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清代男风的百科全书——通俗小说中的同性恋及其代表作《品花宝鉴》
与明代一样，清代的同性恋文学全面地为我们展示了当时社会男性同性恋风气的生动画面，其中所传达出的时代的脉搏，往往也是我们在零散支离的笔记史料里所难以把握的。
清代的同性恋文学与明代一脉相承，早在顺治年间，李渔在他的小说集《十二楼》中就有一篇（萃雅楼》，专写由同性恋引出的迫害和复仇的故事。小说开篇即指出晚明仕宦“个个有龙阳之好”，主要情节是扬州美少年权汝修与京中的金、刘二士人交好，情投意合，虽然金、刘二人为同性恋中的主动方面而权汝修为被动方面，但三人互相体贴，心甘情愿。他们共同开了一间出售古玩花木等物的“萃雅楼”。过一种非常自在的同性恋生活。权奸严世蕃亦酷好男色，闻权没修之名，意欲迫其从己，但权妆修情系金、刘，坚执不从。严世蕃便勾结显赫一时的沙太监将其阀割。权汝修忍辱含恨，从此表面上顺从地紧随严之左右，暗地里却记下了严的所有罪行。后严世蕃被刻，权汝修便以平日所记尽行奏闻皂帝。严被处以极刑，权亦终于报仇雪恨。李渔在这个作品中高度肯定了金、刘、权三人自愿的同性恋生活，他尤其着力于塑造权汝修这个艺术形象，他品格坚贞不屈，不畏强暴，甘于贫贱，在惨绝人衰的侮等和迫害下却没有被压垮，镇定从容地实施他的报仇计划，并最终取得胜利。这个不屈服的问性恋者可以说是明清同性恋文学中最有光彩的艺术形象。把同性恋者（尤其是被动方的）作为一个正义的英雄来颂扬而不是以蔑视的眼光来对待他们，这其实也是同性恋风气日渐深入人们的生活之后的一件顺理成章的事。
大约由于当时人们对同性恋赋予太多的向往吧，社会上也就颇流传了一些哀感顽艳的同性恋故事。完成于康熙三十三年的著名笔记小说《制剩》，就很注意这方面资料的收集整理，其中如《姜郎》（粟儿》等则，都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而《姜郎）一则写得尤为动人：
玉峰萎郎绣者，性柔姿媚，宛然金因质也。踏青之眼，雅薄山亭，儒歌《步芳尘》一岗，珠声图于莺转。吴生适至，悦其佳唱，横笛和之。绣凝瞒良久，意惬神投。吴携归缔显，密于优俪。时有十八公，风流容达，心倾于绣，婉转致之门下，分桃断袖，莫逾其宠，视人间丽炼，皆为赞物。然绣情终属吴生，虽的以重宝，配以名姬，非所好也。十八公音秩北上，偕绣以行。吴生追送湖干，仅于籍鼓官船，黯添目别。长勃而返，几不欲生。于是日责其妇播称玉趾，制云兰之履十双。复于鹤市孙家买干滕十瓶，缴携疑负，徒步入都。露餐风寐者三十余日，始达十八公之第。而朱朗海深，难成良规。送手提卧具，夜宿其门。绣闻之，辄为向隔饮泣。十八公廉知其状，衡怜交至，乃溅绣之服，裸而坐之于石。责共忘尊忆贼，忽资怀贫。绣累无一言，娇啼而已。维时红日垂檐，纤肌雪着，转侧低徊，益增妍艳。十八公题然心动，随以绣糖复体，许其与吴生一见。乃有都下婉要之徒，钦蒸情种，蓬沫月鹿以青狐之表至，书曲触奴以双驾之被至，杜陵琴察以五花之茵至。或输钱而似华屋，或秩姐而进丰肴。
部颜环坐，玉映四笑。院而银输入户，角枕灿陈，群替毕退，二类相携。途于春明钟动，十八公通道健者促绣还第，且符收吴而置之法，忽失所在，遍索九囊，莫知所之矣。20]
这个故事对姜、吴真挚的同性恋感情流露出深深的叹赏之情，由于文笔优美，整个故事始终洋溢着一股浪漫的、超尘拔俗的情调，那种百折不屈的执着和深情可以与历史上最动人的异性恋故事媲美而毫不逊色。
清代的人情小说也与明代一样，大量充斥着有关同性恋的内容。清初流行的才子佳人小说本以正统和理性著称，但其中亦难免夹杂一二。而像直面社会现实的巨作如《儒林外史》、（红楼梦）等，更必然地写到有关的内容。《儒林外史》曾塑造了一个风流自命的同性恋者杜慎卿，他虽有妻室而且还要纳妾，但这主要是为糊续计。杜慎卿在情感上厌恶女性，曾说：“女人哪有一个好的？小弟性情，是和妇人隔着三间屋就闻见他的臭气，“所以媒婆向他介绍一个姑娘时，也有意就着他的思路走：不要说姑娘标致，这姑娘有个兄弟，小他一岁，若是枚扮起来，淮清桥有十变的小旦，也没有一个赛得过他。也会唱支把曲子，也会串个观。[205]
杜慎卿最后果然娶了这个姑娘。杜慎卿很想为同性恋争名位，他曾说：“难道人情只有男女么？”并说：
据小弟着来，千古只有一个汉哀帝要祥天下与董贤，这个独得情之正，便尧舜摒让，也不过如此。可惜无人能解。（206]
他深为自己未能遇到一个“相遇于心腹之间，相感于形骸之外”
的可以“同生同死”的知己而经常“对月伤怀，临风洒泪”。为了饱览伶旦美色，杜慎卿还挥金如土地主持了一个“莫愁湖伶旦选美大会”。小说写道，当时南京城中共有一百三十多个戏班，社慎卿便命“把这一百几十班做旦脚的都叫了来，一个人做一出戏”。他们则记清这些伶旦的身段模样，“评出高下，然后出一个榜，把那色艺双绝的取在前列，贴在通衢”。此举得到大部分伶旦的积极响应，因为若得了名次，那么日后“就是相与大老官，也多相与出几个钱来”。这个伶旦大会的效应果如所料十分轰动，小说写道：
那些小旦，取在十名前的，他相与的大老官来看了榜，都忻忻得意。也有拉了家去吃酒的，也有买了酒在酒店里吃洒庆贺的。这个吃了酒，那个又来吃。吃了足足三四天的贺酒。自此，传遍了水西门，闹动了淮清桥，这位社十七老爷名震江南。[20m小说中的士人对杜慎卿此举都深以为乃风流盛事，传为美谈。以后小说第四十二回还具体地写了这次花榜的第二名葛来官如何在南京的河房里招客的情景。
其实《红楼梦）中的同性恋内容也是很值得注意的，在这部博大精深的以写异性恋为主的长篇小说里，也广泛地涉及了当时社会上男风盛行的状况，而且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还写出了不同层次人士的不同的同性恋生活，在这一点上，它对以后的同性恋小说《品花宝鉴》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
《红楼梦》中写到同性恋内容较多的首推第九回《恋风流情友入家塾，起嫌疑顽童闹学堂》，写贾府里有一义学，专供族中子弟读书，后来族中亲戚们也多入学。正如明末的同性恋小说所写的，这私塾往往是同性恋肆虐的所在：
原未薛端自来王夫人处住后，便知有一家学，学中广有子弟，不免偶动了龙阳之兴。因此也假未上学读书，不过是三日打鱼，两日晒网，白送些束微礼物与贾代懦，却不常有一些儿进益，只图结交些契弟。谁想这学内就有好几个小学生，图了薛蜗的银钱吃穿，被他哄上手的，也不消多记。[20%）这个私塾终因众少年在同性恋关系中的争风吃醋而大闹一场。薛蟠一直热衷于玩弄男色，他在私塾里“浮萍心性，今日爱东，明日爱西”，挥霍钱财几平玩弄了所有的学生。小说第四十七回，他又因误认世家子弟柳湘莲作伶旦而调戏他，称他为“小柳儿”，并大言：“好歹坐一坐，你就疼我了。凭你有什么要紧的事，交给哥，你只别忙。有你这个哥，你要做官发财都容易。”[209]终于遭了柳湘莲一场痛打。
与薛蟠一般热衷男风的，还有宁国府里的贾珍、贾蓉父子，小说第九回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贾套亦系宁国府中之正派玄孙，父母界亡，从小儿跟着贾珍过活。如今长了十六岁，比贾整生的还风流俊俏。他兄弟二人最相亲厚，常相共处。宁府人多口杂，那些不得志的奴仆们，专能造言诽谤主人，因此不知又有什么小人话译谣原之词，贾珍想亦风间得口声不大好，自己也要避些嫌疑，如今竞分与房舍，命贸普搬出宁府，自去立门户过活去了。这贾蓄外相既美，内性亦聪明。虽然应名来上学，亦不过虚掩眼目而已，仍是斗鸡走狗，贯花玩柳，总恃上有贾珍弱爱，下有贾蓉匡助，因此族人谁敢触边于他？（210]
荣国府的当家人贾，也有不少同性恋的蛛丝马迹，小说第二十一回写贾之女出痘，贾班夫妇须斋戒分房而居，作者写道：“那个贾缝，只离了风姐便要寻事。独寝了两夜，便十分难敖，便暂将小厮内有清俊的选来出火。”同回中作者又写道，贾璇“内惧娇妻，外惧变宠”。（211]当时的贵族子弟间这种同性恋生活是非常普遍的，小说第七十五回写薛婚、贾珍、贾蓉等贸府中的贵族子弟聚会：
此间伏待的小厮都是十五岁以下的孩子，若成丁的男子也到不了这里……其中有两个十六七岁变童以备奉酒的，都打扮得粉妆玉琢。
薛娇兴头，便接了一个委童吃酒。（212]
这就是清代贵族娱乐生活的日常场景。
作为贵族公子，作者所偏爱的主人公贾宝玉也经常地表现出对男色的爱好。他与表侄秦钟的关系就被写得扑朔迷离、不明不白。小说第七回末有一联点出他们的关系道：“不是俊俏难为友，正为风流始读书。”第九回又写道：“自宝、秦二人来了，都生得花朵儿一般的模样，又见秦钟腼胰温柔，未语面先红，怯怯羞羞，有女儿之风；宝玉又是天生成惯能作小服低，赔身下气，情性体贴，话语绵缠，因此二人更加亲厚，也怨不得那些同窗人起了疑，背地里你言我语，诟碎谣琢，布满书房内外。”213]又写他与秦钟在私塾里的状况：
更又有两个多情的小学生，亦不知是那一房的亲卷，亦未考真名姓，只因生得妩媚风流，满学中都送了他两个外号，一号香怜，一号玉爱。虽都有窃慕之心意，将不利于豫子之心，只是都保萌蟠的威势，不敢来洁蒸。如今宝、秦二人一来，见了他两个，也不免绝罐羡慕，亦因知系薛蠕相知，故未数轻举妄动。香、玉二人心中，也一般地留情与宝、秦。因此四人心中虽有情意，只未发迹。每日一入学中，四处各坐，都八目勾留，或设言托意，或咏桑离柳，遥以心照。（214]
秦钟死后，小说第二十八回又写宝玉与伶且琪官（蒋玉菌）的两情脉脉，“宝玉见他妩媚温柔，心中十分留恋。便紧紧地搭着他的手”，并取出一个玉映扇坠作为礼物送给琪官。不期琪官对宝玉甚为有意，为了表示“一点亲热之意”，将贴身的“系小衣儿一条大红汗巾子解了下来递与宝玉”，并说：“若是别人，我断不肯相赠。二爷请把自己系的解下来，给我系着。”于是两人互换汗巾作信物。
从《红楼梦）的情爱描写中我们似乎可以发现，曹雪芹并不太在意同性恋与异性恋的区别，也并不以为异性恋是高于同性恋的或把异性恋视为惟一的性爱方式。他视同性恋甚为平常，小说中人物的同性恋欲念都被写得那么出于自然，很容易理解。他在情爱描写中注重的区别不是性的实质，而是爱的境界的区别，也就是警幻仙子所谓的“皮肤淫滥”与“意淫”的不同层次的区别，并把它作为评价情爱的高低优劣的准则。他在写贾宝玉的同性恋时，就重在写这种意淫的方面，如对对方的欣赏、痴情和体贴，基本上不写那些他认为粗俗的肉欲或调情。而写到薛耀、贾珍等人的同性恋，则重在写他们的肉欲，写他们朝三暮四，如玩弄妓女一样地玩弄变童。这种同性恋境界的区别在曹雪芹看来是与异性恋中境界的区别一致的，薛蠕调戏柳湘莲与贾班、贾珍的调戏尤三姐在曹雪芹看来并没有什么不同。这种衡量性爱之高低优劣的准则以后在同性恋小说《品花宝鉴）里被进一步地加以强调，并走向极端。
清代的狭邪小说涉及男风甚多，它们多直接写同性恋性行为，细节处不厌其详，当然这也是这类小说的写作宗旨。如著名的色情小说（肉蒲团》第八回就很有代表性，它写主人公未央生有两个年少的俊仆，分别给他们取了两个具有性象征意味的名字“书筒”和“剑精”，“两个人物都一样妖姣姿色，都与标致妇人一般”。未央生在沉溺女色之徐，也常拿他们来作为纵欲行为的调节和点缀。稍后的狭邪小说如《杏花天》、（昭阳趣史》、（桃花艳史）等等也都有关于同性恋的赤裸裸的描写。其中署名古案天放道人的《杏花天》里的某些段落很有特色，书中写到女主人公珍娘的丈夫酷好男风，对他的同性恋行为中的生理因素和心理因素都有较深入的表现。不过总的看来，这类作品大多以性刺激为宗旨，相对来说缺少内容的深度和艺术性，于世态人情亦多所忽略，因此并未在社会上造成影响。
这个时期的文言小说中亦时见缠绵排侧的同性恋故事，如
《聊斋志异）卷三的《黄九郎），曾衍东《小豆棚》卷一三的《聂小玉）、卷一四的《褚小楼》，命蚊（梦厂杂著》中的《玉儿传》、《张吉》、（张晋传》、《聋隶》、《楚伶传》等。当时通俗小说中流行的
“私订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异性恋模式，加上现实生活里的“状元夫人”的事例，使当时士人颇醉心于创作那种伶旦慧眼识英才于落泊之中的同性恋故事，如《玉儿传》就写得相当动人。
值得大书一笔的，是《品花宝鉴》。这部成熟而有特色的长
.篇小说，也可以说是一部清代男性同性恋风气的百科全书。社会上男风盛行的状况也形成了当时读者对它的痴迷，不少人甚至于认为它是堪与《红楼梦）娘美的言情杰作，卧云轩老人的（品花宝鉴》题辞云：“闽阁风流避出群，美人名士斗诗文。从前争说红楼艳，更比红楼艳十分。”幻中了幻居士亦序曰：“余于诸才子书并《聊斋》、《红楼梦》外，则首推石函氏之《品花宝鉴》矣。”
《品花宝鉴》全书六十回，写作于道光六年至道光十八年（1826一1838年），正值清代男性同性恋风气的全盛期。作者陈森，字少逸，号采玉山人，又号石函氏，毗陵人，一生仕途惬赛，甚不得意。陈森曾长期客居京华，其自序云：
及秋试下第，境益穷，志益毒，块然块垒于胸中而无以自消，日排道于歌楼舞檐同，三月而忘倦，略识声容仪艺之妙，与夫性情之贞淫、语言之稚俗、情文之真伪。
从作品看，他本人无疑是一位酷好男风的士人，而由于他对风流名士、官场生活和梨园伶旦状况的熟悉，使他的作品区别于一般的同性恋小说，具有浓厚的书卷气和名士情调。
（品花宝鉴）大肆张扬同性恋的合理性和诗情画意。开篇第一回，就有一场士人的关于同性恋是否合理的争论。王仲清引经据典，认为“天地之灵秀，何所不钟？若谓仅钟于女而不钟于男，也非通论”。史南湘进而认为“草木向阳者华茂，背阴者衰落
……可见造化之气，先钟于男而后钟于女。那女子固美，究不免此粉脂涂泽，岂及男子不御铅华，自然光彩”。大有女色可由男色取而代之的意向。第五回中肖次贤、徐子云认为：“天地间有这一种灵秀，不钟于香闺绣阁，而钟于舞榭歌楼，不饭而冠，不裙而履。”“使易冠履而裙钗，恐江东二乔犹难比数。”小说第二十二回写梅子玉与杜琴言相恋：
看他两人相对忘言，情周意距，居无言而欲语，眼车合而又离，正是一双佳偶馆就同心，倒像把普天下的才子佳人，都压将下来。
在作者看来，梅、杜之同性恋深情完全胜过了异性恋。而把这种观念发挥得最彻底的，大概要数自称为小旦“死也情愿”的名士田春航的那一番惊世骇俗的言谈：
纵横十万里，上下五千年，那有比相公好的东西？不爱相公，这等人也不足比数了。若说爱相公有一分假处，此人便通身是假的。于此而不用吾真，恶乎用吾真？既爱相公有一分座处，此人便通身是虚的，于此而不用吾实，恶乎用吾实？
只有相公如时花，却非草木；如美玉，不假铅华；如较月纤云，却又可接而可玩；如奇书名画，却又能言而能语；如极精极美的玩好，却又有千娇百媚的变态出来。失一相公，得古今之美物，不足为奇；得一相公，失古今之类物，不必介意。
我最不解今人好女色则以为常，好男色则以为异，究竟色就是了，又何必分出男女来？（215）这几段话，塔称清代士人的问性恋宣言。它以那个时代所能找到的一切颂美之辞，高度肯定了这种风行一时的性爱潮流，把整个社会的同性恋狂热推向了极致，痛快地表达了士人强烈的同性恋倾向。同时，它也把当时士人在这种风气下所达到的张狂程度表现得淋漓尽致。无论如何，像这样的宣言，只能是特定时期的产物。而他所说的男色女色可以不分的观点，表现了清代士人在性爱问题上所普遍存在的唯美倾向。（216）
（品花宝鉴》致力于塑造一群好男色而不淫的士人以及品性趣味都接近于士人的伶旦，企图建立起一种新型的友优而不押优的士与伶之间的类似于柏拉图式情爱的关系。在小说中，这种关系的倡导者是豪贵徐子云，他强调与相公交在时，互相都是不呼名而称号，他对相公说：“我们立下章程，凡遇年节庆贺大事，准你们请安，其像一概不用。老爷二字，永远不许出口。”有时他甚至让相公坐筵席的首席。但总的看来，这种平等是非常表面的，作者本人就缺乏那种真正的平等精神，他把这种礼仪上的优待看作是对伶旦的莫大的恩赐。小说第五回就是这样写徐字云对伶且的情意的：
这一片钟情爱色之心，却与别人不同。视这些好相公与那奇珍异宝、好鸟名花一样，只有爱惜之心，却无猬衰之念。所以这些名旦，个个与他忘形略迹。视他为慈父思母，甘两样云，无话不可尽言，无情不可径迷。
徐子云作为书中新型的友优士人的典型，作者的这一段描写显然是纲要性的，其中士人与相公的上下界线实际上非常分明，面士人的优越感也暴露无遗。小说第七回里梅子玉的一段独白就很值得玩味，他在观看了琴言的戏后，自思道：
琴窗这个美貌，若不唱戏，天下人也不能瞻仰他，品题他，他也埋没了。所以使他望劫梨因，以显造化游戏钟灵之意也未可知。故生了这个花王，又生得许多花相，如百花之辅牡升。但好花供人赏玩，不过一季，而人之颜色，可以十年，惟人胜于花，则爱人之心，自然比爱花更当胜些。
也就是说，相公在这些自以为开明且又深情的士人看来，也不能真算作人而只是为时更久的“好花”而已。所以陈森给自己的小说命名为“品花宝鉴”或“怡情佚史”，都是以这种士人的优越感为基础的。而从小说中看，这种欣赏心态是绝不能转到士人自己身上去的，如小说第一回写士人史南湘问梅子玉“世间能使人娱耳悦目、动心荡魄的，以何物为最？”梅子玉固未解男色，茫然道：“其唯二三知己朝夕素心乎？”史南湘立即答道：“岂有此理，朋友间岂可云娱耳悦目的？原香（即子玉）设心不良。”
这种优越感可以说是刻骨铭心的，从根子上说，作者歧视相公，虽然他一再称相公为“至宝”“时花关玉”，但他与当时世俗一样认为相公只是一种玩弄品。因此哪怕是写容仪，他也认为相公的容貌再美，究竟美不过士人，如小说在描写梅子玉“清华尊贵“时就说，相公们“虽然有此姿容，到底无此神骨”，所以书中作为正面形象出现的相公，必是近似于士人的，其品性往往是温柔敦厚而兼有才子式的放达，其零棋书画的修养亦必足以与士人对话。这样的相公，是作者一厢情愿的产物而不是现实生活中真正的相公。出于士人的偏见，作者且进而认为，相公学戏而专于戏，是下戴的，只有在学戏之外，兼习一些士人的技艺，方可称品格高尚。在这方面，陈森的民主意识与对人的认识是远远赶不上曹雪芹的。在大观园中，丫裂们扮演着类似于《品花宝鉴）里恰园中相公们的角色，但她们都各有自己的行为逻辑。在生活里她们固然是主人的附庸，但在生存的意识上她们却绝不是主人的影子，因此她们并不讲究什么琴棋书画，我们却始终感受到她们聪慧的天性和作为人的从情感到物质的各种要求。而（品花宝鉴》里的相公们没有自身的发展逻辑，不生活在真实的环境里，他们只不过是士人在相公中的一个个投影而已，其行为逻辑是按士人的轨迹进行的。因此他们也格外地需要士人的赏识、指导和保护，而士人的经济支援，更是他们赖以维持这种优雅生活的基础。小说中充斥了大量的士人如何向相公们慷慨赏赐金银珠宝的描写，第十三回写季言至京仅四个月，“徐子云已去白金数干”。作者深赞这些士人的为相公而挥金如土的气派，这使这部大唱雅调的小说不时地透出一般俗气来，反映出作者精神境界上的平庸。
在小说的结尾部，作者刻意安排他所宠爱的一群伶旦脱离乐籍，“将那些舞衫歌扇、翠羽金钮”统统在恰园烧化，其中大部分人因这些名士们的资助赏赐而得以经商，杜等言更归了士党。由于这班士人与伶旦的特殊关系，所以他们仍给脱离了乐籍的伶旦一个“花史”的封号，对此相公们还是十分感恩，并很合乎士人意愿地说：“他们称我们为花史，我们就称他们为文星。~（217]
这个结尾将士人的优越感发挥得极为彻底。
陈森的思想中有很多正统和世俗的成分，这使他对小说中同性恋的处理上常常显得复杂和矛盾。他虽然大肆张扬同性恋的纯洁高尚和诗情画意，但他又不能忽略异性恋的正统地位，尤其是异性恋所能带来的嗣续，是明清时期首要的家庭大事，也是同性恋在当时所遇到的无法解决的问题。因此陈森一直在努力寻找一种调和的方法，无论多么牵强，他都尽可能地将同性恋与异性恋统一起来，以求获得一种合理的解释。如小说中田春航与苏慧芳交好，但田中了状元后，按理应当娶一房夫人，事关宗嗣，他不能不重视，但又怎么处理他对苏的依恋之情呢，于是他就设计了这样一个情节：田春航娶到了一位名门围秀，新婚之夜他惊喜地发现新娘的容貌竞与苏慧芳一模一样，而且比苏“还要娇柔些、艳丽些”，于是“便万种温存，十分美满，真是佳人才子，玉女仙郎，占尽人间香福矣”。（218]这也可以说是作者所能找到的最为美满的结局。大约是得意于自己的这种异想天开的构思吧，他也给小说的主人公梅子玉安排了同样的“福气”：洞房花烛之夜，子玉一见颇觉心花怒放。说也奇怪，倒不是做书人说谎，也是前定姻蝶，皇天可怜子玉这一片苦心，因琴言是个男子，虽与子玉有些情分，究竟不能配偶，故将此模样，又生个琼华小姐出来，与琴言上枚时一样，岂不是个奇率？
以后子玉间房之乐，真是乐不可言。[219]
在归于正统的同时，这样的构思，实际上完全是作为男性的士人的一厢情愿。在这里我们既看不到相公的意愿，也没有女人的意愿，在作者看来，相公与女人一样，是士人的附属品、赏玩品，他们不存在这个人意志，能够与清贵高华的士人生活在一起即是他们的福分。所以，相公与女性在根本上是合一的。也就是说，士人是高级阶层，是欣赏者；而相公与女性虽有性别的差异，却都属于低级阶层，是被欣赏者。
与明清时期大部分的同性恋小说不同的是，《品花宝鉴）的宗旨不是性的刺激而是情的缠绵。作者在书中一再强调与相公交往的原则是“用情守理”、“好色不淫”，“只有爱惜之心，却无猬亵之念”，小说第十二回田春航认为：
彼既好淫，便不论色；若既重色，自不软淫。
第二二十四回士人王伸清又曰：
世唯好色不淫之人始有真情，若一涉淫衰，情就是淫衰上生的，不是情分中出来的。
令人感到有点滑稽的是，小说在再三强调士人之“无欲”和“不淫”的同时，却又浓题重笔地写士人如何多情、深情和痴情，这在作者看来似乎没有任何矛盾之处。书中写到的正面的士人对于相公的爱都异常地沉迷，甚至可以说是“死生以之”，但他们在具体行为上，却都只限于欣赏、对视和深深的思恋，排斥任何肉体上的接触。作者认为，在性的方面越是节制和理性，也就越是表明他们感情的深挚。面一涉性的行为，便为淫袭，情也就无从谈起。因此，《品花宝鉴》对于性道德的划分不是看性行为的本质或对象，而是以情爱中是否理性和制欲来品定优劣的，欲与情成为了衡量性道德的最重要标准。为了突出他的这一观点，他在小说的第一回就提出应该根据士人与相公的关系而把他们各自分为高低不同的几种类型：
先将据绅中的子弟分作十种，皆是一个情字：一日情中正，一日情中上，一日情中高，一日情中逸，一日情中华，一日情中亲，一曰情中狂，一曰情中趣，一曰情中和，一日情中乐。
再将梨园中名旦分作十种，也是一个情字：，一日情中至，一日情中慧，一日情中韵，一日情中醇，一日情中淑，一日情中烈，一日情中直，一日情中酣，一日情中艳，一日情中媚。
这都是上等人物，还有那下等人物，这个情字便加不上，也指出几种来：一曰淫，一日邪，一日黏，一日荡，一日贪，一日魔，一日某，一日意。
在这五花八门的类型中，概括言之，不外乎正邪两种，而从作品看，凡涉肉欲，必为邪，凡无肉欲，则为正，作者为此写出了正邪界线十分分明的两类人物。在作品中梅子玉与杜琴言是分别被作为士人与相公的正面的典型形象出现的，他们一见钟情，深相爱恋，日思夜想，却并不敢相聚。两人同在京城，也没有什么外力的阻隔，平时经常为相思而泣涕链，却总是一年半载方见一面，而见面时也只有互相凝视和流泪而已。两人偶然递遍，梅子玉便是“倒像是有暗昧之事被人撞见了似的，心里笑突的止不住乱跳，觉得有万种柔情，一腔心事，却一字也说不出来”。（Q20]梅给杜的赠诗，满纸尽是“海枯石烂”“只道今生长厮守“[21）这样划咒赌誓、刻骨铭心的句子，但终其书，两人没有丝毫亵乱行为。似乎稍有亲昵的表示，就会玷污了这种纯情。《品花宝鉴）里所有正面人物的同性恋，都不涉及性行为。而反面人物之所以是反面的，其主要标志也在于他们与相公的交往中恣意纵欲，如奚十一、潘三等豪贵富商，他们的押优生活都是以肉欲的满足为主，对此作者口诛笔伐，并由此更村出了正面人物之高尚。《品花宝鉴》的这种重情抑欲的倾向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是比较特殊的，因为情欲合一在中国古代几乎是一贯的、像这样情欲严重分离的作品是很少见的，而尤其是同性恋小说，其宗旨之一往往就是追求性刺激，现在却恰恰走向了反面。这种新型的纯情思的性爱追求，从文化史的角度看，是很值得注意的一种现象，它是同性恋风气在清代士人中深入发展的结果，表明士人的好男风已不再局限于浅表的声色之乐而追求更深层次的情感上的满足，押优蓄童也进入了一个更高的阶段，这也许是重视精神世界的士人参与所致吧。遗憾的是，由于作者过于强调情思之纯，将情与欲完全对立起来，以至于反映到作品中，时有不伦不类、矫情甚至虚伪的感觉，这当是作者才力不逮而道学观念又很深固的缘故。
陈森在〈品花宝鉴》的自序里曾声明：
首尾六十卷，管海市噩楼，羌无故实。所言之色，皆吾目中未见之色；所言之情，皆吾意中欲发之情；所写之声音容貌，矫婚邪正，以至狭邪浮荡及秽亵诸琐屑事，皆吾私揣世间所必有之事。
但读者似乎都明白，这话只不过是个幌子。诚如有人所考证的那样，书中的大部分人物都确实有其生活中的原型，掺入了乾嘉期间大量的士人与伶旦交往的风流韵事。田春航苏慧芳影射毕秋帆李桂官自不必言，书中的候石翁影射袁枚也是非常露骨的：
这个侯石翁，是个陆地神仙，今年已七十四岁。二十岁点了翰林，到如今，已成了二十三科的老前辈，朝中已没有他的同年。此人从三十综岁，就散任而归，邀游天下三十徐年，在风凰山造了个花圆，极为精雅。生平无书不读，喜作诗文，有千秋传世之想，当时推为天下第一才子。但此需虽七十以外，而性尚风流，多情好色，粉白集绿，姬妾满堂，执经问字者，非但青年俊士，兼多红粉佳人。石翁游戏诙谐，无不备至。其生平著作，当以古文为景，而世人反重其诗名。凡得其一语袭奖，无不以为荣于华哀。[222]
可谓是一篇生动的袁枚小传。小说第五十五回侯石翁与琴言换扇，侯便在零言扇上题诗的事，也有生活中的实事。《小仓山房诗文集》卷二四中收录了这两首他题在别人扇子上的七言绝句，其中一首写得频为轻薄，故曾在当时盛传：
取看纵扇置怀中，忘却归还彼此同。摇向花前应一笑，少男风变老人风。[223）另外，（梦华琐簿》及近人赵景深考证都认为杜琴言当为影射道光年间名且桐仙。（罗延室笔记》更认为书中人人皆有指陈，绝非随意杜撰，如徐子云影射徐锡，史南湘影射蒋若生，潘三影射靴苏，娶十一影射孙尔准子，魏聘才影射朱宣初，高品影射作者陈森自己等等。这样的考证当然有些过分了，因为《品花宝鉴》
毕竟是小说而非史著，执着的考证容易流于穿凿附会。但这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这部小说是特有的社会氛围下的产物，在当时的读者看来，它是相当地真实可信的。
《品花宝鉴》的出现，标志着清代男性同性恋风气已臻登峰造极的地步，它不但生动地再现了当时社会押伶摔伶的性爱风气，更反映了处在风气之中的广大士人的心态，反映了他们对同性恋的理想和追求。因此，在今天看来它虽然并不是一部成就很高的文学作品，在当时却深受广大士人的欢迎，并且在社会上确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品花宝鉴）之后，清代文坛没有再出现长篇的同性恋小说，但各种通俗小说中仍不时地掺杂同性恋内容，只不过随着政治局势的变化和西方性爱观念的渗透，各种小说里的同性恋摘写的调子也产生了微妙的变化。写作于清末、民国五年出版的钱锡宝《祷机萃编》（又名（宦海钟）或（霉鸯楼》）中就有一个官宦娶小旦做八姨太太的情节，言清末官宦热衷于猬旦，小旦艳香仗着抚台、藩台的势力，飞扬跋扈，闹出事来，又飘然入了一显宦的公馆，改女装吹吹打打正式成了八姨太太，这一段描写十分滑稽：
到了五点多钟，只见四个纱灯，一班鼓乐迎着一顶蓝呢四轿，玻璃窗都用绸役子遮着。进了大门就鞭爆不绝。一直抬到上房院子里歇下。一个丫头、一个老妈在轿子里祷了一位当年的少爷、前天的戏子、今日的新娘龙艳香八姨太太出来，慢移莲步，轻踏花毡，进了堂屋，这位叶观察戴了红顶花钿、穿着鳞袍补誉，领着艳香费了神，拜了祖宗，然后摆了两把椅子，叶观察靠着上首一把站着，下首一把是替他大太虚设的。这艳香就端立红毯，检枉下拜，叶观察立受了。[224）通俗小说的同性恋内容至此已完全失去了《品花宝鉴》里的那种纯情和严肃而堕为荒唐的笑料。这与当时形势的发展是一致
的，到了晚清，狮伶摔伶虽依然是士人们娱乐的主要内容，但随着国势和政局的巨变，演员地位的提高，更重要的是，对同性恋
持极端憎恶态度的西方传统性爱观念伴随着他们的坚船利炮和科学技术一起进入了封闭的中国，新式的士人逐渐地对辨优蓄
童感到厌倦、反感直至引以为耻，加以无情的讥刺和挥击，在这种氛围之下，持续了近四百年的男性同性恋风气便亦日趋消歌，直到被人们完全地遗忘。
第五章女子缠足的流行与金莲崇拜
将女性的双脚自幼加以缠束，形成弓足，脚长减至三四寸甚至两寸，举步摇摇曳曳，出入需人扶持，而整个社会以此为女性美的首要条件，人人痴迷，世世相传，“举世之人，皆相沿成习，家家裹足，似足不小不可以为人，不可以为妇女者”，（1]是明清两代性爱风气中又一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我们把这种习俗称之为性爱风气，是因为它并不是一般的生活习惯，它的产生、维持以及人们对它的狂热都是因为它与性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虽然在现代人看来这种习俗根本原因在于约束和限制女性，但它能使当时的女性积极地甚至狂热地参与进去的，却是因为它与审美、而实质上就是因为与性爱的密切关系。在明清两代，男性视三寸金莲为女性之至美，以至“五尺童子，成知艳羡”，三寸金莲也由此被视为女性的最突出的性特征，因而被女性隐秘地保护在及地长裙之下而不敢外露。同时也就成为男性偷窥和性骚扰的目标。诗人们狂热地赞美小脚，以玩弄金莲和弓鞋为风流，舞台上戏旦惟妙惟肖地模仿小脚，各种小说笔记里无处不能看到关于小脚的描写，一个女人金莲的大小，关系着她身价的高低，也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她婚姻的幸福与否。在明清两代，崇拜金莲堪称是举世皆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