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二、变化中的东亚

a)        
更显挑剔的国家公仆们，像朝鲜的金永裕和香港的董建华，表达了他们谨慎务实的自信。众领导人则更坦率。新加坡的缔造者李光耀和马来西亚总理穗罕默德・马哈蒂尔是“亚洲价值”的积极倡导者。大众学者更是大肆渲染。日本人安助村上认为，美国人想问题不切实际，他们循规蹈矩、固执、不懂得宽容；与之相比，东亚人善于阐释问题，他们是仁慈的、形态多样的、对环境很敏感的自由主义者。根据一大批学者、新闻记者、管理人员和公务员对日本1994年战略的看法，崇尚“和解”与“妥协”的东亚“体系”正成为新的、普遍的趋向。

b)        
很少有人极力地推行它，但东亚的学者们一致认为确实存在

c)        
着某种因素，使这种趋向更显突出。他们常常认为这是信仰的问题。在中国社会，它通常被称为儒家思想。19世纪晚期，明治时期的政治元老在日本凭借对它的新的热情而做了一番事业。20世纪70年代，新加坡政府向移居美国的传统学者请教。如果那些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带入21世纪的人不仅仅满足于把自己当作中国人，他们会去拜访他们自己的学者。朝鲜被称为最信奉儒家学说的社会，中国甚至过去一直称它为“高人之地”。那些如此理解中国社会的人无视孔子自身对一段黄金时代的赞美和对企业家阶层的厌恶，扭转欧洲人长期存在的用孔子的教诲去解释亚洲为什么会没有变化的倾向，并指明那股基于自我修养、公德和建设性规范的能量。在中国社会之外，要求是不同的。有人从泰国的政治顺从中看出了小乘佛教中为给予统治者统治的力量和精神而接受自己的附属地位的戒律。有人从印尼的苏哈托政权中发现那个长期受人尊敬的领导人能驾御灾祸的循环，与敌对者重修旧好或包容他们。起点不同，但结论一样。据说，东亚人喜欢和谐与秩序，并期望他们的统治者来保证这一切。

d)        
并非所有的观察者都会接受一种差异。东京通产省次官曾经恼怒地宣称东亚只是一个地名，东亚的各社会毫无共同之处。一些确实觉察到变化的入士又以一种时下流行的后基础主义者的姿态对此绒口不提，而且拒绝承认这种差异有着任何的基础。（在与德里达的辩论中，日本一名学者竟然宣称日本结合新旧观念的能力久经考验，这表示日本已在现代之前步入了后现代社会。）其他人士，如信奉伊斯兰教的克里福德・吉尔兹，注意到那些标志着差异的信仰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只是一度没有被公开的宇宙论的最新翻版。这也许是最接近事实的说法。像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样，发生在八九十年代的“亚洲化”重建工程是自助的政治家们和他们的宣传者的创造。这项工程开始于国内持异议者对分裂衰落的西方坚持自由主义和“人权”的厌恶。可以夸张地说，作为一段

e)        
教科书式的箴言与每日实践的结合的历史，“亚洲化”已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作为一系列原则的陈述，它又是一件现代的人工制品。西方与东亚真正的差异，与其说在于灌输的信仰不同，不如说在于一个有信仰，而另一个没有。

f)         
东亚有了新的自信，但也有着新的躁动。该地区变革的步伐异乎寻常。后继的一代又一代，他们的经历是如此的不同，且常常是如此的痛苦，这种情况鲜见于20世纪的其他地方，而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根本绝无他例。因为这个原因，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对之作出解释的政治，也因为政治和它们的经济影响使该地区人民与西方进行接触的方式，那种躁动不安发展成为对于“东亚”究竟是指什么以及有何意义的怀疑。在欧洲与北美，许多人仍旧将这一地区看作某一特定地点的单一文化。甚至东亚人也这么做。然而，思虑得越深，事情就越是复杂。他们以不同方式将东亚想像成一个有边界的空间，拥有交融的文化、统一的经济、共享的政治和一块互相保证安全的土地。一方面这些确凿无疑；但在另一方面这些又毫不可信。可以相信的是，东亚正处于连续的变动中，而且变化如往常一样迅速。因此，了解东亚首先必须了解它的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