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北进
时间继续进入到1964年，我们发现肯尼迪时代同样的政策设计和辩论模式在延续着，所不同的只是1962-1963年时的那种战争胜利近在眼前的乐观主义已被舍弃，因为军事形势的真实情形最终被揭穿了，同时美国也没有能够扶植起一个愿意放手投入“大暴力”所需的资源的，并以希特勒式的效率控制其人民、因此克服了令洛奇惊骇的缺点的政府。随着新年的到来，洛奇报告约翰逊说，尽管推翻吴庭艳政权预防了“某些灾难”的出现，但我们“现在正开始看到越南政府的那种内部腐败和身心俱疲的全部，以及我们被给予不准确的情报所达到的程度”（1月1日）。麦科文报告说，军方的战地军官从他们
的越南同事那里“得到了极其错误的情报”，他敦促美国情报部门从此以后要绕过他们，作自己的估计（1月7日）。麦克纳马拉等人同样也了解到，他们一直以来据以建立他们计划的这些“严重不准确情况”的更多的事实（弗雷斯特尔，1月8日）。②
几周以后，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美国“促使越南政府在老挝展开足够规模的、公开的地面军事行动，以阻碍南向的人员和物资的流动”，以及“在越南政府对北越的关键目标进行空中轰炸和对进入该国的海上通道布设水雷时，为它提供武器、装备、顾问和支持”。他们还进一步建议，美国本身“对关键性的北越目标进行空中轰炸”，“如必要，投入额外的美国军队，支持南越境内的战斗行动”，和“如必要，投入美国军队直接参加对北越的行动”（泰勒，1月22日）。@麦克纳马拉的国防部拒绝了这个进言，建议美国只“继续我们目前的为南越军队提供训练和后勤支援的政策”，而不作直接介入（3月2日）。约翰逊志忑不安地拖延着不作决定。3月4日，在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他表明“他既不想在下一个11月到来前失去南越，也不想将这个国家拖入战争”（泰勒备忘录）。3月17日，他否决了参谋长联席会议“投人更多的美国军队”的要求，甚至拒绝授权
“在北越上空进行侦察”。④
截止到那时，肯尼迪鸽派中的某些人已开始向升级倾斜了。弗雷斯特尔在3月18日说，“使我多少更加担心的是那些主张撤出东南亚的人，而不是那个超级鹰派罗斯托夫（Rostow）的信徒”；他还说，这些就是替代的选择，这个观点正在成为我们的一致意见。随着美国在南
越地位的恶化，弗雷斯特尔越来越赞成在强化反叛乱计划的同时，将对北越的军事行动升级，以后他还支持参谋长联席会议对老挝的空中和地面军事行动。@
希尔斯曼的立场与其相似。在离开政府时，他写了一份秘密备忘录（3月14日），他在备忘录中强调要使亚洲人，不论是敌人还是朋友，确信“美国使用合适的、按本质上有限的政治目标度身定量的武力的决心……”的必要性。我们必须表明，“我们决心在东南亚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保护那些反对共产主义的人，并维护我们在该地区的力量和影响”，因此，“必须以能够清楚表明，我们正一个心眼地在改善我们的能力，以便采取一切可能必要的军事步骤，阻止共产主义在该地区侵略的方式（至关重要的是越共的侵略），紧急开始加强我们在东南亚的总体军事态势”。我们或许会借口保护对美国有依赖的人员，在西贡驻扎一个海军陆战队营。对北越的进攻或许是“一个有效的反叛乱计划的有用的补充”，但并非它的“一个有效的替代”。我们必须对北越“继续不公开的，或者至少可否认的，军事行动”，以便“使最终毁灭的威胁活生生地保持在河内的头脑里”。③
回忆一下，希尔斯曼在1963年4月也曾作过同样的建议，用的实际上是同样的措词，包括“继续”对北越实施正在进行之中的不公开的、带有隐含的毁灭威胁的行动建议；他曾建议万一吴庭艳和吴庭儒有任何寻求政治解决的表示，就调派美国作战部队去支援造反的将军们，和如果越南民主共和国试图“对抗我们的行动”，就对他们无限制地使用武力；在暗杀肯尼迪事件发生后，他还曾向南越政府保证，
“我们将在越南保持胜利所需的一切力量”。
到了3月30日，“除泰勒将军以外的所有参谋长都想北进了”，白宫被告知说。弗雷斯特尔支持参谋长们的“美国不公开支持下的南越的公开行动”的要求，但他希望，暂且将“美国直接的行动作为一种应急手段”。不过约翰逊还是继续拒绝，不管是撤军还是升级。如已指出，曼斯菲尔德对此是赞成的。我们必须“帮助越南人自己救自己”，约翰逊告诉洛奇，仅此而已，没有一点多余（4月28日）。④
5月末，麦克乔治·邦迪建议，“对北越（使用）有选择的和小心累进的军事力量”，而弗雷斯特尔在对南越作了两周访问后，报告了他的“非常强烈的个人意见”说，在南方最终“增加美国在农村中的军事和民事存在”的同时，“美国还必须马上对北方走出相当惊人的一步”。6月2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再次要求采取“军事行动，完成对于北越人的意志和能力的摧毁，这是迫使（越南民主共和国）停止（向老挝和越南的叛乱活动）提供支持所必需的”。约翰逊继续按兵不动。在两架美国侦察机在老挝被击落后，他只是在“持极大的保留”的情况下，批准了对一个防空设施进行一次报复性的打击。
8月2日，美国驱逐舰马多克斯号（Maddox）在北部湾遭到攻击，弗雷斯特尔极力主张美国海军部队应该进入北越“或许”声称的12海里的界限范围内作战，并建议考虑“热追踪”至3海里的距离，以及对港口实施空中布雷和“对这些港口中的一个或更多实施无确定目标的空中打击”。他同时承认“北越人以及也许还有中共”或许以为，马多克斯号是在为同一时间正由“南越部队执行的、对越南民主共和国
沿岸的两个岛屿进行骚扰的‘作战计划34A’（OPLAN34A）”保驾护航。中情局局长麦科恩告知国家安全委员会说，“对于我们进攻他们的沿海岛屿，北越人正在作防御性的反应”。国务院持有相同的看法，虽然在同时它对“无缘无故的进攻”发表了一份措词强烈的公开谴责，而政府则起草了国会决议，谴责以后被用作升级理由的“无缘无故的武装进攻”。③
至8月末，参谋长联席会议呼吁美国直接介人的声音变得愈加急切刺耳。他们告诫麦克纳马拉，“加快对北越采取有力的行动是防止美国在东南亚的地位完全崩溃所必不可少的”。邦迪告知总统，“登陆有限数量的海军陆战队保卫特定的设施”，正在考虑之中，虽然麦克纳马拉“非常强烈地反对”那条路线。邦迪认为，“在我们放手让这个国家走之前，我们应该好好斟酌一下”使用“实质性的美国武装力量”的那种“严峻的选择”（8月31日）。③
请注意，这时已经是暗杀后的差不多1年了，而据称，暗杀给了鹰派以接管政权并使战争升级的充分自由（或者，甚至暗杀就是他们所为，以便把他们的人，鹰派的约翰逊，送上台）。
随着情报报告称（9月8日），“当前的形势远比1963年11月时的严重了”，总统顾问们的一致意见是，在老挝南部展开“有限的南越政府的空中和地面行动”的同时，有必要恢复美国海军的巡逻和“南越政府的34A行动”，虽然它们只应在一个稳定的基础已在南越建立了之后。约翰逊同意了，但他同时反对“那些主张对北方采取立即的和广泛的行动的人”的意见。在约翰逊的坚持下，NSAM314（9月10
日）批准了美国海军在“远远超出12海里界限（之外）”的巡逻，和“与南越政府的34A海上行动清楚地割断关系”，对于由南越政府进行的空中打击它也暂且不作考虑，而把强调重点放在“经济的和政治的行动”上。一周后，在另一次所谓的北部湾事件发生以后，总统表示“对证据极为怀疑”，并拒绝了“迅速升级”的建议，事实上是拒绝了做出任何反应的建议。乔治·鲍尔的对于海军巡逻的疑虑引起他的共鸣，从中他“再一次发现了（很大的）力量”，使他再一次与更为极端的肯尼迪鸽派站到一起。
10月1日，情报报告南越形势进一步恶化，参谋长联席会议重申了他们的要求，采取“强大的军事行动……以防止美国在东南亚地位的崩溃”（10月27日）。泰勒，他已经取代洛奇出任大使，继续反对使用美国军队（见下文）。11月23日，参谋长们提出了一个“对于越南民主共和国实施有控制的极度军事压力的计划”的建议。泰勒告诉华盛顿，“一年以前还被认为几乎没有越共的南越的北部省份，现在已经深深地陷入麻烦之中了”，只有“英雄式的处理”才或许可能复活那个反叛乱计划，它现今已在各地都“陷入泥潭”。除了逼迫越南民主共和国“使越共停止抵抗”外，已没有其他可供选择的余地留下。在南方进行了一阵目的归属不明的轰炸以后，泰勒和军事指挥部建议，对越南民主共和国作“40架次的空中打击”，作为“报复”，这对提高“在南越的美国人员的士气将产生奇迹”，麦克乔治·邦迪则力劝总统接受建议（12月28日）。但总统拒绝了这些建议，相反却提议，别动队、特种部队和海军陆战队也许可以用来“加强越南军事单位的攻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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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就这样结束了，随它结束的还有新近开放的内容广博的内部档案记录。这些内部档案记录的贡献在于，它们给那个已经似是而非的论点—肯尼迪打算不胜利就撤军和暗杀造成了政策的剧变（或者，事实上对它们产生了无限的影响）——带来了更损根基的打击。正如档案没有任何的蛛丝马迹表明肯尼迪本人有任何这样的意图一样，档案也没有任何记录表明他的顾问们，不管他们的鸽派色彩有多么浓，感觉到了约翰逊总统在极力主张一条过于侵略性的路线，或者已经离开了肯尼迪的立场。相反，它们证明，约翰逊自始至终对美国的军事行动保持了怀疑和不情愿，因此赢得了鲍尔和曼斯菲尔德对他的“明智的谨慎”的赞许，而其他的肯尼迪鸽派们所极力主张的则是美国采取更强硬的军事行动。那种认为在1962-1963年的那些乐观的预测崩溃时，肯尼迪本来也许会做出不同的反应的信念仅是一种信仰的行为，除了它所基于那个相信总统具有某种他周围的每一个人都不具备的、且没有留下任何可以察觉的痕迹的精神品质的信念之外，它是建立在完全的虚无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