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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节美国的亚洲政略和战略
实际上，从地政学角度来看，美国与亚洲隔太乎洋相望，与欧洲以大西洋相连，处于中间地带。从核武器研制成功以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甚至在核武器出现的第二次大战末期直至战后，美国似乎曾认为欧洲和亚洲一祥，对美国的安全儿乎没有什么影响力。
因此，美国相信，只要欧洲或亚洲对美国安全的影响力完金相同，几乎没有必要一定要从军事上关心这两个地区，但是，美国又表现出谨慎姿态，在宏观上，不能完全不予关注。美国认为不能忽视通过利用或支援欧洲的高度文明和具有现代化潜力的产业结构而可取的利益，因而比起亚洲来，似乎不得不更关注欧洲。正如美国的对外政策基本上保持连续性一样，在以欧洲为重点的政策持续期间内，白宫的政策制定者们很了解欧洲情况，相反，对亚洲却表现出越来越不关心。
就在美国忽视亚洲的时候，俄国特别关心并暗中窥视亚洲。从地理条件来看，俄国连想也不收想把手伸向已由德、法、英等列强形成多极化势力的欧洲。俄国认为，尽管亚洲有诸如清朝和日本这样不容忽视的强国，但当时清朝和日本的国力还不足以强大到可阻止俄国进入亚洲的程度，因而一直迷恋于进入亚洲。到十九世纪末期，满洲大部分地区被清朝和俄国开发。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俄国开始修筑横跨西伯利亚直达太平洋沿岸的铁路。俄国掌握了满洲北部地区的经济权，并对这一地区享有行政和战略上的统治权，为对满洲南部地区和韩国以至中国大陆行使影响力打下基础。
但是，英国察觉到俄国意图，认为如此下去，可能大部分亚洲地区将卷入俄国势力范围，进而影响到印度支那全域。英国认为，只有日本有能力阻止俄国势力，于是1902年签订了英日联盟。英国的判断几乎完全正确。不过多久，围烧满洲、韩国及中
国大陆的统治权问题上处于竞争状态的饿国和日本，终于在1904年间发生正面冲突，爆发俄口战争。这次战争的胜利者日本终于成功地掌握了对满洲南部及韩国的统治权。
日本打败俄国，掌握满洲和朝鲜统治权，势力得到加强，收到了暂时阻止俄国进入亚洲的效果。但日本上升后，立即采取第二个俄国的野心勃勃的殖民政策，开始向亚洲全域扩张统治权。
尽管如此，美国还是作出善意的判断，认为取代俄国的日本进行扩张，意味着人们期待的亚洲地区的安定。这是个很大的失误。对于当时美国政府就日本势力出现在亚洲地区所作的判断，西奥多·罗斯福曾作如下评论。他承认“1905年，日本与俄国在亚洲地区形成势力均衡，其结果是相互抑制，这是非常可取的。”接着他说，“我们的利益在于不采取任何与满洲有关的措施，以免使日本莫名其妙地产生下述感觉：我们对日本怀有敌对感情，或对日本利益形成哪怕是微小的威胁。既然我们无法实现我们的主张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能强行要求实行我们的主张。关于满洲，当日本打算朝着我们所反对的方向行动时，我们若不准备用战争决定胜负，我们就无法阻止它。要想在满洲战争中取胜，必需有优秀的英国舰队和强大的德国陆军。中国的门户开放是非常好的事情，面且我认为这类事只要能通过一般的外交协定来维持，于将来也有利……”。（参见乔治·F·凯南著《美国的外交》）与上述见解完全一致，美国政府不仅对日本在朝鲜巩固特权地位毫不担心，而且同日本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曾两次缔结协定，使得日本作出“万物皆备于我”的判断；美国对与日本缔结协定作出良好反应，这本身就是美国事实上承认日本在满洲取得的地位。
由此可见，美国把挫败俄国掌握远东统治权的日本势力，看作是可取的新出现的安定因素。结果，为日本军国主义席卷亚洲开
了绿灯。
美国对世界未来局势的判断，不仅在亚洲，在欧洲也造成几乎完全相同的后果。即，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不顾欧洲各国几乎一致的看法即关注德国的扩张主义，战后对纳粹德国的出笼持消极态度，结果使得纳粹德国能够成长壮大。当然，看着纳粹德国急剧成长，直至强大，·首要的责任应由欧洲各国共同承担，但战后美国对欧洲势力的形成是能够施加影响的，鉴于这一点，美国不能不负部分责任。
关于美国政府的这一对德政策，乔治·F·凯南指出：“仅就德国而言，我认为有两种显然被认为是重要的办法。不论哪种，只要愿意，我们美国人会起到相当大的作用。第一，我们可以对魏玛共和国的稳健分子给予更多的理解、援助和鼓励；第二，若此举还不能成功地阻止纳粹主义抬头，那我们就可以对希特勒的早期挑战与侵略采取更强硬、更断然态度。即，对希特勒采取比初期更强硬态度，毫无疑问，对纳粹体制的形成将会产生很大的阻碍效果，或许会大大推迟他们时间表上的行动。从这一观点来看，如在1936年希特勒进驻莱因兰时采取强硬态度，显然比签订慕尼黑协定时还要好。希特勒在1933年至1939年期间成功地加强权力，意味着西欧民主主义的一个失败。但是，德国国民本身没有进行什么抵制，从心情上欢迎希特勒作为他们的领导人和统治者，这比起西欧来，意味着更大的失败。”
如上所述，纳粹德国之所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长为新的势力，是由于美国未参与欧洲政策，致使纳粹德国得以充分备战。
同样，尽管由于美国在联合国起主导作用，将后来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引向胜利，但是美国也不能回避间接原因方面的失策。无论如何，不管美国愿不愿意，不能不担负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导作用，也不能不承认这一结果的间接原因在于美国的失策。
同时，可以认为，美国在亚洲也重蹈了在欧洲的覆辙。也就是说，美国基本上单独遂行太平洋战争，为其胜利作出了贡献。但是，对于太平洋战争爆发的间接原因，及战后造成亚洲形势的复杂局面，究其根源，也在于美国的所作所为，即起因于下述政策上的失误：
第一，作为俄日战争的战利品.日本席卷满洲，统治朝鲜半岛。对此，美国乐观地认为，出现了可取的安定秩序的。美国的态度促使了急剧膨胀的日本蚕食中国大陆，发动中日战争，进而扩大成为太乎洋战争，
第二，中日战争中，美国虽然给国民党军队作供提了一些援助，但规模很小，因此使日军几乎占领半个中国。
第三，在太乎洋战争中，除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有小规模兵力参战外，基本上是美国单独作战。但在日本即将投降的最后时刻，美国却把苏军引进亚洲，使得在亚洲战后政治处理方面，不知不觉给了苏联以对等以上的权益。因此，使亚洲局势陷入了错综复杂的局面。
第四，美国政府在考虑战后接收日军投降的军事行政程序时，美国联合参谋部几个参谋人员单纯以避免同苏军发生不必要摩擦这一缺乏远见的眼光出发，不加分析地在韩半岛划定三八线，作为美苏两军的军事分界线。从而导致的朝鲜民族自相残杀的悲剧。
这里必须阐明一个事实。划定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之后，在美苏两军进驻前夕即1945年8月20日，斯大林向苏联全军下达了第一号一般命令，命令“苏联陆海军全力进驻日本北海道”。因为，北海道位于三八线以北。尽管当时雅尔塔协定规定苏军进驻地区仅限于南库页岛和干岛列岛。但是苏联按照三八线为军事分界基准线这一诡辩逻辑，声称要进驻北海道，这当然毫无道理。然
而，他们每事都耍赖。所以，进行这种论辩也就不足为奇。就在斯大林下达命令的同时，苏联班日代表库兹马·杰列维扬科中将拜访麦克阿瑟将军，并申明：“不管总司令部同意不同意，苏军将进驻北海道”。麦克阿瑟将军当场以强硬口气驳斥道：“没有我的许可，那怕是一兵一卒登上北海道，立即逮捕，包括你在内的苏驻日代表部全体人员。”这样，苏联进驻北海道计划终于受挫。若不是麦克阿瑟断然抵制，或许苏军已进驻北海道，亚洲局势也可能大不相同。
第五，在战后中国打内战时，美国给了国误党军队一些援助，但不充分。结果，使中国共产主义化。
然而，杜鲁门政府不积极介入中国内战，有相当的理由。关于这一点，约翰·N·斯帕纳作了如下解释：“杜鲁门政府虽然介入台湾防御，支持蒋介石政府，但企图尽可能减少。即，美国攻府认为，亚洲的不安定因素主要是亚洲的贫困和对西欧殖民主义的反抗。蒋介石没有能力进行社会改革及满足农民改善生活的愿望，所以失去了国民的支持。因而要是美国援助尤其是军事介入，会使中国人民产生疏远感，甚至产生反美、反西欧感情。因为，中国人民会把代理蒋介石的美国干涉，看作是西欧殖民主义或西欧统治的再现，尤其是如美国的势力对中国人民带有强制性，将使亚洲人更加反美反西欧。”（参见《杜鲁门，麦克阿愁的争论和韩国战争》）。
从上述约翰N·斯帕纳的见解来看，美国政府对中国甚至亚洲的看法似乎是，一旦插足错综复杂的亚洲，将卷进旋涡，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因此减低介入程度，逐渐从亚洲撒手是明智的。
所以，只能认为，美国政府的亚洲政策是在姑息、无远见而没有预计到下述情况的基础上产生的：美国从亚洲撤走，将导致
本来不熊复苏的亚洲共产主义复。这种共产主义不仅对美国，而且对整个自由世界构成重大威胁。
第六，美国政府不仅采取在韩国战争爆发时迅速派遣美军参战的措施，而且又担心台湾政府企图以朝鲜战争为转机展开收复大陆作战，因此美国派第七舰队配置在台湾周边，向台湾政府施加压力。这种形势却使中共不必防备台湾反攻大陆，就放心大胆地将大规模兵力投入韩国战争。杜鲁门政府在中国政策上犯了不少错误，在对韩国的政策上也一样，战后采取如同对中国一样的消极政策，所以造成诸如。韩国战争这样的不幸事态。
二、麦克阿瑟将军及其战略思想
在美国众多的政治家和军事专家中，没人能赶得上对东方理解力超群的麦克阿瑟将军。他研究过世界各民族的民俗学，探讨过涉及他们的经济、政治、军事等所有方面的历史，尤其对东方的知识和理解非常深。在他五十二年漫长的军队生活中，有十四年在东方度过。他不是由于时间长而产生朴素的感情才开始关心东方。他曾指出：“西方人用自己的推理和价值观念与东方人相比较，期待他们让步，这不行。”（参照《活动家麦克阿瑟》，弗兰克·凯利、科尼利厄斯·瑞安合著）。从这短短的活中可以知道，他对东方的特别关心和理解。那末，他为什么会对东方产生特别关心和理解能力呢？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他出生在先天就与东方有着深厚关系的家庭。
因为，他父亲阿塞·麦克阿瑟将军也与东方关系深厚。其父参加过菲律宾独立战争，打败西班牙，为非律宾赢得独立方面功绩很大，而且后来担任驻菲律宾美军司令官和军政总督。当时年轻的麦克阿蠢对于父亲为美国参加东方小小岛国菲律宾的独立战
争，最终实现该园国民意愿取得独立做出的贡献，感受很深。从此，他对东方产生一种似乎是乡愁般的感情，并开始关心，他在回忆录中描述当时自己的感想时说：“根据巴黎条约，西班牙将菲律宾交给美国，美国作为代价，支付二.千万美元给西班牙。对于美国治理这样一个远方的国家，有不少争论。威廉·麦金科总统曾这样说过：‘只要国会不另作决议，总统我本人的任务是菲律宾人知道，美国将保卫菲律宾，使该国国民保持和平和稳定秩序，让该国国民行使所有合法权利。同时要勤劳节约，并告诉他们，美国人不是他们的仇人，而是真正的朋友，菲律宾的繁荣就是我们的目的，菲律宾的幸福也是我们的幸福。“
“美国人的心中没有任何帝国主义的侵略意图，只是美国人的感情、思想和目的未被他们理解。假如我们为这个远方的国家带去利益，有谁会反对呢？假如以后他们自己建成自由法治的国家，谁会为我们的牺牲而后悔呢？有谁会不赞成我们的人道主义呢？这话不知给我留下多深的印象！但是做梦也没有想到在约五十年后的今天，这话竟成为我对战败敌国实行的占领政策的指针。”上述话语证明，他对东方的关心，从青年时代就产生了。因此，他对东方的观点，决非青年时的伤感，或是源于即兴的情感。也许是自然而然被东方人的风尚所吸引。这些东方人虽然进取精神不足，但是善良而稳键，深谋远虑。但也许还以道德上的使命感，为未开发的东方吹进民主思潮的新风，使陷入民族斗争悲循环的东方人的坚韧不拔的潜力得到升华，对世界和平做出贡献，同时进行引导帮助，以便能参与增进人类福利。
他很久前就努力理解深谋远虑的东方人的品格和心理，在尊重东方人固有的伦理观念方面给予深切关心。他的这种东方观，在留驻亚洲各地的每个时期，不管是施行军事政策还是个人处世，都付诸实际行动。
他从1935年10月至太平洋战争爆发，担任菲律宾军事顾问，几乎在战争爆发的同时重返美陆军担任非律宾防御司令官。当他遭到日军突袭后，宣布马尼拉不设防，并留下“我将重新回来”的著名诺言，撤离科雷吉多尔岛。后来他兑现向菲律宾国民许下的诺言，子1944年10月22日重新解放菲律宾，作为救国英雄，受到热烈欢迎。
不管是担任菲律宾军事顾问，还是防御司令官，他都呕心沥血，避免施行强硬政策，作为菲律宾国民真正的救援军词令官，履行自己应尽的职责。当时他想，“对非律宾国民施加比战前更加严酷的限制，是极其危险的。”因此，他阐述自己的信念说：“决不允许假借在菲律宾进行军事作战甚至军事需要的名义，输入帝国主义政策。”他为尊重菲律宾国民的主权尽了自己的努力。
上述事实最有力地证实了他的下述思想，即尽最大努力尊重菲律宾自主独立，保护他们的生命财产，保障他们的和平与自由。
后来，太平洋战争结束，他作为日本占领军司令官，负责统治。他对日本没有好感，极端蔑视日本人。他在回忆录中谈到对日本的看法时指出。“几个世纪以来，日本人不同于中国、印度、马来西亚及太平洋地区的其他人，他们一直研究并崇尚战争和武士阶层制度。他们天生就是太平洋的武士。他们的武力从未遭过失败，这使他们产生不败信念。武士阶层的力量几乎成为他们神话般的信仰，成为他们文明的唯一精神支柱。这种信仰不仅在政府机构中，甚至有形无形地渗透并支配着生活的所有领域。”如上所述，麦克阿瑟对好战的日本武士秉性极不感兴趣，但进驻日本以后，作为占领战败国的占领军司令官，他没有狭隘地进行镇压和控制，而是作为对等的民主国民，致力于循循诱导。
从尊重日本国民人权的角度出发，他允许悬排日本国旗，使日本人具有自信心和尊心，这使本人民深受感动。另一方
面，由于他确信阻碍日本实现民主化的根本因素是神道便采取果断措施，消除对天皇的神化主义。而，他还给予言论、宗教和学校教育自由，赋予妇女参政权。同时，他还果断实行财政改革、产业民主化，实行土地改革，将百分之八十九的耕地分给自由的个体自耕农耕种。此外，还组织工会，赋予工人以进行团体交涉的权利。
战后，他实际上代行日本天皇权力，他把统治日本的重点放在培养自主力量，把日本引向民主化上。
如上所述，不管是在菲律宾，还是在日本，他总是努力去理解东方人的心理，不损伤他们的自尊心，崇尚东方的人的道德观念和生死观.实行温和政治，带来了真正的东方的和f与繁荣。
对于他的东方观念，弗兰克·凯利和科尼利厄斯·瑞安在他们的著作中评价说：“表克阿瑟将军的大部分言行，是为东方人面说而做的，决不是供西方人消遗的。不理解这一点是不行的。假如我们用西方人的标准判断他的行动，或许会认为他的一举一动是愚蠢、夸张或愚味的。”（参考《活动家麦克阿瑟》）因此，不能不肯定他对东方深厚的理解与热爱，与其说出自单纯的人道上的同情心或道德上的慈悲心，倒不如说是关于亚洲政略和战略的双重价值观在起作用。因为他最早提出美国丧失了亚洲主导权。下述事实可以充分体现这一点。
战后签订对日和约时，共和党领导人罗伯特·塔夫脱参议员致函表克阿瑟，征求他的意见。回信时，他一针见血地说，“为了日本，向着实现公正和平的目标一往无前，是建立美国在亚洲的主导权，重新掌握美国在亚洲问题上失去的主动权的一个方法，至少是现在能够想到的最富有戏剧性和最有生气的方法。”他的1对日占领政策非常稳健、温和。
但这一政策也遭到不少批评。即，杜鲁门政府及部分联合国
组织嘲笑他的占领政策并深表不满。尽管如此，他不作丝毫修改，仍按自己的信念走下去。他在回忆录中谈到当时的心境时说：“我的对日占领政策，受到日本一般国民的赞许，但华盛顿的国务院及在欧洲的部分联合国机构却作出冷淡反映。斯大林总现在与美国参院议员会谈时表示忧虑，说我的日本占领政策太软弱。莫洛托大外长也在伦敦说了类似的话，要求组成四国管理委员会，接替我的职责。我的宽大政策与那些只想制造憎恶，实施复仇的偏见计划有所不同。在战斗中我打垮日本人，在和平时期我把他们引向自由世界。”这话辛辣地非难了苏联。
正如他所说，他在对日占领政策上，实行了连战败国日本也没有想到的宽大、温和政策。同时，他很早就批评美国的孤立主义，认为美国应领导世界，因而有责任从这一角度制定世界政策。他明确反对美国的欧洲第一主义政策，而且多年来一贯主张。
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对欧洲和亚洲从政策上区别对待，在理论上是不适宜的。如非要确定先后顺序的话，反而应把重点放在亚洲，而不是欧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就曾对富兰克林·
罗斯福总统的欧洲第一主义表示过反对之意。
实际上美国偏重于传统的孤立主义政策，比起亚洲更倾向于欧洲，这是非常明白的。这种欧洲重点主义政策，到杜鲁门政府时代更加明显。因此，杜鲁门政府与麦克阿瑟在政策上的意见分歧只能越来越深。这种分歧给杜鲁门政府增添了不少麻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曾在某个声明中预言，“欧洲已在没落之中，已精拨力尽，经济、工业主导权将由苏联掌握。而有几亿居民生活的太平洋地区，将决定以后几万年的历史进程。”今天，这一预言已神奇般地兑现。
仅从这一事实来看，可以说，他确实对东方具有敏锐的洞察力，达观的卓识。但是他提倡把重点放在亚洲而不是欧洲的政
策，似乎是考虑到亚洲的战略价值，而不是政略。也就是说，欧洲已开发到极限，只不过是在传统的旧体制基础上延续生命而已。相反，亚洲是开发中地域，有广阔的大陆、众多的人口和无尽的地下资源，有无限的发展余地。他似乎预料到，欧洲现有势力是无法避免力量上的均衡，但在，亚洲新兴国家中不久的将来必定有新的强国出现，左右世界的力景均衡。约翰·N·斯帕纳评论说：“麦克阿瑟将军的目标之一是获得亚洲民族对民主主义的支持。很早以前，他就对亚洲的未来怀有某种‘先见之明’。1951年，他也有相同的“预见’。他认为世界问题的发源地是循环往复的，将回到原地。他一直认为，美国未来的繁荣取决于同亚洲各新兴国家的贸易。”（参见《杜鲁门、麦克阿瑟的争论和韩国战争》）。
麦克阿瑟将军是具有宏观的洞察力。早在三十年前，他就预言共产势力将统治亚洲。
关于他对中共的看法，约翰·斯帕纳说：“麦克阿瑟将军的目的不仅仅是将中共赶出韩国。他的目标之一是消除正在增大的中共威胁。”他很早就警告说，共产主义势力要扩张，尤其是担心中共把亚洲共产化。他以彻底的反共主义者而闻名。但与其说他从信仰上憎恶共产主义，倒不如说他非常憎恶共产主义所具有的帝国主义侵略本性，就象憎恶一贯好战的日本帝国主义一样。战争爆发时，联合国安全保障理事会立即商讨对策，确定中共为侵略者，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在此之前，他早就用措词更强烈的语言称共产主义者为掠夺者。因此.在太平洋战争结束后进驻东京不久，就密切注视当时日本共产党的行动，并给予严厉批评。
他感概地说，酿成亚洲悲剧的根源是美国对蒋介石政府的支援不力。他说，杜鲁门政府对蒋介石政府的失策，是美国对外政
策的最大错误。
1947年9月，当时的国务卿迪安·G·艾奇逊宣布：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远东防御战略是将韩国和台湾从美同防线中除外。这一宣布引起轩然大波。当时他也受到批评，说他也支持参谋长联席会议的防御战略。他是否支持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远东防御战略，不得而知。然而，他对美国政府的亚洲政策非常不满，一直进行严厉批评。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始终认为军事战略不能受政治的制约。他认为，战略和政略有时应从对立的角度应用，而剑最后，为达成目标，应归结到一个调和体中去。
关于麦克阿瑟将军，罗伯特·奥斯古德曾作如下评论：“政府从首先考虑政治这一理论出发，对军事努力作了明确限制。但麦克阿瑟的决心是，为取得军事上的明显胜利，应最大限度地歼灭敌人。若这个决心与政治上的制约相矛盾，他绝不会默认政治制约。即根据政治需要放弃必不可少的军事目标，才能使政治和军事协调。反过来说，在美国军人中没几个真正认为军人不应介入不是本身专业的政治问题，而麦克阿瑟便是其中之一。”（参照
《对现代美国军事战略的批评》）。
如上所述，毫无疑问，他是在军队成长起来的典型军人，但他又尽量努力从政治科学的角度确立军事战略的自主权。在美国著名军事专家中有人批评他是幻想家、神秘主义者，同时又是自我陶醉的英雄主义者。在个性坚强的麦克阿瑟将军的品行中，不能完全排除这个。然而，这是对他那根除共产主义赤化亚洲根源的正义感和使命感所驱使的过分热情的误解。
总而言之，他对亚洲的基本战略思想，是把传统的东方民族主义移植于近代的民主思潮的土壤中，使骄傲的东方民族与民主世界溶为一体，从而消除迫近的亚洲共产化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