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作使童男变童女一一清代的相公
从清代中叶至民园初年，社会上对饰演旦角的男性伶人有一个流行的称呼—一相公，值得注意的是，这不是个一般的称呼，其中性的含蕴比纯粹的演艺因素要多得多。与我们今日的演员观念大不一样的是，在明清时期，倡优两字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从上面几节的叙述我们已经可以看出，当时充当同性恋行为中被动角色的大半是能唱曲的歌童。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倾向在清代被大大地发展了，而且歌童的身份也随着当时戏曲的繁荣局面而进一步地专业化为伶且。
称伶旦为相公，最早似出现在清代初年，艾构居士《豆棚闲话》第十则《虎丘山贾清客联盟》写了各种在虎丘兜搅生意的人，其中就有一首以《相公》为题的写男色自售者的诗：举止轩昂意气雄，满身罗的弄虚空。拼成日后无聊赖，目下权称是相公。（129]
又《儒林外史》第四十二回与南京的伶旦葛来官在收受汤大爷的礼物时，嘱咐仆役道：
你向相公娘说，摆洒出来。[130）所谓相公娘，相公之妻也。可见当时相公之称在南京亦颇流行。而从这两例来看，相公这个称呼还远没有成为清末时那么可怕的蔑称，相反，它似属一个中性偏上的职业性称呼。不过，当时社会上对伶旦还流行许多别的称呼，如小唱、小官、歌蛮、优童等等，相公只是其中的一种。
大约在乾隆中后期，“小唱”、“小官“等称呼逐渐消失，尤其是在京城，对伶且形成了一个相对固定的称呼——相公，并一直沿用了百徐年。《金台残泪记》卷三曰：
京师梨园旦色日相公，群趋其轮者日红相公，反是日黑相公。131）这个称呼使当时很多人都困惑不解，因为“相公”历来是一种规格颇高的尊称，与伶旦的低贱地位很不相称，写作于乾隆中晚期的粪炜《巢林笔谈》卷五曰：
相公二字，宰辅之称。以之称士人，岂以士人读书谈道，有可以为相之具，不妨过为期许，犹之大台柱，即籍擦之意平！近来部中至以相公称优人，将毋以登场搬演，亦有为相之时款？（132]
晚清一些士人便怀疑“相公”乃“像姑”之音讹，《津门杂记》卷中优伶美其名日相公，即像姑之说音，言其男而像女也。[133）
（侧帽涂谈》亦曰：
维伶本日像姑。言其貌如好女子也。令说为指公。按此名古惟宰相得而称之，至大家子弟及茂才亦房是称，然已嫩其滥，今竟加之至贼之份，致京宫子弟其仆转不敢以此相称。l34）但这种解释颇为可疑，“像姑“一词，从未见于此前任何史籍，而无论是北方或是南方的语音，“相公”与“像姑”之音也都还不至于混淆，并且“像姑”一词带有过强的形容的性质，很难成为一种称呼，因而此后也极少在文学作品及笔记中使用。因此说像姑音讹为相公，不过是一种想当然的曲解。那么，究竟缘何称伶旦为“相公”呢？近人齐如山《戏班》中考证曰：
有名脚进款较多，燥公窝人多，饮食起居，皆有拘末，故另租一房自己居住，此即名曰私寓。居住日久，又系好脚，自有友人介绍小孩前来拜师求学，此即名日私离徒弟。偶有师傅之朋友来窝，亦皆如家人父子，同起同坐，共桌而食，于是友人中，因恭维师傅尊敬徒弟之意，特呼之为相公。则相公两字，不但非更辞，且与官宦人家一样极类称也。近人不知，书日像姑，土气极矣。
齐氏的这段话似较近情理，相公之称最初应属恭维之辞，只是到了清中叶之后，才转变为对陪酒怜旦的专称（伶旦的私寓，也从这时开始演变为陪酒接客的专门场所——令清末伶人深感趾辱的私寓制），并具有了一定的内涵外延。一般来说，被称为相公的必为伶旦，《品花宝鉴》第四十二回杜琴言的师弟谈到入了华府做仆从的琴言时说：
如今他也不算相公，不召戏了。（13s5]
当时的绝大多数伶旦平日都必须陪客。但仍需注意的是，伶人与相公并不能完全划等号。如果这位伶人并非旦角，或者他已为某豪费买下做私家乐人而不再在社会上献艺，那么人们都不敢以相公称之，（品花宝鉴》第三十六回杜琴言受了买十一的调戏，哭着喊道：
我如今改了行，你还当我相公看待，糟塌我，我回去告诉我主人，再来和你说话。另外，那些终于出师、并坚持从此不在社会上陪酒的伶旦，人们也不敢以相公目之。只是这样的伶且在清代是极少数，因为他们的师傅轻易不会放他们出师，因而绝大多数的伶旦，即使红极一时，也都还得兼顾陪酒的业务，在宴席上向客人行礼，他的地位永远低人一等。关于这方面，细读小说《品花宝整》及当时的有关笔记就可以明白。（13）清代的相公没有例外地来自于贫穷或不幸的家庭，他们或是家贫无以维持生计而被卖出；或是父母双亡的孤儿：或是家庭突遭变故而被官府断入梨园作为惩罚；或是本为伶人后代，难以选择体面的职业。需要注意的是，在他们之中，极少有人是因为出于兴趣爱好而心甘情愿地从事这一行的，几乎所有人的出身背景都笼罩在屈辱和无奈的阴影中。《金台残泪记》卷三谈到相公的出身曰：
八九岁，其师货其父母，券其岁月，按至京师，教以清歌，饰以艳服，奔尘的酒，如营市利焉。[138）
《风城品花记》载当时走红的伶旦妙珊：
父母皆燕人，器贱业，贫无依，器诸瑞春堂。139）
（金台残泪记）卷三写红伶旦青梦：
离家亦九岁，其父引至间门茶园，其师先在，出十数婚券即行。不以别母，心尝钢例然。[140）他们的出身大都这样酸楚。
太平天国起义之前，京师相公多属南籍，主要来自苏州、扬州、安庆等地，《燕京礼记》载曰：
优童大辛乃苏扬小民，从粮赦至天津，老优买之教歌舞以姻人者也，妖态艳收，东于秦楼楚馆也。14t）大约是战乱造成南北阻隔吧，之后北人亦渐染此业，多为大兴等京城周围邻县因早涝饥荒等灾祸面不能自存的贫民子弟。翻阅潘光旦《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可以发现当时北籍伶人走红的也很不少。但从清代士人笔记对相公的品评看，南方的伶旦以其灵秀温柔面更受欢迎，面姑苏尤属首选。《品花宝鉴》中所写的那些妖媚巧的伶且大半出自姑苏，余则皆自扬州。
儿童需入乐籍之后大多要经过一番严格而艰苦的训练并被刻意地培养出一种女性化的白皙和弱态来，以期迎合社会上的流行趣昧。《侧帽饮谈》曰：
凡新进一伶，静闭密室，令恒饥。旋以粗牺草头相响，不设油盐，格难下咽。又如是月，面首转白，且加润焉。142]
《清种类钞·优伶类》载这些相公的训练程序通常是：学语、学步、学视，展兴以淡肉汁蜜面，饮以妥清汤，肴侯亦极浓粹。夜则数药遍体，唯窗手足不涂，云泄火毒。三四月后婉好和处女。回蜂一顾，百烯横生。[143]
戏曲在清乾隆之后达到了历史上少有的繁盛状态，万众趋之若骛。现在我们从各种史料中可以看到，当时北京戏班之多令人惊诧，据《日下看花记》载：
昆腔、弋阳、梆子、柳各腔南北繁会，笙馨同音，歌咏升平，伶工荟萃，莫盛于京华。六大班旗鼓相当，名优云集，一时称猫。（144）又《燕京杂记》日：
京师优童甲于天下，一部中多者近，少者亦数十。（145]
而戏曲中后起之秀的微班，一时风靡天下，当时在京中就有四喜、三庆、春台、和春四大名班。但实事求是地说，戏曲的这种繁盛状态首先却并非出自人们对艺术的热衷面是与清代社会“酷重男色”的风气相辅相成的。这个时期所涌现的大量的戏曲品评著作，都是专议旦角，不及生净，对旦角亦首重其色、艺则次之，因而清代汗牛充栋般的品伶之著读来多如明代品妓的花谐，与艺术几乎无关。《品花宝鉴》中的风流才子田春航的两段话很能代表当时士人热衷于上戏园的心态和欣赏趣味：
我是讲究人不讲究戏，与其戏雅而人俗，不如人雅而戏俗。（146]
我是重色而轻艺，于戏文全不讲究。脚色高低，也不懂得，惟取其有姿色者，视若至宝。[14]写作于嘉庆年间《都门竹校词》中有诗道：
坐时双脚一起盘，红纸开来窄戏单。左右并席人似玉，满园不向戏台希。[148]
这首诗敏锐地点出了当时戏园的特有风景。当时的很多观众，到戏园都不是为了看戏而是为了欣赏相公的姿色。《侧帽徐谈》
指出：
生旦之曲，宣于浅斟低唱。维伶喉气未充，仅能随萧声依约常和，而观此等剧者，赤以色不以声也。[49]
邱姑羹《教园赘谈》亦曰：
集园坐满，客之来者，不仅为聆音赏技。（150由于都城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特殊位置，士人云集，北京在清代也一直是全园的拥伶蓄童风气最盛的所在，正如（品花宝鉴》中的梅子玉所说的：“这京里的风气，只要是个小旦，那些人嘴里讲讲都是快活的。”[15]一时间戏园（俗称茶园）在京城星罗旗布.据《金台残泪记》卷三载：
地安门外茶园一，宣武门外茶园一，崇文门外茶园一，正阳门外东茶园四，百茶园七。（152]
正阳门外亦即大栅栏一带，为清代北京娱乐中心地带，戏园最为集中。《侧帽徐谈》曰：
戏园盛于大栅栏，带比鳞次，博有于数。各班数日一轮，不拘某园必演某班。（153]
道光年间李光庭《乡言解题）卷三曰：大栅栏戏馆似酒馆，高悉望子。[54）这些戏园都为有翔伶癖好的有钱人设了专座押旦色者日“斗”，争垒下场门。
二“斗“每据一几，虚其位，待旦色入座问安，立于仆竖之间。[15]
《梦华琐簿》曰：
楼上最近临戏台处，左右各以屏风隔为三四间，日“官座”，豪客所集也。官连以下场门第二座为最贵，以其寨帘将入时领于掷心卖狠。[156]
嘉庆年间得硕亭《草珠一串》有诗记载这种状况曰：茶园楼上最销魂，老斗钱多气象浑。但得隔帘献微笑，千金难买下场门。157）
《品花宝鉴》第三回中有一段文字生动地再现当时戏园的同性恋风情：
戏房门口帘子里，有几个小旦，露着雪白的半个脸儿，望着那一起人笑。不一会，就楼三聚五的上去请安。远远看那些小旦时，也有斯文的，也有伶倒的，也有淘气的。身上的衣案却极华美，有海龙、有狐腿、有水猴、有染貂，都是粉妆玉琢的脑袋，花嫣柳媚的神情。一会儿靠在人身边，一会儿坐在人身边，一会儿扶在人肩上。这些人说说笑笑，像是应接不裂的光景。（158]
听戏之后，有钱人便携相公去酒楼取乐，据《金台残泪记》卷三日：
茶园左右前后皆有酒馆，又日酒庄，一食万钱，诚销笙帐邪。嘉庆间曾禁按优入馆，未几复数。（159]
乾嘉年间杨米人《都门竹枝词）亦曰：
小旦亲来为执查，两边官座碧纱厨。日斜戏散归何处？
宴乐居和六合居。
相公陪酒时有一定的礼仪程式，到酒楼后，要向客人点头，就案取酒壶，遍向座客斟酒。斟毕，乃依老斗坐，唱一曲以作酒。到后来相公泛滥时往往也有不唱曲的，但猜拳饮酒，一般都要为
“老斗”代之。[160]
性的袭猬往往也是陪酒活动中必不可少的，除了轻薄的调笑之外，其中较典型的如“敬皮杯”这项肉麻恶劣的活动，亦即由相公先喝一口酒含在嘴里，然后口对口地转给客人，（品花宝鉴》
第八回描述了“敬皮杯”的过程：
二喜便隋在元茂身上，端端正正的，将元茂的头棒正，往上一，元茂便仰着脸，二喜却把那一点珠唇，紧贴那一张网嘴，慢慢》将出来，一连薇了三口。[16]
客人们饮酒起兴时，大多还都会让相公坐在自己的膝上，揽在怀中，甚至于发生直接的性的关系，据（品花宝鉴》及当时士人的一些笔记，戏园附近酒楼上往往还附设暗室和床褥，以供押伶的客人使用。
清代相公的人数现在虽无法统计，但从笔记中所载的“大棚栏诸伶之车遍道，几不可行”[162】的状况看，其数量必定是相当可观的。由于相公人数愈来意多，相公们的居处也就由清初的聚居于韩家潭一带扩展到城中各处，《金台残泪记》卷三载：
王桂官居粉坊街，又居果子巷；陈银言尝居东草厂。玉皇庙、韩家深、石夹胡同、猪毛胡同、李铁拐街、李刹顿胡同、贩子唐、陕西卷、顺胡同、广福斜街，每当华月照天，银年据夜，家有愁春，巷无闲火，门外青穗鸣咽，正城头否角将菌矣。尝有倦客侵晨经过此地，但间莺干蒸万，学语东风，不党泪随清歌并落。璧平，是亦锅魂之桥、珠香之润邪？[163）
繁华状态，令人惊诧。
清代相公除了戏园中的活动之外，其营业方式和档次也都是有区别的，“优童外又有刺头仔，名曰远蓬。又有锁子房，惑人者不一面足”。（164]大致来看，约可分为三类。首先是著名的相公私寓制。这是清代相公的最主要的营业方式，私寓主人多为有一定名气的伶旦，有的还是红极一时的角儿，因而在各类相公中，档次亦属最高。据《侧帽徐谈》、这些相公大多是正式挂牌营业的：
皆是们外挂小牌，镂金为字，日某某堂，或署名其下。
门内悬大门灯笼一。金乌西坠，蜂蜡高然，灯用明角以别妓馆。过共门无须问讯，望而知为妹子之庐矣。（165）清末何刚德《春明梦录》下卷较为详细地记载了这类相公的主要活动内容：
唱青衣花旦者，貌类如好女……其出色时，多在二十岁以下。其应召也，便衣穿小靴，唱曲偷活。其家名为下处。下处者，京中指下朝魏息之所为下处，故借以名之也。若就饮英家，则备十二蔡以下酒，酒后裂粥而散，名日排酒。酒钱给京果四十千，又下走十千，按银价不足四会也，或在其家请客，名日吃饭。吃饭则视排活郑重，一廊之费多者廿四全，少者亦必在十金以外，下走之物，则视席之丰啬而定。
其候较寻常酒馆为特别。
因下处甚清雅，夏则清策疏帘，可以观突，冰晓冰堂，尤可供雪藕浮瓜之便。冬则圈炉赏雪，一室烘烘，饶座磨花，清香扑鼻，入其中，龄有乐而忘返之意。像姑或工画、或知书、或谈时事、或熟掌故，各有一长，故学士文人皆乐与之游，不仅以顾曲为贯音也。[166）
这类相公多较为珍惜自己的名声，因而客人在相公的私寓，一般不敢过于放肆，双方都努力维护一种文质彬彬而又十分浪漫的关系。相公私寓服务质量很高，为客人想得很周到，寓中往往还备有许多小纸灯，客有徒步来者，临去则各予一灯，囊火以行。
《梦华琐簿》载曰：
中北城所属胡同，入夜一望，荧炎如列星，皆是物也。[167】
这种私寓制，迟至民国元年四月，经名伶田际云（艺名响九霄）倡议，方被废除。
唱档子或称花档子是较私离低级的清代相公的第二种营业方式。戴璐《藤菌杂记》卷五：
花档子散处前门左右，鲜衣美食，一无所能。色衰音变，则为弹手教演幼查。若无资，即执鞭赶车，否则入鸡毛房矣。[168）又《水曹清暇录》曰：
向年最行档子，盖选十一二龄清童，教以淫词小曲，学本京妇人装束。人家宴客，呼之即至，席前施一跳能，联臂踏歌，或溶秋波，或投纤指，人等欢笑打彩，没撒钱帛无算。[169]
这些人不会唱成本的戏，只能唱一些小曲，表演也极为简单，凭着少年美色，能获得一些收入，但由于一无所能，因面档次亦大为降低。蒋士《京师乐府词·唱档子》详细而生动地描绘了档子的状况和其中相公们的辛酸：
作使童男变童女，窄袖弓腰态容与。暗回青眼柳窥人，活现红妆花解语。慈来低唱想夫怜，怨去微歌奈何许。童心未解梦为云，客很无端泪成雨。尊前一曲一魂销，目成居语师所教。爸红酒绿声声慢，促柱移弦节节高。富儿估客呈秦佚，铸银作钱全楼屑。一歌脱口一综头，买笑买喷争钾衰。夜雨卸妆收眼波，明朝酒客谁会多？孩提羞恶已无有，父兄贪忍终如何。君不见莺喉一变蛾眉延，斜抱琵琶定场屋。不然去做执鞭人，车前自理当年曲。（170]
最低的一类是雍头铺中的男妓，如（品花宝鉴》中所写的翠官和天香（第三十四回），他们也一般地梳妆打扮，却不会唱曲，更不会唱戏，因而严格说来并非相公。这些人所交往的，多为社会下层之三教九流，有身份的官员土人很少与他们来往。由于清代京城押伶蓄童之风盛极一时，相应地京中相公的职业化程度之高，亦远出于外省。小说《品花宝鉴》写一个江苏秀才姬亮轩初到京城，“见了京中小且，觉比外省的好了几倍：第一是款式好，第二是衣服好，第三是应酬好、说话好。”他并且认为，“外省小旦相貌却有极好的，但是穿衣打扮，有些土气。”[17]
清代一部专写伶旦的笔记《怀芳记》亦曰：
都中歌伶之教子弟，雅步焖行，绰有矩度；掉头掷眼，各具精神。虽监俗不同，而一攀一笑，皆非萄作。（172]
（园赘谈）更曰：
京师帮优之风，冠绝天下。朝贵名公，不相避忌，互成惯俗。其优伶之蓄修容饰貌、眉听目语者，亦非外省所能学步。（173]
为了迎合当时社会特有的审美趣味，清代的相公们都有意地追求醋肖女性，以女性化的姿态装束去招保顾客。这种刻意的模仿也许首先应推被称为“狐媚教主”的魏长生。据史载，清初且角原多在头上戴网子，人称“包头”，但魏长生标新立异，有意改梳与女人无异的水头，“一登场，观者叹为得未曾有，倾倒一时”。[174]于是且角们纷纷仿效，旦角水头亦从此相沿下来。据
《燕兰小谱）载，魏长生还装小脚登场：
京旦之装小脚者，苦时不过数出，举止每多瑟缩，白魏三擅名之后，无不以小脚登场，足挑目动，在在关情，且阅其婚人状，若香侯之梦与楚子搏。[175）此后清代旦角以踩跷装小脚几乎成了一种定式，有的甚至真的像女人一样缠足，《燕兰小谱》、（清代声色志》中都有所记载。民国期间，旦角跷功经梅兰芳倡议方被废除。
当时人们欣赏伶旦，往往最讲究的就是他们维妙维肖的女子气。许多品伶捧伶之作，也都重在这个方面，如（燕兰小谐》中的“姚兰官目”称之为：
纤腰瓜梦，细歌寒府，强之绝仅柔端女郎。（176）
“金桂官目”称之为：
清姿瘦骨，腻理柔容，如候巍隔之静女。i7n
《风城品花记》的作者香溪渔隐历叙自己狮伶种种经历，他所看重的伶旦亦多以其如女：
有维伶年可十一二，服饰不华而顾盼生姿，娟好如美女，心窃爱之。（78]
清代的猬伶小说，也都没有例外地以写伶旦的女子般的美貌为乐事，可以说这既是人们对伶旦的审美期待，也是生活现实的反映。
相公行业还流行种种行话，如称押优者为“老斗”。老斗入相公私离闲话，谓之“打茶围”179]。饮于酒楼，召伶销酒，谓之
“叫条子”。伶应命，谓之“赶条子”（180）。这些行话有不少都是从妓院行话中沿承过来的，它也可以说是相公私寓制与妓院的实质性相似的最有力的证明吧。
随着行业的逐渐发达和人数的增加，本行业特有的迷信活动随之出现，咸同间士人平步青《霞外漉屑》卷一O曰：梨因演剧，后场必供奉老邮蓄萨。按《寄弟残赞》：“吴中老郎庙，梨园子希祀之。”[181]
《巢林笔谈》续编卷上：
梨园新称老邮菩萨者，一粉孩儿也。平时宗之，临场子之，联倒殊不可解。[182）清乾隆问汪鹏（袖海编》中有一段话颇值得注意：
习梨园者，因共构相公庙。相公之传，自国人始。旧话为雷海青而祀以其姓，去雨存日称田相公。此虽不可考，然以海青之志，庙食固宜。而伶人祖之亦未继。若祀老部神者，即以老邮神为唐明皇，实为轻袭，甚所不取。近因王午年阔人司类交证，确金聚众，几致不测。白于使院，檐而究之，尽出于教习梨园者。乃逐其人而毁其庙，今尽拓为库基。（183]
从这段话看，相公们都有自己特祀之神，而且还不止一尊。据
《金台残泪记》卷三载，京中的相公们还组织起自己的赛会迎神活动。
三月十八日，诸旦色赛会迎神，日“相公会”。
四月初一礼神于通州丫警山。（184）
实际上，这两个日子也可以说就是他们自己特有的节日。我们在明末小说《龙阳逸史》中曾读到过正月里小官们齐聚于庙中祈神的情节[185），但晚清北京的相公会显然规模更为宏大。这种公开的宗教活动，表明相公们已有了集体自我意识，已成为一种独立的、不可忽视的社会阶层，虽然身份地位依然低贱，其行业却为社会所承认并具有一定的影响。
由于相公在社会上拥有一个非常热烈的市场，因而当一个伶人走红时，他似乎就会十分风光、显赫，甚至是不可一世的。早在康乾时期，优伶们就曾有“乘轩”的记录。《巢林笔谈》卷四曰：
肩舆之作，古人有以人代畜之感。然士大夫居乡，位望既尊，固当崇以体统，不谓僧溢之极。至优伶之贼，竟有乘轩趁演者。[186]
到嘉庆以降，伶人乘轩已司空见惯，不再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当时青春关貌的相公的收入是相当可观的。《燕京杂记》曾言及他们日常收入状况：
其色艺绝者，名嗓一时，岁入十万，王公大人至有御李之喜。
达官大估及豪门贵公子扶优童以赴酒楼，一笼之费动至数百金，倾家荡产败名丧节，莫此为甚。其都中恬不为怪。风气较然也，概夫！
日格数笼酒，一巡即登车驰去，人不得留之也。每路一楚，或酬十会，或酬数金，至货赐之物，金玉珠翠，帮袍属锦，莫知其效。（187】
道光年间杨静亭《都门杂味》亦有句云：
身无百万黄金领，老斗名难买到家。[188）名相公们的精舍雕车、锦衣轻装往往也会令豪门贵公子艳羡不已，许多士人笔记记载了有关状况，如《凤城品花记》记述一个相公的寓处：
窗明儿净，壁上皆名人书画，案头设绿等梅一盆，清芬通人，无纤毫全俗气。[189]
《燕京杂记》描述更为详细：
优童之居拟于豪门贵宅，其厅事陈设光耀夺目，锦幕纱厨，琼建玉儿，周彝汉漏，衣镜壁钟，辛是豪门所未有者。至痰室一区，结翠凝珠，如临春阀，如结绮楼，神仙至此亦当迷矣。出门则雁车映日，健马嘶风，表服燃翩，绣衣楚楚，浊世佳公子固不若也。[190]
类似的记载，还见于多处，小说《品花宝鉴》的有关描写尤为生动。但名相公们的衣饰车马虽可能胜过贵公子，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却绝对享受不到一点贵公子挥洒自如的气派。最直接的原因是，在他们的背后还有一个坐收其利的师傅。雕车轻袭其实不过是作为相公的一种讲究的包装而已.他们的巨额收入也绝大部分都得上交师傅。在外面他们妆饰得娇柔如花，但一旦未能赚到足够的钱回家便难免遭师傅的打骂。《凤城品花记》写到当时非常走红的相公妙珊自诉：
其师性贪，日黄缠头。不满欲壑，算以指指原肤，不堪凌虐。因视之臂，从痕宠然，且曰：“局促辙下，火坑不可以久居。”[191）这些师傅之势利苛刻，很类似于妓院中之老转。为了更严密地管制相公，他们往往还派专人盯梢，掌握相公的动向，当时俗称
“跟兔”，（侧帽绘谈）曰：
跟免即若辈随人之号，名为随人，实其师之羽翼。若辈畏之如虎，侍坐稍久，其入壁衣微术，即闻声而出。或互相口角以至用武，一经知觉，面斥不少假借，甚且告于其师而夏楚之。（192）这些师傅之狠苛，使许多良心未泯的伶人在年长之后很不忍心干这个行当，如当时著名的京城“三法司”之一杨法龄，脱离乐籍后，买屋于石头胡同，杜门却扫，不畜子弟，他说：吾备尝种种苦趣，受无量恐怖，幸得解脱，登清凉界。被弧喊小几女何率，奈何忍速今著炉火上耶？（193）其实，师傅的管制盘剥还只是一个方面，一个令相公们痛苦和自卑的更深刻的原因是，当时社会虽然男风盛行，不少士人且引以为风流，但人们宽容或赞货的却只是同性恋中的主动方面，作为被动方面的相公们不惟得不到宽容，而且永远备受歧视。一个伶旦，即使他红得发紫，举国若狂，他的地位也仍比一个普通人低一等，他们在宴席上要称客人为老爷，要作撰行礼，平日间亦须屏声敛气，不得得意忘形。《金台残泪记》卷三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乾隆间巍长生，车骑若列卿，出入和球府第。遇某匆史，杖之途，此风因息。今车行皆障以清帷。（19]
魏长生当时堪称红透半边天，“所至无不为之靡，王公大人供物色恐后“[1959，但他受到这样的侮辱，却丝毫没有反抗的能力，只能忍气吞声。有的伶人只不过与官员开个玩笑，也会惨遭凌辱：
数年前有某伶为满州二等传卫所宠，一夕在传卫宅信酒，问伶密何食物，伶观云，二等虾耳。待卫怒，速令家双数辈搬出递污稀。[19%）
《品花宝鉴》中的流岷骂相公：“什么东西，小旦罢了，那一个不是你的老斗。有钱便叫你。”1971同书第三十六回写恶霸奚十一看上了琴言，但琴言此时已做了华府的随从，便思付：他已改了行，又在华府做亲随，便不好动手动脚调戏他，料想叫他陪酒也新不肯的。（198]
可见甚至于一个奴才的身份也可能高于一个走红的相公。并且，相公即使在出师之后聚敛巨资，也永远无法改变他卑贱的身份，《金台残泪记》卷二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幕庆间，有旦色某部，入资为县令，曾官某郡。后为巡抚颜公以流品卑污参革道。199）
《品花宝整》第四十四回写名旦苏惠芳自叹：
就一年有一万银子，成了大富翁，又算得什么，总也离不了小旦二字。[200）这些相公脱离乐籍之后，不再在社会上陪酒，却仍不能避免遭人辱骂：
虽然出了班子，总是小旦，兔子变得成狗么？（201）做相公的耻等，不仅会使他一生蒙污，而且以后还将影响他们的子孙后代在社会上的地位。
相公的地位决定了他们的归宿亦大多凄惨。由于社会需要相公的是他们那种非男非女、没有明确男性特征的少年美色，因而一个相公走红的时期总是非常短暂的，《蒸京杂记》指出：
优童名享之不过效年，大约十三四岁始，十七八岁止。
俟二十岁，已作浔阳妇而门前冷落装马稀矣。寓京师效年，多有目击其脸衰者。[202]
一般来说，弱冠之后，相公的境况就会急转直下，因此他们往往在享盛名时就得为以后找出路。通常那些才貌出众的相公会有一个豪各“为折券拆庐”，亦即斥巨资为他出师。因此相公们也多向豪客献媚固宠，把这视为一条较好的出路。这实际上很类似于由倚门买笑而转为传奉一个固定主人的从良妓女。但他们在豪门的遭遇往往比从良妓女更惨，年长色衰之后，他们不可能因为生育而巩固自己的地位，于是或以奴役终身，或被逐出家园。除此之外，那些能干善经营的相公也可能多年的媳妇熬成婆，成了新的相公们的师傅。而更多的则会留在戏班跑龙套或做些杂役，甚至于沦为社会上的苦力或乞丐，《侧帽谈》中有一段读来十分辛酸的文字：
飘茵坠涵，今古阅悲。公徐顾曲梨园，见有衣衫溢缕充场上下脚者、有为人送淡巴蕴者、有胁肩馅笑呈献戏单者，虽春委半老而眉目之间犹落一种柔媚之气，酒家佣保皆得而名之，且缕缕述其逸事甚详。又前门桥头一丐，有识者曰：“此《明傻小录》之某也，与时小福齐名。”[203]
（明筐小录》是清代一部著名的品评相公的花谱，今仍收存于张次溪《清代燕都梨园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