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结论

a)        
21世纪的命运将由两种模式的竞争面决定。一种是20世纪晚期的柏林一伯克利地带的模式。这种世界政治模式意味着自由和民主将坚定不移地发展。富足会胜过战争，利益会使自尊相形见绌，个人会击败集体，民族主义不会再起多少作用，和平带来的奖励会胜过战争所得。

b)        
第二种模式是19世纪晚期出现的一―不是温和的“终结”，而是报复性的“历史轮回”。在柏林一伯克利地带以外，历史在生动地发展着。它在苏维埃势力腾出的地区，从亚美尼亚到鸟兹别克斯坦，正酝酿着动荡。它已经在车臣和巴尔干地区露出了它血淋淋的利齿。历史在中东地区从未停止胡言乱语。从埃及到阿尔及利亚，霍梅尼主义和它的分支试图重建伊斯兰教过去的光荣，以此作为针对世俗一民主的现代性的武器。阿拉伯人对以色列的憎恨不仅仅是一个领土、种族和宗教的问题。因为以色列也象征着一种西方式的未来，一种近在眼前的对中东地区陈旧（且并不怎么有用）的秩序的挑战。

c)        
商东亚历史则要求获得其应得之物。崛起的中国已经具备了19世纪突然兴起的美国、德国和日本拥有过的那种动力。俄罗斯和日本潜伏在一旁。印度，也许甚至包括印度尼西亚，也距此不远。所以有一个预测肯定会变为现实：牌不得不重新洗，而一个力量和权势的新平衡必将出现。第二种预测则应该以一个问题的形式反映出来。玩家能够在没有一人或多人试图拿走所有的赌注（那会引发一场大规模的争斗）的情况下，重新分配赢得的利益吗？

d)        
自百年战争以来，欧洲历史告诉我们：“不，战争一直是绝对的主宰。”而明确的反驳则是：“不要这么快得出结论，历史女神！”历史不是物理，并非必然性的王国。人，历史的“分子”，有眼睛和耳朵、思想和记忆。他们会从过去的错误中汲取教训，而且他们能够对将来做出想像。

e)        
正是因为美国和中国的领导人能回顾1914年7月的历史，所以他们比沙皇和德国皇帝更不会选择战争爆发的8月1日。他们因为有核武器，所以知道两件事。其中一个是悖论：危险是安全的根源。和1914年的政客不同的是，21世纪的新政客不用因为担心贻误战机而盲目投人战争之中。因为双方都清楚，无论谁先开火都将意味着共同灭亡。核防卫的精髓就是“确保相互摧毁”

f)         
（MAD）。正是核武器的压力反而导致了一种冷静。对此，威廉二世和尼古拉斯二世是不可能经历的。再者，霍亨索伦王室和罗曼诺夫家族当时对战争的结局一无所知。而比尔・克林顿等人的接班人则会知道，依靠武器来重新分配利益将会撤翻赌桌并损毁大厅。

g)        
其他人又会怎样呢？比如那些大量的阿拉伯、亚洲、非洲农民以及他们的儿子们（他们为了寻求无法得到的工作而拥挤在开罗、

h)        
达卡和拉各斯的街道上）？他们会倾听激进的穆斯林兄弟和残忍的军阀的呼唤吗？他们也许会，因为他们不了解过去，对未来则失去了希望。但他们可以看看现在，他们会发现霍梅尼主义和卡扎菲主义、非洲式的独裁统治和亚洲的专制都不可能给人们带来自由和繁荣。他们也许还会选择战争，但那不会改变一个基本的事实：20世纪没有一场侵略战争能使国家变得更富有，或使人民变得更幸福。

i)          
冷战的结束已解冻了世界政治，而其下暗礁般的危险将继续移动。这是总的情况。它们能够不通过战争而得到解决吗？发生这类灾难的比例幸好不大，大约是十比七。会有小型的战争吗？

j)          
将会有很多。国家内部的革命、恐怖活动和屠杀呢？回答还是“有的”，内部的暴力将大大超过国家的战争。柏林一伯克利地带会扩展吗？是的。不会退步吗？不会。康德会被证明是正确的吗？会的。如果将来的民主国家能够避免康德及其同事没有预见到的悲剧的话：一个是倒退，另一个是“青少年驾驶综合症”。不成熟或是不稳定的，前民主或是后民主的，由旧的精英统治的、内部局势紧张的“强”国总是构成对和平的威胁。拿破仑一世和三世时期的法国提供了很好的例子，威廉时期的德国和裕仁时期的日本也是这样。再加上19世纪时年轻的美国，它发动了多场对英国、墨西哥和西班牙的鲁莽的或是挑衅性的战争。

k)        
我们能更深入地看透这团迷雾吗？埃斯库罗斯在《阿伽门农》

l)          
中嘲弄了预言：“当未来到来时你就会知道它，在那之前，则别去想它。”但政治其实并不是预测。听听安托万・圣埃克苏佩里在《沙子的智慧》中是怎样说的吧：“对于未来，你的任务不是预测，而是实现它。”

m)      
（杨得志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