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罪行一旦被揭露
1991年10月，布什总统通过再次出面干预，阻止了欧洲和日本为终止美国对越南强加的禁运所作的努力——1975年，美国为确保这个极端贫困和已成为废墟的国家不能从它已经遭受的“可怕不幸”中恢复过来，对它强加了这个禁运一—以此来庆祝肯尼迪的战争升级13周年，巧合的是，它也揭开了欧洲征服世界第500周年的序幕。
可以设想，他这样做还另有其他理由：惩罚越南不肯屈从于美国暴力，给其他受到诱惑可能效仿这种不轨行为的人以合适的教训，或许纯粹就是为了报复。国防部长狄克·切尼（Dick Cheney）向国会报告说，我们还没有做好准备，同意越南进入文明世界。其理由是，就像邪恶的日本人一样，越南人仍然不愿勇敢地面对他们对我们所犯下的罪行。
印度支那战争还没有从历史的记忆中被完全抹去。根据这些令
人恐怖的记录，有一个问题依然存在：我们在越南蛮子手中所受的苦难，他们在南越向正在崇高地保卫它不受它的居民所害的我们发起进攻后，又在罪上加罪，拒绝以足够的热情，倾全力报告他们恶毒地从越南和老挝的上空击落的美国飞行员残骸的下落。在战斗中失踪人员问题上取得“实质性进展”，这是我们要求的与越南关系正常化的一个条件，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宣布说，一个可能需费时数年的过程。
“尽管合作有了进步”，越南人仍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我们才能结束一直以来扼住他们的咽喉、阻止其他不愿意冒犯这位“教父”的国家对它的援助和投资，并堵住来自美国在里面行使有效否决权的国际放贷组织的援助。
这个信息在大量的文章和舆论报道中被紧锣密鼓大肆宣扬，几乎没有一篇文章偏离严格苛刻的信条。多少年来，“新闻自由”一直在报道美国对于欺骗成性的、逃避他们对我们所犯罪行责任的越南人的义愤填膺，却从没有过一点隐隐约约的暗示，有些事情会不会搞错。
我们不仅保留了当年令托克维尔留下如此深刻印象的那些能力，用绝对的“尊重人道的原则”毁灭人，而且我们还大大地进步了，将被我们折磨的受害者变成了加害于我们的凶手。
必须承认，这绝非创新发明，而只是历史的惯例，这种惯例可以追溯到《独立宣言》的作者们谴责他们正在斩尽杀绝和驱赶的“冷酷无情的印第安野蛮人”的那些日子，是一种极其容易被吸收进自我捧场的官方文化的行为。我们只要回忆一下“罪行一旦被揭露，惟有厚颜无耻”的那个传统原则，我们就会明白不少。
I：
如前所述，那个原则当初在约翰·昆西·亚当斯确立行政战争的信条之际，也许就已在他的脑子里了，这个信条在越南再次得到贯彻。事实上，亚当斯还不止将灭绝描绘成对“无法无天的印第安人和黑人乌合之众”的自卫。他知道，杰克逊是“一个野蛮人”，他私下就这样称呼他，而侵略就是侵略。正如他日后的坦白所揭示的，他也知道到底是谁在进行一场“灭绝战争”。但他同样也清楚，美国有枪炮；于是，他依据他所最钟爱的历史学家解释的原则，向西班牙提出了要求，支付“一笔正义的和合理的赔款给美国，以补偿由于西班牙没有履行其约束印第安人的承诺，而使他们已经被迫承受的沉重和必要的开支”。⑧
塔西佗的原则是每一个将手伸进人家口袋里当场被捉，但还晓得大呼“抓小偷！抓小偷！”的下三滥的偷儿老手都懂得的。它是一种标准的宣传伎俩，常常被大国用来惩罚它们的受害者。法国要求海地支付巨额赔偿，以补偿奴隶的成功起义，即为另一众所周知的例子，两个世纪之后，其后果仍然阴魂不散。在主流媒体的分析文章中，这种技巧也是惯常使用，屡见不鲜的。使用它，人们只需手腕一抖，就可以一举推翻揭露媒体对国家和私人权力卑躬屈膝、甘作附庸的排山倒海的证据：只要不理证据，并义正词严地发问，进行正义讨伐的媒体的敌对立场是否走得太远了，或许他们的极端的反机构的偏见甚至已威胁到了民主的过程。⑥
然而，在国家恐怖和知识分子背信弃义的历史上，我们怀疑，我们还能否找到一个堪与美国在印度支那的战争相媲美的罪责颠倒的能：：
例子。
任何一个恋恋不舍地相信，甚至一丝的原则或人性关怀也许就可以使一心在“战斗中失踪人员”问题上做文章，激起人们愤怒的思想意识当家人脑袋开窍的人，只要考虑两个关键的事实，就能够轻易地克服那种错觉了。第一个事实是，他们对数量大得多的、更早战争中的“战斗中失踪人员”完全没有兴趣，这些人的遗骸在欧洲战场和甚至在加拿大（来自1812年美国入侵），在那些历来无人阻碍搜寻的地区里，至今碰巧偶尔还有发现。第二个决定性的事实是，战俘/战斗中失踪人员（POW/MIA）运动的历史。它是经过精心策划操纵的，目的在于克服日益增长的、已经无法压制的公众对于美国暴行一—塔西佗原则——的关注，以及将尼克松和基辛格力图逃避的谈判引入歧途。1975年以后，这个问题则被利用为通过其他手段继续进行战争的工具。
20世纪80年代这个问题死灰复燃，这是越南从束埔寨撤出的一个完全可以预料的结果。在残暴的红色高棉进攻越南边境后，越南于1979年12月发动了入侵，赶走了波尔布特，结束了他的暴行，这被美国的领袖们和政治评论家们描绘为对他们敏感感情的一个沉重打击。自然，对于这些甘地和马丁·路德金的使徒们来说，由于他们是如此地忠诚于国际法，所以只能作出惟一的反应：在边境帮助重建红色高棉，给予波尔布特政府外交承认，坚持任何解决方案中的红色高棉的一种核心作用。为了惩罚这侵略罪行的罪人，他们还不得不维持那个一直以来“使得越南失血”的禁运，《远东经济评论》就是这样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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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信条的。当越南已经根据“巴黎协议”从柬埔寨撤军的事实不再可能被否定时，文化管家们不得不又重新捡起原先的借口：越南人没有开放他们的领土和档案馆供我们毫无障碍地检查，并在其他方面倾注全力解决战争遗留下来的仍未解决的惟一道德问题。
与此同时，可敬的民意代表们却完全没有因为“自由新闻”未作报道的“联合国柬埔寨临时权力机构”（UNTAC）的研究而感到问心有愧，该研究揭露，“确实有巴黎协议含意范围内的外国军队在束埔寨作战，但他们来自泰国”，而非越南。UNTAC报告说，美国的这个长期附庸的军队单元在帮助活跃于红色高棉控制的柬埔寨各个地区从事宝石和木材出口的泰国商人的同时，“在DKZ（民主柬埔寨区域）或红色高棉控制的领土上自由行动，并被指责在军事上支持（红色高棉）”，他们在以出色的资本主义方式使自己发财致富的同时，帮助红色高棉筹集战争资金。④
我们或许还可以添加以第三个事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以后，美国和英国对德国和意大利战俘的非法的、常常是野蛮的（甚至是凶残的）处置，在战时它一直被保守着保密，因为害怕德国的报复。这一令人遗憾的记录在20世纪70年代末，正当对于背信弃义的越南人的愤怒被煽动达到狂热之时，被揭发出来了，在美国的评论界引起众多的赞美。不过，我们不妨还是将这些事情省却不提为好；虽然它们明显地具有相关性，但是它们是没有可能进入主流媒体的讨论，甚至没有可能被理解的。⑧
1975年强制实行的禁运“达到了华盛顿想要的效果”，《纽约时
报》记者菲利浦·谢依（Philip Shenon）报道说：“营养不良状况在越南北部和中部继续恶化，不管许多胡志明市的居民突然暴富带来了什么，来这个城市访问的人常常被无家可归的乞丐家庭团团围住”，这是对美国打败了这场战争的断言的一个何等生动的驳斥。在美国“不仅切断了美国货物的合法供应，而且切断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国际放贷机构的援助”长达17年之久后，“越南被战争粉碎了的经济现在仅仅开始恢复”。“大多数越南人现在是赤贫如洗”，《远东经济评论》报道说，“但是，一旦禁运被解除，经济繁荣将期望在即”，越南能够成为“制成品出口商的一个低工资的平台”，制成品出口商即外国投资者，那些能从美国对越南首先摧毁，然后放血的政策得益的人。该刊报道了美国公司的担忧，说其他国家的竞争者可能击败他们而胜出。“美国公司在越南已经蒙受了不可挽回的市场份额损失”，一家贸易和投资公司的经理抱怨说，因为竞争者已经开始打破美国所加的禁运。美国公司希望华盛顿继续
“关紧国际金融机构进入越南的大门”，以防止任何复苏开始，直至取消禁运，这样他们就能得到他们的恰当份额，因为按《金融时报》
报道的说法，他们认识到，如果想要有任何可观的复苏一—或利润出现，“目前被美国阻断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亚洲开发银行的资金都是迫切需要的”。⑧
嗜血残忍固有其利，但金钱威力更大。禁运明显已经过时，失去了用处。
“日本人并不掩盖他们对越南工人的技能、忠于职守一—和低工i：
资——的热情”，维克托·马列特（Victor Mallet）在《金融时报》上报道说。他们正准备投资，以便从美国的战争和战后的经济扼杀的这些有用的后果中得益。但是“教父”并未完全失势：“日本政府和日本公司仍然渴望不要因为在越南承接十分显眼的项目而得罪美国”，马列特在报道中说，并且仍然“十分、十分谨慎”，一名三井的代表补充说。
但是，他们正在缓慢地向前移动，令美国公司心惊胆战。
“在20世纪整个80年代，美国官员都在强调越南应该首先结束占领柬埔寨，美国才可能解除禁运”，罗伯特·格林贝格（Robert Greenberger）在《华尔街日报》上报道说，“在越南撤走军队后，美国然后强调必须解决战斗中失踪人员和战俘问题，才可能恢复关系”，而且，现在华盛顿“处在美国公司要求解决（战斗中失踪人员）问题的压力之下，这样，他们.…（就不会）……在争相取得越南市场和资源，包括潜在丰富的近海石油储藏的竞赛中被遗忘”。从这个荒唐可笑且显而易见的托辞中，没有得出任何结论。
就像一名出色又忠诚的警察，史蒂文·霍尔姆斯（Steven Holmes）在《纽约时报》上报道说，布什政府正在采取动作缓和贸易禁运，以“回应政府所认为的越南在寻找越南战争中仍然失踪的战斗人员上的更大合作”。文章的大标题是：“河内在战斗中失踪人员问题上的帮助导致禁运的缓和”。确实，“企业和贸易组织也一直在游说政府，放松禁运”，因为害怕“它们会在越南市场上彻底输给日本公司”；与中国相比，它们“相信，未来的10年中，在越南有更多的钱可赚”。
但是，信条的真理是决不可动摇的：是越南更多地愿意勇敢面对对于
我们所犯下的罪行，才导致布什先生缓和贸易禁运，一个“标志着在时隔数十年的因为河内入侵柬埔寨，及其不愿意主动提供失踪的美国人的命运和挥之不去的对越南击败美国的仇恨而播下的怨恨憎恶和不信任之后，对越南的态度明显变暖”的行动——但最不可能的是，对老规矩的一次有趣的背离。
虽然政府官员“已经表扬河内满足了总统在去年设定的若干条件，”帕米拉·康斯特布尔（Pamela Constable）仍报道说，“对许多美国人来说……这些理由中没有任何一条具有足够的分量，足以克服”对于“一个多年来耽误、欺骗和抵抗美国关于失踪的战斗人员合法要求的敌人挥之不去的、根深蒂固的怨恨，不信任和敌意”。因为急于与美国恢复关系，越南政府“明确地表示，越南家庭付出的代价大于美国家庭，小心翼翼不去得罪来访的美国人”，菲利浦·谢依补充说。@
这出戏一直演到了1992年年底。在布什总统以扩大美国的禁运来庆祝肯尼迪入侵一年后，他以十足的政治家的语言宣布，“这是一场痛苦的冲突，但是，河内今天知道了，我们只寻求不含惩罚过去的威胁的答案”。我们永远不能原谅他们对我们已有的所作所为，但“我们可以开始书写越南战争的最后一章了”，如果他们对于寻找失踪的美国人不再另有所图的话。那天头版紧挨在一起的新闻报道日本天皇访问中国，在那里他没有“毫不含糊地”接受对“（日本）战时侵略”的指责，再次暴露了日本人性格中令美国评论家们如此迷惑不解的根深蒂固的缺陷。④
编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