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军方的观点
人们或许会问，为什么军事指挥部没能认清农村中形势的真相。
这个问题被纽曼极其信赖的军事史学家安德鲁·克雷皮尼奇（Andrew Krepinich）解开了。他解释说，最高指挥部受到一种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信条中总结出来的“概念”的引导，尽管它遭到来自现场的负面报告的挑战；这些报告顺理成章地都被弃置了，所有熟悉军事史——或者托尔斯泰小说——的人，对这一事实均不会感到惊奇。0在吴庭艳被杀后（军方对此是反对的，他们精确地预计到，这将使得军事形势恶化），官僚结构遭到侵蚀，真相开始慢慢败露，最终导致修正政策设计。但是军事指挥部的错误的报告还在继续误导最高文职领导，直至1968年的新年攻势。在那些年中参加了最高级的政策设计会议和同时也定期得到校级的军官和中情局人员简报的、约翰逊的一位密友私下告诉我说，下级迎合他们所知的上级所好修改他们的报告，而人们又只听他们所想听的报告，经过这样一个自然的过程，来自战场的悲观的报告就被有规则地篡改，而发生了质变，所以当它们到达总统的最高级顾问那里时，它们已成为进步的令人鼓舞的征兆了。
正如常有的那样，最高军事领导在这场战争问题上是尖锐分裂的。1961年4月，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Douglas MacArthur）警i
告肯尼迪说，在东南亚作战将彻头彻尾是一个“错误”，他还说“我们的战线应该是日本、台湾和菲律宾”。麦克阿瑟的陆军参谋长职位的继承人马修·李奇微（Matthew Ridgway）将军也采取了这相同的立场，他“在一系列连续的备忘录中论证说，美国应该避免一场在亚洲的地面战争”，马库斯·拉斯金（Marcus Raskin）注意到。李奇微在1954年时就已强烈反对美国的干预。1956年他在文章中写道，在东南亚，美国的即使有限的一点存在都会“有一种不祥的意味”，因为它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地面部队的投入。关于空中支持，李奇微在回顾了朝鲜战争后，结果使他发觉“不可思议的是……我们竟站在犯同样的悲剧错误的边缘上了”，但肯尼迪不久还是就这么干了。以后，他也“激烈反对干预越南”，军事史学家罗伯特·布赞科（Robert Buzzanco）这样写道。陆军计划部长詹姆斯·加文将军（General James Gavin）也发出过警告，反对美国干预，并在整个艾森豪威尔时期自始至终继续批评美国卷入印度支那，再以后他成了“飞地战略”的拥护者。在李奇微批准的1954年的一项政策设计研究中，加文发现干预将需要投入巨大的军事资源。他还对军种之间的竞争在驱动政策中所起的作用发出警告，因为在上世纪50年代末他就注意到了，“似乎是军种之间的激烈竞争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在本质上都是工业的竞争”。J·劳顿·科林斯将军（GeneralJ.Lawton Collins）是另一名干预政策的批评者，他在晚些时候曾经说过，他不“知道有任何一个高级指挥官是赞成在亚洲大陆板块上作战的”。
1949年7月，参谋长们警告说，“属国人民中间政治意识分歧的
日益扩大和好斗的民族主义的兴起”是不可能用武力粉碎的，并还警告说，越南的民族主义“不可能被逆转”，从那时起，“确实，美国武装部队比其他任何一个机构——不论政府内的或政府外的一—都更卖力地反对军事上卷入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布赞科这样下结论说。参谋长们“一致反对投入任何军队”，国防部长罗伯特·洛维特（Robert Lovett）1952年写信给北约总司令艾森豪威尔说。相比之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文职领导却赞成投入军队。参谋长联席会议“坚持，美国决不可作财政、军事，或经济承诺”，干预东南亚，《五角大楼文件》分析家得出结论说。1954年的一份参谋长联席会议报告得出结论，没有一个民众支持的强大基础，“再多的外部压力和支援都不能长期推迟共产党在南越的全面胜利”。陆军计划人员在1950年就已经作出估计，80%的越南人支持胡志明，而他们中的80%并非共产党员，这是一个没有发生变化的估计。15年后，美国政府对越共变节分子和俘虏的研究发现，“他们中很少有人认为自己是共产党员，或者能够对共产主义下一个定义”，或者知道北越在战争中所起的任何作用，“除了作为一个宝贵的伙伴除外”。①
尽管肯尼迪的“行动知识分子”带来了一些变化，这些态度并没有消失。越南的美国最高军事指挥官，军事援助顾问团团长莱昂内尔·
麦加尔将军（General Lionel McGarr）1962年2月22日告知肯尼迪说，“在提供工具给南越政府去完成这项工作时”，美国“一定不可以提供太多，以至于他们都忘掉了，拯救这个国家的工作是他们的工作一一只有他们才能完成它”。罗伯特·布赞科是在学术上已对这个排：
主题给予最密切关注的人，他得出的结论是，“尽管约翰·纽曼的最新论点说，是参谋长联席会议迫使约翰·F·肯尼迪不顾他的严重保留，对（南）越南共和国政府做出了更进一步的承诺，但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即使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军方仍未觉得非干预印度支那不可。”@
肯尼迪最信任的军事顾问，泰勒将军，与其他高级指挥官一样，对派遣作战部队一事心存疑虑，太平洋舰队司令海军上将亨利·费尔特（Admiral Henry Felt）也一样。1963年9月，正当推翻吴庭艳一吴庭儒政权的计划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之时，泰勒表示“不愿意考虑在越南的作战中使用美国部队”，尽管在“我们惟一的目标是赢得战争”这一点上，他与总统和他的其他高级顾问的观点一致。1964年9月，即暗杀发生一年后，泰勒解释说，越南军事援助指挥部“不考虑”投入作战部队，因为驻越美军总司令威斯特摩兰将军附和麦加尔的观点，觉得使用美国军队“将是一个错误，这是越南人的战争”。泰勒本人也是同意这一观点的，所以继续力主，美国应该坚持
“越南人在南越打他们自己的仗的原则”（1964年11月3日）。因此，他反对派遣后勤部队发放洪水救济，因为那将需要派遣“一定数量的美国作战部队作近距离保护”。他还争辩说，形势根本无法与远为严重的1961年洪水相提并论，当时他曾建议派遣“有作战部队保护的美国后勤部队”，用于“洪水救济行动”。两周后，他告诉约翰逊总统，他现在“十分肯定【美国作战部队】是不需要的……因为洪水损害的估计减小了”。他反对派遣作战部队的立场在继续着。
1965年2月，他反对威斯特摩兰将军的派遣海军陆战队保护蚬港的美国空军基地的要求，他再次力陈，这样将很难“在将来守住部署部队这条线”，而美国应该坚持“避免在南越投入地面作战部队的长期政策”。在他的建议被拒绝以后，他转而支持极端鸽派提出的“飞地战略”。③
在以后的岁月里，就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肯尼迪在他的1963年声明中公开重申了麦加尔一威斯特摩兰一泰勒“原则”的这件事被赋予了重大的意义，这个原则就是：“归根结底，这是他们的战争。他们不得不去打赢它或者输掉它。”因此，值得强调的是，这条“原则”在整个内部的和公开的讨论中，始终被公认是有权威性的。麦克纳马拉一泰勒给总统的10月2日报告说，“然而，美国的顾问工作并不能确保终极的成功。这是一场越南人的战争，说到底，这个国家和这场战争必须完全由越南人来管理和进行。如果我们将我们的顾问驻留的时间长得超过了他们的真正需要……，这就将有损他们的独立和他们的主动性发展”。只要按照这些条件的胜利希望似乎仍然存在，高级官员们就要坚守那个立场。1964年1月末，在众院武装部队委员会作证时，麦克纳马拉说，“这是一场越南人的战争。他们将不得不承担赢得它的首要责任。我们的政策是将我们的支持限制在后勤和训练的支持上……”。在这场“反游击战”中一一它“只能靠越南人自己去赢下来”——“我们的责任并不是用我们自己去代替越南人，而是训练他们去进行他们自己有能力进行的行动”。他重申了他的期望，希望撤军能按计划进行。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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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随着胜利的前提被发现是不现实的以后，麦克纳马拉等人改变了他们的策略立场。再一次，在对形势的估计改变以后，认为肯尼迪做出的反应会与他最信任的、他已向他们托付了战争责任的顾问们的反应不一样，也仅是一种信仰的行为。
1965年3月当西贡军事当局发发可危时，泰勒也是“强烈反对”要求派遣作战部队的决定，并继续反对作“匆忙的和考虑不周的”更大承诺的建议。伯杰鲁德注意到，在1965年年中时，“马克斯威尔·泰勒大使和乔治·鲍尔主张大幅度限制美国军队水平和在战略‘飞地’
及周围使用美国军队”。然而，泰勒的“越南人打他们自己的战争的原则”只是在策略判断上的见仁见智而已，是建立在一种即使背离这个原则也“不会得到任何明显的收获”的估计之上的（1964年，11月3日）。在这一点上，他是与肯尼迪完全一致的，现有可查的记录就证明了这一点。
1963年，在与他的同事军官们的讲话中，新任海军陆战队司令的华莱士·格林（Wallace Greene）警告说，美国军队“陷进了南越的泥潭……而我们似乎对此并不能有多大的作为”。海军陆战队“不希望在南越再有任何更多的卷入”，他告诉他们。越南军事援助指挥部的计划负责人理查德·史迪威将军（General Richard Stillwell）1964年3月的一份报告证实了格林的判断，他建议采取种种行动，但不建议派遣美国作战部队。1965年1月，经泰勒的同意，越南军事援助指挥部的所有成员继续反对美国作战部队介入，他们认为这“将至多买来了时间，但将导致越来越增加的承诺，直至与法国人一样，我们将占领
的是一个根本上敌对的外国”。1965年5月，格林再次警告，这一场
“不想要的、不愿要的和悲惨的战争”正在变得更糟，他特别提出至少有半数的美国人“不想与它有任何相干”。
格林的前任大卫·索普将军（General David Shoup），在肯尼迪的整个任期内，他都就任海军陆战队司令，并是众所周知的肯尼迪的“最喜欢的军种首脑”，报告说，在参谋长联席会议考虑部署军队时，“每一次…我所认识的每一位高级军官……都说，我们应该永远不派地面作战部队进入东南亚”。索普是那场战争的特别强烈的反对者。在文职人员中，很难发现一个持有接近于他1966年5月在初级学院世界事务日（Junior College World Affairs Day）演讲中所发表的那些观点的：
我相信，假如我们不曾并将不用我们肮脏、血腥和被金钱扭曲的手去插手这些有着如此多的受压抑的和受剥削的人的国家的事务，他们将达成他们自己的一种解决办法。那是他们自己设计和想要的。那是他们为之战斗和努力的。（并非一种）被美国人塞进喉咙的（解决办法）。
肯定地说，以后将自己描绘成升级的反对者的阿瑟·施莱辛格等人并没有采取过这样的立场；经常在媒体抛头露面的鸽派也没有。③
这些观察为我们基于内部的讨论审议资料之上的结论又增添了更多的分量。资料证明，在这些内部讨论审议中，肯尼迪坚持要取得胜利，并只有在此条件上才考虑撤军。假如他真打算过撤军的话，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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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是可以召集受人尊敬的军方指挥官来为他作为他的后盾的。但他一点都没有这样做，却反而宁可大肆宣扬赌注巨大，需要我们坚定立场，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以此煽动战后的那种情绪。
卷8