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稳定的指导方针
以下的两章专门用于记录越南战争关键的1961-1964年这段期间政策规划的演变（第一章），及其随着条件的变迁而对它们做出的重新解释，一件极具独立意义的事情（第二章）。
我们有几个来源的证据需要考虑：（1）历史事实；（2）公开的陈述；（3）有关内部政策规划的记录；（4）肯尼迪知情人的回忆录和其他报告。就资料而言，上述每一个来源都有充分的资料提供。尤其是有关内部政策审议的记录，自从两个版本的《五角大楼文件》，以及随后的其他一些文件公布以后，其资料的可获得程度已远远超出常规的标准了。最近公布的数千页关于1961-1964年期间国务院的正式历史文件则又额外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军事史研究，尤其是专题性的研究，也为深刻理解这些事件及其幕后背景提供了很多深刻的见解。
尽管历史从来不允许有任何确定的结论之类的事情，但依我看，在本案例中，由于其历史记录之丰富翔实及前后的连贯一致，我们可以得出某些异常自信的结论来。简言之，就我而言，这些历史和文献记录所勾画出的基本的真相似乎就如以下所述。③
越南政策属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政策规划的总体框架以内，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总体框架被修改之前，它几乎从未受到过挑战，这种修改一部分就是印度支那战争的后果。@由于充分意识到
它要反对的是民族主义的力量，而它的附庸们不可能经得起政治竞争，美国迅速做出决定与法国共命运。因为这些原因，采用和平手段解决从未进入过选择的视野；相反，却是作为一种威胁而被规避。同时政策制定者们也理解，诉诸战争和颠覆的手段，在国内获得的支持甚微。因此，行动必须没有多少耽搁并尽快结束，在可行的程度内，将印度支那留给附庸政权去控制。
从1950年起到20世纪70年代初，基本政策得到了坚持，尽管到了期末时，它们的可行性和代价的问题已变得日趋紧迫，亟待解决。
1954年的日内瓦协议墨迹未干就立即被推翻了。美国将一个附庸政权强加在以后被称作“南越”的地方。由于缺乏民众的支持，这个政权诉诸大规模恐怖以控制其居民，最终招致民众抵抗，以致达到它不能控制的程度。在肯尼迪上台时，美国地位的崩溃似乎已是迫在眉睫之事了。所以肯尼迪在1961-1962年使战争升级。军事指挥部对于暴力升级所取得的胜利欣喜若狂，以为战争马上就能结束，结果将是美国在军事上大获全胜，美军班师回国。肯尼迪有保留地赞同了这些预言，但对他的顾问提出的撤军建议，他从未完全心甘情愿地作过承诺。
无一例外，所有的撤军建议都是以军事胜利为条件的。已知的政府的每一项计划在这一点上都十分明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63年10月的“在不损害战争努力的条件下，以训练有素的越南人代替美国人员的计划”，以及总统的“提高战争努力的有效性”，以确保“我们胜利的基本目标”的指示（斜体强调乃本人所加）。
到1963年中期，暴力强制手段似乎在乡村取得了成功，但是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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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压在城市里招来了大规模的抗议。此外，那个附庸政权还在要求削减美国的作用，甚至要求美军撤走，并正在向北越做出和平解决的姿态。因此，鉴于其对于“我们胜利的基本目标”的不可动摇的承诺，肯尼迪政府下决心推翻那个附庸政权，转而支持将对这个目标做出坚定承诺的军人集团当政。所计划的军事政变发生在1963年11月1日，把将军们送上台控制了政权。
如美国军事指挥部所预言的，政变导致政权的进一步分化瓦解，并且随着前政权的官僚机构的解体，它使得人们为时已晚地认识到，军事进展的报告全是建筑在沙滩之上的。更可怕的是，将军们也证明不愿意接受美国的目标；所有方面的越南人都在寻求某种类型的避免这场毁灭性战争的和解，而如果美国坚持它的军事胜利要求的话，战争正在变得越来越有可能。③
11月1日政变后，鉴于两个新的因素：（1）一个扩大军事行动的稳定基础最终已被确立的希望的出现；（2）认识到农村的军事形势一团糟，策略有了修改。第一个因素使升级成了可能，而第二个因素又使它成了必要，而以前这上面的种种希望都已被看作空中楼阁了。随着前提条件的崩溃，撤军的计划不久就不得不被抛弃。随着美国军队不可能在“不损害战争努力的条件下”就撤退变得明朗起来，明确建立在此条件之上的撤军计划也就全部落空了；接下来的事件清楚地表明，要实现“胜利的基本目标”，事实上美国军队的数量还不得不增加，事情被转交到了约翰逊政府手中，情况并没有变化。到1965年初；惟有一次大规模的美国人侵才能防止政治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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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政策假设，它们从未受到过严重挑战，允许的也只是极为有限的选择：1965年初，对南越的进攻飞速升级，并且战争还扩大到了北越。
到1967年，军事指挥部又一次开始看见了“隧道尽头的曙光”，并提议撤军。这些希望被1968年1月的新年攻势击得粉碎，它表明这场战争不可能很快能赢下来。至此，国内的抗议和相对于其他的工业化竞争者的美国经济形势的恶化使得国内的上流精英们相信，美国应该采取行动脱身了。
这些决定启动了与对南越——至此，已是对整个印度支那一的另一次军事攻击猛烈升级结合在一起的美国地面部队的撤出，以期那些基本目标仍能够得到挽救。谈判继续在尽可能地被推迟，而当美国最终被迫在1973年1月签订了巴黎协议后，华盛顿马上用最清晰和最明确的语言宣布，它将在每一个关键的方面推翻这个协议。它确实就着手那么做了，尤其是通过违反协议，增加在南方的暴力，在国内赢得了大量喝彩，因为这个策略似乎是成功的。持不同政见的记者们是有可能告诉人们真相的，但是主流媒体对于这样的异端真相是视而不见的，而且至今仍是如此，真是一项维持严厉得令人难忘的禁令。③美国及其附庸的这些行动再次激起反应，附庸政权再次垮台。
这一次美国再也没能拯救它。到1975年，战争结束了。
如前所述，美国取得了局部的胜利，但就不过如此而已。在消极的方面，附庸政权已经倒台了。不过，黑暗之中总算还有一线光明：印度支那已成了一片废墟，不用担心成功发育的“病毒”会使其他人I雄
“感染”，而且，几个凶残的军事政权已把这个区域与任何残余的危险隔绝开来了。另一个结果是，这是数年前就可以预见到的，南越和老挝当地的武装力量，由于经不起美国的猛烈进攻，已经大伤元气，留下北越一枝独秀，成为印度支那的主导力量。0至于说，如果这些力量都生存下来，并且让这些国家都按自己的方式发展，那里本该是怎样的一种局面，只能留给人们去猜测了。权力的仆人们倒是乐意提供所要的答案的，但是，这些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们只反映信条的需要。
基本政策在实质性问题上保持始终如一：尽可能快地从一场不得民心和代价昂贵的冒险中解脱出来，但是，只是在病毒被摧毁、胜利得到保证以后（不过到20世纪70年代，对于美国的附庸政权能否扶得住的疑问已越来越大了）。随着情况和看法的改变，策略发生了改变。但是，政府更迭，包括肯尼迪被暗杀，对政策并没有任何大的影响，甚至对策略也没有任何重大的影响，如果考虑到客观的形势和形势是怎样被看待的话。
对我来说，以上似乎就是对总体情况的一个很好的初步概括。下面我们将直接进入1961-1964年期间的各种具体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