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二、西方的心脏
a)
任何为价值观的变革而哀伤的人有理由注意到我们语言中语义的变化。毕竟，我们交流的方式和我们赋予概念的内涵是评估我们文化精神状态的标准。就这点而言，西方社会暴露在威胁之中。我们并不尽力对社会生活的中心概念达成共识，结果我们进行的多是滑稽的问答游戏。这样，我们不仅失去了参与个人与社会交流的能力，还失去了社会生活赖以存在的特定价值观。
b)
谁会否认在过去50年里，在西方工业社会中，忠诚、容忍、合作、家庭等词的定义，发生了极大变化？既然如此，西方社会应该不断审视它们的中心概念并且回顾就其达成的共识。我们必须问问自己，我们是否符合作为中心价值观基础的这些概念；我们是否认识其对保障普遍自由民主社会生活的重要性。
c)
价值观中是否也有特权阶层？能否区分中心价值观和那些次
d)
要的价值观？是否所有价值观都有同样意义？毫无疑问，在我头脑中，不同价值观在我们广泛民主的社会生活中，意义各不相同。
e)
价值观中是存在“特权阶层”的。所有价值观的核心则是自由意识。这是西方的核心特征。所有其他价值观都由这一价值观派生出来。因为只有以自由为基础，它们才能具有更深刻的含义。公众意识、容忍、责任和尊重，只有建立在对自由的特定认识上时才会成为真实。任何用对自由的利己主义解释来引导自由，并且不尊重他人自由的人永远不能做出有责任感的事。负有资任感的行为只有当个人自由不凌驾于他人自由时才成为可能。
f)
纵观西方历史，自由被特别阐释为普遍民主的价值观。个人或公共价值观，诸如平等、团结、公正均以第二价值观的形式从其派生出来。结果，自由成为我们宪法的核心。它代表国家进行一切活动的任务和目标。保护和维护自由是民主宪法及其国家机器（当然包括西方的军队及北约）至高无上的目标。与我们社会的内部发展一样，维护自由是至关重要的。所有民主政党、公共生活机构包括传媒均必须为这一目标服务。
g)
西方自由意识的学术根基可以追述到古代世界哲学的开端和后来的基督教思想。它从基督教西方投射的人类图景中汲取伦理和宗教营养，也就是上帝按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类并创造了地球的图景。根据这一阐释，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便是显面易见的。从这一观点出发，产生了对人人平等的理解。与所有的意识形态的误解相反，这并不意味平等主义的标准，而是意味着一种信仰，即人们无论肤色或种族、国籍成信仰、社会地位或性别，都具有同等的尊严。在这个意义上，人类的自由总是与平等联系在一起的。
h)
根据这个对自由的定义，每个人拥有同样的内在自由，并有同等的权力享有外在自由。内在自由包括人们生活的知识和精神层面。它组成人类的伦理自主和为自己的生命承担义务的能力，并且它指向每个个人能够通过奋斗完成的个人或集体的目标。它包
i)
含那些为人类提供定位和评估道德行为的标尺的价值观。相对而言，外在自由指免受身体侵害，免于物质依赖的自由，免受专制教育和暴力的自由，免受战争和自然灾害的自由。因此，西方的人类观是全面的，既有自由的内容又有自由的限度。既然人类生来自由，那么从道德角度而言他可以有过失；同时，人类也被赋予承担塑造世界的责任的能力。所以，我们的摇篮里躺着的既有利己主义也有利他主义！
j)
这种自由观念演变成西方的核心特征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几世纪来，它被用于许多哲学、神学和政治阐释中；它创造了政治体系，也触发过血腥的革命。没有哪种文明像西方一样如此深刻地被长达几世纪的为夺取个人自由权力而进行的动荡的斗争所影响。所有大革命和解决方案都是为了保障和维护自由。宗教改革力图保护基督徒的自由以及宗教信仰独立；所谓的光荣革命为的是瓜分权利和引进法律以保障民主；法国大革命致力于为所有身份和社会阶级的人巩固政治自由和社会自由；人文主义和启蒙运动捍卫个人自由和他的主观角色，以及个人对国家承担的伦理义务；美国《独立宣言》聚焦其公民的自由与安全；美国宪法保障人民依法享有主权；联合国于1948年12月10日发表的《人权宣言》
k)
也致力于尊重和保护所有人的基本自由。
l)
自从二战末国家社会主义失败以后，一大批信奉自由和平的民主国家集团在西欧、加拿大、美国建立起来。植根于古希腊哲学、古罗马法律、基督教伦理观的基本理念和人文主义、启蒙运动的信条的对自由的定义为其提供了基础。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与20世纪欧洲的集权主义对峙后，西方国家集团力图维护其公民的内外自由权利：言论自由权，享有良心的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个人在社会中的自由发展权，在商业和政治领域中自由发展的权力。实施这一自由观念的伦理基础由西方社会中产阶级的美德提供，譬如尊重、使命感、勤奋、诚实、忠城和家庭观。在这一道德
m)
基础上，自由观念从1945年以后成为西方的学术和政治中心，并且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服务于西方抵御铁幕另一边的苏联共产主义政权的斗争，即自由的西方对缺乏自由的东方。
n)
同时，自由的概念朝着众多方向。自由化不仅摧毁了我们对自由和控制之间内在联系的正确评价，而且也摧毁了我们对个人自由限度的认识以及个体社会责任的认识。新马克思主义声称，自由是自然需求的完全满足，是各种形式的中产阶级秩序和统治的消灭。结果，公众注意力集中到私利上，特别是由于一个关键词“解放”日益把自由变成谋求私利的手段，而愈来愈少成为对他人和机构的责任。其副产品是“无义务权力”文化的出现。自由成为个人谋求私利的一个值得争议的概念。
o)
多亏了这次“普及”，西方文化更倾向于自由，自由观念经历了多次奇怪的重定义。今天，“自由权”可以指任何东西。对裁定流产和街头阻塞是一样的，自由甚至成为消费的象征，成为吸烟合法化无可辩驳的论据，使资本跨国流动成为可能，使电视节目中充斥色情暴力镜头。这还不算，广告媒体扮演着利用自由达到险恶目的的角色。彩票业声称买彩票就能得到自由；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提供“巨大的自由”，只要你购得股份或使用信用卡；企业用“竞争优势、自由、成功”的口号来激励员工。在政治领域，自由蜕变成为每日挂在口头的空话，不仅被用来证实小汽车安全带的一般用途的公正性，而且被用来证实美国在越南的军事存在或海湾战争和巴尔干地区的北约军队的正义性。
p)
这些例子表明，不光对自由的阐释，而且就自由含义达成的共识均经历了变革。因此，无论过去对自由的理解是多么千差万别，在以后的几十年中最重要的是对自由共同进行再次解释以作为西方的文明指南针。如果我们不能做到这一点，有朝一日我们会发现，我们西方对自由的言论是空洞无物的。因为一种共同语言的消亡总是紧接着概念的消亡。正如古巴比伦所看到的，共同语言
q)
的丧失会引起方向丧失的危险并带来衰落。
r)
当纳粹分子于1933年在德国掌权后，他们一步步地消灭了自由的语言。他们提供了一些新的概念内涵，来重新解释自由、祖国、团体，义务和家庭等概念。这是价值观重新评价的开始，是走上独裁道路策略的开始。在影片《辛德勒的名单》中，美国导演斯蒂文・斯皮尔伯格举出一个发人深省的例子，即用对语言的重新定义来陈述自由的危险。影片讲述了德国企业家奥斯卡・辛德勒营救了数千名犹太人，使他们免于在集中营中死亡的故事。当有一天辛德勒得知一名与他分享秘密的亲密雇员即将被送往集中营时，他试图使他宽心。
s)
辛德勒：我会确保你在奥斯维辛得到特殊优待，如果你被送到那儿的话。
t)
员工：我希望你说的不是人们所说的特殊优待。
u)
辛德勒：那么我们得换个词？
v)
员工：恐怕是的，辛德勒先生。
w)
今天的西方不再面对纳粹独裁的威胁。但是民主的致命敌人，自由的瓦解，既不需要右翼或左翼思想体系，也不需要外部敌人的威胁。我们文化不可战胜的迷信和语言的贬值就足够了。语言是我们理解世界的媒介。我们并非真正看清自然、社会和人类动机的本来面目，而是看到了语言让我们看到的东西。它是我们文化的基础，因此，如何对待我们的语言，我们的中心概念用于表示什么并非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