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羞涩如处子——审美趣味上的女性化
大约从晚明开始，社会上的审美趣味的女性化日趋明显，其最直接的表现是对男性容貌的审美标准上——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一个容貌接近于女人的男人是关貌的男子。入清后，这种倾向意趋严重。从明清两代的人物画及小说插图上可以发现，当时的画家已不再喜欢唐宋时期的那种身材高大、留着胡须的中年男子形象，面喜欢画没有辑的纤弱的年轻男子，透出一种女性化的伤感。
明清通俗文学将这种特有的审美趣味表现得最为充分，阅读当时的绝大多数小说，稍加留意，我们都会发现这种审美趣味充溢于小说中所有的正面男性形象中，似乎不具有一副女性化的容貌，他便很难有资格作小说的主人公。王骤德杂剧〈男王后》就写男主角陈子高如何艳冠群芳，“身虽男子，貌似妇人，天生成秀色可餐”。晚明小说《浪史》中的男主角浪子，作者把他写成为征服女性的能手，但这不是因为他有什么格外出众之处，而是由于他那酷似女人的容貌，作者认为这就是他身上最具有吸引力的地方，小说第二十六回有这样一段关于浪子的描写：
夫人仔细看这滚子时，便如美妇人一般，逊白俊倒，却带着辞又磁的酒颜微笑而来，夫人情兴难按。
如果说，明代的这类女性化的男性容貌还大多是用来表现那些行为风流、沾花惹草的男人，那么到清代，女性化容貌则成了所有小说中正面的年青男性的共同的特征，成为了最理想的男性形象。顺治年间李渔写作《连城璧》，其第九回《妒妇设计赘新郎，众美齐心夺才子）写一个当时公认的绝世少有的美男子吕旭，“竟像个粉团捏就的孩子，随你甚么妇人，没有他那种白法”。（1）作者在同一回里还描述美男子应是“生得花一般娇、粉一般嫩，莫说果子掷来承受不起，就把眼睛多相他几相，也要相出病来”，简单地说也就是“神清骨秀，体不胜衣”。[2]小说再三强调吕旭对女性的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其根源便就在于其容貌可与美女媲美，并通过小说中女人之口赞道：
吕哉生的容貌，竟像个绝美的妇人。
如今现有一个才子，容貌是当今第一，若还去了方巾，与小组立在一处，只怕辨不出那个是男，那个是女。3）小说写道因为吕哉生容貌如好女，故无论良家女子还是青楼歌鼓都非常爱他，争以自献，而且总是带着大注财物房产来就他。因此吕旭在小说结尾时不费吹灰之力而得一妻四妾环绕床第，尽情欢娱。李渔完全是从当时流行的男性审美趣殊出发来创作这篇小说的，至于现实生活中女性对男性的审美趣味究竟怎样，那当然是这位有着异常鲜明的男性中心意识的作家所忽略的。
在清代前中期的才子佳人小说思潮中，这种倾向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个时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言情小说几乎没有例外地都把男主人公写成是具有女性化外表的“才俊”，如小说《定情人）的男主角双星“脸如雪团样白，唇如朱砂般红”。（0）（锦香亭）里有一段韵文，专写才子钟景期的美貌：
丰神绰约，态度风流。粉面不须博粉，朱唇何必涂朱。
气欲凌云，疑是潘安复见；类如冠玉，究同卫阶重生。双眸烟焖如寒晶，十指纤纤若春笋。
小说《飞花咏》更对男主角唐昌有这样一番赞叹：
好个俊俏儿郎，若穿了女衣，妆束起来，岂非是个绝色的女子！今看他双目的的，十指尖尖，更有一种温柔在流吩间，令人心辞。[5]
甚至于所写的是一个征战沙场建功立业的武将，只要他是正面人物，那么他也必然会被写成是外貌酷似女子的男人，《画图缘）的男主角、大将花天荷就是如此：
生得类如冠玉，秀比朝霞，行到人前较峻疑一团白雪。（6）颜似少匆，可谓今之子房。[）当时社会流行的对男性容貌的这种审美趣味，使一些情趣较高的士人深感不满，吴敬棒《儒林外史》就通过士人季苇箫之口批评时人“称赞关男子，动不动说像个女人”，感叹“天下原有一种男美，只是人不知道”。[8）小说第三十四回还特意写了两个少年名士“面如傅粉，唇如涂朱。举止风流，芳兰竟体”，他们分别有两个绰号“余美人”和“萧姑娘”，作者借此讥刺时风，在潮流之中体现出一个大作家的独立和清醒。
《红楼梦）也许是把这种审美趣味表现得最为充分的小说巨作。小说男主人公贾宝玉被评论者称之为封建正统的叛逆者，但这位叛逆者却长着一付当时人非常喜欢的女儿气十足的容貌：
面如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鬓若刀载，眉如墨画，鼻如悉足，眼如秋。若怒时而如笑，即真视而有情。面如傅粉，磨如涂朱。转野多情，语言若笑。天然一段风韵，全在眉梢；平生万种情思，悉堆眼角。（9]
小说中一再强调宝玉容貌体态如女儿般地温柔风流；从穿衣打扮到内心世界他都有意接近女性，甚至于他住处的摆设布置，作者也从刘姥姥的口中描写道：“这是那个小姐的绣房，这样精致？”面在作者看来，这种女儿气正是宝玉之关的精髓所在，他女儿般的姿容和温柔多情使小说中几乎所有的女性都爱上了他。曹雪匠在思想意识上决不苟合于世俗，但他在审美意识上却深受时代潮流的影响，在小说中称赞宝玉的容貌“最是极好”，“生得好皮囊”。清中期画家改琦所作的《红楼梦）插图自问世以来一直受到高度评价和读者的欢迎，其中贾宝玉的肖像很值得玩味。画面上的这位男主人公形象之纤弱几乎令现代人不可置信
——削肩、含胸、清瘦、柔弱，一种无力而又无奈的神情让人感到这是一个尚未发育完全的女孩般的少年。对于审美趣味已完全改变的现代人来说，恐怕很难想象这就是当时世人心目中理想的美男子，但这在清代却是十分正常、实实在在的。在曹雪芹笔下，男性角色若带有一种女儿气，往往是他所喜爱的人物，如北静王、秦钟莫不如此。他正面描写秦钟“眉清目秀，粉面朱唇，身材俊俏，举止风流……怯怯羞羞，有女儿之态，颜膜含糊”，（1o）又通过宝玉对秦钟容貌的赞叹和倾倒从侧面写出这种美在当时的影响力：
那宝玉自见了秦钟的人品出众，心中似有所失，痴了半日，自己心中又起了呆意，乃自思道：“天下竞有这等人物！
如今看来，我竟成了泥猪巍约了。可恨我为什么生在这侯门公府之家，若也生在寒门薄窗之家，早得与他交结，也不枉了一生。我虽如此比他尊贵，可知锦绣沙男，也不过裹了我这根死木头，类酒羊法，也不过填了我这粪窟泥沟，“富贵”二字，不料或我茶毒了。）倾倒之情溢于言表，作者写的虽是宝玉之痴，但秦钟式的容貌在当时社会受到一致推崇却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因此连王熙风见了秦钟之后也笑对宝玉说：“比下去了。”柳湘蓬是小说中一个有骨气的男性，第四十七回写他“素性爽侠，不拘细事，酷好要枪舞剑，赌博吃酒”，但这样一个人的容貌竟也是“年纪又轻，生得又美，不知他身份的人，却误认作优伶一类”，小说第六十六回又通过贾链之口反赞道：“那样一个标致人，最是冷面冷心，差不多的人，都无情无义”。而与此相应的是，《红楼梦》中那些男性特征比较显著的人物，大都属于反面角色，如薛蟠就是一个显例。作者称男性为“须眉浊物”，男性化的外表在这里几成丑陋的代名词，《红楼梦》里贯穿始终的“女儿崇拜”，应该说与当时流行的这种审美趣味有着密切的联系。
以描写士人与相公的风流生活为主要内容的《品花宝鉴》中这种审美倾向亦十分鲜明，小说中所写的正面士人，几乎多少都带着一些女子气，如小说第一号男主角梅子玉：
生得貌如良玉、质比精金，宝贵如明珠在胎，光彩如华月升岫……不佩罗囊而自丽，不付香粉而自华。（12]
面粉唇朱，秀气成采，光华耀目。[13]因此小说第十五回士人史南湘赞梅子玉曰：
爽香（梅子玉字）真有深间处女屏角窥人之态。[14）小说的第二号男主角田春航亦是：面如冠玉，唇如涂朱。[15]
小说中的其他士人，如果是正面形象而又年轻风流的，那么其外貌必定是这类女性化的美男子，第六回写士人冯子佩甚至是“生得貌如美女，十分妩媚”（16]“其一种娇憨柔媚的情况，却令人可怜可爱”。[17）而《品花宝鉴》中头号反面人物奚十一，如果撒开作品中对他的恶劣品行的描写，那么他的外表在今天看来倒颇具男性气概，“好个高大身材，一个青黑的脸”，作者甚至于用“气概轩昂、威风凛烈“18）等在今天看来是对男性的最高赞美词语来形容这个恶棍，因为在陈森看来，这似乎算不上是赞美，而是意在刻划奚十一的租俗丑陋。小说极写奚十一的外表不受时人的欢迎，连他自己也对其外表的过强的男性特征而自惭形秽，并极其羡慕梅子玉等名士的女性化的优雅风流。
与这种女性化了的审美趣味相应的，清代言情小说中男主角心态和个性的弱化亦十分明显，与明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金瓶梅》中胡作非为、宣称敢于“强奸了嫦娥、和奸了织女、携了许飞琼、盗了王母的女儿”的西门庆和“三言”“二拍“中那些积极主动、刚强有力的男性在清代的小说中越来越隐退到次要、陪村的位置或转而成为反面人物，代之而起作为言情小说男主角的是那种多愁善感、动辄垂泪、忍让谦虚、行为幼稚、涉世未深的少年，他们精神上既表现得很不成熟，体格亦多虚弱，难经风雨，稍不如意便会卧病不起，看破红尘，万念俱灰。因此，他们在生活中总是需要一位关怀备至的长辈或赏识他们的达官贵人甚至于聪慧能干的红粉知己的扶持，不然早就一蹶不振了。清初才子佳人小说中的男主角就很有典型意义，在这些小说中，男主角往往不但有一付女性化的外表，其处事为人之胆怯颜膜亦正如一个常闭深闺的淑女。面对自己所深爱的女子，他们一筹莫展，反而总是一再退让以避嫌疑，言语举止正统得近于迁腐，格外地需要别人（包括其未婚妻妾）的同情和帮助，而他们的这种稚嫩和纯真似乎正是作者和读者的着迷所在，最能获得清人的好感。小说虽然在结尾时总不会忘了给他们一个一妻数妾的关满婚姻，但所有这些被他们拥有的女子，极少是通过他本人的努力获得的——或美人慧眼识英雄而主动献身，或出于妻贤不妒而为夫渔色所得，更多的则是由于某位权贵或长者的赏识而一力搬合包办，他自己不过是坐享其成而已。
清代把这种风气表现得最有诗意而又具有代表性的是《红楼梦》中的贾宝玉，这个散发着叛逆光彩的艺术形象是与他个性上的女性化及思想上的女性崇拜联系在一起的。这个从女人怀抱中成长的少年，他在父亲的阴影下战战兢兢，只有回到宠爱他的祖母、母亲、姐妹及丫键的身边才能自由自在。而他自己的言行举止亦如女子般地细腻温柔，善于体贴，他平常亦喜以眼泪表现自己的情感，在女人面前“惯能伏小作低”。他狂热地崇拜女性一—准确地说是少女—一面痛恨男性世界，所谓“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为此他从思想上摇弃了当时男性世界所热衷的
“仕途经济”、“富贵利禄”，骂他们是“沾名钓誉”、“国贼禄囊”。
他企盼自己能永远生活在女儿世界中，幻想着将天下所有的好女儿都集中到身边，大家一起过着无忧无虑自由自在的日子，他天真无邪地热爱她们、羡慕她们、呵护她们，全身心地欣赏和陶醉于她们自然流露的女性美，不愿意看到她们受到一点委屈和伤害。在贾宝玉的世界里，少女便是人间的至美所在，他愿意为女孩—一包括为他的丫鬟做一切事，甚至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在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里，贾宝玉的这些言行举止无疑属于大胆的叛逆者，他由此拓致父亲的指责和不满。但是从审美上看，贾宝玉的这种趣味却可以说正是清代流行的士人审美趣味的代表。通读《红楼梦》，我们很难发现贾宝玉到底对社会有什么深刻的认识和批判，应该说，他的叛逆并没有太多的思想上的内容，而是一种审美对理性的反抗。清代士人对柔弱的女性化的美的崇拜，在贸宝玉身上得到充分而诗意的体现。在女性崇拜的审美趋向下，他不仅对女性顶礼膜拜，以男女性别来区分世界的善恶，并且置男性世界的谴责、蕨视和不满于不藏，一用情愿地使自己成为一个非常女性化的男人。贾宝玉的这种形象特点与清代审美风气的融洽，使这个艺术形象在当时获得了今人所不能根象的欢迎。虽然从理性上看，正如曹雪芹所批评的
“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但清人普遍将他视为风流多情的年轻公子，是有清一代最受欢迎的男性形象。情感上的偏爱使人们战胜了自己对这个形象的理性评价，不但曹雪芹和广大的清代士人，而且根据不少真实的史料所载，贾宝玉在清代也是极受女性读者欢迎的艺术形象，甚至于有女子痴恋于他而自尽。但时至今日，当女性化的审类趣味已不再流行时，（红楼梦》中的女性形象依然生动地活跃在读者的心目中，对贾宝玉的评价却起了极大的变化——他不再那么受欢迎了。现代的女性，几乎不会有人把他视为一个理想的情感对象。现代人提到贾宝玉这个词，往往都含有调侃意味或者贬义，这也可以说是风气力量的一种证明吧。
如果说，贾宝玉的脂粉气伴随着他对男性中心社会的有意识的反抗而使这个艺术形象具有一种个性的魅力，那么，清代中期的长篇小说《品花宝鉴》中的男主人公梅子玉则连这一点也被取消了，男性个性的弱化在梅子玉身上得到充分的体现。除了那个优雅柔和的容貌仪表之外，梅子玉在性格和心态上表现得格外地缺乏色彩。他对正统思想怀有很深的敬畏，言语举止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一步，他对社会生活的认识显出了几乎与年龄不相称的幼稚和天真。小说写他才华超卓，但除了几句应酬的诗词联句之外，他在才华方面留给人们的印象是十分苍白的。他的心理素质正如他的容貌那么纤弱，遇事胆小怯懦，动辄流泪，处处需要别人的帮助，稍受一点打击就会卧病不起。而作者总是以赞货的口吻强调他的羞涩如新妇的举止。当有女人向他调情时，他“几乎跌下，吓得心中乱战”，19]作品反复刻划他的这种“屏角窥人”的深国处女式的风姿，以期获得读者的好感。
根据小说的情节发展，在当时士人押优蓄蛮风气的影响下，梅子玉亦对相公发生了兴趣，并对伶旦社琴言怀有刻骨铭心的深情，但他对情感问题的处理方式使他那种“深国处女”的气质更加暴露无遗。他本来完全可以像当时别的士人那样大大方方地去找伶旦，但出于对父母的畏惧和怯儒的天性，他宁可闷在家中流泪、生病，也一年半载不与琴言见面。而每次见面，他总是顾前瞻后不敢流露自己的情感，惟相对默坐流泪而已。《品花宝鉴》选择了这样一个思想上既无任何特立独行之处，行为上又循规蹈矩首鼠两端的人物作为男主人公，并推之为士人品格的理想化身，应该说，这本身就是一种很值得注意的现象。它反映的不仅是作者的眼光和趣味，从当时社会对这部小说的狂热反映来看，它体现的是整个时代的审美习惯——对“深围处女”式的男性形象的普遍欢迎。梅子玉身上的种种雄性雌化的特征，折射了有清一代士人对男性的审美理想。在清代多如牛毛的逝俗小说中，梅子玉式的男主角是最为常见、也最为读者所钟爱的。
雄性雄化的审美风气在清末民初尚影响甚深，鸳鸯蝴蝶派中那些缠绵惟侧、柔情万种的男主角正是这种风气的徐绪。甚至于二三十年代的一些进步小说家如茅盾、郁达夫、巴金等，他们小说中的男主角，也大多苍白瘦弱，无病呻玲，通事优柔寡断，闲居多愁善感，对春花而落泪，闻秋声而心悲，卧病和垂泪成了他们生活中的常事。有时候他们那么多的悲哀绝望实在使现在的读者无法理解。但他们在当时却是青年读者模仿的对象。一直到三四十年代抗日战争开始，时代呼唤刚强有力的男性，严酷的社会环境使人们的这种审美趣味大为改变，性倒错的审美风气才渐趋消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