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四、来自恐怖主义的真正威胁

a)        
恐怖主义这一概念不只是外交政策无意义的玩物，在最近几年里，民主国家的内部治理也用到它，以严重贬损个人利益为代价，努力重建个人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这就是本书开头提到的第四条异端邪说的意义，即如果民主真的在这所谓的“恐怖主义时代”受到威胁，则危及其完整的危险实际上更多地来自恐怖分子们的敌手――国家政权及其武装部队、警察部队，而不是所谓的恐怖分子们自身。从历史角度来看，对恐怖主义的恐惧促使合法变化的发生，没有这种恐惧，这些变化肯定是无法想像的，这一点非常有意义。

b)        
让我们来看看第一个例子：美国。毫不奇怪，恐怖主义在法律

c)        
中至少隐含了四种定义，每个定义都按照统治者的意愿和要求产生作用。由于美国国内没有十分严重的颠覆性暴力行为，多年来美国应付“恐怖主义”时不是将其视作需要特殊措施对付的一种全球性威胁，而是将其看作恐怖组织往往采取的一系列具有特定形式的犯罪行为。1995年4月俄克拉荷马州爆炸事件发生后，气氛迅速发生了变化，克林顿政府建议美国联邦调查局有权获取个人经济记录，包括银行帐户、信用卡和电话帐单，以帮助他们展开调查，同时调查局的电话窃听力量得以加强。不可避免的还有对外的一方面，将“涉嫌进行恐怖活动的”外国人迅速地驱逐出境。克林顿别具政治用心地策划了对“恐怖威胁”的关注后，1996年出台了卷峡浩繁的《阻止恐怖主义法令》，甚至连受法律保护的言论自由也未逃脱关注。在反恐怖主义的幌子下，国会已故意剥夺了对政府利益不利的外国组织直接和美国人民交流思想的权利，《法令》赋予了国务卿指认外国恐怖集团的权利，随后为其提供物质资料就成了犯罪行为。根据这样的指认，政府有权下命令冻结该集团的财产。言论自由仍在，但无人会去聆听。在一个独立的，非常苛刻的条款之下，《法令》认定美国公民如和政府确信是“恐怖国家”的国家有任何经济业务往来即为犯罪。早些时候我们已看见了“恐怖主义”这一标签是如何退化，仅仅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发明的。现在我们可以看见它被用来巩固美国在全世界的控制力，因为冷战结束后，任何国家，一旦拒绝默认美国的利益，就会有可能被指认为恐怖国家，从而不仅被剥夺与美国通商的机会，而且任何与美国有商业往来的地方，用更实际的话来说，即发达国家，都会几乎与之断绝商业关系。

d)        
这项条款激怒了欧洲联盟，但在这儿同样也存在着管理性质的一种转化，它几乎是潜移默化地受到影响，而且很大程度上受到“反对恐怖主义的战争”需要一个共同的管理阵线的观念的驱使。1976年在欧盟内部的一个十分非正式的基础上成立了一个非正

e)        
式的工作组，以应付涉及到共同利益的恐怖主义的治理问题和惯例问题。这一工作组被称为TREV1，它每六个月召集部长级和政府高级官员级会议，展开政府间讨论。1979年欧盟范围的“反恐怖主义的警备力量”加入TREVI，加上当时所有的欧洲联盟成员国以及芬兰、挪威和瑞典。1990年TREVI设立常任秘书处，随后的几年中欧盟国与国之间“反恐怖主义工作官员”的交往增加，这些官员的职责是（至今仍是）向其所在国的警方提供有关恐怖主义的信息和建议。这些发展活动没有一个隶属于任何法令或政治控制。按1992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成立了“欧洲联盟司法和国内事务理事会”，在此之后，本来极有可能会持续的事态现已完全告一段落。有关的抱怨当然不是就法律实施而言，即正确履行警察义务时的合作原则，而是这样一个非正式的网络体系能否在合法性边缘和没有恰当、透明的政治说明下得以发展。在这些发展的背后，恐怖主义不可能是惟一的驱使力量，但警方行动得以永久性地保持隐秘要归功于恐怖主义这一标签的侗吓力量。

f)         
正是在英国，对我们的自由持消极态度的人应当能够看到未来令人沮丧的一面。由于三个因素相结合，英国相比于其他许多国家更多地面临“反恐怖主义”思潮的侵袭：北爱尔兰存在着暴力颠覆行动的真正问题；政府对18年来一直很有实力的公民自由冷漠无情；缺乏在多数西方民主国家都有的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平衡措施。所谓的恐怖主义的必然结果给老百姓的公民自由带来的影响是非同凡响的。在北爱尔兰，当局对破坏性暴力首先采取的行动是非法的，甚至越过了非法之界限。从1971年开始，英国政府拘禁爱尔兰共和军怀疑分子，主要措施是限制其自由达四年之久。在被拘押期间，他们大都受到各种折磨和虐待，于是当局不断为这些行为寻找托辞。自混乱开始后，该地区死亡人数剧增，这成了这一阶段的另一标志，面此时死于安全部队之手的人数所占的比例令人拒忧。最易引起争论的类似事件还有1972年1月30日

g)        
在伦敦的德里射死了14名赤手空拳的游行示威者，这一事件随后在爱尔兰民族主义者所编写的民间故事中被称为“血腥的星期天”。

h)        
自大约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英国使用了新的对付犯罪的策略，对于颠覆性暴力行为不再使用军事形式，而是通过法庭程序来认定恐怖犯罪行为，这一行动方针的改变使当局所享受的宣传优势十分明显，但令人烦恼的现实仍然存在，颠覆分子们在他们自己的社团中仍能获得主动的和被动的大力支持，而这不易通过运用国家所维护的对“恐怖主义”这一标签作出解释这种方式加以改变。造成犯罪事实和“赋予警察最高权力”的政策都不可避免地要求大规模地篡改法律条文使其充分发挥作用，这正是70年代中期新方法发生效力后北爱尔兰的状况。刑法的范围被无限制地扩大以帮助对嫌疑“恐怖分子”进行指挥，被捕者48小时内不得接触律师，而且可以在没有指控的情况下被拘留长达七天之久。警察局牢房中的嫌疑犯、被带上法庭前的被告都被剥夺了保持沉默的权利，现在可能很少能有效地这样做了。由陪审团参加的审判对

i)          
“恐怖”犯罪来说已成过去，所有的案子现在都只有一名法官单独听审，尽管现在的北爱尔兰已不再有政治暴力，政府仍不急于还法律条文以原貌。

j)          
这样篡改法律条文只是为了针对北爱尔兰。但在英国其他地方，基于所谓的恐怖主义威胁而发生的各种变化则变得更加邪恶，但却没有干扰到和平进程。一开始，限定公民自由的策动力来自北爱尔兰的暴力行为，这样在1974年通过的法规中，国会赋予政府权力以使“恐怖”组织失去法律保护，可以在没有逮捕证的情况下逮捕涉嫌卷入“恐怖主义”活动的入，如果有必要，可使用一种被叫做“排斥命令”的在国内放逐的形式将他们的活动限制在英国范围内。这些权力一开始只用于对付涉嫌卷人和北爱尔兰有关的使用暴力的人，这是一个重要的限定条件，前提条件是这个法令用含

k)        
义最广的词汇来定义恐怖主义，视它为“为达到政治目的而使用暴力”，包括“任何引起公众或公众的一部分的恐慌为目的的暴力行为。”所以，在十分重要却又几乎不为人所注意的1984年，在里根第一任总统任期的标志――对国际恐怖主义的极度恐慌中，英国议会同意在针对恐怖主义的法规中将逮捕和拘留权扩展应用到涉嫌“从事国际恐怖活动的人”身上。这一规定立足于处理“国际”恐怖主义的需要，也使得警方随后在对付与北爱尔兰有关的“恐怖主义”时被赋予了史无前例的广泛权力，可以任意停止并搜索车辆、行人，任意在所涉及的区域内布设警戒线，这些都是反恐怖主义活动的部分内容。

l)          
政府利用人民对恐怖主义的恐怖强迫民主进程遵循它的意愿，上述权力能得以被保障实施就是以此为特征的。1996年3月29日这个星期五，按政府要求急需出炉新的反恐怖主义法律，以阻止以后的几天内在英国要发生的一次爱尔兰共和军为纪念“复活节起义”18周年发动的战斗。几份秘密的简报迅速说服了官方中的反对派。议案被印制出来，在随后的几天内匆忙在上议院和下议院获准通过，而这正好还在复活节那一周内。在星期五还从未被公众听到过的一个议案到下周三就成了法律。那些极少数对这一过程表示忧虑的下院议员们发现，政府和反对派都不仅对议案投了赞成票，而且同意在讨论其价值后几小时就将它通过。尽管事实上警方没有立即广泛地运用赋予他们的新权力，随后也根本没有什么爱尔兰共和军策划的战斗发生。这一议案的批评者指出，要不是1996年是“复活节起义”18周年纪念，这议案不可能如现在这样会使警方和安全部队吃惊。同样，要是“复活节1996年的纪念活动”不是正好在立法机构制订议案的那一周，议案制订者也根本不会想到要制订它，而复活节是一个不定期的节日，1916年的复活节事实上是在4月底而不是4月初。

m)      
所有这些对国会来讲都不重要，它已成功地挥起了“反恐怖主

n)        
义”魔杖，经过一代又一代艰苦奋斗方才获得的公民自由在符咒中中邪让步。同样，修辞上的力量为在短期内将“恐怖主义”法律应用于近年来积极成功地开展活动的国内颠覆分子，诸如环境和动物权力保护者组织，提供了保障。1996年末，《非公开的议员议案》几乎要设立这样的条款：计划在国外进行“恐怖”犯罪活动的人在英国将被视为犯罪。若按英国法律对恐怖主义的广泛定义，任何以政治为目的的暴力都受到斥责，这实在是一个激怒人的建议，这会令英国的政府机构冒险成为其他的警察国家的法律执行机构。例如缅甸和印度尼西亚的当权者无疑会十分欢迎将他们的逃往英国的勇气十足的敌手定罪为恐怖分子，犯了试图想继续与他们为敌的罪行。这一建议从未完全从政治事务中消失。这一术语将最终降格到足以将公然挑衅上述国家的异见分子定为国际恐怖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