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早期版本
肯尼迪承诺坚持到底，那些最接近他的人都是清清楚楚的。如已所指出的，在关于赌注巨大的看法上和在对于1962年的军事升级彻底扭转了当地游击队的“侵略”形势乐观的估计方面，阿瑟·施莱辛格罐：
与肯尼迪是完全一致的。在施莱辛格所作的肯尼迪的纪年史中，没有片言只字，不管怎样的模糊，提示过肯尼迪有任何不胜利就撤军的打算（1965年出版，1967年再版）。
事实上，施莱辛格没有在任何一处指出，肯尼迪有过任何撤军的想法。在他的洋洋大作中，撤军计划只得到了用一句话带过的待遇。
在描述总统他们就向吴庭艳政权施加压力一事进行的辩论时，施莱辛格写道，麦克纳马拉1963年10月从西贡返回，并“宣布……1000名美国军队有可能在年底前撤回，而美国军事任务的主要部分将在1965年底前完成”。在长达940页的肯尼迪政府实际上的逐日活动记录中，这就是它的半官方历史学家对撤军计划讨论的全部记录。①
这些事实给我们只留下3种可能的结论：（1）这位历史学家在为总统的打算保密；（2）这位肯尼迪的密切知己对他的打算一无所知；
（3）不存在这样的打算。
究竟是哪一个？对于这个问题，只有“不胜利就撤军论”的拥护者们间接地求解过它的答案。其惟一似乎说得通的结论是（3），但它被这些拥护者们拒绝了，因此惟有留下（1）或（2）的结论了。这后者也许太离谱了，使人不敢轻信，除非不惜证明肯尼迪欺骗周围所有人所达到的严重程度。纽曼引用了施莱辛格1978年为肯尼迪为什么“决定隐瞒他的计划”所作的辩解（第324页），暗示正确的结论是（1）—
除非施莱辛格在那期间已经了解到了这些“秘密的计划”，此结论才能成立，可是没有人这样声称过，包括施莱辛格本人。因此，施莱辛格本人也一定采纳结论（1）。再说，他称赞了纽曼的书，没有提出相关的保
留，这也再次提示他认为结论（1）是准确的。对此，人们将会有兴趣听到一个解释。
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肯尼迪的另一个密友西奥多·索伦森（Theodore Sorenson）的身上，1965年他也出了一本关于那一届政府历史的书。索伦森是肯尼迪第一位任命的官员，作为他的特别顾问，并参加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所有会议。他一直留任到约翰逊政府的最初几个月。他在书中很少关注越南。根本没有提到过撤军计划。相当出人意料。书中肯尼迪的“关键性贡献”反而是避免了“那些性急要嬴或撤军的人”所鼓吹的极端主张。他还说，“他的战略本质上是在设法争取时间的同时，避免升级、退却或被局限于在这两者中间择
……”。他反对撤军或“在会议桌上以越南的安全做交易”。索伦森特意提到了肯尼迪的关于赌注很高的观点：如果失去了越南，而东南亚跟着落入“饥饿的中国人”手中的话，那么“自由世界的安全”将受到严重削弱。肯尼迪保卫南越的承诺，索伦森说，“不仅得到兑现，而且……还通过极大增加努力而得到强化”。由于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反对派遣军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肯尼迪宁可选择“一种反叛乱为主的做法”，不过他“在军队问题上从未作过一个最终的否定决定”，而是“命令各部门作好投入作战部队的准备，万一证明他们是必要的话”。与此同时，他“通过派遣作战支援部队，空军作战和直升飞机机队，更多的军事顾问和教官进入，和派遣600名绿帽特种部队对南越人作反游击战术的训练和指导，不断扩大军事援助使团的规模（1961年年底时为2000人，1963年年底时为15500
1能：
人）”。②
与施莱辛格一样，索伦森特别强调肯尼迪1963年1月所说的充满希望的预言，“在越南，侵略的矛头已经被磨钝”。但是，伴随着对佛教徒的镇压和传说的吴庭艳欲“与北方达成一个秘密交易”的动作，以及他执迷不悟，不听美国“回到战争”上来的忠告，“到1963年年中时，局面就迅速恶化”。更坏的是吴庭艳的公开言论，说什么“在越南的美国军队太多了”。即使在吴庭艳一吴庭儒政权被推翻以后，人们“仍然看不到越南战争早日结束的希望”，因此“（肯尼迪）认为，这场斗争完全可能成为对这个国家的忍耐力和耐心的最严峻的考验”：
他只打算坚持着挺过去，这么一个极其恶劣的烂摊子，没有其他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那些放弃这么不可靠的一个盟友或这么昂贵的一个承诺就算了的说法，“只会便宜了共产主义”，总统说。
“我想我们应该留下”。
索伦森的记述到此就为止了。这里同样没有任何不达胜利就撤军打算的蛛丝马迹。再一次，我们也可以在上述同样的3种结论中作选择。
没有人比他的弟弟，司法部长，更接近肯尼迪了。索伦森特别提到了，就如罗伯特·肯尼迪所完全承认的那样，他本人的角色“是一种完全支持美国承诺的角色”，这个承诺他在1962年就已表示过了：“解决的办法在于我们赢下来。这是总统打算做的……我们将留在这里（西贡）直至我们赢”。1964年，在一次口授历史时，罗伯特·肯尼迪
说，政府从未面临过要么撤军要么升级的可能。在被问到，假如南越显得就要完蛋了，肯尼迪应该会怎么做时，他说：“等我们到了它的面前时，我们会面对它的”。按他的传记作者阿瑟·施莱辛格的记述，
“罗伯特本人对他哥哥的立场的理解”是，因为多米诺效应的缘故，“我们应该赢得战争”。罗伯特·肯尼迪还说，到1963年年底时，总统已经对他鸽派色彩的顾问艾夫里尔·哈里曼“非常不开心”，因为他老是对西贡来的乐观的报告表示怀疑。肯尼迪的大为恼火使得哈里曼“在那段时间里看上去苍老了差不多10岁……因为他太泄气了”。如果肯尼迪确实打算不胜利就撤军，那么，这么看来，他似乎不仅是在愚弄哈里曼，而且也在愚弄他兄弟。罗伯特·肯尼迪还说，至于吴庭艳的问题则是，我们需要“某个能够赢得战争的人”，而他并非这个人选。
因此，毫不奇怪，罗伯特·肯尼迪完全支持约翰逊继续他所理解的他兄长的政策，一直到1965年战争升级。到1965年年中以后，他才开始在谴责撤军的同时主张谈判。至于他与约翰逊的战争升级政策决裂，施莱辛格追溯到了1965年7月，而索伦森则追溯到了1966年2月。他自己从未建议过撤军或指出过他的兄长有过这样的一个计划。
按照施莱辛格，直至1965年12月，罗伯特·肯尼迪的立场还是如他以下的这些私下讲话里所说的那样：“我不相信撤出军队是可行的。我们必须向中国人表明，我们决意阻止他们。如果我们能够阻挡他们20年左右，也许他们会像俄国一样出现变化。”③
在早期的记述肯尼迪政府的书中，最后的那一本是罗杰·希尔斯曼写的，他是那届政府中鸽派阵营的一个代表人物（与哈里曼和弗出i
雷斯特尔一起，他自己在书中是这样特别指出的）和一名处于特别有利于了解越南政策的地位的高级官员。他的书是在新年攻势之前不久写的，当时美国派遣军的人数已经达到顶峰，国内反战抗议也已经发展到相当规模，而与此同时，在最高层，包括麦克纳马拉在内，对战争提出严重的疑问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希尔斯曼引用的最近的资料来源日期是1967年8月15日。）由于他的职务和这个时间的关系，所以希尔斯曼的记述特别值得关注。
希尔斯曼丝毫不怀疑，他们自始至终不变的目标是“击败共产主义游击队”，并推测，推翻吴庭艳为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第二次机会”。要是肯尼迪还活着的话，“也许他本来是完全可能将美国地面部队投入越南的——尽管我相信，他不会命令他们从越南人手中接过战争努力，而将会把他们的使命仅仅局限在占领港口、机场和军事基地的任务范围之内，以便向北越人证明，他们也不可能通过升级赢得斗争”——1965年初鲍尔和泰勒鼓吹的，然后又得到加文将军等人公开支持的飞地战略。希尔斯曼觉得，约翰逊“真诚地甚至不顾一切地想要使得现行的政策获得成功”，而不投入美国的作战部队，他引用了约翰逊1964年9月25日的话，“我们不希望我们的美国孩子去代替亚洲孩子打仗”；为了强调这句话的重要性，希尔斯曼也将它作为他此书的越南这一节节首引用的约翰逊的几句话之一。④如我们已经见到的，他关于约翰逊的结论得到了这些内部档案记录的佐证。
关于撤军计划，在当时媒体已公开发表的东西之外，希尔斯曼在书中未再为它们增添任何新的实质性内容。他惟一的评论是，以撤军
为条件的乐观主义的预测将逐渐“像阴魂一样缠绕着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和美国卷入越南的整个历史”。“真正的悲剧”，希尔斯曼写道，
“是西贡和五角大楼的许多美国最高级军官都信了它”。他记述了他当时的感觉，除非吴庭艳政权响应美国的压力，专心一意去赢得胜利，或者被愿意去赢得胜利的将军们所代替，否则“在6个月到一年的时间里，越共就将控制这个国家——或者我们就将不得不以美国地面部队接过战争，肯尼迪总统坚信这将是一个悲惨的错误。但是，真正的麻烦在于，即使（西贡）真的有情况发生，形势仍可能会发展到那样一种选择的地步。”至于如何去回应一种西贡政权崩溃的局面，这个问题的回答被推迟搁置起来了，寄希望于它将不会发生。按罗伯特·肯尼迪1964年的话，“等我们到了它的面前时，我们会面对它的”。⑤
在这本他于1967年末所写的书中，希尔斯曼对于约翰逊的战争的保留已经有所减缓。他记述了他与哈里曼和弗雷斯特尔一起反对罗斯托夫的“逐步升级的充分理由”，包括反对最终轰炸北越，他们的根本理由是，“它或许并不管用”（回忆一下，在1964年3-5月时，弗雷斯特尔已倒向罗斯托夫的立场）。他在书中写道，他向约翰逊送出了那份1964年3月备忘录，“作为我的背离的一种政治证明，其内容集中在反对轰炸北越的警告上”，一个在1967年末已成为有高度争议的问题。他这样说他的备忘录是不准确的。在备忘录的总共19个段落中，只有3个段落提到了轰炸北越。他的备忘录集中在反叛乱上，其次，集中在确保西贡的“政治稳定”上，那儿的关于“中立化”的说法必须被止住，也许可以派一个营的海军陆战队到那里去，以防止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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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政变。至于说轰炸北越，在重复他一年前提出的对北越的隐蔽行动应该继续，“使最终毁灭的威胁活生生地保持在河内的头脑里”的同时，希尔斯曼的备忘录提出的只是策略上的反对，并称这样的行动是反叛乱的一种“有用的补充”。他还建议，在镇压南方叛乱取得足够的进展后，“有选择地进攻他们的渗透基地和训练营地”。⑥
总之，在肯尼迪被暗杀已经4年之后，这位鸽派色彩的越南政策参与者对于约翰逊的已经高度不得人心的战争仍只有有限的反对。
他称赞约翰逊以“真挚的”和“不顾一切的”努力在实施肯尼迪的政策，他并没有在任何地方指出，肯尼迪计划不胜利就撤军，甚至没有任何指出，他有过超出他（不太情愿地）批准的麦克纳马拉建议的、以胜利为先决条件的撤军的考虑。他认为撤军问题无足轻重，以至于在这个问题上，他本质上没有为在暗杀前都已大张旗鼓公开发表的信息增添任何新的东西。只是回想起来，他才感到肯尼迪本来或许会做出有别于他的高级顾问的选择，但他没有提出任何证据来支持这种信念。我们再一次面临这相同的3种选择，而留给我们的只有第3种选择才似乎有说得过去的可能：总统并没有不达胜利就撤军的计划。
1964年的内部档案记录表明，肯尼迪的鸽派顾问们当时对事情的看法与他们在1964-1967年的回忆录中所描述的几乎是一样的，因此，他们继续支持约翰逊的政策，有些人极力主张进一步升级，而另一些人（鲍尔、曼斯菲尔德）则称赞约翰逊在升级和撤军之间选择了一条中间道路。所有这些材料汇总到一起进一步证实了公开言论和内部审议讨论的记录的正确性。
这样至关重要的证据的审查就告一段落了：新年攻势前写的回忆录所提供的证据与其他来源的证据是密切相符的。所以，结论不存在任何疑义，在一件关于当代史的事情上，其确定性达到了令人惊讶的程度：肯尼迪总统坚定不移地信奉他所继承并传递给他的继承者的胜利政策，坚定不移地信奉赋予那个结果以巨大意义的那种信条框架；他并没有计划或打算不胜利就撤军；很显然，他几乎就根本没有考虑过那回事，并且在最亲近他的那些人中间，它也被看作只有微不足道的意义。此外，基本事实在当时就已经被大张旗鼓地公布了，甚至比这些早期的回忆录还更加详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