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肯尼迪的战争
由于缺乏民众的支持，艾森豪威尔建立的附庸政权转而对反法抵抗力量（越盟，以后被冠以“越共”的标签）实施了广泛的恐怖。“毫无疑问”，为五角大楼准备的1972年的一份研究结论说，我们“在真正
的共产党和共产党嫌疑犯以及同情他们的村民身上，犯下了无数的罪行和绝对毫无意义的镇压行为。效率在形式上变成残暴野蛮和全然不顾死心塌地的敌人和可能的朋友之间的差别”。杀戮和镇压是马上就开始的，到1957年已有1万人被杀害。贝纳特·福尔（Bernard Fall）估计，在1957年和1961年间，大约有6.6万人被杀害了，在1961年至1965年4月间，又有8.9万人被杀害，实际上他们全都是南越人—国家恐怖或“美国的装甲、凝固汽油弹、喷气轰炸机和最后还有呕吐性毒气的势不可挡的重压的牺牲品”。⑧
军事史专家艾力克·伯杰鲁德（Eric Bergerud）评述说，到1956年，“许多最容易暴露的干部已经被囚或被杀”。虽然吴庭艳的日内瓦协议之后的恐怖“使得（共产）党陷于发炭可危的境地”，但直到1959年底，“该党坚持了政治的而非暴力抵抗的方针”，并且“大体上是尊重日内瓦协议的”，因为它已经“拆除了其军事机器的大部分”，使其干部
“相对解除了武装”。最后，它决定“以牙还牙”，尽管一直到1960年，还只是“小规模和秘密地”。结果，这种反应在美国招致对于共产党背信弃义的歇斯底里的暴跳如雷。
在暴力垄断，它的惟一的资产，已经失去以后，南越政府当即面临着迫在眉睫的崩溃。就在肯尼迪上台之时，美国在老挝和越南的地位似乎都已经陷入了绝望之中。截至1961年，《五角大楼文件》报道说：
在西贡和华盛顿都已变得清楚，越共的黄色的星正在冉冉升起……越共继续在农村掌握主动，控制了大多数老百姓，正在
日益收紧对西贡的包围。对吴庭艳政府来说，按照它当时的走势，关键的问题并非它是否能够击败造反者，而是它能否拯救自身。
肯尼迪接受了一次外交解决，至少是在纸面上，即在老挝，但在越南，他选择了用军事升级作为回应。但
在艾森豪威尔掌权时，《五角大楼文件》报告说，美国部队遵循拉丁美洲恐怖国家的标准，一直是“严格的顾问性的”。但是，随着肯尼迪在1961年上台，根据肯尼迪10月授权展开的美国空军“农场门行动”指示，到1962年1月，美国已经额外提供了诸如直升飞机和战术空中支援之类的军事力量。1961年11月22日，总统授权使用美国军队，用“明显增强的努力，避免南越形势的进一步恶化”，这包括了“增加直升飞机、轻型航空和运输飞机对南越政府的空运”和增加“用于空中侦察、指导和执行空对地支援和特殊情报”的设备和美国人员。列入“这些美国军事单位”的有3个陆军直升飞机连，一个32架运输机和战斗机的军事人员运输中队、一个侦察机队和6架装备用于喷洒植物脱叶剂的C-123飞机。11月11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已经授权调动“飞机、人员和化学除草剂灭杀越共的粮食作物和在经选择的边境和丛林地区实施脱叶”，截至11月27日，据报道“喷洒设备已经在越南的H-34直升飞机上安装就绪，并已作好对粮食作物使用的准备”。截至1962年6月30日，美国的军事人员已从841人增加到了5576人。派遣MAAG（军事援助顾问团）小组的单位已经扩大到了Il：
营级水平，并“开始更直接地参与向越南部队的指挥员提出制定和执行军事行动计划的建议”。约翰·纽曼（John Newman）引用一份军队历史资料写道，截至1962年2月，美国空军“已经执行了数百次飞行任务”，他们常常带上一个低军阶的越南士兵装样子掩饰。在1962年5月的一个星期里，越南空军和美国直升飞机部队就飞了大约350架次（攻击、空运等）。④
美国的升级导致“明显的改善”，希尔斯曼写道。尤其是，“直升飞机真的了不起……他们掠过树顶轰鸣而来，令疑神疑鬼的越共农民不寒而栗”，他们“只是转身逃窜”，变成“容易打击的目标”。肯尼迪还授权使用凝固汽油弹，这使得军事援助顾问团的司令保尔·哈金斯将军（General Paul Harkins）尤其高兴；在被问到用凝固汽油弹轰炸村庄所产生的影响时，他回答说，它“实实在在地教会了越共畏惧上帝”。到1962年年中时，中央情报局已经在进行针对北方的情报和破坏活动了，同时在南方实施“反恐”（即“我们的恐怖”的技术术语）。肯尼迪的1961-1962年的升级的意图是借助各种手段，“通过摧毁它的经济基地和破坏‘阵线’势力最强大的地区的社会结构，打击造反叛乱”，以后，这又被扩大为“脱叶，空袭和不分青红皂白地炮击后来被称作为‘自由火力区’”的区域（伯杰鲁德，Bergerud）。@
随着1962年的军事行动的强化，美国军方变得担心起来，“（对于南越军队，即南越政府的军队来说）支援的飞机和大炮是一种引诱，会诱使他们依赖于用狂轰滥炸来代替侵略性”。不久，国务院就有情报报告传递过来说，“农村中的狂轰滥炸正在驱使无辜的和动摇之中的1la
农民倒向越共”，已经有超过10万蒙塔格纳德人（居住在越南中南部的一个山区民族——译注）逃离越共控制区，其部分的原因就是“南越政府军队和安全部队大肆滥用大炮和飞机轰炸，以及其他明显过分的和没有区别的措施”，这一切“毫无疑问杀死了许多无辜的农民，并使其他许多人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愿意与越共合作”。大量使用空中力量和毁灭庄稼可能激起“农民的激烈反对和对于越共的积极认同”，而越共正在本地人中招募人员，并依靠本地居民作隐蔽和支持（1962年12月）。英国顾问团的超级鹰派丹尼斯·邓肯逊（Dennis Duncanson）报告说，对“开放区域”（没有限制的区域）的村庄随意轰炸的政策是“1962年夏季部落人员大量迁移的主要原因”，他引用的估计迁移人数达到了12.5万至30万。
“增加侵略性”所带来的问题，包括使用大炮和空中力量在内的、
使隐藏在居民中的“敌人‘软化’”所带来的问题，被肯尼迪的鸽派色彩的顾问希尔斯曼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迈克尔·弗雷斯特尔（Michael Forrestal）注意到了，他们评论说，“没有人真正知道……在去年（1962年）被杀死的2万名‘越共’中，有多少只是无辜的或至少是可以说服的村民”，而“在可以说服的村民中被这些不可避免的事故激起了多少憎恨是无法估量的”（例如，攻击错了村子）。同样的问题以后在老挝和在柬埔寨再次出现，美国政府的和独立的学术研究都已证实，对那里的农民社区发动的全面空战在动员红色高棉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②
到1962年时，在动用直升飞机的数量和空中火力上，肯尼迪的战题
争已远远超过了法国在战争的最高峰时的规模。至于说人员数，1949年时，在整个印度支那作战的法国国民总共有2万人（在肯尼迪时代，美国军队的水平达到了1.67万人），在最高峰时增加到5.7万人。③
肯尼迪的侵略绝非秘密。1962年3月，美国官员公开宣布，美国飞行员正在从事作战使命（轰炸和扫射）。到10月份，在2天之中就接连有3架飞机被击落后，《纽约时报》的头版刊登的一篇文章报道说，“在越南空军飞机执行的所有作战飞行任务中，有30%是美国人在驾驶控制”，尽管“国徽已从许多飞机上被抹去了，不管是美国的还是越南的……以避免涉及到的棘手的国际问题”。新闻界还进一步报道说，利用HU-1A直升飞机，美国陆军的飞行员和枪炮手正对南方的游击队采取主动的军事动作，作为一种攻击性的武器，这种直升飞机比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任何战斗机的火力都更猛。武装的直升飞机正经常性地在支援（南）越南共和国军队的行动。记者罗伯特·谢普林（Robert Shaplen）报道了1962年美国在南越南部地区的湄公河三角洲的军事行动，其他的报道也还有。②
肯尼迪战争的性质也绝非秘密。在1963年的一本书中，记者理查德·特里加斯基（Richard Tregaskis）向人们报告了他对直升飞机驾驶员的采访，他们向他描述了直升飞机部队的“疯人们”会如何以枪杀“铁杆的越共区域”的平民取乐。在描述遭到美军凝固汽油弹和密集轰炸的空中打击中的小村子时，自1961年起就任合众国际社记者的马尔科姆·布朗（Malcolm Browne）说，“毫无疑问，其结果是令人憎恶反感的。不幸的是，越共修建的掩体是如此的巧妙，空中轰炸和I熊
凝固汽油弹对它几乎毫发无损，除了直接命中的以外。但是，茅屋被夷为了平地，一般来说老百姓的伤亡严重。在有些地方，烧焦儿童和婴儿的尸体在已成废墟的市场中央堆成一堆，惨不忍睹。”@肯尼迪战争的性质在罗杰·希尔斯曼笔下则更进一步被揭示。
在他1967年的一本书中，他引用了他的“情报和研究局”的1962年12月19日的一份报告，该报告明确提出了几个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在和敌人没有地面接触的情况下，过分使用的空中打击在继续杀死许多无辜的农民”。另一个问题是绥靖计划——将大约700万农民赶进“战略村”的计划——的核心要素并未得到很好的实行。“这些措施的目的在于将农民和共产党隔离开来，保护他们”，但是“过度使用的空中力量和毁坏庄稼”，以及其他的恐怖手段，“完全可能激起农民的一种激烈反对，以及他们对于越共的积极认同”。
在回顾那段历史时，希尔斯曼同样也表达了他对植物脱叶的不满，它“实在太让人回想起毒气战了”，而凝固汽油弹则是有“充足储备”的“一个标准的问题项”；使用凝固汽油弹的斗争，在1962年年中时，“就早已输掉了”。他在1967年写道，“轰炸据报是越共的茅屋、
‘结构’和村庄，平衡下来，到底是得还是失，这是一个仍有争议的问题”。它之所以有争议，是因为两个理由：首先，情报错误，所以有可能攻击错了村庄；其次，“不分青红皂白的轰炸，或者甚至就是轰炸中的粗心大意，都会使人民反戈倒向越共”。正是这些保留才确立了希尔斯曼作为一个主要的鸽派人物的地位。
为了说清楚这些问题中的某一些，希尔斯曼描述了1962年1月I业i
21日的一次行动。策划这次行动的美国高级顾问要求“农场门”中队的B-26轰炸机清晨发起攻击，它们将轰炸和扫射柬埔寨边境附近的一批茅屋；“但是，由于阅读地图时的一个令人悲哀的错误”，希尔斯曼写道，“它们实际上攻击了就在边境那一边的一个柬埔寨村庄，杀伤了一些村民。幸运的是，这个错误迅速得到了纠正。5分钟以后，在发射T-28火箭进行攻击的同时，美国轰炸机用500磅重的炸弹轰炸了目标预定的那个村子。那里的茅屋被轰炸和扫射了45分钟，伤了11名平民，并杀死了另外5名，包括2岁、5岁和7岁的儿童在内。一个空降营然后跳伞降落下了。“除了导致误炸柬埔寨村子的错误以外，整个计划执行得完美而且高效一—但是，它更适合于二次大战的欧洲前线，而并非游击战。”“最大的问题是，”希尔斯曼继续写道，“轰炸茅屋和村子会杀死平民，将居民进一步推向积极支持越共的这一边”；
他们的确一般都支持越共，而南越政府只能通过武力控制他们，这对于国务院情报部门的头子原非秘密。
希尔斯曼赞成反叛乱行动，而不赞成二次大战式的军事行动。因此，他支持英国顾问罗伯特·汤姆逊爵士（Sir Robert Thompson）的战略村的概念，用武力或狂轰滥炸将南越人驱赶进村。希尔斯曼解释说，这些集中营旨在“创造村民能够在越共和政府之间作出一个自由的选择之前必须拥有的人身安全”，一个使他不能在生于斯长于斯的村子中生活的“自由选择”。但是，这个计划以失败而告终。希尔斯曼引用了汤姆逊的话说，“一直以来并不存在任何真正的努力，通过消灭战略村内的越共代理人和支持者，和通过强制实行人员和物资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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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控制，来使居民和越共隔离开来”。“越共的代理人依然故我”，而
“有些越共的支持者和代理人……则毫不费力地重新渗透进村，并继续进行颠覆”。正确的策略原本应该必须确保，在所有这样的支持者和代理人都被“消灭掉之后，才把部队和民事行动队继续转移到下一个地区去”。“似乎十分明显的是，在一个村子的周围设防并没有任何好处，如果防御只是把越共的代理人围了起来”，但他们仍可以自由地与他们的兄弟姐妹亲朋好友交谈的话。所以，“自由的选择”只有在用铁丝网封闭起来的营地里，在占领军的武装警卫下，和在政治反对派
“被消灭”的情况下才能得到。《五角大楼文件》的分析家还说，要取得不得不“被武力驱赶出他们的家园”或被炸弹炸出家园的人的忠诚并不容易，他们由于某种原因，对这些即将来临的、为他们提供一种“自由的选择”——美国式的一—的人的努力，表示了“憎恨，如果不是积极的抵抗的话”。⑥
在肯尼迪王朝各式各样的观点中，希尔斯曼的观点是鸽派这一端的标志。在另一极端的则是沃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和柯蒂斯·勒梅将军（General Curtis LeMay）等人，他们要求美军继续做好这件工作。
京特·莱卫（Guenter Lewy）写了一本关于道德-历史的小册子，顺便说一下，此人仅仅在他认为“无辜的农民”是没有类别之分这点上离开了正式的政党路线，他在书中记述说，到1962年底，美国已经部署了149架直升飞机和73架固定翼飞机，它们已经执行了2048架次攻击任务。“政府军队不能渗透达到的地区被宣布为‘开放区域’，
那里的村庄遭到了大炮和飞机的随意轰炸，以便将其居民驱赶进安全的战略村里去”，他们的想法是，“将农村人口集中到设防的村子中去，以提供他们人身安全免遭越共之害”，而他们却大多数是支持越共的，按美国政府的研究说。所以，惟一的问题是，“这些强迫措施进一步疏远了人民”，因此是不明智的。曾经帮助编写反叛乱手册的纳粹德国国防军的军官们无疑是充分理解他的这种感情的。
著名的人道主义者采取了几乎相同的立场，例如，利奥·丘尼（Leo Cherne），自由议院（Freedom House）的执行委员会和国际拯救委员会董事会主席。这位受人尊敬的（某些）难民的人权鼓吹者在1965年12月写道，“额外又有超过70万难民最近逃离了越共控制的乡村，用他们的逃离行动选择了南越政府提供的微不足道的避难所”。
但就在他这样写的时候，一份美国政府资助的研究发表评论说，美国飞机和大炮的轰炸迫使村民“迁移到将使他们安全地远离这些攻击的地方去……，不管他们对于南越政府的态度如何”，这些事实，当时只要稍微识点字的人几乎都不会不清楚。④
还在此前很久。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对南越的进攻，以及越来越严重的暴行，并未引起可以觉察得到的兴趣和关心，它们就像美国导演的20世纪50年代的恐怖运动一样悄然无声地过去了，几乎没有人表示任何吃惊。而希尔斯曼和其他鸽派人物——即选择集中营和消灭政治反对派而不是狂轰滥炸的人物——的更加人道的想法得到了高度的赞扬，他们受到批判，那只是因为这些为我们“保护”的南越农民提供一种“自由的选择”的努力不力。《五角大楼文件》中透露出来
的更为惊人的信息之一是，对于在越南南方实施的恐怖和屠杀的完全无动于衷的态度，它之所以受到了质疑，只是因为它可能在目标居民中给我们造成的问题，以及如果B-52的袭击“没有显示出明显的效果”可能给我们带来的窘境，有可能使我们“看上去很傻，并招来批评”（威廉·邦迪，William Bundy）。人们对于轰炸北方和派出美国作战部队的决定已经有过很多的深思熟虑。但实际上还没人注意到贝纳特·福尔（Bernard Fall）所认识到的，同时作为1965年初的基本政策决定的那个决定：“改变越南战争性质的”，他写道，“并非轰炸北越的决定；也不是在南越使用美国地面部队的决定；而是以实际上将这个地方击成粉碎的代价，在这个国家内进行没有限制的空战的那个决定”。总之，南方的居民被当作了无论美国选择如何做，都可以追逐杀戮的对象了。
这种理解在国内的知识分子文化界中基本是共有的。在轰炸北方和派遣美国作战部队的问题上，是存在有争议的。但在轰炸南方和其他暴行问题上，则是没有争议的，直至事后很久。《五角大楼文件》
显示的政策设计的这种令人吃惊的不对称同样悄然无声地过去了，没有引起任何注意，大概是被当成平淡无奇，不值注意的了。8理由是很清楚的。轰炸北方和派遣美国作战部队可能对我们有损害。在南方的屠杀则可以畅行无阻完全逃脱惩罚，至少在民众反抗最终开始形成之前。与20世纪80年代里根在中美洲的战争作一比较，它为我们评价最后兴起的民众运动给文化所带来的变化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尺度，并且对它们为何在许多圈子里激起了如此的恐惧作了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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