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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重美女重美男一—清代
士人的男性同性恋风气
清兵入关后，血腥的屠杀镇压曾使士人们的风流生活一度沉寂下去，但同性恋风气却并未消歌，似乎这改朝换代的政治巨变还不足以打断这方兴未艾的行乐潮流。新王朝一统天下之后不久，士人们便一边怀着亡国的巨痛，哀悼昔日的君王和遗烈，一边又沉溺于与歌童倡优们的娱乐之中了。中国历史上这场男性同性恋盛行的风气是由明清两代共同完成的，它直接地、无所阻碍地就植入了新的王朝，之间几乎找不出断裂层。
处于明清之交的小说家李渔，对当时社会上的这种风气表现得十分敏感，曾说：
南风一事，不知何始，沿流至今，竞与天造地设的男女一道争锋起来。[64）如今世上的人，一百个之中，九十九个有这件毛病。[65]
李渔总是以一种十分平常的态度来看待同性恋的，视之为性爱中的自然现象，《签翁偶集》卷六甚至提出：“或是娇妻美妾。或是押客变童，或系至亲密友，思之弗得，与得面弗亲，皆可以致疾。”因此他认为童也可以被视作为一味“一心钟爱之药”而用来治心病。狮客变童在他看来如同娇妻美妾一样平常，这种观点当然是以其社会风气为背景的。
清代同性恋风气比之前代的一个最突出现象是士人们投入得更多也更深了。清初一些身历两朝的士人，尽管国破家亡痛哭流涕，却难以中辍自己业已形成的蓄伎舞优的习惯爱好，有些士人更把沉溺男风作为一种消极抵抗和摆脱痛苦的手段。《清禅类钞·优伶类》在谈到清初名伶王紫稼时，指出当时名士“如王文简公、钱牧斋、龚芝庵、吴梅村辈，诗酒流连，皆眷王紫稼”，（66）“既入都，诸贵人皆惑之”，吴梅村写过一首传颂一时的（王郎曲》，其中有句云：
五陵供少紊华子，甘心欲为王部死，宁失尚书期，恐见王郎迟；宁犯金吾夜，难得王部眼。坐中莫禁狂呼客，王部一声声领息。移床软坐看王部，都仪与郎不相识。（67）金填《不下带编》卷五亦曰：
钱牧畜第一歌童，甚爱之，一日有诗送其入燕，而活泪为别。熊传部文举次翻以讥之日：“金台玉峡总沧桑，细雨梨花在新肠。惯长虞山老宗伯，浪垂清泪送王部。”（68）这里的“歌童”即指王紫稼，钱牧斋曾为他写作（送行十四绝句）以惜别，而“赠别之外，杂有寄托”。《清牌类钞》收录了这十四首绝句，离情别绪与故国之痛交融，读来分外深情：
江南才子社秋诗，垂老心情数国悲。全缕歌残休长恨，钢人泪下已多时。
春风作态沫花飞，清辱盈筋照别衣。我欲复市施梵咒，要他才去便思归。（69）在这些诗作里，对伶旦的着恋是与对故国的怀念纠结在一起的，令士人追忆不已的故国繁华中，押优蓄童似乎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一项内容。
清初士人同性恋风气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明末四大公子之一昌辟骚的如举水绘园。冒氏乃如攀大家，其水绘园为江南名园，亭台楼阁，引人入胜，而冒辟疆性喜结交天下名士，因此在明末清初，这里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都是江南骚人才士聚会的重要场所：
四方宾至如归，若东林、几社、复社故人子弟，下速方伐、隐逸、缩羽之伦，来未尝不留，留未尝辄去，去亦未尝不复来。征君投辖开尊，辄出家令妖坐客。（70）当时社会蓄优拥伶的风气在这里表现得很充分。水绘园里的歌童杨枝、紫云、灵缝、秦箫诸人都是艺冠一时的伶童，据载：
徐郎（紫云）善歌，杨枝著舞，有秦箫者，解作哀备。每一发喉，必缓其声以激之，悲凉仓况，一座敬数。[71）
《服剩》卷二亦曰：
如泉留牌碳，家有园亭声使之胜，歌者杨枝，态极妍婿，知名之士，题赠盈卷。[72]
检点当时诗人名士题赠杨枝的诗词，数目确实相当可观，据《云郎小史》统计，有龚芝庵《定山堂集》中九首，王阮亭《渔洋诗集》中一首，程周量《海日堂集》中三首，陈其年《潮海楼集》中五首。
此外，这些名士集子中题赠灵雏、秦箫的诗词也非常多，他们与歌童都有十分亲密的交往。
在水绘园的这些歌童中，徐紫云（字九青）是最为著名的，当时名士猴有伸曾有诗赞道：“汉宫若得徐部入，不把河山禅董贤。”“秦箫为歌杨枝舞，就中紫云尤妩媚。”（7]紫云与著名词人陈维粽（其年）的一段生死缠绵情事，曾使无数的清代士人为之倾倒。据《狐剩》及《云郎小史》载，陈维秘未遇时，曾游水绘园，冒辟疆爱其才，延致梅花别壁，并让“保丽善歌”的紫云执役书堂。陈维秘对紫云“一见神移”。当时正值别墅中梅花盛开，他就天天“储紫云徘徊于暗香疏影问”，从此开始了两人长期的形影相随的同性恋生活。陈维秘为紫云写作了大量的诗词，其中（招怅词二十首·别云郎）首首深情，满是“旅愁若少云郎伴，海角寒更倍许长”、“独坐待君归未归，不归独坐到天明”这样的痴语。他与紫云的每一次小别，都是“检点行装，泪滴珍珠，叠满箱”。
他的一首《又别紫云》写道：
三度牵衣送我行，并州才唱泪纵横。生惜一片江南月，不是离笼不明。
陈维秘还请名画家为紫云作肖像，遍求题咏，得当时名士如冒辟疆、龚芝庵、王士稍等人的热烈响应，其中仅《紫云出浴图卷》就有名士七十四人共题诗一百五十三首、词一首及断句二，为一时盛事，以致当时的不少诗话都记载了这件事。后人将之编成（九青图咏）一卷，今图与诗皆存，可以看到卷中充斥着诸如“莫怪君王勤割袖，漫同罗浣春纱”，“江南红豆相思苦，岁岁花前一忆君“一类缠绵诗句。
大约在康熙三年，紫云成年娶亲，陈维格心情十分复杂。在中国古代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原则之下，婚姻是人生的必尽义务，陈维熬本人亦有妻妾子女，但他还是难以压抑自己沉重的失落感，他在素云的洞房花烛夜写了一首《贺新凉）相赠，词的下片云：
六年孤馆相依傍，最难忘，红蒸枕畔，泪花轻感。了尔一生花浊事，究转妇藏夫唱，努力做赛秸摸样。只我罗袭寒仅铁，拥批堂，难得纱窗亮。休为我，再惆长。
他们的感情当然没有因为紫云的婚事划上句号，两人依然有很亲密的来往。膝熙七年，陈携紫云离开如皋抵京，紫云在京中名声大噪，士人趋之若酶。后陈维秘得龚芝庵的推荐，入史省斋学使幕，又带紫云到豫州。三年后，偕紫云归宜兴老家。康熙十四年清明时节，紫云病逝于宜兴，陈维燃十分悲伤，以至“睹物辄悲，若不自胜者”，他写作了大量的非常动情地怀念紫云的感伤诗词，直至七年后（康熙二十一年）逝世。陈维秘与紫云的情事，给当时的士人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所以清人在怀念清初的这位杰出的词人时，往往会情不自禁地提到紫云，似乎这已成为士人心目中理想情爱的标志。
陈维搭和蒙云死后，水绘园里的盛事却还在继续，《舰剩）提到：
杨枝老矣，其子亦玉人也，因呼小杨枝。
一次水绘园中燕集时，有人拿出陈维热的情词传诵，于是名士邵青门即席赋诗曰：
唱出陈得绝妙词，灯前认取小杨枝。天公不断铺魂种，又值春风二月时。（74）
时序荏苒，此风不减。据载紫云之侄人称“小徐郎”，此外水绘园中又新有歌童徐雏和金菊，也都名擅一时。这种盛况似乎一直持续到乾隆初年。实际上，明末清初名士与歌童聚集的水绘园可以说是当时社会风气的一个缩影，投身其中的士人虽然未必都是严格意义上的同性恋者，却普遍地对同性恋持一种欣赏的态度。
随着清代政权的稳固和经济的发达，世风日趋侈糜，士人押优蓄童之风比明代有过之而无不及，许多官员士绅乐此不疲，金填《不下带编》卷六：
康据初问，海宁查考廉伊璞继佐，家伶独监，虽吴下克建也。娇童十辈，容并如妹，成以“些”名。有“十些班”之日，小生日“风些”，小旦日“月些”，二乐色尤蕴妙绝伦，伊琐酷怜爱之，数以花静载往大江需北诸胜区，与贵达名流歌要赋诗以为娱，诸家文集多纪咏其事。至令南北句栏部必有
“风月生”、“风月旦”者，其名自查氏始也。伊美下世已久，十些无一存者。庚资秋，查太史德尹酮琛，僧予饮烟雨楼，述之喷喷，因作八绝句以追艳之，兹录两首：“查氏勾栏第一家，十些新变楚词耶？骚翁独绝歌部绝，魂容风些与月些。”
“生魂早为艳歌招，十些花曹双领曹。院杀月些钩年吐，风些香到郑樱桃。”[75）所谓“郑樱桃”，是东晋时石虎的一个以善妒著称的要童，清人爱用此典故形容男宠。如（不下带编）卷四又有一例曰：宝应乔侍读石林莱有家份管六郎以姿仪称，己已春，车驾南巡，召至行在，曾蒙天赐，自此益矜宠。后侍读下世，六邮踪迹不可问矣。查夏仲慎行再见于都门策会，有诗云：“一群浓艳领花营，头白尚书兴最豪。记得送春笼辞立，酒痕红到郑樱桩。”诵之魂销矣。[7）
官员的行乐总是离不开变童的陪伴，甚至把这作为一种自己身份显赫的标志。《词徐丛话》言当时士人王文治“行无远近，必以歌伶一部自随”。写作于雍正年间的汪景棋《读书堂西征随笔》谈到当时福建蒲城令汪元仕“穷奢极欲，食则山珍海错也；姬妾则粉白黛绿也；像仆则宋朝子都也”。“宋朝”、“子都”都是上古著名的套童，这里指汪玩弄男色。乾隆时期曾出现过一个名倾南北的秦腔花且魏长生，俗称魏三，“名动京师，一时不得识交魏三者，无以为人矣”。据载他与当时朝廷的显要人物和砷“有断袖之宠”，“车骑若列卿，出入和砷府第”（7）。魏长生之徒陈银官，亦为名伶，曾与名士李载园交好，为时人所艳羡。78）当时士绅豪贵们聚会，侍宴的绝对少不了变童，王体《今世说》中有一则曰：
翁逢春游临安，莘秦中金二千于离庞下。一日，被酒归，跳金，伤其趾，连曰：“吾明B用汝不尽，不复称快。”迷遍召故人游士及妖童艳唱之属，期洁旦集湖上。是日般筋西冷桥，合数百人，置洒高会，所赠遗缠头无算。抵幕间问守奴龄金几何，则已告尽矣。（79]
土人且以与优伶交好为风流，这类事总是颇使时人艳羡，为士人笔记所乐于记载。如袁牧《随园诗话》卷四第三九条曰：菊正间京师伶人刘三，色艺冠时，独与翰林李玉潇先生交好。但阔先生未第时，甚贫，刘爱其才，以身事之。余疑而不信。偶过利发铺，壁上无名氏题云：“欲得刘三一片心，明珠十解万黄金。一钱不费偏倾倒，妒杀江南李翰林。”[80]
无论是这个无名的诗人还是袁牧，他们都认为这是一件风稚的事，羡慕李玉渊和刘三的一片真情。当时不少名流都有这类韵事，而这在社会上的效果往往是抬高了他们的身份。《花间笑语》列举清中期之前名人的同性恋铁事曰：
国初王紫稼与合肥龚装庵交好，事载梅村集《本事诗》。雍正同刘三侍李玉洲太史，助张少仪观察教父。乾隆间李秀章识毕秋吼尚书于风全，约同居处，报捷鼎元，都人以“碧岑夫人”呼之，事载《随园集》、《燕兰小请》。此外如庆成部唐玉林任侠传方敏川中丞，方兰如识庄本酶殿援于未第。[8]
这其中乾隆十五年左右的二位被称为“状元夫人”的伶童尤其轰动一时，赵翼《檐曝杂志）卷二曰：
京师梨园中有色艺者，士大夫往与相卿，庚午、辛未同，庆成班有方俊官，颇韶规，为否乡庄本醇舍人所呢，本醇旋得大魁。后空和班有李桂官者，亦波销可喜，毕秋机舍人押之，亦得修器。故方、李皆有状元夫人之目。二人故不俗，亦不徒以色艺称也。本淳爱后，方为之服期年之丧。而秋锐未第时颜窘，李且时周其乏，以是两人皆有声缩绅间。（82]
《阅微草堂笔记》亦曾提到这两位“状元夫人”。其中李桂官（字秀章）的情事尤为名闻遐迹，《随园诗话》详细记载毕、李两人情事曰：
李桂宫与毕秋机尚书交好，毕未第时，李服侍最股。病则秤药堂水，出则授糟随车。毕中庚展进士，李为购素册界乌丝，劝习跋试卷子。果大魁天下。深阳槽公前素愿进士包，重处樱桃之宴，阅桂郎在座，笑曰：“我措老眼，要一见状元夫人。”其名重如此。[83]
毕氏考中状元后到外地做官，李亦停止了自己的演艺生涯而前往陪作。这是清代官场中一段著名的风流韵事，“举世艳称之”，[8）士人笔记中提到这件事总是艳羡不已，它后来成为小说《品花宝鉴》里田春航和苏慧芳的故事原型。袁牧写了一首长达八十四行的七言歌行《李郎歌》，详述事情本末和他的向往之情，其中有句云：
一言从此定心交，孤馆寒灯伴寂家。为界乌丝教习字，为董宫锦替焚椒。延医释水春风冷，感背分凉夜月高。但愿登科居上上，数辞礼佛拜朝朝。果然庐唱半天中，人在金教第一峰。贺客尽携邮手撰，泥笺翻向李家红。若从内助论勋伐，合使夫人让语封。源阳相公闲置涵，口称歇见状元知。搭眼将花雾里看，白发荷荷时点首。君解何处最勾留，毕蒋熊萎当五候。四子非为讲德论，三生同上一钟楼。部名此际虽风动。部心镇日如山重。一诺从无隔宿期，千金只为多情用。岳岳高冠士大夫，乔松都要女罗扶。（85]
这首歌行写得磁畅淋漓，深得当时士人的喜爱和推重。同时期的著名诗人和学者赵翼也曾写过一首（李郎曲》，收录于（瓯北诗抄》：
李椰苦在长安见，高馆张灯文酒宴。乌云斜馆出场来，满堂动色惊绝艳。得部一盼眼波留，千人万人共生姜。人方爱看邮颜红，郎亦看人广座中。一个状元犹未遇，被即警睹识英雄。每当舞散歌阑后，来伴书韩琢句工。毕竞凳头扶醉起，鄂君被底把香哄。但中告臂监言切，并解继头旅食供。明年对策全门射，果然榜发魁天下。从此鸡鸣内助功，不属中闭属外舍。
袁牧认为士大夫如乔木苍松，需要伶童如女罗般的扶持陪衬方觉完美，面赵翼同样认为伶章可以代替女性起内助的作用。从这两首诗中可以发现，伶童在士人的感情生活里已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
曾经做过毕秋帆的幕客的钱泳著有一部笔记《履园丛话》，其中也记载了种种与毕秋机有关的男风故事：
五云者，丹徒王梦楼太守所蓄，素云、宝云、轻云、绿云、鲜云也。年俱十二三，垂挡纤足，善歌舞。余时年二十五六，犹及见之。越数年，五云渐长成矣。大守惟以轻云、绿云、鲜云造嫁。携素云、宝云至湖北送毕秋帆制席。审视之，则男子也。制府大笑，乃谓两云曰：“吾为汝开释之。”乃雍其头，放其足，为傻仆云。[85）这件事说明毕秋帜的好男风已是名声在外，故人多以童归之。同时也表明当时士人普遍有蓄童的习惯，并挖空心思地玩一些新花样。而毕氏幕下，或受其风之渐，或物以类聚，南风之盛使毕氏自己亦颇为不安：
毕秋帆先生为陕西巡抚，蒸中突客大辛有断袖之癖。
入其室者，美丽盈前。笙歌医叶，欢情亦畅。一日先生忽语云：“快传中军参将，要乌枪兵弓箭手各五百名，进署何候。”
成问：“何为？”曰：“将署中所有免子俱打出去。”后先生移镇河南，慈中宾客之好如故。先生又作此语。
余适在座，正色谓先生日：“不可打也。”问：“何故？”曰：“此梁孝王兔园也。”先生复大笑。（873
《清碑类钞》中也有有关记较：
乾隆时，毕秋帆抚跌，孙渊如观察客其幕。西安有歌者郭邮，与孙呢。一日，孙留之节署，至夜而妇，则门已扁，乃引郭梯后苑墙，以缝诸外。[8]
这些记载使我们看到的，都不仅仅是毕秋积个人的性倾向，而是表现了那个时代对同性恋的普遍的狂热。
乾隆时期的大文学家袁牧，亦以酷好男色著称，并自引以为风流。袁牧长寿，他一生的各个时期，都有过不同的歌郎伶旦陪侍左右。据载，在袁牧的青壮年时期的生活中，曾与张郎、袁郎、张彬、李郎、许云亭等伶童有过异乎寻常的亲密关系，其中许云亭为京师名伶，他与袁牧的关系浪漫得像一篇小说：
（许）名冠一时，群翰林蒸之。纠金演出，许声价自高，颇自矜贵。先生虽年少，而膝御朴素，蔽车赢马，料无足动许者，距许登台时，流盼送笑，目注先生，若将晓焉。先生心疑之，未敢问也。次日侵晨，许竟即门至，情叹绸缪。先生忻喜过望，引许为生平知己。（89）袁牧一直为这件事感到很得意，曾赠诗许云亭曰：
笙清簧暖小排当，绝对飞琼最擅场。底事一烈秋水剪，曲终人反顾周郎。
并将之载入《随园诗话》，（90]以后《品花宝鉴》中男主角梅子玉与杜琴言的一见钟情的场面，似乎就是取材于此，很可能它在当时士人中曾传为美谈。
袁牧在京中时，还与两位著名的苏州籍歌郎吴文安、陆才官情密意洽，“两人时来先生寓中，时人目为双璧”。据载吴文安年少美风姿，“供奉大内，声名籍甚”，他与袁牧似乎感情很深：
每适考试，吴为吮笔磨墨，耕当周至。及先生成进士。入词林，吴为欣喜者累日。期后先生以知县出都，吴送之米竹林而别。可梁携手，不尽依依，所谓“枪花翠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懂“也。[91）因此当时士人常“比之李玉桂之于毕制军”。案，吴、陆两人均为较纯粹的同性恋者，吴文安“娶妻一夕即离”，陆才官虽有一妻二妾，但他的愿望却是携妻妾同侍袁牧，“流连风景，颇有终焉之志”，后因袁牧母亲的反对而未能遂愿。三十多年后，三人偶然在苏州虎丘重逢，当时袁牧已六十多岁，吴、陆两人亦届知命之年，“握手款欺回首前尘，不胜故人何斟之感”。[921袁牧的仕宦生涯很短，但为官期间，他竟也不慧嫌疑，与歌郎过从甚密，一次还曾“手书小机贻郎，自明其相幕之意”；（93）并赠诗二首（后收入《小仓山房诗文集）卷五）。以后这位歌郎
“出入衙署，习以为常”。有意思的是，时人对袁牧此举的反应竟然是“不愧风流令尹也”。在这段时间，袁牧还与尹文端公的侍童李郎关系亲密：
公督两江时，与先生唱和，每一诗成，必为郎所持来。
积日既久，始而秘熟，继而帮呢。益李郎年轻而貌俊，为先生刮目也。（9）阔别多年之后，李郎与袁枚重遇于白下，于是他仍在随园住了数月，“感触前情，相与于邑不已”。
甚至晚年，袁牧的生活中仍有桂官、华官、曹玉田、金风等歌伶不一而足，自称“不肯离花过一霄者”。[95]每出门，必有歌童陪伴，据目击者记录：
先生时年六十馀，行市中不扶杖，而桂为搅手，市中人观而羡之，目为神仙焉。（96]
这位桂官姓钱，袁牧曾赠诗云：
小字桂校仙，钱王剧可。背歌周史雷，同泛鄂君船。
挽手胜扶杖，吹箫屡拍肩。妙莲花不染，恰是并天照。（97）所用的几乎全是同性恋典故。桂官善歌，一次他伴随袁牧到扬州寻春，舟中袁牧度曲，而桂官洞箫和之。事后衰牧自称颇得姜白石“小红低唱我吹箫”之趣。后来桂官因故离开，袁牧甚感碱凄，曾写诗道：
春未归时花已穷，落花那识院春悲。分明一样灯前坐，斗觉寒生恰为谁。
浮生聚散苦情多，五日缠棉奈放何？今夜江藏月如雪，玉人何处一声歌。98）与此同时，他还非常喜爱吴门名伶华官，观剧之徐，重赏缠头，面华官“亦以先生为知己，愿随之归，后居随园数年”。[9）.
袁牧的《小仓山房诗文集》中收有大量赠给歌童的诗作，有些还附序道其始末。今检点其目录，亦差可见其一生酷好南风之踪迹。如卷二《赠歌郎许云亭），卷三《颜郎），卷五《秦淮小集，座有歌郎，上元许令目慢之，郎亟引去，余迁令怜郎而调以诗》、
《挽施曼郎》，卷七《闻五月二十八日买舟渡江，吴下主人沈云卓、江两峰招两歌郎为余祖道》，卷一一《王郎诗》，《王郎诗》序云：
温咨山支部爱歌者王部，嫌贤弟宰上元，关防药阔，其同年庄念农做河房近部，戏曰：“从我朝少君。”温喜甚，邀余与吴兰臣、汪秋命等称疑前行且饮，温书诗册如蚕眠，纳王邮袖，诸公酬之。（1n0）又卷一七《题树斋赠别胡郎诗后》，卷一九《十一月十三日韦畴五副戎率公子虎丘饯别，造歌者张郎送归白下，别后却寄四首》，卷二一（李郎歌），卷二三《赠李郎三首》，卷二四《同桂郎寻春仅征，泊舟燕子矶有怀四首》、《桂郎归后，是夕客寓，抚然不能成寐二首》、《吴门返掉曹邮玉租仿桂生故事送余京口》、《吴下歌郎吴文安、陆才官供奉大内已有年除，今春为葬亲故乞假南归，相遇虎丘，略说天上光景，且云此会又了一生，余亦惘惘情深，凄然成咏三首》，卷二五《最赠庆郎四首》、《再赠庆郎四首》，卷二六《景阳阁席上题扇赠歌者曹郎六首），卷三一《袁郎诗为霞装补作》。此外又有《小仓山房诗集补遗》卷一《丹阳道上留别双郎六首》、《许郎席上追和庄念衣刺史景阳阁韵）。这些只是很初步的罗列，远非全面的统计，但数量已相当可观。总观之，其晚年的赠郎之作尤多于早年。我们还应该注意的是，袁牧与歌郎们押游往往多与士大夫共面非个人的偏嗜。
袁牧《子不语》亦载有一些颇值得注意的同性恋故事，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兔儿神》一则：
国初御史某，年少科第，巡按福建。有胡天保者爱其貌美。每升舆坐堂，必眼而伺之，巡按心以为疑，卒不解其故，胥吏亦不敢言。居亡何，巡按巡他邑，胡皆僧往，阴伏厕所，现其臀。巡按愈疑，召问之，初犹不言，加以三木，乃云：“实见大人美貌，心不能忘，明知天上桂，岂为凡鸟所集，然神魂飘荡，不觉无礼至此。”巡按大怒，毙其命于枯木之下，逾月，胡托梦于其里人曰：“我以非礼之心，干犯贵人，死固当。然毕竟是一片爱心，一时痴想，与寻常害人者不同。冥同官吏，俱笑我柳拾我，无怒我者。今阴官封我为兔儿神，专司人间男悦男之事。可为我立庙，招香火。”闽俗原有聘男子为契弟之说，间里人述梦中语，争醺钱立庙，果灵应如响。凡偷期密约，有所求而不得者，成往祷。
程金门日：此巡按未读（爱子春秋》劝勿诛羽人事，故下手大重。若狄伟人先生颇不然。相传先生为编修时，年少貌美。有车夫亦少年，投身入府，为先生推车，甚勤谨，与雇值不受。先生亦爱之。未几萧危，诸医不效，将断气矣，诗主人至日：“奴既死，不得不言，奴之所以病至死者，为爱爷貌美故也。”先生大笑，拍其肩曰：“痴奴子，果有此心，何不早说耶？”厚葬之。[l01]
这则笔记以两个不同的故事表现了袁牧一贯的尊重人情、宽容同性恋的态度。他认为，某御史因尊严不可侵犯而致胡天保于死命的态度是很不可取的，所以冥间之神也认为胡“毕竟是一片爱心，一时痴想”，非但不处罚他，反封他为兔儿神来“专司人间男悦男之事”。而秋伟人的旷达通情也正是袁牧本人的态度和主张。同时我们还需要注意的是，这则笔记还谈到了当时的同性恋宗教迷信活动，“兔儿神”之说显然不是袁牧的杜撰而是以传说为基础的。类似的记载，我们在其他的清人笔记中也时有发现，如梁绍王《两般秋雨庵随笔》提到“汲县有纣王庙，凡龙阳胥祷由于此”。[102]命较《梦厂杂著》亦言及“直隶河间府献县城隍庙，泥塑皂隶，昂首注目，状若倾耳而听。相传隶两耳无闻，喜为人作龙阳之煤。焚精罐，附耳私语者，实繁有徒”。“岭南潮州揭阳城隍庙，亦有聋隶，人俱呼为‘三官’。有调变章不得者，焚香隶前，以指抉其耳窍，吻近窍，密祷之，事无不谐。谐后，酬以牲醴。肩摩睡接，日夕不休。”（103]其实，对于当时日趋深入的男性同性恋风气来说，这些宗教迷信活动的产生也是必然的。袁牧《续新齐谐》卷六还载有一篇较长的同性恋传说故事
《多官），内容叙闽莆田有美少年名多官，一日于路上偶遇来闽探兄的江西举人陈仲韶。陈一见神移，遂修厚资拜于多官之塾师门下，两人成为同窗。陈百般殷勤，多官病，药价昂，陈倾金救之，两人终成呢。有恶人见多官而生色心，以计断绝他与陈的关系。然多官专一，取刀自剑。陈感其义，暂不再娶。这个故事与明末小说《弃而钗》里的《情贞记》相近，惟人物姓名、官职及结局稍异，可能是这两个故事都有其一定的事实基础，屡经传说，因生变异。
《随园诗话》中亦载有多则关于同性恋的铁事，大多为袁牧所耳闻目睹，因而相对来说是比较可暮的。如其中一则曰：
春江公子，戊午孝廉，貌如美妈人，而性俩慌。与姜不座，好与少俊游，或同卧起，不知乌之睡雄。尝赋诗云：“人各有性情，树各有枝叶。与为无盐夫，宁做子都奏。”其父中还公见而怒之。公子又赋诗云：“古圣所制礼，立意何深妙。
但有烈女祠，而无卖童庙。”
尝观刷于天禄居。有参领某，误认作伶人而调之，公子笑而建之。人为不平，公子日：“夫卿我者，爱我也。子独不见《春秋）谏诛图人章乎？惜彼非吾偶耳，怒则俗矣。”（104]
这位春江公子实有其人，曾与袁牧诗词唱和。他的同性恋自觉意识很强，而袁牧的字里行间，对春江公子的行止作派有很深的知己感。
大约是情趣相投吧，在袁牧的周周，有一批好男风的士人，而其中最突出的要数他的弟子刘霞装。刘恃才做物，生活非常放纵，以致“礼法之士，飞言如雨”，但他与袁牧关系甚契，曾随袁牧云游四方。其间且不断穿插一些与变童的情感纠葛。《小仓山房诗文集》卷三一有（袁郎诗为霞袋补作有序》曰：
在粤东时，袁郎师香年十七，明慧善歌，为吴明府司阁。乍见霞案，推襟送抱，苦不得一沾接，再三谋得私约。某日两情可申，忽主人奉大府微，火述蓄行。郎不得留，与霞装别江上，涕如廊。
袁牧的这首诗写得很轻狂，其中有句云：“珠江吹断少男风，珠泪离离验水红。缘浅变能生顷刻，情深谁复识雌雄。鄂君被底床才叠，荀令香炉座忽空。”[105）有时袁牧兴之所至，还让自己的要童与弟子同宿：
先生好男色，如桂官、华官、曹玉田辈，不一而足。有名金风者，其最呢爱也。先生出门，必与风供。某年游天台。凤亦同行。刘霞袭秀才，先生弟子也。时刘亦在舟中，一见风而悦之。刘年少，美风姿，亦颇属意也。先生描知两人意，许刘与风宿，作诗有“成就野鸳鸯，诸天色欢喜”之句。（106）郑板桥是乾隆时期的书画大师，大约是文人相轻吧，袁牧对他不以为然，认为板桥诗多率直语，而其书法乃野孤禅，两人相互攻评自矜。但他们在酷好男色这一点上却非常一致：惟先生多外定，则与先生有同嗜，徐犹断袖中，自无不可为引知己。板桥尝欲政律文管臀为答背，阅者皆笑之。先生语人日：“郑大有此意，惜断不能办到。然其所以爱护金臀者，则真实获我心矣。（107）乾隆年间书画家曾七如在其笔记《小豆棚》里亦记载了郑板桥的这方面铁事：
郑素有讼桃癖，一日听事，见阶下一小皂隶执发遥立，带红牙帽，面白衣黑，颇觉动人，遂见爱驶。有友戏问日：“降人者恒受侮于人，使其反差之，谋倒戈而相向场，何以御之？“郑曰：“撕受之耳，亦未必其血流深样也。”（108）稍晚于袁牧的著名学者纪昀，对于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同性恋风气亦颇为关注。这位四库全书的总纂官在公徐热衷于“追录旧闻”，今计（阅微草堂笔记》中有同性恋故事数十则，大抵皆为与同性恋纠葛有关的狐鬼神怪、因果报应的传闻，但它们都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性爱风气和趣味，有些篇章非常值得注意。如传统的女子狐媚模式在清代严重的男性同性恋风气之下，狐媚者的性别也随之复杂起来，大约是为了适应环境吧，妖怪不再光以美女的形象惑人，他们也时常现形为变童：有书生微住京师云居寺，见小童年十四五，时未往寺中。书生故荡子，诱与，因留共宿。天晓，有客排因入，书生奢惊，而客若无暗。侠僧送茶入，一若无。书生疑有异，客去，拥而圈问之，章曰：“公勿怖，我实杏花之精也。”[109）而那些本来好渔猎女色的积年老狐，在清代的传说中便也往往为变童的美色所动：
族祖黄图公言，尝访友至北峰，夏夜敏步材外，不觉稍远，阅林田中有呻吟声，寻声往视，乃一童子棵体卧。询其所苦、言薄暮过此，碧垂着艳女，招与语，悦其部秀，就与调德。女言父母皆外出，邀到家小坐，出瓜果共食。笑言既洽，弛衣登桶。比拥之就枕，则女忽变形为男子，状就矜狞，横施强暴，洁不敢拒，竟受英污，珠躏楚毒，至于晕绝。久而渐苏，则身卧烟蔓荒草间，并室庐失所在矣。益魅悦此童之色，幻女形以诱之也。[10]
狐之烯人，为采取计耳，非渔色也。然渔色者亦偶有之。表兄安涛北言：有人夜宿深林中，阅草间人语日：“君爱某家小查，事已诺否？此事元阳藏烁，销蚀真阴，极能败道，着何忽动此念耶？“又闻一人答曰：“劳君规戒，实缘爱其类秀，遂不能忘情……”其人觉有异，潜往窥视，有二额跳取去。ul）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阅微草堂笔记》中的一些材料还表明了当时的某些士大夫为了纵男色之好，不但押优蓄童，而且有意识地培养年幼童子熟习同性恋行为，促其就范，其卷六载云：王兰洲尝于舟次买一童，年十三四，甚秀雅，亦粗知字义。云父双，家中落，与母兄投亲不适，附舟南还。行李典卖尽，故薄身为道路费。与之语，羞涩如新妇，团已怪之，比就寝，竞弛服横陈。王本买供使令，无他念，然究转相就，齐意不自持。已而意伏枕暗泣，问：“汝不愿乎？”曰：“不愿。”问：“不愿何先就我？”曰：“我父在时，所蓄小奴数人，无不荐枕席。有初来愧拒者，辄加鞭管曰：‘思买没何为？愤馈乃尔！’知奴事主人，分当如是。不如是则当挂楚，故不敢不自献也。”（12]又其卷一二载曰：
相传某巨案喜智安重，而患其或愧拒，乃多买撇丽小儿未过十岁者，与诸意戏时，使执浊侍侧，种种淫状，久而见惯，视若当然。过三数年，稍长可御，皆娠流之舟矣。
纪的对这种行为很不以为然，他的观点是；
凡女子淫供，发乎情欲之自然。委童则本无是心，管幼而受给，或势劫利每言。[113]
用这种理论来解释同性恋的本质或许未确，但他却犀利地道出了在当时普遍的好男风形势下这些不幸的变童的被动和屈辱，道出了当时社会为追求男色而迷失了人性的狂热，自有其深刻之处。
到清中期，男性同性恋风气愈趋深入，尤其是在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士人普遍的好男风的习气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传统的两性关系，以至京师娱乐界呈现了一种“有歌童而无名妓”的状况，京城妓院较为集中的地点如金鱼泡等处，气象流倒，生意萧条、（燕京杂记》曰：
京师竭妓虽多，较之吴门白下，邀然莫速。紊商富官，多蛊感于优童，鲜有呕及者。至金鱼池、青草厂等处，连居比屋，当户倚门，过而帮者，尤为下流无耻。[u14]
成同间士人黄均宰《金壶透墨）描写当时士风曰：京师宴集，非优伶不欢，而著懈女妓。士有出入效馆者，众皆讪之。结纳维伶，则扬扬得意，自鸣于人，以为某郎负盛名，乃独厚我。[115]
（清种类钞）亦曰：
了西、成成间，南城姻索颇卑劣，视韩家潭之伶馆不如远荟。
藏光以前，京师最重像姑，绝少鼓察，金鱼池等处，特舆索涵集耳。[l16]
所谓“像姑”，即相公，指陪酒的伶童。何刚德《春明梦录》下卷也谈到晚清京城的妓院很难搅到体面的客人：
妓案在前门外八大胡同，凝集一隅，地极浓秽，稍自爱者绝不敢往。
小说《品花宝鉴》第十二回写风流才子田春航在南方时本来酷爱女色，赴京时尚是“妓女钱行，客祖道”，但他一到京城，就发现这里没有看得上的妓女，“此地妓女生得不好，扎着两条裤腿，插着满头纸花，挺着胸瘤，肠肥藿满，粉面油头，吃葱蒜，喝烧刀”。因此把田春航的“女色之心，收拾得干干净净”，但他同时却不无惊喜地发现，“京中唱戏的相公，却好似南方”。于是他风流放纵的生活内容也就变为押伶了。这可以说是表现京中性爱风气和这种风气对士人性兴趣的影响的一个最生动的例子。所以蒋士全曾以诗句指出当时京城娱乐生活中的这一特殊之处是“官妓居然是男子”！（01]
柴桑《京师偶记》对于当时变童盛行的状况谈得颇为具体：
泣童割袖之风盛行于今，执役无俊仆，皆以为不韵；佑酒无歌童，便为不欢。内府之雕鞍我马，锦衣绣被，下这优伶章服，可谓扫地矣。近亦曾禁其服饰，未几而倍侈如故。（118]
与京城邻近的天律，当时的情况也大致相同，都以歌童代替女妓：
凡张宴请客，有以清宴不欢者，必书小红纸，传失歌童来情籍，日“叫局”。童子应命赴局，谓之“赶条子”。来则执查劝酒，情致缠编，大有“翠袖股勤撑王钟”之概。119]
《津门杂记》还提到这些陪酒的歌童“供人舞呢，任所欲为。后庭一曲，真个魂销。其命薄无奈如此”。
没淫于这样的社会氛围中，几乎绝大部分的士人都会有或多或少的同性恋纠葛。伶旦与士人交好竟然成了人们心目中最自然的性爱关系，正如蒋士链所描绘的当时官员们的娱乐生活的状态是“人前弹昵千万状，一客自持众客嗔。酒阑客散壶金促，笑伴官人花底宿”。（120]士人与优伶须臾难离，无论是清谈闲游、吟诗作赋，还是豪华宴会、假日聚饮，他们都少不了要有相公们陪酒，有人甚至认为，下酒馆而不叫一个相公，“叫走堂的也瞧不起”。（l21]清中期的名士梁绍壬自称平日对诸伶陪酒“往往漠然”，于是“人或以矫情讥，或以木石请”。但其实他也曾为一名伶童而“颇难自持”，为他写过“愿作鸳鸯申后约，化作蝴蝶梦前身”，“不沾情处惹情魔，如此相思可奈何”这样缠绵的诗句。他如此多情，尚被人讥为“矫情”“木石”，那么其徐士人对男风的狂热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因此，梁绍王曾以诗句对时风作了这样的概括：
软红十丈春风酣，不重美女重美男。宛转歌碳费金续，美男收成如类女。[122]
确实，当时使举国若狂的领风骚者都是年少的优童，女妓则相当寂寞。这四个诗句，也可以说是对清代京城性爱风气的最准确生动的概括。我们知道，明末时虽也有严重的男性同性恋风气，但在社会上领风猛的毕竟还是马湘兰、李香君、柳如是、董小宛等一代名妓。而清代士人所热衷于谈论的、全身心倾慕的却只有美貌的小旦，妓女似乎完全被忽略了。有清一代，名妓寥签，几至于绝迹，这当然不是因为清代的数百年间没有灵慧美貌的女效，也不仅仅是因为清代的禁效（明代也禁妓），而是因为她们已不再是性兴趣的中心，伶童取代了她们的位置。风流士人们摔的是名旦而不再是名妓。捧伶押伶之风如火如茶，京城中伶童蜂起，名旦代出，王公贵族争纳宠童，各种品伶捧伶的书刊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名流才士纷纷以与名旦交游为荣事。风气至此，士人的性兴趣似乎完全转移到同性方面来了。
在这种风气之下，过去在同性恋小说里出现过的男扮女装作待妾的情节在现实生活中也真的发生了，（清碑类钞·优伶类》
载曰：
五九为光绪时京师美伶，张樵野传部要之甚。需招之至家，使改妇人妆，侍左右，日酬以五十金。令家人仆役呼之为少奶奶。久之，亦遂视之为少主妇也。[123]
有人甚至因为在同性恋风气中渔色过度而：
成丰己未，长沙有某庶常者，父逝祖存，家无次丁。弱冠登第，喜渔色，宿优宿熠，榜后不百日而亡矣。亡时，汗血淋漓，戚阳于螺车中，怀中犹抱一伶。[24]
太平天国曾以妇女解放等开明政策令人耳目一新，但太平天国革命正值清代男风盛期，这种风气同样大大地影响了起义的领袖们，据《金壶逝湿》载：
贼店幼童十二三岁者，六千龄人，尽行得割，而误去外肾死者十六七。秀清选其姿色秀丽者，敷粉聚足，着绣花衣，号为男妾。如候裕宽、李寿春、钟启芳、王俊良等，皆极好美，有巧思，能以侧烟得诸逆欢。[125]
身处其中、为时代风气所媒挟的清代士人当然不会察觉到这种性爱风气的特异之处，我们现在从浩瀚的清人文献里虽然不是没有发现对它的怀疑、否定、谴责，但这种声音太微弱了，几乎总是被时代潮流所淹没。但是，中国十六到十九世纪末男风盛行的状况在当时性观念迥异的西方人士中激起了强烈的反映，早在晚明时，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他的回忆录里，就以十分憎恶的口吻讲述了他在当时北京衡头所见到的情景：公共场所里到处是精心打扮的男妓模样的少年，一些人买回这些少年，教会他们弹琴、唱歌和跳舞，然后涂脂抹粉、艳装戴饰，打扮得忧若类女。就这样，这些可怜的少年正式开始了可怕的卖淫活动。[126）
1806年，一位英国旅游者义愤填席地记录下了他的所见：
这种极其令人憎恶的犯罪和非自然的行为在他们看来却那么地没有羞耻感。甚至这个国家中的一些高级官员也都津无忌惮地谈论此事而不觉得有什么难堪，并且几乎每个官员都会有一个俊美的樊章，他们大都在十四至十八岁左右，衣着入时。[12）一份出版于1835年的西方杂志中有一篇文章写道：它（指中园的勇性同性态）的存在范围很广，几乎追及整个帝国，充其是在那些为民父母和作为道德表率的官员中同样存在。（128）当时的西方正处于极端鼓视和仇视同性恋的时期，因此只要是一位有教养的绅士，通常都要对同性恋表现出极大的羞耻感并进行义正词严的谴责。但我们应该承认，这些文章里所描写的现象，都是当时中国社会上存在的客观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