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肯尼迪和撤军：早期的计划
撤军的重大决定迅即在新闻中报道了，但是，直到20年之前，在
《五角大楼文件》出现后，隐藏在它们背后的有关内部审议的种种基本事实才变得为人所知。在按照1962年7月的眼光对“越南问题”进行讨论时，该分析家写道，“根据总统的旨意，国防部长着手重新审查那儿的形势，并将他的注意力集中到它的未来之上一—希望能在合理的时间内，使它确保成功结束”。7月23日，在檀香山的一次“正式会议”上，麦克纳马拉对已经取得的“惊人的进展”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本人的话）。他要求“分阶段撤出主要的美国顾问和后勤支持活动”。
越南军事援助指挥部（MACV）司令保罗·哈金斯将军（General Paul Harkins）估计，在当时正在接受训练和装备的越南部队变得“完全能够用于作战”以后大约1年，越共应该“作为一支重要的力量已被消灭”。然而，麦克纳马拉坚持了“一种保守的观点”，即计划应该建立在
“它将花费3年而不是1年的时间，也就是说，在1965年下半年以前”的假设基础上。他同时也“评论说，要无限期保持公众对美国在越南的军事行动的支持可能是困难的”——一个永恒的忧患。因此，有必要“分阶段撤出美国卷入的军事力量”。7月26日，参谋长联席会议下达命令，准备一份南越的“全面计划”，以贯彻麦克纳马拉的决定。
其开宗明义的目标就是，保证在1965年年底前，西贡政府将“在无需继续美国特别军事援助的情况下”就接手过去。这里起作用的关键性假设是，在1965年年底前，“叛乱将得到控制”。
1963年1月25日，“全面计划”提交到参谋长联席会议。哈金斯将军的计划说，“分阶段撤出美国特别军事援助预计总体上将发生于1965年7月至1966年6月的这段时间内”，但只要可行就提前。？
几天后，一个以陆军参谋长厄尔利·惠勒（Earle Wheeler）将军为首、包括主要的军方鹰派在内的参谋长联席会议调查小组所写的一份报告使参谋长们再次确信，这是一条正确的路线。这个小组事先已被“要求，对在合理的时间周期内，成功地结束冲突的前景形成一个军事判断”。调查小组的报告总的来说既明朗又乐观：在美国指导下的军事攻势中，“越南政府正在取得稳定的和令人鼓舞的进展”，而“老百姓”也表现出更多的自信，“政府将取得胜利”。“一个新的全国性战役计划”（“爆炸行动”）已经准备就绪，与以往相比，它将给予西贡的军队“更大的主动性”，这是与越南军事援助指挥部（MACV）的“全面计划”对等的一个计划，其目的在于使南越的武装力量在1965年年底以前，作好在没有我们的帮助的情况下自己行使对他们的领土控制的准备。这两个计划的前景都充满了希望，它们预期之中的成功将允许
“同期逐步撤出美国的支援人员，只留下大约为1600人的一支军事援助顾问团（MAAG）”。以上所有一切都被美国最高军事指挥部认为是可行和合适的。
为了实施这些计划，调查小组提出了一些技术性的建议，包括一项放松美国武装直升飞机参加交战规定的建议，这些飞机已经被部署用于“护送任务一—在战斗条件下”；该建议说，它们应该被允许进攻“越共的机会目标一一在战斗的情势中”，即使它们未遭到射击。此前，根据肯尼迪的战争指令，在越南空军标志伪装下的美国农场门行动，已经拥有这样的授权。另一条建议是走出“小型的情报和破坏突袭的限制（此处有一行字仍未销密）”，采取“一种针对北越的、破坏、摧ii
毁、宣传和颠覆的使命协调一致的计划”，在将美国“完全隐藏在背后的同时，把针对北越的战役当作一种有力的军事尝试，而非一种辅助的手段来进行（此处有一行字仍未销密）”。惠勒的小组还建议，为了这些使命，美国应该“强化”越南军事力量的训练，“并鼓励他们在北越执行袭击和破坏的使命，与其他军事行动相协调”（此处又有二行半字未销密）。
惠勒随后在2月1日又直接向总统报告，告诉他“在军事上，越南的情况进展得很不错，但是‘胡志明正在为这场战争付出很小的代价，如果我们真指望在那儿把那件事彻底赢下来，我们不得不让他出点血’”。总统“对此颇感兴趣”，惠勒将军在其口授的历史中回忆说（1964年7月）。他的鸽派色彩的顾问也都被打动了。1963年4月，在就任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时，罗杰·希尔斯曼建议，对北越应“按照一些月份以来我们一直在执行的总方针，继续不公开的，或至少是可否认的行动”，目的是“使最终毁灭的威胁活生生地保持在河内的头脑里”。但是，鉴于策略的理由，“对北越采取重大的行动”是不明智的：它应该被推迟到直至“我们已经在我们的反叛乱计划中证明取得成功”。对北方采取“过早的行动”还可能“使我们的朋友和盟国，以及国内舆论的相当部分大受震惊，以致中立化的压力将变得难以对付”；一如既往，令人惧怕的外交威胁必须被引开。希尔斯曼说，有了明智的政策设计，“我相信我们能在越南取胜”。
我们于是了解到了，1963年1月，在一种极为乐观气氛中，撤军的军事动议与在南越内部使战争升级和可能对北越强化战争行动的
；语
计划一起出笼了。根据肯尼迪的国家安全顾问麦克乔治·邦迪的一些说法，我们还进一步了解到，深入到北越内部的“情报和破坏突袭”行动其实已经是在进行之中了——自1962年年中以来。1963年12月11日，在新一届政府上台时，弗雷斯特尔还证实，“有一些时间以来，中央情报局一直与（南）越南共和国军队一起，从事对北越的秘密的联合行动”。新闻记者威廉·普法夫（William Pfaff）报道说，1962年夏天，在西贡北面的一个特种部队的营地里，他观察到一支中央情报局的“侦察小队正在装载一架没有标志的C-46，机上坐着一个身着便装的华人飞行员”，起飞到北越执行任务（“有可能进入中国领土”）；“有些人是亚洲人，有些是美国人或欧洲人”，他们“当然不是去北方作顾问的”。⑤
撤军和升级之间的联系不难理解：成功的军事行动将使南越政府把任务从美国人手中接手过去成为可能，而那时，美国人也能在胜利已得到确保的情况下撤军，使得极端的鹰派、战争管家麦克纳马拉以及肯尼迪的共同意愿一起得到满足。
1968-1969年，在正式启动撤军时，这同样的自然联系也得到确立。撤军是与美国远征军有史以来最具破坏性和最穷凶极恶的大规模谋杀战役结合在一起进行的，尽管它被文化管家们轻描淡写地贬低为能够当作战场上美国兵的“失常”处理的事情。撤军也还同时伴随了对老挝和柬埔寨平民社会进攻的极度扩大，这件事同样被忠诚的媒体压制下去了，尽管在理查德·尼克松失宠后，他们虚伪地指责，在这次屠杀和美国在其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的问题上，他欺骗了他
们。再一次，我们看到这种联系是一种自然的联系：撤军是以胜利为条件的。①
但是，并非所有人都如军事指挥部那么乐观。就在总统听取惠勒的乐观的报告几天以前，他从希尔斯曼和弗雷斯特尔那里收到了一份更加节制的备忘录（1月25日）。在那份备忘录中，他们谴责新闻界的不适当的悲观主义和贬低美国的成功，并认为“南越的战争明显进行得比一年前好”。他们称赞美国军事升级导致了（南）越南共和国军队的“侵略性增加”，报告了南越政府的控制现在已经扩大到超过半数的农村人口（与越共控制的8%相比），截至1962年年末为止，这是一个很大的成绩。但是，“账单的反面仍然令人不寒而栗”。越共已经扩大了他们的正规部队，他们就地招兵买马，就地取得补给，并且“极其有效力”。“所以，结论似乎是不可避免的，越共将能够以目前的水平，继续其战争努力，或许还能增加这种努力，即使渗透路线被完全封闭”。“我们总的判断，概括起来说，就是我们或许正在取得胜利，但是，肯定比我们所希望的慢”。他们提出了各种技术性的建议，以更直接的美国介入，来更加有效地实施反叛乱计划；改进美国使团的效率，以加速“走向赢得战争的步伐”。
在美国支持的11月1日政变取代了吴庭艳一吴庭儒政权以后，
1963年所作的种种假设注定将逐渐遭遇远为更加严重的问题。文职的和军方的高官终于逐渐认识到，他们的乐观是建筑在骗人的报告基础上的。他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实现撤军计划的关键条件胜利得到保证——今后再也得不到了。整个1964年，形势在继续恶1l
化。要求对北越采取行动的呼声于是增大了起来，但是，理由已与1963年初的不一样了：随着美国在越南南方的地位正在发生崩溃，剩下来的最后希望就是迫使越南民主共和国命令南方的叛乱者停止抵抗。从1965年起，美国直接接管了南方的战争，并将它扩大到对印度支那的其余部分也展开全面进攻的程度。鸽派当时的另一个选择是采用一种“飞地战略”，将美国军队的人数冻结在10万人以下的水平。
我们再回到那个乐观的时期，1963年4月18日，国务院越南工作组组长，钱墨斯·伍德（Chalmers Wood）建议，“只要情况进展顺利，我们就应该否决任何增加（驻军水平）的后续要求……不动声色地支持麦克纳马拉实现其年底前明显裁减人数的打算”。他感到，“明天就能从西贡撤出1000名军事人员，而且情况还将会变得更好”。他建议，“相当数量的美国军事人员应该在今年年底前就从越南撤出，只要我们取得汤姆逊（罗伯特·汤姆逊准将，Brigadier RobertThompson），那位受人尊敬的英国军事顾问团负责人，提出的进展”。
汤姆逊此前曾向麦克纳马拉建议，“如果1963年的进展继续保持良好”，撤走1000来人也许是明智的。
5月6日，麦克纳马拉说，军事顾问应该是撤走的最后一类人，并要求制定一份“如果形势允许，在今年年末（1963年）使1000左右人员”撤出的计划。国务卿迪安·腊斯克（DeanRusk）批准了该计划（5月13日），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肯尼迪最信任的军事顾问，马克斯威尔·泰勒，同样也批准了（8月20日）。“根本的目标”依然没变，迈克
尔·弗雷斯特尔在8月27日告诉总统说：美国必须“全心全意地支持对越共恐怖主义者进行的战争”，并“继续支持表明自身有能力坚持这种努力的南越的任何政府”。④
这里提到了“任何政府”，这与肯尼迪政府对吴庭艳政权日益增加的担心有关。一个问题是，它实行的镇压正在激起内部的抵抗，这种内部的抵抗正在对战争努力产生干扰。另一个问题是，吴庭艳和被认为是“王位后的真正的掌权人”，他的兄弟吴庭儒，正在日益急切地敦促美国，要求它撤军。4月22日，中央情报局报告说，吴庭艳和吴庭儒“对于‘越南主权最近遭到的侵犯’表示关切”，“在证据确实之后，
（吴庭艳）准备以美国负有责任的不可辩驳的证据，与诺尔汀大使（Ambassador Nolting）及美国越南军事援助司令部的司令哈金斯将军直接摊牌，以部队数量太大和无法管理为由，要求削减在南越的美国人员的数量”。一周以后，有一个消息来源（未销密）报告说，在4月12日的一次谈话中，吴庭儒“重复了他的观点，从500人起，到3000或4000人，美国人的人数不管削减多少，都将是有用的”。5月12日，在《华盛顿邮报》头版的一篇采访中，吴庭儒说，“南越愿意看到驻扎在这里的12000名到13000名美国军事人员中的一半离开这个国家”。0
美国政府的政策设计者们担心，南越政府要求美军撤出的压力将会变得难以抵抗，而南越政府所作的与北越达成外交解决的探索性努力，使得这一危险变得更加严重。肯尼迪战争本来就捉襟见肘的政治基础到时候将会被侵蚀干净，美国将被迫不胜利就撤军。对于肯1非！
尼迪和他的顾问来说，那种选择是难以接受的，所以西贡政权要么与美国同舟共济，要么滚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