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美男妆成如美女—明清社会异装癖现象
明清社会性倒错的审美趣味使当时社会的性迎转现象大量产生，异装癖现象亦由此而成为明清文化中的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尤其对小说及戏曲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晚明时期社会上似已有男性喜好膏泽粉白，《万历野获编》
写到张居正即有此倾向：“故相江酸公，性喜华楚，衣必鲜美耀目。膏泽脂香，早递进，虽李固、何晏无以过之。”[20）又卷二十四曰：
予游都下，见中官率谈主上视朝，必用粉傅面及颈。近见一大僚，年已耳顺，洁白如美妇人。密谓之，乃亦用李何故事也……今剑佩丈夫以嫉御自居亦怪矣。[21）从这些材料看，晚明士人中颇有人喜好傅粉，其目的亦不外乎使自己容貌“洁白如美妇人”，但并不普遍，且从沈德符行文的语气看，他很不以为然。
从史料看，清代的有关记载比明代要多得多，清初王士稿
《分甘候话》载：
余同年张礼部者，河南人，面黔而好傅粉泽。顺治庚子，与同年何行人菜音同典广西乡试，桂林人为之语日：“本是个否眉张微，倒做了傅粉何部。”（22）麓鸿保《闽杂记》曰：
因俗男子多客带侧。[23）
张心泰《粤游小记》载：
男扮女装而狭邪，谓之“精妆会”，或日“减妆会”，又日
“镜妆会”，盖因其施朱傅粉，以男作女妆，故有此名。此风有阳最盛。（24）当时社会对“羞涩如处子”的男性总是怀有特殊的好感：
贵州提督田兴怒类秀而文，一时有玉人之目……年十八即握兵符，所至之处，万人空卷环绕而观之，田益涩如处子。幕友中有张太守者，貌与田相若，而喜作狭邪游，取给于田者累万。田三十徐即率，时貌映丽犹如二十许也。（25）清代甚至还有士人明确地希望变作女人去侍奉自己所崇拜的人：
船山先生诗才超妙，性格风流，四海爱人，廊不倾仰。
秀水金药泉，忽告其所亲，愿化作绝代丽炼，为船山执笑得。又无端马云题，赠诗云：“我愿来生作君妇，只愁清不到梅花。”以船山夫人有“修到人阅才子妇，不辞清瘦似梅花”之句也，其倾倒之心，爱才而兼律情，可谓至矣。先生戏成二律以谢云：“飞来绮语太缠痛，不独青策爱少年。人尽爵为夫子姜，天教多结再生缘。累他名士皆求死，引我痴情欲放颠。为告山妻须料理，典衣早蓄买花钱。”“名流争现女朗身，一笑残冬四座春。击壁此时无炉妇，倾城他日尽诗人。只愁器世红裙小，未免先生白发新。宋玉年来伤积毁，登墙何事苦窥臣。”亦词坛一时雅速也。26）士人间重才、爱才以至于企图化作女子去侍奉他，这大概也是只有在异装癖风气之下的清代才会产生的。清末光绪宣统间，京津青年、尤其是贵族纨等子弟和相公都以双足瘦削为美，因而往往以布帛缠束之，裹成的脚通常长六寸、宽二寸左右，（2n这当然是受到女性巍足风气的影响，是异装癖的典型例子。
把自己的笼童打扮成女子模样在当时社会则更为常见，（阅微草堂笔记》记载一个旧仆口述的在明天启中所亲历的事：
魏忠肾杀裕妃，其位下宫女内监，皆密捕送东厂，死甚惨。有二内监，一日福来，一日双桂，亡命逃匿。缘与主人曾相识，主人方商于京师，夜投焉。主人引入密室，吾穴隙私窥。主人语二人日：“君等声音状貌，在男女之间，与常人稍异。一出必见获。若改女装，则物色不及。然两无夫之妇，寄宿人家，形迹可疑，亦必败。二君身已净，本无异妇人，肯届意为我妻妾，则万无一失矣。”二人进退无计，沉思良久，并屈从。遂为办女饰，钳其耳，渐可受理。并市软骨药，阴为缠足。越数月，居然两好妇矣。乃车载还家，诡言在京所娶。二人久在官禁，并白皙温雅，无一毫男子状。又其事玉出意想外，毫无觉者。但讶其不事女红，为恃笼娇惰耳。二人感主人再生恩，故事定后亦甘心偕老。然实巧言诱胁，非哀其穷。（28]
钱泳《履园丛话》载乾隆间王梦楼太守家有歌妓“五云”名著一时，善歌舞吹弹，皆妍丽绝世。后“五云”长成，太守仅以其中三人造嫁，而携素云、翠云来见酷好男风的毕秋帆制府，毕初亦以为女子也，审视之方知其实为童子。便命雍发放足以作憧仆。
据《拍案惊异》载：“毕死后，素云不知何往，翠云随其柩返吴中，有见之者，眉目秀媚，腰肢绰约，亦人妖也。”《清荐类钞》载光绪间某名伶“五九“与一权贵交好，权贵以高价雇他女装在家充作侍妾，并令家中下人一律呼为“少奶奶”，以满足自己的特殊性心理。（29]
当然，异装癖例子最多的还是发生在优伶中。早在晚明，莲子胡同中的小唱便以“粉妆玉琢如女子一般”著称。清代伶旦更是刻意追求酷肖女性，以女性的姿态妆束去招体膜客。乾隆年间，被人们称为“狐媚教主”的名伶魏长生是最有代表意义的一位。据史载，清初旦角原多在头上戴网子，人称“包头”，但魏长生标新立异，有意改梳与女人无异的水头，在当时取得了轰动效应，“一登场，观者叹为得未曾有，倾倒一时”，（30于是旦角们纷纷仿效，旦角水头亦从此相沿了下来。据《燕兰小谐》载，魏长生且踩跷装小脚登场：
京旦之装小脚者，昔时不过数曲，举止每多影缩。自魏三擅名之后，无不以小脚登场，足挑目动，在在关情，且阅其熄人状，若晋候之与楚子排焉。31）由是旦角装小脚相习成风，（梦庵杂著》卷一载魏长生之徒、名伶陈银官亦是“傅粉调脂，弓鞋窄袖，效女子妆束”。这种风气一直沿续到民国时代，如民国初年京剧花旦小翠花，演小脚女子维妙维肖，“触人绮恩不少”，极得当时观众的喜爱。
清代男性演员扮女装，最大的障碍在于三寸金莲。当时通常的方法是穿晓鞋来伪饰小脚。演员踩晓用长三寸、高约八寸的香樟木两块，上着白布跷带，长约半尺，外套晓鞋，装成后宛若三寸金莲。晓鞋用各色缎子做成，上绣花朵，可以乱真。32]但有些旦角演员为了寻求更逼真的感觉，干脆真的如女子般缠足，
《燕兰小谱》提到清代京师保和部有苏伶沈富官，“容仪姣好，缠足如女子”。[3）（清代声色志）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乾隆末年有伶旦胡么四“自幼弓其足如女子”，他与某贵州翰林相，积攒了不少钱财，乃改姓何，冒籍颞天，捐官为盐分司，分派到两淮。一天胡么四母亲做寿，大筵宾客，高朋满座，胡么四蟒服补榆作陪。不久戏班开场，首演《长生暖》，扮演李龟年的伶人忽走下舞台，手执旗杆向胡么四打去，并称：“我自教训徒弟，与诸位无关。”即席揭露胡么四原本戏旦、隐籍冒名销官等不光彩的事。来宾问他有何证据，那人说：“他曾裹脚，当场可验。”众人脱去其鞋，果见靴中充填棉絮，缠布尚未除去。纪昀《阅微草堂笔记》载儒家子方俊官少时曾有一梦，“忽梦为笙歌花烛拥入闺阀，自顾则绣裙锦敏，珠翠满头。俯视双足，亦纤纤作弯弓样，俨然一新妇矣。惊疑错愕，莫知所为。然为众手扶持，不能自主，竟被挟入韩中，与男子并坐。”（34]方俊官长成后成了一著名伶旦，因与状元庄本淳交好，成了轰动一时的“状元夫人”。他少年时的这个梦，显然与他成年后的职业和追求具有深刻的内在联系。
清人对女性化的男性容貌的爱好，使他们不仅让男性刻意模仿女性，且对女扮男装亦情有独钟。李渔在悼念他的一个侍妾（女伶出身）时说：
姬为男，风政修然，与类少年无异。子利其可观，即不登场，亦雪使角中相对，伴尘尾清谈。不知者以为歌短，予则视为韵友。[35）他在悼诗中还有“角巾纱帽日笼头，俊雅谁称是女流”这样的句子，表现了对女扮男装的浓厚兴趣。《红楼梦》中几处写到男装女子，激赏之情溢于言表。第四十九回写史湘云一身戎装，“越显得蜂腰狼背，鹤势螂形。众人都笑道，‘偏他只爱打扮成个小子的样儿，原比他打扮女儿俏丽了些。’”第六十三回又写芳官男装，众人赞她与宝玉竟如兄弟一般，于是宝玉让芳官干脆改了男装，并改名“耶律雄奴”。怡红园的这番举动在大观园里一石激起千层浪，众人纷纷仿效：
湘云素习蔡戏异常，他也最喜武扮的，每每自己末套带，穿折袖。近见宝玉将芳官扮成男子，他便将葵官也扮了个小子。那葵官本是常刮剔短发，好便于面上粉爱油彩，手脚又灵便，打扮又省一层手。李纵、探春见了也爱，便将空琴的萱官也就命他打粉了一个小童，头上两个丫替，短袄红鞋，只差了涂脸，便俨然是戏上的一个琴童。湘云将葵官改了，换作“大英”，因他姓韦，使叫他作韦大类，方合自己的意思，暗有“惟大英雄能本色”之语，何必涂朱抹粉，才是男子。
载官身量年纪皆极小，又极鬼灵，故曰萱官。园中人也有唉他作阿蓝的，也有类作“沙豆子”的。宝琴反说琴童书童等名太熟了，竟是蓝字别致，便换作“道官”。
大观园中的女扮男装的风潮，既无任何功利目的，亦不牵涉道德评价，而是一种纯审美的趣味活动。它反映的是清人的异装瓣风气的流行，人们由衷地欣赏服饰妆束上的性倒错现象。《闽杂记》中的一段记载，也许正是这种审美趣味的生动的注释：自福州以上延、建、御诸处，皆有小唱班。一班只数人。但唱昆抽及近时所编各种小曲。皆十四五女子，不梳头、不来足，长辫高履，衣饰皆如男子，亦作男子戴拜。其从女装者，则皆年长色衰矣。此假女为男者也。
福州以下兴、泉、漆诸处，有七子班，然有不止七入者，亦有不及七人者。皆操土音，唱各种淫秽之曲。其旦穿耳傅粉，并有裹足者。即不演唱，亦作女子装。往来市中，此假男为女者也。习俗好尚之不同如此。[36]
习俗虽极不同，从对性倒错现象的爱好上说，其审美趣味却是很一致的。无论是男扮女装的七子班还是女扮男装的小唱班，他们也正是摸准了当时观众的这种欣赏心理而刻意模仿异性。显然，他们的努力获得了观众的认可。
明清两代——尤其是从清代中期至民国年间，性倒错审美风气在戏曲艺术方面影响尤为深远，从而成为世界剧坛上的一种极其引人注目的现象。明清戏曲中的异装癖现象存在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从内容上看，这个时期的戏曲中大量充斥着男扮女装或女扮男装的情节，如《木兰从军》、《梁山伯与祝英台》、《挡马》、《奇双会》、《大杰英烈》、《搜书院》、《女马）等常演剧目堪称妇需皆知。其中（女马》的故事很有代表性——叙古代某美貌女子扮成书生应考，一举及第而成状元。皇帝殿试时，见“他”容貌优美，十分垂爱，因将公主下嫁与“他”，成为一个假射马云云。全剧极写全社会无论男女都陶醉于这种由女性装成的男子之美，表现了对性倒错现象的欣赏及至渴慕。这类内容在当时的大小剧种里都大量存在，不胜枚举。在西方的古典戏剧中，有时也会出现女扮男装或男扮女装的情节，但那多半是小丑的戏，往往是用来引起赚头的情节，而中国戏曲中的这类情节却毫无调侃之意，而是用来美化剧中主人公的，是为了让角色在观众看来更具有魅力。这种基于审美趣味上的区别是很值得注意的。
明清性倒错审美风气在戏曲上的影响更多的也是更重要的还是体现在形式上。在舞台上，这个时期的演员与角色的关系经常是以性别反串的形式出现的一一在大部分剧种里，女性角色通常由男性伶人扮演；而在某些剧种里，男性角色亦全由女性演员演出。当然，这有其一定的历史背景，因为明清两代官方通常禁止女子在社会上公开登台演戏（小型集会及家乐除外），更不允许男女合演，因而要求戏班演员性别的统一。但随着社会上愈趋热烈的异装癖风气的流行，性别反串由一种无奈而逐渐成为了固定的模式，得到了观众的认可和欢迎，视之为一种艺术的特性面给予高度评价。在京剧等大剧种里，青衣、正旦、花旦、武旦、老旦一律由男性扮演。为了迎合社会上的审美趣味，戏班总是有意地强调和宣扬这种性倒错现象，以男伶之逼肖女性来讨好观众。从清中期以后，旦角演员们都要起一个非常女性化的艺名如巧玲、桂风、小翠花、艳秋等等，颇使一些有着异装癖的士人想入非非，他们深为戏台上的那些仪态万方、绰约风流的
“佳人”而如痴如醉。事实上，中国戏曲中男扮女装之维妙维育、低婉转确实也逐渐地成了一门造谐越来越深的艺术，清中期时士人还普遍认为旦角的价值在于姿色而非唱作，但到清末民初时，尤其是四大名旦出现后，他们精深的艺术造诣已使世人不得不承认这是真正的艺术，以致陶醉于其中的观众从未考虑过这种形式有什么不合理之处。相反，民国初年有勇敢的女伶在京剧中试演旦角时，却受到了大多数观众的非议，他们已不习惯于演员的本色，无法接受由女性饰演的旦角。所以，一直到本世纪五十年代，京剧的旦角演员中几乎没有出色的、受到大众欢迎的女演员。一种已经成为习惯的欣赏心理总是会比一种社会风气绵延更长的时间，甚至直到今日，仍有人认为，男扮女装或女扮男装是中国戏曲中“最精华的部分”，“一且把这个特有的形式破坏掉，戏曲的特质也就削弱了”。（37）这也可以说是这种特殊的欣赏习惯流传至今的波吧。
无独有偶，京剧等大剧种的旦角全由男性饰演，而创始于清末民初的越剧，所有的生角一律由女性饰演，当时称为“绍兴女子文戏”。剧中那些齿白唇红、溜肩细腰、声音甜美的“公子”，曾经风靡大江南北的许多地区。这些绝对女性化的“男性”，寄托着许多观众对男性的审美理想，其欣赏心理与喜爱京剧中的男扮女装是完全一致的。
应该承认，中国戏曲在清中期以后的极大繁荣是与当时社会的男性同性恋风气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同性恋风气中的被动阶层相公总是以其女性化的外表去招体顾客，人们对这些女性化的伶旦的狂热也随之带来了对戏曲的极大的热情，而男扮女装或女扮男装正是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同性恋、异装癖与戏曲三者在这个时期互起推波助澜的作用，使中国戏曲由此带上了许多为不了解历史背景的观众困感不解的印记。并且，它不但深刻地影响了此后的中国戏曲，其特有的审美趣味也广泛地影响了周边国家的戏剧形式，如日本的总是男扮女装的歌舞伎。甚至于费声东西的泰国“人妖”，都很明显地带有清代娱乐界的遗风。
大约是戏曲中的异装癖已充分地体现于它的形式因而相对忽略了内容，清代小说中的性倒错倾向在内容上比戏曲要更为严重。除了我们上面谈到过的男性容貌、个性和心态的女性化之外，还表现在清代小说中出现了特别多的男扮女装或女扮男装的情节，而且，它主要还不是存在于《龙阳逸史》、《并而钗）、
（宜春香质）等同性恋小说，而是普遍地存在于这个时期的言情小说里。如清初短篇小说集《云仙笑》第三卷《都家郎女妆奸妇，耿氏女男扮寻夫》，清初小说《载花船》卷三写唐武后时宫妃尹若兰乔装太监负使命外出的故事，而才子佳人小说中这类情节最多，约百分之八九十都会有一个男扮女装或女扮男装的情节，如（两交婚》、《白圭志）、（宛如约》、《玉娇梨》、《铁花仙史》、（醒风流》、《锦香亭》、《麟儿报》、《画图缘》、（飞花咏》、（春柳莺》等等几乎每部皆有。这类情节在清代的高频率出现，当然有其复杂的历史原因，一方面，古代女性闭于深阀，可以造成爱情际遇的机会很少，这给言情小说的写作带来了很多困难，而乔装异性却可谓是给爱情场面的展开提供了一个出奇制胜的机会，虽然这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可能性极小。另一方面，乔装异性可以加强故事的曲折性，产生戏剧性效果，不失为一种创作技巧上的窍门。但问题在于，这些原因也是所有的古典言情小说所共有的，因此，它在清代的突然大量的出现，显然就不仅仅是个写作方法或技巧的问题。细审这些情节，我们可以发现，作者对女装的男性或男装的女性之“美”的赞赏，在这里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每当小说中出现此类情节时，作者总是热衷于把乔装者的“面如傅粉，唇若涂朱”仔仔细细、不厌其烦地描绘一番。如《两交婚》写才子甘颐本来“身虽男子，而容貌之美，比女子尤甚”，改扮女装后，竟更是：
表袭解娜，有些韵致。
竟如木委桃花，十分可爱。[38）可以想象，这样出色的美人是何等地投合当时读者的口味。这类描写在小说中决不仅仅是出于故事情节的需要，如果那样根本没有必要这样大肆铺写，但作者却总是以饱浸情感的笔墨进行繁琐的肖像描写，并往往跳到情节之外加以由衷的赞叹之辞，因此，我们不能不说这是一种审美趣味上的瓣好。
女扮男装类情节亦然。由于这“男子”是由佳人乔装的，必定容貌清秀体态柔弱，保持着女性的风韵，作者于是就写“他”怨生动人，赢得多少女子的爱慕，以致达官贵人争延为东床。这类情节在当时虽然都被用滥了，作家们却仍是乐此不疲。从意识的深层去考察，它显然是出于对性倒错现象的陶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