邻居会有何想法。这种新出现的宽容态度并不是一下就确立了的；如果没有大众媒体的帮助，它可能还要花费不止两倍的时间才能为我们接受。报纸、杂志、广播、电影，尤其还有电视，全都促使着大众舆论接受开放的思想。

kkk)   开放思想除了本身是一种变化以外，同时也是促成变化的一种力量。先锋人物起了带头作用。雪球一旦滚动，就会越滚越大。过去的50年中，美国和西欧国家殊途同归，形成了类似的家庭结构。离婚的合法化一开始进展得非常缓慢。随着反对意见的减弱，改革的进程就快多了。今天，我们中96%的人不会同意那种宁可维持糟糕的婚姻，也不要离婚的观点。

lll)       
避孕法的推广也如出一辙。二战后，非天主教的欧洲国家和美国都出现了家庭规模减缩。不过，在20世纪80年代，西班牙、希腊和意大利的出生率大大降低了（1992年意大利的出生率只有1.29%），现在欧洲的平均家庭规模是1.44人。

 

mmm)         
斯堪的那维亚国家比欧洲其他国家更快地接受了成为母亲的女性外出工作的做法。由于两代受过教育的女性的成长，如今这种做法已经得到了普遍接受。在20世纪60年代，意大利的母亲除了在家作饭，根本没有可能出去工作。而现在，它已经成为母亲参加全职工作比例最高的国家，拥有最先进、最吸引人的产假制度：女性生育前可享有两个月的带薪假期，生育后还有三个月的带薪假期，生育后第一年可以请假半年，孩子生病时也可以随时请假。非全职工作者也享有产假，丈夫也有相应的请假的权利。但是，正如存在着这些开放的新思想一样，同样也存在着大量有势力的批评思想和以保守观念为主的舆论意见。这些批评意见在国家报纸和电视上都很有分量，有力地抗衡着那些试图拓展个人自由的尝试。媒体的呼吁和愤怒起着重要的作用，犹如牧羊犬将迷途的羔羊驱赶回原路一样维持着秩序。事实上，我们在对当今盛行的、认为家庭将会崩溃的预测进行仔细分析之后，将会发现未来的家庭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稳固。

nnn)  我们应当记住，我们现在居住在一个等待变化，却未必接受变化的社会。我们对家庭所有成员的期持都比以往更高，而非变低了。平等权利并不是意味着传统家庭价值观的破灭，而是暗示着我们都应当过上有价值的生活。新出现的家庭将减少变化，而不是增加出现害群之马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